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

（日）吉田实 著

王武云 / 朱新建 译

序言

《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一书原作是吉田实先生在 1998 年 5 月所写的“备忘录”。

作者 1931 年 7 月 11 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正如作者所言,这一年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性大事件—“满洲事变”(柳条湖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三岁的时候他随父亲(台湾总督府官员)到了台北,先后住过台北近郊板桥、基隆、淡水等地。

战后的第二年,1946 年 2 月,十四岁的时候迁回到日本。他的童年少年时期是在“殖民地台湾”渡过的。

作者大学时代是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专攻国际关系论(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地区关系说),研究有关中国及近邻的亚洲各国关系。毕业论文是“论毛泽东的矛盾论”。

1961 年他从大学毕业后进了朝日新闻社,开始了记者生涯。1962 年 6 月他被朝日新闻社派到香港大学东方研究院进修。第二年的 63 年回到日本,调到东京总社国外通讯部,直到 1966 年秋,负责掌握中国大陆的动向。

1964 年 2 月 20 日,他曾首次采访应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的邀请来日的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赵安博。

第二天 21 日的朝日新闻晨报上,他的这次采访报道作为特讯登在头版头条。横标题是:“赵安博谈打开日中关系”;竖的两个大标题是:“乐观看待邦交正常化”、“不期待靠赔款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标题是:“努力实现互派记者”。

这条新闻报道,促进了中日复交谈判的顺利展开。同时,也确立了他在朝日新闻社不动的地位。

1966 年 11 月,“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时,朝日、每日、读卖新闻各派一名代表随同代表团访华,他代表朝日新闻社赴北京访问。这是他第一次踏进中国大陆。回国后,在朝日新闻的晚报上,他以“动荡的中国”为标题,作了连续专栏报道。朝日新闻晚报的英文版也全篇翻译连载。颇受读者好评,我个人也是当时的爱读者。

1967 年 7 月,他写完了《现代中国—党、政、军》一书,由中央公论社出版。这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大作。

1967 年 8 月－10 月,他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作了两个月的访问,而他访问的目的是要了解“美国的中国观”。

同年,继美国访问之后又受英国外交部的邀请访问了英国。他告诉英国记者说,中国不会用武力解放香港。

1968 年 10 月出任东南亚特派员,一直到 1970 年 10 月。这段期间正是越南战争发生转折,美国尼克松总统决定从越南撤军,同时也是美国的亚洲战略转换以及对华接近政策的开始,促进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时期。

1972 年 6 月,朝日新闻社决定派他出任北京特派员。同年 7 月 6 日,佐藤荣作内阁总辞职,田中角荣当选为新首相。8 月下旬,吉田实便由香港到达北京赴任。

9 月 25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抵达中国北京，进行两国邦交正常化会谈。

吉田实很幸运,他亲眼目睹了中日两国首脑进行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历史的证人。

1975 年他调回日本。

1982 年春他出任香港特派员。这年正是中英两国就香港的前途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1984 年春,他在朝日新闻报上以“转换期·香港的智慧”为题,分作十次进行了连载报道。笔锋犀利,作作有芒。

1984 年 6 月,他出任朝日新闻社亚洲局总局长,从香港转入新加坡。

1986 年,他被调回东京总社,担任中国亚洲地区的编辑委员。87 年 3 月,他重访时隔四十一年的台湾。

一位童年“吃米粉长大的”日本老记者又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

1990 年他出任朝日中国文化学院院长,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移身杏林。

从上述的经历来看,在三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有二十七年是以中国和亚洲为他的活动中心的。再加上他童年时在台湾的十一年,他和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至少有三十八年。

著者撰写本书所采取的立场侧重于现代中国政治发生的史实。他所持的观念及编年铺叙都与中日学者异趣。各个事件的记述都能反映出时代的意义,标示重点。虽著者所持若干观点,或不欲苟同,则有待读者自行判断。窃揣著者本意,欲以与中国渊源深切之日本人身分,撰述中日问题,故立论与日本学者不同,

他避免了浓厚的日本色彩,涮去了日本人的有色眼光。作者的此项努力,诚值得钦佩与赞赏。

笔者与著者吉田实先生同为日本东南·东北亚研究会成员,相识十余年。深知其热爱中国,堪称为中国人的老朋友。

译者王武云博士·校译朱新建教授为余之大学同事。平素治学态度严谨。书译成后,嘱余为序,不揣浅薄,略赘数言;如有助于读者,则幸甚矣。

爱知学院大学教授

辽宁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文学博士 李 明

2003年4月29日

前 言

时间过得真快。去年（1997 年）9 月 29 日是日本和中国实现历史性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之日，今年 8 月 12 日将又是两国签定盟誓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二十周年纪念日。

在这两个“大愿成就”中起着指挥作用的日中双方的最高领导者们都已不在人世了。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主任。日本的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后为首相）、和福田赳夫首相。

在这期间，日中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领域里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在其根底里，双方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信赖关系”，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其代表性的现象是，只要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上就是“历史认识”、“台湾问题”，最近又加上了围绕着日美防卫条约的“修正防卫线”的争论。特别是，就新出现的“周边事态”的设防问题，引起了中国方面极大的不信感。因为这谁都能看得出，“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就是在设防范围之内的。

笔者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之时，曾作为常驻北京特派员，是现场采访记者之一。在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交涉期间，我先在北京，后在东京，对那次长达三年以上的交涉进行了详细的追踪报道。

回首往事，面对现实时，不少人深深感到，日本民族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身背两个历史的“包袱”，而且对此一直是采取暧昧的态度。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德国前总统布尔兹在战败四十周年纪念日讲演中的那句:

“无视过去的人，最终对现实也将是盲目的”的名言，使我们再次感到意味深长。

简单地说，第一点是，日本民族在“战后五十周年”之前，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广大东南亚诸国犯有“侵略五十周年”的历史这一“铁的事实”，在意识深处还没有进行彻底清算。第二点是，虽然战败后的日本在和平宪法之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安全才得以保障的，而且在亚洲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又受益于巨额军需。每当出现什么不和之事时，日本总是被中国、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等亚洲诸国打“历史牌”，被美国打“安保牌”，也缘于此。关于这点，本书“第十五章”将作叙述。

本书并不是一本什么给见识丰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理论的书籍。这是一个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与以华人社会为中心以及亚洲各地的人们有着紧密关系的一个日本人的“备忘录”。

笔者在少年时代曾在当时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渡过了十一年。这段“亲身经历”成为一个极大的契机，以致于我在学生时代选择了中文和国际关系论（主要是亚洲地区关系学）专业。在我长达三十五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一大半是奔走于围绕着中国问题、日中关系和亚洲问题的采访工作。在后来担任“朝日中国文化学院”院长的八年中，也是一直注视着以日中关系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的动向。

在那段时间里，笔者见识了无数的人物，经历了各种重要的场面和事件。本书就是以在这些场面中实际经历过和感受到的为主体，按照当时的动向所记述下来的一部手记。在动荡和纠纷之中，笔者一直追求的主题是：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人类，当然日本民族也包括在内，尽管国家和民族不同，怎样才能找到一条与他人共存之路？

将要结束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对立的世纪”。但是在世纪末以美苏为主的思想上的冷战体制崩溃，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尽管有人说是“美国独占天下”，但世界各地还是开始出现了要求重视人类尊严的“对等和平”和“共存与共荣”的动向。

在这当中，一种新的重大局面正在展开。那就是隔着亚太地区一直对峙的美中两国正开始朝着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在努力。

震惊世界的 1989 年 6 月 4 日的“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主席于去年 10 月下旬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在失去实权者邓小平后并顺利完成了“香港的主权回归”和“第十五届党大会”等重大国事后的一次访美。在处理似乎是在借此机会发生的香港股票大暴跌问题上，中国为通货安定，也表现出了负有责任的态度。

为此，今年 6 月下旬美国总统克林顿将率领一千两百多人的超大型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而且美国代表团一行还将借此机会访问香港。这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因为自东西冷战体制崩溃后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总算朝着二十一世纪把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对外战略最重要的课题了。

现在，在日本内部，由于国内的闭塞，不少人对美中在日本上空公开进行着的那种越顶外交的最高级首脑会谈，陷入了一种与己无关和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日本被美国的“行动范围”所钉死，而且被与对华改善倒行逆施的“周边事态”捆住了手脚。而中国一方面却因为“周边事态”对日本发牢骚，一方面又要与“罪魁祸首”的美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但这不正是可以说这种局势的出现正是日本民族在二十世纪前叶和后叶欠下的那两个“历史重债”所导致的结果吗？现在正是我们要睁开过去紧闭的双眼，认清盲目不清的现状的时候了。只有吸取历史教训，面向未来，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继迟浩田国防部长后，中国在今年春天又让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领导人的胡锦涛国家副主席率先访问了日本。继后，日本的防卫厅和国家公安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也访问了中国。今秋美中首脑会谈后，江泽民主席将亲自访问日本。可以肯定，中国决没有忘记邦交正常化时日中共同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今年秋天韩国的金大中总统也将访问日本。据来自汉城的报道说，金总统表示了在日韩首脑会谈之际，将就对日本过去的清算、天皇陛下的访韩以及日本文化开放等问题进行全面性的讨论并探求解决方法。这是在今年 4 月 29 日在会见访问汉城的日本各报社政治部长时透露的。

金总统在会见中谈到“我衷心希望实现和解和合作关系，”并希望日韩双方都能作出努力。就日本他举出了“德国具有诚意的态度”为例，指出日本要赢得周边国家的信赖有必要对过去进行清算。

同时，他还指出韩国人民也应该看到战后日本肯定的一面，并说他对“维护世界和平、维持决不重犯历史错误的和平宪法”予以高度评价。

江泽民主席和金大中总统今年秋天的访日对在先头的“美中首脑会谈”时似乎陷入进退维谷的日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打开局面的机会。日本应该以此为重大契机，为从根本上清算与中国、韩国以及广大亚洲诸国的“过去”，以诚意去争取在各个领域里进行广泛深入的“信赖关系的酿成”。而且，以此为基础，在日美关系方面也应该把“日美安保”这种同盟关系的实质努力从现在的“从属关系”转变为“对等关系”。

本书由衷希望的也莫过于此。诸位读者如能屈读拙书并赐以激励，笔者将感激不尽。

“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为了世界和平，日中两国一定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中文版出版纪念

吉田实

日中两国政府以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共同声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签署)为基础，於七八年八月十二日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而二〇〇三年的今年，正好是二十五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在如今回归到了祖国的香港，本人的拙著《日中报道－回想的三十五年》的中文翻译版，以《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出版，这真是莫大的喜悦，对此深表谢意。

《日中平和友好条约》， 如 文 所示，是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誓约，是日中双方极为重要的《指南针》。 根 据这个友好条约，日中两国表示要面向未来，为繁荣经济和文化，为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人与事业的交流而努力。同时，两国还互相确认了，要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两国间所有的纠纷，决不诉诸於武力或武力恐喝。其根本原则就是条约正文第二条所强调的“反霸条款”。在这里明确地记载着“互不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对立，苏联方面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一直坚持把“全方位外交”作为基本的立场，使得谈判从开始到条约缔结花费了近六年的时间。最后，中国方面也体谅了日方的难处，双方达成协议，增设了一条“此条约将不给缔约国与第三国的关系的立场带来影响”即(第四条)。这样双方在坚持各自的基本外交政策的同时，即互相认可，又寻找到了两者的共同点。从这个意义来说，“日中平和友好条约”，不仅为日中两国，也为地球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家，在寻求自己与他人共存的道路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尽管如此，在当今世界上，“依存”与“对立”的关系一直在反复交替，日中关系也不例外。众所周知，近几年来，日中两国在应付各自“国内情况”的同时，在政治方面不断地出现“不协之音”。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小泉纯一郎首相的不拘常规的连续三年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严重伤害了中国及朝鲜半岛人民的民族感情，日中最高首脑的互访都搁置楼阁，这实在是遗憾致极。

但是，在骤冷的政治关系中，两国间人民的,经济的,文化的交流，却在多边且多层次地发展。而且，这多种形式的交流和合作，给双方带来了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和恩惠。“存异求同”、“与时俱进”——也就是说，不管出现什么矛盾和对立，也要坚持共同制定的要世世代代不变的那个“指南针”。双方要为把“对立”关系转化为“依存”关系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再转眼看看世界。在这个地球上，冲击性和悲剧性的事件不断发生，这在冷战时代也没有预料到。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袭击美国中枢的“同时多发恐怖事件”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撼。这在自认及公认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内部，引起了心理上的巨大不安和焦虑。布什政权认定奥萨马·本·拉登是恐怖组织的主谋，并以此首先推翻了隐匿他的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接着又把认为是“恐怖活动温床”的伊拉克侯赛因政权作为靶子，联合英国的布莱尔政权，不顾联合国机构以及盟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反对，发动了超法规的“伊拉克战争”。

在美国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攻击下，伊拉克的侯赛因政权瞬间倒台。进而美国又开始把矛头转向了与伊拉克,伊朗等国一起被看作成是“万恶之源”的北朝鲜。不幸中的万幸是，布什政权目前一边极力控制国内想乘胜追击的强硬派的主张，一边在寻求用不同与“伊拉克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方法就是要依靠韩国,日本,中国及俄罗斯等多国间协议来解决“北朝鲜问题”。这比诉诸军事手段要明智地多。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朝鲜半岛的形势，在跨过世纪千喜年以后，开始朝着和平与安定的方向转换。

二〇〇〇年六月，韩国和北朝鲜为寻求和解与统一，举行了自分割后第一次历史性的南北最高首脑会谈。

二〇〇二年九月，日本的小泉首相飞往平壤与金正日总书记进行了会见，并公开发表了朝着邦交正常化方向发展的划时代的“日朝共同宣言”。

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划时代的最高首脑会谈以后，并没有再出现预期的进展。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北朝鲜的“核开发政策”上。日本方面还加上“绑架问题”，使得邦交正常化谈判陷入僵局。北朝鲜方面主张，核武器问题是“朝美两国直接通过对话来解决的问题”，这让韩国和日本感到非常棘手。

日韩两国政府都尊重北朝鲜的主权，衷心期盼问题能和平解决，大多数国民的心情也一样。北朝鲜方面有必要作为对国际社会负有责任的一员，有所行动，把“放弃核开发”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来考虑。同时，在朝鲜战争中曾派遣志愿军，做出过巨大牺牲去支援北朝鲜的中国，也祈愿东亚的和平与安定，强烈希望整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美中两国的关系也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客观的现实是，在“北朝鲜问题”上，韩国、日本、中国的情况相似点很多。美国选择由多国间协议来解决的“重大理由”，也可以说就在这里。

但是美朝关系一直存在问题。在这儿没法把全部一一道出，但主要分歧点是，美国把北朝鲜与伊拉克和伊朗一起列为“万恶之源”进行谴责，并表明如果北朝鲜不先放弃核武器就不与其谈判。而北朝鲜则要求美国改变态度，把通过两国间的谈判并先缔结“不可侵犯条约”作为先决条件。可以说北朝鲜是把具有“物理威慑力量”的核开发作为唯一的王牌拿出来的。

然而，北朝鲜还是接受了在美朝两国中加上中国的三国协议。这也许是处于多方面的考虑，像粮食紧缺问题,能源不足和需要调整与近邻各国(韩国，日本等)的关系，以及由于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而瞬间倒台的侯赛因体制等等。对北朝鲜来说，在与美国关系上期待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应该是中国，这点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在北京举行了三天三国协议。据报导，北朝鲜尽管提出了包含“核保有”的核开发，但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积极方案。会谈后的四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正式确认，北朝鲜提议，只要保证其现有体制和对其的经济援助，北朝鲜将放弃核开发和导弹实验。鲍威尔说，“对北朝鲜方面的提议，我们正与同盟国在做紧密磋商”，并表明正在与韩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及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协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美国即使是想动用军事威慑力量，也应该最终通过对话来做出柔软的对策，充分考虑韩国,日本及中国等国的立场和作用，寻求美朝共存之道。

再回头看看日中关系。时间得回到四月初，这时“伊拉克战争”已趋向尾声，“北朝鲜问题”正成为新的世界焦点。值得关注的是，刚刚完成了“世代交替”的中国首脑层，热情地接待了携小泉首相亲笔信访华的川口顺子外相。同月六日新上任的李肇星外长，七日温家宝首相，唐家璇国务委员(前外长)等相继进行了会见。这三级的会见清楚地表明，尽管在日中两国之间存在着“政治不谐之音”，但中国重视对日路线并没有变。

在这一连串的会谈中，重点涉及到了“历史问题”,“日中关系”,“北朝鲜问题”,“伊拉克战争”等。

首先，李外长就“历史问题”谈到，“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绝对不能看得太简单”。对此，川口外长说“小泉首相参拜的理由自己已作了说明，是为了坚持不战的誓言，建立与近邻各国的未来意向的关系”。据说，之后温首相和唐国务委员也都谈及到了历史问题，但是并没有直接言及靖国问题。

关于“日中关系”，在与温首相会谈时，川口外长说“我带来了小泉首相的亲笔信。想邀请您尽早访日”。对此，温首相很客气地回答说“新的领导班子将加强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国际关系变化很快，我们需要交换意见。我们要为实现高层领导的互访，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也希望小泉首相在恰当的时候来访问中国”。据说，为发展日中关系温首相还提出了三点意见，①双方都要遵守“以历史为镜，面向未来”的原则，②加强不同部门和领域的交流，③搞活经济贸易关系。

关于“北朝鲜问题”，李外长说“中国对北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NPT)和核开发不赞成。尊重北朝鲜的主权，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与日本合作共同努力”。唐国务委员表示了“两个反对”，“不管朝鲜半岛出现什么形式，我们反对核武器，反对再次爆发战争”。这使我们感到，日中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多共识。

四月十六日，中国方面由胡锦涛国家主席接见了访华的民主党菅直人代表。这是胡锦涛就任以来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接见日本的政治家。这就明确表明，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极其重视与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

据报导，在决定了美朝中三国协议准备在北京举行以后不久，胡主席就北朝鲜的核开发问题表示，“美朝双方进行对话非常重要。我们将为和平解决做出努力”。关于中国的态度胡主席说，“我们也很重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不管是南朝鲜还是北朝鲜的核开发都不能赞成”。至于对话的形式，他说“只要能和平解决，不拘形式”，表明也要考虑包含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多国间协议的态度。

在这次会见中，官代表就由于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而使得日中两国政府间的关系骤冷的事情提请说，“希望尽可能实现两国的首脑会谈”。胡主席基本上表示了理解，但他回答说“日中双方对历史都负有责任。只有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两国关系才能进一步发展。在合适的气氛和条件中进行会谈是不可缺少的”。

笔者认为，代表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胡主席所说的“日中双方对历史都负有责任”是“意味深长“的。

其言下之意是，中国方面也不愿意永远纠缠在“过去的怨恨”里，但是，为此日本方面也应该认真考虑“创造条件”。

不能否认，小泉首相连续对靖国神社参拜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认识”有冲突。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战争中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即使是现在，从小学开始，就通过历史教科书使人们永远记住日本的残酷侵略行为。

因此，日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小泉首相连续对“合祀”有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无可避免地会被反映为美化以前的军国主义日本。

在日本，“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被说成是“圣战”，是建立在“大东亚共荣圈”理念上的。对在日中战争中支援中国的美国，日本军对其夏威夷的珍珠湾发动了奇袭，单方面地向美国宣战。这给当时的美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日军还用的刃连续击沉了在新加坡海上航行中的英主力舰队，把战火扩大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结果导致了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大量杀伤性武器“原子弹”，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

战败后的日本处在美国的占领下，没权选择的情况下制定了放弃武力的“和平宪法”。但是，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却衷心地接受了这个被赋予的“和平宪法”。然而，不久由于美国和苏联而形成的东西冷战而爆发的那场朝鲜战争，使得日本瞬间被“日美安保”所约束。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与以前侵略过的中国，再次处在了“敌对关系”上。

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没能从根本上好好清算自己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失败的一九四五年，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侵略和压迫行为并吸取历史教训，政府和大多数的国民也逐渐对“历史认识”无醒悟。要消除中国及朝鲜半岛人民与日本人民对“历史认识”的深沟，日本人自己首先必须好好地对连系战时和战后那段重要时期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做出结论。

目前具有象征性且具体的例子是，小泉首相的中间惯例化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曾希望把靖国神社的级战犯实行“分祀”。但在日本国内，认为决定“合祀”还是“分祀”的是靖国神社的事，政治不能介入的想法占主要地位。不过，在有官房长官参加的有识之士的私人谈心会上，建造国立阵亡者纪念设施被作为一个新的建议提了出来。

如果真能这样，对小泉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而无法接受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吗？实际上，韩国的卢武铉总统，在执政党三党干事长访韩的时候，曾表示如果建了那样的设施，在访日的时候，他一定去那里参拜。笔者也衷心希望政府能早日做出决断并付与行动。如果建立一个外国元首也可以堂堂正正参拜的国立阵亡者纪念公墓，小泉首相在“战争结束纪念日”那一天，到那儿参拜并重新宣誓“不战誓约”不是很好吗？比时时留神，每年变换着日期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不是要痛快得多吗？

在日本国内，有不少人认为， 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与“历史认识”不一样，日本存在着一种“不斩来使”的固有传统精神文明。尽管如此，小泉首相如果非要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那等从首相的座位上下来后再去怎么样？作为一国首相，无论“对国家内外”，都是代表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这一点总不能忘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都想再这儿说一下。那就是围绕于去年十一月首先发生在中国广东省，然后由香港、北京蔓延到国内外，来势凶猛的非典型肺炎(SARS)的动态。

非典型肺炎的发生和传染，正好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世代交替期碰在一起。由于“对策的迟缓”，“捂盖子”的事实曝光，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被撤换，使得新的指导班子受到很大打击。胡锦涛主席得知事关重大，在立刻指示“不得隐瞒,如实报告”的同时，要求宣传媒体不要只看上面,要把眼光转向人民群众的生活,致力于人民群众关心的报道。这个指示下达之后，全球的患者人数急剧增加，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

关于这个问题，国际保健医疗交流中心的蚁田功理事长，在五月八日的朝日新闻晨报上，以“日中共同进行 SARS 治疗法研究”为题的文章值得关注。蚁田理事长是一位国际知名人士，多年活跃在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天花对策部长飞遍了世界各地，在日中合作治疗传染病方面，致力于中国小儿麻庳对策项目，为根绝其病源(一九九五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蚁田理事长首先警告说“隐瞒患者发生的国家毫无例外地将遭受大流行”。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进行对传染病发生的调查。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迅速且有效地进行研究是绝对必要的”。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①开发快速识别是否是非典型肺炎的诊断法;②对发生状况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分析;③广东省患者的状况，与动物的关系，有疑问的动物病毒的分离，当地居民的血清学的检查等，对被认为是病因的日冕病毒进行遗传学以及发生学的研究;④开发治疗药物和预防菌苗。

另外，笔者认为日本应该马上与中国组织一支特别队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下进行非典型肺炎的研究，具体提议如下。

对于非典型肺炎还存在很多不明之点，有必要优先进行研究工作。日本方面合适的主要机构有国际保健医疗交流中心，其机构与传染病研究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至于费用可以从日本政府的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ODA)那儿调用。ODA 每年有一千五百亿日元用于援助中国。先拿出 5％难道不行吗？如果日中通过共同研究，能发现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方法，两国就对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时间很急，希望两国政府能认真考虑。

日本政府作为对非典型肺炎的一种对策，在五月十一日派遣了一支国际紧急援助队到北京，四名医生在医院就传染对策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指导。政府还决定了支援相当于十七亿日元的医疗器材和医疗用品。

非典型肺炎的扩大，给已经在稳步而顺利发展的日中之间的人事、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带来了障碍，时间拖得越长双方受到的损失将越大。笔者衷心希望依靠两国多方面的合作，非典型肺炎的传染能尽快得到控制。

但是，首都北京传染严重表面化，却是来自内部的揭发。人民解放军综合医院的离休军医蒋彦永，听了卫生部长在四月三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表,说北京的传染者十二人，死者三人，便在次日给外国的媒体写信说，“发表的患者数字与事实不符。光是解放军三〇九医院就有六十个患者，死亡六人”等。他还指出说,“卫生部在三月份，为了不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带来影响，要求医院干部对 SARS 的状况保密”。

按照胡主席的指示，在四月二十日发表了真实的数字，国内的传染者数字直线上升。传染病专家们象上面提到过的蚁田先生所说一样，指出“隐瞒患者发生的国家毫无例外地将遭受大流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蒋彦永先生具有勇气的揭发值得称赞。此后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很令人担心,但在五月十六日，

在一份面向海外华侨和华人的通讯社“中国报社”上报导了蒋先生的近况。

这条消息我是在翌日十七日朝日新闻的晨报上看到的。据说今年七十二岁的蒋先生已经离休,不过，每周还去一次医院给病人看病，对他的医术评价极高。他在中国报社的记者采访中说,“我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和限制。生活跟以前一样”。报道还说，蒋先生的祖父曾是浙江省的银行家，堂兄蒋彦士曾在台湾的蒋经国总统(故人)和初期的李登辉总统时代，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小道消息还说,蒋先生一直是由解放军的高级轿车接送的。

“捂盖子”，可以说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性的政治体质, 而这种体质是应该纠正的。首都北京的传染扩大，毫无疑问为在现代化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人们，敲响了“生命尊严” 的警钟。同时，也暴露了由于高度经济发展而被忽视了的社会保险和医疗系统的不完备现象。有人担忧,纵向关系社会缺乏横向联合，以及对外国企业的投资的影响等等。

俗话说,“要勇于批评”。不管是怎样的社会也都会存在矛盾和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胡主席指示“不得隐瞒,如实报告”，促使宣传媒体要把眼光面向平民生活。我们希望，对内部告发者蒋先生的郑重待遇，能成为进行透明性政治改革的一个闪光的“里程碑”。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非典来势凶猛，也传染到了一直自夸有独自防疫体制的台湾。五月初，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对策专家队在相隔了整整三十一年后第一次被派遣到台湾，与台湾的卫生当局配合，进行传染的实态调查和防止医院内传染的对策。

为什么说是隔了三十一年呢？在此简单提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分占据联合国席位的，是在中国内战期间被打败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即“中华民国”)。在那段时间内，领导广大的中国大陆和世界最多人口的新生政权中国共产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一直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但是一九七一年，在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上两者立场倒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中国”)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正式获得中国代表权，而“中华民国”(以下称“台湾”)却失去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随后，台湾在翌年也被取消了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资格。

后来，台湾从九七年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要求能以作为没有投票权的“观察员”身分参加，但中国对此一直表示反对。中国的主张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加盟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

至于台湾人民的健康和卫生，中国政府会负责任的。大陆方面曾表示可以允许台湾用“中国·台湾”的名义申请成为观察员,但台湾方面对此却予以了拒绝。因此大陆方面认为，台湾希望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其目的除了人民的健康以外，还有要独自扩大国际活动空间的政治目的。

但是，至少就此次非典型肺炎的流行而言，当初中国领导忙于应付大陆的传染，处于一种实在是无法顾及保护台湾人民的健康而应负的责任的状态。当时还没搞清非典型肺炎日冕病毒的真相，对其还没有恰当的治疗药和预防菌苗,它在无情地无差别地危害人们的健康，夺去人们的生命。面对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全世界必须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共同协作交流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派遣专家队到台湾，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海峡两岸尽管政治对立，但人和物的往来却在急速增大，互相依存之度也在日益加深。

台湾内部对七年来一直被拒绝以“观察员”的身分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之事，心怀不满。这次 SARS 的传染扩大，使得这种情绪一举千丈。在这种窘境中，台湾当局外交部政务次长高英茂冷静的见解，吸引了笔者。这原来是刊登在台湾杂志《光华》(四月号)上的一篇采访报道，但我看到的是五月一日《台北周报》(第二〇九四号)的转载。在这里想引用一下采访高政务次长的一段文章。

“台湾希望‘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人民，同时也是为了大陆十三亿人的福利。如果实现了“三通”(即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直接通商·通航·通信)，在台湾发生的口蹄疫会马上传到大陆，大陆发生什么传染病，也会马上传到台湾。因此，中共阻止我们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这对海峡两岸的人们来说都不利。一九九七年以来，我们一直希望能以‘观察员’的身分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就是想避开政治争议，把焦点放在医疗保险的必要性上。这绝对不是对‘一个中国’的挑战，也不是什么国家主权问题。”

高政务次长还说，至于以“观察员”身分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是以“准国家观察员”还是以“非国家观察员”都没关系。关于从去年开始台湾提议以“保险实体”的身分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理由，他说,“因为台湾·澎湖岛·金门·马祖地区拥有自己的防疫系统和保健卫生监视系统等制度，所以可以说成是保险实体”。

听说对这个采访报道，台湾有人批评为“贬低自己”。而大陆方面也有“听其言，观其行”的意见。

笔者没有直接见过这位高政务次长，但单从这篇报道来看，觉得他的见解还是有情理的。从中让人感到他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觉悟和向前看的真挚态度。

在这儿我们也许可以说，前面提到的那位大陆的蒋先生和这位台湾的高先生，他们的想法有着共同点，那就是，尊重事实、追求真理。我想，这是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人们发出的共鸣，同时也是海峡两岸人民希望真正的和解与合作的“生命之光”。

海峡两岸的问题最终还不是应该在中华民族间解决的问题吗？有道是“祸中有福”。笔者从心底里期望，现在猛烈袭击两岸三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这场非典型肺炎“大祸”，能成为一个给海峡两岸人民带来血肉相连“大福”的契机。

笔者从三岁到初中二年级的十一年是在当时还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度过的。这一个大机缘，使我在大学选择了中文和国际关系论专业(主要是亚洲地区关系学)。四十岁的头三年，我作为朝日新闻社的北京特派员，从头到尾采访了日中建交的历史过程。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幸对当时刚刚向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开大门的中国的实况有一些了解。我还对由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共同声明”中所签订的贸易，海运，航空，渔业等的协定缔结谈判进行过采访。而且在中苏严峻对峙情况下所进行的“日中平和友好条约”谈判的前半部分，我一直在北京追踪采访和报道。

但是，作为一名中国问题担当记者，我最先见到的并给我教悔的就是香港。从一九六二年夏天起，我作为语言进修生在香港大学东方研究院，学了一年多中文和中国概况。后来又有幸从一九八二年到八四年，作为驻香港特派员，在香港对当时围绕香港主权所进行的中英谈判的几乎是全过程作了充分的采访报道。

在三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国外报道部(即国际部)的记者渡过的。除了担任北京分局长和香港分局长以外，我曾两次作过常驻东南亚特派员(开始是担任新加坡分局长，后来担任亚洲总局长)，以东南亚一带为中心，南从印度，巴基斯坦北到朝鲜半岛都留下了我的脚印。那段日子使我与密居在东南亚的华侨以及华人社会的人们有了广泛地接触和了解。另外，我还对褒贬不一但与中国及亚洲地区有着很深关系的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先进国家进行过访问，尽管只不过是三个月的短期访问。

记者退休以后，我又当了近十年的“朝日中国文化学院”的院长和顾问，作为一名“中国观察者”(China·watcher)，继续注视着时代的变化。我现在是已过古稀之人了,如果把孩儿时代在台湾的生活经历加上的话，我有近七十年是与中国人的社会和亚洲地区的人们一起渡过的。

本书的日文版就是以在那个动荡年月中亲身经历并感受到的事情为主体，随着时代的变动而记录下来的一个日本人的“备忘录”。书中记下的是，从可以说是笔者“第二的故乡”的台湾时代的“原始体验”开始，到美中两国建立“建设性的战略合伙关系”的一九九八年前半部分为止的。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寻求的主题就是∶日中两个民族自不用说，同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们，怎样才能探索到一条“自己与他人的共存之道”?

日文版出版后五年过去了。正如这篇中文版序文中简单地综观了地一样，在这跨世纪的五年中，世界不断出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新情况。但是，笔者追求“自己与他人共存之道”的愿望，不但没有变，并且越来越强烈。

也许是与自己的职业有关吧。我在新闻记者时代确实见过不少各种各样的人，收益非浅。随着记者年轮的增多，活动范围的扩大，我逐渐被二千三百年前中国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庄子的哲理所吸引。庄子的思想里有一种超越时空而生存现世，并洞察现代诸相的独特东西。在这里我想引用三句庄子的话,其中都有我自己深刻的体会。

“夫知有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意思是,“知的认识只有在有了对象后才能确定。但是，作为对象的事物本身却在不断变化中”。这不仅适合从“自己”的立场去观察“他人”，也适合从“他人”的立场看“自己”，即所谓的“彼此相对论”。这在综观当前国际形势变化时，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简单地可以解释为“所谓最高的知，就是能悟出知的极限”。如果把这句话前后一起来看，笔者的解释是，人的知识和判断经常是相对的，绝对正确的东西是哪儿都不可能存在的。

尽管如此，并非神的人，由于虚荣心，总是拿自己的行为去指使“知”。并且使自己的基准和判断正当化，绝对化，进而对立对峙互争互相。这就是作为知性动物的人类致命的悲剧之源。人类如果不想抛弃“知”而又希望杜绝这个悲剧之源的话，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充分认识“知”的极限并超越“知”，即所谓的“不知而知”。换句话说，要是把人为的基准作为“唯一”或“绝对”的话，就会离“道”越来越远。

庄子在其他的地方曾就获得“道”的方法论述过下面的高见。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即,“用心听胜过用耳听。但用心听又不如用气听。耳朵只能感觉声音，心也只不过能察觉现象。然而气却不同。所谓用气听就是对所有现象真实地,毫不加修饰地接受。“道”只有在这种真实无加的境界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其实，对现实的世界我们只凭眼睛和耳朵等来进行捕捉，用心的感觉去认识。但是，现实的世界在不断变化，而且排除和依存的关系在无限地重复发生。提倡“最好用气听”的庄子告诫我们，在这样现实世界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真实世界，而他自己就是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洞察一切的。

五月十九日，传来了众所期望的日中两国政治关系的喜讯。胡锦涛主席在这天向携带小泉首相的亲笔信访问北京的执政党三党(自民党，公民党，保守新党)的干事长正式表明, 将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圣彼得堡与小泉首相进行会谈。这将是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来的首次日中首脑会谈。

据来自北京的报道说，自民党的山崎干事长表明，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二十五周年之际，“小泉首相希望能以历史为镜子，面向未来发展日中关系”。据说胡主席对首脑会谈表示欢迎，指出“日中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们要本着共同声明等三个文件(即①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的共同声明，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③‘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的日中共同宣言)中所写下的友好合作精神，进行长期性的发展。”

亲笔信的内容，是不是触及了曾成为日中首脑交流中断的主要原因的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不得而知，但在这次会见中却没有特别言及。

五月三十一日，小泉首相和胡锦涛主席在圣彼得堡市内的宾馆进行了会谈。胡主席首先就日本对非典防治的支援坦率地表示了“衷心感谢”。两国首脑在目前世界最大焦点的北朝鲜的核开发问题上，一致表示要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胡主席对日韩两国参加美朝中三者协议表示“充分地理解”，在绑架问题上，第一次表明“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与同月二十三日的日美首脑会谈提出对北朝鲜施加“压力”不同，日中首脑会谈却强调通过“对话”。

同时，小泉首相给人一种充当美国“使者”的感觉。他说，“布什总统对中国在北京举行的美朝中三者协议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高度地评价”。又说，“北朝鲜问题与伊拉克问题不同。布什总统也对和平解决有信心”。笔者也觉得说得没错，但总有点儿美中不足之感，作为日本首相，难道就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吗?第二次大战后，对美国和中国双方日本一直背负着“负的历史”，应该主动地从这个“咒语”里把自己解放出来，作为同样的一个日本人，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据说胡主席并没有言及到向来使日中关系为之龃龉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代表中国第四代的胡主席给人的印象，确实与第三代的老一辈们有着不同的地方。不但使人觉得对日本有着一种朝前看的理解和关心，同时立足于历史观点的战略性思略也有着一贯性。这一点从胡主席叙说日中关系的下面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可见。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在有着二千年以上的交流中过去有过短暂的对立,不过，睦邻友好才是主流。以历史为鉴，两国的和平友好交流，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有着深远影响。两国在亚洲和全世界有着极为重要的责任。两国的政治家应该以这样的战略性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

“为了加深新世纪的两国关系，吸取历史的教训是很重要的。需要(互相)理解对方的困难来解决。(日本方面)一定要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的问题，不要伤害对方的国民感情”。

不管怎样，实现了中国的新体制后首次日中首脑会谈，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们祈望以次作为新的起点，两国关系以历史为鉴面向未来不断改善，坚持继续走和平和发展的道路。

“日中关系的变迁”，“伊拉克战争前后”，“北朝鲜问题”，“新型肺炎的猖獗”以及“发达国家首脑会议(G8)和中国的初次见面”，在这些背后我们应该领会什么呢？这个世界要创造出“自他共存之路”，应如庄子所说那样，互相对自我的“知”的界限要有自知之明，去伪存真，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如果固持己见，并以此为“唯一”、“绝对”，则远离正“道”，伤害他人，不管国大国小，结果还是害人害己。加强促膝交谈，虚心开怀的对话才是重要的。

人与物的交流超越国界日益频繁，地球便也就变得小了。在“日中平和友好条约”下发誓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日中两国人民，必须好好地遵循这个“指南针”，这不仅仅是日中二国之间，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幸福，不管发生什么事，也要携手共进。

最后，在本书正式出版之际，对承蒙关照的各位，无论如何想说一句话，表达本人感谢的心情。

首先，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如果不是朱新建、王武云两位教授为祈愿日中两国人民的真正的和解和合作，和他们那非同平常的热情和忍耐力，以及他们那敏锐、周密的智慧和行动力，恐怕难见天日了。几年前，他们在书店的一角看到了《日中报道——回想的三十五年》 (潮出版社)，读完之后，直率地当面向我提出∶“我们想让中国人，特别的年轻的学生们读到您的大作”。完全是来自毫无一面之交的二位的请求。

两教授是夫妻，一同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现在是在以中国问题研究而著名的爱知学院大学，给日本的年轻大学生教授中文和中国概况的英才。他们的日语好得与日本人几乎没有区别，不过，更令我感叹的是当我看了翻译原稿的时候。真是细致入微，表达恰到好处，令人钦佩。对二位倾注心血的翻译之劳，谨表衷心感谢。

而介绍二位给我的，则是历史学特别是日中关系史造诣深厚的爱知学院大学的老教授李明先生。如今李明先生与家人一起在日本定居，但是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度过了波澜万丈的前半生的老先生。当时，我以日中问题为中心，研究亚太地区的相互关系，参加了几个研究会。其中的一个是“东南亚·东北亚研究会”。这里不仅仅有日本人，是一个来自中国和亚洲各地的学者和研究者们出入的独特的交流场所。

李明教授是这个研究会中心成员的一人，由李明教授的推荐而新加入本研究会的便是王武云教授。王教授参加了三、四次研究会后，通过李老师突然向我提出了想翻译本书，并说“这是我和我爱人共同的衷心愿望”。几天后，朱教授就寄来了诚心诚意的郑重的书信。曾是指导朱、王两位教授的李明教授，为本书的中文版出版特意执笔，写下了令人感激的序文。我对这种深情厚意和深厚的师徒关系衷心敬佩、深深感谢。

本来朱、王两位教授计划本书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纪念日的去年的九月二十九日以前出版的。

可是，众所周知，这几年来，日中两国之间在政治关系上，不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对立。而且，这些问题对彼此的国民感情也带来了负的影响，特别是深深地损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值得纪念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便象梅雨季节的天空那样在沉闷的行云中过去了。

还不是只这些。自民主党克林顿政权的后半期起，美国和中国两国之间开始形成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却由于共和党的布什新政权的登场而开始摇动。同样，在克林顿政权的后期，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北朝鲜)、美国、中国的四个国家之间进行的、围绕构筑朝鲜半岛恒久性和平的萌芽，也与布什政权的诞生一起成了“破产”状态。不过，美国和中国关系以“美国同时多发恐怖活动事件”(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作为契机，有了很大好转的兆头，不过，美国和北朝鲜的对立关系却依然根深地固。

真是一个瞬时万变的“人世间”。可是，祈求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朱、王两位教授的决心，却丝毫也没动摇。就在今春，从朱教授那儿传来了本书的出版社定下来了的消息。

香港著名出版社《天地图书》的孙立川副总编，在通读了原文和译文之后，欣然允诺了出版。孙立川先生是朱教授的好友，是在厦门大学时的同学。孙先生大学毕业后，在日本的京都大学钻研学问，是一位以研究在日本也家喻户晓的近代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的研究论文，获得了京都大学的文学博士称号的秀才。孙博士也给我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书信。虽还没见面，但想借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在这次中文版的翻译出版之际，我谨向出版发行了原著的《潮出版社》的友人们，特别是西原贤太郎社长、阿部博出版部长给予的亲密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阿部先生自朱、王两位教授想翻译本书的当初起就担任联络，在中方的出版社定为《天地图书》之后，便爽快承担了出版社之间的联络以及合同的交换等所有的手续。对他的厚意和有请，再一次表示谢意。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译者希望我一定要写一篇序文。当初本想写一篇简单的文章。可是，日文原著出版后已经过去了五年的岁月。而且，回想起这一段时间令人眼花缭乱、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总觉得有责任要填补这五年的空白。所以“序文”就成了”纪念论文”了。尽管这样，漏写的事情一定不少，不过是触及了时代动荡的一部分。这完全是笔者的“能力有限”。诸请原谅。

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七日

第一章 我的出生及成长

我的第二故乡－台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成长”和“相遇”，正是这些千变万化、错综交织的经历形成了今天的我自己。

我认为，所谓“人各不同”，也可以说是，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人也必有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一个人在他开始懂事的少年、少女时代，他所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在接受能力最强的二十岁前后，他有过什么样的体验，以及这些体验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经历的，所有这些，夸张点儿，可以说是左右一个人一生的根本因素｡

我的这一生虽然很平淡，但我心中也有我自己的“定位”。这种“定位”，是基于我青少年时代的第一记烙印，这点至今我都强烈地感觉得到。没有了这种“胎记”，就无法说清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我自己是如何同中国以及广大亚洲地区的人们打交道的｡

1931 年（昭和 6 年）7 月 11 日，我出生在东京。这一年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性的大事件——“满州事变”（柳条湖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我自己直接与中国人打交道则是从三岁时开始的｡我已故的父亲那年作为日本“总督府”的一名小官员被派到了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于是,这就开始了我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

最初，我们一家住在台湾的省府台北。此后，先后移住过板桥、基隆、淡水等台湾北部的几个城市。后来听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辗转各地，是因为父亲是个土佐佬，脾气顽固、乖僻、固执，老是对上司陈述自己改善殖民地政策的意见，一旦上司不采纳他的意见，便就与上司闹僵，所以总被调换工作｡

(译注：日本土佐的人生性倔强梗直。)

赤脚与米粉

父亲的这些事，对年幼的我来说自然是毫无关系。我随着家人不断辗转他方，每到一个新地方便溶进新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着。

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在烈日当头之下，孩子们光着脚丫子在砂石道上跑来跑去的情景。“本岛人”（当时日本人这样称呼台湾的中国人）的孩子们都那样玩，我也像他们一样，光着脚跑来跑去，脚底硬得都长了茧。

每次只要从母亲那儿得到一枚一元硬币，我总是光着脚跑出家门，直奔本岛人开店的小街。在那儿买些“李干”（酸甜味的干梅子）啦；“芋冰”（用芋头做的冰激棱）啦；“油榨果”（面粉做的细长形的油榨东西[子乌注：就油条啦……闽南语]）啦；“甘蔗”什么的，这些都是台湾的孩子们喜欢吃的零食。

在家里我们经常吃本岛人爱吃的米粉。母亲做的米粉的口味，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因此,以后每当我对初次见面的中国人或华侨作自我介绍时，总是顺口说出“我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我想说的意思是，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

可是当时的台湾毕竟是日本的殖民地。随着开始懂事，我慢慢地开始意识到，少数的日本人对多数的当地人，有一种明显的不同、一种明显的歧视。

在孩子们之间，一有争吵，日本人就用脏话侮辱当地的孩子。日本的孩子对当地的孩子一直就是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而本岛人，也就是中国人的孩子，总是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

在这种场合，尽管还年幼，可我也决不是例外。在比我大五、六岁的小日本孩子王的指使下，我也不明事理地加入干过这种以多欺少的可耻行径。

林肯的连环画

但是，我这种顽童之心不久出现了转机。那是从台北搬到近郊的小城镇板桥后刚上小学没多久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本小人书，这本书打动了我的心。这就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连环画——《林肯》。

其中一个故事说的是林肯赶走了一群追打田鼠的顽童，并把他们痛打一顿，救出了那只田鼠。另一个故事是，林肯把钓了一天才好不容易钓着的一条鱼，送给了从家门口经过的士兵，因为他们是母亲说过的“保卫祖国的了不起的人”。还有一个故事。林肯冒着倾盆大雨在赶着去处理重要事情时的途中，看见了一头掉在路边水沟里痛苦挣扎的小猪娃，就把它救起来带回家中在炉边给它取暖。林肯一生为了奴隶解放，发动了南北战争，为人类的平等和消灭种族歧视献出了一切，最后倒在凶弹下。

刚刚学会了认字的我，忘乎一切地看完了这本书，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林肯迷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欺负过本岛人的孩子。而且看到欺负台湾人的日本同胞，虽然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但也开始觉得那是不合情理的了。

一个晴天的傍晚，有四、五个日本小坏蛋，把本岛人在矮墙上晒着剩饭的筐子都给打翻了。好不容易才晒好的干饭块被扔到砂石道上摔散掉了，可这些干饭对当地人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食粮。

一个本岛人的孩子刚提出抗议，一群日本小坏蛋就围了过来，对那孩子大打出手。我站着离他们不远，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不禁大喝一声“住手”，猛地冲了过去，把那个抓住本岛人孩子胸口､跟自己是同类的日本孩子给撞飞了。也许是被我的来势凶猛给吓坏了吧，那班小坏蛋没敢还手就都逃散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验。那天晚上，自己也特别兴奋，怎么也睡不着。后来那天傍晚发生的事，我始终没敢跟父母说。也许那班孩子不是常在一起玩的，所以，那个小小的事件，倒也没惹什么麻烦。

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我的心目中，对林肯的崇拜是越来越强烈了。到了高小以及进了初中以后，这种心情一直没有变，在书店里只要一看到林肯的传记什么的，就会毫不犹豫地掏出仅有的零花钱买回来看。

“你也许能够永远欺骗一部分人。或是，也许能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为人民的、来自人民的人民政府是决不会从地球上消灭的”。

少年时代记住的林肯的这些名言，现在还清晰地印在脑海里。父亲给我的一本连环画小人书，使我结识了美国第十六届大总统林肯，我的人生为之一变。这便是我人生中的第一记烙印。

父亲的战死

我家住在淡水时，父亲被抓了壮丁，那是我小学三年级快结束的 1941 年（昭和 16 年）的 2 月上旬。在短短的三个月后，即 5 月 25 日，父亲就在福建省福州太古镇附近战死了。

那年夏天，在台湾南部高雄父亲所属的台湾第六部队，为在同一战斗中死亡的十名将兵举行了合同葬礼。葬礼结束后，在部队的一个房间里，我们听了当时战斗情况的报告。说是什么主力部队出击以后，连父亲在内只有十个人留下来守家，遭到了一千多“敌人”的包围，他们是如何勇敢作战，壮烈战死的。如此这般淘淘不绝。

那天天气热得要命。我听着这么长的报告，一边眼泪滚滚流，一边把送上来的冰棍儿大口大口地吃了好几根。母亲责备我好几次，但天太热,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直到现在，只要提起那次部队葬礼，留在脑子里最深的倒不是父亲的“武勋传”，而是那冰凉爽口的冰棍儿的滋味。

失去父亲的悲痛是深重的。父亲是我们这些被遗留下来的一家六口（母亲，加上我们兄弟五人，我老大）无法取代的顶梁柱。也许是我刚上四年级时父亲就死了的缘故，我对父亲有一种美好、纯真的印象。

但是对在战斗中直接打死了父亲的中国人，我却不可思议地竟没有产生憎恨感。虽然当时我们的脑子里被灌输的是，这个战争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可我却对中国人没产生憎恨感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这个“责任”，我想就在父亲自己身上。

与“本岛人”的情谊

如前面所述，父亲的官吏生涯并不一帆风顺。开始在台北，后来一直在地方工作。改善政策的意见陈诉也没像父亲所期待的那样被采纳，与上司处得也不好。其实，来我家找父亲的人倒是本岛人多。来的都是那些对不合理的殖民地政策提出陈情、抗议的人。不管是什么人，父亲都让他进屋，倾听他的意见，哪怕是深更半夜。夜里我起来上厕所时什么的，能看到从拉门的空隙处漏出的灯光，能清楚地听到当地人说话的声音。

父亲对他们的苦衷，无法保持沉默。然而却又无法把他们的这些苦衷反映到政策里去，因此，父亲一定是感到很憋气的。在那种情况下，父亲送给我一本《林肯》的连环画，也许是想把自己平日里这种心情转达给自己的儿子吧。

日本战败后，我曾帮着整理放在壁橱角落里父亲留下的书籍。英语、德语等洋书很多。

日文的书籍也不少。我打开用报纸包着的一本书，眼光停在了那本书的题目上：《 一 个 青 年的手记》。 这本书中描写的是一个贫穷的外国青年到处遭受迫害，转辗各处，却不断敢于向世上不合理的东西挑战的故事，当时我正上初中二年级（以前的台北一中）， 我从书中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回想起在台湾渡过的少年时代，可以说在《林肯》的连环画中，以及在已故父亲与当地人的交往中，我找到了自己生活准则的起点。也许有点儿夸口之嫌，但确实是从那以后对不同民族或人种的歧视我开始心怀疑念，并开始萌发了一种愿望∶大家都应该有真正的平等。

人下人的日本

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第二烙印”则是从台湾撤回日本内地的时候。日本战败后生活贫困，同时在日本遭到了“歧视”，这对我打击很大。

已故的父亲祖籍是日本高知县。现已过卒寿（九十岁）， 还 健 在 的 母 亲是日本宫城县的人。

我们兄弟五个（三男一女）， 我 是 老大，在东京出生，从三岁到十四岁是在台湾渡过的。

但是，日本战败的第二年，即 1946 年（昭和 21 年）2 月，我们一家撤回国的落脚地却是毫无亲缘关系的奈良县。这是由于在台湾认识的一位复员兵的好心所至。

我们家不仅祖父和父亲，连父亲的兄弟也都在战争中死去了，而且从祖父那一代就移住到了台湾，所以也就没法回高知了。母亲的双亲又都不在世，回宫城去也无处安身。

撤返奈良

一愁未展的母亲，决定回到东京，因为她跟父亲是在那儿走到一起的。父亲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家排行老二，所以过继了母亲的姓。而且那时，母亲的父亲已不在世，于是我父母当时就把开始人生新生活的早稻田林野附近的“东京都淀桥区户家町”（现新宿区西早稻田）当作了籍贯所在地。

日本战败后，在我家管理伙食的五名士兵的负责人叫木谷。他知道了这些情况后，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回东京，他说：

“去东京可不得了。去奈良的话，好歹不至于饿肚子。我有一个姑姑在奈良的乡下｡”

母亲对他的好意很感激，但还是婉言谢绝了。母亲在每一件行李的木札上，都写上了东京籍贯的地址。一家六口来到基隆港，只等撤返船的到来。

在决定三天后就要登船了的那天，那五名士兵查到了我们的住处，从台北匆匆赶了过来。

木谷告诉我们，“东京的情况我已经问过了。听说，那儿都已成了废墟。你一个女人，还要供养五个孩子，去东京是不现实的。这是给我姑姑写的信, 拿着。”说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木札上的地址用刨子刨掉，全写上了“奈良县南葛城郡葛城村僧堂”（现属于奈良县御所市）。

母亲热泪盈眶，接受了他的好意。

2 月 23 日一早，撤返船抵达了还是严冬季节的和歌县田边港。我们都是在南方长大的，只觉得内地的冬天寒冷刺骨。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以后会怎么样呢？带着五个孩子的母亲，当时她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现在一想起这些，我心里还隐隐作痛。

不过，我们家还是算幸运的。接纳我们一家的木村家是村里的地主，可同我们家一样，父亲已经去世，而且与我们同龄的孩子很多。老大叫宗雄，性格开朗，头脑灵活，得知跟我又是同年级，我们马上就成了好朋友。

木村一家，为我们腾出了一间六帖和一间四帖的侧房，使我们从心里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母亲因有教师执照，经村里人的介绍，在附近的一所小学当上了老师。我们兄弟几个也各自开始上学。在内地的生活总算有了一个开端。

食粮紧缺的时代

葛城村座落在楠木正成曾据守过的千早城遗迹的金刚山麓。我先在县立的亩傍初中上学。

由于学区制的改革，不久就转到了新制的御所高中，因为家里很穷，买不起自行车，我每天穿着高脚木屐往返十五公里。当时的砂石路现在都成了柏油马路。

高脚木屐，穿上个把来月木屐齿就会磨掉，弄坏底板。这时候，就得把硬木头削成齿再安上去，继续接着穿。木屐齿磨平了，再做一个安上去。等第三次换的木屐齿磨平了，木屐底板前面的脚趾处也就磨坏了。无法再继续穿时，这才给买双新的。

日本战败后，食粮紧缺。同城市相比,农村情况稍好一点。可由于我们家是“非务农户”，所以日子也不好过。

一天只有两合多的配给米，这对正长身体的我们来说，是根本不够的。当时，母亲一个月的收入是三百日元。黑市米一升（一升十合､一合约一百八十克，）就要一百日元，我们根本买不起。而且，那时候几乎没什么菜。一升米，一家六口人如果放开肚子吃的话，连一顿饭的量都不够。

我们只好经常吃“面疙瘩汤”（把面粉用水揉成团子放进汤里煮成的食物）。 但 面 疙 瘩里面掺着很多米糠或麦糠（小麦碾成粉之后剩下的皮）。 带 到 学 校 去 的 饭 盒 里下面放着厚厚的一层豆腐渣，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米和麦一起煮成的饭。

那时我经常与弟弟妹妹一起到河堤上或山上去采挖野菜来吃。“鸡儿肠”啦、“蒲公英” 啦、“笔头草”、“野蒜”、“紫萁”、“蕨菜”啦什么的，凡是能吃的野菜都吃过了。可整天还是饥肠辘辘，陷入了营养不良的状况中。

不久，稍后从台湾撤离回国的姑姑和表妹俩也过来跟我们一家六人住在一起。现已故的姑姑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从小就把我和我大妹妹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疼爱。姑姑在村公所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兄妹六个，正是吃饭长身体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两个人拼死拼活养育我们。后来，生活才慢慢地好了一点。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这段相依为命，力求生存的时光产生一种大家庭独有的温暖和怀恋之情。

内地的歧视

上御所高中后，我发现了一个怎么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台湾，我曾有过同样的体验。

那就是日本历史上由来已久，一直未能解决的“部落问题”(见后面的原注)。

一般的家庭，即“非部落”出身的人，只要是提到与部落有关的话题，就特别敏感，会马上变成另一个人。即使是成绩优秀、理应有理智的学生也会谈虎色变。在部落出身的人之间，他们也能彼此感觉得到长年积累在心理上的那种屈折。

也许是由于处在战败后的荒废时期，课间休息时，在教室里有注射菲洛本的人，也有在校园没人看到的地方，手持匕首走来走去的人。如果你从他们身边走过，有的你稍微碰一下他的袖子，都会威吓你说，“喂，老兄，拿出十元来。”这些现象出现在校园内，管纪律的教师也是束手无策，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这些行为总是或多或少与部落出身的学生有关。这跟战争受过日本折磨的台湾“本岛人”的孩子，在日本战败后，报复日本人的光景很相似。即便如此，在台湾所发生的是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歧视所造成的，但在日本内地看到的却是日本民族之间发生的、而性质却完全相同的问题。

实际上，对我本人来说，这些与我年幼时在台湾的体验，完全重叠在一起了，正因为如此，对我这个撤返回到日本来的“外人”来说，更是令人揪心了。不管理由是什么，我一直认为，人为地制造出这种“不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的人，正是问题的所在。

“探索共生之路”

我进了学生会，设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主动与部落出身的有才能的学生进行交谈，让他们在学生会及俱乐部活动中当干部。

积极举行班级间的棒球，排球等友谊比赛，致力于创造一个在公开场合下，没有隔阂，能倾心交流的气氛。

部落的同学中如果有谁长期旷课的话，我们在放学后就跟老师一起去家访,跟其父母亲促膝交谈。如果有人打恶架而住进了医院，我们就跟打架的双方一起去医院探望，大家一起讲清原因并握手言和,以防再发。

当大家的心扉开始相互打开时，我就把各部落的代表叫到一起，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建议。

“从明天早上起，上课前的一个小时，即七点前，大家每人带一块抹布来。从明天起一个月的时间，由我们来打扫走廊吧”。

当时，非部落的学生们对部落的学生还存在一种蔑视和恐怖感，我这样做是想消除他们这种感觉。

第二天一早，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十分钟，报名参加的十二个人就全部到齐了。大家立即分工，一齐用抹布擦起来。四十分钟后，木造的两层楼教室的所有走廊都被擦得干干净净。

一般的学生知道后，也陆续参加了进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校长和管纪律的老师，以及家长们看到我们的行动都很吃惊，给了我们很大的表扬。这样一来，互相信赖的关系一建立，干坏事的也就明显地减少了，学校也就变得明朗、有生气了。

日本近代化的背后

记得我还是个青年记者的时候，曾跟一位台湾籍的华人老前辈交谈过，他说：“我们曾属于‘第四种日本人’”。 我 当时不明白其含义，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据他的看法是，第一种人是大和人。第二种人是归化了日本的日本人和部落民。第三种人是虾夷人和琉球人。身分最低的第四种人就是朝鲜人和台湾人。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我少年时代的最宝贵的体验就是对“第二种人”在和“第四种人”的交错之中所产生的不合理的现象做出的那种本能的反应, 也是我的挑战。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向西欧诸国学习，推进了近代化。其中先见之人留下了“上天不作人上人，亦不作人下人”的名言。不错，封建时代身分制度的改革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那主要是在“大和人”中间进行的。

实际上，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大和人”一面歧视周围的“日本人”，一面强行同化政策。这种行径后来在“八紘一宇”、“大东亚共荣圈”(译注)的招牌下，扩展到了对中国大陆乃至亚洲近邻诸国的侵略行为。

(译注: “八紘一宇”,“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妄想称霸世界时的口号, “八紘”意为四方四角,泛指世界各处,源自《淮南子 地形训》；“ 一宇”意为同在一个屋顶之下,源自《日本书记》“兼六和以开都,掩八紘而为宇”。一下同。)

在大学选择了亚洲之路

世上不少事是偶然重叠的。但我总觉得，我日后对中国以及亚洲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与我在台湾和奈良所得到的“两个烙印”是分不开的。

寄人篱下的勤工俭学

也许是家里太穷，我中途曾放弃过进大学的念头。高中时，我努力投入学生生活，先后当过学生会会长，啦啦队队长，辩论部部长和长距离接力赛运动员，自己的青春的时光非常充实。但在母亲眼里，好像觉得儿子这样做没什么出息，非要让我上大学不行。老师也劝我“一定得上大学”。

在乡村的高中里，当时的学习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学得并不扎实，所以最后还是在高中毕业后，才全力投入高考复习，我比同龄人晚了两年考进了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和国际关系论（主要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地区关系学）。 当时搞“外国学”，就得学英语，因为研究欧美问题的风气还很盛行。但我却想，要搞就得把眼光放在有关中国及近邻亚洲诸国的研究上。

我原打算到了东京，先住进学校的学生宿舍，再找份工，怎么也能对付。但这打算一开始就落空了。当时，要进被称为“贫穷学生之巢”的东京外大的学生宿舍特别难。我在入学表格上老老实实地填了“家有若干汇款”，结果不容分说就被拒之宿舍大门之外。

事已如此，东京的生活只好一切从打工开始。最开始的工作就是“挤牛奶”，吃住在雇主家。

打工的地方就在中央线的东中野车站向西南走七、八分钟的地方。东京空袭后的残骸依然四处可见，在残留着约一块二百来坪（约六百六十多平方米）地的一角，有一间小屋，里面饲养着八只山羊，小屋旁边围着栏栅。小屋是一个简陋的板房，里面只有一间六帖大的地板屋和一间三帖大的没铺地板的房间。雇主同一个三十来岁姓 K 的住在里面，再加上我这个新来的“闯入者”。

因为白天要上学，所以早晚的工作特别够呛，而且没有星期天。再加上把“住宿费”一扣，到手就分文不剩了。

每天早上我四点半就起床。挤奶、消毒、装瓶。早上 K 去送货的时间里，我就准备早饭。然后去上学。当时，大部分的学生是穿校服带校帽、背皮革的书包。而我是穿着已故父亲的棉衣改做的外衣，没有帽子。用包衣服的包袱皮包着书，脚上穿着木屐。

下午 3 点后，从学校回来，就推着拖车，到豆腐店和米店买回“豆腐渣”和“麦糠”。把从购奶的用户那儿收集来的菜头和水果皮跟这些东西搅拌在一起，拿去喂山羊。然后是洗“奶瓶”、“挤奶”，准备晚饭。晚饭后洗碗，给山羊喂好夜食，10 点后去公共澡堂。快 12 点时才能睡觉，一倒下去便睡得死死的。第二天早上四点半起床。每天就这样千篇一律地渡过。

母亲每个月给我寄来两三封信。月末的信里，一定要随信寄来三千日元。当时母亲的工资，由于物价的上涨，加到了每月五千日元。母亲把每月工资的一大半都给我寄来了。留在乡下的弟弟妹妹们，不知是过的怎样的日子。每每想到这些，心里都隐隐作痛。母亲寄来的信我从不在别人面前打开，而是走到外面，在月光下细读。每次读信都是泪流满面。

“我为什么非来东京？是为了吃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吃？”

破旧的学生宿舍的生活

我这样不断地自问自答。半年后的 10 月中旬，我下决心离开了打工的地方，偷偷地溜进了学校的学生宿舍。刚开始觉得矮人三分，但在穷伙伴们的温情感染下，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外大的学生宿舍，可以说是东京最宽但也是最破的。一间十六帖到十八帖的房间里，住六个人。房子的建筑很粗糙，到了冬天寒冷的北风便从门缝里毫不客气地往里钻。大家都钻进壁橱里，把苹果箱子当桌子，用台灯来取暖看书。睡觉是睡在榻榻米上面，早上起来时，前一天晚上用来取暖的喝剩的白开水早已冻得硬棒棒了。尽管这样，但在这儿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充足的时间。

不久，我得到正式批准住进学生宿舍。上大二的时候，我参加了学生宿舍举办的选举，当选为“委员长”。说起来也许很丢人，当“委员长”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委员长”和“炊事委员”可以不交伙食费。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个出身乡下的单纯的学生也开始懂世故了。

破旧的学生宿舍也有其快乐的时刻。那就是每周一次巡回来到的合唱练习。

附近的街道工厂或中小企业里的年轻工人也可以来自由参加。除了日本、俄罗斯的民歌外，中国的民歌也学会了不少。合唱时，我一直是唱男低音的。

那时学生宿舍里，经常有左派团体或党派关系组织的人来劝诱我们加入，我是什么组织也没参加。

但是对于学生运动，我也有我的主张。

当时，我是东京都内的学生宿舍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曾积极参加过阻止对贫穷住宿学生的生活和权利的侵害行为的活动。

其中有一次是当时的自治厅下的通知，说是要把地方籍学生的选举权转到父母家的户口所在地。其目的是想把城市里强硬的左翼政党的支持票给分散开。我们外大住宿生带头表示反对。我们到自治厅和区公所去进行陈情和抗议。每天早饭一完，就把食堂的桌子抬出去，到中野站和东中野站搞签名运动。那时候，本来对学生运动不关心的人也都来参加，我们获得的签名人数比东京都内任何一所大学学生宿舍的都多，这在其它大学也成了话题，还有不少别的学生前来我们学校取经。

毕业论文研究《矛盾论》

上大三后，我搬出了学生宿舍。那一年，我找到一处便宜的“住处”，一边送报纸，一边看书准备毕业论文，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毛泽东《矛盾论》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黎明前的中国，存在着繁多复杂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在这所谓的矛盾中有两个是起支配作用的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中国内部的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压迫沉重的时候，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其压迫减轻时，后者就成为主要矛盾。

但是，这两个主要矛盾有着其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在革命未成熟的阶段，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力量处于次要的方面。但随着革命的发展，次要的方面就转换为主要的方面了。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就“事物的性质”所论述的一段：

“事物的性质是什么？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因此，主要矛盾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发生变化，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变化”。

这段文章以前我看过很多遍，不过是一目而过。但作毕业论文再重读这段文章时，给我的印象越来越深。自己往往容易陷入把事物的性质看作固定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里，毛泽东这段话给我了启发，使我有了新的认识。

我充分利用我自身的体验和思索，完成了毕业论文。尽管是四百字一页的共 35 页的小论文，但指导论文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挺不错。”

上大四后，我搬回到学生宿舍。尽量减少打工时间，准备就职考试。

校内就职商谈时，清水元助主任教授对我说，“你当新闻记者吧。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密切注视中国及亚洲的新动向”。但田中清一郎副主任教授却对我说：“你去乡村当小学教师最合适。这是培养下一代年轻人的重要工作。”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当记者的道路。而三十五年后，我在朝日新闻下属的“朝日中国文化学院”教上了中文和中国概况。这也好歹算是顾全了已故的两位恩师的嘱托吧。

原注

1)：部落问题

这里所说的“部落”,就是指“受歧视部落”｡在德川幕府时代政治性制定的士·农·工·商·秽多(即贱民,译注)·非人这一制度中,与“四民”(士，农，工，商)有别,被贬为“秽多,非人”議人们集中居住的地区被称为部落｡

据《广辞苑》和《朝日现代用语·智慧篇》(1993 年版)等登载,“秽多,非人”是指在江户时期被贬为贱民的人们,他们不从事生产性的劳动,在社会底层从事游艺、押送罪犯、掩埋尸体等工作。1871 年(明治四年)的解放令废除了秽多·非人的称呼,从而转用“特殊部落”这一蔑称。

此外,还有“未解放部落”这一称呼,在 1969 年开始的对受歧视部落的行政改善之后,在法律上对得到了改善的部落称为“同和地区”。据 1968 年的政府调查,“同和地区”在日本全国一千一百二十七个市町村的四千六百零三个地区里约有一百一十六万人。按地区来看,包括关西地区在内的西日本占 78.8%,关东地区占 13.7%,中部地区占 7.5%。

另外,据这个问题的研究权威——解放出版社的《部落问题事典》上的记载,部落问题的现状如下所述。

“现在,在法律和制度或在社会身份上,不存在部落或部落民了。而且,日本国宪法第十四条上明文规定∶‘所有的日本国民在法律下面人人平等,不因人种·信条·性别·社会门第的原因,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关系上受到歧视’，表明了尊重基本人权的理念。因此,表面上部落歧视这种非民主的对人的歧视是不可能有的。可是，就是这个不可能有的东西,客观上却依然存在,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六千个部落，三百万人’布满了日本全国。”此外,还指出了以下真相。

“在法律上、制度上对部落的身份上的歧视已经在表面上、形式上消灭了。因此，连要统计有多少个部落以及其部落的人数这个问题本身都成问题。而且,在法律上、制度上已经不存在部落了，所以要指定或判断这儿那儿是部落,这也都谁也作不到了。然而,事实上,由于错误的社会传统观念和偏见,长期以来被看做是部落的地方,而且现在也一直是那么看的地方就是真真实实的部落,在这个所谓的部落里出身,部落里成长，现在还住在部落里的人们,还有不久前流入到部落里来的人们,或是虽然居住在部落外面,不久前与部落有了血缘关系的人们，他们都被看成是部落民,这点正是当今的现状”。

第二章 主管中国采访的记者之路

当上新闻记者,留学香港深造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的轨迹”。我为什么选择了新闻记者的道路，在此略写一笔。

用同一视线来写

在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欲望，那就是要捕捉生活在不同社会的不同人们的模样。尽可能地一视同仁地看待，从中抓住重要的信息来进行报道。

具体地说，主要是以下两点。第一点是,不管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贫富，应该人人平等。当时我就这么认为，“在守节度的范围之内，对方是总理大臣也好，或是‘日薪二百四’（注）打零工的大叔大妈也好，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不管对方是谁，自己有不到之处，应屈身请教，对不合理的事情应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该批评的时候就应毫不客气。”第二点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脱亚入欧”，近代化有了进展。在很多日本人心里，认为欧美诸国是“将校”，日本是“下士官”，而亚洲其它各国则是“兵卒”。这种看法应该要把它消除掉。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我自己也被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和国际政治的现状所愚弄，几次都差点儿脱离常轨。但回想起来，自己这个看问题的基本立足点现在也没变。

进了朝日新闻社后，我先在浦和分局，后在山形分局呆了四年半多一点儿的时间,接受了新闻记者的基本训练。后来回到东京总社的社会部开始当一名无名小卒──“事件记者”。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周围有不少优秀的前辈和同仁，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记者，跟他们一起渡过的时光是我青年时代的 “无价之宝”。

在社会部，每天都是你追我赶力争上游。一年后的一天，当时的社会部部长田代喜文雄，我后来的证婚人（后升为东京总社编辑局局长，朝日电视台台长，现已故）对我说，社里准备派我作为“语言留学生特派去香港”。并希望我努力学好中文，学会中国人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

挟在大陆与台湾之间

当时，以日本和美国为首，西方主要国家都承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内战时期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中华民国）。 这 些国家跟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建立外交关系。国共双方都主张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互视为“仇敌”，隔着台湾海峡对峙，局势紧张。

日中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大部分的报道机关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大陆的动向。在以美、苏为主的战后东西冷战的体制下，实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严格控制西方所谓“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进入中国。在国共双方强硬对立的这种情况下，朝日新闻社曾犹豫过是否把“语言进修”的留学生派到台湾去。但培养研究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历史上、地理上都与日本相邻的中国大陆的人材，对新闻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势下，把语言进修生派到挟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但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也可以说是一个“苦肉计”吧。第一批派到香港的留学生是同一大学比我先毕业的伊藤齐记者（现任丽泽大学教授），第二批派出的就是我。

生疏了的中文

1962 年（昭和 37 年）6 月，带着期待与不安，我有生第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大地。学校是香港大学东方研究院，在马蒙院长（后任中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现已故）的指导下，进修中文和中国概况。

也许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的缘故，当时的东方研究院里有来自英国、印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为主的国家,也有来自美国、法国、西德等国家的外交官、大学教授、军事专家及宗教方面的人士。从日本来的外务省和亚洲经济研究所派的年轻逸才，加上朝日新闻社派来的，一共三个人。

大学毕业后的六年多里，我全身投入了新闻记者的基础训练之中，中文（一般叫北京话，在中国大陆叫“普通话”，在台湾叫“国语”）早已忘得精光。而且香港一般的日常会话用的是广东话，要学好语言可真不容易。更头疼的是，住在香港的人有很多是从中国大陆各个省市——上海、山东、四川、湖南、福建等地移迁来的，他们的“北京话”都带有“口音”。我只听得懂百分之二十。面对这种可悲的情况，最初的半年里，我上学可是拼了命。开始三个月上中级班，后来三个月上高级班。上午三个多小时，上的是用报纸或小说作为教材的中文和英语课。头脑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

在香港，我住在中国人的家里，放学回家吃完午饭后，按习惯午睡一个小时左右。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外，每天下午两点后，聘请家庭教师来辅导。我的家庭教师叫李孔兴，是一所小学的老师。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专攻教育行政学。家庭辅导主要是练习简单的会话，学习短篇名著集。李老师真不愧是老师，有时过于热心到了非要我把名著背下来不可。

一到傍晚，就去繁华街，到一般老百姓的“饭店”去吃晚饭。我经常叫上李老师和他的朋友，一边吃时鲜的菜，一边喝啤酒或老酒。对方全是像李老师一样几乎不会日语的人，刚开始真觉得日子过得紧张，恨不得一天就把中文学好。

体验两次“飞跃”

作为一个报道外国的记者，必不可缺的就是与异国人们之间的交流。对方在说什么，自己应怎样去应对。“听”与“说”可以说是作为国际记者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中文学习是如坠雾海，但不可思议的是，它也有突然开窍的时候。那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我每天刻苦学习，可是进步很慢。但有一天却突然觉得有了“飞跃”。第一次是赴任的三个月以后。中国人说的中文，突然有一天自己连想都没想竟然一下子就听懂了。第二次是六个月以后。这次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基本上都能用中文表达出来了。

正好这个时候，香港大学高级班进行了结业笔试和口试，这真是好时机。口试的题目是当时广为话题的中印纠纷，中苏对立，英国 EC 的加盟等问题，我被三个教授接连不断地提问，虽不能说答得十分全面，但全部都是用中文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成绩通知单上的“听”、“说”、“读”、“写”各栏里全都是“优（Very excellent）”。我心里不知不觉地大喊：“太棒了！”

留学的期限是一年。前六个月在东方研究院进修，后半年时间，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把主要精力放在采访香港这个社会上。但这段时间不用写报道，可以自由活动。

从 1962 年 6 月到 63 年 7 月，我在香港的中国人社会中生活了一年。这一年使我认识到，在日本看过的书里，或从采访过的中国人的那儿所得到的对中国的印象，有着很大的距离。

在香港，我亲眼看到了在激烈的政治变动中，坚韧不屈，顽强生存的香港的中国人的形象。

这也是我自己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感性认识的领域，一点点扩展开的一个过程。

非二者择一的生活智慧

回想起来，我在香港留学的一年（1962 年 6 月——63 年 7 月）， 正 碰 上 中国大陆从 59 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政策受挫后，实行一系列调整缓和政策的时期。尽管当时出国是严加控制的，但结果跑到香港的人还是不断增加， 一时香港被称为“难民云集处”。

有吃的穿的就行

在进行社会采访时，我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批判大陆的政策。刚开始时，我心里还一直想着，“你们这些人自己不参加祖国的革命和建设跑出来，有什么资格说这说那。”因为在去香港前看的书里，或从去过中国的人那儿所得到的印象和宣传是不一样的。但听了不少的证言以后我当初的想法才开始改变了。

62 年 12 月，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亲戚家里从大陆来了一个老太太”。我一听，马上就去见了那位老太太。我问她生活状况，她一开口就说，“我上了年纪，不能干活，所以计划供应很少。”

“一天有两顿是稀粥，即使是老年人吃了也肚子饿。副食品只有蔬菜。就是计划供应的那一点点儿油， 一放进铁锅就都蒸发掉了，质量很差。”

穿衣服也成问题。

“五个人一年的计划供应全加起来，只能给大人做一件上衣，或给小孩做一套衣服。”

这只是一个例子。当时从大陆跑出来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有的吃就算了，有的穿就行了。”这种说法是意味着最低限度的生存。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

批评人民公社化

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香港人对以下几点公开表示不满：①大陆同胞吃的穿的不够；②浸透在“中华民族”的生活里已有五千多年的传统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③上面对政治､思想管得太严，精神上的压力过重。

专攻农业问题的一位 T 教授说，“中国有史以来，不遭自然灾害的年份可以说没有。近代一百多年内，又是连续不断的‘兵灾’（战争引起的灾难）。 中 共 政权建立后，国内已没‘兵灾’了，为什么苦难还是持续不断？”他批评说，农业的急速集团化，特别是取消私有地搞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把长时间中国人已适应了的“个体经济”的那种生活方式，过于性急地给分化瓦解掉了。这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指出：“说是自然灾害，其实人为灾害的因素很大。”

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开始转向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缓和政策。比如，分给一部分自留地；新开垦的土地归开垦者；允许养猪、养鸡等个人副业，并为这些副业买卖开辟自由市场；对人民公社组织的内容进行调整，等等。所有这些都受到了香港人的欢迎。

反正是中国人

有一次，碰到一次这样的一件事儿。那时我正跟要好的几位中国朋友在一家熟悉的上海酒家喝着绍兴酒。

“什么政治啦，思想啦，这种事儿用不着去那么烦恼。”

这句话是从背后的一张桌子那儿传来的。我若无其事地回头一看，只见是一位四十岁左右，工人模样的中年男人在讲话。坐在他前面的是一位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表情很呆板。一看就知道是从大陆刚来不久的。

“中共来了，我们就听中共的。台湾能反攻大陆成功，我们就听台湾的。我们反正是中国人。要在这儿求生存，就得学会保护自己。”

那位中年男人，如此这般喋喋不休地开导着｡那两个人走后，一位朋友给我讲了这样的事。

几年前，香港的猪肉价格曾一度猛涨。对中国人来说，猪肉是必不可缺的食品。当时，台湾方面声称，“不卖猪肉给那些跟中共有生意来往的人。”大陆方面也拒绝了那些跟台湾做生意的人。香港的同业者开始感到困惑了一阵子，但不久就采取了自卫的手段。甲和乙两人联合，甲跟大陆交易，乙跟台湾交易。然后从便宜的一方那儿买进大量的猪肉，再作必要的互相通融。

这样做真是看风使舵。对此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太利己，没有节操。要是日本人的话，往往是用不白就黑，不是就非，不正就邪，不善就恶这样的“二者择一”的标准来判断事物。

但是，在香港的生活经历，使我也开始明白了，“这个世上，标准和尺寸真是多种多样啊。”

不屈的忍耐性和民族爱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国人的不屈的忍耐性与强烈的同民族意识却令人赞叹。

1963 年，香港遭受了未曾有过的严重缺水。加上白天烈日高照，蓄水池的水全都干枯了。当时从大陆供应来的水也有限。开始是隔一天供应一次水，后来变成三天才供应一次。最后，连供水时间都限制在两个小时之内。

当时我住的地方在香港岛西部叫做北角的一条繁华街上。住在一位姓 C 的人家里，他家在六楼。在两个小时的供水时间内大家都一齐拧开水龙头，楼上住家的用水可就够呛了。我住的那家，要装满像汽油桶那么大的两个塑料桶，都装不满。当时连我共有七口人，这两桶水要用三天，真是伤了不少脑筋。

淘完米的水，用来洗菜，再用来洗头次碗。出了汗先洗脸,再用洗脸水来洗衣服，最后再用来冲马桶。

还有一点使我深受感动的就是，香港人对大陆同胞的竭尽全力的援助精神。有钱人自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也是尽量缩减自己生活的开支，给在大陆的兄弟、亲戚、朋友寄去生活必需品。为此，当时香港街头的“代寄邮包业”很兴隆。对身旁亲近的人也许谁都会这样做，但香港人的那种无私的对本民族的爱，确实是令人肃然起敬。

香港社会的弹性

香港所具有的“弹性”，也别具一格。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放任”的世界。因此，与日本不同，贫富的悬殊很大，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有趣的是，根据收入所得之差，社会阶层分得极细。

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交通工具。大富豪乘坐的是带司机的劳斯莱斯。次一档的就坐奔驰或美洲豹，再次一档的就只开一般车。没车的人就坐的士。坐不起的士的人就坐公共汽车。坐公共汽车不方便的人就坐小型面包车，这种车一招手即停，比公共汽车还便宜。一般老百姓常坐的是双层电车。

在饮食和娱乐方面也是一样。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饭店，应有尽有。吃不起馆子的就去露天大排担。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娱乐设施是“夜总会”。在繁华街头，既有一晚能耗掉一般老百姓几个月工资的超高级的俱乐部，也有一般老百姓也能享受的廉价的“夜总会”。

殖民地香港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畸形的社会。但在那儿，我学到了日本人难以想像的中国人的那种生存方式——“看问题的基准决不止一个”。香港的中国人经受了各种磨练，掌握了难得的“生活智慧”；他们有看风使舵的一面，但同时他们不分贫富，给在大陆的亲人无私的关心和热情的援助。所有这些，让人感到一种对“生存”的不倦执着的追求和宛如野草一般坚强求生的气息。

63 年 7 月初，结束了一年的香港留学生活，我回到了东京。我在去香港的半年前结了婚，所以还没有看到出生不久的儿子。在成田机场，当看到抱在妻子怀里的儿子那圆圆的大眼睛，我感到了一阵惊喜，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责任感。我不在时，妻子一个人生、养孩子，吃了不少苦，我非常感谢她。

国际局势的转换和日中两国的接近

结束香港留学回到东京总社后，我从社会部调到了国外通讯部。从 1963 年夏天到 66 年秋天的三年多的时间里，负责报道国际局势。

有着丰富经验的同事一直跟我说，要做到在中国问题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能应付才行。所以密切注视“中国大陆的动向”成了我的重大使命。

首遇“肯尼迪暗杀”事件

当然，国外通讯部得关注世界各国。我最初经手的大事件就是“肯尼迪暗杀”。63 年 11月 23 日凌晨，大家还在睡梦之中，编辑局只有我一个值完深夜班后在收听“广播”。

“嘀、嘀、嘀”

传来的是特急电报的声音。那时是凌晨三点半过一点儿。当时南越经常发生军事政变，我心想“又搞政变了”，所以开始也没太当一回事。接着，AP 社、路透社、AFP 社等都发来了电报，无线电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心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一看电文，一行文字闯入眼帘：

“肯尼迪总统星期五遭枪击”

事件是在肯尼迪离开达拉斯机场乘车在市内移动的途中发生的。外电接着报道说，坐在旁边的总统夫人嘉克琳叫了一声“天哪”。总统的生死还不明，但我立即有了一种总统遇难的预感。

当时，各报社之间还没有停版的协定。我立刻布置：①立刻停止晨报的印刷；②跟国外通讯部长和编辑长联系；③以最快速度把外电内容译成日语。正好，我看到刚洗完澡的社会部的一位“小伙子”（负责稿件的工人）， 就 大声喊住他，让他与其他人一起分别跟整理部、政治部、经济部、社会部、摄影部的编辑取得联系。

“肯尼迪遭枪击”的头版头条总算赶在最后定稿时登了出来，还算没失脸面。

由于小伙子们的奋斗，早上六点前从各部匆忙赶到编辑局的记者们忙开了锅。这样，我们最早发出了号外，晚报则从头版到社会版面全部登满了有关“肯尼迪暗杀”的报道。

那天晚上，一些同事对我说，“吉田，把其它报纸给压倒了嘛，这下从国外通讯部你可走不了啦。”听了这番话，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感。

美苏接近，中法握手

从 63 到 64 年，国际局势开始呈现出很大的变化。63 年 7 月，中苏两党在莫斯科的会谈破裂，就国际共产总路线，中苏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同时，核武器拥有国的美、英、苏三国，签订了停止部分核实验的条约，并抑制向其它国家进行核武器扩散。

稍后才拥有核武器的“戴高乐法国”对此条约表示不满。于是法国跟同样反对美、苏核霸权的“毛泽东中国”开始接近，并在第二年即 64 年 1 月，中法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美国正陷进越南战争，而且处在难以自拔的境况中。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同年 10 月，曾尽力于“美苏和平”的苏联党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了。

中国乘胜追击，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实验，并同时倡议召开全面禁止核武器的世界首脑会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东西冷战的体制下，一直认为自己同苏联有着“坚如磐石的团结”的中国，一方面跟对中国和越南实行包围圈的美国越来越明显地进行对峙，同时，跟苏联执行“不是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的新的领导人之间的对立，也愈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法国握上了手,同时又一直在关注着日本的动向。日本当时跟美国是同盟国关系，而且不希望越南战争扩大。中国开始了采取积极接近日本的政策。

当时北京的国际战略是开展“中间地带论”。即，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间地带的亚洲、非洲等第三世界是“第一中间地带，”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国和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要争取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中国要人相继来日

实际上，这段时间，中国大陆负责对日关系的要人相继访问了日本。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只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跟中国大陆的高层人物的接触几乎没有。由于这个原因，对中国来访者的采访不是由政治部而是经常由国外通讯部和经济部担任。

我当时年青又有干劲儿，编辑的意思是让我挤出内勤的时间来负责报道中国要人的动静。

当时在《朝日新闻》晚报的一个专门介绍国外著名人物的叫“你好”的栏目里，多次登载了这些要人的采访报道。现在还能一下子就想起一些人来：南汉宸（当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现已故）， 赵安博（当时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 萧 向前（当时中日友好协会常务理事）， 王冶秋（当时中国国家文物局长，现已故）。

在 对 这 些人物的采访中，不时有新的重要的消息飞出来。印象特深的是 64 年 2 月 21 日应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的邀请来日的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赵安博的那次采访。二次大战前，赵秘书长曾在日本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现在的东京大学教养部的前身)留学过。战后先后作为红十字会代表，渔业问题代表，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多次来日。在 63 年 10 月成立的中日友好协会里，同该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已故）， 会 长 廖承志（已故）， 副会长张香山（前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国方面首席委员）一起，为改善中日关系作出了很大贡献。

“不期待日本赔偿”

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久，台湾与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些给日本的对华政策一个很大的冲击。要“打开对华关系，”很多日本人感到不安的就是，北京共产党政府对日本政府没有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

就这一点，我问了赵秘书长，最初的回答是，“对这些我无权发表意见。”我再追问时，他先说，“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权限，”接着说，“我们国家并没有考虑靠战争赔款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中国大陆有权的高层人物，第一次暗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的重要发言。

次日 21 号的《朝日新闻》上，我把这次采访作为特讯登在头版头条。横标题是，“赵安博谈打开日中关系”，竖的两个大标题是“乐观看待国交正常化”，“不期待靠赔款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标题是“努力实现互派记者。”

在银座的“东急饭店”里，我单独采访了赵秘书长一个半小时。他谈到了中国大陆的对日基本政策及今后的具体措施。他特别强调，“互设民间常驻机构扩大贸易，互派记者加深彼此了解，这都是好事，应尽快实现。”

动摇不定的日本对华政策

对大陆所采取的接近日本的政策，台湾当局当然是不会视之不见。日台关系在 63 年 8 月发生的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的“维尼纶生产线”对华出口事件后，已处于低迷状态。加上中法建交（64 年 1 月）后，中国大陆积极采取和平的对日攻势，使这种状态更趋微妙。在日本自民党政权内部，对华政策的对立意见也日益激烈。

在这种背景下，2 月下旬，日本政界的元老、前首相吉田茂访问了台湾，受到了蒋介石总统的接见。作为答谢，长年作为蒋总统得力助手的大人物，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回访了日本。

8 月 12 日，张群秘书长来日。第二天，我陪同美士路昌一社长（现已故）出席了台湾方面主办的宴会。出席宴会的池田勇人首相（现已故）， 在 满 堂 的 来 宾 面前，与张群拥抱，表示热烈欢迎。

就在同日夜晚，以对外文化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以前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现已故）为首席代表，扩大日中贸易的民间常驻人员五人一行，作为第一批常驻日本人员，从中国来到了日本。接着同年秋天，新闻报道界一直盼望的日中互派记者也得以实现了。

在此背后，以高崎达之助、松村谦三、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田川诚一这些人士为首，有许多人超越了日中两国的不同社会制度，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付出了巨大心血。

在国际局势大转换的情况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动摇不定中也出现了转变的兆头。

毛泽东亲自接见斯诺

中苏对立、美苏接近、中法握手、日趋激化的越南战争——。在这种动荡不定的国际局势中，60 年代前半期的中国内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在这儿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由东京所看到的当时的中国。

恢复农业生产开始奏效

60 年代初的中国大陆，由于 58 年实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的受挫，59 年后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陷入了“粮食危机”的状况。加上苏联停止对华基本建设的援助，并撤回了技术人员，中国的重工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此情况下，党中央把重视依赖苏联的重工业的重点移到了安定民生的农业生产发展上。

把以前提倡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规模，改成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三级制,权利也移到了最基层的生产小队｡

前面已提到过，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缓和政策｡比如：分配一部分自留地、新开垦的土地归开垦者、允许养猪、养鸡养鸭等个人副业，并为这些买卖开辟自由市场，等等。

这些政策促使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粮食情况在 62 年和 63 年明显地有了好转。64 年的粮食生产量达到了两亿吨。这可以说是在党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国家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的功劳。

但在这种“自由化”下，出现了农民只顾搞自留地和副业生产而不积极搞公有地的倾向。而且还出现了“黑市买卖猖獗”、“小商小贩”等所谓与社会主义倒行逆施的现象。

自力更生和阶级教育

这些现象，当时在第一线背后掌舵的毛泽东主席很是担心，鉴于苏联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在 62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开始了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在本届全会的公报中，提出了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路线；②加强阶级斗争；③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在“全国开展阶级教育”的同时，把依赖苏联的路线转移到了“靠自力更生搞经济建设”的方向上来。

第二年的 63 年，开始了以农村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中苏论战日趋激化，规模向全国扩展。到了 64 年，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开始了学大庆、学大寨、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后来，在全国又向学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献出了生命的解放军战士雷锋学习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

在工业方面，接受了依靠苏联的“沉痛”教训，在“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来援助为辅”的方针下进行建设。大型机床等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与西方先进诸国开展贸易来补充。从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国引进高级技术，购进成套设备，这些做法特别是在促进中国化学重工业的发展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毛主席与斯诺的会见

64 年 10 月 1 日是新中国迎接建国十五周年的“国庆节”，人们看到了中国在过去多年里没有过的“自信”和“安定”。国内建设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将来计划也有了一定的头绪，国际局势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特别是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中国一直极力强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同支援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连接起来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的赞同。

实际上，亚非诸国的首脑有不少列席了国庆节典礼。西方诸国也派了各种代表团参加。从 63 年底开始，周恩来总理访问了亚非十三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中法建立外交关系，日中关系的好转等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毛主席看准了当时的国内外局势，邀请从延安时代以来三十年来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访华。65 年 1 月 9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少有的长达四小时的会见。这次会见毛主席从世界战略、到他自己的人生观纵谈无遗，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我们朝日新闻社抢先获得了版权，从同年的 2 月 4 日开始分七次全文登载了那次会见的记录。

记录中有两点很重要。一点是毛主席给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的美国一个诚意的忠告和声明。另一点是他站在超越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所谈到的、他自身的那一种百无禁忌的“天命观”。

给美国的信息

先谈一谈“给美国的信息”。斯诺在总括会见的开头部分是这么写的。

“今年七十一岁的毛主席，在谈话中多次说道，我们对那些迫使中国闹革命，现在还在迫使东南亚国家闹革命的外国侵略者，应该感谢才行。他还说，中国不向自己领土以外的地方派遣军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美国越往西贡送武器和兵力，南越解放战线得到争取胜利的装备和教育就会越早。他们已不需要中国军队的援助了。——毛泽东还阐述了这样的看法。”

对时局的焦点“越南”谈了很长时间，概括地说，有以下五点。

①南越解放战线会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②北越不会发生战争；③中国只在美国攻击中国的情况下参战，中国自己国内要做的事还多得很；④要实现解决越南问题所制定的日内瓦协定条款，能招集国际会议的条件（在现阶段）有四个。其中之一可以推测是，不把撤离驻在南越的美军作为先决条件；⑤美中两国再次共同携手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这些发言跟官方的报道机关强烈非难美国的调子不一样，带有柔软性。我觉得，这是在中苏对立进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国内建设的调整措施总算开始有成效的局面下，作为一名战略家，毛泽东所作出的高瞻远瞩、胸怀广大的判断。

未来靠年轻人

谈完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后，毛主席淡淡地谈了他的自己及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超越共产主义者立场的“活生生的毛泽东”的形象。为了不失原意，下面就把记录会见情景的一段，原封不动地引用如下。

“毛主席停了一下，又开始说，你知道我最开始是当小学老师吧。

那时候，什么参加战争啦，从来就没想过。也没想过要成为共产主义者。……是个什么偶然使我立志去创建共产党的，现在有时候想起来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重要的是，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是事实。

斯诺问：‘……在比以前要好得多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会变成怎样，很多人对此抱有疑问。您怎么看？’

‘我也无法知道。也许谁都不知道。但可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革命可能把共产主义更进一步推向前进。另一种是现在的年轻人否定革命。……当然不希望他们反对革命，但将来的事情只有靠将来的人根据那时候的情况来决定，那时候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现在我们也无法预料。长远地看，将来的人一定比我们现在要聪明。问题是他们如何去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现在的年轻人，及将来的年轻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成果吧。’

说到这儿，毛主席放低声音，半闭着眼睛。

‘地球上人类的条件，在不断急速地变化。一千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许被看成无聊愚蠢。’——毛主席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 “给美国的信息”和他独特的“天命观”，使人感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深沉的哲理。然而现实的发展却有许多问题事与愿违。

（原注）：

二百四：战后一段时间对日薪工的俗称。原指从固定工作单位拿到的定额日薪二百四十日元（简称二百四）， 这是当时最低的日薪收入。

第三章 到文革发动后不久的中国采访

充满苦涩的文革之路

“南越解放战线会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在北越不会发生战争”。——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知心朋友埃德加·斯诺说的这种“给美国的信息”，一个月后的回答却完全是令人出乎意料之外。1965 年 2 月 7 日，美国约翰逊政府决定“轰炸北越”。

毛的期望被辜负

美国政府的这一选择造成了地球性大规模的悲剧,是极大的“误算”。后来，我看了美国有关越南战争的国防白皮书才知道，在美国最高首脑内部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赞成派的意见是，如果动真格地“轰炸北越”，就能切断南越解放战线的后方支援，其战斗力就会因此而慢慢减退。但反对派却分析南越解放战线会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抵抗。提出后种分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毛 泽东的判断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是“奇妙的一致”。对此我现在还印象深刻。

总之，由于美国“强行轰炸北越”，南越的内战就演变成了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支援北越的中苏两国也被卷了进来。结果，不但是越南，而且，近邻诸国和世界各地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修正经济政策

怎样去应付这种新的局势中国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国内方面，要考虑支援越南，经济建设，国防体制怎样去进行再编。国外方面，一是要防备美军扩大越南战争，二是要如何处理对苏关系。关于这点，埃德加·斯诺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在 1966 年 7 月 30 日的美国杂志《新共和》上作了意味深长的分析。

斯诺回忆说，在 65 年 1 月 9 日晚的会见上，毛主席曾说过，为实现 1954 年在日内瓦制定的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协定条款，有可能不把撤离美国在南越的驻军作为先决条件，来召开国际会议。斯诺认为,那个时候，中国很有可能已经承认西贡作为独立、中立的政府。但由于从 2 月 7 日起，美国对北越开始了真格的轰炸，违背了毛泽东的期望，以至于在中国共产党高层之间也引起了十分苦恼而尖锐的争论。

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64 年 12 月），曾提出从 66 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将在 65 年初提交大家讨论。据斯诺说，这个五年计划，在中国进行第一次核实验成功（64 年 10 月 16 日）的前后，已在高层党员中间讨论过，当时没有提到要大力加强国防建设。但从 65 年 2 月以后，有关五年计划的报道从报纸上消失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把产业的一些主要部门移向搞国防工业建设,经济政策就不得不要进行修改了。

拒绝与苏联联合行动

轰炸北越开始后的 65 年 3 月 1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共产国际会议。但只有十九个国家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及阿尔巴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 日本、北越等国的共产党没有出席，会议讨论的中心是越南问题，同月 3 日通过了要求美军撤退的决议,号召支援越南,“联合行动”。

中国对此在 3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文章强烈指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口头上说是支援越南，实际上是“投降美帝国主义”。此后，多次再评苏联的联合行动，指出，“新的苏联领导人已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之中，他们是比修正主义更危险、本质更恶劣的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并号召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来斗争。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中苏对立日趋加剧的同时，美国“轰炸北越”，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越战中去了。中国领导人改变追随苏联东欧诸国，期待加深与自己拥有共同路线的亚非诸国的关系，但却不尽如意。

65 年后期开始连续不断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点。

印度尼西亚的军方掌握了政权，美苏为主的联合国解决了印巴纠纷，第二次亚非（AA）会议遭到流产，接着是跟布隆迪、达荷美､中非、加纳、古巴等国关系恶化，中国的外交路线到处出现“裂痕”，陷入了倒退的境地。在这复杂困难的局面下，中共领导人从 65 年秋天以来，先后召回驻各国大使，分析研究国际局势。讨论的核心，无疑是围绕越南问题对苏路线的应取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将军（党的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作为毛泽东体制最有权威的代言人露面了。他的前任彭德怀国防部长由于在 59 年 8 月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次总会（即庐山会议）上，当着毛主席的面，批判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直言不讳地提出要优先考虑新的军事制度和技术的“军队现代化”而被解任。

林彪早先就曾在解放军内部提出过，要政治思想工作优先，在 65 年 9 月 3 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他的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他字字句句地援用了在中国革命时期留下的宝贵的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站在敢于面对新的艰难局势的立场。

这篇文章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而写的。林彪在文章中指出，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农村根据地理论”可以用于国际舞台，以“世界的农村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去包围“世界的城市地区”（美国、西欧等）， 他 反 复 指出，人比武器重要，并强调，中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唯一的战争，就是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和辽阔的土地及坚定不移地依靠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坚定正确的领袖指挥下的持久战。

毛、林体制的确立

从那以后，中国国内开始掀起了大肆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机关报《解放军报》率先带头，在党、政、军各方面，对敢于面向这个领导班子的“挑战者”，进行批判和镇压。同年 11 月开始，后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的文章成了整顿文艺部门的导火线。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66 年 8 月 1 日～12 日）正式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是一次全面概括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重要大会。在全会公报上，除了毛泽东以外，只有林彪的名字被写上。林彪被说成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光辉榜样”，“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那篇文章被指定为纲领性的文献。

这次大会毛泽东──林彪路线得以确立，中国革命的传统遗产“人民战争的理论”再一次得到承认。换句话说，这次会议正式宣告了要向“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

当时，毛泽东坚决支持跟中国革命有着同样命运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并与美苏针锋相对的壮举，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对毛泽东在重压下能号召广大的青年和人民群众一起起来斗争的那种非凡的领导能力深怀敬意。但是毛泽东虽然察觉了挡在前途的障碍，却没给予足够的认识。

第一是，毛泽东当时要战胜的敌人，是不同于内战时的国民党、或以前的日本军，而是拥有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核武器的美苏两大强国。第二是，在美国“轰炸北越”，苏联要求“联合行动”时，中国一度先后与自己一直最重视的亚非诸国的朋友、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的关系出现了危机。第三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遭到失败而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对刘少奇、邓小平所做出的功绩和人民群众的反应缺少充分的统筹兼顾。

中国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成功的具体体现。但是中国要把自己的经验用于全世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潜伏着纷繁复杂的障碍。

尽管如此，掌握着党中央实权的毛泽东还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带领着由自己创立，由林彪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冲向了狂涛巨浪。

红卫兵旋风和打击面的扩大

从 1966 年夏天到冬天，中国大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掀起了“红卫兵旋风”。全世界都被这个运动弄得团团转，特别是新闻报道机关更是忙得蒙头转向。当时，我还年青，负责中国问题，每天同编辑和同事一起，像钉子似地钉在外国通讯部的六角桌上，连日连夜地处理从北京特派员发的来电及外电，同时密切注视和处理美苏及世界各地的反响。

刘少奇的降级已趋明显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66 年 8 月 1 日～12 日）后，8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万人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陈伯达（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主持大会。“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作了讲话。

当时，北京电台广播的主要出席者的名单顺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很明显,党的最高领导人里面有了很大的顺序变动。这以前最高领导人的构成和顺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最明显的变动是，林彪升到了第二位，而刘少奇却一下降到了第八位。

以中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参加了这次庆祝集会，这是第一次对外界公开，他们向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袖章和红领巾，从此他们就成了由下而上地支持毛、林体制的一支重要队伍。

红卫兵犹如脱缰之马

红卫兵在第三天的 20 日的傍晚，喊着“打破四旧”、“造反有理”的口号，涌向北京街头。

这股以砸烂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形式开始的红卫兵犹如脱缰之马，看到商店、街道、遗迹、饭店、公园的名字，只要是带有一点旧时的风味的，都一律把名字改掉。同时还要把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服装、发形、化妆、口红、及靴的式样等一扫而光。

这股旋风，顷刻之间就从北京吹到了上海、天津，接着又刮到了广州、南京、杭州、武汉、长沙、沈阳等主要城市。

以后是节节升级，先是废除了代表特权阶级，特权观念的软卧车厢，不交房租，后来发展到要改变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取消象征民族资本家的利息”，“恢复人民公社”，“解散民主党派”等。

以毛泽东、林彪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人，对红卫兵的这种任意的行动是完全支持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 8 月 23 日的版面上，刊登了题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对“革命小将”的行动给予了鼓励。

但是，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已日趋明显，出现了脱离“革命纪律”和“革命秩序”的暴力行为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为此党中央在 28 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了“革命青年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在大方向上支持红卫兵的同时，希望他们能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

高级干部个个都成了靶子

8 月 31 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讲话，强调说“要把重点放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目标上。不要武斗，要文斗”。同时，周恩来把全国的大学生及部分中学生和高中生邀请到北京，进行经验交流，鼓励他们说，“红卫兵要成为有高度组织、训练有素和有政治觉悟的解放军最可信赖的后备军。”

从此为契机，掀起了红卫兵上北京的高潮。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桶里剥芋头皮似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但这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由党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主持，很明显，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红卫兵运动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所管辖的既有组织，如：共青团、少先队、总工会及全国妇联等，几乎全都消声匿迹了。

从各地传来消息说，共青团及少先队的领导机关干部也遭到了批判，不久这些机关都陷入了瘫痪状态。

到了 9 月，红卫兵遵照林彪讲话的精神，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和国家机关的所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判的大人物，仅报道的就上了三十多人，不只是地方的一级干部，连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周围也开始受到批判。

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

这样的批判斗争进展得并不顺利，各地的红卫兵之间，红卫兵和工人，农民之间开始发生冲突，而且有扩大的倾向。为此《人民日报》在 9 月 5 日、7 日和 15 日的报纸上，号召大家①要文斗，不要武斗；②红卫兵要向工人、农民学习，不搞妨碍生产的大串连；③帮助秋收，学习农民的革命精神。

在这种局势下，迎来了 10 月 1 日第十七个国庆节，国庆游行参加人数创纪录地达一百五十万人次。大部分是红卫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解放军时隔七年举行了阅兵式。这天国外的关心集中在刘少奇的处境上。北京电台广播及新华社电发表的出席大会的中国首脑名字的顺序是：毛泽东、林彪、刘少奇。显然，刘少奇在那个阶段还是国家主席的待遇。

但是，国庆节的庆祝气氛一过，平静了一段时间的红卫兵运动再次高涨起来，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谭震林（副总理兼农村办公室主任）、 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陈正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等处于中央政府中枢部门的大部分副总理和部长都挨个地受到了批判。

10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大会。同月 27 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被大大地宣传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初次访问动乱的中国

红卫兵出现以来的两个多月里，我在东京密切注视着“动乱的中国”， 整天被那瞬息万变的局势搞得团团转。在惊叹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超群的领导能力的同时，又对中国的前途非常担心。因为随着红卫兵运动的深入，批判的对象急速扩大，“打击面的扩大”已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

在同美、苏两大强国的对立、加之与亚非诸国的关系在外交上后退的这种局势下，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国内掀起这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史中，应摆在什么位置？这场革命能够战胜动乱的现实，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吗？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提出了什么样问题？

想到这些，我越来越强烈地想亲身触摸一下现实的中国。10 月初，传来了好消息。北京在 11 月 12 日要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日本要派访华团去参加。这个消息是从日本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独立出来的亲华派组织──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本部那儿得到的。代表团可能会让报道机关派人员同行。

当时我的上司国外通讯部代理部长宫本源七郎（现已故）对我说：“你争取随代表团行动吧”。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为争取实现访华我立刻开始着手张罗。我跟掌管派遣事务的川田泰代女士见了面，好说歹说，在她的努力下，总算实现了由朝日、每日、读卖三报社各派一人同行。朝日新闻社就派了我随行访华｡

生平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令我心情激动不已。

广阔的大地和红卫兵大串连

从红卫兵运动到原子弹实验，复杂多样的现象一齐涌现，中国受到了世界的瞩目。1966年 11 月，作为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11 月 12 日）的访华友好参观团的一名成员，我实现了自己想亲身触摸一下中国的愿望。

访问地限定在广州、武汉、北京、南京和上海，而且时间只有两个星期。尽管日程排得满满的，自由活动时间有限，但还是触摸到了“摇摆不定的中国”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中国大陆是第一次去。我把当时感受最深，现在也难以忘怀的一部分在这里作个简单的叙述。

跨进“陌生世界”的第一步

1966 年 11 月 7 日｡

火车到达了香港连接中国大陆的终点站罗湖车站。我从车上一下来，就看到隔着狭窄的深圳河的对面的那座小山丘上，写着一块巨大的横幅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陌生世界”了，我心里不由地一阵紧张。

过了架在边境线深圳河上的铁桥，只见两边将近十来个手里持枪的边防士兵，直立不动地站在那里。我们从他们中间走过，来到深圳火车站内。来迎接的七名红卫兵用流利的日语高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他们是在北京大学学习日语的学生。

吃完午饭，我们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周围两旁跟现在完全不同，都是农田。在火车里作完旅行日程安排的说明后，一位负责人模样的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带头指挥大家唱起歌来。

“大海航行舵手”——这是文革以来，风靡全国的一首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听上去，歌词和旋律的确是足以振奋年轻人心的。

车窗两旁，南方特有的荔枝树延绵不断。尽管是晚秋，大地却是一片绿色。

精神抖擞的红卫兵

一到广州，我们就马上开始参观。先后参观了毛泽东年轻时执教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革命烈士陵墓、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纪念馆。公共场所到处都是红卫兵，其中还有人穿着棉衣。

我问他们“你们从哪儿来的？”他们都精神抖擞地回答：“武汉！”“ 成都！”，“长春！”，“西藏！”。那时正值全国大串连。

“离开家，参加这么大的串连是有生头一遭。”

“通过各地的经验交流，学到了不少东西。”

他们手里拿着各校的介绍信，听说其他的所需经费，衣服鞋帽都是发的。文革开始后，学校都停了课，学生宿舍都成了红卫兵的住处。

我问他们大串连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进行到底。”意思是直到文革取得胜利为止。“文科的学生还能对付，理科的学生够呛吧”，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没关系。”

有一个背着网袋，打着赤脚的女中学生,说是“从贵阳来的”。网袋里装着三本书。是当时人们最爱读的毛泽东的“老三篇”。

①为人民服务②愚公移山③纪念白求恩——简单地说，“老三篇”主要讲的是：①不能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②不管碰到什么困难要坚持到底；③歌颂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为抢救伤病员而献身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功绩，强调国际革命团结的必要性。

世界革命人民的首都

第二天，我们先参观了广州市郊的新华人民公社，后观看了花东人民公社的民兵实弹演习。遗憾的是在此无法详细描述那次实弹演习。但一位只有十岁的小学生，背着比自己身高还长的步枪参加演习，对着一百五十米开外的小小的靶子百发百中，令人惊叹不已。

这天下午五点多，我们坐上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这是贯穿中国大陆的主要铁路。踏上中国大地虽然只有两天，但因为每天是一大早就急行军，所以上车后一倒下去就睡着了。

突然“咣铛”一声，我睁开了眼睛。只听到列车员在喊“韶关，韶关站到了”。一看手表，已是半夜了。特快已开了六个多小时，还没走出广东省。突然我脑子里浮现出，孙悟空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的故事。

到北京要走到什么时候？我问走过的列车员，他把我带到列车室里，热情地告诉了我沿途停靠的站名及到站时间。对他那种热情的服务态度我很感谢，我刚要离开，他用红笔在时刻表上的“北京”站画了个圈，对我说：

“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而且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首都。”

听到这话，我不禁苦笑着说了一句，“我们日本人的首都可是东京啊。”他突然一愣，看了我一眼。我感叹他的主观善意和热情，但同时对他对国外的情况一无所知感到吃惊。

无边无际的大地

第二天早上，我被列车广播的声音吵醒了。正好是六点半。正在广播林副统帅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高指示。

顺眼往窗外望去，只见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跟富有变化的日本的景色比起来，中国的风景令人觉得象是一幅长长的画卷。

“一会儿在山中，一会儿到海边……”我不觉地想起了小时候经常哼唱的日本童谣。

田地里有人在干活。一面红旗插在前方，十几个人正在耕地。有人在修水渠。但在广阔的田野上，没看到一台拖拉机。

上午十点前，火车到达了华中地区的长沙，这儿是湖南省省会所在地，离毛泽东出生的故乡韶山很近。这儿简直是人山人海。我一下车走到月台上，就被十几个红卫兵围住了。大家都说已去参观过了毛主席的故居。还有人说：“简直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

也许是看到我挂着“外宾”的牌子，一位据说是从南京来的红卫兵给我戴上一枚韶山纪念章。这些年轻人有从最北端的黑龙江省来的，有从遥远的西端青海省来的，也有从最南端的海南岛来的，让我听后又是一惊。

在对面的月台那边，停着一列有十几节车厢组成的由长沙发出的红卫兵专用列车。超满员的车厢上写着“行李车”。我不禁一愣，这样对运送粮食和工业产品不是要造成严重的影响吗？

北京、蜿蜒不断的长蛇队伍

在武汉住了一个晚上后，第二天的傍晚，我们又上了火车。火车上的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往外一看，红土地变成了黑土地，绿色的原野，除了小麦田和大白菜以外，一片黄色。

只见一队队红卫兵举着红旗在徒步行走,有三,五人一队，多的十几个人一队。这便是徒步的“长征队”，他们背着干粮和被子，要走到北京去。

特快列车晚点三个多小时才到达北京。由于增加了运送红卫兵的负担，正常的列车运转时间给打乱了。接着，我以为火车到的是北京站，可却听说是西直门站，这又让我吃了一惊。说是市中心的北京站眼下已成了红卫兵的专用车站。

北京热闹拥挤的程度，大大超出意料之外。在天安门广场前面的那条六十米宽的长安街上，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高举着“毛主席语录”，挤得水泄不通，无立锥之地。我也加入到这人海中，顺人流移动。在我旁边，只听到震耳般地用“毛主席语录”作词的大合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面对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博物馆，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为了响应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年轻、贫穷、无名的红卫兵们组成的长蛇队伍，在热浪中不断前进。

影约可见的领导人的地位变化

严格的排列顺序

12 日下午，在位于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别名“万人会堂”），人民解放军、红卫兵及各界代表共计一万人出席的“孙中山（孙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马上就要开始。

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最高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

一直负责政府工作的周恩来总理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宋庆龄和董必武两位副主席，接后是文革开始以来处境一直受到关注的刘少奇国家主席。

我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不断地按动照相机的快门。我们当时坐在会场前面第四排、靠中间的位子。能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领导人的表情和动作。

跟在刘少奇主席身后的是相当于日本国会议长职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接后是也有不少流言蜚语的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邓小平，各位领导人在主席台最前列就坐。

周恩来总理坐在最当中，他的右边依次是孙中山遗霜宋庆龄女士、陶铸（党中央宣传部长）、 邓 小平、朱德、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左边是董必武、陈伯达（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刘 少奇、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和坐着轮椅的何香凝女士……

何女士已故丈夫廖仲恺，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镇。她是现已故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亲生母亲。

区别明显的周与刘

除了党的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林彪以外，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几乎都露了面。孙中山被国共双方都称为“国父”，对他的评价听说在红卫兵中间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但既然这么多的首脑人物都露了面，可以明白争论没造成多大影响。但外交部长陈毅和站在何香凝女士轮椅后面的廖承志会长却头发全白了。看来文革是个很大的心理上的压力。

下午四点，在高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之后，董必武致开幕词。然后是周恩来总理站到了讲台上。他浓眉大眼，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脸色很好，腰板挺直，讲话铿锵有力，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有七十岁了。

当周总理在讲话中对以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提出批判时，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代表起身离开了会场。在他们身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简直就像是把他们哄出去的一样。

这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不知为何却没有加入这掌声之中，只是面对正前方坐着。他是不是在主席台桌子的下面拍的手？

刘少奇的满头白发整齐地往后梳着，举止端正。可是我所看到的他的脸上不但毫无表情，而且看上去显得闷闷不乐｡

一道香烟的白烟

周总理讲完话后，宋庆龄副主席在一位年轻女同志的搀扶下登上了讲台。她讲了已故丈夫革命家孙中山的一生，表情略显紧张，脸色也有点苍白。

这时，主席台上升起一道香烟的白烟。刘少奇主席突然开始吸起烟来。会场谁都没有吸烟,中国方面对我们一行都早说过，“大会中不要吸烟”。刘主席不时把眼睛从放在眼前发下来的讲话稿移开，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

主席台那边，周总理、董副主席和陈伯达正在小声谈笑着。刘主席似乎被冷落在一边。他又点了一支烟。在两个小时的大会里，他至少抽了四支烟。

孙中山的遗霜宋庆龄副主席讲话快完时，周总理马上伸出手，叫搀扶她的那位年轻人赶快过去。连细小的地方周总理都想到了。

最后，乐团吹奏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纪念大会结束。在到会者的掌声中，周、宋、董各领导人依次退场。接着是文革后急升上来的陶铸和陈伯达。早已从座位上站起来等在那儿的刘少奇跟在陈伯达的后面。这种时候是不是也讲“排列顺序”？

“那就很难讲了”

北京天色已晚。在回饭店的车里，我对照顾我们一行的一位北京大学的女学生说，“刘主席看起来很孤独, 是不是･･････?”。她一听脸上马上露出了小心谨慎的表情。但还是有礼貌的微笑着说了一句：

“那就很难讲了”。

意思是你问的是个难题。

曾是中国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受到的责难似乎很大。对他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了如指掌的中国人，对此会有同样的感受吗？我亲眼看到刘少奇沉默的样子，心里总觉得有一个解不开的疑团。

回到东京后才得知，我们一行去中国访问期间，已经出现了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那是从文革当初起，以“造反派”的旗后自称的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十人写的。大字报称刘邓是：

“党内头号和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人是跟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毛泽东夫人）等在“一条线上”行动的。

想想北京那段耳闻目睹的情景，我有一种直觉：刘、邓定会遭殃。

站在顶点的毛泽东，会怎样指挥航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文革的怒吼中，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过的那种超越时空的“天命观”，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日本也有各种议论，现已故的著名的记者，我的一位老前辈讥讽地说过：“那是毛孩子的革命。”还有人说，毛泽东的做法跟独裁者希特勒完全一样。这些都是那些经历过军国主义时代、吃尽了人间酸甜苦辣的人所作的“一刀两断”的评论。

但是, 我在战后贫困的学生时代，接触了毛泽东的著作，对他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深有感铭，对以上那些见解无法赞同。在毛泽东的号令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起来行动，我觉得那是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难以根除的“封建官僚主义”的一种挑战。

对出现在最高领导人班子里的要把刘少奇打下去的作法我觉得不可理解，但同时对与此有密切关系的红卫兵运动，我觉得应承认其难以否认的意义。我在这种矛盾和多感之中渡过了青壮年期。

第四章 中国研究热日益高涨的英美访问记

美国和英国之行

“百闻不如一见”。访问中国的期间虽短，但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能触摸到了文化大革命动荡的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体验非常宝贵。

回国后，在《朝日新闻》的晚报上，我以“动荡的中国”为标题，连载了我印象深刻的一些所见所闻。也许是当时文革方面的视察报道很少的缘故，朝日新闻晚报的英文版也全篇翻译登载了我的文章。在由朝日新闻社在京都主办的题为“战火下的越南”和“文革中的中国”的国际专题讨论会上，还作为参考资料提交了上去。

美国国务院的邀请

不久，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问题的官员，通过编辑局长室，说是希望与我会面，说是想邀请我去美国。在美国国内可以自由参观。 在此期间，希望我能同美国的中国问题的专家及学者进行意见交换。时间是两个月。后来英国外交部也来了邀请。文革后，发生了火烧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的事件，而且谣传说要“武力解放”鸦片战争以来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应怎样看待“动荡的中国”？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关心的事情，在日本也是议论纷纷。

我很感谢美英的邀请，但我没立即回答，只说“让我再认真考虑一下。”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局势在不断地变化，我自己也没充分理出个头绪来。还有一点使我举棋不定的就是，当时中国一直遣责“美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特别是从美军“轰炸北越”以来，中国的态度就更坚决了。

执笔《现代中国》

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两三家出版社希望我能写一本简明易懂的分析文革特征的书。特别是中央公社论的编辑岩田，找了我好几次。

文革以来，我分别在朝日新闻社的月刊《亚洲评论》， 周 刊 杂志《朝日期刊》， 杂志《世界》、《潮》、《中央公论》等杂志上，发表过分析中国局势的文章。但要把中国问题概括写成一本书，还没写过。我总觉得那是钻研有素的学者和研究者的事，几次都回绝了，但岩田却没罢休。

——在中国，党中央高于一切，为什么还会出现“造反有理”和军队登场的怪现象？中

国革命的英雄——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立的本质是什么？要了解在新的社会建设途中的中国的矛盾，分析弄清错综复杂连结在一起的、具有五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独特体制的人民解放军，和执行政策的政府这三者在组织上，人员上的特点和历史的机能，不是很有必要吗？——

岩田热心地不断地这么劝说我。最后，在他的执着的坚持下，我只好让步。在自己还没很大的把握的情况下，就只好赶鸭子上架了。但另一方面，尽管是力不从心，但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就中国的局势和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作一个全面的概述。

从 1967 年 2 月到 7 月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把日常工作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利用了起来，尽全力执笔写书。

我充分利用文革以来，像洪水一样涌现出来的红卫兵写的“大字报”及最新资料和信息。参阅欧美方面的分析和中苏关系发展的文章。还翻阅了好几本中国共产党史。

报社的工作每天很忙，加上“玉石混淆”的消息满天飞，最主要是自己力不从心，写那本书真像是参加一场恶战。不过, 在遇到写不出来的地方，其它的先辈和朋友给了我不少宝贵的建议。

决定去美国

7 月中旬，书总算脱稿了。书名定为《现代中国——党、政、军》， 八 月 下旬由中央公论社作为新书推出。写完书的后记，我觉得应该下决心去美国。

为什么？就我自己来说，我跟中国有一种难以切断的关系。同时，日美关系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又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还有，当时一直被认为是坚如磐石的中苏关系已在极度地恶化，战后形成的“两极结构”已开始崩溃。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所要起的作用就增大了。这当然不是什么“孙子兵法”，但对我自己来说无论如何有必要了解美国的情况。我心里这么决定后，就去了一趟在东京惠比寿的中国特派员办事处。那是在去美国的三星期前。

“美英两国政府发来了邀请信，我想去欧美视察两个月左右。我要去你们所说的万恶之源的‘保垒’，了解一下他们的中国观和对亚洲的政策。”

我对我的中国朋友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听了我的话后，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吉田，你去吧。回东京后，给我们讲讲美国和英国的感受。我们等着你呐。”

更加严峻的中国局势

那段时间，文革造成的局势日趋严峻。这年（1967 年）的“五一劳动节”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和陈云，没有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当时刘少奇国家主席的代名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5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的文章里，把刘少奇的问题已看成“敌对矛盾”。 《红旗》杂志（第十一号）在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 年 7 月 1 日）四十六周年的社论中，已提出了要“打倒”刘少奇了。

支持毛、林体制并掌握实权的周恩来总理在 1967 年当初，就文革中的党和国家的政治机构问题讲过，“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頁文革的总司令部，党中央文革小组是总参谋部，国务院是执行机关。”

同年 6 月 26 日，周恩来在对日本参加科学仪器展览会访华代表团，第一次从理论上谈到了文革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文革有三个目的：①思想斗争；②夺权斗争；③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次革命是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大多数干部的。只要成功地巩固这个体制，就能防止中国变质，战胜外来者的侵略。连接这三个目的的红线就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但是，文革的舞台已开始从中央扩大到地方的夺权斗争，67 年以后，出现了新的问题。不轻易放弃即得权益的地方中层干部，后来连工厂以及农村生产队都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呈现出一种前途多难的局面。

“地上本没有路……”

8 月中旬，我从羽田机场出发。去美国和欧洲都是有生第一次。飞过日期变更线，在四季如春的夏威夷住了两天，养足元气后，经过旧金山，横断美国大陆飞往首都华盛顿 DC。

那是个大晴天。眼下是一望无际的小麦地和玉米地，每块田地之大令人咋舌。

这使我想起了坐火车在中国大陆看到的那种景色。相比起来，我们日本显得多么渺小啊。一种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但是，尽管日本国土很小，但在这种多元化的世界中，今后要起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到了华盛顿，我马上跟国务院负责接待的官员商量了在美国逗留的日程。

最后决定，两个月的日程安排路线是：华盛顿 DC—威廉斯堡(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弗吉尼亚州)小石城(阿肯色州)－达拉斯(德克萨斯州)－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 －苏城(艾奥瓦州)－费城(宾夕法尼亚州)－芝加哥(伊利诺伊州)－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纽约国务院的负责官员对我说：

“你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都会热情接待你的。各地的主要大学及研究机关的中国问题的高级专家们，都在等着你。不必顾虑，自由地去看看吧。”

同时还派了一名英语讲得极好的日本研修生一直陪同我。招待得极其周到。

我想，“好，这次我要无所不看，无所不问了。虚心坦怀地谈它个够。”

那时，脑子里突然冒出学生时代喜欢的中国作家鲁迅的一句话：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了”。

现在还处于封锁状态的中美之路。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一名日本人，将要去走走这条路，尽管他能做到的是多么微不足道。一种临阵的紧张感涌上了心头。

多元的活力

美国之行，即愉快又有意思。美国面积是日本的 26 倍，但人口只是日本的两倍。美国历史不长，但使其成为世界最强国的原动力，也许就是不受旧框框约束的精神。

在这个“合众国”里，四十九个州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所以即能产生一种自由、多样性、富裕、活力的气氛，同时又能监督中央不合理的强权现象。

所去的地方尽管有限，但令我高兴的是，从东部、南部、西部到中部及北部，触摸到了各个地区的特点。回想起来，两个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在华盛顿，我去了少年时旗就非常憧憬的美国第十六代总统林肯纪念堂。在威廉斯堡，参观了再现美国建国初时情景的街区。

在去有空军基地的诺福克的飞机上，跟坐在旁边的一位年轻的黑人军人的对话，给我印象很深。他一边拉拉军服的袖子，一边说，“过几天，还得去越南。真希望能早点脱下这身军装”。

在南部的小石城，一位白人老太太给我作向导，使我了解到了黑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在达拉斯，驾驭烈马的德州牛仔的竞技大会，令我好一阵兴奋。

在加利福亚州的休息日里，我还跟那帮在金水桥附近的公园里，诉说和平与爱，反对越南战争的嬉皮士们进行了交谈。说是以后好作为话题，还开车跑到内华达州的里诺去玩了几次赌场｡穿着工作服，帮着收玉米，修理牛棚｡

在纽约，参观了联合国总部，去了唐人街和黑人居住区哈莱姆。我强烈地感到，在这座美国第一的大城市里，除了白人以外，黑人和亚洲出身的人们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活力”。

当然，我的美国之行主要是了解“美国的中国观”。就这一点，我想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美国冷静的对华分析

日益激烈的越南战争左右着中美关系——当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他们有什么样的对策？——我在美国逗留的两个月期间，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苦于难以掌握真实情况

“中国每一刻的动向，我们都通过全世界的情报网络，尽力做到点滴不漏地进行收集，但是，说句真话，真实情况怎么样，还无法作出一定的结论。”——国务院对中国政策立案中枢的克莱斯巴克，态度显得极其谨慎。然后，他若显无奈地接着说，“毛泽东､林彪和看起来还比较合理的周恩来（总理）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国防院负责极东战略及局势分析中心的霍兰博士也直率地承认了掌握中国情况的困难。他说，“星期一得到的情报到了星期三就变了样，遇到了星期四则被否定掉了。”

在国务院内部，各种说法混杂一起，有中国要内战的说法；有毛主席的地位要下降的说法；也有在強荡中，以毛、林为主流的“新体制”会不断建立起来的说法等等。美国政府谨慎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其无法做出决定性结论的一种表现。

但是，官员们却一致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决不是“昏了头”。

他们而且还补充指出，中国有七亿人口（当时），丰 富的地下资源，中国人有忍耐力、勤劳，现代科学水平也很高，而且有一支很强大的科研队伍。

在这种谨慎的态度背后，高度的情报和冷静的分析一定在起着作用。

谨慎地推察内情

对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有卓越研究的芝加哥大学唐作悟教授，很重视那年在华沙的美中大使级会谈。他指出，“美中双方在激烈的舌战中，都在谨慎地推察对方。值得注意的是，那次会谈后，文革变得更激烈了。”他说，特别是“对刘少奇进行公开严厉地批判，就是在华沙会谈后开始的。”

在美国屈指可数的智囊团，洛杉机的兰德集团就“越南战争与中国参入的现实可能性”这个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探究。研究班负责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的著名专家，阿丽斯·西尔女士说：

“毛泽东一定判断美国不会马上就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才断然发起文革的。文革意在进一步加强国内体制，对越南战争不会直接有什么影响。美国国内在跨大其词地宣染‘中国的威胁’，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席上，一位苏联问题的专家问我，“轰炸北越要到什么程度，中国才会有反应呢？”我回答说，“一是如果轰炸北越超越了国境，炸到了中国领土内。二是胡志明政权要求中国参入，就这两种情况。”接着，我直率地指出，“不管怎么说，轰炸北越本身就是一个下策。美国只要继续轰炸北越，中苏尽管对立，双方都不会停止对越支援。日本大部分也是反对轰炸北越的。美国应当马上结束轰炸北越的行为。”

分手时，西尔女士把我送到门口，小声对我说，

“我也从心里希望约翰逊总统停止轰炸北越。”

这句话，我至今都没忘。

注视解放军的动向

负责中国问题的美国政府有关人士和专家们，特别注视人民解放军的动向，并以此作为了解文革的去向。

在形成了中国研究一大中心的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和斯坦福大学，不少研究都在这点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查鲁玛期·约翰逊的见解是，“解放军的组织和机能，能多大程度浸透到地方各组织，是中国内部局势的关键所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直推进这种理论的解放军，建国以来，在其指挥系统里，除了军事指挥官以外，还设置了政治委员，把最大的重点放在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上。

约翰逊教授指出，“文革开始后，解放军的组织和机能不断被应用到工业、农业、交通等各个部门。在中央组织似乎是成功了，但在地方组织是否能行得通，还是个问题。”

美国的专家把分析的视点放在“党的中坚干部的去留”问题上，以此探究解放军以及文革的动向。还有很多是注重研究毛、林体制怎么对待和教育这些中坚干部的。

比苏联还冷静的观察

以文革为契机，中苏对立日趋激化，对此，可以说当时美国政府当局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我强烈感到的一点就是，美国对中国现状的见解和苏联对中国现状的见解之间差距很大。

“苏联领导人为了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动权，给人制造一种中国不安全不可信用的印象。因此，在攻击中国的声明或文章中，宣传的因素很多。在研究苏联对中国的批判时，我感兴趣的不是其内容，而是其政治动机和时机。”

在国防何霍兰特博士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一种稳健的想法，即“正确抓住中国的实情首当其冲。”

远东战略的得力专家说，

“对于美国来说，是该攻击毛、林派，还是该攻击刘、邓派，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如果攻击毛、林派，很有可能会刺激中国强烈的民族爱国心，弄不好反而会给毛泽东所奉行的跟“国内外敌人”作长期斗争从而推动革命的战略方针，提供求之不得的好材料。另一方面，假如反对派的“反扑”能成功，也许中苏对立会趋向缓和，社会主义各国统一行动支援北越和南越解放战线就会变得容易。

这种见解意味深长，它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的局势将对美国的远东战略（包括越南、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全局产生很大的影响。

学习日本的研究方法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家在立足于宏观研究的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

斯坦福大学的军事战略专家翰福利教授说，共同研究的最大课题是“五年后及十年后的中国和日本”。

这当然是意味着要重视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但让人感到，研究的重点是在于美国要求日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上。日本是被希望成为“封锁中国体制的一环，”还是成为“连接美中两国不可缺少的桥梁？”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课题。翰福利教授战后曾作为军事要员在日本呆过很长时间，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那“特殊感情”，他是很了解的。

我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那天，正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尔巴教授（中国近代史）来访，作有关国民党历史的讲演。到会者有三十四人，一半是美国人，另一半是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及亚洲来的研究者和学生。当时在香港很有名的友联研究所的专家也出席了讲演。

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说，“美国最近开始注意日本的中国研究了”，这话给我印象很深。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既会中文又会日语的确实不少。

像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权威跟日本的石川忠雄教授（前庆应义塾的校长）有着深交的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希尔鲁教授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我见过的几位学者也是。当时，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哈佛大学的爱滋拉·波哥鲁教授，能得心应手地使用中文和日语。

无法与中国进行直接交流的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们，不单单依赖“美国式的思维方法”，同时吸取在历史和文化方面跟中国关系最深的日本的“亚洲式的思维方法”，以此来排除研究中国时的不利条件。

这种做法使得美国的中国研究更加充实，其结果也希望能反映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对华政策上。夹在美中两国之间的日本，不管怎么说，总希望“美中冲突”能够避免。

在香港问题上动摇不定的英国

两个月的美国视察结束以后，我在 10 月上旬，从纽约飞往伦敦。在空中客车朝着中心街区的维多利亚站飞去时，沿途的景色给我的感觉是，“虽说美英是‘亲戚’，但风景却绝然不同。”

虽说是亲戚之国

机窗外没见到过高层建筑。也许是刚从摩天楼林立的纽约飞来的缘故，伦敦的建筑物显得特别低。但仔细一看，跟日本式的“兔子窝”不一样，每一栋房子的占地面积很大，给人一种细工雕刻昂贵舒适的豪华感。曾在世界各地拥有殖民地的“大英帝国”长年的蓄积，由此可见一般。

我对坐在我身边的一位五十岁前后的绅士说，“美国和英国，真是完全不一样啊！”他回答我，“是啊”。但绅士的话音却有点发抖。

“美国自夸有巨大的财富和力量，但它毕竟还年轻。他们现在在越南及世界各地干的事，跟我们从一百多年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时所干的事完全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心情。”

绅士是位美术商人，经常去印度亚大陆及东南亚各国。也许看到我是一个初次访欧的日本记者，才对我讲了他的经历和见识吧。我只看到建筑物和风景这些外观上的区别，他的话使我得到了一种难得的、预料之外的启发。

到了古香古色的沃尔朵鲁夫饭店后，我就给朝日新闻的伦敦分社打电话。畏友白井健策特派员（后来的国外通讯部的部长，“天声人语”栏目的执笔者）把英国外交部的日程安排告诉了我。在伦敦逗留的半个月时间里，精通英语的白井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陪我去外交部，大学、研究所等会见要人或专家，还帮我当翻译。

“大英帝国”的今昔

在伦敦所见的中国及亚洲问题的研究者的见解，与在美国各地交谈过的专家们的见解，总觉得有不同之处。怎么说呢，就是让人感到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吧。正如在空中客车中那位绅士所说的一样，也许是英国在一个世纪前就跟亚洲有着很深的关系的缘故吧。

事实上，英国曾把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作为殖民地统治过。在中国大陆，从鸦片战争以来，曾享受过不少“特权”。因此，接触面就不单单限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而延伸到宗教、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但是，昔日“大英帝国”的繁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衰退，对世界（包括亚洲）局势的影响已全部让位给了年轻的大国美国。特别是在对中国及越南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最新的研究领域里，也显示出无法敌过把产业、军事、官方和学术连成一体的美国的力量。

英国很多的政策立案者或专家，也承认这一点。一位在东南亚研究方面，很有名气的伦敦大学的教授说的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们参加美国的科研小组，协助搞信息分析。”

担心武力解放香港

当时英国最敏感的话题是“香港会怎么样？”

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上海的英国总领事馆被烧的事件。而且还有小道消息传说“要武力解放台湾，”搞得英国政府当局神经过敏。

在这儿，我简单说一下那次去英国外交部拜访的情况。一辆我身分配不上的豪华轿车，劳路斯路易斯，接我到一间宽敞的会议室里，十来个负责中国和日本的官员已在等着，都是些经验丰富的行家。

“香港没事吧？中国会不会用武力解放香港？”

突然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尽力保持冷静，鼓足勇气回答说。

“Wait and see。我坚信，不会发生武力解放。”

“为什么？中国不是出现了中央控制不住的局面吗？”紧接着有人问。

我回答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掌握着军权和外交权。大陆内部发生的个别例子权当别论，即使香港问题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上，但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国际条约。用武力来解放，退一万步也不可能。”

接着，我列举了“七个理由”。后来想起来，真是班门弄斧，但当时确实是凭借自己浅显的经历和分析能力所作出的见解。而且，我觉得当大家都在犹豫，担心的时候，我还是最好明确地说“Yes”，或“No”。

参考当时的笔记，在这里简单地述说一下那“七个理由”。

举出七个理由作出否定

①中国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接触到香港和澳门问题时是这样叙述的。

“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要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我们一贯主张，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问题，等到条件成熟后互相对话，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

比如，香港和澳门问题及双方还没划定的国境问题等。”这是最高领导人的见解。

②当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苏联，跟英国是“次要矛盾。”过去，英国把香港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现在情况变了。

③对中国来说，香港是向西方敞开的唯一的窗口。他们不会采取攻击而关掉一个重要窗口的下策。

④香港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中国对香港贸易的黑字在不断增大。所得收益用于填补从西欧各国、日本、加拿大等国购入成套设备和国家建筑材料时的赤字。

⑤中国的内与外，各种各样的重要情报都是通过香港来勾通的。其中不但有有关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而且还有有关军事科学、尖端技术方面的重要文献。

⑥不可忽视中国与居住在香港的三百六十五万多(这是当时的数字，现在是六百万左右)的中国人，进而以东南亚为中心及世界各地的高达数千万的华侨，华人社会包括给“中国大陆寄钱”的那种多方位的亲缘关系。

⑦香港是一个“仇敌”也能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和平共处”的地方。这儿特务工作者的“情报活动”进行得很厉害，同时探索改善内外关系的活动的也在悄悄地进行。

列出以上七个理由以后，我概括地说，“总之，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它明里暗里给中国提供的利益却涉及到多方面。用武力解放香港的话，这些利益可以说是全部都要失掉。久经考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管文革多乱，应该是不会采取这种下策的。”

“周总理的话”是有力的依据

我的见解并不是什么高见。但英国外交部的那些行家们竟一边儿听一边儿一个劲儿地记笔记，使我诚惶诚恐，但又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在我的见解背后其实有一个很有力的“依据”。那就是跟中国大陆有着极深关系的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曾告诉我，“周恩来总理说过，不用武力解放香港”。

在英国的所见所闻，有很多想写的，但就先讲这些吧。

1967 年 10 月下旬，我结束了长达两个半月的美英视察访问，在秋高气爽的秋天里回到了东京。去国外通讯部编辑那儿报告回国时，他告诉我，“中国记者打了好几次电话来了哟。”

几天后，我去了一趟惠比寿的中国特派员办事处，大家都来欢迎我。我讲了一下自己的视察感想后，我说，

“美国是存在如大家所说的那种‘万恶之源’的东西。但尽管与我们在思想上有差异，他们那种基于庞大的情报收集网而进行的多角度的中国研究，不愧是具有宏观蓝图，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真得要好好儿谢谢他们。”

第五章 在东南亚看到的中国形象

第一次作为特派员去东南亚

话题稍微跳一下，在这儿我想简单讲一下自己第一次作为长期驻外特派员时的体验。

1968 年 10 月，当时的国外通讯部部长渡边敏对我说，“曼谷的分社关闭后，还要暂时关闭雅加达分社。你去新加坡开设新的分社，跑东南亚各地吧。”

首访印度尼西亚

跟现在不同，当时海外分社还很少。在东南亚，只有报道越南战况的西贡分社，和设在西亚印度的新德里分社。这次的“赴任”值得感谢，但这么重要的任务是否能完成，说实话，真是感到有点不安。但大家都劝我说，“人生到处是青山”，于是我就飞往了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人口超出日本,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正值雅加达分社关闭，有必要一定要见一下印度尼西亚负责对外关系的外交部长阿达姆·玛利克，请他在今后的采访报道方面，提供协助。

但要求会见的申请已递上去五天了，还没有回音。没办法，只好求当时驻印尼的八木大使帮忙，可大使说他两个星期前递上去的会见申请，现在还石沉大海呢。

于是我下决心去找负责安排与玛利克外交部长会见的外交部情报总局长。他指着桌子上一堆堆积如山的会见申请说，最快至少也得十天。真是到了穷途末路了，但我还是不气馁地交涉。总局长再一次仔细地看了我的名片，问我，“吉田先生，你跟那位有名的吉田首相是什么关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啊，对了，他是我的祖父”。他看着我的脸，又问是不是真的。我不避开他的视线，眼神里断言，“那还有假？”当然我跟首相并无“血缘关系”。但祖籍同是高知县，可以说有“地缘”关系吧。

“请稍等。”总局长说完就离开了座位。十分钟左右以后，他返回来，笑咪咪地对我说，“明天上午 10 点，请到这儿来。”

从那以后，每次去雅加达时，玛利克外交部长即使是有重任在身，都与我会见，透露一些重要的情报和暗示，在各方面对采访给予了协助。

以新加坡为据点

离开雅加达后，我来到新加坡。先暂住在饭店里，开始为开设成为今后采访据点的分社到处奔波。当时在新加坡只有共同社和时事社的分社，日本报社的据点一个也没有。我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要找到一处即能最快收集东南亚各地的消息，又能方便地与东京总社进行联系的据点。

我首先去了跟朝日新闻社关系很深的路透通信社驻东南亚的总局。当时的局长叫基米·汉，是一个韩侨，一看就是一位精悍但细心的人。经过交涉，他爽快地答应把总局的房子让一间给我们。在总局长的手下，包括编辑、采访记者、计算机打洞员一共有五十多个人。

在这儿，可以及时收集到范围广泛的亚洲各地的消息，包括越南局势方面的，还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老挝、柬埔寨、澳大利亚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跟东京总社的采访联系，通过跟路透通信社签定的“特别合同”，进行得也很顺利。

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做到在东南亚的范围内如果发生了什么大的事件，能说走就走。当时，每次离开新加坡去其它国家时，都要申请回新加坡的“再入国签证”。申请那个签证一般都要花一天时间，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申请新加坡政府给我们签发能多次自由出入国的签证。

在管理严格的新加坡办这手续真不容易，但幸运的是考虑到是新闻局，一个月以内就批下来了。

华侨与华人的不同之处

对我来说，在新加坡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国家虽说是一个中国藉、马来籍、印度籍的“复合民族国家”，将近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中国籍，中文（华语）可以通。从福建、广东等省来的“华侨”（借住海外的中国人）很多。

刚开始，我认为他们肯定会说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是“新加坡的华人”。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其他东南亚诸国也是同样的说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心理我还真花了一段时间，不过只要重新回顾一下第二次大战后在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出现的历史大变迁和相互的磨擦，也不难理解这些人的心情。关于这一点，后面有机会再叙述。在这儿要说的是，与“华侨”区别开来使用的“华人”，是指离开中国在国外定居，并取得居住国国籍的中国人。

速飞巴基斯坦

分社开设后，住的地方也定了下来，工作也慢慢走上了轨道。转眼到了 69 年 3 月下旬，家人也从东京来了。但就在分别了三个半月再会的那天傍晚，东京总社来电报了。

“巴基斯坦形势不妙，可能要发生政变，速飞卡拉其”

新德里的特派员不巧去阿富汗出差了。这可是大事。把刚到的妻子和岳父托人照顾，拿起有关巴基斯坦问题的资料文件，我就坐上了当晚的飞机。

第二天早上，从在卡拉其住的地方给总社打了电报，然后去日本领事馆和大商社收集情报。原来是就收拾国内的混乱局面，阿由布·甘总统和布托外交部长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争论，但没有要发生政变的紧急事态的动向。刚想把这个情况跟东京联系，回到饭店一看，东京又来了电报。

“情况紧急。马上与布托氏会见。”——这是不容分说的命令。东京和现场之间在感觉上的不同使我感到困惑，但我还是开车马上来到了布托邸。

布托氏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听到来意后，他爽快地把我让进了会客室。他刚一开始批评他的政敌阿由布·甘总统，他的大儿子就抱着收音机进来了。听了用旁遮普语广播的新闻后，他突然说，“发生政变了。军部掌握了政权。阿由布·甘恨我，把政权转让给军部了。我什么发言权也没有了。这次会见就当没有发生。”

我一时目瞪口呆，只说了一句“政权转让军部的消息是从您这里得知的，这一点希望能让我们写出来。”就跑了出去。

直飞悉尼

用日语写的罗马字把政变的第一消息打好后，就拿到电信局去发，但那儿已开始了严格的检查。负责发报的人说“意思一点儿也不懂，”要我翻成英文。简直是花费两道工夫，浪费了一个小时。接着，打电话接通了东京，一些烦锁的地方刚用日语一说，就听到被监听的电话那头有声音，好不容易才接通的电话“咔嚓”一声就给切断了。

这下可糟了。下一步能用的手段就只能是依赖一家大综合商社的专用电传了。幸运的是那儿没人知道，所以没有被检查。

从第三条报道开始就顺利了，而且可以用日语发稿，真是帮了大忙。由于只有朝日新闻社是在政变前就飞到了现场，所以遥遥领先了事发后才蜂拥而来的其它报社发出的消息。

当时，巴基斯坦分成东西两部分。我从西巴基斯坦的卡拉其，伊斯兰堡飞到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的达卡，进行了连续不断的采访。

根据自己的判断，在雅非阿·甘地将军就任大总统的军事政权下，巴基斯坦的局势已开始走向稳定。于是我把总结的稿子发出去后，就准备回到采访据点新加坡去。

这时，从东京又来了电报。

“辛苦了。采访很好。”可接下去是“亚洲开发银行总会后天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日本的大藏大臣福田赳夫也要出席，东京就不派随行记者了。你直飞悉尼，采访总会情况。会议结束后与福田大藏大臣坐同一班机，在机仓内进行采访。”

我这东南亚新任特派员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人种骚动”的冲击和教训

在新加坡开设采访据点后，作为东南亚的移动特派员，我最初碰到的冲击性的事件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由于大选引起的“人种骚动”。

马来西亚大选

在复合民族国家马来西亚,构成两大种族的马来籍（占百分之四十三）和中国籍（即华人，占百分之三十三）之间由于对立造成了死伤者达五百人的“流血惨案”。这次事件给拥有华侨及华人社会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很大的冲击。对负责中国问题同时又负责范围广泛的亚洲问题的我本人来说，也是一次极富有教训的事件。

1969 年 5 月 10 日，以马来西亚全国（西马来西亚、紐巴 , 萨拉瓦克）举行的十二年以来的第一次大选中，被称为“建国之父”的拉曼首相领导的执政党联盟党，取得了胜利。这个联盟党是由马来人组织的统一马来亚国民组织（UMNO）马来亚中国人协会（MCA）马来亚、印度人会议（MIC）等组织构成的。

产生新的矛盾的主要因素是，以中国籍市民（华人）为主体的在野党，民主行动党（DAP）及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MPM）取得了大量的议会席位。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各人种的绝对平等性”。对执政党联盟党口头上说“复合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但在规定的各个方面却采取“马来人优先的政策”的做法一直是提出抗议。民主行动党（DAP）从一个席位一下跃到占有十三个席位，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MPM）第一次参加选举就获得八个席位。这也反映了华人的长年不满。

结果，执政党联盟党成员之一的马来亚中国人协会（MCA）却惨遭败北。MCA 会长兼财政部长的唐·秀新氏虽然当选，但 MCA 的三十三名候选人中的二十名落选，原四名内阁大臣中有两名也是榜上无名。

气势上升的华人在野党

华人社会分成两大部分。参入执政党的 MCA 提倡的是“钱包高于政治”，在野党的 DAP 和MPM 却要求“各个民族机会均等”。在大选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籍市民选择了后者。选举结果给 DAP 和 MPM 的支持者很大的鼓舞。他们陆续来到西海岸的主要城市。有消息说，他们 13 日要在吉隆坡举行“庆祝旅行”。针对这种局势 MCA 的唐会长说，“我们在选举中败北，说明了中国籍市民的大部分拒绝把中国籍代表选进政府”，他戏剧性地这样宣布以后,MCA 的成员就不在内阁及中央和地方各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这给马来籍人很大的冲击。拉克副首相（后为首相）表示支持唐会长的声明，并说，“引发这种事态的责任在野党的华人方面。”他的发言在马来籍市民的感情上是火上加油，特别是给 UMNO 的鹰派及以建设回教国家和以马来籍人优先为目的的宗教色彩极浓的全马来亚回教徒党（PMIP）强烈的刺激。这些人在大选后，陆续来到首都吉隆坡，极力主张“马来籍人的权利”。

大选后，我把若干的分析写成文章发给了东京总社。对在称为“东南亚的优等生”的马来西亚，对立会发展成为悲剧性的“人种冲突”这一点，我没有预测到，真是个失算。

5 月 13 日晚上，发生了与我乐观预测完全相反的流血惨案。

第二天，我飞往已发出了“紧急戒严令”的吉隆坡。但交通已完全瘫痪。从首都机场到市区的二十三公里的路程，走了四个半小时。沿途一片漆黑，一个人影也没有，一种阴森可怕的寂静。骚乱后留下的汽车残骸淅淅可见，村落的熊熊烈火还在燃烧。

一到饭店，就听到电视里播出的死者三十九人，负伤者一百一十四人的消息。说死者超出了一百人完全是谣言。拉曼首相通过电视向全国人民呼吁要保持冷静的那副悲痛的表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站住！中国人”

第二天，我利用刚解除戒严令的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受害最大的“堪梼･巴鲁”地区。跟我一起从新加坡来的共同通信社的分局长松村（现已故）与我同行。邻接马来人居住区的华人街已被烧成一片漆黑。走进马来人的村落时，只见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在为防止华人的报复进行巡逻。

我把这情景拍下来后，正准备往回走时，只听到背后有人在喊“站住！中国人”。我回过头一看，只见是三个骑着摩托车的马来籍青年。其中一个高声说，“跟我走”。我们被带到村落的总部，不一会儿就被手持刀枪的几十个马来人围了好几层。人群激奋，怒声冲天。马来语我只懂片言只语。但从他们的比比划划中知道了他们是在说：

“这儿是我们的村落。一个中国人都不准进来。”

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而且糟糕的是，由于在申请采访记者证，护照也没带在身边。

心想听天由命吧，这时平时准备的一句马来话突然冒了出来。

“我是从日本来的新闻记者。”

刚一说完，包围层里一位上年纪的人站出来，用流利的日语问我，“你真是日本人吗？”

我回答说，“当然是啊”。于是他用马来语开始向他的伙伴作解释。杀气冲天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危机意识和欲求不满

我们一会儿就被“释放”了，但“这儿是我们的村落”这句话却盘旋在脑子里，无法忘掉。

到另一个马来地区“堪蓬･半丹”的时候，一位中年人说，“就此下去，二十年以后，不，十年以后，马来西亚就要落到中国籍人的手里了”。这使人感到，马来人对已经掌握了经济实权的华人有一种在政治上也会被打败的危机意识。

我们还悄悄地潜入了百叶铁门紧锁着的华人街。与掌握着军队和警察的马来人不同，他们手里没拿武器。但在暗地里，他们准备了铁棒和刀，还有把铅水管锯断把头削尖做成的武器。一些年青人说：

“为什么不承认中文是官方语？为什么不承认中文大学？为什么在上学和就职时歧视我们？”

“嘴上说复合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但马来人一直是优先，中国人和印度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一直受到压抑。”

意在保护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文化的中国籍市民的大多数，所执着追求的也是这一点。

听着双方各说各有理的意见，我心里充满一种前途难卜的感觉。

“中间人”的重要作用

在不断采访的过程中，一位偶然相识的华人小伙子的行为强烈地吸引了我。他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在暴动中负伤人员的治疗活动中。他把手术要用的氧气瓶和葡萄糖送往各地的医院和医疗所。在发布了禁严令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件冒死的工作。不管是收容着马来人伤员的医院，还是有华人伤员的医疗所，他都照样把东西送上门。

20 日的流血惨案被平息后，我正在难民收容所采访，突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我回头一看，是那个华人小伙子。也许是睡眠不足，他眼睛有些红肿。他对我说，“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马来籍人和中国籍人要真心相通”。

在宗教、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各自不同的异民族不同人种交往的过程中，他在努力追求一条并非“你死我活”，而是“携手共存”的道路。他那种了不起的“中间”的精神，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结束了马来西亚十天的采访，我没返回新加坡，而是飞到了雅加达。我想去会见一下精通东南亚情况，特别是跟马来西亚领导人有着深交的印尼外交部长阿达姆·玛利克。外交部长很爽快地为我抽出了时间。他先叮嘱我说：“这绝对不能公开哟”，然后说“我希望拉克副首相不要太坚持马来籍人的立场。过些日子，我直接与他会面，谈谈我的看法。”

这种大局观念和权衡感觉，以及对盟友的深思熟虑，使我很受感触。用文字写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美国的变化和东南亚的对应

从 1968 年 11 月到 70 年 10 月在新加坡驻在的这两年时间里，东南亚区域最大的焦点仍然是以越南战争为中心的印度支那局势的去向。但是，围绕着这个地区的国际环境，已开始出现了重大变化的兆头。

不再火中取栗

“对我们来说，1968 年是冲击极大的一年，美英两国已经不再会火中取栗了吧”。新加坡的拉家拉托南姆外相（当时）在 1969 年的元旦作外交方针讲演时这样开头道。这段话现在我还记得，真是把东南亚各国首脑的内心话表达得恰到好处。

1968 年是美军飞机停止对北越轰炸的一年，是在巴黎开始进行越南和平交涉的一年，也是约翰逊总统下台的一年。同时，这一年英国声明英军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美英两国长年凌驾于东南亚所作的保证突然让人疑问重重，也是这一年。

果然，就任美国新总统的尼克松氏不久就亮出了他们部署。最初的征兆是表现在他的访欧中。69 年 2 月下旬，历访西欧五国的尼克松总统，在此期间，与法国戴高乐总统会见了三次。法国曾是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旧宗主国。而且戴高乐总统是西方首脑中跟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有着深交的人物。

关于这一点，《 世界日报》的著名记者，罗伯鲁·基兰，在过后打了如下内容的电报，意味深长:

“戴高乐总统从尼克松总统那儿感到意义重大的有两点：①尼克松要把美军从越南撤走；②尼克松不管道路有多复杂艰难，也要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尼克松外交原则

尼克松总统此后打出的划时代的政策是 69 年 7 月 15 日在访问亚洲诸国前，在关岛发表的即所谓“尼克松外交上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构想是“美国履行与各国制定的条约，但所有的国家应有民族自决的原则，解决纠纷、保障安全等最主要是要依靠各国的自主性。”

与此同时，对华开始采取接近的政策这一点也不可忽视。在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亚洲诸国前的 7 月 23 日，美国政府表明：①部分解除对中国贸易的制限；②放宽对联邦议会的议员、新闻报道部门、教师、学生、医生、科学工作者，美红十字会代表等的中国旅行制限。

结束了对亚洲诸国的历访后，尼克松在接下去的罗马尼亚的访问中，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思更加明显。当时罗马尼亚国家评议会议长（国家元首）齐奥塞思库，虽然是属于苏联和东欧圈子，但对苏联入侵捷克（68 年 8 月）进行了批评，并极力主张，要走独立自主的路线，跟中国进行协调。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尼克松外交原则”下，美军已勉勉强强地开始从越南及泰国等地撤走，包括战争“越南化”，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转换的确在开始进行了。

越南战争的幕后

但是，美国从越南撤退时，打算把北越及南越民族解放战线（越共）的军事力量尽可能地给消耗掉。作为其计划的一环，美军开始对跟随北越一直抗战的老挝左派组织“老挝”所控制的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当时老挝是由左、右、中三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中立派的布马首相是最高指挥者。但在跟越南交界的地带，“老挝游击队”，势力占上风，北越就利用这交界地带，给南越民族解放战线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

在越南的背后有一处被遗忘了的“后方战场”——老挝，在这儿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美军停止轰炸北越，而开始把空军集中对准了老挝。69 年 10 月上旬，当我得知由于美军的轰炸，大量难民从老挝北部的查尔平原逃往首都万象避难的消息后，马上飞到了现场｡

离开新加坡时，路透社东南亚总局局长对我说，“到了老挝，一定要与乌顿·沙那尼空将军（老挝国军总参谋长）会面”。

到了万象，我首先对难民群混乱拥挤的老挝最大的佛塔“嗒克･卢安”的情况进行了采访。

接着会见了跟“老挝游击队”的领导人斯法努嘣殿下有着深交的布马首相。然后是采访“老挝游击队”驻万象的首席代表索多·贝多拉希氏。我还到了关押着九十四名北越军捕虏的所谓“秘密收容所”。就这样，我对发生在战争幕后的事态进行了不停的采访。

老挝总参谋长的洞察力

离开老挝的前一天，我见到乌顿·沙那尼空将军。虽然作为国军总参谋长日理万机，但他还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请一定到我家里来。一边吃我妻子做的菜，一边谈吧。”

乌顿将军，脱下白天那身威严的军服，上身穿着一件短袖衬衣，下身穿着一条西装短裤。

将军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和踢足球。我首先就问起了老挝的战局。他说，“支持老挝游击队的北越军队，这一两年，打破常规，在雨季也向我们进攻。今天夏天，我们给打得够呛。”接着，他说了自己的见解。“但最近北越的战斗部队有很大一部分像是撤离了前线。他们的精神领袖胡志明主席的死（69 年 9 月 3 日）， 肯 定 给 他 们 打 击很大。查尔平原的战局开始朝着对政府军有利的方向在发展，也就是这个原因。”

三天前会见的“老挝游击队” 的索多･培多拉希代表在承认当前战局不利的同时，也表示了一定会打回来的自信。我把这话讲给乌顿将军一听，他笑着说，“我常常跟索多代表搞‘战争对谈’。别忘了，老挝游击队的斯法努嘣议长现在还是老挝联合政府的副首相哟。我们是几个兄弟在自己家里打架。”

对了，跟布马首相会见时，他也是专门强调“北越军的存在”。相反，索多代表特别对“美军飞机加剧轰炸”进行了非难。这也许是他们互相在暗示，如果外国不介入，老挝的问题可以通过谈话来解决。

“话可以说在前头，老挝可没有美军”。将军说，“美国现在出于内外的压力，不得已要从越南和泰国撤军了。”

话题转到苏联是否会进入东南亚时，将军说，

“现在中国的事情就够苏联受的了。他在东南亚寻找盟国就是这个理由。不错，是有几个国家，由于跟中国的关系，开始在跟苏联接近。但最大的弱点是，来到东南亚的俄罗斯人也太少了。”

调整与重要国家中国的关系

接着，将军指出，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不但是对老挝，也是对东南亚各国的将来是一个无法避开的大问题。

“老挝与中国国境相邻。那边有七亿人口（当时）和丰富的资源。与此相比，老挝的人口还不到三百万。”

“我觉得像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那样的生存方式是高明的。要实现东南亚的和平，有必要跟中国建立安定的友好关系。为此，东南亚各国互相协力，并坚持非同盟中立的方向才是良策。“

乌顿将军希望日本也能对他这样的看法表示理解和协助。

“没有什么招待，今天就吃老挝菜吧。”

将军夫人在一旁说。桌子上摆着醋黄瓜、土豆、罗卜和胡罗卜等煮在一起的老挝菜。跟我小时候吃惯了的家乡菜的味道一模一样。

“亚洲真正的和平与安定，不是用武器和金钱可以算得到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心与心的交往。东洋和西洋文化也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还有不少差距。”

身为佛教徒的将军从容地结束了他的谈话。

在面对美国重大战略转换的东南亚，这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次拜见。

第六章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舞台

尼克松决定访华的轨迹

美国新总统尼克松的上台和美国的亚洲战略转换，随着美国从越南撤走地面军队和美国采取的对华接近政策，尽管曲折艰难，但确实是在一步步地进行着。东南亚诸国及中国的反应也逐渐趋向明朗化。

曾一度中断的美中会谈重开

投入到越南的总共五十四万美军第一次开始撤退是 1969 年 7 月 8 日。自从 65 年 3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千五百人作为第一批地面战斗部队从岘港登陆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年四个月。美国的越南介入，总算开始了缩小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开始采取接近中国政策的美国政府，69 年 12 月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了新的缓和措施，并在同月 24 日发表了在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的巡逻时间从“常时”缩小到“随时”。次年 70 年 1 月 20 日，长期以来一直中断的美中大使级会谈也在华沙重开。

这些都是尼克松政权所显示的解决越南战争和对华接近的具体布置，暗示着美国并非“历史的俘虏。”有消息说中国也开始注视着美国的动静，如果美国真的从越南、台湾海峡撤走，短时间内，中国将会答应继续美中会谈。

进攻柬埔寨的逆流

但是，在这期间，除了前面讲到的美国对老挝境内加剧轰炸以外，还发生了更加严重的逆流现象。那就是 1970 年 4 月 30 日美军及南越政府军发动的“侵攻柬埔寨的作战”。

为什么会再现这种局面？在此简单叙述一下其背景。由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在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以前，就对南越军侵犯边境感到不安和恐惧。为了保全领土完整，1958 年7 月，柬埔寨承认了中国。但此后边境骚乱还是不断，柬埔寨于是在 63 年与南越断绝了外交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柬埔寨没有加盟对抗共产圈的东南亚军事同盟组织（SEATO）， 而且还在寻求与中国及北越妥协，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的“左倾的中立政策”感到不满。

1965 年，美国开始对北越轰炸，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岘港登陆后，西哈努克亲王开始对美国产生了不信感，同年 5 月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柬埔寨从此远离美国，防止越南战火烧身。

1970 年 1 月以后，希望与美国及东南亚军事联盟（SEATO）亲近的龙·诺鲁将军企图夺取政权。他乘西哈努克亲王去法国养病之际，在 3 月 18 日发起了追放西哈努克亲王的军事政变。

很早以前就打算不把驻在柬埔寨边境地带的南越解放战线总司令部（越共）给打烂就不可能完全撤军的美国，这下与龙诺鲁将军勾结，加上南越政府军一起，对柬埔寨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于是，中国以美国侵略柬埔寨为理由，无限期地延期了美中会谈。中国一边加强与印度支那全地区的解放力量（北越、南越解放战线、老挝爱国战线、柬埔寨民族独立派）之间的协作，一边强烈非难“尼克松外交原则”的真意是“企图让亚洲人自相残杀。”

美国继续采取接近中国的政策

尼克松政权为接近中国而作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出现这种曲折而停下来。这集中表现在70 年 10 月。同月 13 日美国的邻国加拿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此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在同月 25 日和 26 日分别会见了与中国有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雅非阿·甘，以及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议长。

两位首脑在“美中接近”中起的重要的桥梁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他们指出，中国战胜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动荡时期，开始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们主张，要让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美国应该耐心地进行文化协作，并一步一步地扩大通商。同时，两位首脑还敦促美国政府考虑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问题。

这个动静，不久也波及到了北京。雅非阿·甘总统在 11 月 10 日访问了北京，并在 14 日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亲切会谈。在这前后，罗马尼亚的拉朵勒思库副首相曾“秘密”访问过北京，并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总统对华关系改善的意思。中国方面通过这些会谈，也许已经确信尼克松总统是在认真地寻求与中国的对话。

同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会见了延安时代以来的美国友人、著名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会见中，谈到了“可以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但这一部分，斯诺在当时的手记中没写进去，考虑到美中关系实际的进展情况，在 71 年 4 月 26 日的美国《生活》杂志和同月 27 日的《朝日新闻》才予以发表。

东南亚全区域的中立化构想

国际潮流的变化，特别是“美中接近”的趋势对广大的东南亚各国影响很大。这时，作为一种对应政策而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拉萨克首相的提案：“在美中苏三大强国的保障下，实现东南亚全地区域的中立化。”

这个构想是拉萨克在当任首相之前的 70 年 9 月初，在非洲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召开的第三次非同盟诸国首脑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来的。同月 23 日，他在就任首相后的施政方针演说上，又重新作了强调，并把这种构想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值得注意的是，拉萨克首相在三大强国中，把最大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保障”上。其背景除了美军从越南撤退、及美国采取接近中国的政策外，前一年的 5 月，那场曾震憾马来西亚全国的马来籍人与中国籍人之间的“人种骚动”的教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拉萨克首相在中立化构想中提议，“与中国及一部分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进入令人满意的状态。但在非同盟各国所拥有的独特的地位这种背景下，为实现国际间的协调，不是应该探讨出有效的对策吗？”卢萨卡会议后，拉萨克首相还专程访问了与中国恢复了友好关系的南斯拉夫及虽属苏联圈但与中国关系很好的罗马尼亚。特别还让罗马尼亚首脑试探一下中国会不会接受他的构想。

71 年 1 月，在新加坡召开的英联邦首脑会议期间，拉萨克首相还跟刚承认中国不久的加拿大首相朵留多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再次提出了中立化构想，希望加拿大能给予协作，并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

对拉萨克的构想，当初摇头的不少。但又没有比这更好的构想。在亚太组织（ASEAN）（ 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组成）的首脑之间，逐渐出现了赞同拉萨克构想的动向。

中美 “乒乓外交”

71 年 2 月下旬，出现了考验美中关系和东南亚前途的新的问题。这就是由美国空军支持的南越政府军对老挝南部的侵略战争。这使越南的战火扩大到了印度支那全区域，给解放势力方面极大的刺激。

中国的周恩来总理非常注重这一局势，在同年 3 月 8 日，率领中国的最高军事和外交官员访问了河内，并严重警告“如果有再进一步的侵略行为，中国将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予以支援”。

这一方面是“暗示”美国方面要自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跟以前的“侵略柬埔寨”不同，这次“侵略老挝南部”，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参加。中国根据这点判断美国在“道义上”渐渐抽手了。总之，侵略老挝备受挫折，不久就鸣鼓收兵了。

美国政府从那以后，不断提出改善对华关系政策，71 年 3 月 15 日还宣布了令人注目的完全废除限制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措施。这就成为中国方面“乒乓外交”的直接动机。

其舞台就是在名古屋召开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4 月 7 日，中国队的宋中秘书长宣布了“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的爆炸性的声明。紧接着 AP 通信社，NBC 广播公司的记者，及摄影记者访问中国也得到了允许。在欢迎美国队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并说：“你们掀开了中美关系历史的新的一页。”

基辛格的“肚子疼”

美国方面接受了中国的“乒乓外交”，决定派遣特使去商议尼克松访问中国事宜。肩负这一重任的是国务卿基辛格，他在同年 9 月，在访问亚洲和欧洲的途中，断然履行了这一历史使命。有消息说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肚子疼”，其实他是瞒过随行记者，在 7 月 9 日的中午 1点去北京访问了。

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结果是，7 月 15 日美中双方同时发表了“尼克松决定访问中国”的重大新闻。就这样，美中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此后，基辛格再度访问中国（1971 年10 月）， 尼 克 松 访 华 的 正 式日程定于美国时间 1972 年 2 月 21 日至 28 日。

“乒乓外交”的出现和尼克松访华的决定，随后中国在 71 年 10 月 25 日以绝对的优势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严峻的冷战体制下，这种使“美中对峙” 化雪为春的历史性大转换，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在促使这一地区向着中立化方向进一步发展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亚太组织（ASEAN）的五国外长，在同年 11 月 25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就如何对应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的变化，进行了认真地讨论。

在同月 27 日，发表了把东南亚作为和平、自由、中立地带的划时代的宣言。这个 “中立化宣言”，体现了在 70 年秋天公开提出的拉萨克构想，已作为印度支那周边东南亚各国的共同课题而被采纳。

笔者从 70 年 10 月作为东南亚特派员起，到后来回到东京总社国外通讯部以后，一直在神经高度紧张地追踪着这一连串的变化。

田中内阁向日中正常化始动

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基辛格等随行官员一行，在 1972 年 2 月 21 日中午前，到达北京机场，与前来迎接的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紧紧握手。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就在中南海，热烈地欢迎了尼克松一行。这些镜头，通过电视向全世界进行了转播。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历史性会见。

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和影响

朝日新闻在题为“由美中首脑会谈所想起的”的社论中就尼克松访华意义，是这样开头写的。

“这真是一条遥远漫长的道路。这不单单指从华盛顿到北京相隔的空间距离。革命胜利后的北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二十三年的岁月中，一直是隔绝、紧张，有时还带着血腥味。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更觉得历史的严酷和漫长。英国人在 1840 年就发动了威胁中国人的鸦片战争。从那以来，一百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西洋头号强国的总统终于万里迢迢来到了北京进行访问”。这次访问，美中双方在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交涉。

在同月 27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达成的协议提出，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上。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同意，如果中台能和解，美国将从台湾撤军。联想到以前美中那种严峻的敌对关系，这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次“美中握手”给蒋介石政权、苏联及越南造成的冲击和不愉快最大。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对此是欢迎的。

日本各界痛感自己晚了一班车。于是对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对华改善抱消极态度的自民党佐藤政权，开始进行批判。

新内阁的诞生和中国的反应

7 月 6 日，历经七年八个月的佐藤内阁总辞职。众议院在当天的全体大会上举行首相提名，自民党的田中角荣当选为新首相。新内阁在第二天７号的天皇认证式后，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田中首相就今后的内政和外交，作了如下的讲演。

“在内政方面，要站在长远的立场上，充分利用国土，解决公害、住宅、土地等问题。在外交方面，要加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努力推进和平外交”。

对此立即有了反应。周恩来总理 9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欢迎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田中内阁的成立时说，“田中首相提出希望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内外表明，中国有意与日本政府就恢复邦交正常化进行认真的交涉。

各新闻媒界马上报道，日本政府可能会根据田中首相谈话的精神，加紧采取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行动。

这样的判断有其理由。与田中首相亲近的亲华促进派，预测新内阁最大的外交课题是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在田中内阁成立之前，就在试探中国并一直在党内做准备工作。其中心人物有古井喜实、田川诚一、藤山爱一郎等人。其中古井从 4 月下旬就开始秘密地与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接触。

超党派推进日中恢复邦交

在日中关系议论日趋骚然的 6 月下旬，我接到内部已定我作为下期北京特派员的消息。这样，不但是中国方面的动向，日本政界的内情也得先掌握才行。在一马当先的政治部记者的协作下，我得以扩大了自己采访的范围。

随着从佐藤内阁到田中内阁，打开对华关系的局势越来越明显，一直强烈批判自民党的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势力，也开始出现协作的兆头。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强烈要求以中国方面主张的“恢复邦交三项原则”为基础，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恢复邦交的三项基本原则是：①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②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③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当废除）。

同时，中国方面也巧妙利用日本政界的变化，发动日本的执政党及在野党，鼓励搞“超党派外交”。

这里,原社会党委员长的佐佐木更三起了很大的作用。佐佐木在 7 月 12 日访问了中国，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就田中首相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坚定决心作了说明。对此，周总理问道：“日台条约怎么办？”佐佐木回答道，“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都说了，日中恢复邦交后日台条约就不存在了。”听了这话后，周总理说：“中日恢复邦交越早越好，我们正式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回国后，请你转告给田中首相。”

但是佐佐木并没有就日中联合声明进行会谈。担任此重要使命的是公明党的竹入义胜委员长。竹入于 7 月 25 日到达北京，与周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结果，带回了可以说是准备邦交正常化的日中联合声明的中国方面的第一次草案。回到日本，他立刻就向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进行了汇报。据说看完“竹入笔记”后，田中首相松了一口气，说：“竹入君，我明白了。周总理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啊。”

越后和赞岐的山人

在临去北京赴任前的 8 月 10 日，我拜会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主管政治部的一位记者的引见下，我先向田中首相作了赴任前的道别，他对我说，“要辛苦你了，好好干啊。”当我问及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思想准备怎样时，他自信满怀地回答，“对，当然要搞，没问题！”

他给我极深的印象是：敢干、果断、有实践力。

但负责外交实务的大平外相会怎样呢？特别是，“复交三原则”的第三条“废除日台条约”，日本方面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处理？我先在外务大臣办公室，然后在世田谷区的他家里两次拜会了大平外相。在大臣办公室时，外相还是显得有些严肃，但到了家里，他就很随意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就日中关系开始了你知我知的一问一答。当话题转到日台条约时，他表情严肃的说，“这个处理一定得慎重。现在正是最后的关键时刻。”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日本在当时（1952 年）承认蒋介石总统的国民党政府所缔结的日台条约，本是非法的，无效的，根本不能承认其存在。对此，日本方面的态度是，此条约在国会上得到通过，无法再倒回过去说其无效。

吃完早饭，我问大平外相，“你将以什么样的心情访问中国？”他沉默片刻，这样回答道，

“我们这是越后的山人野夫和赞岐的山人野夫出山(译注：田中是日本新泻县人，古代称为越后。大平是日本香川县人，古代称为赞岐。新泻县和香川县均多山)。不耍小花招，以如实的态度进行谈判。”

在他平淡的言辞和表情后面，我感到了他的诚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

“这样就说定了！”我说了一句。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八月下旬，我经由香港到达北京赴任｡

1966 年秋天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六年过去了。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一年，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红卫兵搞得北京混乱不堪。对内正在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对外则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进行严峻挑战。

引用长征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出“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策略的林彪将军，是那个时代大歌特歌的人物。

六年后，文革进行到了后期阶段，国内的阶级斗争还在暗地进行，但发生了两个很大的变化。

一个是，虽然一方面跟苏联领导人的对立还在不断加深，但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尼克松的访华，而有了很大的转机。另一个是，企图篡夺国家主席位子的野心被识破的林彪将军，军事政变计划遭到失败，在乘军用飞机逃亡苏联的途中机毁人亡。据说，他对中国开展的对美战略持反对态度。

总之，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改善关系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来说，也成了最大的课题。挂在北京街头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幅标语，鲜艳夺目，如实反映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日中之间，就恢复邦交正常化，进行着紧张而繁忙的谈判。但是，在我心中，大平外相说的那些话成了一种不变的东西，我以此为指针，进行我的采访活动。

在北京亲眼目睹日中邦交正常化

日本首相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大地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是 1972 年 9 月 25 日上午 11 点 30 分（日本时间上午 12 点 30 分）。 带 着 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目的，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组成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约五十人左右一行，乘坐日本航空专机，到达了秋高气爽的北京机场。

超越漫长的断绝时代

田中首相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数次、郑重的握手。这是两国领导人超越漫长的断绝时代，开拓友好新时代的紧紧的握手。

接着，田中首相分别与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进行了握手。在周总理的陪同下，首相站到了肃然排列的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和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前面。乐队互奏两国国歌。在机场的主厅里挂着“太阳旗”和“五星红旗”，日本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脸上显出庄严的神情。

田中首相和周总理并排走在一起，开始检阅仪仗队。在长长的仪仗队的尽头，以冈崎嘉平太为首的一些正在北京的日本人站在那儿等候。田中首相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向他们伸出了手。一字形紧闭的嘴唇第一次张开，露出了笑容。

检阅完毕后，田中首相与周总理、大平外相与姬鹏飞外交部长分别乘坐两辆车，驶向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休息片刻后，首相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了周总理及中国方面的要人。下午两点 50 分开始，举行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轮首脑会谈。

不给予掌声

当天晚上 6 点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由周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在巨大的宴会厅里，响起了“佐渡曲”和“金比罗船”等曲子的旋律。田中首相面带微笑，大平外相也是笑眯了眼。这曲子可是越后和赞岐“故乡的旋律”啊。中国方面绝妙高超的表演把日中恢复邦交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首先，周总理致欢迎词。周总理时而语气柔和，重要的地方铿锵有力。当讲到“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的地方，两国出席者都静静地认真听着。

“在两国的历史上，我们有两千年的友好往来，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半个世纪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受了很大痛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教训。”

接着，周总理谈了今后中国方面谈判的态度。

“首相阁下在访华前就讲过，希望两国会谈能达成协议，而且一定要达成协议。我坚信，只要双方努力，充分交换意见，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一定会实现。”

周总理欢迎词的每一段落，出席者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干杯”以后，田中首相讲话。他对过去几十年间里，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进行了反省，并决心“借这次访问中国之际，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田中首相讲话的每一段落，中国方面也予以掌声，但讲到“添了麻烦”的地方，却无掌声。

一瞬间心猛地一紧。一定是周总理用“灾难”来表示的地方却被轻描淡写地说成“麻烦”，使他们无法接受，引起了不满的表示。

总体来说，第一天晚上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会面是得体的。但欢迎宴会也让人看到了要达到真正的握手，还有很多很多必须翻越的高山峻岭。

全力以赴紧张地进行讨论

第二天 26 日的谈判是：首先是上午第一轮外相会谈，接着下午进行第二轮首脑会谈，傍晚是第二轮外相会谈，会谈在全力以赴，紧张地进行。在这一系列的会谈中，就“战争的终结”，“台湾问题处理”也交换了意见。双方提出自己的联合声明草案，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集中讨论，而且还进行了对联合声明进行整理的阶段。当天晚上事务方面的工作是彻夜通宵。

这天，在第二轮首脑会谈前，田中首相在下塌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一个小时随行记者招待会。在第一轮首脑会谈前的那种紧张的表情，一点也没有了，一付毫无拘束的样子。当问及首脑会谈的内容时，他很干脆地就避开了，但他还是言外透露了，在第一轮会谈时，围绕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问题是会谈的主题，而且会谈的结果也决不是令人悲观。当问及交涉对方周总理时，首相走到隔壁的办公室，用毛笔写下了大意为“身如杨柳柔和，心似盘石坚强。”的字句，意味深长地说，“他是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位铁腕政治家。”

27 日上午，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游览了八达岭的万里长城和十三陵。下午从 4 点开始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第三轮首脑会谈。日本方面出席的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及外务省中国科科长桥本。中国方面出席的是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廖承志外交部顾问（兼中日友协会长）， 及 外 交 部 副部长韩念龙。双方出席的都是这次谈判的最高层次官员。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在第三轮首脑会谈时定下三稿，最终的底稿作成由双方外相会谈时讨论。

“架吵完了吗？”

当天晚上 8 点，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田中首相下榻的国宾馆。说是毛泽东主席要会见他们。会见是从当天晚上 8 点半开始，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斋里进行的，会见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日本方面的大平外相及二阶堂官房长官，中国方面的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及外交部顾问廖承志陪同出席了会见。田中首相和毛主席的会见得以实现，也说明了邦交正常化已基本上是决定了。

据二阶堂官房长官说，会见避开了政治方面的话题，谈到过去的中国、四书五经、菜肴话题等，始终是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二阶堂官长官透露的会见内容中，下面的对话曾成为话题：

毛主席：“架已经吵完了吗？不吵架可不行啊。”

田中首相：“跟周总理已圆满地进行了交谈。”

毛主席：“不打不相交嘛。”

这也显示了，围绕着“灾难”与“麻烦”，双方进行了对话，加深了日中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

在告辞时，毛主席把六卷《楚辞集注》赠送给了田中首相。听说这有三层意思：

第一是，借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楚辞》来赞扬田中首相为了日本人民的利益决然访问中国的那颗爱国之心。第二是，听说田中首相在访华期间还写汉诗，按照中国的习惯，对客人感兴趣的东西要有一种表示。

第三是，中国方面早已听说，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在访问日本时，曾问过田中首相，“为什么那么急着要访问中国？”田中首相回答说，“因为日本和中国打交道要远远早于美国。”

中国方面也是本着这样的心情，“说得不错，让我们把远自古代以来就有的深厚友谊再重新建立起来吧。”

求大同存小异

第二天 28 日的《人民日报》的头版整版报道了这次会见。大铅字的标题是：“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一小时认真友好的会谈。”北京市民看到后都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大家都为日中两国之间的“历史的瞬间”的即将到来感到高兴。

当时，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点是，常设在《人民日报》题字右侧的“毛主席语录”栏目里，登的是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和平五项原则”。另一点是，同时还登载了一篇社论，社论重新明确提出，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之际，在台湾问题上要坚持“基本原则”（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阴谋。）

日中首脑会谈在 28 日结束。在这一天进行的第四轮会谈实际时间只有 50 分钟左右，是最短的一次会谈。田中首相和周总理互相祝贺。

“马上就要实现邦交正常化了……”，周恩来说着，拿出用毛笔写的一幅条幅，“言必行，行必果。”田中首相也立即递上去用毛笔写的“信乃万事之源”的条幅。这是首脑外交的一个交漆相容的一幕。

当天晚上，由日本方面主持举行了晚宴。在两位首脑的讲话中虽然都没直接提到“台湾问题，”但给人的印象是该谈的都谈了。跟我同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中国人表情都很开朗，大家都表示说，“在田中首相的讲话中，让人看到了很大的进步。”

接着，当周总理讲到“本着相互理解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我们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时，中国的外交官和报道界的有关人士都松了一口气，

“这个没问题了。”

大功告成的联合声明

日中邦交正常化在 29 日得以实现，建立了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日 中 两 国 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从同日上午 10 点 20 分（日本时间同天上午 11 点 20 分）开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日本方面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中国方面的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交部长分别在声明上签字，随后两国政府立即进行了发表。联合声明由“前言”和“正文”的九个项目构成。

在前言部分里，首先谈到在恢复邦交谈判时，成为焦点的战争终结的问题，“战争状态的结束和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了两国人民的愿望。”坚持认为战争状态没有终止的中国方面与坚持主张“日中两国关系尽管不正常，但根据日台条约，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了”的日本方面，有着基本认识上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通过两国首相的相互谅解，根据政治上的判断得

到了解决。接着，前言里提出了下列三点：

① 日本深刻反省在过去的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的责任;

② 日本再度确认对中国的复交三原则的充分理解;

③ 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树立和平友好关系,为亚州的紧张缓和与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全文共分九个项目，大意如下:

①日中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从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结束；

②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③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对这一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

④两国决定自 1972 年 9 月 29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⑤中国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

⑥两国遵守和平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不诉诸武力来解决争端；

⑦两国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而且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行为；

⑧两国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⑨两国同意进行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的谈判。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在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先就日中联合声明的内容作了说明。然后宣布，“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宣告结束。”他明确表示，自 9 月 29 日起，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权间的外交关系实质上宣告终止。

在北京这四天所采访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即严肃认真又针锋相对。双方在一些重点上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认识。但之所以能克服这种不同，就是因为双方都迫切希望清算“不幸的过去”，实现“紧紧地握手。”

同时, 还让人强烈感到日中之间还有一种“波长之差”。日本方面是“舍小异就大同”，而中国方面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不管怎么说，结果总还不错。但前途上还有很多要克服的难关在等待着。

难忘的“有勇气的提言”(附录)

要成就一件大事，必有“天时、地利、人和”在同时起作用。可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竹入笔记”的作用

首先是美国政府采取了对华政策的历史性大转换，实现了“尼克松访华。”同时，69 年春天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后中苏对立日益加深。在这种背景下，全面接受日本的访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作的战略性的决定。

这种划时代的动向由于是出于越过日本政府的头顶而发生的，即所谓的“尼克松打击”，给了自民党政权极大的冲击。但日本与中国在历史上就有着深厚的关系，在地理上又是“一衣带水”，大多数的日本人民对此是抱有好感，并表示欢迎的。

其结果是，一贯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对改善对华关系持消极态度的当时的佐藤荣作长期政权，就被迫早日下了台。后任的田中角荣首相很早就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最大的外交课题，而且得到了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广大在野党势力的合作。中国方面也为“超党派外交”助威，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在由形形色色的派别势力组成的自民党内部，反对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极力阻止田中内阁过早恢复日中邦交的势力也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促使田中首相作出最终决断的是“竹入笔记”。

“竹入笔记”记下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日中恢复邦交的两个月前对当时访问中国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所透露的，可以说是中国方面准备日中邦交正常化第一次日中联合声明草案的内容。其中即有“放弃对日本战争赔款要求，”以及予想会进展困难的“战争的终结”和“台湾问题的处理”等有关方面中国政府的原则性立场，也有隐约可以看出考虑日本政府立场所作的柔软性的地方。日本的宣传媒介一致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竹入笔记”起了重要作用。从政治立场来看，事实也是如此。

池田大作的讲演

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周恩来总理那么信赖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会在执政党之前就把相当于决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内容”透露给他。要解开这个迷，笔者的见解是，事情的开端得追到 1968 年的秋天。这是在热闹喧哗的政治舞台的后面，在日本可以说是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报道的事实。借此机会，将此事记载如下。

如前所述，1968 年是亚洲地区发生重大转机的一年。1 月，英国政府宣布，到 71 年底撤去苏伊士平以东的英军。3 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并表示不参加下届的总统竞选。5 月，北越和美国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0 月 31 日，约翰逊总统声明“全面停止对北越轰炸，”并同意南越解放战线参加巴黎的和平会谈。

“1968 年是冲击极大的一年。美英两国已经不会再在东南亚火中取栗了吧。”从这一年的秋天起，笔者当了两年东南亚移动特派员，新加坡的拉家拉托南姆外相说的这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此背景下，东南亚诸国首脑开始注重与中国的关系，并寻求这个地区的整个“中立化”。

这一年，在日本也有人强有力地提言要从正面正视“中国问题。”这就是 68 年 9 月 8 日，创价学会会长（现任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在第十一次创价学会学生部总会上作的讲演中提出的。

“中国问题，从我们的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上来看，也是一个必须触及的首要的根本问题。作为一个日本人，作为一名肩负未来的青年，我愿与诸君一起考虑这个问题。”（要旨）

面对两万名学生，池田会长这么开言道，并就日本应该采取的立场，提出了具体方案，即：

① 正式承认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存在；

② 让中国在联合国拥有正当的席位，并参加国际性的讨论；

③ 推进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他还提倡了这样的解决方案，即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时，应该做到两点。第一，日本政府在 1950 年与台北的国民党政权缔结的“日华和平条约”完全是对中国七亿一千万人民（当时）的一种无视，对这一点，日本政府无论如何应与北京政府进行对话。第二，要做到这一点，两国首相及最高领导人应直接进行对话，确认基本的走向和平的意志，并从大局观和基本路线上加以巩固。

从那次讲演的内容中，可以明确看出有一个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正视中国问题的轮廓。现（顺序不同）整理如下：

① 日本自古以来就一直受中国文明（佛教，儒教等）的影响而发展至今；

② 日本挑起的战争的伤痕至今还没有消去。这种伤痕无论如何不能作为一种重荷而遗留给你们这些与战争无关的诸君；

③ 不解决这个中国问题，就不能说战后真的结束了；

④ 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单单是为了日本，也是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客观形势要求日本的使命；

⑤在日本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但我觉得，比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更接近民族主义，而且继承了东洋传统的精神主义；

⑤ 提倡日中友好的人，很容易被歪曲为“左倾”，这是一种浮浅的看法。我们是处在佛法的立场，以人性为根本，站在世界民族主义的次元上，祈求世界和平和日本的安泰。

这在本质上即不是右也不是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确信公明党已进入了可以发挥具体意义作用的阶段。

日中恢复邦交和创价学会

令人注目的是，生前被称为日中关系评论“第一号人物”的竹内好（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看了池田的讲演文章后，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线曙光》的“感想文章”。竹内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以下两点给他感触很深。

第一点是，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是战前一代的责任，应该行动起来的那种非凡的决心。第二点是，恢复邦交的问题不是在国家一级上，而是在民族一级及民众一级上进行考虑。

竹内认为池田会长的讲演“超越了不同的信仰及不同的政治信条，完全能够共感。”并写道，“德不孤。仁者虽稀，但非天下皆无。”最后他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他的文章，“这儿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勇士。（ 中间省略）我看到了一线曙光。衷心祝愿成功。”

被池田这一提言深深打动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一生的悲愿，已八十七岁高龄还在鞠躬尽瘁的自民党长老松村谦三老先生。他与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及日中友协会长廖承志有着深交，被称为是日中关系的“总联络人。”

松村老先生在去中国进行第五次访问前的 70 年 3 月底，拜会了池田会长，并请求说：“我一定请您跟周恩来总理会见。”对此，池田会长表示了谢意，但认为，“恢复邦交得靠政治才行”，并答应把这个重任托给公明党。松村也对此表示理解，说，“我想把公明党的情况、池田会长的情况全部都告诉给周总理。”

正因为有了这个过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 71 年 3 月才访问了中国。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两个月前的 72 年 7 月为止，组织了三次访华团。第三次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与竹入委员长会见了很长时间，并详细叙述了可以说是中国方面准备邦交正常化的相当于日中联合声明的第一次草案的内容。

竹入委员长把周恩来讲话的全部内容写了下来，带回日本,向已决心恢复日中邦交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作了全面汇报。据说看完“竹入笔记”后，田中首相松了一口气，说，“我明白了，竹入君。周总理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啊。”

其实，周恩来总理在 60 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创价学会的动向。据长年一直担当中国问题的创价学会副会长三津木俊幸介绍，最初向周总理介绍创价学会情况的是与松村老先生并列称为日中友好有功之臣的高崎达之助。据说听了介绍后，周总理对一直活跃在日中关系第一线上的孙平化，作了两个指示。一个是，预见将来北京和上海的交通堵塞，要研究日本包括立交桥在内的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另一个是，“从民众中组织起来的团体，占日本人口十分之一的创价学会，在推进日中友好方面不能无视”，要尽早与其接触。

据三津木介绍，担当这中间人角色的是作家有吉佐知子。她与池田会长有着深交，与中国方面的刘德有记者也是知己。65 年 7 月，以孙平化和青年部长秋谷荣之助（现任会长）为中心，双方各有三人出席，实现了中国方面与创价学会的第一次接触。

在努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掘井人。池田会长继承了他们的意志，很早开始就进行了有组织的接触。这个出自他肺腑之言的“有勇气的提言”成了促使推动日中建交的巨大原动力，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这正如竹内好所写的一样，“超越了不同的信仰及不同的政治信条，完全能够共感。”

“绅士协定”

在有关日中关系的采访中，在一次非正式的场合下，我从我的一位深交的朋友，创价学会最高干部之一的山崎尚见副会长那儿听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中国方面和创价学会开始接触后不久，通过某一位人士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给池田会长这样的口信：“在中国的传教希望先等一等。”对此，池田会长的回答是，“我心里有数。”

山崎副会长接着说“后来还有过这样的件事。”

那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 1974 年 5 月底，池田会长率领创价学会第一次访中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负责接待的当时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对在欢迎宴会上坐在自己旁边的池田会长，带点幽默地说，“你在中国传教也没关系嘛。”池田会长一边笑着回答着“没有那个必要”，一边讲了下面的这一段话。

“现在，中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正在走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只要广大人民能从中得到幸福，那也是合乎佛法的。”

就这样，周总理与池田会长的“绅士协定”到今天还一直被遵守着。

这是一首唤起尽管肩负着不同的历史和现实，但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共鸣的插曲。

第七章 在北京的三年

初交的北京朋友

这是我在北京交的第一个中国的“新朋友”。他是被派到新侨饭店工作的某出租汽车公司的一名出租车司机。我作为特派员上任后，在那个饭店住了一个多月。他五十开外，冷静稳重，富有理智。这是距今已二十五年前的事儿了。

出租车司机

日中邦交正常化（1972 年 9 月 29 日）的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从日本来的要人极为频繁。为此我去机场的机会也很多。一天早上，我去机场为一位刚刚结束了与周恩来总理和日中友协会长廖承志的重要会谈后而回日本的著名政治家送行，在那儿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位司机。

去机场的大路两边是上班的自行车洪流。大型的无轨电车在中间缓缓地穿行。沿途两旁一排绿绿葱葱的林荫树，一眼望不到头。

我刚从日本来北京不久，这里早晨的风景使我极感新鲜。同时，东京早上上班的风景也不由出现在脑海里：混乱拥挤的电车和地铁，一辆挨着一辆的汽车洪流，久积不散的汽车排出的废气，咽咽一息的林荫树——。

“北京的早上真好啊。骑自行车上班，特别有助于健康。”

我不由地这么说。司机听了，却回答说：

“听说日本的工业特别发达。相比起来，我们是大大落后了。”

跟那位司机的对话就是这么开始的。后来，经常碰到他。坐了五、六次他的车后，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就开始慢慢的沟通了。

拒绝拍照

日中建交这件大事结束后，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去游览了北京市西北方向七十多公里远的八达岭长城。那次也是坐那位司机的车去的。“不到长城非好汉”——中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大家都尽情地领略深秋的景色。

我爬到了八达岭的最高处。然后一边欣赏农村的风景一边踏上了归途。那时虽然秋忙时期已过，但还是不时能看到有人在干活。不一会儿，在路的左边，看到了一群农民正在埋头收获小米。我想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就告诉了司机，司机说了一句，“试试看吧”，就把车停了下来。

那一群农民全是妇女。她们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老外突然“闯”过来，眼里都露出不知所措的神色。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外闭塞，但举止有礼的时代。我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后，刚想拿起相机拍照时，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抬起头，说了一句“请不要拍。”

事先也毫无联系突然闯到这儿来的这个男人是什么人？来的意图是什么？——她们肯定是这样想的。

我只得顺从了那位老太太的意思。一般的情况下，要参观或采访时，要有中国方面的人一起陪同，这在当时是惯例。我在日本养成的新闻记者的习性，自以为自己这样做一点儿恶意也没有。但是，“入乡随俗”，那次拍照也只好作罢了。

司机师傅帮我交涉

又走了一会儿，这次看到在路的右边有很多农民在刚收割完的地里翻土。鲜红色的拖拉机在人群中穿行着。看到这副沸腾的场面，一种“职业意识”又开始欲动。我把我的意思给司机一说，司机小声说了一句，“试试看吧”，又把车给我停了下来。

我顺着田埂走到了拖拉机旁边。但结果还是同样被拒绝了。那些农民在我的背后喊着，“下次再来吧，可一定得要有人陪同哟。”这话对我是一种安慰，但心里却想，失去这么好的机会，真可惜。我脑子里一直在构思，要把“北京的秋天”拍成画报，让日本的读者们看看。

眼看车马上就要进入北京市区了。心想这次是没指望了，这时突然看到有一群小孩儿正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剥收获的玉米皮。不由得心一动。刚才几遭拒绝的事儿早给忘了。我第三次对司机说了自己的意思，他一边回过头，一边说，“你这个人太老实，别吱声拍了就行。”

我有点犹豫，但还是下了车对准了镜头。这时，一位照看孩子们干活的老人，使劲儿摆着手，大声喊，“不行！！”

按快门的手不由得停了下来。好坏不过三，可这次也还是被干脆地给拒绝了。

就在这时，司机从车上下来了。他一声不吱，从路边的一条宽宽的水沟上跳过去，向大声喊“不行”的那位老人那儿走去。好像在一个劲地向老人解释着什么。这下看来话说通了，他俩朝着我喊道，

“来吧！”

司机看到我屡遭拒绝心表同情，自愿为我当了“陪同”的角色。我一阵高兴，朝干活的地方飞跑过去。大家都笑着欢迎我。我按下快门，把眼前的场面尽情地收到了镜头里。

“清一色毛泽东”的背后

是文革期间规章制度森严，还是不习惯被不认识的人作为“拍照对象”？

试了三次，三次都被拒绝，这件事使我不禁强烈地感到，在中国人中存在着一种划分“界限”的态度。

同时，深深佩服那位司机的诚意和勇气。对他来说，碰到我这个不懂中国世故的日本人，是个多大的麻烦。但是，当他说了“你这个人太老实，别吱声拍了就行”，而我又遭拒绝时，他对自己说的话勇担责任，马上为我进行了交涉。

我跟这位司机之间，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

有一次，他问我，“田中首相在日本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吧。”

“当然，正好也是赶上了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个时期。”我回答说。接着我又说，“说是非常受欢迎，也就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比例吧。日本人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多。”

司机听了说：“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毛主席语录满地是，但把毛主席当作神的人也就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之间吧。”

当时，街上能称得上有招牌的地方全都是写的毛主席语录。书店也全是毛主席著作。完全是一个“清一色毛泽东”的世界。

听了司机的话，使我感到这可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新发现。在这个世界背后，还有这种“实际情况”啊。特别是，他能毫无顾忌地对我这个外国人把话讲得这么明白，使我感到他对我的那种极大的信赖感。

“言必信，行必果”

后来，我们一家离开新侨饭店，搬到了建国门外齐家园的朝日新闻社的北京分局里。不久，由于改建，半年后新侨饭店就关闭了。以前饭店的那些司机也随之调到了别的地方。由于每天忙于工作，那位司机的事也慢慢地淡忘了。

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翻看刚出版的《人民中国》（ 1973 年 1 月号）。 上面一行的“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使我不由得又清晰地想起了那位司机。这是现已故的中日友协的名誉会长郭沫若写的一首词。在这首词里，他回顾了日中之间两千年的友谊，并强调了邦交正常化的意义。词是这样结尾的。

“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我的眼睛停在了“言行信果”这四个字上。

这是从“言必信，行必果”转来的。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最后，周恩来总理送给田中首相的那副毛笔写的条幅就是这六个字。其含义是，“说话要讲信用，行动必须果断。”

“朝着那位老人走过去”的那位司机的形象，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邓小平戏剧性的复出

在北京当特派员时的回忆写都写不完。在这儿，只讲一下文革后期象征性的动向及与日中关系有关的一段轶话。

从人民大会堂发出的第一个报导

1973 年 4 月 12 日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欢迎从柬埔寨解放区视察回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妻的宴会。在大型的宴会厅里，出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现象。

我往主宾席上一看，那上面不是坐着身材矮小但面色红润的邓小平吗？我同桌的一位外务省报道局的人在低声告诉我，邓小平已作为“副总理”重新出来工作了。文革初期，邓小平曾被红卫兵打成仅次于刘少奇国家主席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猛烈批判。从 1966 年 12 月开始没有在公开场面露面以来，已过了六年四个月。

“得尽早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东京，”我这么想。但那时从北京发给东京的采访内容都是从朝日新闻社的北京分局或电信局发出的，也根本没想到能从人民大会堂跟东京的总社用电话联系。但是，当时“邓小平复出”这一消息，不但是对外国人，对中国人也一定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外务省的官员在我一再催促下，点头答应了我的要求。告诉我在黑色幕布隔起来的大型宴会厅的那边，有电话可以利用。

那儿真的摆着电话机。我马上要通了电信局，话筒里传来了熟悉的女话务员的声音。心想“太好了”，说了一声“对方付款”，然后报上东京总社的电话号码，马上就接通了。

我先说了“邓小平已复出”，然后把浮现在脑海里的这一天的情况，邓小平过去的经纬及这次重新出来工作的意义作了汇报。

北京机场的一段对话

从外部来看，邓小平自公开场面没有露面以来，人们都认为他跟刘少奇一样，完全下台了。但是自“林彪事件”（1971 年 9 月）发生后，文革后期本着毛泽东主席的“惩前备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文革初期遭到批判的领导人中，不少高级干部都陆续重新上台了。其中，有原来的党的副主席兼副总理的陈云及原共青团总书记胡耀邦。

但是,一连串的措施达到了邓小平的复出这一阶段,这可是值得特笔的象征性的事件｡这里有大动乱的文革和令人震惊的“林彪事件”所引起的党､政､军，特别是军队内部人事方面的后遗症需要纠正、还有观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动向制定新的国际战略部署这个重大任务在等着。

那次宴会的三天后，我有机会跟邓小平直接进行了对话。那是 4 月 15 日，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廖承志会长任团长）一行五十五人离开北京机场的那天早上。刚复出的邓小平陪同李先念副总理也在那儿。中国方面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副委员长兼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的郭沫若，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副主席傅作义及各界代表。日本方面有小川平四郎大使及在京日本人，总共大约有 500 人为代表团送行。

人们的视线，一直关注着邓小平的一举一动。我极力甩开中国外交部官员的阻拦，走到非常靠近的地方，对邓小平说了一句，“(您的复出)我们日本人也感到非常高兴”。

邓小平略显惊讶，但非常有力的回答道：“谢谢，谢谢。”

大刀阔斧进行军队改组

对一直被强调要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学习的一般北京市民来说，邓的复出犹如一付巨大的“清凉剂”。当时街头巷尾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说，敢做，很公平，工作能力很强”等等。

邓小平也不负众望，工作竭尽全力，地位也直线上升。文革前他是负责党中央日常事务的，文革初期遭到批判，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降到只剩“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

在相隔四年半后即 73 年 8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大会上，邓小平复出为 “中央委员”。第二年的 74 年 1 月 1 日发表了在进行建国以来最大的军队改组工作中，邓小平有很大的功劳，不久邓小平又升格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件工作是要纠正文革前半期由林彪主管人民解放军时所造成的弊病，在当时全国十大军区和一个直辖军区（即新疆军区）中，有九个军区的司令员要进行调动，这是一件困难极大的工作。这次改组的最大的特点是：①把一直由军区司令员一手抓的党、政、军三权进行分散；②与以前军区司令员调动时带走一批重要干部的做法不同，这次军区司令员调动只是单身赴任。

负责这次大刀阔斧改组的就是受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指示和委托的邓小平。

在联合国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

不久，传来一个令人寂寞的消息。1974 年 1 月 21 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在北京访问的自民党众议院议员一行时说：“周恩来总理工作繁忙，而且已是高龄了，已经决定我们分头来接待客人。”

这个决定慢慢地付之实施。一些外国元首或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主要接待人名义上是周总理，但实际上，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代理接见的情况多了起来。

分担周总理工作最多的是邓小平。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同年 4 月，邓小平还作为首席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资源特别总会。

那次欢送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机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人都在场，有周总理、林彪下台后在第十次党大会（73 年 8 月）上青云直上的王洪文国家副主席，江青女士（毛主席的夫人）， 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的成员之一的姚文元，也有与邓小平一样被称为“实务派”的李先念副总理。另外还有数千名北京市民也到机场热烈欢送。

看到这个场面，我感到与其说这是做给“国外”看的还不如说是让“国内”人看的。这

其中最大的意图是，让在文革这场大动乱中遭到批判的人恢复自信，要显示出在晚年“毛泽东路线”——即“继续革命”“ 批 判 现 代 修 正 主义”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

在这次联合国特别总会上，作为中国一种新的国际认识，邓小平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把世界大致分为“三个世界的理论”。①两个超级大国；②发达国家（即日本、西欧等国）； ③ 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各国）。 并 明 确 表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要与“第三世界”联合，与“第二世界”扩大友好关系，与“第一世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领导人要进行斗争。

成为仅次于毛、周的实权者

邓小平推进的内外政策及取得的成果得到极高的评价，在新召开的党中央全会上提升为党的副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75 年 1 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副总理，同年 29 日就任解放军参谋长。

当时，排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后的党中央“第三号人物”是“四人帮”的年轻之星，文革时期的理论家王洪文副主席。但邓小平在党、政、军各方面都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75 年 4 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北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访问中国时的情景显示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动向。负责接待这次来自极其重要的兄弟国家的党和国家主席的竟是邓小平。邓小平同金日成主席同乘敞蓬车，受到了几十万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使我强烈地感到，他已成为仅次于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实权者”。这次是我在北京呆的时间里，看到的最盛大的一次欢迎场面。

回顾复出后邓小平所走的足迹，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职务的提升及他的活跃越来越引人注目，到了 1975 年的盛夏，已达到顶点，而那时我在北京的特派员任期已满，于是回到了东京。

俗话说：“祸中有福，福中有祸”。就在邓小平获得光辉业迹的同时，批邓的黑烟又冒了起来。

“血红的夕阳”与“大庆油田”

去北京赴任快两年的 1974 年夏天，驻北京的外国人特派员代表团有机会第一次去参观在东北地区（即旧满州）发现的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自 1964 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这样的号召以来，正好是十周年。那时，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日本正陷于“石油危机”。

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

大庆油田大量喷出原油是在 1959 年。这一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据说是为了庆祝十年大庆，才给油田取了“大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大庆”是“大大的庆贺”的意思。

在 1959 年以来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苏联突然撤走了技术人员和专家。中国共产党内部又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暗中斗争，大庆油田的开发就是在这种内外多难的时期进行的。

这也是按照毛主席发出的“走自己的路” 的最高指示所进行的。

“牛是一种付出得最多，但最不求享受的动物。让我毕生都做党和人民的牛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国家建设永远不变的方针”。

这是大庆油田的带头人、不幸死于癌症的“铁人”王进喜留下的豪言壮语。

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中国在 1963 年就成为了石油自给的国家。后来陆续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山东省的六·二三油田和湖北省五·七油田。再后来在四川省和甘肃省也发现了新的油田。不少外国专家长年一直主张的“中国贫油国”被推翻，中国从此奠定了坚强的工业近代化基础。

向石油危机中的日本出口石油

由于大庆油田是第一次向外国记者公开大部分驻京特派员都参加了这次采访旅行。这里面还有两名苏联塔斯社的记者。这次公开可以被理解为向世人证明，尽管苏联全面撤走了技术人员，中国仍有自信依靠“自力更生”取得成果。

对我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去东北地区。因此，我很高兴在视察大庆油田的同时，能亲眼看到东北辽阔的大地。

在持续酷暑的 7 月 24 日的傍晚，我们坐上了由北京开往黑龙江省府所在地哈尔滨的特快火车。第二天天亮时，火车到达了东北地区最大城市沈阳。

在那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满载着原油的油罐车。听说，这些原油是从大庆油田运往辽东半岛尖端的旅大（旅顺和大连）的。其中大部分再从那儿出口到日本。后来，在去哈尔滨的火车上，我好几次都看到由五十节到六十节车厢连在一起的石油油罐车。一派运送繁忙的景象。

前一年的 10 月，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此为契机，阿拉伯诸国决定采取“石油战略”，减少原油的供应量，一时石油价格暴涨。直接冲击了大部分石油一直依赖中东地区的日本。

同年 11 月，日本陷入深刻的“石油危机”之中，出现了价格互涨的现象。当时日本妇女抢购手纸的消息，在中国也成了热门话题。

从 73 年末到 74 年春天，日本要求中国能提供石油，不但石油界和财阀界的首脑，而且政界代表团也频繁地访问中国。连原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也来中国会见周恩来总理，一个劲儿地“乞讨石油”。佐佐木曾说过“伙计，农村的温室保温也要烧油啊!”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车窗外的东北大地

从沈阳、长春到哈尔滨，这一段东北地区的大平原上，车厢两旁长势旺盛的小麦、大豆、玉米等尽收眼底。就在这次来大庆前，西方一部分消息还报道说东北地区那年的夏季作物长势不好。当然，东北地区辽阔宽广，但如果仅从这条横穿南北大铁道的车厢所看到的情况，一点也没有长势不好的迹象。

晴空万里，沿途两旁到处能看到开放饱满、长得又圆又大又高的向日葵。葵花中心的茶色与花边的黄色，交织相映，在阳光下，分外鲜艳。

从北京到哈尔滨全海一千三百八十八公里，特快走了十八个小时。我们在哈尔滨稍微休息，又转乘了下午两点开往齐齐哈尔方面的火车。我们要去的是大庆油田基地车站之一的萨尔图，此地位于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

窗外仍然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大概走了快两个小时吧。这时草原慢慢取代了小麦和玉米。列车再行驶一会儿后，便看到了草原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略带白色的土壤。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碱性土壤。”列车看来是朝着大庆油田的东端行驶着。

血红的夕阳述说今昔

不知什么时候，血红的夕阳已经在慢慢地接近前方遥远的地平线了。这夕阳是我至今为止见到的最大的，也是最红的。我们乘坐的列车似乎是在追赶着那即将落下去的夕阳在飞奔着。

突然，小时候学的一首“军歌”的一段歌词浮现在脑海里：

遥遥祖国几千里，

迢迢满州夕阳红。

荒草野地乱石下，

霞光一片照我友。

我上中学二年级时正好赶上日本战败，属于没上过战场的那一代。但在上小学时，学会了不少“军歌”。当时，不管是哪首“军歌”都有吹捧那场战争“勇猛”的句子和旋律，但这首军歌是对战场上倒下的战友的思念，旋律也带着悲哀。现在生平第一次在东北看到了“血红的夕阳”，不知为什么，却勾起了我少年时代的伤感。

但正是在这支歌的背后，日本的侵略战争渐渐扩大，使得无数无辜的中国人民遭受了残酷的无可挽回的牺牲。“满州事变”扩大为“支那事变”，进而变成了“大东亚战争”。

小时候，我们满脑子被灌输的是这一连的战争都是“圣战”，是建立在“八紘一宇”､“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的基础上的。这使日本国民也深受其害。在把“新体制”作为理所当然而培养起来的日本年青人，被无情地送去当了“炮灰”。

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来看，“圣战”实质就是企图“称霸东洋”。也正是由于这种“霸权主义”导致了日本自身的灭亡。

浑身油渍的年青人

背朝着血红的夕阳，颜色漆黑的满载着石油的油罐车的专列与客车擦肩而过。大庆油田的工人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不但为自己的国家，而且还在向面临石油危机的日本，拼命地输送着石油。

日中关系的今昔，对比相照，使我心里有一种隐隐作痛之感。“一定要子子孙孙友好下去”——快要下山的血红的夕阳好像在这么述说着。

这幅壮观的夕阳景色告近尾声时，列车也静静地驶进了萨尔图车站。

大庆油田夹着这个车站向东西南北无限地伸展开去，我们一行中一人问陪同油田到底有多大的面积，但陪同只笑了笑，没作回答。

在参观中我们得知的是大庆油田一直不断地向北扩展着。因为我们看到有好几个钻探队带着钻机在向北移动。每支队伍除了两、三位老练的负责人以外，大部分都是二十二、三岁红卫兵出身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服上沾满了油，脸上是油渍满面。此情景给我印象很深。

广阔的平原上，跑着中国造的卡车，还有些日本造的家在夹在其中。听说探油用的是日本造的无缝钢管，这使人觉得日中关系的发展前途无量。

“向日本出口的石油不能迟延，一定要保证。周恩来总理曾直接给我们油田发出了这样的最高指令。”

在欢迎我们一行的宴会上，坐在我旁边的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向我透露了这一事实。

第八章 文革大转换后的中国

1976 年—大变幻之年

“也许人会认为这是迷信，但 1976 年从年初开始就是黄沙袭人，有一种不祥之兆。”一位关系亲密的中国记者说的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实上，1976 年可以说是自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历史性大变幻的一年。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的相继去世，对我这个一直把这两位的去留作为焦点来看“动乱的中国”的记者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周恩来去世与天安门事件

这一连串事件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也明朗了，在此我只想以 1976 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为中心，加上当时笔者的心情，尽可能地再现出来。

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享年 78 岁。第二天 9 日一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出了联合公告。从电视里看到吊唁的场面，不分男女老少，领导人及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的代表们在告别周总理遗体时，泪流满面的情景和那呜咽之声，鲜明地反映了周恩来总理的去世意味着什么。同月 15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追悼会，邓小平第一副总理致悼词。根据周总理的遗言，骨灰撒向了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中国大地上。

2 月 7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华国锋副总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副总理）就任“代总理”。据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同月 3 日提议的。当时一般舆论推测“代总理”不是邓小平，就是“上海帮”（后来的“四人帮”）的成员之一张春桥（当时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二副总理）。 但 完 全出乎人们的预料，暗示了复杂的“政治斗争”。从那以后，邓小平的消息也中断了。

4 月 5 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一般称“四·五运动”）。 同月 4 日的“清明节”（祭奠祖先的日子）的前几天开始，为悼念周总理的去世，群众开始到天安门广场集会，4 日那天数十万人的群众在人民英雄记念碑周围，向周总理遗像献花圈，朗诵诗词。这些花圈在当天深夜被当局撤走了。为此，激怒的群众在第二天的５日与警察和民兵发生了冲突，造成了双方出现很多负伤者的惨事。

中央政治局断定这次骚动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是幕后指挥。4 月7 日撤消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 同 时 宣 布 了 党 中 央 的 决议，任命华国锋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兼总理。据说这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提议。

邓小平与江青的路线斗争

记得那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在欢迎以中国对外人民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为团长的代表团访日的欢迎宴会上。我在北京当特派员时，曾亲眼目睹过邓小平的实力和工作迫力，于是我把当时最大的口号“斗私批修”引作例证，对王会长说，文革急进派的“上海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各氏不也有必要要“斗私”一下吗？

那时，围绕着毛主席在不同时期发出的“三项指示”（简略地说是①阶级斗争；②安定团结；③经济发展）， 从 75 年后半期开始文革急进派的江青女士（毛泽东的夫人）与实务派最高领导邓小平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立意见。邓小平认为，“这三项指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是我们工作的纲领,哪一项都不能少。”江青一些人却谴责这是“业务的台风”，“经济的台风”，“资本主义的复活”，并主张，“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领”。这个阶段，文革急进派已经占了优势。

对我这“不谨慎”的提问，王炳南尽管面部稳健沉着，但没作回答。中国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见此状况，马上走近我，对我说：“吉田先生，不要忘记四个字。”我问他，“四个字是什么？”他说：“中日友好。”我马上反驳道，“正因为想到日中友好才直率提问的。”这个人当时在媒介关系方面，掌握着“生杀与夺之权”。从那件事以后，一直到“上海帮”即“四人帮”被抓起来那段时间里，中国大使馆主办的招待会，我一次也没被邀请过。虽然这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事儿，但在“政治风云”里确实是太过敏和太残酷了。

毛泽东的去世与“四人帮”的逮捕

中国的灾难还在继续，而且在逐步升级。

7 月 6 日：与毛主席一起缔结了人民解放军的元老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去世。

同月 28 日：以河北省唐山地区为中心发生大地震。死亡人数达二十四万两千多人，负伤人数达十六万四千多人。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去世。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位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集荣誉与矛盾为一身的巨人，走完了他 83 年的生涯。党中央宣布“服丧一个月”以此来悼念毛主席。“伟大舵手”的去世，不但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阶层，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都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世界都在紧张地密切注视着这颗巨星陨落后的中国的去向。

10 月 6 日：毛泽东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文革急进派的“四人帮”突然被逮捕了。其理由是他们动员了一部分军队企图发动夺取政权的军事政变。第二天，10 月 7 日宣布了政治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及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并准备提交到党中央全体会议上追认。

“在这接二连三的大变幻中，就是‘四人帮’被抓起来这件事是一件大喜事，心里憋闷的东西总算给抖出来了。”——这是在本章开始提到的那位中国记者的感想。那时，我在东京做编辑工作。记得当时我很冷静，觉得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上方宝剑”在手的华国锋政权

周总理去世后，华国锋在二月份就越过邓小平及“四人帮”成员，从第六副总理一跃提拔为“代总理”。在 4 月的天安门事件后，又升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及总理，一下子就登上了“二号人物”的位子。“四人帮”被逮捕的第二天，又被任命为党中央主席及党中央军委主席。

在不到一年的大变幻中，成为集党、政、军三大权力为一身的“毛泽东的接班人”。

华国锋是文革派，但他逮捕了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一致的“四人帮”，在当时，有不少人感到意外。其实，华国锋与“四人帮”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体验。

他出身于山西省，很早就在毛主席的故乡湖南省工作。文革当初，他克服了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在湖南省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功劳和手腕得到了高度评价，被上调到中央，在周总理手下工作。在 73 年第十次党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75 年 1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副总理。

促使华国锋逮捕“四人帮”的是与已故周恩来总理有着亲密关系的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他们听从毛主席，但与“四人帮”是划清界线的。加上毛泽东警卫班的班长汪东兴和被称为军队内文革拥护派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合作，使得逮捕成功。

大转换时期的缓冲材料

回顾一下 1976 年，有 4 点记忆犹新。

① 两位顶梁柱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去世；

② 邓小平再次被批判为“最大的走资派”，虽然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其“党籍”被保留；

③ 文革急进派的“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不久就被逮捕；

④ 华国锋在毛主席的“上方宝剑”之下一跃升至顶峰。

这 4 点中①和③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了，剩下②和④，而且结果是②恢复后超越了④。其原因是，华国锋依靠晚年毛泽东的权威和“上方宝剑”，并把其作为“金科玉条”来掌握政权；而久经沙场的邓小平是靠自己的才能，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 的原则，两人之间存在着“实力之差”。

但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华国锋的存在是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邓小平时代到来之前的过渡时期里，不可缺少的“缓冲材料”。这和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过渡到赫鲁晓夫时代期间曾诞生过年轻的马连科夫政权的情景很相似。

历史上的现象说明，这情景是带来时代大转换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它，新时代的到来就难以顺利地得以实现。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

有关中国的事情想写下来的太多了。在这儿，只就 1966 年中期开始进行的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这一点，简单地谈一下。这是我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感觉。也是作为那期间曾对其作过有关报道的一名记者的反省和辩解。

文革当初即吃惊又感动

说句真话，对站在巨大中国的顶峰上的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有不少记者即吃惊万分又感动不已，笔者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听说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中曾生死与共的毛泽东（党中央主席）和刘少奇（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两人之间出现很大的分岐时，确实对中国将走向何处有过一种恐惧感。但我更觉得，在中苏严峻的对立中，中国如果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支撑着这个国家的工人、农民及解放军这些人民群众就一定要成为主人公才行。

看到“红卫兵”大军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挺身而起，自己也觉得中国要防止社会主义变质，要打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除官僚主义的弊害，由下至上给政府施加点压力，也是不得已的事儿，当时掌握党中央实务，负责组织运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刘少奇。

党的机构从上到下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在文革发动后大约过了一年,即 67 年 6 月,文革执行机构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了如下发言,使我的这个看法更加深了一层。

“文化大革命有思想斗争、夺权斗争、培养革命接班人三个目的,还要依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人民解放军及大多数的干部。连接这三个目的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

这是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日本科学仪器展览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接着说，“建国十七年以来,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掌握的，经济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得到了改善，但头脑中的旧思想还存在。如果不加以改造，政权也好、经济基础也好，都有变质的危险。”

阴暗面的报道

但正如盾有两面一样，文革也有不少阴暗面。

其中之一是，根据出身不同把人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指的是工人、

农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文革中起推进作用的“红卫兵”的大部分都是从这些人的后代中选拔出来的。而被扣上“黑五类” 帽子的人则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右派分子，这些人总是批判肃清的对象，而且还要牵连到他们的后代及“同族同党”。

给最底层的“红五类”增大发言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出身不好牵连到子子孙孙不能说这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做法，而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天命观”的表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害不断增大。文革急进派的“四人帮”就是把民主派人士及知识分子，甚至自己阵营里的人也当作敌人，如剥竹笋皮似的，周围有才能的人都纷纷逃得远远的。

“四人帮”借助毛泽东的权威，挤进了权力的中枢机构，他们擅长搞政治宣传，但没有把此用于现实中去的能力。他们尽搞形而上学的理论，脱离了广大的干部群众，为了强行推之其理论，搞独裁政治。他们的主张是一味搞阶级斗争，实际上生产处于瘫痪状态。连在过去任何一次大动乱中都指挥缩小打击面打开难局的毛泽东本人也已经几乎失去了对“四人帮”控制的能力。对这些内情，我们是否进行了准确充分的报道呢？扪心自问,苦言难衷。

“穷则变，变则通”

中国有句古语叫“穷则变，变则通”。1976 年可以说是文革路线走到了“穷途末路”的一年。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相继去世，和不久的“四人帮”的下台。

毛泽东留下的“你办事，我就放心”的遗言，使得华国锋成了其接班人。华国锋下决心逮捕了“四人帮”，但同时又尽力宣扬自己是毛泽东忠实的接班人。他继续提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文革的理念，即“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一定要坚决执行;凡是毛泽东指示的一定要坚决照办。”华国锋以此作为领导纲领，说明了他能力的有限。时代要求变化，使得曾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而只保留了“党籍”的邓小平得以复活，这就是“变则通”。这给新时代的到来打开了通道。在 1978 年 12 月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决定性的措施，对“天安门事件重新进行评价”，使得文革路线得到纠正。在那次全会上，还作出了把今后的最大任务放在“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决定，从此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与政治思想放在首位的文革时代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我们潜在的意识中已强烈感到，狂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结束了。文革时的那种“只要改变生产关系就能扩大生产力”的想法应该改变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高生产力应该是最优先的课题。

从反省到搞经济建设

这也迫使要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被林彪和“四人帮”吹捧为神的毛泽东进行重新评价。在中国内部也有人指出，文革时代应看作是“十年灾害时期”，毛泽东本人在文革时期领导上的错误是,①采取扩大阶级斗争的左倾政策；②把自己凌架于党之上，助长了“个人崇拜”之风，等等。新的领导班子吸取了这沉痛的教训，所以要求不搞阶级斗争，要政治上安定团结，特别是要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

当时的实情是，中国人年均所得只有两百美元前后，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把经济翻一番作为最大课题。经济措施方面提出了在农村允许自留地和自由市场贸易，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企业自主权，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经营管理，与国外搞合资企业，等等。不但如此，还制定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控制政策及提倡晚婚的婚姻法。这一切都显示出十亿中国人的现代化摸索已真正地开始了。

要多方面看问题

但在新的领导班子面前还有很多的问题等待着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克服自身内部出现的新特权化现象和官僚主义。在批判了文革时期极左路线和封建的官僚主义后，在领导班子内部仍然有人利用自己的地位，优先照顾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亲戚等。在升学、就职及国外留学等方面尤为突出，不少人呼吁“应该平等地给每个人机会。”

另外有报道说，高级干部子弟犯了罪竟有斟酌处理的现象。不得不承认，“有权就有一切”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习惯，延留到文革时代，即使是在搞“四个现代化”的今天还大有人在。

不管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什么，但它能动员起那么多的年青人，其背后不是有一种对中国那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的批判吗？如果对官僚主义不进行认真的反省，只强调搞经济现代化，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再现不正的差别结构现象。

在一直注视动荡的中国的动向时，我不断反思觉得，不能忘了看问题要从各个方面来观察这一点，也许这种说法有点陈腐。当然，对于邻国的苦恼和努力，我们一是要应该“热心”地去看待，二是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开始“自问自答”的中国

中国纠正了文革路线，走上了建设现代化的道路。成为这划时代出发点的是 1978 年 12月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即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 次会议大约一年后的 79 年的秋天，我有机会又对中国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访问。那是在建国三十周年后不久，对我来说是继文革初期、文革后半期的两次访华的第三次访问中国。

与实力派邓小平会见

那是朝日新闻社在接受了代表中国的报纸《人民日报》的邀请，在文革后派遣的第一个采访代表团。当时的渡边诚毅社长任代表团团长，由政治、经济、国外报道、社会科学、摄影等各部门的九名记者组成，由于笔者曾以特派员的身份在中国呆过三年，故被任命为代表团的秘书长。

到北京不久的 10 月 18 日，实力派邓小平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在整整两个小时的接见中，他就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各种问题，直率地谈了自己的见解。另外朝日新闻社社长与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胡绩伟总编辑的交膝对谈也可以说是日中舆论界的最高层会谈。

访问地点，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我们还到了浙江、广东、湖南、广西、陕西及四川等省，其报道在《朝日新闻》上分三十次作了连载，由于是在中国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候作的采访，所以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每个记者又增写了一些新的东西，并进行了修改润色，以《十亿人的现代化》为名整理出版为一本书。

追忆往事，笔者只想把看到的和留在记忆里的一些有关中国变化的片断在此作个介绍。

书店里出现的社会现象的变化

人们说，书店能敏感的反映社会现象。这次访问，使我对此深有感触。

我看了一下北京王府井那家有名的新华书店，感到很吃惊，因为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也许是“四个现代化”这个文革后最大课题的反映吧，有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还有语言方面的书应有尽有。还有历史书及长篇小说之类的。另外，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等这些在“四人帮”时代被“禁止”的西洋古典音乐大师的乐谱也摆了一大排。

很多人进进出出，但在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等人著作的柜台前，看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使我想起以前两个情景。一是 1966 年秋天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时，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书店的情况。当时，不管是哪个书店摆的都是清一色的红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

二 是 我 在 北 京 当 特 派 员时（1972 年～75 年）所看到的。这个时期，是中国再次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外，但同时“四人帮”又操纵着文艺界，尽管书的种类比文革初期增多了，但还是很单调。要说能象征这个时期的书籍，也就是有关批判孔子的“儒法斗争史”之类的书。跟文革时代相比，第三次访华，简直给人一种隔世之感。

漫画“讽刺与幽默”

人民日报出版的漫画增刊号《讽刺与幽默》令人耳目一新。从那年的春天开始发行，每月一期，四页彩色画面。发行部数听说有五十万部，但每期只要一出来就一抢而空。那上面把中国人自身的缺点，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活龙活现的表现了出来。“铁饭碗”就是杰作之一。

“铁饭碗，金不换，一旦到手不愁吃和穿”。

“铁饭碗”是指掉到地上也砸不烂的碗，意思是不会失业。按照日本的说法就是 “太师爷加太阳旗”，指的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

题为“春风帆影”的那副漫画，画的是用公款出差的国家干部在游山逛水时的情景。中央用于农业的投资，一经省、地、县、人民公社等各级干部挪用后，轮到最后落到农民手里的只剩“麻雀的眼泪”（少得可怜）那么多。“看风使舵” 则把人比作升了帆的船，东风来了也赞成、西风来了也可以，讽刺那种“风派”人物。

“顽症七例”也极幽默。此漫画列举了对上级溜须拍马、不可救药的“七种症状”。其中有鞠躬鞠弯了腰的“虾型症”的人，也有眼睛只朝上看的“朝天眼”症的人。另外还有描写只听一方意见而不听其它意见，以至于导致一只耳朵极其的肥大，而另一只耳朵则萎缩下去的漫画。

漫画增刊号里所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干部一旦坐上了权力的宝座，就很容易搞官僚化，堕进特权阶层。这跟我所到之处听到的“中国的癌症是封建官僚主义”是一致的。

注重明治维新要人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出发点。”“也许你会见笑，但明治天皇的‘五条誓言’确实令人有一种新鲜感。”——在这次采访中几次都碰到对明治维新这么评价的中国人。那时我不由得想起《毛泽东选集》里“论人民民主主义专政”那篇文章。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有不少进步人士，历尽千辛万苦，到西方各国寻求真理。”

在这样开头的那段文章里，例举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的名字，并简单介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近八十年中学习资本主义诸国的历史。要通读西方最新知识的书籍，要大量派遣留学生，要废除科举制度，要设立西方的学校。——总之，“救国只有搞维新，维新只有向外国学习。”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收到了效果，我认为，中国人也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文章这样论述着。但近八十年的努力以毫无收获而告终。因为一直被中国敬称为“老师”的资本主义诸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学生”地位的中国的侵略。后来，中国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到启发，经过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寻求不是通过资本主义，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来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拯救出来的道路｡

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当今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同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苏两国之间的分裂日渐增大，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政策也慢慢地转为接近政策。在此情况下，中国又开始向先进的资本主义诸国学习了。

一位中国的要人这么说，“因为国家的需要，现在我们已开始了对明治维新的研究”。他还低声吟诵了“五条誓文”中的几句，像“应广开会议以论万机”，“应打破旧来的陋习立足于天地的公道”等。这位老前辈曾在日本的最高学府里学过法律，在“民主与法制”这个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上，他研究起日本近代化的明治维新来了。

重新开始向资本主义学习

回国后，我翻看了一下教科书，得知日本小学六年级“社会”课里，就开始学习“明治天皇新的政治”了。教科书里把用文言写的“五条誓文”意译成口语体。

1. 重大的政治问题，要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后，才作决定。

2. 身分高的人，身份低的人，都要齐心协力努力工作。

3. 要搞使全体国民感到满意的政治。

4. 不拘泥于旧的习俗，按照正确的道理来行动。

5. 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点，加强国家基本建设。

写的都是些理所当然的内容，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日本，要与过去的封建时代决别，开始走近代化道路的政治上及思想上的出发点｡

但，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把数千年来的封建的传统和文化一直流传到自己的最深部。尽管说是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时代的残渣。

对这个巨大的邻国的人们来说，“五条誓文”的内容也许是值得引起某种新鲜感的东西。中国选择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可以说，这是纵观资本主义诸国侵略中国的漫长历史事实时，无可避免的一种选择。

但是，无法否认，中国曾拒绝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能强有力地生存下来，而且在许多方面还优越于社会主义。严峻的竞争原理、技术革新、制度管理、个人能力的发挥、以及各种手续及法律的健全，等等，这些可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财产”的东西都包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从这里，我觉得能找到中国重新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学习的“螺旋式的回归”的真意。

华南“经济特区”的出现

“学习资本主义好的东西”，这种精神也贯彻到了地方上。特别是在访问与香港和台湾距离很近，很多与海外华侨频繁往来的华南地区的广州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主持宴会的那天晚上，同省的副省长兼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同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定石说，“广东省接受了建设现代化的特别任务。”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经济特区”这一新名词。

要推进现代化，有必要改变一切过于高度集中在中央的那种状况，扩大地方自主权，引进市场经济。从这一原则出发，在对外经济方面比其它地区具有有利条件的广东和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两省被批准可以进行特别经济活动。

与香港接邻的广东省深圳被定为“经济特区”，除了欢迎华侨投资以外，还欢迎日本及欧美各国到此投资，还可以建合资企业。利润的运用也给予很大的自主权。这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曾主任跟我们讲了这些后，又强调说，当前最主要的课题是对外经济活动怎样才能扎实地走上轨道。同时，如果与香港、台湾及各国的经济、贸易活动进行得顺利进行的话，他还希望，以此能为将来祖国的统一作贡献。

总之,这第三次访华让人看到中国正在开始尝试着与文革时期完全不同的理念与现实。

第九章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全貌

崩溃的“社会主义阵营”

从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初期，世界的政治地图，尤其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了很大的改观，一方面，日中关系及美中关系被打开并有了好转，但围绕着柬埔寨问题，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即中越关系）急速地恶化，导致了军事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越关系却日趋紧密，中苏对立的范围在进一步扩大。

“美中接近”与中越分裂

以美苏两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这是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冷战结构，但这个大的框架被冲破,发生了大变化。这给长年培植起来的“社会主义联合”以决定性的打击。

为什么会再现这种局面？在此简单述说一下其轨迹｡

中国和越南之间在漫长历史中的纠纷暂且不提，在七十年代初期越南战争正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美中”却“接近”起来。为此，越南对中国无疑是抱有不信感。当时对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越南说是“等于给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了个救生圈。”对此，中国人反驳道，“我们紧勒腰带，省吃俭用，全力以赴支援越南。你们这种态度是恩将仇报。”

这时，越南战争结束后（1975 年 4 月）， 南 北 越 南 实 现了统一（76 年 6 月）。 但在印度半岛从 77 年 7月前后，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边境纠纷开始表面化。意在掌握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导权的越南领导人与要求民族自决的当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之间的对立抗争日趋厉害，在同年 12 月31 日，柬埔寨宣布与越南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柬埔寨政权，遣责越南的作法是“地区性的霸权主义”，中越关系从此出现裂痕。

柬埔寨与华侨问题

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使得中越两国间的对立更加激化。78 年 3 月，越南宣布胡志明市内的商业流通实现国有化，这对华侨的经济打击很大。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同年 4 月 30 日确认了由于越南当局的强行要求很多华侨已回到了中国这一事实。接着，中国政府在 5 月 24 日发表了被越南驱逐回中国的华侨达七万人以上，并对越南政府迫害华侨的政策进行了谴责。对此，越南外交部在同月 27 日反驳说，大量华侨回国是由于一部分“坏分子”的扇动，并在 6 月 5 日宣布接受返送华侨的中国船只。

随着中越关系的恶化，越南越来越倾向苏联一方。其明显的表示是，78 年 6 月 29 日，越南正式加盟到以苏联及东欧圈为中心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即经互会）。 对此，中国政府在 7 月 3 日给越南政府发出了备忘录，并通告停止对越南的一切经济和技术援助，撤回在越南的全部中国技术人员。这样一来一去，中越间的对立，与中苏对立错综交织，已成明显的事实了｡

苏越缔结友好协作条约

如果粗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历史的话，可以说，尽管中苏从 60 年代初就开始对立，但到越南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里，在亚洲地区各国之间并没有出现政治关系上的质的变化。但自从美军从印業支那半岛撤退以后，苏联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加强了对越南的支援，越南自身也慢慢地扩大了对包括老挝、柬埔寨在内的印度支那半岛的影响力。

中国把这种动向看作是“前门的老虎”（指美国）一走，“后门的豺狼”（指苏联）就想在亚洲搞霸权扩张，指责越南是“小霸权主义”，对苏联和越南的“勾结”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中国在加强对争取民族自决的柬埔寨支援的同时，还做出一些新的对应措置，如努力改善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在促使泰国与柬埔寨正常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等等。

这个时期中国对日本和对美国的战略也不可忽视。78 年 8 月 12 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条约，对日本来说重点是在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上。但对中国来说，却包含着对抗苏联对亚洲的过分介入的含义｡

苏联也摆出了强硬的外交攻势。同年 11 月 3 日苏联与越南缔结了友好协作条约。当时，越南的正规军已开始在柬埔寨活动，与中国支援的红色高棉派正进行激烈的抗争。在这种情况下缔结的苏越友好协作条约，正如字面所示，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紧张气氛一触即发。

中越终于爆发军事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美中两政府于同年 12 月 16 日宣布，从 79 年 1 月 1 日起，美中建立外交关系。接着，78 年 12 月 25 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的社论，遣责了越南反对中国的行为，并指出国境纠纷的现象日趋严重。

对此，越南方面于同年 12 月末，以苏越友好协作条约为后盾，开始大举侵犯柬埔寨，在第二年，即79 年 1 月 7 日占领了首都金边。由越南支持诞生的反红色高棉势力的柬埔寨救国民族统一战线（韩桑林议长）在第二天 8 日宣布已控制了柬埔寨全部领土。

中国当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中国称对柬埔寨的进攻是苏联霸权主义和越南小霸权主义的行经。同年2 月 7 日，访美归途中路经日本的邓小平副总理（当时）对大平首相说，“越南的这种行为非得制裁一下不可。”结果 2 月 17 日，近二十万的中国正规军队在国境全线打进了越南境内。

但是，中国当初预想的是一场限定的战争，而且只打算予以应有的“惩罚”后就把军队撤回境内。跟越南军队相比，中国军队长时间已没参加实战了，越南军队的反击比预想要厉害得多，这样，在 3 月 5 日，中国军队在没有得到越南的任何特别的承诺的情况下，就以“已达到预期的目的”为名，开始了单方面的撤军｡

结果，这次中国军队对越南的攻击，就支援柬埔寨红色高棉这个意思上，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有效的作用，反而给长期以来建立的中越社会主义阵营以毁灭性打击。中苏关系已达极端的恶化，在中越纠纷后的4 月 3 日，中国提前通告，随着中苏友好同盟相互援助条约的期限到期（80 年4月），中国将废除其条约。

邓小平提出“三大任务”

在柬埔寨国内，要求越南撤军的游击战一直在继续，但这时在亚洲却又出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事态。那就是在 79 年 12 月末苏联军队对阿富汗的进攻。苏联想要打倒自己不满意的阿明政权，树立亲苏派的卡尔马鲁政权。全世界都关注这个新的事态。80 年 1 月 11 日的《人民日报》指出，苏联的战略已开始从防御转向进攻，表示要极力警戒苏联的南下扩张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已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简约为：

① 搞“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

② 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③ 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邓氏强调，其中“四个现代化”，特别是要把在工业、农业方面取得经济建设的成果作为最重要的课题。在两个超级大国中，他着重严厉批判了苏联的霸权主义｡

邓小平自 77 年夏天复职掌握了国内的领导权以来，于 78 年 9 月首先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 接着，在 10 月下旬对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的日本进行了视察，在 79 年 1 月下旬又访问了刚刚建立了外交关系的美国。

中国在国内对过分强调政治思想的文革路线进行纠正，对外与苏联和越南的对立日趋激烈。邓小平在这种背景下的一系列的出访无疑是探寻中国今后建国道路的重要旅程。“三大任务”的提出，明显地显示了其大方向。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记实

有些事儿无论如何都想在这儿给记录下来，尽管时间得往回倒一点。那就是有关日本与中国之间缔结的保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后，对日中两国来说，最大的悬案事项莫过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邦交正常化时发出的日中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着要缔结这个条约，但到签署这个条约的 1978 年 8 月 12 日为止，实际上经过了近六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正式谈判开始后也花费了六年以上的时间。

围绕着“反对霸权”，日中双方意见存有分岐。与中国有着“水火不相容”关系的苏联施加重大的压力，使得谈判中断。终于有点希望了又出现钓鱼岛事件。——谈判就是在接二连三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中，谈谈又停停的。其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中国方面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在 1976 年相继去世。而洛克希德案件把日本的田中首相也卷了进去，使得政局陷入混迷的状况。

但这段漫长的岁月，对日中双方进一步进行互相了解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既然是经过重重困难才缔结的条约，从此就应该在双方相互的诚意、努力和忍耐下，把这种和友好世世代代保持下去。

怀着这样的愿望我想在这儿通过在北京和东京的采访经历，简单记一下花费了漫长时间的那次谈判的轨迹和那个条约的意义。

从乐观气氛变为悲观气氛

“日本国政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这是日中联合声明中的“第八项”。两国政府在“第九项”中还定下了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这些方面包括曾一度进展困难的航空协定也都有了眉目，最终焦点就转到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上了。

1974 年（昭和 49 年）11 月为签署海运协定来日的韩念龙副外长与东乡外务次官进行预备性谈判。第二年的 75 年 1 月 16 日，在东京,东乡外务次官与驻日大使陈楚开始了谈判。

在这第一次会谈中，双方就“尽早缔结”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在同月 24 日，三木首相在施政演说中也表明要在 75 年“缔结”的决心。

周恩来总理在 1 月对日中经济协定访华团（稻山嘉宽为团长）说他也希望“尽早缔结条约。如果快的话，三个月就可以了吧。”

为此，当时驻北京的小川大使及日本大使馆的所有成员，还有我们这些常驻记者们大家都感到一种乐观的气氛。从东京寄来的报纸上写的是拟在本届国会批准的方针等，看到这些“标题”，似乎条约马上就快要缔结了似的。

但是，2 月 5 日，莫斯科电台批判“日中条约是反苏的”，苏联对日牵制已表面化，一时间形势变得不妙起来，在同月 14 号的东乡—陈楚会谈中，中国主张“要把反对霸权条款写进条约”。但日本方面表示反对。“把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主义写进条约会刺激苏联”。双方意见形成对峙状态。后来，围绕“反霸条款”日中双方未达成谅解，东乡——陈楚会谈也只好以决裂而告终。

东京的这种紧张空气马上就吹到了我们所在的北京。

中国方面都问，“联合声明已明文记载的反霸权的条款，为什么就不能写进条约里去呢？”我和同事们只好回答，“可能苏联在找碴儿吧。”在北京，对日本所追求‘等同距离外交’的是非也进行了激烈的的争论。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外交部干部说，“即使是等同距离外交，没有一个衡量的原则，不是很怪吗？”

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尽管有点使人为难的感觉，但却是有其理由的。这一年的 1 月 9 日，中国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新宪法”。这个宪法与 1954 年中苏亲密时期所发布的“旧宪法”不同，在前文里加上了“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明文记载了“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特别是强烈反对苏联的态度很明显。

这样，日中条约谈判的前景，也从当初乐观气氛变为了悲观气氛。

在北京体验到的苏联的攻势

归国后才听说，当时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大肆反对日中条约的缔结，在北京也经常有苏联方面的人给我打电话。多的时候，一个星期三次左右，说“想见见面”。我的工作也忙，也没有每次有叫必应，来三次电话去应付一次那种程度吧。那位也是新闻记者，在国际俱乐部还是乒乓球的老对手。他性格也很开朗，不是那种阴阳怪气的。

“把反对霸权写日中条约，不是成了对付苏联的军事同盟了吧？”“ 联合声明和条约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他的问题一般都是围绕着这样的话题。我直率地作了回答。“你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军事同盟，一般的日本人谁都不会那么想的。”

我是这样叙述自己的想法的。

美苏两国在开发尖端核武器方面有压倒的军事优势，这一点是与世共知的。连毛主席都说，如果说美苏的核武器有大姆指那么大，中国的核武器也就小姆指的指尖那么大。中国为防备万一，到处在“深挖洞”，这也是事实。但日本方面等于是无防备状态。这样的两个国家，决心相互不称权称霸，而且只是表示反对其他国家搞霸权主义，为什么就是军並同盟呢？现在中国领导人也说：“即使是中苏之间万一发生什么，根本没想过要把日本卷进去。”

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日本人并没有敌视苏联。而倒是，苏联应该把北方四岛都还给我们，只要这点能做到，大多数的日本人也许会认真地听他们的意见吧｡

另外，关于“联合声明和条约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这一点，与苏联的关系有些令人不能理解的地方。

因为在历史上苏联曾单方面撕毁了“日苏互不可侵条约”。从日本民族的立场来看，苏联单方面撕毁条约将怎么解释？如果说条约权利和义务制约的话，苏联方面是有权利的，但义务的制约不是被违背了吗？

我的那位乒乓球对手最后也不跟我讨论“霸权主义”了。也许他心想我是“上了中国的当的人”。但是，他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一起打打乒乓球或台球什么的。

要补充一句的是，我决不是“敌视”苏联，只是希望与其保持正常的关系。

围绕霸权问题的见解

周恩来总理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进行预备性谈判之前就反复说过，“反对霸权是美国先说出来的”，他还列举了基辛格的名字，称其是“发起人”。

但是，当东乡—陈楚会谈在北京陷入僵局的时候，邓小平副总理较系统地概括了中国关于“霸权问题”的见解。那是在 75 年 4 月 16 日会见以池田大作会长为团长的创价学会第三次访华团时所披露的，在此把当时采访的重点作一个介绍。

①“反霸条款”由“日中互不谋求霸权”和“反对任何国家及国家集团的霸权”这两部分组成。首先是日中之间“不谋求霸权”。中国本身要负有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不称霸的义务。这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这倖地区所有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日本如果也能保证做到这一点，一定会促使日本在此地区的形象得到改善和好转。

②听说要把“反霸条款”写进去的话，就会伤害某一个国家的感情。某一个国家大概是指苏联吧。但是，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至少在归还日本北方领土及固定领土纠纷地区方面，能有效地限制苏联建立“亚洲集团安保体制”的企图。在这点儿上如果还犹豫的话，就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助长和放纵｡

③“反霸条款”已在 1972 年 9 月就写进了日中联合声明里，都已经两年半过去了，苏联停止了与日本的交往吗？根本就没有。反对霸权不是要干涉包括美苏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内政，遇是要干涉他们不正当的“外政”。霸权主义对其它国家进行统治，侵略和压迫，对这样“外政”当然要进行干涉｡

④（在回答假如日本坚持不把“反霸条款”写进去的话这个问题的提问后）那只好把谈判继续下去了。中国一定要把原则坚持到底。因为我们是本着主导两国关系的日中联合声明这个大原则的。

⑤（关于联合声明和条约不同这一点）联合声明也是正式文献，日中两国都应该遵守，与条约在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主张“反对霸权”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⑥（针对“反霸条款”不能写在和平条约前言里，一定要写入正文里吗？这个问题）条文怎样写那可以有再商讨的余地。现在日本政府坚持“反霸条款”的前一部分可以，后一部分不行，那就难办了。“不谋求霸权”和“反对霸权”是不可分割的。但条文的形式怎么样写那可以进行商讨。

以上是邓副总理有关“反霸条款”讲话的大概。在这儿可以看出，中国在当时这个阶段，还没有很明确“坚持”把“反霸条款”写进“前言”还是“正文”。

“反对霸权”想法的根源

中国在提出“反霸条款”时，为什么认为“不谋求霸权”和“反对霸权” 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呢？其想法的根源在哪里呢？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不少进步人士，历经千辛万苦到西方各国寻找真理。……

有关西方最新知识的书籍都通读了。派遣到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留学生之多，令人吃惊。国内废除了科举制度，学校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努力向西方学习，我自己年轻时代学的也都是这些东西。

这是毛泽东在 1949 年 6 月 30 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当时在中国人眼里，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是进步的。日本向西方学习收到效果，所以中国人也决心向日本学习。其结果怎样了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美梦。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为什么老师总是侵略学生。

中国人向西方学的东西不能通用，理想也一直没法实现。……国家的状况一天比一天恶化，人们无法生存下去。于是产生了疑问，而且疑问越来越大。”

这时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这对中国人来说，真是惊喜万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了近八十年都没找到的“救国之路”，被在中国人眼里看作是落后的俄罗斯人找到了。中国从那以后，经过了 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21 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别是漫长的抗日战争和前后三次与国民党的内战，证实了这条“新的道路”是正确的。

中国人经常用“反面教员”这个说法。西欧列强多次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及“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两位老师，使得中国反而变得坚强了。中国现在把“反面教员”这个词奉献给苏联领导人。因为中国认为，它长期以来敬仰为真正老师的苏联领导人已经变成了派遣军队控制其它国家，在世界各地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社会帝国主义”了。

中国在其近代史中，曾几次自问自答过：“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为什么老师总是侵略学生?”正是这种疑问和绝望感带来了、用现代话所说的“自己不谋求霸权，但却一直容忍了其他国家不合理霸权”的结果。

“反霸条款”是周总理的遗言

话题再回到条约谈判上来，自东乡—陈楚谈判在 75 年 4 月 24 日就霸权问题在见解上有分岐而告决裂以来，再也没举行过会谈。以后，日本方面表现出冷谈态度并主观上力求善意的“等同距离外交”，尽管如此，还是遭到中苏双方强烈夹攻，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小派系的三木内阁也因此遭到党内的批评。

成为条约谈判焦点的“反霸条款”，三木内阁先是想“不写进去”，但到了 4 月改变为“写进前言里”。

理由是，“如果写进正文的话就要受到权利和义务的约束，放在前言里，就可以免受这种约束。”到了 5 月，态度又变了。

6 月初从东京传来消息说日本政府首脑可能要中断谈判。在东京和北京的日本机关（日本政府首脑和日本大使馆）也传出消息说中国对三木首相的新提案还没有答复。这个新提案有 4 项，即①迟早缔结条约；②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行谈判；③坚持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原则；④谈判不能中断。据说在 5 月 23 日，三木首相已通过小川大使向中国作了传达。

这个消息传开后的 6 月 12 日，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和同协会副会长川濑一贯一行。

会谈后，据藤山会长介绍会谈中周恩来总理说，“中国希望条约能早日缔结,根本没有中断谈判的意思。”并且说，对三木首相转达的想法，已经由韩念龙副外长作了回答。周还表示因为三木首相的意思是口头转来的，中国也就用口头回答，如果是亲笔写的东西，他也打算亲笔作回答｡

周总理还说，他很理解日本方面的立场，在条约谈判中不打算翻什么战争赔偿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老帐。

但他指出：“邦交正常化时的日中联合声明里明文记载的‘第六项’（和平共处原则）及‘第七项’（反霸条款）是很重要的”，并强调了要明文记载在条约正文里的重要性。

采访了会谈的内容以后，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周总理在医院里全力以赴要表现出的那种“以真诚对待真诚”的精神。那时尽管已是深夜了，我们这些常驻记者团还是在采访完后去公馆见了小川大使，并追问道，“说中国对三木首相的转达没作回答不是谎言吗？”现在想起来，说是周总理的诚意使得我们去大使公馆，一点也不夸张｡

当时，三木内阁在中苏的夹攻下的窘境从北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三木并不是一个坏人。但在“反霸条款”上，三番五次地倒来倒去，给中国方面造成了“没有诚意”的印象。

那是周总理最后一次正式会见日本人。从那以后，中国就把“反霸条款”一定要写进正文里作为一条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周总理的“遗言”。

此后漫长的中断时期

75 年 6 月 21 日，三木首相就“反霸条款”的问题，第四次表示了不同的态度，前提条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尊重主权、领土完整的和平五项原则及禁止以武力解决纠纷的联合国宪章一样，应作为普遍及原则考虑”，并决意把“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这也许是顾忌到中苏及党内的各种意见才提出的吧。但中国这个时期，对三木首相这个谈判对手已完全失望了。围绕着“霸权问题”日中之间的交锋已来回多次，谈判陷入了胶着状态。这年的盛夏，我结束了在北京近三年的工作，回到日本，从东京，名古屋、大阪、北九州，然后到地方的一些城市和乡村转了转。有几次是就“霸权问题”，在中国的体验，及日本的现状谈到深夜｡

在日本国内围绕着把“反霸条款”写入正文存在着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但总的来说，赞成意见好象不是占上风。相反让人感到“日中条约是反苏的”那种苏联对日本牵制已浸透到了各个方面里去了。自民党内部以主张“优先恢复日台航线”的“台湾派”为中心，开始提出日中条约谨慎论。在北京（5 月 12 日）由成田知己为团长的社会党访华团刚签署了“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联合声明，回国后也遭到了包括来自党内的强烈责难。

“我们也是迫切希望日中友好的。但中国措词严厉，不是一种友好的态度，让人感到有一种被强迫之感”。

“日本无论是能源还是粮食都不能自给。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在美苏这样大国的夹缝里生存得多么的不容易。中国人对此具体能理解多少呢？”

在一般毫无恶意的人们之间，也表现了这种“难言之苦”。这让我确实感到，与邦交正常化一个月前我去北京赴任时那种狂热的“日中、日中”的气氛比起来，经过两年十一个月，东京的气氛已变得冷淡多了。

9 月 24 日，日中外相（宫泽和乔冠华）在纽约进行了会谈。宫泽外相就“霸权问题”向中国提出了“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等，即“宫泽四个条件”。也有人称之为“宫泽四原则”。但中国方面以“日中联合声明是一切的基础”进行了反对。从那以后，日中条约谈判实质上进入了漫长的中断时期。

谈判重开，妥协的方向

76 年对日中双方都是国内政治多难的一年。中国相继有：周恩来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总理被撤职；华国锋就任总理；朱德委员长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主席去世；“四人帮”被逮捕。在日本有人在策划“让三木让位”，另外,田中首相等卷入了洛克希德案件给政界和财界的影响，使得政局陷入一种混迷状态。

进入 10 月后，中国的华国锋新体制出现，日本在 12 月也诞生了福田新内阁。抓住这个良机，竹入公明党委员长在 77 年 1 月访问了中国｡

福田首相在竹入委员长出发前会见了他，并托他转达“希望进一步进行条约谈判”的想法。当时的官房长园田在 1 月 19 日发表了“福田内阁将不拘泥于官泽四个条件”的见解。同月 22 日，华国锋主席会见了竹入委员长，强调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立场不变，“反霸条款的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决不能让步”。

并表示“欢迎福田首相转来的要忠实遵循联合声明的见解”。但是，他也直率地表明“我想福田首相还没有作最终的决断吧。”

日中之间的谈判开始重开的契机是在邦交正常化五周年（77 年 9 月）前后，其中，政府首脑也有这样的发言“只要有一定的制约，反霸条款不一定要写进正文里。”确实，漫长的谈判中断时期给日中双方提供了互相重新认识的机会。中国方面的态度尽管原则没有变，但有了灵活性和柔软性。

比如说，恢复了职务的邓小平副总理在 9 月 15 日，会见了以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谈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事实上已不存在，并指出，中国将来即使是要求两百海里的经济水域，但还是会尊重渔业的实际情况的。李先念副总理在 9 月 29 日会见藤山爱一郎，黑田寿男、西园寺公一等人时也指出“苏联反对中国，但它没有理由反对中国缔结决心不称霸的日中之间的条约”。10 日上旬，邦交正常化时的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众议员访问中国，同邓副总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还有一些对日政策要人，如张香山、孙平化、王晓云等进行了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12 月 2 日的《朝日新闻》（ 晨报）上，就日中关系的有关消息，发表了一篇值得注意的报道。据报道说，围绕着把反对霸权写进和平友好条约的正文里，日中双方的对应方针已明显化：①日本方面对开头部分作了修改，定为“此条约不是针对第三国的”；②中国方面在开头部分写进“日中两国的友好和亲善不针对第三国。”报道还介绍说，作为妥协的可能，可以用“基于这个条约上的日中两国的友好和亲善是不针对第三国的”这种表现就可以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最大的焦点“反霸条款”的处理方式，如果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话，1 月谈判重开，3 月缔结，就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财界首脑抢先控制了局势

但被认为是“1 月重开”的条约缔结谈判却让人扑了个空｡这是因为福田首相在 78 年 1 月 21 日的施政演说中，只认为“谈判的动机正在一步步成熟……”,在后来的代表质问中，只说了“日中条约缔结步骤还没最终作出结论，”并没表示谈判重开的具体意思。

在这种政界不透明的情况下，出现了促使日中关系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划时代的动向。这就是 2 月 16日在北京举行的“日中长期贸易协议”的签字仪式。为此，日本方面组成了以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为团长，经团连会长土光敏夫为最高顾问的财界首脑一行二十七人的大型访华团访问中国，中国方面表示了热烈欢迎。在协议生效的 1978 年至 1985 年的八年间，双方的进出口总额将分别为一百亿美元左右（总额达 200亿美元）。 78 年至 82 年的五年间，日本对中国的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出口约七十－八十亿美元，建筑材料、机械出口约二十至三十亿美元，同时，日本将从中国进口原油七百一十万吨，原料煤炭五百一十五－五百三十万吨，一般煤炭 330－390 万吨｡另外，83 年至 85 年的三年之间，至于日本方面进口的商品及数量，将在 81 年由双方商议再行决定｡

在把这个决定具体化的过程中，还需克服许多如金融措施及日元汇率高等问题。但从大局来看，这个协议的签署，一方面使得日本在资源供给方面得到了多样化和安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力争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中国方面能保证其基础工业即钢铁工业的现代化和大型化。也可以说，日中两国的经济基础部分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日中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飞跃的时代。

协议签署的当天即 2 月 16 日，李先念副总理与财界访华团进行了会谈，并向在座的驻华大使佐藤提出了“希望能为早晩实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出努力”的要求。稻山会长在归国后的会见时说，“长期协议要永远地继续下去”，并指出，“龙已经画了，只等点睛了”。不用说“龙”指的是“日中长期贸易协议”，“睛”就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了。

2 月 26 日，华国锋主席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谈到日中关系的时候，肯定了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表示了中国方面对谈判重开的积极态度｡

打开谈判之道的矢野访华

紧接着“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公明党第六次访华团的访华也起到了促进政府重开条约谈判的媒介作用。

3 月 8 日，福田首相与园田外相一起会见了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和即将访华的矢野书记长,请矢野转达他们的立场,①有决心促使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早日缔结;②只要中国对日本与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基本外交立场表示理解的话,日方希望重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在同月 14 晩,就转来的福田首相的立场,向访华的矢野表示了中国政府正式见解。一共有四条,主要内容是:

① 根据联合声明的尽早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想法没有变;

② 两国的和平友好基础不是针对第三国家的。两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及国家集团谋求霸权。对谋求霸权者坚决反对。一面说反对霸权,一面说“没有针对对象”则不和道理。

③ 两国的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联合行动。两国各有独自的外交政策。双方均不干涉内政;

④ 希望福田首相立场早作出决断,欢迎园田外相访华。

在此之后,邓小平副主席兼副总理与矢野氏等进行了会谈。矢野团长问道:“我们向首相报告说中国方面对福田首相立场的第二点表示了理解,可以吗?”对此邓副总理作了这样的说明,

① 与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友好是可以理解的;

② 反霸条款本身并没有阻止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意思;

③ 如果苏联强性谋求霸权,就不能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

④ (反霸条款)只要写进条约就行;

⑤ (就福田首相曾与中国关系不太好这一点上)请转告福田首相,让他对此别介意。

通过矢野所进行的这次日中两国首脑的对话,让我们充分看到了,漫长的谈判中断时期反而成了日中双方重新认识对方立场的一个好机会。

日本方面表示,只要中国方面对日本的与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基本外交立场表示理解的话,愿意把反霸条款写进正文里。中国方面的态度很明确,只有把反霸条款明记在条约的正文里,才可以说是不意味着联合行动。中国还提出了日中的各有独自的外交政策,对日本的愿与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立场表示了理解。

钓鱼岛事件的背景

3 月 26 晩,邓副总理对继公明党访华团后来访华的社会党飞鸟田委员长一行说: 如果华国锋主席没有时间,我可以去日本访问,并表示希望早日缔结条约。对中国方面领导人的这一连的发言,福田首相及日本政府的领导人也表示了好感。在自民党内部开始了谨慎而重要的调整工作｡

但在 4 月 12 晩早上,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领海的报道使日本国内一时骚然。中国方面采取行动侵犯领海──这一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就重开条约谈判的自民党内部的调整工作即刻停止,中日条约反对派势力抬头。一位为谈判重开费尽心血的外务省领导对此无不感到遗憾,说“只要再等两天,党内协调工作就有了头绪,唉｡”

对钓鱼岛问题日中双方一直主张各有主权。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日双方都把其视为自己的领土,只是没有把它当做问题来议论。根据当时与谈判有关的政府官员的话,这个问题并不是提出来了而又搁置起来,而是双方心照不宣地没有触及。也许是考虑到，如果从正面把钓鱼岛问题提出来，不但会刺激国民感情，而且也会使具有历史意义的邦交正常化这件大事难以成功。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方面很清楚日本一直在有实效地控制着钓鱼岛,但始终没作为政治问题来看。

笔者曾在邦交正常化时在北京采访过,深知日本方面制造这次事件背景的间接原因。在３月下旬开始的自民党内部围绕着重开谈判的调整阶段,反对派及谨慎派中间有人提出应该解决钓鱼岛的所有权 ,而且自民党鹰派的国会议员三十三人借蒋介石逝世三周年之际访问了台湾,以表示反对缔结日中条约 ,使得谈判重开的协调工作复杂化｡

同时也让人痛感到,日中之间还有很多没有相互勾通的地方。其一是,中国很清楚日本一直在有实效地控制着钓鱼岛,而且也没有为此发生冲突 ,为什么一部分人偏要故意提出这个问题呢?其二是,日本与中国不同,有各种各样的人 ,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有时争论还会达到白热化。但是,在争论期间,中国人即使是想表示自己的意思,却为什么要付诸行动呢?还有一点是,日中双方大部分人尽管希望维持友好关系,但一旦涉及到领土问题 ,国民就会群情激愤 ,很难做出理智的行为。这一点不但对日本人,对中国人也可以这么说｡

追寻正常化原点的教训

幸运的是,事件发生后,日中双方的领导人表现表现了冷静的态度,使这个事件以外交的手段结束了。

特别是中国方面表示了①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让渔船撤走;②不再靠近钓鱼岛附近｡这使得事态有了好转。

日本方面对此表示接受,“日中双方均不触及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已趋明显化｡

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想在这儿说明一下儿｡中国领导人把事件说成是“偶然的”,能看出来是考虑为了缓和国内的“国民感情”｡同日本一样,中国也有郁积的国民感情｡

中国方面对自民党自３月下旬起开始进行内部调整时提出的钓鱼钓所属权问题很重视｡但日本国内的这些动向及后来的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的事件,在中国没作公开报道｡可以想像,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如果把这些公布于众的话 ,必然会使九亿五千万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反日情绪｡

但是,毫无疑问,日本国内对钓鱼岛的争论已在干部内部发行的报纸“参考消息”上报道过｡据说“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为八百万份,关于领土问题只作为“小道消息”在群众中传开过,但围绕这些问题在中国内部也一定有过激烈的争论｡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点,那就是中国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写的起诉书曾传到了日本｡那份起诉书是代表了群众的感情,还是有意图谋的,那可以讨论｡但起诉书里,不但主张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而且还提出了保留要求日本战争赔款的权利｡

起诉书的日期是４月１０月这点不能忽视｡如果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到,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领海是同月１２日 ,这些争议都是在自民党内把钓鱼岛问题作为话题以后才发生的｡

由此可以看出,领土问题会刺激当事国的“国民情感”｡如果控制得不恰当,就会影响到国家关系的根本大事,这一点一定不能忘记｡

起诉书中提出的“要求赔偿”是不太容易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无数的中国人带来了灾难｡六年前的邦交正常化给这个不幸画上了句号,开辟了日中之间的新时代｡中国方面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让过去付之于水,没有要求半分钱的赔偿｡日中两国决心在互通有无,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的亚洲｡日中恢复邦交,也是日本国内得到国民的绝对支持后才得以实现的｡

要把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给推翻掉,对中日双方来说都是不能允许的｡

认真吸取钓鱼岛事件带来的教训,冷静地再一次回顾一下日中两国建交的起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一直都在考虑着这个问题｡

福田首相征求卡特总统的意见

真正重开谈判是在 5 月初的日美首脑会议之后。5 月 5 日福田首相在归国途中在檀香山向记者团表示了“不管怎样，希望能尽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首脑会谈中，美国总统卡特表示赞成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一再说“祝愿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在那以后的两个月时间内，驻华大使佐藤和韩念龙副外长多次会谈，双方确认：①在日中联合声明的基础上缔结条约；②钓鱼岛问题还是遵循邦交正常化时的“双方都不提”的方针。5 月 22 日，福田首相与园田外相、安倍官房长官进行了协议，确认了“在日中双方满意的情况下早日重开谈判”的基本方针，并向政府、自民党五老会议作了汇报，要求加紧党内的调整工作。

5 月 26 日政府及自民党内的手续完结后，佐藤大使于同月 31 日向韩念龙副外长提出了“6 月后期在北京重开”的意愿。后来就谈判日程两国间有不同意见，最后在 6 月 31 日决定“7 月 21 日重开”。

福田首相老早就一直在说：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美国会怎么看”。其实美国早就表示了“欢迎”的意思，只是过于谨小慎微的福田首相不直接询问一下卡特总统的意见就不放心罢了。不管怎么说，日美会谈后，重开谈判的节奏同以前不一样，步调加快了，这一点很引人注目。

但是，苏联一直强烈非难日中条约是带有“反苏性质”的，从谈判重开的日程快要定下来那时起，责难反对之势愈发升级。波亮斯基驻日大使在 6 月 19 日访问了日本外务省，向日方提出暗示修改对日政策的政府声明，对日方多次提出了警告｡

日中关系新的一页

7 月 21 日重新开始的事务级谈判是在双方的首席代表佐藤大使和韩念龙副外长之间进行的。双方次席代表有自航空协定的预备性谈判以来就打交道的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和中国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谈判一开始就围绕着“反霸条款”双方提出了直率的意见，议论进入正题。

中国方面首先提出“反对霸权”，特别重申了要坚决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对此，日本方面强调要与一切国家保持友好的“全方位外交”，要求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要造成针对第三国、特别是针对苏联的印象。日本方面同意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正文，但提出要同时写进“本条约不是针对某特定第三国的”所谓第三国条项。中国方面以矢野访华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四条项目”中的第二条来进行反对，日本方面最初提出的方案没获得通过。

双方这种直率的意见交换一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据出席了当时会谈的日本方面的代表回忆，“中国方面尽管主张自己的意见，但没有那种强迫日本方面的感觉。让人感到他们是很希望这个条约缔结成功的”。结果，经过十一次谈判交涉后，亚洲局局长中江临时回国，在 8 月 6 日的以福田首相为中心的“箱根会谈”上，决定了园田外相“8 月 8 日访华”。

在日中双方谈判的阶段，日本国内曾流传着“对缔结条约还没有确切的信心”。但是在决定派园田外相访华后的 7 日这天，福田首相表示“大的方向已基本确定”。据日方代表的一位负责人回忆，“我们准备了几个方案。我们想到了最好的和最坏的，哪一个方案通过都不会损害日本的利益。”可以说，谈判成功的大趋势这个时候已确定了｡

中国领导人表示“希望福田首相早日作出决断，欢迎园田外相访华”，可以说，他们也有一种决意，那就是在不损日本面子的情况下作出一定的让步，使条约缔结成功。这样做的背景可以说是：①中国可以把其“反对霸权”作为重点的外交向前推进一步；②要实现中国的主要任务 “四个现代化”，日本的协作是不可缺少的。

果然，在 8 月 9 日的园田外相与黄华外长的会谈中，中国虽然要求一开始就讨论“霸权问题”，但中国方面的态度表现得很柔软，使缔结谈判急速开展。在事务级谈判中就第三国条项也采纳了日本觉得最理想的一个方案。这就是把“反霸条项”的后一部分写在正文第二条里，前一段部分另列一条（第四条）即，“本条约不影响缔结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10 日,邓小平与园田进行了会谈，12 日华国锋与园田又进行了会谈。就钓鱼岛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中国方面表示要搁置起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谈判终告结束。这时,从东京也传来了得到自民党临时内阁会议承认的同意签署的政令。

“12 日下午 7 点零 2 分（日本时间 8 点零 2 分）掀开了日中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电视的灯光下，园田外相和黄华外长签字。”

北京特派员以这样的开头给我们发来了人民大会堂这一热烈场面的消息。

日本和中国之间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条约终于缔结成了。双方表示要在此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经济、文化、人员等方面的交流。中国方面马上表示要派 500 人左右的公费留学生到日本，福田首相对此表示了积极对应的态度。

在条约中还确认了两国间的一切争端，要用和平手段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如果从日本曾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的亚洲国家带来过痛苦这一历史教训来看，这一确认在将来都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超过九亿人口的中国在将来做出对邻国日本构成威胁的事来，这一确认也可作为约束｡

对日中双方来说，最重要及根本原则是条约中的第二条“反霸条款”。此条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谋求霸权”及“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不单是对日中两国，而且对任何其它大小国家，可以说是相互共存的一条大的准则。

两国就“反霸条款” 经过了漫长的意见对峙时期。中国方面通过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一直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的霸权主义作为其首要立场。对此，日本方面顾及到苏联的强烈反对，加上还有以前战争的悲痛体验和对其的反省，一直坚决主张要与任何国家友好、力求不树敌对的“全方位外交”。

这不同的立场也反映了各自基本的外交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条约第四条的“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可以说体现了日中双方各自的基本外交政策。相互确认并找出双方共同点，具有极大的意义。

第十章 中英谈判时的香港体验

在日本和香港的体验

中国决别了文革路线而走上了要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它与外面世界的关系开始从搞政治的时代转变到搞经济的时代。中国开始重视与日本和欧美一些西方先进国家的关系，以及与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即华侨和华人社会的关系。封建时代的残渣余孽还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肩负着经济建设这个重大使命，力求以各种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交流并学习其经验。

在此，我想把自己在日本和香港体验到的留在记忆里的一些事情作个介绍。

人民日报采访团来日

1980 年春天，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代表中国舆论界的《人民日报》组织了一支大型采访团来日。

这次访日是对前一年的秋天应人民日报社邀请朝日新闻访华团的回访。

当时日本的首相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曾作为外相辅佐田中角荣的大平正芳。大平首相很高兴地接见了采访团一行，并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友好会谈。

“贵国全力开始搞现代化，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欢迎。日本有好的方面，但不好的一面也不少。好坏两面都好好看看吧。还有，希望你们永远做日本的好朋友。”

整个会谈让人感到一种少有的虔诚的基督教质朴的诚意。采访团这次采访时间是从 4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的三个星期。访问地点，从东京首都圈的神奈川、千叶与琦玉等县，到大阪、京都、奈良及遭原子弹轰炸过的广岛，再往北到北海道的函馆，根室和札幌。

朝日新闻社动员采访网给代表团一行作向导。采访首都圈几个县时，还用上了大型直升飞机，另外还去了富士山一带。

去北海道时，从东京分乘两架小型喷气式飞机，到日本的最北端眺望了北方四岛。

采访的范围也很广，从首相会见到参观主要的有关经济的政府机关、炼铁厂、汽车制造厂、电子企业、综合医院、大学和研究所、城市的居民小区、农村的家庭、超级市场、地下街、旅游事业单位，及了解地方城市的开发情况等。

对日本的资本主义感兴趣

每到一处采访地点，都有前一年秋天参加了访华采访的老记者作陪同。我在那次访华代表团曾担任了秘书长，所以我从头到尾全程陪同这次的访日代表团。

随着每天采访的进展，我和代表团成员之间的感情也很快得到交流。一天，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要求，“中国现在青少年犯罪现象日趋严重。我想利用这次机会，了解一下日本警察对青少年的挽救情况及防犯对策”。 虽然那时正好是 5 月初的大连休，但通过社会部的联系，五位警视厅的负责干部带着厚厚的资料赶来，热心地作了介绍。

采访全日程完了后，代表团要准备回国了。在成田机场的候机室里我向代表团询问了采访的感想。

“你们觉得日本的资本主义怎么样？”

听了我的提问，其中一位记者回答说：

“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值得学习的。”

“真的吗？”

我又问道。他非常严肃地说：

“当然是真的。我们在马克思的书里读到的资本主义与我们亲眼看到的日本的资本主义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我非常高兴这次陪同如此有价值,于是接着说：

“在东方诞生的日本资本主义是‘修正资本主义’。所以请中国走‘修正社会主义’的道

路吧。只要不是‘修歪’了，就可以吧？”

当时在中国“修正”还是一个忌讳的字眼。大家一边苦笑着,一边却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这是真正的、确实可信的人之共感。

中英谈判的焦点：香港

1982 年春天，我作为特派员被派到香港。作为重要连接点的香港及香港周围的经济特区正进行着连接中国大陆内部与外部世界“共存的摸索”。 香港短期访问我倒是去过几次，但长期逗留还是在作为语言留学生被派往香港大学以来、二十年后的第一次。

自从中国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开展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以来，香港的地位越发受到重视。

中国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在 1980 年 5 月决定把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为经济特区。特别是与香港邻接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更是在加速进行。

正在这个时候，从 1982 年夏天开始，就“香港的前途”问题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谈判。

众所周知，香港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根据鸦片战争后 1842 年的南京条约，香港岛（76 平方公里）割让给了英国。1860 年由于阿龙号事件而缔结的北京条约，又使九龙半岛顶端的九龙地区（10 平方公里）成了英国领土。1889 年英国又利用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缔结了把九龙半岛剩余的全部土地即新界地区（959 平方公里）、 2 35 个岛屿及附近的海域租借到 1997 年、即租借九十九年的条约。

英国的主权与行政的分离论

但是，围绕着“香港的前途”， 很明显,中英双方在基本原则上的见解是不同的。

中国方面的基本立场是，到新界地区的租借期限到期的 1997 年 6 月 30 日止，英国对香港全岛（即香港岛、九龙地区、新界）的殖民统治就应宣告结束。7 月 1 日零时以后，中国将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对此，英国方面的态度是，香港岛和九龙地区是清政府永久割让给英国的，即使是归还了“主权”，但是还保留对此地区的“治权” (行政权)。

但是，中国方面认为，以前有关香港的条约是完全不平等的，一律要全部进行清算。对英国的主权与行政权的分离论根本不予以理睬。

1982 年 9 月,当时的英国首相萨切尔女士访问了中国，就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与中国的实权者邓小平进行了会谈。

但是，邓小平在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使得被称为“铁腕女人”的萨切尔首相也毫无办法。

在中英谈判期间，大部分的香港居民强烈希望，维持香港的现状，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表示反感，这段时间内港币和不动产的暴跌也火上加油，“香港的前途”成了一个不安的敏感的问题。长住香港的日本人及其它外国人的心情也很复杂，大部分不是持悲观论就是持谨慎论。

悟出来的“香港金玉论”

笔者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却是个乐观主义者。其理由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历史上成为支撑香港安定和繁荣的“三大要素”（即香港人的勤劳、智慧、英国建立的诸制度，与中国大陆的良好关系）今后一定会保持下去，对此我坚信不移。中国也希望恢复主权后香港能继续安定和繁荣。即使是在动乱的文革时代，中国也没停止过给香港提供粮食和水源。现在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可能有什么变化。｡

第二，在我本人生活过的地方中——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诸国，能作为连接中国大陆与外界关系重要据点的，可以说非香港莫属。

当时，我还引用了一句汉诗向友人们强调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无限风光的真面目只是呆在此山里的人是无法都体会到的。也就是说，香港的真面目，只知道香港的人是看不全的。

第三是笔者积累了在香港的采访体会所悟出来的“香港金玉论”。希望读者能把这个作为一个生理学术语来理解，如果把中国大陆比作一个男性的驱体的话，香港则可以说是他的“金玉”(“金玉”意即睾丸。译注)。如果把这一部分割掉，即所谓的分离、独立出去的话，那男性就会失去本来的功能。相反，如果把这一部分吸进体内、即被中国大陆完全同化的话，由于体温的关系，其功能也会失去。“金玉”就应该是处在即能一边接触外边的空气，又能一边与体内保持有机的联系的位置才行。

“香港的前途，就在这种摄理中发展着。”我对此似乎有一种确信感。

参观中国经济特区──深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同一个“生活共同体”中，能融洽、共存到什么程度？这种意义深远的尝试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接触点处正在进行。

作为中国现代化前沿基地于 1980 年 5 月在广东省南大门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种尝试的地点之一。

当初这块杂草丛生的小村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在 83 年夏天去采访时，就已经是高楼耸立的城市规模了。还不止这些。这里有从大陆各地派来的各行各业的专家、技术员和众多的工人，而且九龙—深圳之间完全实现了电气化,以前单程需要一个小时现缩短为 35 分钟，香港人的来往与日俱增。在深圳经济特区，探索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陆中国人与自由开放的香港中国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在这儿，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

重新学习和锻炼的地方

“在深圳工作跟内地完全不同。是学习和锻炼的地方。”

由三百人以上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的江苏省第一基本建筑公司的杨少华副总经理在 82年 9 月，对我这么说，而且还列举了“五个不同”。在深圳①高层楼房的建设占绝大部分；②建设速度很快；③对楼房质量要求高，检查严格；④与内地的由上面指定的方法不同，这儿采取的是投标方法，竞争很厉害，所以责任也重大；⑤与内地的计划经济为主导不同，这儿是市场经济为主导。

该公司在大陆是一家一流建筑公司，在深圳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盖二十四层楼高的“湖心花园大厦”。

该工程设计、工期、材料及费用全部由公司负责，经过激烈的竞争，他们争得了承包权，并提出了在内地要用二十四个月完成的这项工程，能用十四个月完成的目标。最后，主体工程完成后接受了检查，据说在质量、速度、效率、安全生产及施工管理方面全得了“优”。

该公司正在准备下一个工程的投标，工程师及设计人员都在拼命奋战，“就像大学考试前那样紧张。不过，听说大家的工资也是内地人的一倍以上，年轻工作者也不例外。工作两三个月换一批，为的是把新的经验带回内地。”

“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

但是，建了高楼得有商店、企业、工厂利用才行。从全国各地开始来到深圳办各种各样的办事处，香港、海外华侨及外国企业也表现得积极活跃。日本以银行和大型商行为中心与一些相关企业和制造商组成的深圳访问团体也多了起来。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种新的动向曾引起人们关注的是由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等六家国营企业共同出资金合办的“三和有限公司”。据新成立的公司董事长陆润玲介绍,“三和”是①国家资金、②集团及个人的资金、③华侨及外国资金这三种资金协调的意思。由这三种渠道广泛募股，利用其资金来创建各种企业。

第一期的计划是从 83 年 9 月至 84 年 8 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建设冷冻厂、食品厂、饮食店、超级市场和包装工厂。最近，该公司下决心发行二千五百万元（约三十一亿二千五百万日元）的股票（一股一千元，共计二万五千股）， 引 起了很大的反响。

更有意思是农民来函的件数达一百多件。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特区的开发，深圳年收入达一万元（约一百二十五万日元）的“万元户”农民占全体的百分之二十。另外，香港一家有实力的企业“和记黄浦集团”曾希望购买百分之四十九的股票。但是，一个集团要大量收购如此膨大数目的股票，对此公司领导人正在讨论之中。

真有一种资本主义要诞生的趋势，但陆董事长认为公司原本国营企业,再说股票也并不打算搞成象资本主义那样具有强烈的投机性质，而只是一种“限制转让的股份。”。现在看起来这种现象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很大胆的作法。

分居的家庭获团圆

“深圳尝试”不但影响着经济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也影响很大。其中之一就是分居在中国大陆内部和外部的家庭可以在深圳得以同居一起，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只要在深圳买了住房，就可以把内地的家属迁到一块儿来。这个措置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①住房购买价格比香港要便宜得多；②可获得不带期限的永居权；③内地的家属可保证迁到一起。

我在采访特区内的一个高层楼房居民小区时，见到了广东省东莞出身的李翼中老人（当时七十一岁）一家，他“买了三套公寓”。

李翼中老人年青的时候随祖父去了香港，他努力学习英语，当上了香港政府的一名官员，负责医疗方面的工作。退休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家团圆”，但那正是文革时期，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当他得知有了新的政策后，就不惜拿出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钱和退休金在深圳买了公寓。把长期分居的夫人、大女儿和小女儿各一家从东莞县迁到自己一起,实现了自己的宿愿。在公寓的一间房子里，李老把孙子们集中在一起，用一块小黑板在竭尽全力地给他们教英语。在一旁陪着的大女儿和小女儿脸上露出的那种幸福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倍受欢迎的深圳渡假村

旅游观光事业也是特区建设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一般的香港居民也可以方便利用渡假村，倍受人们欢迎。

位于特区西北部的景色秀丽的“西麓湖渡假村”就是其中之一。这儿除了游览设施以外，还备有供住宿用的野营帐篷、成排的带阳台的房子、别墅等。渡假村一个人住一个晚上二十港币（当时约折合七百日元）， 非 常 便宜，听说很受年轻人欢迎。

负责人高兴地说：“来这儿的人数在最初的 1980 年是八千人，81 年是八万人，去年 82 年达到二十一万人。预计今年会达到四十万人，就像滚雪球似地增长。”

在香港被禁止的焰火在这儿是映红了夜空，大部分年轻人都在音乐会和迪斯科舞会玩到深夜。

从广州来的一名很红的女歌手，唱了几首流行歌曲。在大家的要求下，她又唱起了曾获“唱片奖”的歌曲“我的中国心”，这时台下响起了暴风雨般地掌声。

这首歌唱的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都是中国人”。这种场面使人们能够看到那种超越不同制度的同一民族的共鸣。

消失了的“心理上隔阂”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 1966 年 11 月，第一次路过深圳的，那是去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的时候。从香港的罗湖出来，过一个短短铁桥踏上中国深圳时的那种“从这儿开始就是另一个世界了”的紧张感，还很清晰地留在脑海里。

但是，中国现在已告别了文革时代，开始走上了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的道路，那种位于境界线处的“心理上的隔阂”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紧邻深圳车站的东侧，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综合型车站，里面还准备建设一个展览中国各地土特产及世界各地商品的大型展览馆。负责这项工程的总指挥是香港屈指可数的不动产建筑公司“合和实业”的胡应湘总经理。另外，他还计划修建一条连接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的高速公路，并把此作为人生一大事业正在全力组织。

“香港的安定和繁荣离不开大陆这根纽带，建设连接这两者的深圳，无论如何一定要成功。深圳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香港的繁荣及将来的民族统一。”

在建设工地上，已进入壮年的胡总经理这么强调说。

“深圳的尝试”果真能在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大陆的内部和外部，实现同一人类，同一民族的融洽和共存，并成为活力的源泉吗？其明暗表里我打算今后一直关注下去。

目睹大转换时期香港的智慧

围绕着“香港前途”的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是从 82 年初夏至 84 年初秋的，我从 82 年初春正好在香港，所以基本上目睹了谈判的全过程。

在香港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确实是见了各种人物和场面。前面谈到的“香港金玉论“就是笔者面临大转换期在香港所悟出的。就让我一边追忆往事，一边在此把一些难以忘怀的相遇记述下来。

意欲与中国大陆共存

八十年代初期成为香港岛话题的建筑物是位于繁华街湾仔的“合和中心”。这是比东京池袋的“阳光六十”摩天大楼还要高的一座六十六层的圆形大楼。从最高层往北看，可以看到对岸的九龙半岛的新界，还能眺望到远处中国大陆的一角。

这座大楼是当地屈指可数的不动产建筑公司“合和实业”的壮年总经理胡应湘（83 年时四十七岁）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在大楼顶层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我采访了他。他坐在一张堆满设计图纸的巨大的桌子那边，这么说：

“我生在香港，长在香港。但我的祖籍是广东。与其在香港这块狭小的地方干事业，还不如为祖国的现代化做点贡献。我坚信那样做更有积极的意义”。

胡总经理曾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专攻土木建筑学，自从 1978 年中国告别文革路线以来，在五年的时间里，他竟八十六次去中国,跑遍了大陆各地。现在同几位朋友合作在广州正在盖一座十八层楼的饭店“广州大酒家”。另外中国的大门口、深圳经济特区的新火车站也正在施工。他还准备修建一条连接香港—广州—澳门的高速公路。

“二十五年前我去美国留学时路过横滨和东京,那时一路上还处处可见空旷原野。但在那十年后东京和横滨。香港和广州、广州和澳门之间如果修起大型主干道路，那么沿途一带就能出现不少大大小小的产业城市。这一连起来，到下一代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城市圈。”

这是一幅理想的“世纪工程”，胡总经理正在这千里迢迢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迈着坚实的步伐。

靠企业连接起来的大陆与台湾

“好的时候来，不好的时候就溜。人不能这样做。”

台湾屏东县出身的黄仁峰（当时五十岁）用小时候学会的日语这么说。他是位于香港新界地区工厂街—荃湾一家生产蘑菇罐头食品公司的总经理。蘑菇从大陆进口，空罐头盒则从台湾进口，在香港加工后，再通过日本的商社出售到欧美国家。在以前中国与台湾的对立很紧张的时候，黄总经理就想出了把大陆的农业与台湾的技术结合起来的与众不同的做法。

黄总经理曾在基隆的水产专门学校学习食品加工技术，在台湾和东南亚都有他的工厂。

九年前他来到了香港。

在对原料、劳力及出口市场进行了周密调查后，他决定创办蘑菇罐头业。他从与中国大陆有着业务往来的香港朋友及华侨的金融机关那儿得到帮助，而且从中国大量进口原料也得到确保。

当初由于资金不足，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但是 1982 年夏天经营开始走上轨道后，在由于“香港前途”而人心惶惶的时候，黄总经理却特意在 1997 年租借期限到期的新界地区，买下了现在这个工厂。

那时地价曾一度下跌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现在的工厂离号称东洋第一的集装箱码头非常近。

“香港的将来？没关系。一个劲儿的只担心，什么也不做，那才不行呢。一个人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上，走时也一无所有，不是正好吗？”

到 84 年 5 月黄总经理已拥有六家公司了。其中的杰作是把亲缘关系繁多的福建省和台湾连起来的“闽台海外集团有限公司”的设立。闽指的是是福建。其公司是计划从福建省沿岸进口鳗鱼、虾、虾虎鱼等鱼苗，经香港出口到台湾，待长大后再往日本出口。

“这种生意只有在香港才能做得起来。而且，对台湾，大陆才海外的华侨都好。”

黄总经理是一个有着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智慧和胸怀的人，而且他还是个亲日派。

自称为中间派的大人物

当时在香港的实业界，光大实业公司的王光英会长（84 年当时六十五岁）颇引人注目。

他是已故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的哥哥，他的家庭很早以前就是民族资本家。

光大实业公司于 83 年夏天作为中国第一家民间企业在香港开业。在开业典礼上，当时的赵紫阳总理、邓颖超女士（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 万 里 副 总 理 等 送 了 花篮，使人们吃惊不小。

一时议论纷纷称王会长是中国打出来的“红色资本家”，他的大刀阔斧的做法引人注目。

——他从南美的智利购买了一千五百台奔驰的卡车；在香港的商业街及住宅区购入地皮和公寓；签署跟美国公司合作在中国和香港修建电脑工厂的合同。同时，也开始流传起一些反面的传闻，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在考虑些什么？我为此采访了他，并坦率地问了一些问题。

——有人说您购买的那些奔驰卡车是旧车，而且在寒冷地带无法行驶。

“说是旧车，但也只开了三百公里。我们是在驾驶训练的范围,而且在零下三十度都能行驶，用不着担心。后来我们还追加了七百台呢。”

——真是资金雄厚。

“哪里，现在银行资金有余，你要借多少都可以。”

──香港人不少人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变呢。

“这种心情我也能理解。过去有过这样的事情。最近我在国内农村看到年轻人在庙里敬香时，问他们在祈求什么，他们祈求两点。一是邓小平能长寿，另一个就是希望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能长期继续下去。这样祈求的人还真不少。”

——香港的将来你怎么看？

“像香港这样勤劳而富有智慧的地方很少。中国政府已向国内外表示香港的资本主义要持续很长时间。这无论是对香港还是大陆、台湾、日本及其他国家都是很有好处的。”

——听说您兄弟很多。

“兄弟姐妹一共十一个。我上面全是男的，下面全是女的，我是老六，正好在当中，所以属于中间派啦，哈哈哈。”

这位“红色资本家”还是一位极其幽默的“大人物”。

狗身与狗尾的关系

在年轻力壮的三十多岁的人群里也有不少前途有为的人。在一家日本企业工作的谭兆璋（当时三十五岁）就是其中一个。

小谭曾在香港大学专攻生物化学，毕业后在一家美国办的银行里从事经济分析和市场调查。后来调换搞电脑方面的工作，并担当日本企业的中国问题顾问。为促进香港与中国大陆，特别是与深圳经济特区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作出阻很大贡献。他还热心投入到了普及普通话运动中。他本人是生在、长在说广东话的香港，但他还是利用自己晚上的业余时间给年青人教普通话，而且坚持了五年多。

——有不少人用一刀切的方法说，香港是香港，大陆是大陆。

“我本人以前也这么认为。但如果考虑香港的前途，那无论如何也得考虑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我教普通话也就是出于这点。”

——但是，不少有钱人和专家确实在考虑移居国外。

“我相反。如果考虑一下孩子的将来就不能移居。在这儿没有钱也比到异国他乡过着人生地不熟的那种可怜的生活要强。”

——你本人对香港怎么看？

“香港存在着‘三民主义’，即移民、难民、殖民。另外还可以加上‘乞丐主义’。粮食和水依赖中国大陆，法律、经济、及社会制度依赖英国。遗憾得很，香港本身什么也没有。

但是，香港人有自由的思考能力，临机应变能力，有高技术和高效率。这些都是香港在过去几次战胜危机和考验的原动力。”

——看起来你现在似乎是全力以赴搞香港与大陆之间的交流。

“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就像一条狗与其尾巴的关系。尾巴是无法左右狗的身体的。但是如果狗本身有活力的话，尾巴也就能活动自如了；相反如果没有活力的话，尾巴就会萎缩下去。

我们当然希望前一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希望大陆的人们能为自己的安定和繁荣作出更大的努力。”

寄望于香港前途的人们

除了中国以外，我在香港还接触了不少其他难以忘怀的人物。在此，我想举出四个人，他们都是在中英谈判前途不明朗，而且绝大多数人在心理上有着动摇的时候，还寄望于“香港前途”的“少数派”人物。

“半个中国人”的政务长官

当时在香港的英国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到最后都以统治者自居的人；另一种是对香港不抱希望而迁居他国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对香港的安定和繁荣抱有希望并打算尽职的人。

这当中最引起我注意的一位英国人是香港政府的政务长官英卡·琼斯（84 年当时五十七岁）。 他 肩 负 着 管辖香港全域十八个地方行政区的要职，在香港是屈指可数的高级官僚。

这个人跟他的上司有三点不同之处。第一是他在香港任职达二十五年之久；第二是，他在任职期间一直是负责占香港面积百分之九十二的新界地区和离岛的开发工作，这使得他能跟支撑着香港繁荣的最基层的群众进行广泛的接触。第三是汉语。他擅长南方代表性方言广东话，普通话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也说得非常不错。

当地的人都说，“他的话我们听。”五十五岁退休后，由于周围人的强烈要求他又重新出来担任了现在的职务。重新工作后，他特别对当地土地开发和新城市建设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二十年前、不，十年前还是一片田野的新界地区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工业地带和大型住宅区。

琼斯是带头人，赢得了市民的信赖。

我曾几次采访琼斯，而且还去他家采访过。

“能干到这一步，都是香港人的热心支持和协作的结果。我在这儿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已经熟悉了这儿人们的心理并完全习惯了这儿。我已经成了‘半个中国人’啦！”

那时候，正开始传说中国方面就香港的将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中国大陆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在恢复主权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

但不少香港的资本家和专家对实现这个构想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就这一点，我请问了琼斯长官，他冷静地回答说。

“这种做法史无前例，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大家献计献策，值得挑战一下。绝大部分香港人还是要在这儿生存下去的。”

关于“香港前途”的中英谈判，他表示，“我相信中英谈判一定会以香港人能接受的形式达成一致的。”

有一次我问他，“您本人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

“我在这儿买了房子。能工作就工作，退休后打算跟夫人一直住在香港。”

他有两个孩子，儿子在交通事故中去世，女儿已经结婚了。工作之余他到新界地区的山里散散步，画画风景画儿什么的，听说他还准备在百年之后，把骨灰也埋在这儿。真是一位心胸宽阔的人｡

“去神”与“来神”

围绕着香港将来的中英谈判曾几度触礁搁浅，而且还出现长时间停止谈判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相继出现了不少由于对前途不安而弃此而去的“去神”。其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最大商社“加典·玛色逊”。此商社以香港为中心，是一家已经经营了一百多年的名门。翻翻老底，这是从“鸦片战争”（1840 年—1842 年）前后发展起来的、与英国殖民地经济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大型企业。

“由于要在其他地域发展事业及考虑到股东的利益，本商社从此将长期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下继续业务。”

这是此商社的会长赛蒙·克滋维克在 1984 年 3 月下旬透露的，而且他还决定了把注册上的中心移到位于西大西洋的英属自治的巴妙达群岛。可以说这个判断显示该商社对中国将在1997 年恢复香港主权后的不安。

与此相反，有的企业却作出了积极的判断，认为从此以后香港会继续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东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国际都市。1983 年 11 月开始进驻香港的世界著名的美国波·外斯法律事务所就是这样的企业之一。

“把现代化放在首位，在向二十一世纪迈进时，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开放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惯例和国际法律体系采取互相尊重的立场，进而使其成为双边法律。”

发表这种见解的是一直活跃在美国哈佛大学及司法界，这次作为波尔·外斯香港事务所的负责人上任的简罗姆·A·柯思教授（当时五十三岁）。 他 在 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在国际上也是知名的。

——为什么您离开讲台来到香港？

“因为这儿有值得干的工作，所以我就把生活的中心移到这儿来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正在从政治的时代向经济的时代转换。合资、投资及技术转换等是现在重要和现实的课题。通过丰富的实例来了解生意场的实态，然后使之法律化，这工作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香港可以学到活生生的东西。”

——但这工作实际上很复杂而且难度大吧？

“那当然，理念上和口号上很容易，但具体做起来就得付出时间和努力。华南经济圈、南海油田及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等，实际的需要在不断增加，前途是乐观的。”

教授接着用汉语巧妙地说了一句“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显示了他不谈空理论，要做实际工作的热情。

野村证券集团进入亚洲

正值中英谈判遇香港经济趋于低迷倾向的时候，有些日本企业却把香港作为进入亚洲的据点，积极采取扩大政策。野村证券集团就是这种日本企业的先锋，此集团买下了位于香港中心刚落成的四十八层高楼“远东金融中心”的最高三层：第四十六、四十七和四十八层。

1983 年 5 月的开业典礼，除了日本企业，还有当地的华侨、外国企业的经营者共计一千二百人被邀请出席，曾成为当地政治和财阀界的一大话题。积极推进此举的是被称为野村证券“中兴创始人”的濑川美能留顾问。就野村证券集团进入亚洲的战略方针，我采访了出席开业典礼的濑川顾问。

“由于香港的将来还不稳定，所以自去年秋天以来，股票价格、汇兑及不动产都受到影响。政治上的解决方法只有等中英两国的外交谈判的结果。但是，站在生意人的立场上看香港前途的话，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第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可能保持世界第一的高度经济增长。第二，只要现在的政策不变，中国可能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大国’。从这两点看，香港是位于最重要的地理位置上，其重要性会越来越大。我们买下了‘远东金融中心’的最高三层，也就是出于这种判断。一些有眼光的外国企业也在着手购买不动产，想必他们的想法与我们是相同的。1997 年的回归问题，我相信一定会朝着乐观的方向发展的。”

濑川顾问是日本·香港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成员之一，他已二十次来香港，对香港是了如指掌。当问及野村证券集团今后在香港的活动战略时，他说：

“现在，野村国际（香港）、 野 村 综 合 研 究所、日本合同金融等在香港拥有百分之百的资本。战略方针是，以野村国际为中心进行活动。主要是在三个部门，即①股票；②公用事业债务、汇兑及银行；③商务咨议，但同时我们还准备成立‘联合银行’，以求建立一个能弥补这三个部门境界领域的体系。”

“香港除了一般银行以外，还有三百五十多家‘存款业务公司’，对经营优良的公司发给可以经办巨额存款的许可证。野村国际自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许可以来，在①和②的部门的合作进展很快，这种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同时在③部门，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大陆，努力强化合资伙伴和引进技术的斡旋工作。”

为此,采用当地的有能人才一定极为重要，我这么想就这么问了濑川顾问。

“你说得对。从去年开始，我们把在海外据点采用的优秀人才送到东京进修了六个月，全面着手培养工作人员。今年准备在香港招收十几个人，但从香港大学已有一百人，香港中文大学已有一百五十人来报名了。我们决定给在当地采用的优秀人才高额薪水，而且还要在他们中间培养公司负责人。”

这就是矮小精悍濑川顾问充满自信、明快确真的战略方针。

八佰伴进入新界地区

还有一位难以忘怀的日本人。那就是八佰伴集团的和田一夫社长。和田社长自 1984 年起十多年来声誉极高，被称为是中国商业的“第一人”。他计划进入当时外国企业还犹豫不决的新界地区，并着手在最大的新兴都市──沙田建设一座占地面积可称东洋第一的超级市场。

他率领着集团的领导班子就建设超市的可能性进行了事前调查。从综合商行到金融、不动产、建筑、商品流通界、甚至新闻报道界，还有在香港的日本企业的代表，他都一一认真仔细地请教高见。笔者也是被问及过的一个。

我已经跑遍了香港的每个角落，特别是新界地区，我也多次去过。所以我对和田社长断定进言，“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呢？

①对香港的前途抱有不安的企业家和专家很多，但实际上新界地区的开发在不断地往北扩展，大型住宅区的建设在急速进行着；②原来大家族的香港现在小家庭在增多，特别是新婚夫妇组成的家庭不断移住新界地区；③尽管说香港不安定，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民将继续在这儿生存下去，别无其它选择；④另外，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正在加速进行，并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社会；⑤香港人的生活感觉不是追仿中国大陆或台湾、欧美各国，而是崇仿日本；⑥新界住宅区房间的大小，用日本的家具和家用电器最合适；⑦今后儿童用品一定也会畅销；⑧除了沙田，如果在新界地区其它地方也建几座超级市场的话，就可以把那些买不起百货店高级商品的顾客给大量地吸引过来；⑨学会跟香港有实力的华侨及当地人打交道的方法，掌握生意决窍，时机成熟了还可以进入中国大陆。

——我就这样诚心诚意地讲了我的想法。

最后，和田社长决定进入新界。后来，在一本香港特集的杂志里，我看到一篇采访和田社长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我请教了一百个人，其中九十九个人不是表示反对就是持谨慎观。只有一个人坚持说还是进入新界，那个人是一位新闻界的人士。”

心里一阵激动。给和田社长的进言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良好的祝愿。我能这么进言完全是受益于我曾在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生活，采访过的那些众多人们的丰富智慧。

笼罩着“香港前途”的政治浓雾自 1984 年春天以后终于雾散天晴了。利用这个契机，我在《朝日新闻》报纸上以“转换期·香港的智慧”的题目分十次进行了连续报道。

正好那时，从总社来了调令，让我“担任亚洲局总局长去新加坡上任”。当时我特别想亲眼看到中英谈判的最终结果，真不舍得离开香港。

中英谈判在这一年的 9 月结束了。英国政府确认了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把香港全地区的主权归还给中国的立场。中国方面保证香港在主权回归以后的五十年内仍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达两年的中英两国之间的不懈谈判终于以“大妥协”宣告结束。

第十一章 亚洲局总局长时期所见到的多样性

向多样性的亚洲全地区挑战

1984 年 6 月我从由于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而迎来历史性转换期的香港来到了准备迎接“建国”二十五周年的新加坡。

从香港到新加坡

香港和新加坡两地我都是第二次，跟闷热、拥挤的香港街道比起来，阔别十四年的新加坡已成为了一个清洁美丽、秩序井然的城市国家。但与富有变化、自由开放的香港不同，新加坡就像一盆盆景一样被管理起来，让人有一种受拘束的感觉。

香港与新加坡都是以“华人”为中心，而且在亚洲都有着屈指可数的发展。香港与新加坡之间的这种音同，应该怎样去理解呢？如果把这点放在中国与台湾，乃至分居在世界各地的众多的华侨、华人社会的关联之中来考虑的话，可以成为一个意义深远、硕大的研究课题。

另外，由此再纵观一下整个亚洲，就会看到更加巨大难解的现实问题。亚洲以中国的十一亿人口（到现在是十二亿多）印度的七亿人口（现在已有九亿以上）为中心，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这儿。而且还有很多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有陷入战火中的柬埔寨；有明是一个民族，却分一为二的国家，像南北朝鲜及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亚洲以外的各国，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也是不能忽视的。

亚洲的和平和安定、合作与繁荣说来容易，但要找到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法，并非那么简单。作为“亚洲局总局长”，今后将从什么角度去捕捉这复杂的形势进行报道呢？在充满希望的同时，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

成长起来了的“亚太组织”各成员国

成为我第一个“学习场地”的是在我赴任不久的七月初在印度尼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第十七届东南亚各国联盟（即亚太组织）∶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文莱的定期外相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包括日美等先进诸国在内的扩大外相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太平洋各国的合作”。

在柬埔寨问题上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除了要求“越南军队尽早从柬埔寨撤退”以外，同时作为亚太组织外相会议，第一次一致强烈要求“在柬埔寨建立国内各势力联合的民族和解政府”。这里面当然即包括民主柬埔寨的三派联合（西哈努克亲王、宋双及红色高棉各派）， 也 包括与此对立的韩桑林政权。

越南和苏联一直强烈要求把三派联合中军事力量占中心势力的红色高棉排除出去。但中国和美国又把韩桑林政权看作是越南的傀儡政权。其实围绕着如何对待红色高棉派和韩桑林政权，在亚太组织成员国之间也存在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亚太组织外相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大前提不管怎么说是要实现柬埔寨国内各势力、各党派联合的民族和解”，这让人感到此提案是在充分认识了内外的障碍后所得出的新的明智之举。

在太平洋各国之间合作问题上，会议一方面强烈要求以美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以外的先进各国能改正高利率政策，制定对发展中国家累积债务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合作“培养人”问题上也表现了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关于加强肩负着未来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以及开发适应高科技发展的人才等问题，希望从下一届扩大外相会议起，能继续进行审议。靠“培养人才”来获得广泛的技术能力，由此再产生自主的“建国”本领。这是此次会议所要表现的热情及强烈的愿望。

亚太组织是在越南战争正在进行的 60 年代后期创建的，当时如其说搞自助努力，不如说主要是“背着”“ 抱着 ” 地 依 赖别人，但现在可以说已经作为亚洲的一个强大组织而拥有其存在感和巨大的自主性了。

我们应该与这些亚洲各国一起思考、一起行动。这对我们日本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

天时、地利、人和

这年的 9 月，为了帮助采访已决定了香港全地区的主权回归的中英联合宣言，我又来到了三个月没见的香港。在这期间，我深切感到要成就一件事，“天时、地利、人和”是非常重要的。

“天时”是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真正采取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开放政策，努力引进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以及经营技能。

“地利”指的是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大陆和世界的自由港口，以及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其地位和机能已更加重要。

“人和”则是中英谈判经过两年的艰难波折，终于在互让的精神下得到一个和平的结果，这给那些对大陆的政治抱有不信感的许多香港居民一种安心感。另外,环绕中国的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也一直在热情注视着中英联合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开始把香港作为仅次于华盛顿和东京的一个重要信息基地。另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已派出了为数很多的代表团前往与香港邻接的中国开放经济最前线基地——深圳经济特区。

还有，围绕着“正统合法性”与中国大陆在政治上对立的台湾也表示了继续把香港作为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第三国家进行贸易、人员往来以及信息基地”的态度。

此外，准备进入中国大陆建设电脑工厂的美国企业中，越来越多的公司把香港作为“远东总部”。日本企业也不甘落后，大小企业加起来快达到九百家，在外国企业中占首位。

不管怎么说，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决定其将来的重要关键是，中国是不是能长期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粮食、水和日常用品依靠大陆，但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等却一直按照英国模式的香港人怎样才能建立健全的自治能力？

华人社会交流的兴起

第二年的 85 年，早春的 4 月，在新加坡召开了“国际华文作家集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以及新加坡的一些著名华人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会聚一堂，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会。当时，新加坡与中国和台湾都没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在开幕式上翁天琼副首相致词。当地的作家及文化人士近五百人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很是热闹。

集会持续到 7 日。关于集会的性质和宗旨，主办人的说明中有几点值得认真听听。

在世界各地,虽然是中国血统，但居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像东南亚、日本、欧美各国及非洲等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并已取得居住国国籍的中国人很多。从国际观点来看，称这些人为“华人”比称他们为中国人更有包括性。这次集会之所以用了“华文”而没用“华人”是因为我们欢迎今后凡是用华语（即汉语）写作文艺作品的人们能超越人种和国籍，加入到这种集会中来。

这真不愧为是新加坡式的想法。新加坡远离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位于东南亚一角的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多元国家。这些人在这儿定住下来，不断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而且探求作为“新加坡人”的独立性。在这儿居住的华人在语言、人种及文化方面与拥有五千年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有着难以分割的纽带，他们是“国际化的中国人”。

集会期间还举行了题为“促进文艺交流”的公开座谈会。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透露了他们在广东省汕头市刚设立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文学研究中心。香港代表指出，“新加坡和香港虽然处于华人文化‘支流’的地位，但正如英文学在美国繁荣，澳大利亚也出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一样，很有可能会转变为‘主流’地位。”一位在中国大陆出生、走遍香港和台湾的美国大学的教授提出，有必要把优秀的华语作品译成英语。当地代表也有人提出，把其他民族的大作译成华语也非常重要。

从这些发言中让人感到了这种气息，那就是把占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华人文化放到居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整个华人社会中进行重新探讨，并在国际视野中进行检验。

在新加坡举办的这次集会，使我们看到了促动整个华人社会的智慧和活力已经奏起了前奏曲。

战后四十周年与东南亚

“逝者如斯夫”。战后四十年的漫长岁月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推得越来越远了。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不但是亚洲“加害者”的日本，而且处在“受害者”立场的广大亚洲地区的人们也被卷进了时间的洪流——

不仅如此｡最近“受害者”内部也开始提出了要不计较恩仇，冷静地，尽量客观地重新认识曾是战争“加害者”的日本。

但是，日本及日本人的“自以为是”的言行和举动，不时使得亚洲地区的人们回想起那次战争留下的深痛伤痕，使他们产生不信感，这也是一方面的事实。在这个节骨眼的年头，以中曾根康弘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代表，却打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战后第一次正式地参拜了靖国神社，使得这种不信感更加火上加油。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波纹

1985 年（昭和 60 年）8 月 15 日是日本停战纪念日，这一天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笔者当时在新加坡，但早就从东京传来了“正式参拜已不可避免”的消息。

新加坡在日本军占领时期曾遭受过大量的虐杀，15 日最大的华语报纸《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用了两页的篇幅刊登了战后四十年特别报道。对“靖国”所象征的日本最近的动向表示担忧。

同报纸的社论指出，“对葬有 A 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从曾是日本受害者的亚洲其他邻国来看，是企图抹杀过去罪恶的赤裸裸的行为”，对参拜进行了严厉地批判。特别报道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人是不是只考虑日本的‘军神’和战争受灾者？”并指出，日本如果真心希望亚洲的和平和安定的话，“就决不能忘记日本军的侵略给亚洲大陆、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的人们带来的牺牲和心灵上的痛苦。”

现在的东南亚诸国几乎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独立起来的国家。经过了产业革命的西欧列强把势力伸向亚洲，把东南亚诸国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或保护地。英国占有了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

法国占有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菲律宾先是被西班牙后又被美国占有。印度尼西亚沦到了荷兰的统治下。因此，尽管日本与东南亚之间在历史上有过联系，但这种关系也只是有限的。

东南亚的人们与日本的冲突性的交往是开始于日本对美英宣战的太平洋战争时期（1941 年 12 月 8 日—45年 8 月 15 日）。 日 本 当时把此称为“大东亚战争”，企图在亚洲全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自己做盟主。那时已占领了朝鲜半岛和台湾，后又侵略中国大陆，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扮演的是东南亚地区“加害者”的角色。

双重“对日观”的基点

新加坡把现代史的起点放在 1941 年，这正是“大东亚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当时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在首战中就落于日本军手里，暂时改名为“昭南岛”。

1985 年出版的《从照片纵观新加坡历史》一书的第一章里大幅登载了号称不沉战舰英国“威尔斯王子”号被日本海军击沉的镜头，以及后来日本大肆进行虐杀的情景的照片。在那本书中日本表现的是一种“双重的形象”：一方面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下，日本赶走了骑在新加坡人民头上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回过头来把新加坡人民打入了悲惨的深渊。

在印度尼西亚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军如果没来的话，印尼的独立也许会更晚些。”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国军母体的“乡土防卫义勇军”就是由在日本军政府下组织起来的“青年团”和“奉公队”改编而成的，后成长为推翻旧宗主国荷兰强权政治独立战争的主力部队。但同时，日本强行征召印度尼西亚的年轻人作为“劳务者”，结果有几万人死在国内或被迫赶到缅甸战线而战死。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做出了某种贡献。比如日本显示了要决不负于欧美人，因为绝大多数东洋人把欧美人看作是绝对强者。”

这是当时坚决抗击日本侵略的一位菲律宾长老，原菲律宾外相罗姆洛（故人）生前对一位知心的日本友人所说的一段回忆战争的话。但是，就是在菲律宾也有上百万的人成了日本军手下战争的受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获得民族独立的东南亚各国的人们在“对日观”的基点上有着这样的双重反映。可以说，即使是在战争的恶梦渐渐淡忘的今天也还是如此。

到处充斥着日本产品

我跑遍了东南亚各地，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日本产品。汽车、彩电、各种电气用品、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是应有尽有，而且大大超过其它国家的产品。另外，从建筑、各种制造业、金融机构到宾馆、百货商店、超级市场，除了“军工生产”以外，几乎所有的产业部门都有日本的企业。

电视和收音机里播放着日本的流行歌曲、日本的电视连续剧、武打片、连环画也纷纷出场。尽管各地区程度不同，但还是能看出日本的生活方式已像潮水似地涌了进来。

一方面这种现象便利东南亚人们在意识上能了解日本人所持有的良好的一面。特别是没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会感到日本更加亲近。当时，在泰国一支叫“水牛”的音乐队唱的一首题为“泰国制造”的歌很是走红。其中有这样精彩的一段：

“政府要大家爱用国产货。但泰国制造的谁也不要。日本制造的一抢而空——”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急速的经济渗入、贸易差价的扩大、日本企业无理的解雇及低工资等也引起了不满。

另外，还有人把日本这种杂乱的“文化渗入”看作是破坏传统文化的危机。在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之间，有人提出“日本是在亚洲的痛苦之中繁荣自己”，“现在日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尽管停止了军事侵略，但他们一直在搞经济和文化侵略”。

亚洲各国的“阿信”热

有一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就是电视连续剧“阿信”。这部连续剧在日本收看率很高，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都特别受欢迎，一时间掀起了“阿信热”。泰语中“信”音发不好, 阿信念成了“阿庆”，在华人众多的新加坡，翻译成“阿信”，成了饭桌上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中年妇女之间，对“阿信”评价很高。

在新加坡曾有家庭主妇问我，“日本真有过那样贫困的年代吗？”我点头回答说，“我们小时候日子过得也很苦。买一个苹果或一个桔子都买不起。但我比阿信要强一点。她为了给贫穷的家里减少吃饭的人口，被卖给别人，但是我一直是在我妈妈身边长大的。”

阿信那种不向贫困低头、吃苦耐劳、力求生存的精神成了教育小孩的极好材料。一位家庭主妇苦笑着说，做母亲的一天到晚老是“阿信”、“阿信”的不离口，开始小孩不做声听着，后来都把手堵住耳朵，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求饶道：“求你了，别再说了。”

但是，围绕着这部连续剧在新加坡曾有过争论。这主要是剧中一个日中战争的场面：阿信的丈夫对儿子说，“卢沟桥事变是为了镇压反日分子而不得已进行的一场战争。”为此，一些主要报纸，特别是中文报纸，连日刊登评论和来稿，对连续剧进行了批判。

围绕战争镜头的褒贬两种意见

“有些历史事实是决不能忘记的。日本军侵略中国后，又向南把魔爪伸到了东南亚，屠杀了无数的无辜人民。这是铁的事实，而且这些家庭现在还有人活着。”

“这不是又在篡改以前的教科书吗？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电视剧为什么几个月都在大肆地进行播放呢？电视台当局先生们，你们应该把这种镜头剪掉才是。这是文化毒害啊。”

那么受欢迎的电视剧，由于日中战争的一些镜头而面临不妙处境。

但是，就在这一片批判声中，有一天登载了一篇题为“阿信没有罪“的反驳文章。后来陆续出现了为阿信以及那部电视剧辩护的意见和投稿。

“阿信对家庭和对别人的那种爱，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那种精神以及对他人的那种宽容的态度，这些我们都很理解，正是这些引起了我们的同感，使我们为之流泪。“

“主人公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力求生存，不向日本当时蔑视女性的封建习惯屈服，拒绝把儿子送去打仗的勇敢的举动，令人敬佩。“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用更客观的态度冷静地观看这部电视剧呢？为什么总是只看到中国和东南亚与日本之间的‘怨念’呢？”

这次争论从 1985 年 5 月末到 7 月初持续了一个多月。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对这种严厉的批判心里感到隐隐作痛。但反驳文章使我有一种被拯救之感。因为这些不同意见不是出于日本人的自我辩解，而是来自身为战争“受害者”的新加坡人民内部的争论。

把“历史教训”放在心底里

但是，使得这种好不容易好起来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的，就是中曾根首相战后首次对靖国神社进行的正式参拜。在过去的战争中曾遭受到重大灾难的中国以及亚洲一些近邻国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前所述，新加坡对此反应也很强烈。

但是，在日本国内褒贬两论却是争论激烈。10 月初，东南亚各地报纸报道说，中曾根首相在日本国内的人气创最高记录，根据 NHK 和共同通信社的舆论调查，中曾根的支持率都很高，分别达到百分之六十五点七和百分之五十九点六。当地一家报纸讽刺说这是“托了正式参拜的福”。

亚洲各国的有心人都在注视着日本民族的资质和特性。其最大视点之一是在日本人提出“反战·和平”的原点，即他们对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这件事的态度上。他们这样说道：

“我们对那些原子弹放射能受害者以及遗族从心里表示同情。但是有一点请不要忘了，那就是，我们认为那两颗原子弹是对使广大亚洲人民遭受苦难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为的彻底清算。我们希望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能减轻曾在过去的战争中成为日本牺牲者的亚洲人民心里的创伤。”

另外一些在第二次大战后从欧美列强殖民地枷锁中独立解放出来的东南亚国家人民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我们无法看到一个日本的‘统一的形象’。一方面我们觉得日本人很优秀，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看着无法宽容的感觉。我们希望日本能使我们去掉对其的这种‘两重形象’，成为一个我们能从心底信赖的国家。”

直接促使日本投降的原因,正是那两颗无情的原子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确实有“受害者”的一面。

但是，日本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亚洲地区一直扮演着“加害者”角色的这一历史事实，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才行。

另外，日本的民族主义应该解脱“自以为是”的狭隘性，与亚洲各国的人民进行诚意的对话。要做到这点，我认为有必要对广大的亚洲地区的那些还没有得到愈合的“受害者的痛苦”进行深思，把“历史教训”牢记在心。

印度事变的前兆

亚洲地区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观察世界动静时，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都有着潜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在此，我想简单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印关系，同时，以我在担当亚洲总局长期间的两次访问印度的经历为基础，谈述一下印度在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的侧面。那时正是印度女首相英地拉·甘地遭锡克教徒暗杀，其长子拉吉普·甘地接任首相时期。

中印关系的蜜月和对立

众所周知，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人口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两国自古以来都有着在世界上堪称绚烂多彩的文化和传统。只是在近代史上两国都遭受到列强各国的干涉和压迫，在第二次大战以后，中国经历过内战后成为仅次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国，而印度也从旧宗主国英国那儿独立出来成为非同盟各国的中心所在。尽管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都成为了第二次大战后陆续诞生起来的新兴国家的代表。

1954 年 4 月，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和印度的尼赫鲁首相签署了衡量新型国家关系的“和平五项原则”（即尊重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第 二年即 55 年 4 月，周总理和尼赫鲁首相又列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即板东会议）。 他 们 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一道，为制定以“反对殖民地主义”和“和平五项原则”为精神的“板东十原则”竭尽了全力。在 50 年代，中印两国在使新兴各国进行协作和联合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在 62 年 10 月，围绕着划定国境线的问题，中印两国发生了武力冲突，一直友好的关系变成了敌对关系。而且，那时已经与中国对立的苏联表示了“支持印度”的态度，便使中印关系更趋恶化。另外，印亚大陆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很早以前就一直有着纠纷，中国提出了站在巴基斯坦一边，这就使局势越发复杂化起来。

英地拉·甘地遭暗杀

说起亚洲，其实与日本在现实上有着较深利害关系的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笔者也一样，尽管对印亚大陆的动向也很关心，但实际上却很容易将其忽视。

1984 年 10 月 31 日发生的令世人震惊的英地拉·甘地首相暗杀事件使得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印度澎加埔州的许多锡克教徒要求中央政府给予其自治权，并表示要强烈抵抗中央政府。对此，政府把这个州指定为“危险骚乱地区”， 84 年 6 月 5 日，印度政府出动军队攻击并镇压了锡克教徒总本营的“金色寺院”。自那以后，局势一直不稳定。到 10 月最后的一天，发生了英地拉·甘地首相在公邸内被一位身边很受信任的锡克教徒警卫兵枪杀的悲惨事件。

英地拉·甘地是尼赫鲁首相的女儿，多年来一直身任政府最高职务，在国际上名声也很高，她的死大大的冲击了印度国内外。笔者也马上飞到了新德里，在葬礼上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就任为后任首相的拉吉普·甘地。

尽管当时他满脸带着悲伤之情，但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却给人一种和蔼可亲之感。从他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到他母亲的那种精干、充满使命感的影子。

英地拉首相很早就有意让她的第二个儿子赛加来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赛加确实也是一位头脑灵活并志向搞政治的人才。他在年轻时就崭露头角，1976 年 1 月为了控制急速增长的人口，他提出了包括男性绝育措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遭到了国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即 77 年第六次总选举中，执政党的国民会议派由此而遭惨败。赛加在那以后的一次飞机事故中遇难。

由于母亲死于非命，长子拉吉普不得已接任了首相的职务。他以前是飞行员，夫人也娶的是意大利人，据说他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因此印度有不少人对他的政治手腕抱有疑问。

拉吉普的上任和新的发展

一年后的 11 月 10 日，我再次访问了印度。这次去印度主要原因是拉吉普·甘地首相即将访问日本，并已经决定接受朝日新闻社的独家采访。这是印度首相在相隔十六年后的第一次访问日本。

我想好了有五个问题要请教甘地首相。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当然包括在内，但更大的关心是首相对 11 月 19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会怎么看待。因为甘地首相在 10 月召开的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总会时，与美国总统里根进行过会谈，在同月 26 日，回印度的途中突然改变预定计划，飞到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进行了会谈。特别是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次已是第三次，在世界领导人当中，也是接触得最深的人物。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人品和政治态度，我非常想了解。

另外，甘地首相还已决定在访问日本前将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作为亚洲的一个大国及非同盟诸国的重镇，印度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临解决柬埔寨的问题呢？我还想了解，长年以来印度与在印亚大陆一直有着争执的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

同时，对笔者来说，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为解决国境纠纷的第六次中印会议那时正好在新德里举行。

从新加坡飞到新德里后，我马上与当时新德里分局长齐藤铿三特派员商量，写好要问的问题，交给了印度外交部。

中印双方趋势缓和的动向

会见的前一天，即 12 日晚上，我在下榻的宾馆正准备上床，却听到走廊上有人在用汉语讲话。我打开房门一看，只见中国的刘述卿副外长和杨振亚亚洲局长正站在不远的一间房间门口在谈着话。这完全是偶然，我和杨局长早就认识，今年这是第四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吴学谦外长访问新加坡时，第二次是在印度尼西亚纪念板东会议 30 周年时，第三次是李光耀总理访问中国在北京时,这一次谁也没想到能在新德里突然相见。

“吉田先生，你怎么也在新德里？”杨局长问道。我回答说：“为了拜见甘地总统。”他又说，“是吗？我们是在这儿参加会谈的。会谈已经结束了，明早就回去。”听到我说“请一定讲讲会谈的情况，”杨局长就说，“那到你房间去谈吧。”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我问到中印会谈时，杨局长这样说道：

“那是马拉松式的会谈。中国的原则是‘互谅互让’。也就是说，双方互相了解，互相谦让来解决国境纠纷。”

那印度怎么样？

“印度说我们没有该谦让的地方。因此，在原则上很难一致。但是，通过这六次会谈，双方都感到了要解决国境纠纷的重要性。这次印度方面接待得也不错，今天戈尔还亲自给我们作向导。要解决中印两国之间的国境问题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准备从现在起与印度在体育、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开展一些交流。”

对戈尔巴乔夫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13 日早上我在会见前三十分钟到了首相府。在休息室里，我跟拉吉普·甘地首相的秘书寒喧了一下，并得知“明天是尼赫鲁首相的诞生日”。

在约定时间 10 点半时，甘地首相身穿雪白的长袖佛衣，笑容满面地接见了我们一行两个人。首先，我们就世界关注的一星期后将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两首脑会谈，向首相提出了问题。首相对首脑会谈的动向表示担心。他说，“美苏双方长期抱着相互不信之感，还存在不少不透明的地方。”

他指出：“最大的课题应该是减少核军备。把这一点作为次要的话，就会令人失望。”

但当问及里根总统的对手戈尔巴乔夫书记长的人格和见识时，甘地首相颇有自信地说道：

“戈尔巴乔夫与以前的苏联领导人不同。他不光是考虑自己阵营的利益，而且还从世界和平的立场去考虑。他是真心想裁减核军备的。特别是现在苏联的经济状况不好，不减少核军备是不行的了。戈尔巴乔夫对这一点非常清楚。”

“我与他曾会见过三次，给我的印象是直率，不拘泥于小事。他在国内也是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指挥领导着现在的苏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来说，现在正是与苏联对话的绝好时机。”

甘地首相对戈尔巴乔夫的描写，具有说服力，而且给人一种新鲜感。

因为甘地首相在访问日本途中将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我们就此请教了首相对柬埔寨问题的见解。首相说：

“解决柬埔寨问题，印度没有主导权。”但是，他对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访问越南时，我们将努力了解实情，在顾及与其有着极深利害关系的亚太组织的立场的同时，我们将认真研究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策。”

首相的这种顾全大局的想法令我们很敬佩。

沿着尼赫鲁首相的道路走下去的拉吉普

在与印度长期对立的巴基斯坦问题上，我们主要就核武器开发寻问了首相。首相指出：“巴基斯坦具有生产高性能放射性物质的能力，”并以此为“现状证据。”同时他还明确表示了印度反对核武器的立场，“我们在十一年前就具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但我们从来没生产过。我们反对核武器。”他还极力要求在这一点上，“日本也能一起协力共同反对核武器。”

最后，就中印边境问题我们寻问了首相。

首相说：“那得花时间。但是，双方通过六次认真的会谈，都已感到了必须要解决的诚意。”

首相说的跟前一天晚上中国的杨振亚局长说的一样。接着我说起：“听说明天是您外公尼赫鲁首相的生日”，首相高兴地回答说：“对。”尼赫鲁首相曾与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起，首先提出了“和平五项原则”和“板东十原则”，为亚洲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不失时机地就新的中印首脑会谈的可能性试探着寻问了首相。

首相说：“我很想试一试。我想沿着外祖父的路走下去。”表示了他对实现中印首脑会谈的积极态度。

一个多小时的会见，让人感到首相与他母亲英地拉·甘地女士不一样，是一位具有清新思想又具有柔软性的人物。具有这种素质的人物我认为是领导存有多样性的国家印度，追求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定再合适不过的了。

这一年的 11 月下旬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两国首脑会谈，如拉吉普·甘地首相所强调的一样，在减少核军备方面达成了协议，这为后来东西冷战体制的结束扫除了很大的障碍。

同年 12 月初，印亚大陆七个国家联合成立了南亚地域协力联合（简称为 SAARC）。 这 是由孟加拉国提议的，但拉吉普·甘地首相的参加也起了很大作用。

1988 年 12 月，拉吉普·甘地首相作为印度领导人在相隔三十四年后访问了中国。中印两国就冻结长期边境纠纷达成了协议。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吧。拉吉普在 1991 年 5 月 21 日，在总统选举的游说途中，在印度南部遭到“过激派”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才 45 岁就去世了。

尽管拉吉普虽说是英年早逝，但由于他的出现，印度在缓和包括美苏关系，以及中印关系等一系列紧张关系时所起的潜在的作用，应该给予高度评价。拉吉普是一位选择了不是其母亲而是他外祖父道路的政治家。

初访越南之感

我与亚洲的关系是从少年时代住了十一年的台湾开始的。当了新闻记者以后，我曾先后以香港、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为基地，然后再扩大到东南亚其它国家。但那也主要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亚太组织国家。

在印度支那三个国家中，柬埔寨和老挝我曾去采访过，但越南却还没去过。越南在战争时期，曾有两名以一当十的特派员常驻西贡。越南统一以后，与柬埔寨闹起纠纷，后又与中国在边境上发生武装冲突。从那以后，外国记者要入国控制得很严，只好让特派员常驻曼谷了。

与中国南部相似的河内

1986 年 2 月初，我有机会第一次访问了越南。那时正值越南与柬埔寨的纠纷进入长期化，并陷入胶着状态的时期。中越之间的武装冲突虽然在短时间里结束了，但双方还处在相互对峙状态。背后当然还有着中苏对立的浓厚的影子。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从新加坡经由吉隆坡和曼谷，飞到了河内。

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所看到的，使我强烈感到，尽管河内是在东南亚的一角，但与中国南部的南宁或昆明很相似。路两旁高大的树木，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洪流，周围的水田和旱地，以及到处可见的水牛，还有人们脸上的表情，所有这些与中国南方没什么区别。

河内的街道也是一幅让人感到贫穷的景象。我当时确实地感觉到，越南人在经历了长期战争苦难的同时，他们还忍受了极大的贫苦。这种感觉，当我走进河内一流的东良东宾馆时，变得更加强烈。首先是开门进房间得要高“技术”。门锁眼不好，钥匙怎么也插不进去。上下左右搞了好半天，才好不容易把门打开。

走进宽敞的房间，刚松了一口气。进厕所一看，手纸硬绷绷而且是茶黄的。毛巾洗得倒是干净，但像是用酱油煮过似的，而且很旧。上完厕所打开便座的水龙头，水很小很小，大的东西冲不下去，只好把房间的花瓶拿来，装水冲了好几次才行。真是太够呛了。

拜见黄东书记

到达河内的当天晚上，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黄东接见了我们。黄书记曾当过四十年的记者，长年来在劳动党中央机关报纸《良赞》（ 相 当 于中国的《人民日报》） 担 任总编，是一位经过千锤百炼的人物。

新闻中心的所长以及主管日本事务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见。我们连吃饭时间在内谈了有三个小时。我一开口就这么说：

“我希望能了解越南，能理解越南。希望能跟大家交朋友。但也许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当过驻北京特派员，而且在中国有不少朋友。”

听了这话，黄书记问我，“你是第一次来河内吧。第一印象怎么样？”

我直率地谈了自己的印象。“我今天下午刚到，还没有好好看。但有两点感觉。第一点，河内尽管是在东南亚一角，但与中国的南方特别相似。第二点，说出来也许太失礼，我觉得河内在所有东南亚国家首都中是最穷的。”

黄书记听了苦笑了一下，但还是很坦率地说。

“河内的确很穷。在越南也算是最穷的。其它的地方也请看看。我们会尽量提供方便的。”

对同行先辈有一种亲近感

我们双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初次见面的，很快我们就消除了隔阂。当时，中越关系极端恶化，在曼谷或雅加达碰到越南的高级官员，他们是绝对不说汉语的。但那天晚上，黄书记不时地不通过翻译，跟我直接用汉语进行交谈。他说他曾在延安呆过，而且还见过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些中国的上层领导人。我不由得渐渐对这位同行的大先辈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谈话进入正题时，我说，“我衷心希望柬埔寨纠纷能得到解决。为此，越南尽早撤退其军队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能这样，日本和美国就有可能以各种形式进行援助。”

听了这话，黄书记说：“其实我们已在撤退嘛。今年大概要撤四万人吧。”我问道，“现在有多少军队没有撤呢？”黄书记回答说：“这你也是知道的，具体数字是不能说的。”我又问了几遍，也许是属于军事机密吧，具体数字就是不说。

接着，我又问道：“我觉得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之一是越南和中国的关系。你们准备怎样对付中国呢？”

“铺上红地毯”

黄书记说道:

“越中关系的历史很长。越南受中国的统治达一千年。后来，越南独立了，但中国每次改朝换代时都要进攻越南。中国的军队一撤退，越南就组织外交使节团，带着象牙雕塑和珍珠首饰等各种财宝去中国的首都。低三下四说我们的将军性急，忍不住进行了抵抗什么的，向他们求了和才回来。这种现象的多次反复就是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漫长历史。”

黄书记接着说:

“在大国（中国）面前，我们只有准备铺红地毯（尽礼节的意思）。 我们是真心希望结束战争的。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同越南一样，有所表示。这应该是双方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但同时中国也应该停止对红色高棉派的支援。

在柬埔寨，由越南支援的韩桑林政权与抵抗越南入侵的三派联合政府（西哈努克，宋双及红色高棉）一直在武装抵抗。如果对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红色高棉停止支援的话，那三派联合政府还能不能进行抵抗就成了问题，对此，不仅是中国，其它的亚太国家也面呈难色。

另一方面，在亚太国家内部对越南的态度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极其微妙。印度尼西亚对中国还存有不信感，所以没有放弃与越南的对话。而柬埔寨的近邻泰国，对越南又不放心。新加坡与泰国的立场很相近。

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态度比较接近，但同时又很是左右为难，因为万一泰国发生了什么危险，对马来西亚一定会有影响。亚太各国这种各自不一的态度，越南方面当然是很清楚的。

分手的时候，我说：“我衷心希望中越关系能得到改善。”黄书记盯着我的眼睛，说：“要不了多少日子了。”

到中越国境上的老街

两天后，我一早就去了老街，这里在 1979 年春天的中越纠纷时，曾遭受过中国军队的攻击。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给我当翻译。小伙子性格开朗，曾在日本呆过三年，说很喜欢日本。河内的公共汽车可真够破旧的。我心想，这种破车竟然也还开得动。小伙子笑着说了：“越南的公共汽车跟废铁差不多吧？”在自行车洪流里，有时看到有摩托车开过。小伙子就会告诉我，那是捷克产的，那是东德产的，这是法国产的，那是日本本田产的。本田的最好。——小伙子一脸的兴奋。

我们继续往北，这时看到路右边出现了连绵不断的矮矮的奇峰。这使我不由想起桂林漓江两岸及云南省石林一带的山峰，一瞬间，似乎是身处中国的南部。

“中越两国人和自然都这么相似，为什么两个国家非要互相杀伤不可呢？”

听我这么一问，小伙子说，“是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要好到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有百分之八十就不错了。”

这小伙子还真会说话，我不由想起了一句俗语，“八分饱医不要。”

老街一直在修复之中，但战火的痕迹还依存，几乎还是废墟一片。我把这副令人心痛的景象拍照了下来。

看到我这个外来人手拿着相机，孩子们也许感到稀奇，都一个跟一个地围了上来。大家穿得很破旧，见到我对他们笑，他们都喊着，表示对我欢迎。看到孩子们那天真无邪的表情，更痛感到战争的罪恶。

在南部所见到的微妙变化

回到河内的第二天，我乘飞机来到了胡志明市（旧西贡市）。 这个南方大城市，与北边贫穷的首都河内比起来，看起来要富裕得多。这使我感到，南北差距非常大。

在一家大型的“剧院宾馆”吃中饭时，正碰到在举办结婚宴会。我们在二楼吃的午饭，一楼都被宴会订满了，宴会的菜也尽是些高级菜，像鱼翅啦、螃蟹啦、鲍鱼啦。我问：“这到底是什么人的结婚宴会？”他们说，

新郎是位华侨，新娘是位越南姑娘。

我向一位一起吃午饭的胡志明市的干部，寻问了南部的华侨政策的问题。他说：“最近，一些有资金的华侨开始跟越南政府合资办一些事。”我提出“想去看一下小龙的华侨街。”他马上就答应了。我去参观了塑料袋制造工厂以及凉鞋拖鞋制造工厂等。一位华侨经营者告诉我，“与以前不同，现在越南正力图利用华侨所拥有的技术、资金以及流通的才能，把经济搞活。对外关系也在不断打开，与我们贸易进行得最大的是新加坡，其次是香港，再就是日本。”

我还去看了一下外汇商店，里面摆的酒和烟之类的都是欧美货。但电视机，收录机，摩托车等，几乎都是日本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的开水瓶销路很好。经济活动已跨越了政治的隔阂，正在慢慢地开始浸透。

越南人，特别是南部的越南人，似乎非常希望能拥有日本产品。我也听到不少这样的反应。什么备用部件没有啦；没有制造东西的原材料啦；海产品有的是，但不知道怎样去分类、定规格啦；等等。希望能教一些技术，再简单都可以。最近，在胡志明市召开了日本工业展览会，连着几天都是来客爆满。

寻求改变对方的道路

越南之行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但是，我还是深深感到了“百闻不如一见”。

“在大国面前，我们是有铺红地毯的准备的。”越南屈指可数的中国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黄东说的这番话，至今还在耳旁响着。越南南北巨大的差距；跨越政治隔阂来到越南南部的那些华侨和华人的那种坚强的商魂，以及对此能接受的越南人的胆量，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还有，所到之处听到的越南人对日本的那种热烈的情感，也使我难以忘怀。

越南要从经济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不从柬埔寨撤军，也许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只有等待越南领导人作出贤明的判断了。同时，怎样才能使得不可能变成可能，我觉得，外界也应该认真地进行考虑。

我还强烈地感到，有必要抓住越南刚开始发生的微妙变化，与在越南柬埔寨纠纷中有着深刻利害关系的亚太诸国一起，共同献计献策。“适时的援助和支援，既对对方有利，同时还可以改变对方。”我带着这种想法，

结束了越南之行。

由对立走向缓和的亚洲

从越南返回新加坡后，不久我就着手归任的工作了。那是 1986 年 2 月下旬。从担任着香港支局长连续又担任亚洲总局长，四年多我一直在现场采访有关亚洲的局势。但一旦要离任，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有一种自责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对亚洲的动向和变化还是已有了自己的理解了。

我特别强烈地感到，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走向近代化的巨大转换，是促使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从“对立”走向“缓和”的重大因素。其背景当然还有隔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的美中关系有了好转，而且最终两国还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点。另外，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书记执政以来，尽管很微小，但中苏关系从严峻的对立开始呈现出了和解的兆头，这一点可以说也起了微妙的影响作用。

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回日本前，我有机会被邀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的亚洲问题讨论会上，作了一次题为“开放体制下的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的讲演。除了本地以外，还有很多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华人企业家和研究者都参加了讨论会，大家聚集一堂，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当时世界的人口是四十八亿（现在是五十六亿）。 包括印亚大陆，世界人口半数以上居住在亚洲。意味深长的是，亚洲说汉语（包括汉语各方言）的华人社会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外，还遍及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老挝、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全地区。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把亚洲，特别是面临太平洋的东亚和东南亚的肩负着各种命运的“华人”与“非华人”社会分开来考虑。

开始变化的印度尼西亚

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来，已经七年多过去了。在中国内部，围绕着经济改革的去向可以允许有不同意见，但基本路线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在我任职期间，不少亚洲国家认真地探讨与中国大陆进行实际性交往的方法，并且开始付诸行动，这一点是无法忽视的。

关于这一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南亚最大国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关系。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曾在 1965年发生了“九·三〇事件”。这是印尼共产党的军事政变失败事件，但印度尼西亚方面却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此事件中插了手。自 67 年 10 月以来，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处于冻结状态。

但是将近十八年后的 85 年 7 月，两国在新加坡签署了以政经分离为前提的“直接贸易协定”。我曾在签字仪式上进行了现场采访。那次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主动积极的态度，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们的态度与对中国持有强烈不信感的军部和政府方面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代表团的人员，中国方面只有四人，但印度尼西亚方面是八人。而且，印度尼西亚方面在签字仪式开始三十多分钟以前就到了那儿，迫不及待地等着中国方面代表团的到来。签字仪式开始前的讲话中，印度尼西亚方面的首席代表热情地说道：“我们两国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是友好的。贸易往来自古就有。我们希望能尽力使这种往来再重新开始并扩大起来。”

两国要重建外交关系，也许还得一段时间，但在经济方面，印度尼西亚面临着舍卒保马的局面。当时，包括石油在内的初级产品的价格暴落。加上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出现，日美之间产生了贸易磨擦。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与实行了开放体制的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往来。以前通过香港或新加坡所做的间接贸易，既费事又得要保证金。现在他们希望能直接进行贸易，并扩大贸易量。

李总统对中国的周密访问

印度尼西亚开始有了行动后，近邻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就开始有了反应。

同年 9 月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统，接着在 11 月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首相先后访问了中国。

李总统的访问可以说是很周密的。我那次与李总统乘坐同一飞机，但我先去了北京，李总统一行先是到上海下了飞机，经过济南去参观了位于山东省曲阜的孔子庙。再去古都西安，观看了出土的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俑”， 然后再到北京的。李总统的祖先是福建省的客家出身，他既是一位政治家，但同时对儒教思想有很深的造诣。

中国方面也表现得很不一般。赵紫阳总理在天安门广场欢迎了李总统一行，当时还没有恢复外交关系，就鸣放了礼炮。接着李先念国家主席，实力者邓小平先后又接见了李总统。李总统得到了最高的礼遇。

离京后，李总统先去访问了已经成为经济开发区的大连。回国途中又先后视察了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经济特区和与香港邻近的深圳经济特区。当时新加坡经济不景气，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负增长的局面。这次视察一定是一次捕捉商机的绝好机会。

马来西亚也开始对华改善

接着，在 11 月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首相访问了中国。由于锡、橡胶、棕油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落，马来西亚的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首相的这次访问当然是想尽可能打开这种困境，同时要实行对华改善，还有不少的难题。

第一，对中贸易一直主要是由马来西亚的华人在进行，这种形成希望能改成由政府来作主导。也就是说，不但是华人，马来人也想积极参入对华贸易。第二是像印度尼西亚一样，存在着马来亚共产党的问题。尽管马来人的贫穷层也参加了此党，但其实权却是掌握在华人手中。还有一点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马来人以外，华人占的比率最高。1969 年 5 月 13 日，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种骚动”事件，

这在明里和暗时都还留有影响。

马哈蒂尔首相就是带着这些难题访问中国的。中国方面给予首相一行热烈的欢迎，实力者邓小平还会见了他。邓小平说：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同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互相合作，共获利益。我们应该为此努力。”

据说是马哈蒂尔首相听了这话后，最终还是没有把共产党的问题提出来。当地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会谈后首相对随行记者团说：“马来西亚和中国都属于贫穷国家。贫穷国家应该怎样合作来发展，这是两国的主要问题。从这点来说，共产党问题就不算什么了。”

在这种动向的背后，出现了一种意味常深长的现象。居住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社会中开始有人拉起了自己居住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华侨·华人社会的动向

前面所讲到的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签订的“直接贸易协定”，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海运业华人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签字仪式设在新加坡举行，可以说是李光耀首相的深谋远虑。李首相很重视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最近又开始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一个以华人为主体，但又是包括马来系、印度系、欧亚系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圆滑“华人”与“非华人”之间交流的作用和资格。

印度尼西亚战略国际研究所的由斯夫·瓦南迪所长也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他被称为是制定印尼外交战略的“心腹”。他皮肤略呈浅黑色，从外表上看是一位纯粹的印尼人。有一次在饭桌上，我冒失地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的祖先里有没有中国系的人？”瓦南迪回答说：“我就是华裔。”他接着说：“我上面好几代都一直住在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地道的印尼人。所以，首先是考虑印度尼西亚的利益。当然，我也希望能改善与祖先的国家中国之间的关系。”

像他这样的人马来西亚及泰国都有。他们首先考虑居住国的利益，以此来拟定敏感的外交战略。当然还有其它的情况。一些华侨、华人系财阀尽管是已扎根在东南亚国家了，但他们却开始为居住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流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是一种时代的动向，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对应措施。

亚洲多角关系也出现好转

存在于全亚洲的多角关系也不断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出来，但不管怎么说，当时最大的难题不外乎是柬埔寨纠纷。与此有着深刻利害关系的周边邻国，以印度尼西亚为窗口，通过亚太组织正在寻求解决的方法。但中越之间的对立与这个问题搅和在一起，所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关系有了好转兆头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同时，越南也开始表示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而且还开始与隔着柬埔寨，与其对立的泰国调整关系。

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也有了进展。两国的人口是世界的一位和二位，为解决边境纠纷两国一直在进行会谈。

两国同意在 85 年 11 月相互之间的贸易量增加一倍。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印亚大陆在同年 12 月 8 日正式成立了由七国组成的“南亚地区协力联合”，这是一个拥有十亿人口（当时）的联合组织。

另外，朝鲜半岛的“南北对话”也在逐渐地落实，与此同时，韩国还在力图接近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举个浅近的例子。我驻在新加坡期间，韩国大使就曾向我试探过向中国的通商代表部代表要求改善关系。那时是政治交流的至难时期，我还记得当时中国方面的代表，一脸为难的表情，说：“我的权限只限于经济和文化活动。”

在归任途中，我顺便去了处于总选举动荡期间的菲律宾和韩国的首都汉城。

韩国出现的新的探索

我在菲律宾逗留期间，正值马克斯时代结束，其政敌阿基诺夫人就任新总统。在外交关系方面没有多大变化，但阿基诺总统的祖先是福建省出身，在对华关系上她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刚就任不久她就对国内的华侨及华人说：“今后，我们要积极地搞国内的经济建设。希望大家都给予援助和合作。”

访问韩国的时候，我去登了能眺望汉城的“南山”。汉城已变成了一个大都市。我感到应该抛弃的包袱太多了。而且,“南”部要去攻击“北”部，我觉得首先是不可能的。在逗留期间，曾在新加坡拜见过的韩国屈指可数的知识人、当时《东亚日报》的主编权五琦先生热情接待了我。权主编说：“南北关系非常地难办。刚趋向一点儿缓和，又紧张起来了。但尽管有大大小小的波折，南北双方进行对话这根线总不会断吧。”另外，要保持与“北”面关系的安定，就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对此他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纵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亚洲的动向，我觉得现在的局势犹如无数根粗细线搅和在一起，纵横交错，复杂多变。当然，用一般的办法是难以解决的，但是从全局来看，我深深感到，这是由紧张不断地在走向缓和。另外，与非洲和拉丁美洲比起来，亚洲地区不但人口众多，而且最富有发展的潜在性。日本作为亚洲一员，必须与其他的亚洲国家合作，共献计策，寻找共存的道路。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了阔别了约一千五百天的祖国。

第十二章 重访处于转换期的台湾

迎接巨大转换期到来的台湾

1986 年 3 月初，我回到东京，担任中国·亚洲地区的编委。那时，开始考虑得较多的是台湾内部的动向，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将怎样发展下去的问题。

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本土的“国共内战”中被打败，于 1949 年把其本部移到了台湾。国民党自那以后也一直主张自己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是代表中国的。在台湾地区还发布了戒严令（49 年 5 月 19 日发布，翌日 20 日起执行）， 把 台 湾 作为“光复大陆”的基地，实行一党独裁的军事管制，一直与中国本土中国共产党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峙和抗争。

但是，在台湾周围，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已逐渐从紧张趋向缓和。

1978 年 12 月，中国改变了以政治思想优先的文革路线，提出了走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近代化路线，第二年即 79 年 1 月又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台湾，也开始表现出了和平 “统一祖国”的姿态。82 年就香港前途开始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84 年 9 月，签署了对香港全岛实行主权恢复的中英合意书。另外，在改善以亚太组织为中心的广大的亚洲各国的关系方面，也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这种局势以不同形势涉及到台湾周围的国家。在与台湾同样搞“独裁体制”的菲律宾及韩国，已开始出现学生及群众要求民主化的现象。菲律宾在 86 年 2 月，结束了马克思的长期政权，得到民主派支持的阿基诺夫人就任新总统。韩国在要求民主化的同时，人们还在极力要求朝鲜半岛之间的“南北对话”，85 年 5 月南北的红十字会进行了会谈，同年 9 月，实现了南北间的故乡互访和亲人再会。

这种巨大的时代变迁和环境变化，也在潜移默化地波及着台湾。在“台湾内部的政治民主化”和“对中国大陆政策”方面，不得不采取新的对应措施。

中华航空飞机政治避难的冲击

在这种情势下，当时在台湾具有绝对权威的国民党主席兼总统蒋经国一马当先在 86 年春天开始了真格的“掌舵”工作。3 月 29 日，在隔了两年半后在台北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主席提出了为打开僵化无策的政治体制的总方针。总会结束后，4 月 9 日在国民党中枢部又设置了一个“政治革新十二人小组”。他还指示，要讨论研究一直被禁忌的有关解除戒严令的措置，以及涉及到取消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

正当这即困难又复杂的工作有了点头绪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迫使要改变对中国大陆基本政策的冲击性的难题。那就是 86 年 5 月 3 日台湾中华航空的货机到中国政治避难的事件。问题是，事件发生后，机组人员之间出现了“内部分裂”现象。王锡爵机长明确表示要到中国政治避难，但同机的董光兴副机长和邱明志机械师却希望返回台湾。还有，怎样处理那架货机也成了问题。

大陆方面希望这次事件能作为中国人之间的问题来处理，并能与台湾当局“直接交涉”。但对此国民党政权当初却坚持要通过第三者来“间接交涉”，因为对中国共产党他们一直采取的是“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协）。

两岸第一次实现直接交涉

在国内外的注视之下，台湾当局最终表示了作为“人道上的问题”来处理的态度。5 月 17 日在香港实现了自 1949 年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者之间第一次历史性的“直接交涉”。

这个新闻报道出来后，国民党内部有人感到惊恐万分，犹如“晴天霹雳”。说是“人道上的问题”，但台湾打破了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三不政策”的禁忌，与中国大陆进行直接交涉，这可是个重大的新情况。内外一致认为，其背后有蒋经国主席本人的“政治决断”。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在“直接交涉”开始前的 5 月 14 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曾这样说过：“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工作在愈日加强，我们有必要对此采取临机应变的措置。”

在香港进行的海峡两岸第一次“直接交涉”分别由中国方面的中国民航和台湾方面的中华航空的负责人担当的。交涉一直进行着实务性的协议，两天后的 5 月 19 日，双方达成协议，同意除了希望在大陆政治避难的王机长以外，其他的机组人员及飞机将经由香港返回台湾。董副机长和邱机械师于同月 23 日返回台湾，第二天飞机也返回了台湾，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直接交涉”的经过，香港、北京及台北都加上解说作了详细的报道。香港的新闻媒体是左派右派都有，“百家争鸣”，但大部分对这次中华航空事件的解决也是表示欢迎的。5 月 21 日的香港《快报》（ 一家中立右派的报纸）这样评论道：“负责交涉的中国民航和中华航空双方，站在对等的立场上，表示了相互的理解和让步，使得难局得以打开。”

这次政治避难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方法也给日本的华侨社会很大的冲击和震动。事件解决后，我马上从东京到横浜、大阪、神户等地，听取了他们的反应和意见。

在日华侨善意的反应

“听到‘直接交涉’的新闻时，我都怀疑自己的耳朵。但后来想起了‘血浓于水’这句话。”这是横浜中华街台湾出身的料理店店长的反应。

“交涉的结果是令人高兴的。台湾和大陆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还很大很大，但即使是花再长的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大阪见到的台湾出身的客家人（分布于中国各省及世界各地的汉民族的一系）谢坤兰这么说。她是在日客家组织“崇正会”的副会长，同时担任着尼崎市内商店街的理事长，还是一位经营医院和老人院的企业家。

由大陆和台湾双方参加的神户中华总商会的会长陈德仁（广东省出身）说：“中英谈判决定了香港回归中国，澳门的回归谈判也将从 6 月下旬开始在中葡之间进行。这是历史的潮流。我们希望中台直接交涉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陈会长还担任着华侨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和孙中山纪念馆的副馆长的职务，他补充说：“孙文先生在地下对这次的直接交涉也一定感到高兴的。”

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出身的林同春中央实业社长，是一位在当地有实力的人物，他一直说：“真是太好了。”

“我在台湾海峡两岸都有亲戚朋友，最近双方要我转的信越来越多。台湾方面拒绝‘直接通邮信’，这点首先希望能尽可能改一改。”

“去年神户的福建同乡会组成了四百二十七人的代表团去了大陆，在福州召开了总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时，我们直率地指出，与台湾比起来，大陆经济建设落后了很多，很多寺院任其自然，没有加以修复等等，大陆的人都洗耳恭听。这种变化，令人期待。”

爆发出民主化的要求

但是，再进里一步，就可以看到华侨社会也是复杂多样的。有人说，这次的政治避难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闹剧”。

在东京新宿见到的一位台湾出身的知识分子就这么说：

“政治避难的王锡爵机长肯定是潜入台湾的中共间谍。国民党知道这个也就同意直接交涉了。我们要求从大陆来的那少数几个国民党头头们能解除长年戒严令，我们的目标是台湾的建设由台湾人自己来搞。”他代表了“独立派”的主张。

与此相对，也有人一边在要求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同时还一边提出应该加深与大陆的交流。我在大阪的西成区就见到了这样的几位。

“台湾有‘三禁’，即‘宵禁’（禁止夜间外出）、‘ 党禁’（禁止组成新党）、‘ 报禁’（禁止创刊新的报纸）。 这 些都应该解禁，确立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台湾经济发达了，教育水平也提高了，但在政治方面比菲律宾和韩国都落后。”

他们对台湾岛内及国外的信息都了如指掌，给我看了不少种资料。有美国、香港出版的华语报及英语报，还有台湾内部的“党外人士”（非国民党系的活动家）发行的杂志等。

我看了一下，有报道以美国上院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下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太平洋问题小委员会委员长索拉滋等为后盾，提出要解除台湾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进行总统直接选举，并号召结成“台湾民主党”的消息。还有的报纸介绍了到中国大陆政治避难的台湾原立法委员黄顺兴的最近情况。

促使两岸交流的民众

他们手里资料和信息确实是种类繁多。这些资料和信息让我看到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日本无法看到的、台湾内部及海峡两岸不断出现的新动向。

其中表现得极为强烈的是民国 75 年（1986 年）4 月 28 日发行的周刊杂志《民主时代》的封面。封面是这样一副表现鲜明的漫画，在台湾当局者拒绝中国大陆呼吁的手势下面，海峡两岸的民众正满脸笑容地进行着来往，往大陆带电视、收录机等。

“这在一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要在那时，不但杂志马上会被没收，发行人也会立即遭逮捕，被判无期徒刑。这样的漫画能堂堂地发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顺便说一下，这期周刊杂志的头条报道是全文转载了香港的一份中立杂志《百姓》里的一篇文章“海峡两岸直接贸易的现场报道”。

在中台直接交涉的激动和兴奋告一段落后的 5 月末，传出了由于中华航空飞机政治避难事件，航空当局的最高负责人辞职的消息。接着的新闻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台湾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将既于以往，今后也不改变。”

肩负 “两个命题”

我返回东京后，见了亚东关系协会（现在的台北驻日本贸易文化代表处）的顾问兼新闻组组长（当时）钟振宏。

“有道是人命重于地球。出于人道的立场，我们才不得已接受了‘直接交涉’，但政府的‘三不政策’将不会改变。当然，至于台湾独立什么的，那权当别论。我们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才使得台湾的经济繁荣发达起来的。我们希望国内外的人能认真地认识到这个事实。”

结束采访后，我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刚摆出来的新书，书名是《想更多了解台湾》（ 戴 国 辉编，弘文堂出版）。 这本书由台湾、香港、日本等十九位学者和专家共同执笔，涉及到台湾的语言、历史、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各方面，是一本力作。

在“政治”那专栏中，对强人蒋经国总统的政绩给予了评价，同时还写到，台湾内外与国民党统治进行对抗的势力增大了，国民党如果只靠“吸收进来”和“排除出去”等那一套老办法是无法应付的。专栏中还指出，像戒严令等这样的国民党政治的基本结构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但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发生“流血”的悲剧。

台湾内部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同时，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今后将会怎样发展下去？采访结束后，我强烈地感到，在中台直接交涉的背后，台湾一直肩负着这两个大的命题，并将出现迎接巨大转换期到来的局面。我从心底里涌现出要亲眼目睹这种局面的欲望。

蒋经国总统改革的决断

1986 年春天以后，台湾内部的政治改革和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即使是从旁观者来看都能看到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这里“来自下面的要求”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来自上面的改革”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掌握着改革方向的实权者蒋经国的“政治决断”起了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政府当局要把无法适应时代要求的“政治遗产”通过最高领导的“强人”之手，来进行改革。

第一次复数政党选举得以实现

86 年 9 月 28 日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台湾，“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作为第一个在野党宣告成立。与此相呼应，在美国政治避难的许信良原桃园县县长（前民进党主席）等人也准备在 10 月4 日在洛杉机成立“民主进步党海外组织”。

对此，治安当局强调要采取“严管的方针”，但掌握着党、政、军大权的蒋经国总统以其最大的权威却表现了“柔软对应”的态度。10 月 7 日蒋总统在会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社主古拉汉姆时提到，任何的新党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①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②支持反共的国策；③与台湾独立运动划清界限。这表明了解除“党禁”的方针。同时，蒋总统还说：“不久的将来将要解除戒严令，与此同时要制定国家安全法。”

在第二天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蒋总统进一步指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潮流的变化”的重要性，并号召全体党员“以宽容的心情来维护安定和团结。”这些发言，可以证明，解除戒严令并容忍新党组成是蒋总统的强烈意图。

也许是不能错过这个良机吧。民进党于 11 月 10 日在治安当局戒备森严中在台北市内的一家酒店里强行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第二天的 11 日又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江坚鹏为第一代党的主席。尽管还没得到公认，但民进党却以实质上的在野党身份参加了 12 月 6 日的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在台湾历史上终于第一次实现了复数政党的选举。

加速与大陆的民间交流

强人蒋总统的发言给了台湾人一种心理上的解放感，这成了在对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强权统治下的台湾内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重新调整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一个巨大契机。

最初的开端起于 86 年 5 月发生的中华航空飞机政治避难事件，围绕着事件的处理，台湾以“人道主义”为理由，做出了与大陆“直接交涉”的决断。其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通过香港等地，在“人”和“物”的交流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蒋总统 10 月 8 号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前面已提到）使这发展愈发加速。

来自在野党的民进党及国民党下面的要求也不能忽视。民进党在其纲领中明确地写上了，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要求居住在海外的“本省人”（即台湾人，译者注）可以回台湾探亲，同时，也尊重“外省人”（即从大陆去台湾的人，译者注）回大陆探亲的愿望。

受此刺激的外省人，特别是那些在“国共内战”后从大陆移住到台湾的原国民党军的“老兵”们，多次向当局提出要回乡探亲。还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外省人回乡探亲、访亲探友座谈会”。

国民党一直抱着“只有一个中国”的理念，主张“中华民国”具有正统性，对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在公开形式上依然是实行“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协）。 但对民间接触，则逐渐开始表现了柔软、宽容的态度。

访问时隔四十一年的台湾

我一直注视着台湾局势的这种变化。87 年 2 月我办好了去台湾的手续。长时间以来我先后以香港、北京和新加坡为基地，在亚洲地区进行过广泛的采访，但由于“政治理由”还从没直接在台湾采访过。但蒋总统说的“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潮流的变化”使得我的台湾之行成为可能。

手续办得很顺利。87 年 3 月 19 日，出发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又回到了 3 岁到中学二年级养育了我十一年的“第二故乡”， 这段时间相隔整整四十一年。

下午两点多，我乘坐的中华航空的飞机降落在台北郊区的中正机场。当我走下舷梯，踏上台湾大地的时候，一种难以形容的怀旧之情震撼我的全身，我不由得泪流满面。

一直担任朝日新闻联络员的骆文森在机场迎接了我。通向台北市区的道路单向都可以并走三台车，非常漂亮。马路两侧的亚热带常绿树一直向前延伸。快到市内时，可以看到远处的住宅区和越来越多的商店街。市区内高楼林立，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台北面貌，已完全变了样。

这段空白也许是太长了。在这期间台湾人民完成了令人震惊的建设和发展。对此，我衷心表示敬意。

我在台北站附近的“中国大饭店”住了下来。这是一家比较旧的中级水平的宾馆，给人一种如同己家的感觉。宾馆座落在繁华街的一角，行动出入很方便，我解下行装，冲了一下淋浴，那时天也快要黑了。

“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

也许是东京朋友给联系的，台湾有影响的报纸《联合报》、《 中国时报》的四、五位记者到我住的宾馆来看我。他们是几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属于政治部和社会部。他们邀请我去了他们常去的饭馆。

他们问我“想吃点什么？”我不假思索就回答“米粉”。接着，我说：“我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然后又点了些菜，对我这位相隔四十一年返回“第二故乡”的“稀客”表示了热烈地欢迎。当我把米粉夹到嘴里时，小时候的那种香味和味道清清晰晰地又回到了嘴边。

我们不停地干杯，话说得很起劲。不知不觉一些完成了各自工作的记者也聚了过来，一下子就增加到十五六个人了。我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热情畅谈了最近台湾发生的变化，以及现在台湾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再次深深地感到了访问台湾的意义。

第二天早上 10 点前，骆联络员带我去新闻局打招呼。在那儿，我还见到了以前在东京认识的几位朋友。他们殷勤地接待了我，并让我谈了一下访问台湾十二天的日程安排。

新闻局已经为我安排了不少去访问的地方——国民党中央本部、行政院、立法议会、台湾大学、中央政策研究所等等。

我提出，除了台北市内以外，我还特别想看的地方有我少年时代呆过的板桥、基隆、淡水等地。另外我还想去一下北回归线经过的台湾中部的嘉义、南部的高雄、屏东，以及最南端的鹅銮鼻。

另外我希望给我三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我想去看一下少年时代曾住过后地方、曾上过的中小学，以及人多热闹的繁华街道和夜市。

还有，我也很想了解一下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想法，还想见见刚成立的民进党的领导人。新闻局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这些要求，我非常感谢。

怀旧之情欲止无能

第二天下午，我在日程安排的空隙时间里，抽身去了一下我从小学四年级到中学二年级曾住过的台北市内的住处（战没者遗族住宅）及母校。

我小学高年级三年渡过的幸小，好像已改名为“幸安国小”了。教学楼和操场都已经改建过，但以前的模样却还依存。不过学校附近原有的遗族住宅却已不在了。我以前住过的平房地方，现已盖了一栋雅致的三层楼房子。

附近的一条叫“堀川”的小河，我那时经常去那儿钓鱼，现也已被填了起来，上面修了柏油马路。河两旁宽宽的石子路现已成了商店街，漂亮的楼房鳞次栉比。

我曾上过的台北一中（现名为建国中学）的校舍是用红砖砌起来的，现在还几乎完全保留着那时的模样。住过的地方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母校却丝毫没有变。一种欲止无能的怀旧之情涌上心头，我靠在母校红砖墙上，让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学校正门对面的植物园还在那儿。园内修剪得整洁，种植着各种各样的亚热带植物。其中一棵大榕树上垂下无数根长长的“树须”，形成了宽大的阴凉处。

我不禁要了一片椭圆形的榕树叶子做了一个叶笛。这种叶子很有弹性，把它弄圆后，一头弄破，用嘴一吹，就可以发出“哗—哗—”的声音。同童年的声音一模一样｡小时候学会的一首童谣又回到了脑海里。

“大榕树象老爷爷,

长长胡须挂胸前｡

春风吹来沙沙响

飘啊飘啊好幽闲｡"

台湾──榕树──我的童年・・・

我一边沉浸在这种伤感之中，一边突然想起了“北国之春”｡这首流行歌曲在台湾改名为“榕树下”，但旋律没改。也许是生长茂密的榕树可以使人追忆遥远的过去和自己的故乡，给人一种温暖的柔情吧。

那天晚上，我去了人群喧闹的龙山寺和华西街。夜市上摆满了五颜六色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我以前很喜欢吃的点心和水果，——李干、花生糖、莲脯、油榨果、龙眼、甘蔗,木瓜、菠萝,杨桃、芋冰･･･

看到眼前这么多以前喜欢吃的东西，我每样都买一点，一边走一边吃。那时，一种独特的，好久都没闻到的香味直冲脑门。一旁的骆联络员笑着忠告我：

“那样吃会吃坏肚子哟。”

夜市的“熊猫”使我感动

夜市上还有不少卖日用品的商店。我们沿着这些商店边走边看，经过一家玩具店门口时，我不由地停下了脚步，我看到了店内摆着布做的熊猫。

不用说，熊猫是全世界只生存在中国大陆四川省深山里的“国宝”。作为和平友好的使者，曾被送往日本、美国等几个国家，但同胞们住的台湾还没有。玩具店里卖着布做的熊猫，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

我问店员，“这熊猫是哪儿做的？”他回答说：“是台湾做的。”我拿起来看了看，做得很可爱，一个一百五十台币（约六百五十日元）。 他说：“台湾要是有真的熊猫就好了。”

五十五岁的我，在相隔四十一年后又重访了台湾，我只想到把自己年幼的时光与台湾连在一起也真有点不好意思。听到店员的话后，我才第一次回到了台湾所处的现实上来。

在巨大的时代变化中，在相互极其“敌视”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互相进行交流的自然愿望。

不管是住在哪儿的人，不管相互之间是多么地仇视，总有一天一定会和解的。尽管我不是中国人，但是从相隔四十一年后对“第二故乡”的重访，我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

在台湾还有很多各种场面的采访在等着我。对小时候养育了我的台湾的怀旧之情，就到这儿为止，让它永存我心底吧。

向不断高涨的“禁忌”挑战

1987 年 3 月在台湾引起大变革的浪潮越来越高。最高实权者蒋经国总统的“由上而来的改革”给一般民众一种心理上的解放感，加上经济发展带来的自信，激起了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对自由和民主化的欲望。同时，还促使了对一些长期以来被禁忌的政策和思维的多样化，在内部进行变革的同时，在对应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方面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弹力性。

“我给你讲”

我以台北为基地去了板桥、基隆、淡水等台湾北部几个主要城市后，23 日我飞往南部的高雄。这是一座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当时）的、台湾第二大城市。

那天晚上听说在市内的一座大公园里将召开“反对国家安全法说明会”，我直奔那儿。这是由还没得到公认的、台湾第一个有实质性的在野党“民主进步党”（民进党）所主持的集会。在激情洋溢的广场一角临时搭起了一个高台，上面挂着几个灯泡。

“国家安全法是变形的戒严令。”

“国家安全法里写着‘山防、海防’的规定。也就是指防止来自山岳地带和海岸线的武力侵略。这不是什么‘国家安全法’，是‘国民党安全法’。”

当地出身的一位民进党领导，手里拿着麦克风正在演讲着。台湾话（即闽南话）的口头禅“我给你讲”不断从他嘴里说出来。少年时代这句话听得耳朵都快起老茧了，是一句“好久没听到的怀旧的话”。意思是“我从心里想说”。这句话台湾人对当时的统治者、日本人经常说。现在又用到对执政党的国民党身上了。

满场的一千多听众对“我给你讲”，以及使出全身抖擞在演讲的演讲者表示支持，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副情景有力地表现了台湾人民对政治民主化的强烈要求。

说是在戒严令下，但对政府当局的批判和攻击还真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我环顾一下,周围附近哪儿都没看到穿制服的警察。

“三个条件”与“住民自决”

86 年 10 月蒋总统提出了解除三十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戒严令，并指示允许组成新的政党。从那以后，台湾政治的中心课题就移到了怎样解除戒严令和“党禁”，怎样制定解除后的政治活动的规范。在台湾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坚持，在解除戒严令后要制定国家安全法，其草案已提交国民党占绝大多数的立法院正在审议之中。

在“党禁”方面，由于修改了“人民团体组织法”和“公职选举罢免法”，允许组成新政党，所以现在面临着的是制定政治活动的规范。其核心是蒋总统在 86 年 10 月 7 日提出的“新党组成三条件”，（ 即 ① 遵守法律；②支持反共政策；③与台湾独立运动划清界线）要写进法律中去，以此为组成新党划上框框。

对此，在 86 年 12 月的选举中，作为实质上的在野党第一次参加的，并开始发展了其势力的民进党，在台湾各地召开了反对集会。

他们坚持“国家安全法是变形的戒严令”。同时在其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台湾的将来要实行“住民自决”。国民党对此表示反对，批判其是“住民自决是搞分离独立的理论”。

就这一点，我寻问了民进党第一代主席江坚鹏。他是这样说的:

“台湾住民长期以来，先后被荷兰、西班牙、清朝政府、日本和国民党限制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目标是，政治要尊重台湾一千九百万住民（现在已达二千二百万）的意思，这当然包括早期来到台湾的‘本省人’，也包括国共内战后从大陆来台湾的‘外省人’，以及原来就居住台湾的山地同胞。”

要求“回乡探亲”的运动在进行

国民党中央本部自从中国大陆移到台湾以来，一直是“外省人”掌握着政治的实权，“本省人”很难有机会对政治发表意见。但可以说，两者之间的隔阂在缩小。

我从台湾南部采访结束后回到了台北，3 月 26 日，我去看了一下在位于市内繁华街头的一所小学召开的题为“返乡、探亲运动”的演讲会。这个运动是要实现“外省人”能回中国大陆“探亲”，以及居住在外地的“本省人”能回台访问。这儿的演讲大部分是用的普通话（汉语）。

“我们已经忍耐四十年了。作为人道上的问题，也该到实现的时候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交流只要进行，就会加深海峡两岸的相互理解，也能缓和紧张的局势。”

就着挂在台上的一幅布幕，他们还放映了位于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厦门市和桂林的风景、以及万里长城的幻灯片。字幕上还出现了这样的话：“我们希望能脚踏故乡的大地，哪怕是一分钟也好。”

这次集会是由“本省人”为基础的民进党主持的。

这在前不久还是不可想象的现象。

台湾真是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国民党政权对中国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协）的原则尽管没有变，但对人心趋向似乎是宽容了很多。

3 月下旬在台北我看到高雄的一份有影响的报纸上登载了有关“与中国大陆的体育交流”的民意测验。这个民意测验是国民党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的。

“如果在台湾举行国际比赛的话，你同意让大陆参加吗？”其结果是：50%表示赞成、10%表示反对。学生表示赞成的竟达到 81.5%。

在报纸上登载这样报道的本身，就表明了台湾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社会的多样化与高学历化

每到一处我都发现人们脸上的表情及谈吐都洋溢着对明天的希望。

“长时间来，一直规定头发只能留到耳垂。但从今年 2 月开始，头发可以留到肩膀了。”

一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非常高兴地说道。在位于台北市南边板桥市的一所名为“林家花园”学校里，女学生们考完了期末考试，她们长长的秀发正随着春天飘逸。随着戒严令的解除，迪斯科也被“解禁”了。

台湾中南部嘉义市近郊的一位高中老师这么说道。

“我父亲以前是村长。当时村里的人十个人就有十个人对父亲说的话是洗耳恭听，照着办事。但现在认真听村长话的十个人中最多也就三、四个人吧。”

台湾人均总产量达三千七百美元（现在是二万二千美元）， 比 前 一 年 增 加了 10%。在这种惊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教育得到普及，高学历化在进行。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台湾人能进中学的，一个班也就一、两个人吧。我有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一个是建筑工程师，一个是中学老师，还有一个在一家与日本合资企业里工作。”

在南部的屏东见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钟荣胜（五十五岁）自豪地这么说道。

世代交接班的要求强烈

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也越来越关心。台北等大城市里，书店越来越多，到处都挤满了年轻人。也许是产业高度化的一种反映，像企业管理、电子工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书籍前面总是站满了人。

在街头，还有很多书摊，像解剖政治动向之类的杂志，转眼就卖光。像这种杂志据说有五、六十种，其中有些由于表现得太急进而遭到禁止发行。但遭到禁止发行后，又改头换目一下重新再发行。书店的店员苦笑着说：“这是发行和禁止发行在作无谓的重复。”

随着这种变化，世代交接班就成了台湾迫在眉睫的课题。在台北见到的民进党的理论家谢长廷常务委员这么说道。

“最高领导班子里的大多数人已是七、八十岁了，在权力框里坐了三十多年。立法院里代表中国各省的‘终身议员’占大多数，而且老龄化很明显。与此相反，台湾出身的议员很少，这与现实太不相称了。”

要求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呼声，在国民党内也有。三年前，国民党提拔了三十六岁的马英九为党中央本部副秘书长。马氏在台湾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据说还曾与来自大陆的留学生直率地进行过意见争论。这是一位既有东洋的举止礼貌、又有欧美的开放率直的俊才。这表明了与历来国民党领导人完全不同型的年轻人势力在抬头。

在一份有力的月刊杂志《天下》（ 三 月号）上刊登了一篇长达四十页题为“老、中、青的世代交接班”大特集，指出，老、中、青合理搭配的“权力再编”是当务之急。同时，还介绍了一些有识者的意见：“老一代的多数人是生活在对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的回忆的世界里，他们是在那种世界里考虑当今的台湾问题。”“ 不能再允许拒绝变化的政治态度了，这是时代的要求。”

畅谈台湾未来的研究生

我在回国的前一天晚上，与台湾大学的一些研究生，就台湾的将来进行了畅谈。他们很多人都说：“五年到十年之间一定会有巨大的变化。”同时还提到，“像学校的自治、社会的民主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来自美国对台币增值的巨大压力等等，要考虑的问题还很多。”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对作为今后问题之一的“台湾的民主化”和“住民自决”表示很关心。关于“住民自决”民进党已写进其党纲领里。对此，国民党首脑层及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严厉批判其为“引起台湾分离独立的理论”。

研究生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认为，“住民自决论不应该那样轻率地提出来。”也有人认为，“住民自决是民主化的归结，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住民自决并不一定是台湾分离独立的同义词，”

还有人说：“在独立的基础上，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研究生中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但都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绝大多数还没有亲身在外面的世界里体验过，当然更不用说中国大陆。

他们说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后，问我持有什么看法。采访记者成了被采访的对象，当然我不能说我无法奉告。

探求打破“非友即敌”的框框

“我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因此，我衷心希望台湾人民能生活得幸福。但不赞成把台湾的民主化与台湾的分离独立连在一起。”“ 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对此是绝对不会容忍的，而且绝大多数大陆人民也会反对的。如果真要搞独立，很有可能会使用武力。这样，就会发生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这不但破坏了亚洲也破坏了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定。台湾最依赖的美国也不希望如此。”

接着，我谈了 2 月份刚访问了北京的美国国务长官舒尔兹所重新确认的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舒尔兹明确强调了“两个基本政策”，即①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②希望海峡两岸的问题能和平解决。最后我说，大多数的日本人也是这么希望的。

议论进行到深夜。但谁也没法把台湾将来的远景给清淅地描绘出来。这时，一直沉默着的一位研究生开了口。

“我们必须有充分准备来组成合作一个能应付任何变化的坚强的‘智力集团’”。

听着这些不同的意见，我强烈感觉到，台湾新的一代在变革的潮流中正在认真地探求着打破历来“非友即敌”观念的道路。

我衷心希望，这一探求能通过聚集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巨大智慧，在不久能得以成功。

戒严的解除和“回乡探亲”的实现

相隔十四年的重访台湾，才有十多天，只能是“走马观花”。但这不仅激动了我对幼年时代的怀旧之情，同时使我对台湾发生的惊人变化，特别是处于变革期台湾的新动向有了很强烈的印象。站在权力顶点的蒋经国总统的“来自上面的改革”与“来自下面的要求”微妙地在相呼应。我确实感到，这种局势给人一种解除长期以来的戒严令和实现同中国大陆探亲的预感。

连接民族之心的熊猫

访问台湾的兴奋还没平静下来，我在 1987 年 4 月中旬又接着去访问了中国大陆。这次是应九十高龄的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原全日空航空公司社长，现已故）冈崎嘉平太的邀请，使我有机会与冈崎先生同乘全日空飞往中国的首次航班飞机。实现全日空连接日中空路是冈崎先生多年的愿望。

这是我以前担任亚洲总局长时，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同行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次。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典礼。使我能与一些北京的友人重温了一下旧情。

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时，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我看到 4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台湾的报界对大陆赠送熊猫表示欢迎”的报道。其内容是，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日本的国会）上，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出身的代表提议给台湾赠送一对熊猫。这个消息传到了海外，台湾一家有力报纸《中国时报》驻美国特派员给其总部发出电报。这家报纸说：“北京动物园向台北动物园赠送的话，双方立场平等，没什么政治问题。台北动物园可以向北京动物园回送台湾特有的珍贵动物。”

这使我想起了在台北看到的布做的熊猫玩具。第二天星期天的下午，我去了一趟北京动物园。

最受欢迎的果然是“熊猫馆”。生后六个月的小熊猫“良良”正在室外宽大的活动场上。栏杆的外围是人山人海。还有的父亲让小孩跨坐在肩上看。“良良”的每一个可爱的动作都引起人们的激动，又是欢声又是掌声。

熊猫真是可以连结海峡两岸人心。我去饲养室见到了值班的刘茂堂先生，他很高兴地说：“最近东京上野动物园给我们寄来了熊猫‘童童’的生长日记和照片。”当谈到给台北动物园赠送熊猫之事时，他说：“外国都有了，台湾同胞反而看不到，也太离谱了。希望熊猫能去台湾的日子早点到来。”

对台湾动向的好感和担心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的一些旧交为我们召开了欢迎宴会。他们问及台湾最近的情况，我把自己所见到和所感受到的照实说了。现在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交部首席代表马毓真也在座。

他们对台湾的变化、特别是对促进大陆交流的动向表示了好感。但对“住民自决”表示了极大的担心。这种反应是我在预料之中。

“我们赞成台湾的民主化，但反对把台湾的独立连在一起。”这跟我对台湾朋友说的完全一样。但同时，他们又说：“台湾人在历史上还从来没尝过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当‘主人公’的味道，对此，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考虑。”

这个日本政府也有责任。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后的 1894 年 4 月日本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从清朝政府手中抢夺过来以后，一直沦为自己的统治之下，长达五十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台湾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的手里以后，灾难就从未停止过。

中国本土发生了“国共内战”，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台湾又被在内战中战败后撤过来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党统治了。而且，在战后冷战体制下，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采取了对华封锁的政策，一直极力地干涉着中国的内政。其结果是，中国一直处于分割状态，隔着台湾海峡严峻以待的“国共对立”持续快四十年。在这种局势下，可以说台湾人一直肩负着“心理上的重压”。

“内因”比“外因”更重要

美国在日本以后实现了对华关系正常化，这使得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大陆也从政治思想为主的文革时代转移到了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台湾的巨大变革就是在顺应这种内外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

解决台湾问题，很明显“内因”比“外因”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对大陆的朋友来说，我说的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海峡两岸的问题归根到底应该属于中华民族自己解决的问题”。然后我引用了中国四位大先人的话，谈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引用了在中学古汉语课中学过的孔子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好自身、齐理家道、治理国家、安定天下。

接着引用的是鲁迅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然后，我引用了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句话：“鸡蛋在一定的温度下会变成小鸡，但小石头即使是给予一定的温度，也决不会变成小鸡。”在这种情况下，温度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鸡蛋和小石头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最后是引用了庄子的话，“看事物的标准不仅仅只有一个。把人为的标准作为‘唯一’或‘绝对’的话，那将会背道而驰。”

我的看法是，首先要端正态度，希望大陆方面能着实地推进“改革开放”，台湾方面能实现“解除戒严令”和“回大陆探亲”。第二是，不断进行两岸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第三，两岸之间的问题，不是依靠美国、日本等国的“外因”，而是靠中华民族这个“内因”来解决。第四，在此基础上，希望两岸能相互理解、相互让步、相互忍耐、不断探求共存的道路。两岸长期分离，前途也有不少困难，但一定会找到实现“和平统一”的方法。

外交部的那些有能力的干部们，笑着听着我讲我的看法，都没说什么。

戒严令落下了历史性的帷幕

台湾的局势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立法院审议了“国家安全法”（国安法）草案，但民进党内部却提出，在国民党占绝大多数的立法院进行审议不够，准备在街上进行示威游行，以示反对。

87 年 5 月 19 日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前举行了抗议集会，集会后三千名民进党员和群众进行了示威游行。其中十二名民进党党员代表想要向蒋总统提交抗议书，遭到了坚守总统府周围的警察的阻止。6 月 12 日在由民进党主持的“反对制定国安法集会”上，与右翼组织“反共爱国战线”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员受伤。以此为理由，在立法院 6 月 23 日的全体会议上，国民党不顾民进党对审议的反对，强行通过了“国安法”。接着 7 月 7 日又通过了由行政院提交上来的国安法实施细则及要求解除戒严令的两个提案。

国安法全文共有十条，废除了对民间人的军事裁判及禁止组成新党等法令。但民进党对国安法第二条“集会、结社不许违反宪法，不许搞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活动”表示强烈反对。因为民进党在其基本纲领里提出了“住民自决”，他们担心国安法会极大限制其政治活动。

还有一点是，有关被军事审判了的非现役军人的刑事案件在解除戒严令以后的处理的规定。条文写道：“在审判中已定了刑的人，不能向当事法院进行申述、上诉……”（第 9 条第二项）。 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大多数的服刑者很有可能由于这一条而失去被救的希望。

1987 年 7 月 14 日蒋经国总统宣布，戒严令将“从 15 日早晨零时开始解除”。与此同时，新的国安法和同法实施细则将开始实行。三十八年零两个月一直作为国民党统治台湾根本的戒严令，就这样落下了它的历史帷幕。

国防部在 14 日对在戒严令下受到军事裁审判的政治犯二百三十七人进行了减刑和恢复权利，释放了二十三人，并恢复了临时释放的一百四十四人的公民权。这些看起来是为了缓和民进党的不满，但在背后是由于有了蒋总统的（7 月 7 日）强硬指示。

“大陆热”呈过热状态

戒严令的解除也可以说是成了重新调整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一个巨大契机。俞国华行政院长（相当于首相）在戒严令解除的第二天即 7 月 16 日发表了废除禁止台湾居民把香港和澳门作为旅游观光第一目的地的行政命令（制定于 1979 年 4 月 26 日）； 接 着 大 陆 生产的中药成品和原料的进口也得到解禁；9 月又提出了允许进口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和学术书籍，等缓和政策。这一连新措置使得台湾的出版、电影、书画、茶道等各界掀起一股大陆热。去香港的旅游者急速增多，与大陆的贸易也进一步得到扩大。另外，由于美国的压力一直陷入汇率人民币高于美元困境的台湾中小企业，开始在大陆投资建工厂。

台湾当局对这种缓和政策带来的民间人的动向，开始一段时间表示了静观的态度。但由于“大陆热“越来越高涨，台湾近海不断出现了大陆的中小渔船，海上的直接贸易在急速地增多。9 月 15日台湾一家有名的晚报《自立晚报》的两名记者李永得、徐璐经东京进北京，强行实现了对大陆的第一次采访访问。

对这些动向俞行政院长在 9 月 25 日立法院的答辩中强调，“大陆是落到了我们敌人手中的‘被占领地区’。我们现在正处在与中共决一雌雄，反乱镇定的时期。对大陆政策归根到底是‘对敌政策’。”向不断高涨的“大陆热”浇了一盆凉水。

“回乡探亲”终以实现

蒋总统已在 87 年 2 月就指示从大陆时代起一直得到重用的李焕教育部长要研究制定新的对大陆政策。李焕一直被看作是国民党改革派的重镇，他成立“专案小组”进行了研究，在同年 8 月新的大陆政策的构想基本上定了下来。

他在 9 月 4 日党的有关会议上指出，“国民党决定以在台湾取得的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的成果来对大陆实行实际的而且是有效的‘政治反攻’。”并强调说，“所谓的政治反攻并不是要取代大陆中共政权，而是要促进大陆的政治民主化、言论自由和经济开放。”

但是，这种论调一方面激发了台湾内部的“大陆热”，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此反对的“台湾独立派”的抬头，而且还引起了党内保守派及军队和治安机关极大的警戒。

蒋总统在这种局势下在 9 月 16 日召开的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指出：“我们要从人道的立场上考虑到思乡的心情，研究回大陆探亲之事。”同时他提出了前提条件“反共、收复国土、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国策不变”。并指示新上任的李登辉副总统、俞国华行政院长、倪文亚立法院长、吴伯雄内政院长，及何宜武国民大会秘书长等五名中央常务委员成为“专案小组”，研究具体政策。

“专案小组”里，李副总统和吴内政部长都是台湾出身。俞行政院长是党内保守派的重镇。加上中央民意代表机构（包括国民大会、立法院、检察院等）中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负责人，专案小组的人员结构，再现了蒋总统的用兵意图，意味深长。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 10 月 14 日采纳了“专案小组”的研究结果报告，正式决定解禁台湾居民去中国大陆的“回乡探亲”。对象是除了现役军人和公务员以外的民间人，年龄不受限制，只要大陆还有三代亲人以内的人在，就可获得许可。

行政院在第二天即 15 日的内阁会议上，无改动地通过了上述的决定。吴内政部长在同日下午发表了有关探亲访友手续的细则。内容有：11 月 2 日开始受理申请，探亲一个人一年只能一次，时间在 3 个月以内，等等。这个决定意味着断绝了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流第一次以“公认“的形式得以实现，其历史意义极大。新华社马上发出大陆欢迎此决定的消息。

蒋经国之死与李登辉的上台

台湾的政治改革及大陆政策的新开展，与内外的环境及潮流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不容忽视。但纵观局势的变化过程，具有绝对权威，并且面对历史和现实的高令的蒋总统的决断和指挥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台湾在国民党一党的独裁下，实行戒严令达三十八年之久，与大陆断绝了一切来往。蒋经国在其晚年约两年的时间内，以谁也无法预料的速度，使台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晚年紧紧注视着历史和现实

但是，即使是蒋总统这样的“强人”，也有难以战胜的不幸在不知不觉地困扰着他。

“下届总统将依照宪法进行选举，不由蒋家后代继承。不实行军事政权来统治国家。”——这是蒋总统在 1985 年 12 月 25 日举行的宪法纪念典礼上在国民大会代表面前所说的话。第二年即 86 年4 月在国民党中枢部设置了“政治改革十二人小组”，从那以后，在“民主宪政”的口号下，与在野势力及民间团体进行对话，推进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

在这过程中，有来自党外势力的多次反对、抗议集会及上街示威游行，也有来自国民党内部保守派不断要求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声。但蒋总统却强调说明，“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潮流的变化”，并指示要以“新观念、新方法”来对待反对势力。就这样，蒋总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局，为完成历史的责任倾注了全部的精力。

但自 85 年春天以来蒋总统由于糖尿病的恶化不得不在心脏上装上助跳器，不久下半身又瘫痪了，87 年 10 月的“双十节”，他是坐在轮椅上接见群众的。接着又出现了使他感到雪上加霜的局势。

第一位“本省人”总统得以实现

在这年的 12 月 25 日召开的纪念宪法实施四十周年的典礼上，正当蒋总统就立法院、国民大会等“国会”改革问题作演说时，民主进步党（民进党）的十一名国民大会代表站了起来，高喊“全面改选国会”。在强调逐渐实行了改革的蒋总统面前，出现这样的“挑衅行为”是前所未闻的。这一天民进党还在台北市内的铁路沿钱附近举行了有三千多党员参加的集会，而且强行举行了要求“全面改选国会”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四万人，使得火车停止运行达两个多小时。

这天发生的事件对坚持政治改革要逐步进行的蒋总统来说，可以说是一次极大的冲击。疾病和高龄使得他体力衰弱下去，加上要求彻底实行改革的民进党等在野势力的强烈挑战，使得蒋总统心神劳累越发严重。

1988 年 1 月 13 日蒋经国总统兼国民党主席，由于心脏病发作在台北市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七十七岁。按照宪法的规定，李登辉副总统（当时六十四岁）上升为后任总统。国民党在同月 27 日召开了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李总统为党的代理主席。

最高领导人的交接，使得台湾出现了三个新的局面。第一，按照蒋总统生前所说，“蒋家王朝”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两代告以结束。第二，国民党政权的头把交椅从“外省人”移到了“本省人”来坐。第三，长期以来的“强人”政治告以结束，迎来了重新组成最高领导班子的时期。

李登辉是由蒋总统的牵引，由学者转为搞政治的。因此，他虽然得到了蒋总统的重用，但自己在党、政、军各部门都没有什么基础。而且，比李登辉有着更丰富政治经验的人在各部门里大有人在。

属于政府部门的行政院俞国华院长（当时 75 岁）是国民党保守派的重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李焕秘书长（当时 71 岁）是党内改革派的领袖。军队里有蒋经国极信任的郝柏村总参谋长（当时69 岁）， 在 掌 握 特务、情报机关的国家安全会议里，有蒋纬国秘书长（当时 71 岁）。 这 些人都比李登辉岁数大，而且都具有实力和经验。另外，“外省人”的实权者中，也可以举出林洋港司法院长（当时 61 岁）的名字。

李登辉总统兼党的代理主席，将怎样指挥蒋经国死后的台湾呢？首先必须建立与这些部门的实权者合作的一种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台湾已从蒋家父子两代的“强人政治”时期进入了“集团指导体制”的时期。

幸运的是，在台湾进行这个重大政权交接时，中国大陆表现了极其友好的反应。共产党向国民党发去了唁电，同时，赵紫阳总书记（当时）还发表了特别讲话，对蒋经国生前的业绩（坚持“一个中国”，解禁民间人到大陆“回乡探亲”等等）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不变，并祝愿台湾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宁。

在这种局势中，李登辉主持了 2 月 3 日召开的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了成为解除戒严令后的台湾最大政治课题的国会三机构（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立法院、国民大会、监察院）改革的基本方针。主要内容有：①国会三机构的议员改选将逐渐大幅度地增加；②引进终身议员（主要指国民党统治中国本土时期选举出来的代表台湾省以外的各省的议员）自愿退职制度。同月 22 日在总统府举行了约 120 人国内外记者与总统就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李登辉指出，“要实行民主宪政，朝着以三民主义来实现中国统一的大业奋勇前进”，并强调要继承蒋经国前总统所制定的基本路线。

新旧交接与“台湾化”的人事安排

另一方面，在野势力的挑战也来势凶猛。民进党的姚嘉文新主席在 4 月 17 日召开的临时党大会上作了讲演。他提出了：①台湾的国权主权要独立，不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②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或中共要统一台湾的话，我党将主张台湾独立，等五项。

另外，台湾的第二野党“工党”（劳动党、王义雄为主席）5 月 1 日在台北市内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天，台湾铁道局的一千三百名火车司机为要求改善待遇一齐罢工，使得铁路运行几乎全面瘫痪。5 月 20 日，为要求政府提高粮食价格，合理使用社会保险等，农民在台北市内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在立法院前与警察发生冲突，有不少人负伤。

88 年 7 月 7 日国民党在台北市召开了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十三大全会）。 这 是自蒋主席去世后第一届党大会，新的领导班子将怎样组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8 日党的主席选举，几乎全场（99.3%）一致推选了李登辉。选出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直延用的起立方式，但在一千八百一十四名大会代表中，有八位年青代表主张用投票方式，所以他们没站起来。

党中央委员从一百五十名增加到一百八十名。一直沿用的只能从党主席指名的候选人名单中进行选举的方式也得以改正。李登辉采用的是一种“半开放式”，即除了主席本人指名的一百八十名候选人以外，还有由五名以上党大会代表的签名推荐的一百八十名候选人。

其结果令人注目的有，保守派的重镇俞国华行政院长在李主席的提名名单上是第三位，但按实际得票顺序却落到了第三十五位。相反，党中央本部秘书长李焕却首位当选，表明了改革派的突出。

新当选的一百八十名中央委员中，有一百零七名是首次当选，平均年龄也由原来的 69.8 岁下降到58.7 岁，出现了年轻十多岁的“新旧交接”现象。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 7 月 14 日选出的三十一名党中央常务委员中，由原来外省人十七名，本省人十四名改选成了本省人十六名，外省人十五名，本省人第一次占据多数。另外有十位长老引退，使得年轻势力也进入党的中枢部门。

对年轻的科技知识出身的官员和外省人进行重用，在 7 月 20 日的行政院（内阁）的人事改选取中也得到证明。像五十多岁的陈履安经济部长、钱复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郭婉容（女）财政部长、及连战外交部长等人的提拔。正副院长及八名部长中，由原来的四个外省人增加到了六个外省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掌管外交、财政等重要部门，“台湾化”倾向已非常显著。

大陆政策的扩大与限制

李登辉总统还是让在党中央委员选举中落到了第三十五位的不受欢迎的保守派俞国华行政院长留任了下来。这样做据说是因为李总统的政治基盘还不牢固，还不得不依靠均衡保守、改革两势力的人事的缘故。

在十三届全大会上，7 月 12 日通过了“国民党现阶段的大陆政策”。在政府一级还是坚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协）， 但 在民间一级可以扩大各种交流，像新闻界去大陆采访、参加国际体育大会等等，表现了柔软的态度。

根据这个精神，行政院在 8 月 18 日设置了“大陆工作会报”（联络会议的意思，座长是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国 民 党在同月 24 日也成立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座长是前国民党秘书长马树礼）。

另外，大陆方面也在 8 月 16 日在北京成立了“台湾研究会”（宦乡任会长、赵复三任副会长）， 9 月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担任了新设置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任。同月 23日成立了由民间人为主体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台湾海峡两岸开始了寻求扩大交流渠道的活动。

9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联合会议上，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有三人出席参加了，并且记者也被允许同行采访。10 月 12 日一艘载有六十五名台湾回大陆探亲的客船，从基隆经由冲绳进入了上海港。这是自 1949 年以来台湾船只第一次堂堂地进入大陆的港口。另外，大陆居民由于看望病人、出席葬礼等理由要去台湾、以及邀请大陆学者等问题也开始列入研究日程。

访问大陆在国民党和民进党议员及干部中间也引起了波动。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胡秋原（湖北省出身、七十九岁）在 9 月中旬访问北京时与全国政协会议主席李先念（已故）进行了会见，并就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进行了交谈。此事也许是强烈刺激了国民党中央，致使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开除了胡秋原的国民党党籍。这是表示双方要进行直接的政治接触还是困难重重的一个具体例子。

随着“台湾化”现象不断明显，“独立议论”也越发厉害起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在美国等海外国家活动的反对国民党势力的一些台湾回归者表现得很突出，他们公然主张“台湾独立”。

制止搞台独运动

主张台湾“自决和自立”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简称 FAPA，彭明敏任会长，1982 年成立于美国洛杉机）在 88 年 6 月成立了台湾分会。另外倾向于“台湾独立”的“世界台湾同乡会”（会长李宪荣）的第十五届总会 8 月 18 日在民进党的协助下在台北县新店召开了。总部设在纽约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庄秋雄中央委员等也出席了。

国民党当局担心会对台湾内部产生影响，所以拒绝给李宪荣会长及部分干部入境签证。对此，民进党主席姚嘉元在 19 日召开的“世界台湾同乡会”的总会上作了演讲。①所谓新的台湾人是指把自己的命运与台湾连在一起的国内外的台湾人；②我们要努力使这种新的台湾人在国际上得到认可；③为了实现有利于台湾人的政治，我们要求全面改选取立法院等机构。——这是陷入“台湾独立”的发言。

但是，国民党方面对把台独论付诸“行动”的人进行了严厉地打击。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的蔡有全和许曹德两人由于搞“台湾独立”，在 87 年 8 月 30 日被判犯有蓄意叛乱罪。在 88 年 1 月 16 日的第一审时两人分别被判有十一年和十年有期徒刑，在 8 月 27 日的第二审时，分别减到十年和七年。但“判决有罪”充分说明了当局对搞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台湾在蒋经国去世后，总的来说是“新旧交接”和“当地化”的色彩越来越浓。同时，与中国大陆交流的促进派和分离独立派各自的活动也越来越升级。

刚站到台湾最顶点的李登辉总统，面对这种局势煞费苦心，研究对策，不断反复强调要继承先人所制定的基本路线。

第十三章 中国的改革与天安门事件

不善于临机应变的中国大陆

正当台湾处于巨大变革潮流之中的时候，中国大陆围绕着“改革、开放”路线的实行，在主张稳步前进的“原则坚持派”与要求不仅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思想方面也要进行改革的“改革推进派”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被视为会成为实权者邓小平后任者的改革推进派旗手胡耀邦，由于同情“资产阶级自由化”，在 1987 年 1 月 16 日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

“改革开放”的波纹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时代是以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以此为大转机，中国大陆告别了以政治思想领先的文革时代，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 特 别是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时代。

但改革、开放路线的推进，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带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由于实行了开放政策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电视或进口商品接触到了外国的东西，开始知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及“自由”和“民主”与自己一直想像的不一样。另外，随着市场经济来代替计划经济，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但黑市买卖、投机倒把，以及利用权力和不义之财来搞不正行为，贪污腐败等也开始漫延。

“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这些变化从内部冲击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③坚持党的领导；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同时还出现了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危机”。

人们发出呼声要求政治能发挥缩小贫富之差和等级分化、监督依仗权势的贪污和腐败现象的机能。还有人提出政治思想的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也很有必要。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及从海外留学回国人员写出了抨击权力腐败的作品和要求“民主”、“人权”的评论，不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人当中有王若望（评论家）、 方 励之（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 刘宾雁（作家）、 王若水（《 人 民 日报》副总编辑）， 和 白桦（作家）等人。

实事求是与四项原则

胡耀邦总书记注意倾听了这些意见。他本人也主张，“改革开放”不应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应该反映到政治思想方面。这与在扭转文革路线时，他所提倡的并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是一致的。

当时由已故毛泽东主席的上方宝剑而得以成为其后任者的华国锋极力坚持毛主席的决定和指示是金科玉律，搞“凡是派”。这就使得由于毛主席的指示而撤消了党内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及许多领导人无法再重新出来工作。当时打开这条通路的就是运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准则。这也是与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本人曾多次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是一致的。

但对“改革开放”路线持慎重态度的以一些革命元老为主的“原则坚持派”强烈批判胡耀邦的态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保守派意识的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主张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胡总书记持对峙立场。

占优势的“原则派”

在争论日益激烈之中，86 年夏天开始了将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的起草准备工作。决议的起草以胡总书记为主进行，9 月在北戴河举行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当初胡耀邦的草案里写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坚决实行政治改革，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写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据说对此批判很激烈，还加进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与人民的利益和历史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这一段，胡总书记也让步了。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从 86 年 9 月 27 日开始在北京召开了，陆定一主张削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引起激烈的争论。会上，邓小平作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结束。据说，胡总书记希望这次会议的争论问题还要向下传达，但保守派元老之一王震在中央党校却发表了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内容。结果，邓小平被说成是否定政治改革，引起了各地的学生运动。

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赵紫阳总理受党中央的委托在 9 月 13 日曾向邓小平提交了报告。

赵紫阳主张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国家永久的安定一定要加速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提出，由他本人、加上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等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委员会。邓对此表示同意，委员会不久就成立了。

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应该是党总书记分管的工作，但身为总理的赵紫阳却被委任去负责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工作，这里面是有含义的。在 86 年 9 月的时候，实权者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了对胡耀邦的不满。邓氏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他一定是考虑到，政治改革是要一定的经济建设作基础的，胡乱地搞什么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革，只能引起和扩大混乱。

胡耀邦无奈的让位

86 年 12 月 4 日，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改革本省的选举制度。这很快就波及到了武汉、上海、深圳等地，并逐渐影响到全国各地。87 年 1 月 1 日，未经许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集会。但由于当局重视事态的发展而进行了严厉地制止，示威游行也慢慢停止了。

学生的要求是，改革选举制度、反对新的学制、改善生活待遇等，这都是些很自然的要求，但这同时也是受到了自春天以来所进行的有关政治改革争论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方励之从美国研修回国后在各地的大学进行了讲演。他强调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民主不是靠恩赐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由于这种局势，自秋天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使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更加产生了种种危机意识。

胡总书记希望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慎重对待这种局面。但最高实权者的邓小平对胡氏的态度极其不满，指出对形成学生示威游行背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用“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抵制。

86 年 12 月 30 日在与包括胡总书记在内的党的首脑层的讲话中，邓要求开除方励之、王若望等人的党籍，并强烈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领导者要做到旗帜鲜明。

87 年 1 月 16 日召开由革命元老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七名代表参加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胡耀邦总书记本人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并由赵紫阳总理兼任代理总书记。在此会议前后，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也被开除了党籍。其理由是他们都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服听从组织原则。

背后有来自革命元老的压力

1 月 17 日党中央三号文件“薄一波对胡耀邦辞职背景的说明”在党内进行了传达。文件列举了“六条错误”，其中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不遵守纪律随便乱发言”、“鼓吹经济‘高消费’”、“ 不 该 在 外宾面前说的话也说”等等。

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围绕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争论，以及对学生运动的处理方法，但其背景可以说有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胡耀邦对腐败、官僚政客的揭发检举认真对待，并坚决依法惩处。有些革命元老的子弟，即“太子党”们也成了揭发检举的对象，结果，就招来了共产党的元老们的一致反对。

第二，胡耀邦严格地执行了邓小平所提出的革命元老的引退和年青化，并且还赞成邓小平本人的完全引退。对这一点，党的元老们对邓小平的过早引退是异口同声地反对的。

第三，与一同站在“改革派”立场上的赵紫阳总理以及周围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胡耀邦实行以“实事求是”为准则来深入进行思想领域方面的改革，而赵紫阳却是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以此来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以上三个因素中，第一个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为此，胡耀邦去世时，人们对他的廉洁奉公、坚决打击腐败现象的严格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也正是这一点，没有同一直重视与革命元老之间保持一致的邓小平步调一致，以致于胡耀邦不得不完全交出政权，而且对胡的评价也很苛刻。在这一点上，赵紫阳没有采取与革命元老们进行正面冲突的态度。这即是“改革与开放”过程中的一种处世方法，也符合了邓小平的选择。

友人对胡耀邦的评价

笔者没有会见过胡耀邦，但作家及新闻记者刘宾雁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几次曾在胡耀邦手下工作过。

他说的一段话意味深长。

下面是摘自《刘宾雁自传》中的一段。

“胡耀邦正义感极强，嫉恶如仇。他尊重文化，非常爱好学习和思考，接受外国的新思潮，倾听中国知识分子的呼声。他对人真挚，不搞阴谋诡计。是一位坚定、最勇敢的改革派。像胡氏这样水平的极少，他的品质在中国政界也就成了弱点了。”

刘宾雁还写道。

“胡不善于区别不同的人，他重用的人能真正与他肝胆相照，并在中国改革大业中同辱共荣的极少。他有时下决断太轻率，有时急于求成，另外当机立断不够。”

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胡耀邦思考的基点是在“实事求是”上。在文革后的大转换时期，正是这种基点为实权者邓小平打开了恢复政治生命的大门。胡氏在“改革与开放”开始后，也大胆地运用了这个基点。为此，以革命元老为中心的“原则坚持派”批判其是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

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方也有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体质中封建官僚主义还根深蒂固地存在。

因此，在拥有五千年历史和膨大的人口与辽阔土地的中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不是说变就能变，得花时间和工夫，而且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在这个国家掌舵的人，一定得是一位具有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指挥的才能和胆识的人才行。

从这一点来看，胡耀邦足以当了一位知识分子及学生的代言人，但他没能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共产党元老保守派当中及军队内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结果，在实际的政治改革中所进行的“世代交接班”问题上，最终遭到了革命元老们的反对。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尽管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都被撤消了，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路线除了形式有些变化，却一直在照样进行。胡氏退任后任“代理总书记”、后在 87 年 10 月下旬召开的第十三届党大会上被选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前任总理）， 在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赵紫阳的巧妙战术

赵氏在政治上足智多谋，但在决定重大政策时，他大都要在事前征得实权者邓小平的同意。这是防止包括革命元老在内的那些保守的“原则派”反对的一种巧妙的战法。

不幸的是，赵紫阳由于“天安门事件”（89 年 6 月 4 日）， 也 遭 到 了 被 撤 消总书记职务的命运。但是，他在短短的就任期间里，提出了把现在的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为把“市场经济”引进中国建立了理论上的根据。同时，他还推出了“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打开了参入亚洲雁行经济发展“大圈”的道路。

1987 年的前半年，由于胡耀邦总书记的辞职，以及开除了强烈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改革的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党籍的影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曾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赵紫阳在代理总书记时，早在 1 月 29 日的春节讲话中就针对运动的内容提出了：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在思想政治方面进行，不延伸到经济领域；②“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同是重要的“两个基本点”，哪一点都不能忽视。

对此，邓力群等保守派势力反对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划上范围，并反驳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深的根源就在经济领域里。”而且，他们还不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好像是鱼网的网，而“改革开放”则是鱼网的网眼的“纲举目张”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要举起了纲（即基本原则），目（即政策）就会自然张开。

对此赵紫阳征求了实权者邓小平的意见。邓氏批判了“纲举目张”的理论，并认为 1986 年以后的风波（资产阶级自由问题和胡耀邦倒台）不应该影响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路线。

赵紫阳代理书记领会了邓的意思后，在 5 月 13 日召开了党中央宣传部门干部会议。他强调了邓小平指示的精神，对保守派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提出了反驳，阻止继续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把在胡耀邦总书记时代时，“实事求是”与“四项基本原则”冲突以至于出现恶性循环的那种状况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被任命为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得在马上召开的第 13 届党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而负责党大会“政治报告”编写工作的一直是像邓力群、胡乔木等一些“原则派”的理论家们。这权力怎样能移到“改革派”手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给中国现状定位

赵氏在 87 年 3 月下旬就准备在第十三届党大会上提出的基本方针去征求过邓小平的“批准”。他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构想，并向邓请示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准备在 5 月初写出大纲，到 7 月为止完稿，然后在北戴河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审议。”四天后，邓发出了同意的“上方宝剑”。

于是，赵紫阳组成了有十九名改革派参加的智囊团，开始了给中国现状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起草工作。他认为如果把这个提出来的话，可以对几个重要问题作出根本的回答。

第一，对中国实际上所处于的历史阶段的认识。第二，纠正文革路线的 78 年末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革路线从即以后，选择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在赵紫阳的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想从这个阶段跨越过去的人可以被认为是“左”倾，相反，无视社会主义的人就可以被区别为“右”倾。

中国曾说过“文革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形式”，与那时相比的话，赵的理论就成了一种大大后退了的理论。但在中国存在着不得不正视的现状，这是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封建社会灭亡后资本主义社会随之到来，等到资本主义开花、成熟、腐败以后，再是社会主义的到来。

但现实是，包括中苏两国在内，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又建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一个还没有。因此，赵紫阳强烈地感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努力吸取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取得的成果，就无法跟上世界的局势。

第十三届党大会的意义

第十三届党大会于 87 年 10 月 25 日开幕，于 11 月 1 日闭幕。这次大会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①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党的基本路线，即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

②通过了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根据。

③为了能使经济体制改革彻底进行，决定了以党政分离、权利下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

④第一代革命元老们退居二线，中央领导班子明显地年轻化。

在这次大会以上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认识到中国的现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这一点全世界特别关注，“中国真要变了”，大家表示了广泛的好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主要精神是：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步；第二，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从建国（1949 年）开始算起，最少也得持续一百年，到 2050年以后才有可能到达现代化社会主义阶段。

这个论断，与一直坚持的快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完全不同，可以说是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

这个新的认识马上就在下面三点上在政策上反映了出来。

第一，在以有国制和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存在。而且，私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得以保护。

第二，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可以实行多种分配方式。一直被批判为“剥削形式的收入”而遭到禁止的利息、股票、经营者的风险报酬、个体企业者的经营收入等都得到公认。

第三，受初级阶段这个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的制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逐步进步改革也得以正当化。

88 年曾一时引起热烈讨论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革命元老们的退居二线与邓小平

这次大会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革命元老们全部都从一线上退了下来，实现了党中央领导班子的年青化。但是，如果把在此大会闭幕的下一个月即 11 月 2 日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所产生的新的主要班子一起来看的话，就可以清楚看到，一方面年轻化和改革派的进出很突出，但另一方面元老们的威信和影响力还仍然很大。

党大会的最高领导班子的人事，像邓小平、陈去、李先念、彭真等革命元老们是否会完全退下来，一直受到人们关注。其结果是，邓小平以下的第一代革命元老们不但从党中央政治局退了出来，而且还不当中央委员，成了一名普通的党员，使得最高领导班子实现了年轻化。但是，在第二天即 2 日的一中全会上，修改了党章，并增设了新的机构，邓小平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原则派的”革命元老之一的陈云则任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邓、陈两个人没有完全退下来，被称为“半退”。对此，11 月 5 日报道说，邓小平曾说了“想在头脑还清楚时退下去”，并透露了邓要在不远的将来从所有的职位上退下去，对没有马上退下去作了解释。

据说，这种安排是根据新上任的总书记赵紫阳的提案，而进行的“秘密决议”，即，邓小平即使不当中央委员了，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终决定人物，今后在重大问题上都要倾听邓小平的意见。

在 13 届党大会的中央委员选举中，保守派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书记处委员邓力群落选了，被放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样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就由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 5 人组成，赵紫阳和胡启立两名“改革派”也就掌握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权。由于赵紫阳总理由代理总书记正式被任命为总书记，11 月 4 日李鹏副总理被任命为代理总理，88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任命为总理。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后，作为改革开放新的尝试，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他在 13 届党大会后，曾 3 次对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进行了视察，他看到了在这些地区近郊农村的工厂及乡镇企业实行的承包制和效率化进行得很顺利，其结果都超出了他预料以外。

88 年 1 月下旬，赵紫阳总书记提出了这个战备，并指出：“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非常好。特别是，外国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引进外资、依靠出口获得外币也进展良好。大量的事实证明，只要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今后一段时间里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会更加一层楼。

在他的脑子里，早已有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王健副研究员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为此提供了基础。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构想：让中国的沿海地区也参入到所谓的雁行型经济发展去去。雁行型经济发展（即重层的追迹关系）是指 NIES （即亚洲四条龙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在追赶由于扩大了与美国的贸易而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而四条龙的后面又有亚太组织各国在追赶。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在 2 月 6 日的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决定开始实行的。具体内容是要在沿海地区发展面向海外的劳动集约型产业。其主要任务由乡镇企业担任，沿海地区的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大量进口，大量出口。这样使得沿海地区经济转为外向型。所谓的“两头在外”，是指原材料的调配和产品的销售都依赖国外市场。根据这个战略精神，决定了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价格改革失败而导致的考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及接下来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大陆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改革、开放气氛之中，投资和消费都出现了过热现象。88 年的投资本来预定要减少 9.8%，却增加了 20.2%，工资总额增加了 23.8%，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 27.8%。同时，零售物价的上升率创记录，达到 18.5%，货币流通量也增加了 46.7%，使得通货膨胀更加厉害。为此，中国各地出现了流通及出口部门用高价竞相抢购粮食、棉花、茧丝的“大战”现象。一些不法投机分子、官僚掮客乘机活动，群众对这些腐败现象目不忍睹。

在这种情况中，88 年 5 月实权者邓小平正式提出了要进行价格改革。赵紫阳总书记的智囊团进言给赵，应该首先解决通货膨胀后搞价格改革，但赵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而是把价格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同年 8 月，价格改革刚一发表，各地就出现了包买的混乱现象，经济调整已迫在眉睫。但经济调整的主导权是由李鹏、姚依林等保守派掌握的，赵紫阳总书记由此也失去了智囊团对自己的信赖。

不适时机的价格改革所带来的失败，使得曾为“改革开放”提出了非凡发展战略的赵紫的前途，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巨大的冲击——天安门事件

1988 年的经济过热以及在此期间断然实行的价格改革，使得通货膨胀更加恶化。物价的突飞猛长引起了城市居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给此火上加油的是，还有“官倒”的恣意妄为，干部利用特权的腐败现象等。知识分子和机关工作人员，由于经济改革，他们的收入一时跟不上去而非常苦恼，另外，政治改革也没有什么具体进展——对“法治”的失望感越来越大。

要求民主化的运动日益高涨

在这种局势下，出现了以民主化运动来打开这种局面的现象。89 年 1 月 6 日方励之发表了“给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魏京生。2 月 13 日，北岛、陈军等 33 名知识分子发表了“公开信”，要求在建国四十周年以及“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进行大赦，释放政治犯。3 月 8 日许良英等四十二人，24 日戴晴女士等人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公开信”。

要求民主化的运动以 4 月 15 日胡耀邦前总书记逝世为契机，急速地高涨起来。北京各大学召开了胡耀邦的追悼会。要求给予回复名誉，后来又出现了批判党和政府的大字报、宣传口号、花圈等，16 日开始出现了示威游行。18 日，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请愿游行后，要求与李鹏总理对话，并试图冲进新华门。20 日北京大学成立了“高校联合筹备委员会”，宣布废除以前的学生会。21 日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新的组织，23 日成立了“高校执委会”。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学生们聚在天安门广场收听了实况报道。听完后学生代表提交了请愿书，要求会见李鹏总理，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抗议政府的呼声更高，很多大学的学生开始罢课。对此现象，实权者邓小平在 25 日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断定“这不是一般的学生运动，而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第二天即 26 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动乱”还是“对话”？

4 月 27 日学生组织交换了战术。打出了“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口号，原来的“打倒独裁政府”也换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三万人左右的队伍从大学区出发向天安门广场走去，继续要求“对话”。

这支请愿游行队伍成功地突破了公安当局设的封锁线。这天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使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29 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会见了由北京 16 所大学组成的学生组织“北京市高校自治会联合会”（即高自联）的代表。但《人民日报》4 月 26 日社论所坚持的立场并没有让步。

为此，“高自联”在 5 月 2 日又以四十多名大学生的名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要求对话的请愿书，并要求 3 日中午以前给予答复，但 3 日上午何东昌副主任及其他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拒绝”对话的答复。

在第二天即 4 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度总会上，赵紫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对学生行动表示了理解。学生方面对进行对话的期待感由此高涨，而且出现了停止罢课重回课堂的迹象。

学生们选出了对话代表团，在 6 日又向人代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党中央提交了请愿书。但由于迟迟不予以答复，学生们准备进行绝食示威，13 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示威活动。

为了历史性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书记将于 15 日访问中国。当局很重视事态的发展，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等人从 14 日开始与学生进行了对话并要求停止绝食示威活动，但没能说服学生方面，绝食者中已开始出现有人昏迷。由于戈尔巴乔夫的访中，新闻媒体从世界各地涌向北京，在他们的注视之下，广大群众也参加了进来，举行了支持学生们行动的示威游行。17、18 日两天出现了号称“百万人示威游行”，中国国内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非同小可的程度。

赵紫阳在党的领导班子中孤立

就在天安门广场被学生的大队伍“占领”的同时，16 日上午举行了中苏两党首脑会谈，为长年以来两党的对立画上了句号。会见戈尔巴乔夫书记长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日下午，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他指出，在上午的会谈中，中苏已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时说到，“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有必要请邓小平同志掌舵。”虽然，这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但把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公开出来还是第一次。

赵的这个讲话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引起了极富敏感的反应。党、政、军的干部们领会其含义是，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希望对学生的要求民主化的运动采取柔软路线，但没得到邓小平的许可。当天晚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学生运动的对策。

赵紫阳总书记在会上提议对学生实行让步对策。并指出要承认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立场是错误的，就那篇社论，尽管自己正去北朝鲜访问了，但允许其见了报，自己也责任。

但是赵的提议遭到了常务委员会多数的反对。就学生运动的对策，党中央领导层内出现了分岐。

在 17 日以后游行队伍中，党的直属机关及国务院也有不少干部举着所属单位的旗帜加入了进来。这天也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赵紫阳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还是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实权者邓小平支持多数人的意见，并决定北京一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戒严令。

19 日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李鹏总理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宣布实行戒严令，赵紫阳总书记拒绝出席那次大会，没有参加。

学生运动的颓势和急躁

5 月 20 日上午 10 点开始实行戒严令。示威游行人们为了阻止戒严令执行部队的前进，用二百二十辆公共汽车组成路障，封锁了主要的道路。绝食已经停止，原来的“高自联”也由“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代替了（后又称“广场保卫指挥部”）。

23 日成立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后来由“外地高校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工人纠察队”等组成了“首都各界联席会”。改革派优秀人才占多数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公司、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等单位的领导人也积极参加了支援活动。

在这种局势下，在实行戒严令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声势确实还很大。23 日还举行了要求李鹏总理下台的“百万人示威游行”。但是 28 日在北京举行的迎合“全世界华人示威游行”的游行只有两万人参加，由于上面的压力而有一种危机感，运动开始出现了孤立化。学生运动的指挥组织不断更换，没有形成一个持久的指挥中心，运动的主导权不是北京，而是由地方上京一些人的感情上的急进主义所驱使。

30 日，高达 5 米的“民主女神”像竖在了天安门广场，6 月 2 日候德建（台湾的一名歌词作者）、 刘晓波（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师）、 周舵（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 高新（《 师 大周报》前总编辑）4 人开始绝食。但是，运动已明显开始出现颓势。

军队开枪出现流血的惨景

这期间，曾有人提出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作为撤除戒严令的有力手段，这引起人们的关注。到 5月 24 日有三十八名常务委员签了名，后增加到五十七名。这个数字已超过了包括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在内的一百五十五名成员的三分之一，使得戒严令的实行出现危机。

当时，身为委员长的万里不在北京，他在访问地加拿大讲到对民主化表示理解。但 25 日他知道了人大内部的紧急情况，到了上海后，不知为什么没有飞北京，而是留在了上海。万里是一位改革派的重镇，又极其亲近邓小平，他的决定很令人关注，但他在 27 日还是发表了支持戒严令的书面讲话。这样，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签名运动也宣告失败。

戒严部队确认，从 6 月 3 日拂晓起首都发生了重大反革命暴乱，于是在下午两点半向首都周围待命的各方面部队发出了“紧急出动命令”。各部队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发生冲突最厉害的西线（即西长安街方向）有人开枪，以至于出现了流血的惨事。

戒严部队从 4 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开始到达天安门广场，原计划在凌晨 4 点半前控制并清理好广场，结果用了约三十分钟就完成了任务。最后留在广场上的几千名学生，由候德建、周舵等人与军队方面交涉后，都安全地离开了广场。

由于戈尔巴乔夫访华结束后还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访媒体留在了北京，他们的“采访报道竞争”使得当时来自北京的报道急速地白热化，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有的通信社甚至报道说死者超过五千人，使世界都为之震撼。尤其是，解放军对一般老百姓开枪的那些逼真的镜头以现场转播的形式送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这种冲击之大，在人们脑海时留下了无法抹掉的印象。

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是在过了很久以后才大白的。李鹏总理对在同年 9 月访问中国的访华团团长伊东正义提到，镇压“暴乱”时的死者人数为三百一十九个。

邓小平对事件的分析和指示

天安门事件的镇压后，马上开始了对“暴乱策划分子”的追究责任。6 月 11 日对方励之夫妻（他们俩在 5 月已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要求了保护）、 13 日对二十一名学生领导人、25 日对七名知识界人士在全国先后发出了通缉令。同时对新闻报道有关部门、社会科学院、一些大学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处分。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 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局局长的更换（6 月）、 香港《文汇报》社社长的免职（7月）， 北 京 大 学 校 长 及 文化部部长王蒙的更换（8 月）， 等等。

6 月 9 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对他们在镇压中所付出的辛苦进行慰劳。

同时，就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教训，以及今后的基本方针，作了以下的指示。

“这次的动乱，迟早是要发生的。这是国际的‘大气候’与国内的‘小气候’交织而至。我们有了经验丰富的革命老干部使得我们能对付乱子。”

“这次事件的发生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战略目标是错的。四项基本原则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我们没有一直坚持，在教育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做得极其不够。”

“今后怎么办？我们要连续坚持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个别的地方说法也许不些改变，但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会变。”

6 月 23 日和 24 日两天召开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了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赵紫阳由于“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撤消了总书记以及党内的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

“ 就是万一天塌下来，也有胡耀邦和赵紫阳顶着，我们放心。”

这是实权者邓小平在 1984 年 3 月与日本的中曾根首相（当时）会谈时说的话。但富有讽刺意思的是，把两位都培养成了总书记的实权者，又自己亲手把他们俩给免职了。

尽管如此，邓还是一位在艰难困苦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久经百战的经验，站在巨大中国顶点的超人，他如同一只不死鸟，政治上曾三起三落。在这漫长的转换时期中，他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发展，他将会把中国引向何方？人们都刮目以待。

在美国听到的对祖国的思念

1989 年 6 月 4 日的“天安门事件”给全世界极大的冲击。对笔者来说，也可以说是晴天霹雳。本希望的“斗智而不斗力”彻底地成了泡影，只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精神也几乎要崩溃。中国就这样从此没有“希望之光”了吗？不，一定不会，我心里这么想。

香港极强的恢复力

在当时的情况下，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连接中国大陆和外边自由主义世界的重要据点——香港的反应。也许是善有善报吧。“天安门事件”的十天后，一位屈指可数的香港要人来到了日本。这就是我从当特派员时候起就很熟悉的香港政厅的廖本怀地方行政长官。

第二天即 6 月 15 日，我马上就去拜见了他。他一开口就说道，“尽管最近的局势是这样，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关系会变坏。”他接着说。

“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令人感至震惊，这一点是无法掩盖的。天安门事件的第二天即 5 日，股票价格下跌了 25%，充分表明了冲击之大。但这几天股票价格指标的恒生指数正在慢慢地回升，另外对香港币的对换率也没感到任何压力。”

“特别要强调的是，现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相互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外币收入的 25%到 40%是由香港提供的，中国对外贸易大约有 70%是直接与香港或经由香港 而进行的。同时，香港许多加工业也靠在中国搞转包加工，仅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 2 百多万人直接或间接受雇于香港企业。”

“香港在过去曾历经过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以及中英谈判期间对香港前途不安等困难时期。每次，它都显示出了极其强的应变能力和恢复能力。这一点望仔细观察，并希望日本美国对香港能有更多的投资和经济合作。”

“现在，西方先进诸国似乎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就基本人权问题对中国制裁也许有其道理吧。但这种外来压力有多大效果，那就不得而知了。就我来说，是希望中国能冷静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尽早恢复到原样。”

对我这个曾两次在香港学习并采访过的人来说，廖先生的一席话使人感到不乏其说服力。

二十二年后重访美国

但我并没有计划要去中国大陆。由于“天安门事件”而被当局驱逐出境逃到欧美一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及接受这些人的当地的中国侨民，他们是怎么看北京的那场流血事件的？他们对“祖国”的前途寄与怎样的期望？这些倒是我非常想知道的。

这时候即 7 月初从洛杉矶寄来了一封邀请信。这封信是以《中国了望》（“China Watcher”）而著称，并在美国拥有采访据点的香港半月刊杂志《百姓》的陆铿社长寄来的，（ 此杂志现已停刊）。 邀 请信说 7 月22 日将是陆社长的七十大寿之日，届时准备在洛杉矶南部的一所具有现代化风格的大寺院“西来寺”里举行庆贺大会，希望我能去参加。

当时，我在东京总社的国外通讯部是负责中国及亚洲问题的编委成员之一，同时，还担任朝日新闻面向美国的卫星版的编辑工作。我跟同事们说了陆社长的邀请信之事，他们都劝我说，“一定得去。我们非常想知道我们卫星版的对象以及读者的反应，逃到美国去的那些中国人的情况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也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一直以中国为主在亚洲各地采访，这次去美国是自 1967 年夏天第一次访美以后，相隔了二十二年的第二次。

著名教授批判武力镇压行为

7 月 21 日，陆铿社长亲自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来接我。第二天在西来寺的大会堂里举行了诞辰纪念庆贺会，来自各地的友人有五百多人参加。令我吃惊的是，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当时任民主同盟副主席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的千家驹教授（当时八十多岁）也在场。另外，由于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而受到停刊处分的北京的一家杂志《新观察》的总编辑弋阳也是来客之一。

千家驹说“我是以学术交流，探亲访友的目的来美的。这两年一直在香港临近地区深圳经济开发区埋头搞有关改革的研究，没有参加这一连的民主化运动。”但他接着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并说“对用武力来镇压学生运动我是反对的。”“ 希 望 中 国领导人能顺应社会舆论尽快停止对运动参加者的逮捕和追究，解除戒严令，安定民心。”

弋阳女士说她是作为中国文化人士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到美国访问的，在调整回程机票的时候，下了戒严令，回程日期只好等机会了。她说：“共产主义必须理解人道主义才行”，对用武力镇压民主化运动进行了强烈地批判。

台湾高僧提出要气度宽宏

有一点意味深长的是，这些著名的教授和知识分子都在西来寺的星云大师的身边聚集一起。这位星云大师是一位在台湾拥有近百万信徒的高僧。国共内战时期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高雄郊外创建了临济宗的佛光山寺。此寺被称为世界佛教界十二个圣迹之一。洛杉矶的西来寺，也花了近十年功夫才告以建成，是西半球屈指可数的大寺院之一。

星去大师本人在那年曾率领了一个“佛教弘法探亲代表团”（一行七十二人）从 3 月下旬开始在相隔了五十年后中国大陆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在家乡扬州，他的母亲大人还健在。在北京他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先念、国家主席杨尚昆（两人都是当时的职务）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对我要求采访的希望，星云大师欣然答应。对回中国后发生在天安门周围的惨事，他多次说到“还有许多没法说”，“希望共产党政权能更宽宏的气度。”对来自其它国家的要求对中国进行制裁的呼声，他说道，“应该理解，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是装有对中国的期待和爱护的心意的。”

大师强调说，“中国大陆和台湾应该朝着和解和统一方向努力。”其前提条件“大陆方面应该向国内外宣布把台湾海峡作为‘和平地区’，”另外，大师还提出了以“同等的立场”进行谈判的见解。他反复多次说，希望中国最高领导层能允许并尊重“异己的存在”。

用非暴力行为实现民主化

正值我访美期间，从 7 月 28 日开始连续三天在芝加哥的耶利诺依大学召开了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在美国各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每所大学推荐两名代表参加大会，另外，还有来自加拿大、香港、台湾、日本、法国、西德、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关心民主化运动的人士参加。

作为特别来宾坐在台上的那些人当中，天安门事件后逃到国外的那几个人显得格外突出。他们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北京各大学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前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前北京市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北京学生对话团负责人沈彤，等。

在一千多人的气氛热烈的会场上，吾尔开希致开幕词。“能参加这样历史性的大会，感到荣幸”，“这次大会是希望的开端，团结的开端。”被称为是民主化运动理论家的严家其指出，文化大革命与这次民主化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文革中提出的“打倒刘、邓”的口号，使得权力向毛泽东集中，而这次在民主化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批判邓小平”现象，则在广大的范围内使得中国人民对民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长期以来由统治中国历史的最高领导人来作“一言堂”的时代马上就要结近尾声了。

大会对当局向北京那些要求“爱国与民主”的学生、工人、以及一般群众用武力进行镇压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在分组会上，就是否要把即将成立的这个新的组织以与中共对立的形式取命为一个政党的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讨论。

但最终决定这个新的组织为“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并在通过的宪章中指出，此组织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促进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人权与法治的“协调性的组织”。对此，三分之二的人投了赞成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半数表示反对，另外半数表示弃权。这样，这个政治色彩淡薄的联合会组织就成立了。

目标是与国内同胞携手

在这次大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物之一，加州大学（巴古列分校）的化学博士黄升育说，“这次大会使我们学到了民主、秩序和团结，是一个成功的大会。”另外，他还指出，“有些人提出要结成政党与中共抗衡，而且不惜使用武力手段，这种主张，目标过高，不切实际”，今后在理论研究工作委员会上要继续进行探讨，“使此组织能成为一个与国内同胞保持一定的联系的海外留学生及学者的组织。”

大会期间还展出了以“天安门事件”为题而设计的近二十种图案的抚恤衫，参加者们一下子就抢购一空。

例似这样的活动在美国拥有最大“唐人街”的纽约市也连续举行。天安门事件后成立的“中国人团结会”的会长陈宪中（一家印刷公司的社长）说，“那次的惨事对不问左派、右派、中立派，即所有的中国人社会给予了对团结的希望。在年长的保守派在世期间，要实现民主化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但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尽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努力。”

在华盛顿，我有机会与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时报周刊的社长）进行了会谈。他说，“北京的那次惨事给美国整个社会很大的冲击。”另外，他指出，“由美方主动提出，贝卡国务长官在巴黎会见了钱其琛外交部长。在人权问题的同时，地政学的国际战略也开始隐隐可见了。”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预定今年秋天去中国访问的原美国大总统尼克松和原国务长官基辛格一行将会受到关注，为此北京方面也许有必要研究采取一些缓和措施，比如“解除戒严令”等等。

寄望于华人社会的智慧

到 8 月 5 日的半个月时间里，我奔波采访在盛夏的美国。这个国家自身尽管有各种问题，但它向外国人提供着“自由”这么一个珍贵的舞台，使我对这个国家宽宏有了新的认识。在这儿，我有机会见到了在有限的点线上，述说对“祖国”思念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在中国人社会的人们。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来自希望在中国大地上能实现自由和民主化的人们的呼声，尽管他们的党派，地区，性别，年龄等都不同。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希望这种实现是通过非暴力手段，同时他们还强烈要求中国领导人能具有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宽宏气度。

在这点上，使我收获较大的是跟像黄博士这样的人的谈话，他在文革期间在中国渡过青年时代，改革开放后又在美国求学搞研究。另外与一起希望中国大陆与台湾能和平统一，云游世界的星云大师的拜会，也使我受益非浅。在这里，使我们窥视到了中国人社会的那种柔韧而坚强的智慧的一面。

还有一个收获是没意想到的。在芝加哥郊外，我有幸见到了从二十二岁起一直担任已故毛泽东主席的主治医生（直到毛去世）的李志绥博士（当时 69 岁）。 那 次 采 访 报道后回到日本，在同年 8 月 14 日《朝日新闻》的晨报上登载过。后来连同以后几次采访报道一起，登载在《月刊 ASAHI》（ 12 月号）杂志上。

李博士后来写了《毛泽东的私生活》一书，一举成名，但不幸的是，不久就去世了。在这儿，我只能祈祷他安息了。

克服冲击探求共存

“北京表面上已完全平静下来了，我一边看着那些丧气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边努力地学习。”——1990年元旦。这是从日本去中国留学、由于天安门事件所受的巨大冲击，而对中国失去了希望的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写给我的贺年片上的一句话。贺年片上还写道，“在生活方面有这儿独特的‘规章’和惯例，有许多是到这儿后才知道的，这使我再次领会到了留学的益处。”

祸中有福

这张贺年片使我产生一种“祸中有福”的感觉。

北京中心地区的戒严令在 1 月 11 日宣布解除了。这是自那次震撼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七个月以后的事。以此为契机，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先进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朝改善的方向发展。

关系改善的征兆在 89 年秋天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中以及 12 月 9 日布什大总统的特使派遣等节目中可以看出来。中国方面在每次迎接美国的来宾时都是最高实权者邓小平、总书记江泽民，以及总理李鹏等全部出来欢迎接待。这不但使由于美苏和解、东欧改革而仅剩下来的美中之间的关系得到修复，而且也是就亚太地区的发展战略进行对话的难得良机。同时为了表示中国国内局势“安定化”，也就解除了成为改善关系最大障碍的戒严令。

但尽管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缓和，可民间的关系改善却并非易事。电视里解放军朝一般民众开枪的镜头给许多日本市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们对中国的一腔热情遭到冷水透浇。他们对与中国采取了不同行动的东欧以及苏联的民主改革产生了好感，对“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动向，总有一种抹不掉的后遗症之感。

实际上，日本去中国的游客一时猛跌，一些从事日中关系的旅行社是一愁未展。一些大商社对中国的将来深感不安，提出要缩小对中贸易范围。学汉语的人数也一落千丈，而学俄语和德语的人却开始增多。

注视台湾和香港的动向

我认为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我一直注视着海外的中国人、华侨和华人社会的动静。因为我总觉得，对中国的动向要有独特的方法才行，那就是不能光靠“脑子”去分析，得靠“身体”亲自去体验感觉才是。台湾人和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动向是怎样对付的？我很想亲眼去看看。

90 年 3 月中旬我去台湾、香港及中国本土一共转了两个星期。

“现在台湾正掀起第二次大陆热哟。”——到达台北的那天晚上，一位在一家大型旅行社工作的旧交对这么说。

“去年 6 月的天安门事件确实是冲击很大。但去大陆的游客也就低迷了不到一个月，大家都已确实感到那样的事件不会再容易发生了。去年游客达到一百二十万人次，是前一年的近五倍。”

正式的数字据说是五十四万人次。大陆旅游路线不仅有公认的途经香港的，令人意外的是更多的人是先去菲律宾或新加坡等国再进中国。

前一年西方先进诸国的访华游客大幅度减少。其中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日本，只有三十五万八千三百人次，比前一年减少了四成。与此相比，两年半前还规定“访问禁止”中国的台湾，去中国的游客一举超过了日本。

第一次的大陆热是在 87 年 12 月，当时正值解除了不准民间人到中国本土探亲访友的禁令的时期。后来，一般老百姓的观光旅游业实行了自由化，游客有所增加。那些希望找到生意机会而去大陆的中小企业的“老板”使得大陆旅游热越发高涨。台湾的中小企业之多，正如人们所说的“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碰上社长。”据说，这些人多数以上已经去过中国。

现在台湾的外币保有值在世界上都可称数一数二。但好的景气和金钱过剩现象招致了向土地和股票投机，成本上涨。另外，再加上台币升值，住民要求保护环境等一系列内外压力，一些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不是不向海外转移。这样，成本只需台湾十分之一的中国大陆就成了寻找新的出路的绝好机会。

财界巨头秘密访华

“给新的大陆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台湾产业界的巨头，台湾塑料集团会长王永庆对中国的访问。七十五岁的王永庆靠自己艰苦奋斗而举世成名，被称为台湾的松下幸之。”

一位熟知日本情况的报社的朋友这么说。以调查投资环境为目的的王会长的大陆访问在极秘的情况下进行的。但 90 年 1 月底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中国时报》从第一版到第二版以头条新闻公开了此秘密，给台湾全岛极大的冲击。

报道说王会长透露了，中国方面的领导人表示①在大陆办工厂所需投资总数的三分之一将愿意贷款，在税率方面也将采取优惠政策；②考虑到天安门事件后海外的反响，大陆方面本着反省之诚意，努力改善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意味深长的是，就王会长访中之行，著名月刊杂志《天下》在 3 月刊上专门发表了题为《询问千所大企业》的专题报道。

就“你对王永庆访问大陆怎么看？”一问，21.5%表示“很有价值”，69.2%表示“能够理解”，实际上，表示肯定的达 90.7%，而表示否定的只有 5.7%。

对“台湾塑料对大陆投资将对台湾的产业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一问，62.8%回答“海峡两岸结合其长处将对台湾产业带来新的发展。”但也有 27.6%担心“台湾产业会出现空洞化。”对“政府是否应该允许向大陆直接投资？”一问，70.6%表示“应该允许”，远远超过了表示否定的 9.5%。

“民间将牵着政府的鼻子，渡向台湾海峡两岸”——当时台湾媒体这样的报道很醒目突出，他们强烈要求对大陆政策有新的展开。

迂回战术才是贤明之道

但要改善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在政治上要克服的障碍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这一两年来大陆方面一直警戒的台湾在搞的“弹性外交”。台湾方面本着自己的经济实力，扩大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实务关系，在外交方面也开始发挥其独特性。同时，还努力争取已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意欲满怀地要收回失地。曾一时只剩下二十二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一下子又增加到了二十七个。

台湾的这些动向大陆方向认为是台湾想搞独立而展开的，对此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并表示，中国一方面希望和平统一，但另一方面不放弃“行使武力”的权利。

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在维护其存在和正统性，“弹性外交”并不是什么搞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的行为，并且反驳说，大陆方面一边对台湾采取怀柔政策，一边企图使台湾在国际上孤立化。

努力打开这种僵直状态的主要是那些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经济界人士。

“老把政治打在前面，就会走进死胡同。扩大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才是解决海峡两岸纠纷的贤明之道。”

在台北见到的一家电子公司的社长这么强调说。

要求继续实行“改革”的香港

与隔着海峡的台湾相比，土地连在一起的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就更直接得多。许多朋友对前一年 6月 4 日的天安门事件都是感到“恐怖性的冲击”。另外对 1997 年香港主权要回归中国不少人是在不安中观望着。

“到六·四前一切本来都很顺利。但那个事件使得人心都散了。”

一位两年半没见到的老知识分子这样述怀道。

其中一个象征性的例子是天安门事件后对与中共中央公开唱“反调”的左派报纸香港《文汇报》李子踊社长的处理。党中央撤除了李社长的职务，从北京派了一位新社长来收拾局面。结果，同报社就分成了“继续留任”和“退出报社”两组。我见到了我一位在这报社工作的老朋友，他是顾虑最近的动向而“继续留任”下来的，是一位骨干记者。他说，“我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继续下去抱着希望才留下来的。

但那些退出报社的人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有机会，还希望与他们一起工作。”

牢牢抓紧政治思想工作的党中央的首都北京“改革开放”最前线的大陆南大门香港之间毕竟有不同之处。在香港即使是左派性的报纸对改革派和民主派的顾虑还是很深的。

另外，香港还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国际都市，要求安定繁荣的愿望极其强烈，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

“性急地搞什么民主化或要求权利，只会是破坏安定繁荣，鸡飞蛋打，一无所得。香港的生存与中国大陆、特别是南部的深圳经济特区及广东省的动静是息息相关的。”

亚洲最大的儿童玩具制造业、开达实业公司的丁鹤寿会长这么说。他前不久一直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会长，声望很高。

“仅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就有一两千多家公司、约二百万人的中国企业和工人在为香港企业组装各种产品或进行委托加工。这种牢固的依赖关系即使在天安门事件后也没丝毫松开过。这是显示香港与大陆相互依存的铁的证据。”

丁会长的话铿锵有力。光开达实业公司在深圳经济特区就有两个工厂，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四个工厂，有一万两千名大陆人在这些工厂干活。

我从香港到深圳经济特区，参观了蛇口地区的一个工厂。近两千名年轻的女工有的在组装各种儿童玩具，有的在专心检查成品。深圳大学有六名学生正好来这儿进行技术实习。

希望周围各国的协作

“这一年来最令人不安的是‘智力外流’的问题。前年约有四万人、去年有四万三千人，今年预测会达到五万五千人左右。”

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苏泽光专务理事很有把握地说。但他接着指出，①香港本来移民海外的就多。到 1986年的 10 月间，每年平均有两万人移住到加拿大、美国及澳大利亚；②一旦移住到海外的香港人每年有一万人前后又回到香港继续自己的事业和工作。

“最重要的是香港本身要成为有魅力的地方才行。为此，目前正在计划在香港岛西侧的大屿山建设拥有两条飞机跑道的新国际机动来代替过密的启德国际机场。另外，还要扩充港湾设施，修建道路和桥梁。”

香港政厅的宣传担当官员一边向我展示模型一边这么说。

“这项大型工程总额达一百六十亿美元，工期要十五年前后，1997 年以后还要接下去。”

实现这样的计划，香港人强烈希望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继续下去，日本、美国等先进各国能予以投资和协作。

现在一般的说话是在香港在住的日本人有一万三千，日本企业在一千家前后。但一家对实况调查熟知的人才派遣公司说，日本人有近三万人，日本企业有一千六百家。

我在香港逗留期间，正赶上香港贸易发展局主持召开的欢迎深圳经济特区代表区的招待会。到会的除了日本及欧美各国以外，还有来自韩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各国的企业代表及政府有关人员。香港贸易、金融、情报、房地产各界的代表也参加到会。

这一连的动向使我感到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这“两岸三地”尽管有矛盾和对立，但都呼吁外部世界的协作，并在探求一条确实的“共存之道”。

第十四章 实权者邓小平最后的挑战

从新闻记者转当学院院长

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一角之行，是我作为新闻记者的最后一次采访。1990 年 5 月 1 日，我转任当了朝日中国文化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是朝日新闻社系统的企业下面的一个所属单位。

当时日本受“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还很深，学汉语的人急速减少。我赴任的学院也不例外，最多的时候曾达到近三百五十名学生，结果减少到两百四十名，学院面临经营不下去的危机。

在学生激减的情况下

在我心中有一种默默期待的东西。到学院赴任前在最后那次采访中所感觉到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那种确实的“对共有的探求”就是支撑我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想，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让那些优秀的工作人员和讲师齐心合力，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使学院继续下去吧。从我内心涌起一股执着热情。

就任后我给一些关系亲密的前辈、同事和朋友发出了这样一封“致敬信”。

“敬启

和煦芳芳，谨祝各位日益健康清祥。

小生在任新闻记者后第三十五个春天，于 5 月 1 日被派赴任朝日新闻关连企业之一的朝日中国文化学院。

小生历经浦和支局、山形支局、东京总社的社会部，于 1962 年夏天移调国外通讯部。从那以后二十七年来，先后任新加坡、北京、香港各支局局长和亚洲总局局长，一直从事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问题。

结束记者生涯，乃是百感交集。但新的工作与小生一直从事的事业有一种深不可解之缘的感觉。似乎有不少人对东欧及苏联的民主改革越来越关心，同时又无法抹掉“天安门事件”给中国动向留下的后遗症。在此情况下，朝日中国文化学院的命运将面临极其严峻的现实。

但小生坚信，日本和中国的友谊将会克服任何障碍，新颖的气息必会复苏。

本学院就位于那“汽笛一声到新桥”的、有着历史性意义的蒸气机车的新桥站前广场“新桥新大楼”的八层。

敬候各位随时光临指导，恭听各位高见。

1990 年 5 月吉日”

努力备战的巷间“名门学校”

朝日中国文化学院是朝日新闻社全部投资的关连企业（株）朝日兴发下面的一个所属单位，成立于 1981年 4 月。学院只有三间教室（现在有五间）和一间事务兼教员室，小巧整洁，在全国近两百七十所汉语民间教育机构中，是前三名内的巷间“名门学校”。

此学院的特点是为满足学生的不同要求，分别开设了不同水平、不同时间的各种班。有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整天上学的两年本科班；有面向无固定工作、家庭主妇、及退休人员的下午班；有以上班族为对象的、上班前 7 点半到 8 点 45 的早上班；还有为下班后学习的人开的晚上 6 点半到 8 点半的夜间班。

除本科班以外，其它班级都是以实用汉语为主，时间为六个月，分初级、中级和高级。另外在本科班上面还设有一年制的学业科目，在六个月的实用汉语班里设有丰富多样的应用、研究科目。其它还有难度较高的生活会话、日译中、时事问题及文学作品的阅读等课，内容多彩多样。还有利用周末而开的周六讲座。

以上是普通话班，另外还有广东话班、打字机特别讲座、个人授课、翻译业务等等。广东话班还有独自的函授讲座，很受欢迎。

独特的讲师和学生

讲师由日中双方一些优秀的老师三十七人左右组成，七成以上是中国人。人才济济，他们都是在中国一些有名的大学或研究机关修定了历史、语言、文学、经济、医学的，日语也都呱呱叫。

学院的学生也很独特。本科班里有高中毕业后，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利用“朝日奖学金制度”一边送报纸一边艰苦学习的年青人。还有由于无法应付中国人的急病患者，而想掌握汉语的护士。有在夜校高中教授日本残留孤儿归日子女的老师，有被《三国志》着迷而来学汉语的女性，还有从大学哲学系退学而进入本学院的年青人。有在大学预备学校教社会课的老师，还有在退休前辞掉工作、在中国大陆骑骆驼横过沙漠、被中国雄伟辽阔的魅力所感动的人。

来早上班和夜间班学习的是一些活跃在综合商社、公司厂家、金融机关、旅行社、通信运输、新闻报道等各界第一线的人。来下午班学习的主要是一些上了年纪后想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用在中国而开始学中文的那些人以及家庭主妇，有些人在学院完成学业后而从事翻译工作。学院开始时只有一百二十名左右的学生，后来学生人数慢慢增加。特别是在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日中青年进行大规模交流的 1985 年以及提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 1988 年所开的定期讲座，学生人数达到了三百三十---三百五十名左右。

但中国在 88 年采取了抑制经济过热的政策，那年秋天的学生人数一下子就下降到了三百人以下。89年 6 月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同年秋天开的定期课程的学生减少到了二百四十人。

“光明的未来必定会到来”

景气越来越不行，使得 1990 年春季的定期课程达到最糟的程度。多年来一直是春季的定期课程的学生比前一年秋天的学生要增加 10%到 15%。但这年 4 月中旬开始上课时的学生只有二百二十人。到 4 月底终于勉勉强强增加到与前一年秋天同样的人员数：两百四十人。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学院赴任的。学院里还有人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秋天的定期课程的学生很有可能会降到两百人以下。

因为我已被内定为新院长，所以在赴任前的 4 月中旬，让我在本科的开学典礼上致开幕词。在讲话中我谈到了自己刚结束的那次采访的亲身体会。中国在外表上看起来在世界上很孤立，但在社会体制各自不同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社会里，正在开始了“共存的探索”。而且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社会也在不断加入进来。这种动向，会使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关系得以好转，我们学院的前途必定会有光明的到来。我大胆地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开学典礼上，学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本科、专科的老师们也都出席了，大家都表情认真地听着我发言。

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也有一种在苦境中逆境而上的决心。大家齐心协力，集智合谋一步一步地把学院坚持办下去。我为能看到他们这样的决心而感到无比欣慰。

中国重新打开与外界接触活动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难题，得有“天时”才行。为此，就必须确实掌握中国方面是怎样对应外界世界的，围绕着中国大陆的国际环境将会怎样推移等等。

到 90 年 7 月上旬，我慢慢地对学院的工作以及其它有影响的学院的动向有了一些了解。那时正好从中国先后寄来了两封“邀请信”。一封是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寄来的。邀请信说 8月 16 日到 20 日将在首都北京召开“国际汉语教研座谈会”，邀请我参加。另外一封是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和日本孙文研究会寄来的。围绕着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孙文，1866 年—1925 年）的思想和业绩研究，在 8 月初将在孙文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召开题为“孙中山与亚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我一定参加。

北京的“国际汉语教研座谈会”与我的工作有关，我一定要参加。“孙中山与亚洲”的学术讨论与我的工作没有直接关联，但我很想直接具体了解一下中国努力与亚洲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这样，中山市召开的会议我就利用暑假“自费”去，而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就以“公费”出差形式参加了。

“孙中山与亚洲”的会议有来自中国、台湾、日本、香港、澳门、韩国及印度等国家的一百七十五名学者和研究者参加。在整个会议中就孙文研究和中台学术交流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

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汉语教研座谈会”，除了亚洲以外，还有不少来自欧美的学者参加。会议期间还专门安排了李鹏总理招待外国与会者到中南海进行交谈。

在这儿没有篇幅去介绍那两个会议的内容。但让人能感到，天安门事件后在世界上日益陷入“孤立化”的中国，在学术和文化交流方面，正在努力争取重新打开与外界的接触。

倍受欢迎的漫画书《庄子》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去逛了一下北京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我问一位女售货员，“现在在一般老百姓中间最受欢迎的是什么书？”她马上就拿给我一本书看。那是一本根据庄子言行录而编画的漫画书，作者是一位叫蔡志忠（当时四十三岁）的台湾漫画家。

有道是“缘分不可思议”，这位蔡先生我曾在东京和台北好几次一块喝过酒，而且我还去拜访过他工作的地方。他头发垂肩，穿着朴素的布衣服，提着帆布提包，瘦瘦的中等个儿,是一位很洒脱的人。

1985 年他画的《庄子》一书在台湾一上市就成了畅销书。不久此书在香港和新加坡也大受欢迎，后又传到了中国本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在漫画的解说栏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人们的判断经常是相对的，而绝对正确的东西是哪儿也不会存在的。尽管如此，人总是依靠‘知性’来绝对地看待自己的判断。这是有着知性动物人的宿命悲剧的根源所在。要消除这个悲剧的根源，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意识到‘知性’的有限而超越‘知性’。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之知’。”

时代的潮流毕竟是从“绝对”到“相对”，从“专制”到“民主”，在不断变化的，这正是大多数人衷心欢迎的。而这个时候问世的漫画书“庄子”无疑成了人们的先导和人心所向。

“天时”终于来了

这次的中国之行收获很大。在这儿不但看到了中国、香港、台湾，而且还看到了遍及亚洲全地区之间的交流。这可真是“天时”，对学院的继续生存无疑是一股复生之春风。

不久，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兆头。中国先后在 90 年 8 月与印度尼西亚、在10 月与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 韩国开始不断对华接近，而且两国还同意相互设立贸易事务所。

中国与东南亚最大国之一、并与越南有着友好关系的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这时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柬埔寨问题带来了福音。

在这种情况下，天安门事件后一直对中国实行严厉制裁的西方先进各国也开始采取对中缓和的政策了。特别是日本，在 90 年秋天解冻了对中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二年即 91 年 1 月大藏省大臣桥本访问了中国，同年 5 月又实现了海部总理大臣的访华。

时局的巨大变动，特别是日中关系的好转，在我们这小小的学院的学生人数上也有所反映。一直担心90 年秋季的定期课程的学生人数会不到两百人，结果反而还比春季课程的学生多，达到两百五十六人。91年春季又增加到两百八十人，同年秋季竟超过了三百人。春秋两季学生人数连续增加，打破了历年来的常规。

这强有力的时局变动打开了光明的未来。使得“天安门事件”留下的深刻的后遗症得已烟消云散。

吹响“改革开放”进军号角

1991 年这一年中国一边严肃地进行天安门事件后的善后处理和艰难的政策调整工作，一边同时又重新开始改革开放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但在党内围绕着今后领导权，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一直在理论上存在着分歧。

保守改革两派之间的深刻的政策争议

“保守派”的立场是，在今后十年的时间里要保持经济增长率在 6％左右，在第八个五年计划（91年～95 年）前期要坚持经济调整的方针。对此，“改革派”则主张，由于市场改革的推进，解决了 1989 年以来的需求不足和市场停滞的现象，所以应该可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但在 91 年 8 月下旬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制止改革的政变。而且还是“短命政权”就告结束，其结果是苏联共产党宣告解体。

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保守派认为这是苏联“和平演变”的结局，从而产生了危机意识，因此极力提出加强反“和平演变”斗争是党内的主要任务。

但“改革派”则认为，苏联“保守派”政变的失败是他们背叛了广大群众坚决反对政治牵强的结果，并指出只有经济发展才是确保中国安定之出路，政治的“左倾”只能产生相反的结果。

在这个争议中最高实权者邓小平站在了后一立场上。邓氏在天安门事件后，批评要求民主化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行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对容忍此行为的赵紫阳总书记（当时）等“改革派”的政治态度进行责难，采取了强制的镇压手段。

但在 91 年，他一面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一面明确提出了要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为此，围绕着中国的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改善等，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亚洲各国与欧美各国不同，不是采取批判政治体制的方法，而是走探求“和平共处”之路，努力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邓小平已注意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好机会。

尽管如此，从 91 年秋天到年末，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政策争议非常激烈。香港的消息说，“保守派”成员由于有着深刻的危机感，他们联名给中央常务委员会及邓小平写了信，要求召开“中央特别工作会议”来讨论党和国家的出路，并概括深圳经济特区为资本主义。

“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第二年即 92 年初出现了结束这场争议的冲击性事件。即实权者邓小平吹响了“坚持改革开放”的进军号角。

这一年的 1 月 18 日到 2 月 21 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在各地发表了“重要谈话”。特别是在八年后重访深圳经济特区时的大胆的发言，通过香港也片断地传到了海外。

“我前一次来广东是 1984 年。当时农村改革开始还没几年，经济特区也刚开始。八年过去了，这次转着看了一下，深圳、珠海地区以及其它地区发展得都这么快，是没有意料到的。这次亲眼看见了，心里非常踏实。”

“一定要放大步子搞改革开放。象小脚女人那样是不行的。只要认为是正确的，就应该大胆试着干。深圳的宝贵经验就是这种放手大干。没有冒险的勇气就不会开拓新的道路。”

“是计划太多了还是市场太多了，这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而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讲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就是最终让大家都富起来吗？”

“证券、股票这些东西到底是好是坏，是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可不可以用，这都应该大胆试一试。如果觉得可以，试行一两年后，没有问题就可以放开搞。如果觉得不行就改。有什么可怕的？”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之处就在于，社会主义要大胆地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进行参考，同时还要吸收和参考包括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在内的、现代社会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这大胆的谈话仿佛一挺机关枪嘟嘟嘟连发不断，这与文革中作为批判对象的“白猫黑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很相似。邓小平每到一处都跟当地的领导人会见，做多数派的工作，在珠海还召开了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争取军队的支持，这是采取了从地方向“保守派”据点的中央宣传部门进行冲击的战术。

经济建设才是“中心”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 2 月 28 日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要旨”在党内的上级部门进行了传达，同时还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的通知”（1992 年第二号文件）。 3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决定，要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的主要精神。

在这前后，通过香港的报纸和杂志，邓的谈话要旨也开始流到外界，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谈话还重新强调了要坚持决定改变以政治思想优先的文革路线，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指出要坚持这样做的保证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路线“百年坚持不变”，在这点上一定不能动摇。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的是，经济建设才是“中心”，为此，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 坚 持 四 项 基 本 原 则 的 内 容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自 “ 天安门事件”以来一直极力强调“两个基本点”之一的“四项基本原则”，但在邓小平谈话内容里，其强调重点明确移到了“改革开放”，要加速改革开放步伐，集中优势搞好经济建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点转移”的情况呢？从香港流传出来的各种信息中可以使以下情况得以清楚。

“二号文件”

据说“邓小平谈话”再新号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要理由是，天安门事件以后“保守派”成员提出了“两个中心”的路线，即思想教育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另外，随着理论对立的激化，广泛开展了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在“经济建设”前面的运动。

这再次让人感到，中国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理论对立是多么地激烈尖锐。这使得我非常希望能读一下收录了“邓小平谈话”全文的那个“二号文件”。

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一位中国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手里有“二号文件”。那位朋友已在日本工作了，经常来往于日中之间，是位可信赖的朋友。这电话完全是偶然，但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二号文件”是横体字，封面上大字写着“中共中央文件”，其下面小字写着“中发（1992）二号”。数字是阿拉伯字母。左上角写有“机密”二字，其上面有一处被涂的痕迹，据说那是表示发行部数两万两千七百份的“号码”的地方。

“应该警惕的是‘左’倾”

我集中精力一口气看完了“二号文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地方是论述“应该警惕的是‘左’倾”。

现简单引用如下。

“右倾会葬送社会主义，‘左倾’也会葬送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警惕右倾，但‘左倾’也要防止。动乱就是右倾的结果。对此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其实这就是‘左倾’”。

邓小平谈话中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区别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基准，要看三点，即，对提高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利，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使得所有的人都富起来。”因此，应该大胆的吸收包括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在内的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以及资本主义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这样就把改革开放从一直强调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思想斗争的对象中划分出去了。应该受到批判的只剩下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议会主义了。

邓小平的想法与大肆喧闹的“保守派”的想法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寓意深长的“南巡讲话”

被称为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二号文件”中的内容丰富多彩、寓意深长。

针对“保守派”对经济特区的批判，他不但高度赞扬了八年后重访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现状，而且挑战性地提出了上海也应该成为经济特区。

他认为“保守派”主张的安定增长是“等于后退”，应该把目光投向亚洲四条龙等亚洲邻国及地区的高度经济发展上，以此抓住绝好机会，促进高度发展。

另外，他还指出，中国的经济在胡耀邦和赵紫阳领导的五年内（1984 年～1988 年）得到了扩大和发展。正是有了那些成果才使得“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的三年中所进行的整顿和政策调整得以顺利进行。他说，“那五年的高度发展的功劳很大，这是我的评价。”

但他同时提到作为第三代领导人提拔起来的胡、赵两人都失败了，“他们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栽倒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

在这点上，他要求放手大搞经济建设，同时政治上不要放松对“右倾”和“左倾”的警惕，要做到准确无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二号文件”是在“天安门事件”到“苏联邦崩溃”这不平凡的时期里发表的，而且又作为中共中央的决议文件进行采纳，这一点很值得注目。

对中国来说，已目睹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带来社会制度崩溃的结果。所以六·四以后的思想整顿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吧。但六·四以后的“左倾化”现象，特别是思想教育运动等，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搞得太过分了，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减慢。从“二号文件”中可以充分看出对此现象的危机感。“应该警惕的是‘左倾’”， 从 这 句一针见血的话中可以充分体会到其担忧之深。

“邓小平同志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抓住当前有利机会，加速改革开放步伐、集中优势搞好经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这个重要谈话将为成功召开第十四届党代会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是“二号文件”中相当于前言的“通知”里的一段话，指出了谈话的重要性。

在 92 年 10 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党代会上，决定把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目标。

“探求共存” 的朝鲜半岛

以实权者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契机，中国又回到了改革开放路线上来，围绕着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亚洲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开始缓和起来。

199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当年 4 月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了日本。

同年 10 月，日本天皇和皇后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了中国。

8 月中旬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9 月韩国总理卢泰愚访华。11 月末李鹏总理访问越南，12 月韩国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

进入 93 年后，错综复杂的中台关系也有所改善，4 月下旬在新加坡举行了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理事长辜振甫）之间的“民间性最高会谈”。

由于“怀疑核武器”而进入危机局面

但是，94 年朝鲜半岛出现了新的危机。事情的发端是在 92 年 1 月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F）的核武器视察协议上签了字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 于 94 年 3 月附加了限制对宁边放射化学研究所视察的条件。正好那时此研究所被怀疑为是核武器再处理之地，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中的“无法确认没转用于军事方面，”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别理事会为探求事实真相要求北朝鲜能接受全部视察，同时期待联合国安理会能打开事态的局面。

与视察同时举行的朝鲜半岛南北特使交换的实务性协议也告决裂。报道说，会谈的最后，北朝鲜的代表留下一句耸听之言“一旦战争爆发，汉城即刻成为一片火海”后，离席而去。

以完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视察和实现南北特使交换为条件，一时曾宣告中止的 94 年的代名为“集体精神”的美韩共同军事演习又决定照旧进行，美国还决定向韩国配备爱国者导弹。美朝之间的高层次会议也就随之流产。

对此，北朝鲜的最高层指出“我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搞核武器开发”，非难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歪曲视察结果，并暗示要退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NPT）。

参加汉城的国际会议

朝鲜半岛的局势急速恶化的 4 月初，从由韩国、北朝鲜、中国、蒙古、俄罗斯和日本等六国组成的“北东亚经济协作民间协会”的驻韩国总部寄来了一封邀请我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信。

从 5 月 25 日起北协会将在汉城举行为期三天的题为“北东亚经济圈的发展和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提案”的座谈会。

邀请信上印有担任主持协会的韩国总代表、韩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之一，“现代集团”的会长郑世永的签名。后援是韩国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东亚日报》， 题目有三个，其中之一是“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北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协作与发展”。

对此邀请我非常感谢，讨论题目也是我感兴趣的。但本人不是从事朝鲜问题研究的，感谢归感谢,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去参加。没想到，韩国总部却打来电话，以以下理由希望我去参加。

会议除了组成国成员以外，还将有来自台湾、香港、越南的学者和专家。就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国人社会之间的交流和协作，请一定作个发言。

这样，我只好应诺从命了。

九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这次国际会议是位于汉城繁华街的“罗蒂大饭店”的大会场举行的，来自韩国各界的三百多人出席了会议。遗憾的是由于紧张的局势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但除了组成国成员以外，确实是有来自台湾、香港、越南、澳大利亚的研究者参加，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会议主题是“北东亚经济圈的展望与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提案”，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北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协作与发展，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开幕式上郑世永会长首先代表协会主持者讲了话。接下来中国驻韩国大使张庭延、日本大使后藤利夫、俄罗斯大使 G·F 库那哲先后祝辞。

一共有二十六个人讲了话，中国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等五人，俄罗斯有极东研究所所长M·L 齐达连等五人，韩国有汉城大学教授李天杓等六人，日本有东京外大名誉教授河部利夫等四人。另外还有蒙古、越南驻韩大使，香港亚洲太平洋二十一世纪学会会长黄枝连、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张锦松、来自澳大利亚但在日本上智大学的教授（当时）古列格利·可拉克等。

有些讲演者还就美国总统克林顿在 93 年 7 月提议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规”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围绕着北东亚地区协作将怎样对待北朝鲜这一点上的讨论。特别是韩国的学者和研究者们还提出，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要在政治上以及军事方面给予相应的对付，强硬派和柔和派的意见针锋相对，这使人清楚感到那曾经血战于同一民族之间的“悲剧”还根深蒂固地留在那里。

我以自己多年来采访经验为基础作了题为“亚洲太平洋新时代与北东亚地区协作的展望──借鉴于中国社会所进行的对共存的探求”的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借鉴于华人社会之间的交流

现在亚太地区居住着占世界人口 37.8％的人口，GNP 占 51.7％，贸易额占 40.8％。是什么导致了该地区这种飞速的发展呢？简单地说，此地区经济发展是从美国与日本为先导，紧跟在后面的是亚洲四条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 其后再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尼泊尔、新加坡）。 与地球上其它广大的地区相比起来，此地区的自由贸易体制下的雏形发展很明显。另外加上从 70 年代以来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大陆，可以说亚太地区已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

中国在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扭转了以政治思想为主的文革路线，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路线。第二年又设置了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区为“经济特区”。近香港的深圳、近澳门的珠海、近台湾的厦门，再加上汕头这四个地区成为了注重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改革开放的最前线。

中国大陆的这种改革开放政策为解决长期以来围绕着英殖民地的香港的前途问题，打开了中英谈判可能的大门。中英谈判从 82 年开始，经过曲折多难后在 84 年达成协议，同意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中英双方还达成“妥协”，香港在归还中国后，五十年内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实行“一国两制”。

第二年即 85 年春天前后，台湾也在政治上出现了变化的兆头。晚年的蒋经国总统的英明决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那也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接着，在 87 年 7 月解除了自国民党建都于台北以来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同年 11 月，去中国大陆“探亲访友”也得以实现。

把住了潮流的变化之妙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先后所发生的变化使得“不共戴天之敌”的台湾海峡两岸的严峻的政治对立得以缓和，促进了“两岸三地”的人们之间以及经济的交流。这是促使以东南亚为中心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社会的交流活跃起来的重要原因。

这种潮流即使在“天安门事件”后也在继续。当时先进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采取了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严厉制裁的决议。但以香港和台湾同胞为首，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访问并和中国进行经济和贸易活动，无视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七国，继续着对“共存的探索”。

这种动向也促进了中国与亚洲其它各国的关系改善，90 年 8 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回复了中断了二十三年的外交关系，接着新加坡又在同年 10 月与中国建交。随着韩国对中的不断接近，双方先是相互设置了贸易代表事务所，继而在 92 年 8 月中韩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这种交流和协作的动向也是使得由于天安门事件后曾一度停止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得以复苏的重要推动力，这一点是无法忽视的。

人为的基准是绝对没有的

这一连的变化过程，我曾在不同的地方作过采访，使我感受至深，我觉得发生在其根底的“思考之变化”可以理解如下。

第一,有道是“穷则通”。为什么贫穷就会变通？中国则说“穷则变、变则通”。意思是“贫穷会导致变化，有了变化才有畅通。”中国大陆的政治思想领先的文革路线就是致穷之物。后来，变为了以改革开放路线为主。这就为中国的前途带来了希望，促进了香港和台湾的变化，使得华人社会之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交流。

另外一点则是“人的判断经常是相对的，绝对正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庄子的哲理。人类总是喜欢依赖“知性”，把自己的判断看作是绝对的。这是有着思维能力动物的人类宿命的悲剧根源所在。能克服这一弊病的唯一之道就是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知性”之限度，努力超越之。庄子把这个称为“不知之知”。国共内战以及战后冷战局势的影响，台湾海峡两岸一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对立。但这也逐渐朝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方向在变化。

从外面看起来，朝鲜半岛“南”“ 北 ” 之间的对立似乎在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我衷心祝愿有着优秀传统的朝鲜民族不要陷入相互仇视、相互伤害的悲剧之渊。

──以上就是我讲话的要旨。全场的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令我惊讶不已而又感动万分。

但愿“穷则通”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 28 日，我们参观了位于韩国东南部蔚山的那一片广阔的现代企业工业地带。建筑业、汽车业、造船业、电子业──对韩国建设成的这屈指可数的综合性产业的智慧和力量深感佩服。

当天晚上，主持这次国际会议的郑世永会长特地为来自日本的与会者举行了宴会。我记者本性难改，又问了会长几个问题。郑会长在回答中就朝鲜半岛的将来是这样说的。

“世界如果对北朝鲜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话，有可能从北朝鲜内部就会出现分裂，或者也许会出现追得太急而反咬一口的现象。那样的话，韩国也会遭殃。不管怎么说将会有大批的人从‘北’到‘南’来。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韩国的经济将会倒退十年。”

“还有一点是，要不放松继续与‘北’边的对话，抓住双方人与人和经济的交流机会。在朝鲜战争中，曾有一千万‘北’边的人逃到‘南’边，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功成业就了。我们一家就是从‘北’边来这儿开创事业的。作为成功者之一，我希望让‘北’边的人也了解这些成果。我希望南北能一起探求共存之路。”

六十五岁的郑会长热情洋溢地演讲着。听着他的话，使我有一种“这儿方有人”的感觉。“穷则通”──这在中国人社会中广泛进行的对“共存的探索”，但愿也能在朝鲜半岛的“南”“ 北 ” 之 间 吹 出 绿芽。同时我也感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以及日本的对应态度极其重要。

第十五章 日美中三国关系的正常化

“战后五十周年”与“侵略五十周年”

有一本书在“战后五十周年”即将到来的 1994 年 12 月 25 日问世了。书名为《我的抗日天命──一位台湾人的记录》（ 社会评论社出版）。 作 者是一位在日本住了三十五年、已过“喜寿”（77 岁）的林岁德大爷，但正确地说此书是一群受作者充满血泪斑斑的人生之道的感动的日本年轻人，利用工作之余，直接聆听作者的评述、收集并整理无数的资料而写成的一部力作。

如过激的书名所示，书中处处出现的表现林大爷怨念愤怒之言，使得读者直觉得触目惊心。但林大爷过酷的体验、以及林大爷对此一直从正面进行斗争的姿态告诉了我们日本在“战后五十周年”的以前，对中国、朝鲜半岛等亚洲诸国的“侵略五十周年”的历史。同时也使人们再次看到了日本人，即使是在战后也一直遗留着这种“精神结构”。从这个意义来说，作者林大爷完全可以说是一位表现日本“黑暗一面”的活生生的证人。

与林岁德大爷的相识

我与林岁德大爷第一次相识是在二十七年前的一次反对战争和歧视的群众集会上。听说他的家乡是在台湾，对他就产生了一种亲近和怀旧之感。因为我自己从三岁到十四岁的十一年就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

林大爷当时腰杆挺直、身体健壮，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人。

但不久我就被作为特派员派到北京，与林大爷的联系也因此中断了。我任期满回日本后，又赶上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去世、“四人帮”被捕、扭转文革路线等重大事件的连续发生，在报社总编室我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与林大爷再会已是 1979 年的秋天。他那时正在位于东京神田的明治大学本部作门卫工作。有一天晚上，林大爷利用换班休息的三十分钟，在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与我进行了久违的交谈。林大爷虽然已过了六十岁，但看起来还很年轻，身体也很好。

他说在这儿一年的时间里，从来没出什么事故也没迟到、缺勤过，工作很努力。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提到月薪只有十万日元左右，是日本人同事的三分之一。他不抽烟、不喝酒、很正派，对自己严格要求，有着很大的毅力和工作责任心。对这一切我深感敬佩。

后来我还曾去他家拜访过。他住在东京文京区大冢都经营的一套公寓里。两间榻榻米的房间各为六帖和四帖，另外还有一间三帖左右大的厨房。他跟他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四帖的那间是卧室，六帖的那间只好做客厅了。

这间小小的客厅里堆满了老人自己做的一些急进的宣传画、照片、书籍和资料。特别是那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残酷镜头的照片、参加南京之战的日本军一览表，以及其军事行动图，还有老人自己制作的“天皇制日本帝国的诞生与侵略中国主要年表”等，令人敬畏。

在这儿我第一次得以知晓了用语言难以表达意境的，林大爷所经历的坎坷一生的一端。

受难于被侵占了的台湾

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在一百年前的 1895 年（明治 28 年）4 月 17 日。那是从“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打败后签订了“下关条约”开始的。被侵占的初期，当地群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开始的二十年时间里不断有武力抗争发生。台湾总督府也一直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但在中南部的哆吧年发生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即两来庵事件（1915 年 12 月～1916 年 11 月）被镇压后，逐渐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策。

林大爷就在这动荡时期的 1918 年（大正 7 年）5 月出生在嘉义市近郊的一户农民家里。他父亲一直是抗日游击队的领导成员之一，两来庵事件后回到乡里，开始经营甘蔗园。但林大爷六岁那年即 1924 年的秋天，借着殖民地命令，强行把林大爷家的约一百五十亩地的甘蔗园给没收了。那时林大爷亲眼目睹了他父亲进行顽强抵抗，但由于遭日本警察的殴打而神志昏迷，被迫在同意书上按指印的场面。

后来，作为“皇民化政策”的一部分，在公开场合禁止使用台湾话。林大爷考进了竞争率达十三倍的名门学校嘉义中学，但由于在就使用台湾话而遭惩罚的这个问题上与老师发生了争议，入学不久就被退学了。

“在受歧视遭同化的‘皇民化政策’之下，我们台湾人成了‘第四类日本人’。”──根据林大爷的分类，第一类日本人是日本本土的日本人，第二类是加入了日本籍的部落民，第三类是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族人及琉球人，最后第四类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人和朝鲜人。

残酷的南京扫荡

不久，发生了卢沟桥事件（1937 年 7 月 7 日）， 战 火 在中国全国蔓延，台湾也加紧了动员令。同年 10月林大爷被强征为“军夫”，在接受了三个月的训练以后，被编入“进攻汉口”兵团，首先到达的是上海。

当时正值“南京大屠杀”（37 年 12 月～38 年 2 月）。 林 大爷等人被编入到属于“第十军”（司令官是柳川平助中将）的“南京扫荡队”，改变了去汉口的计划。

在一次南京郊外的扫荡中，林大爷走进了一户农家，看到一位老太婆正抱着一个生后五个月左右的婴儿，在地上磕着头饶命。他马上把他们拉到一个角落用稻草和柴火把他们盖住藏着。可刚当他向一个上等兵报告完“没有异常情况”时，那婴儿却大哭起来。万事休已。那个上等兵猛地冲过去，把老太婆和婴儿都刺死了。他嘴里一边骂着“混蛋”，一边用枪托把林大爷打倒在地。就是从这天起，林大爷在心里发誓要坚决反战，并下决心要准备逃走。

39 年 1 月，由于要转战到南方，林大爷被迫又坐上军舰，几天后军舰到达了台湾的军事港口──高雄。林大爷得到几天休假，他马上直奔家乡去看望父母。然而，也许是高兴的见面使得母亲长期思儿的紧张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母亲突然发高烧达四十度病倒了，得了急性肺炎于四天后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三天后，父亲也得同样的病而撒手人间。林大爷悲痛至极，无法入睡，面容日益憔悴下来。

休假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但林大爷在南京所亲身感觉到的那种残酷凄惨的体验，再加上双亲在短时间内先后去世，使得他根本没有意思归队。他躲在一个亲戚家里，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他弟弟突然一脸恐惧跑来告诉他，说宪兵正在到处搜查他。兄弟俩再也没地方躲了，决心“两人一块儿去东京”。他们打定主意，从在当地开药店的婶婶那儿拿了两百日元，换上学生服打扮成学生，逃出了基隆港。

双亲去世后逃亡东京

兄弟俩在东京一位热心人家里寄住了下来，靠着在港口当装卸工、送报纸、送牛奶等活儿，来维持生活。不久全国发出了战争总动员令。总算免了服兵役，但不得不在一家军用工厂工作。好歹总算熬过来了，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投降了。

“可以放心地回家乡去了。”林大爷想到这儿，就马上开始着手准备回台湾的费用。他开始在黑市场上做买卖，在留有战火痕迹的新桥站前出售运动鞋和长统胶鞋。这些鞋是他直接从大阪的鹤桥塑胶厂直接买进的，他一个月去大阪五到六次，每次买回八十到一百双左右，这种鞋极为畅销，利润也是成本的三倍之多，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凑足了回台湾的费用。

可是，正当林大爷连给台湾的兄弟及亲戚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就要回家乡的 1947 年晚冬，在台湾发生了“2·28 事件”。这次事件是由于台北的一位在摊点上出售假香烟的老太婆被警察殴打后，而在全岛引起的一次暴动事件。

日本战败后，台湾又沦到了从中国本土来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先遣部队的无纪律性，官吏的横暴和贪污现象极为严重。米价高涨、就业极难，台湾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怨声载道。

“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视为‘第四类日本人’的台湾人，对来自祖国大陆的同胞予以热情的欢迎。可是这次事件使得我们的期望变成了失望。这次我们又成了‘第三类中国人’了。”

根据林大爷的分类，第一类中国人是中国大陆人，第二类是被大陆赶出来后统治着台湾的中国人，第三类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次事件给林大爷打击很大，他苦思痛想只好放弃了回台湾的想法，决定了留在日本。

放弃回乡与日本人结婚

就在这时，林大爷由于缘分与一位日本女性结了婚。在上野车站他看到没钱买回乡车票的母女俩在发愁，就帮助了她们娘俩，这就使得了他们有缘相识。林大爷当时在丰岛区内开了一家中国餐馆“醉月楼”。

他与夫人生了一男一女，林家也开始慢慢有了生机。

但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各种问题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件事林大爷怎么也无法忍受。那是他女儿刚上文京区的区立中学后不久的事儿。当女儿告诉他“学校把我的手形和脚形及指纹都采了样本”时，他感到非常气愤。女儿又没犯什么法，学校为什么要采她的指纹？

校长说是区教育局长的指示。问教育局长，教育局长说是某大学“法医学部”的一位教授的委托。林大爷马上找到区议会议员那儿。先是由社会党议员把这个问题提上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议员们都对此表示理解。最后，教育局长在议会上作了道歉，林大爷女儿被采的指纹以及手形和脚形的样本也销毁了。

林大爷在战前以及战争时期一直经受着艰难困苦，即使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在日中国人”（台湾人）经常也是受到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要了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构造，还是最好与日本人劳动者一起工作干活才行。就这样，他加入了日本社会下层劳动者的队伍。

1975 年（昭和 50 年）5 月，林大爷第一次在日本的企业工作了。那是他五十七岁的春天，工作单位是位于东京银座的一家日本邮件邮递、南部包裹收发局。他在这儿当临时邮车助手，日收入四千日元，上班时间不固定，有白班、夜班、还有深夜班。

在他干了快三年的一天，他在装卸包裹时被转送带上掉下来的一个大东西把右脚背给砸成骨折了。因为劳动基准监督署的负责人认为这次事故“不能算劳灾”，林大爷就同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为此林大爷也被迫辞掉了工作。当他回顾这段时间时，他说“能跟日本的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意义很大。”

受歧视，换了工作还是受歧视

林大爷脚伤总算好了一点儿以后，他又进了一家总部在东京涉谷的公司──东急管财。由这儿他被派到明治大学当门卫。他打心底里希望这次能让他一直愉快、健康地工作到退休。但就在他当门卫当了三年零三个月的 1981 年 9 月 1 日，从东急管财寄给了他一封“不适雇用”的解雇通知书。

林大爷从未迟到也没缺勤过。他当门卫，对工作认真负责是出了名的。不管是来学校执行任务的警察也好、大学的教职员工也好，只要“违反了规章制度”，他都要不客气地提出。对他这种做法，有朋友说“他或许还不知道，日本人的‘胳膊扭不过大腿’之说”。

但学生们都支持林大爷。他不但对校内的安全，对学生身边的安全也很关心，对警察要搜查自治会的房间曾提出过条件和抗议。学生们得知只有林大爷一个中国人被解雇，而且他的工资才只有日本同事的一半时，都表示很同情。

校内贴出了“反对民族歧视”、“保护林大爷”的标语口号。此事一经传开，在东京、大阪、名古屋、静冈、横滨、仙台等地还成立了“保护林岁德人权之会”，声援的范围逐渐扩大。

“保护林岁德人权之会”的代表与东急管财进行了三次交涉。我本人也曾经在上完夜班的一天以林大爷的朋友身份，去见了东急管财的负责人，希望能妥善处理此事。朝日新闻社会部的一位比我后加入社的记者还为此事进行了采访，并在报上进行了报道。

声援活动起了作用，此事最终以“在家任职”的形式达成妥协。也就是说，公司方面给发工资，但林大爷不能到学校上班。因为如果把林大爷解雇的话，学生及声援团体不罢休，如果到学校上班的话，大学和警察方面又为难。对东急管财来说，此事的处理也可以说是“苦肉计”吧。林大爷称此为“失败的胜利”。

尽管林大爷不断遭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但他一直有着要跟日本的“善良的百姓们”一起和睦相处的愿望。林大爷一家于 1961 年（昭和 36 年）搬到了文京区大冢三丁目的都营的公寓里，他住的公寓有五层，共住四十户人家。随着与邻近人们的交往不断扩大，心地善良的林大爷十三年来一直被推选为自治会会长，即使是他在明治大学当门卫的那段时间里，也没落选过。

还是要为邻近那人服务

门卫工作的时间是除了周末及假日以外，从下午三点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之间的十八个小时。另外白天还有自治会会长的工作。分发区报，处理堵塞的水管，房子墙壁的粉刷及破损之处的修理等事要去跟东京都的有关部门交涉──林大爷说“睡眠时间只有三个小时左右。”碰到林大爷不在的时候，夫人幸子就去替他跑来跑去。不幸的是，心地善良，但身体虚弱的夫人由于劳累于 1978 年（昭和 53 年）夏天由于心肌梗塞而撒手人间。

林大爷除了担任自治会会长以外，还是该地区青少年对策委员会会员，曾被评为区政功劳者和地域发展及福利事业功劳者。他家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他还曾几次被任命为“人口普查员”，任命书上分别有佐藤，三木，铃木等三代首相大臣的签名。

“饮水思源，心怀祖国，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林大爷严以律己的生活信条。对此林大爷是这样解释的。

“我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日本人民为我提供了。我作为一个人为生存下去而奋斗时给我支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我的祖国是生我的故乡台湾和祖先之地中国大陆。我牢记着这两点，希望能为我现在居住的地区的人民全力服务。”

日本“黑暗面”的活证人

林大爷的明治大学事件有了着落后的不久，我于 1982 年初春被派到海外工作。先是担任香港特派员采访了中英两国谈判的全过程，后又调到新加坡，担任亚洲总局局长。回日本后，又担任中国，亚洲问题编辑委员。

回国后不久，正值《朝日新闻》准备从 1988 年（昭和 63 年）4 月开始在晚报上发表题为“昭和人间史”的连续报道。这次安排的目的是要纪录报道那些被压在历史下层，但却是真正支撑着时代发展的“小人物”，而不是那些所谓的领导者或有权的“大人物”。

担任此次连载的记者都是阅历资深的编辑委员们。大家分担，每人平均六次连载。大家各显神通，通过连载报道“小人物”，使人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看到了昭和时代的真实面貌。不久，也轮到我该写了。

我脑子里一下子就浮现出十几个人的名字，但我最后还是决定写写林大爷。除了林大爷的波澜坎坷的一生以外，我决定写他的最大动机是由于前面连载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所谓的“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至少从我的立场来看，我觉得我必须写写过去的“第四类日本人”。

回顾昭和史时，我们不能忘记，从那个“战败之日”起，在国籍上不再是“日本人”的人还有许多许多。他们就是家乡是从明治时代起就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和台湾的那些人们。

林大爷就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位。他从幼儿时代到现在，与战前，战中，战后的全部昭和史结下了“奇缘”。他的悲惨遭遇，从社会底层反映了日本在昭和时代所走过的历程中的“黑暗一面”。

决不允许这种不幸重现

为了这次采访，我又开始请林大爷讲讲过去。正好这时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 人 民 日报》的采访代表团从北京来访，我负责陪同他们，不幸在陪同途中的北海道，我由于吐血而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幸好没什么大毛病，出院后不久，我又去采访了林大爷。

林大爷全力地给我进行了讲述。从 1989 年（平成元年）３月 29 日（星期三）开始分七次以“为拒绝按手印而斗争”，“相隔五十年后的访问中国大陆”为题以及林大爷近期的活动情况等，进行了连载报道。

从那以后五个月过去了，也正值日本将要面临“战后五十年”的之前，一群比我更加理解林大爷的一生，并跟林大爷并肩战斗的年轻人，用他们自己的手写出了有关林大爷的书。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因为我觉得要把林大爷有时由于激愤而说出的话整理得让一般人都能理解，一定要费不少功夫的。

但是，此书年轻的作者们的写作手法与我这个吸进了不少人世间的“肮脏”和“羁绊”的人不同，把林大爷的话和心情直接再现了出来。而且他们还跑到国会图书馆等处，收集整理了不少珍贵资料，才编写了这部力作。

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本书的编写。对那“过激的表现”不知有多少人抱有同感。说句直话，我还真有点没把握。

不管怎么说，林大爷的遭遇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分量。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读一下这本书。并且希望通过此书人们能重新认识日本人过去的生存方式，探索并找到今后的生存方式。同时也衷心希望此书能成为至今还无法解除怨恨万重的林大爷的“挽歌”。

最后,我想引用一下在采访林大爷时他说的一段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我一直只想希望自己能堂堂正正地、扎实而又轻轻松松地生活。但要想堂堂正正地生活却又无法做到轻轻松松。”

“我只希望像我这样不幸的人生不要重现。”

挖掘“共存”之井的周恩来

为了日中两个民族的未来，怀着相互共处的愿望和诚意，挖掘“共存”之井的先辈不计其数。如果要问到在这些先辈中挖“井”最深的要算谁的话，也许回答“那当然是周恩来总理”的人是最多吧。我想，日中双方的人民都会这么回答的。

诞辰一百周年的现实意义

今年正是那位挖“井”最深，并为此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已故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

1898 年３月５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的一家没落的官僚家庭。在去日本和法国留学之前，他在天津的南开学校学习，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并结识了一生的伴侣邓颖超夫人（原全国政协主席）。 党中央和政府在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到来之前，在被称为周总理第二故乡的天津开设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３月５日举行了盛大的开馆仪式。

在纪念馆开馆前，朝日新闻北京分局的局长加藤千洋参观了纪念馆，他就“现实意义”作了如下说明。“中国正在积极开展反对干部的腐败贪污行为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了已故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人民的公仆’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28 日将在天津市内开馆的纪念馆里，除了展出了周总理为革命和建立新中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外，还特别强调了总理与邓颖超夫人的朴素的生活，以及‘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高风亮节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在努力让人们能从深受爱戴的总理夫妇身上找到理想的‘廉洁奉公，反对腐败’的榜样。”

“人世间”在不断地变化，但永恒不变的“人生之路”却是永存的。周恩来夫妻的人生之路似乎是在向中国以及日本和全世界的人们无声地诉说着这个道理。

永远难忘的“五句话”

成为“日中握手”基础的是二十六年前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缔结的共同宣言和二十年前缔结的双方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笔者就是一直分别在北京和东京采访了这“两件大事”的记者之一。回顾往事，周恩来总理曾一直向日本方面呼吁的“五句话”至今还记忆犹新。

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２．存小异,求大同。

３．言必信，行必果。

４．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５．反对霸权。

以上这五句话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都曾用过，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还是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交涉期间不幸病倒的周恩来总理的“遗言”。

简单地解释一下的话，这五句话里我觉得有着这样的含义。

１．希望日本不要忘记对过去战争应负责任的“历史认识”，并且对此要铭记在心。

２．日中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信念各自不同。在彼此相互认识的基础上，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为此要遵守包括“不干涉内政”在内的“和平五项原则”（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不干涉内政”的核心在“台湾问题”上。

３．以上两点在邦交正常化的日中共同宣言中已经坚决保证了，因此一定要执行。

４．但是与过去两千年的日中友好历史比起来，日中关系从“甲午战争”到“日中战争”的八十年时间只是短暂的。今后两国要紧紧握起手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据笔者所知，中国与其他国家缔结重要外交关系时，使用“世世代代”这个说法的还只是对日本才用。

５．“反对霸权”的内容是“中日双方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而且也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行为”。这个“反对霸权条款”在日中共同宣言的正文“第七项”中已明确记载了下来，但在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交涉中，由于当时一触即发的“中苏对立”，日方遭到了苏联方面的极力反对，说此条款是“反苏同盟”，使得条款的缔结不得不一度中断。关于此事的经纬在第九章的“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纪实”中有着较详细的阐述。中国方面也顾虑到日本外交的基本政策，反复确认了这个条约不是破坏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也不会为了反对霸权而去搞什么“共同行动”，这才最终在条约上签字。周总理在病危的病床上还指出“邦交正常化时缔结的中日共同宣言中明确记载的‘第六项’（和平五项原则）和‘第七项’（反对霸权）是非常重要的”，强调了要在条约正文中明记的必要性，最后把周总理的这个“遗言”写进了条约正文。

中国外交与日本不同，经常讲究战略战术。其中当然有着强大的政治伦理在起作用，但我认为周总理的政治态度的根底里有一种总是让人感到他对对方的那种诚心诚意的东西。

触动日本人心弦的人

周恩来总理是非常喜欢日本的。

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不但接见日本的政府代表团，而且地方的代表团他也照样会见。那时日本方面不断提出要与中国城市缔结“姐妹城市”的要求。汉语称此为“友好城市”。一下子提出 “奈良和西安，神户和天津互结友好城市怎么样？”的就是周总理。日中两国之间的交流有着两千年的历史，以前称为长安的西安与日本的古都奈良如果结成友好城市的话，不是有着象征性的意义吗？另外，明治维新以后来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人中有很多就是坐船来往于天津与神户之间的。周恩来自己年轻时就是这些年轻人当中的一个，他说，“那时我就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从神户的港口出发，回到天津的。”

接见日本文化节代表团时，周总理还问及到，“神田的旧书店街现在还是老样子吗？”“ 上 野 的 森林怎么样了？就是有着西乡铜像的那儿？”他只在年轻时在日本呆过短短的一段时间，却能在对话之中触动日本人的心弦，不愧是谈吐高明。

有一次日本各地在昭和年代出生的市、镇、村各级议会议长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那次访华中，大家都希望，“请总理一定访问日本。”不知道总理日理万机是否能答应此要求，谁知道总理却感慨万分的答应道，“我也希望能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再去日本看看。”我当时也在场，那时总理那幅满腔怀念之情的面容和样子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次在代表团成员中有不少人还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漫长历史作了反省。

这时，总理总是说，

“跟两千年友好的历史比起来，那段八十年的历史毕竟是算短的。今后，我们紧紧握手就行了。”

日本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的侵略伤痕是残酷无情的。听说特别是在受害最深的东北地区（旧满洲一带）人们对总理的做法曾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总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直注视着日中关系的发展，努力作人们的解释工作，这里面周总理所表现出的机智，才华和气量，我们是永远不能忘的。

位于东北地区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我还曾去参观过。那时正值日本遭到石油危机，非常渴望能得到石油的时期。满身油腻的负责人给我看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周总理的直接指示。”电文的内容是这样的。

“同志们，日本的朋友们正面临着困难。望你们竭尽全力，不要耽误了运到日本的石油。”

总理宽广的胸怀和以诚相待的态度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与癌症搏斗，死而后已

1976 年１月８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听到讣告后令我感到无比的吃惊。总理的癌症早在 1972 年就发现了。我本人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一个月前，即 72 年８月到北京赴任的。而且周总理在 75 年６月接见的最后一个由藤山爱一朗为首的日本代表团时，我还进行了采访，那是我作为北京特派员的最后一次采访。

在采访的后一半时间里，曾有周总理生病的传闻。但总理那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多次铿锵有力的讲话，怎么也难以让人相信他重病在身。一想起周总理那以国家利益为重，面对世界，耗尽生命最后一息的精神，实在是感慨万分。

周总理从发现癌症到去世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在公开场所露面达五百次前后。这里面当然包括迎送外国贵宾，出席宴会，接待代表团等，但如果把没有公开的参加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等算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发现总理即使是在病中，也一直是在进行着超人的工作。

他在这段时间里接见的外国代表团中，可以说要算日本代表团最多。而且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的，只要他有时间都尽可能满足代表团的要求。从凌晨三点到深夜，更确切地说是到黎明都在进行会见，而且星期天的会见还特别多。这都是周总理的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

周总理在住院前每次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我们日本人特派员都会事先接到通知。会见地点主要是在人民大会堂，我们一般都要比代表团先到那儿。会见次数足有五十多次。每次周总理总是在代表团到达之前就到了，用标准的日语跟我们打招呼，“你们好”，“大家辛苦了”，而且还一个一个地与我们热情地握手。

握手时还仔细地看着对方，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就我们自己在场所见，总理跟任何人握手都是如此。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总理的高尚人格。

有一次正值在巴黎就越南停战进行和平谈判，但美军军用飞机又开始了对北越轰炸时，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招待会上出现了，他来到在那儿采访的驻京外国人记者团中间，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当时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的“顽固”。周总理问我“你是怎么想的？”我回答总理：“我反对美国的做法。这是非人道行为”。听了我的回答，总理微微一笑，说道：“与我们的看法一样”。这一笑清楚地表明，虽然巴黎和谈已接近尾声，美中关系以尼克松访华为契机也进入了对话时期，但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越南，中国将与越南人民一起“奉陪到底”。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关于周总理要讲的是太多了。在此有一点我想要讲一下，那就是有关周恩来总理与开创了新中国的“建国之父”毛泽东主席的关系，以及他与在“毛周体制”后，扭转了文革路线，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在 1921 年成立的。自从党成立以后，先后由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陈绍禹（王明）和秦邦宪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在这期间，周恩来一直在党内占有重要位置，职务也在毛泽东之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受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指挥，一直在城市里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扎根于具有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中国大地，以发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积极性，并强调要有组织化的重要性。为此，毛泽东每每受到从党中央领导班子里排挤出去的命运。

但是，在革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在城市里直接夺取政权的作法越来越显示其的不实际性，毛泽东的想法却终于显示了其正确性。那是在 1935 年１月在举世闻名的历史性的长征途中，在贵州省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这次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在会上积极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宁居领导之下。从那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手下，在漫长艰难的历程中，为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奋斗不已。

毛泽东正是当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深受历史性的苦难时，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之心，并从中国大地中产生出来的一位领导人物。“遵义会议”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了这位领导人物身上，因此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个性鲜明，治理才能丰富的周恩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掌握了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契机。正如还在延安窑洞里就立足世界前头预见了将来的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故人）恰如其分地指出的一样：“周恩来从此以来，凭着一股埋没自己的献身精神，成为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人物。”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是有血肉的人，因此到至今为止充满曲折的中国革命历程中，不能说两人之间没有一点儿不同的看法和矛盾。有人举出各种例子，加大说明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有人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曾极力保护了很多受到批判的党和国家的干部和政府官员，这一点与发动文革的毛主席是有着矛盾和对立的。但是，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能够保护那么许多遭受批判的干部和重要人物这个事实，不正是充分证明了两位伟人之间的深厚信赖的关系吗？

这两位伟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是经过了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漫长时间千锤百炼的，而且每一次新的严峻考验，使这种关系更深一层。我认为，至少这正是在中国革命巨大的洪流中所形成的两位伟人的实质的和本质的关系。

周恩来重新引荐邓小平

下面再谈谈周恩来总理与邓小平的关系。众所周知，两人的关系早在留学法国时就开始了。但是，周恩来当时是留学生中间的领导人物，而最年轻的邓小平却是在周的领导下，搞“钢板”誊写稿件的工作。

问题是，文革期间被看作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上升为二号人物的林彪将军（党的副主席），在 1971 年９月企图叛逃国外，而在蒙古坠机死亡后的处理。当时还没公开发表的情况是，林彪向毛泽东要求当国家主席而没有得到允许，而且他对在“中苏对立”中，毛，周两人提出的对美接近政策也表示反对。他曾试图过谋反但又没成功，于是想逃到苏联去。为了打破这次事件后的难局，周恩来向毛泽东强烈要求重新起用邓小平。

1973 年４月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从柬埔寨解放区视察完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的欢迎宴会。会场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低语声。我朝主宾席上的座位看去，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的不正是邓小平吗？

在场的一位日本外务省报道局的人悄悄地告诉我，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重新出来工作了。

这是邓小平自文革初期遭到红卫兵的激烈批判，从 1966 年 12 月以后在公开场所没有露面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整整六年过去了。我也是打破常规，得到许可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向东京的总部汇报了这个消息。那也是前所未有的唯一一次。现在回想起来，这时候中国已经开始着手了纠正由于文革和林彪事件所带来的“后遗症”，以及挑选接班人的工作。这是周总理的病情被确诊后的第二年的事。

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的情况已在前面章节里进行了叙述。当时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及“四人帮”对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之间的牢固关系深感不快，他们进行了明枪暗斗。刚进入 1976 年，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也遭到被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由于毛泽东的指示只保留了“党籍”。但邓小平最终却好像一只不死鸟一样重新出现，并成为了继毛、周后中国最高的实权者。

如此看来，如果用中国传统表现的话，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位在革命的历程中扶持了毛泽东这位“皇帝”，在新的建设历程中引荐了邓小平这位也许是中国最后的“皇帝”的“大宰相”。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位不管是对上对下对左对右，对内对外，都要充分顾及对方的立场，尽诚尽意，以诚相待的，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

“雨中岚山”与邓颖超夫人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想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再去日本看看，遗憾的是他的愿望最终没能得以实现。但是在三年三个月后的 1979 年４月，邓颖超夫人来到日本，实现了周恩来的遗愿。我在那次十二天后的随行采访中，目睹了无数难以忘怀的场面。４月 16 日是最令人激动的一天。

这一天在京都岚山的龟山公园举行了刻有已故周恩来总理的诗词石碑的揭碑仪式。周总理在青年时代从 1917 年到 1919 年曾在日本学习过。这期间还在京都呆过。石碑上刻的是一首题为“雨中岚山”的诗词。

诗词如下:

雨中岚山

日本京都

周恩来 1919 年４月５日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

邓颖超女士致词，缅怀已故丈夫，并就这首诗作了说明。

“六十年前，青年周恩来在贵地看到的美丽的樱花遵循自然规则一起开放，又毫不留恋地散落而去，这幅景象对他探求世界真理有了一个很大的启发。这首诗就是把这种感铭寄托於岚山的景色而作的。”

接着，邓女士双手抚摸着飘落的樱花说道：

“我听说过樱花在盛开的时候很美，在飘落的时候更美。”

这话听起来让人联想到她的终身伴侣周总理伟大的一生。这位邓女士也於 1993 年与世长辞了。

正视历史

我当记者时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主要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一带。因此，每次回到日本时总有这样一种感觉。

那就是，当我从中国回来时，觉得日本人很象中国人；而从东南亚回来时，又觉得日本人很象东南亚人。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脸形，肤色，身材以及脚的形状等等这些外表上的东西。尽管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但能看到部分象中国人，部分象东南亚人的混合之处。

大概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人们来到了日本。还有顺着黑潮从东南亚来到日本的人们。他们在这个岛国定居，交融繁衍，形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寻根问底，同种同源。

我茫然地抱着这种想法，正巧碰上一位说话风趣儿的人物。他就是已故的日本商会会头永野重雄先生。

他说：

“日本人嘛，是（Ａ＋Ｂ）・。”

根据永野的说法，“（Ａ＋Ｂ）・＝Ａ・＋２ＡＢ＋Ｂ・。Ａ表示从大陆来的分子，Ｂ则是顺着黑潮漂到日本列岛来的分子。Ａ的资质和Ｂ的资质呈现出来的相乘效果，便形成了日本民族。”

共同的稻耕文化

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实的情况就会发现，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东南亚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

但是，日本与亚洲各国在根底部分却有着共同的文化，那就是以大米为主食的稻耕文化。

实际上，在中国各地和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不管你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象是铺满了绿色地毯似的田园风光，还有那插秧，收割的场面。特别是在海南岛和印度尼西亚中部的爪哇所见到的插秧的场面，让人想起日本农村在实现机械化前时的同样的插秧场面，令人触景生情。

不管在哪儿，老百姓喜欢吃的是“炒饭”。汉语管这叫“炒饭”，泰语叫“烤粑”，印尼语叫“纳西锅冷”，韩国话则叫“波羹怕补”。

如此所述，日本和亚洲各国之间，不管是“人”、还是“文化”，都可以看出根子相同的东西。

佛教，儒教和汉字文化

但是，笼统地说亚洲，亚洲其实也是很广阔的。在之其中，隶属东亚的日本一直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具有深远悠久的关系，这也是很自然的。

历史上，日中两国之间开始了频繁的文化交流是始于七世纪到九世纪的隋唐时代。在这段期间里，为了学习中国优秀的律令和文化，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遣隋使和遣唐使。

唐代象征着日中文化交流的著名大前辈是鉴真和尚（688-763）。

为了传播中国的文物制度和佛教文化，他曾六次试图航海但每次都失败了。后来他不幸失明，但他还是在第七次时航海成功。鉴真和尚晚年在奈良创建了唐招提寺，为传播佛教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日本自古以来从中国吸取的知识财富当中，“佛教”和“汉字”的存在得在此特写一笔。佛教文化是日本政治和思想的巨大支柱，而且也是人们生活中得规范。汉字是日文必不可少的文字基础，后来日本人自己编创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都是以汉字为原型的。

这一切都已是众所周知。仔细回顾历史，日本从中国那儿得到的恩惠真是无法计算。

从脱亚入欧到制霸东洋

但是，日本从江户时代末期开始，对经过产业革命后强大起来了的欧美各国的“炮舰外交”苦思焦虑。欧美列强烈要求日本开放港口，缔结通商条约。国内让夷论者（主张与外国断交实行锁国，译者注）与开国论者之间的对立越来越激化。结果让夷论者失败，明治维新（1866）以后，日本模仿欧美采取了搞现代化政策。从那以来，日本开始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

但是中国正值清末时期，国力日益弱化。欧美列强早就盯上了中国大陆。从鸦片战争（1840～42）以来，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奥地利等国先后掠夺了中国。模仿欧美各国开始步入现代化道路的日本也步那些国家的“后尘”，开始了对中国侵略的历史。

最初是“甲午战争”（1894 年 8 月～95 年 3 月）。 结 果 日 本 以 缔结“马关条约”占有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自己的殖民地。那是距今一百多年以前的事。1910 年 8 月，日本又占领了朝鲜半岛，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1931 年 9 月 18 日的“满洲事变”后又挑起了以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线的“日中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抑制压力后，日本军又在 41 年 12 月 8日发起了“袭击珍珠湾”事件，对美英等国开始宣战。以此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称之为大东亚战争），战火蔓延到 东 南 亚全地区。

小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这一连的战争都是“圣战”，是建立在“八紘一宇”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上的。但是从中国以及亚洲的广大人们眼里看来，所谓“圣战”的实质，无非是日本制霸东洋的野心。而且，由于搞“霸权主义”，日本也遭到引火自焚的下场。

日本吸取历史教训不够

但是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受害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炸弹，死亡人数极大，同时还留下了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后遗症。为此，日本人强烈呼吁“反对第三次原子弹”， 这也是日本战败后的“反战·和平运动”的原动力。

但是，令人感到悲痛的是，在日本人中间，缺少对在原子弹投下前日本对亚洲长时间的侵略战争那些罪行的深深反省。我们不得不说，日本对自己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同时又一直是对亚洲人民的“加害者”这一点的历史认识，还是很不够的。

战后，日本人在不再战的和平宪法下，从一片废墟中站起来，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里，有日本人的勤劳和自明治维新前后开始的现代化教育所起到的无形的巨大作用。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同时也不能忘记，在战后的自由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冷战体制之下，日本是在美国核保护伞下得到安全保障的，而且，在亚洲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由于美国巨额的“特别军需”才使得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复兴和成长。亚洲一些年轻人和知识界人士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痛斥战后日本所走

过的历程是用“经济侵略”来代替了“军事侵略”，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

日中关系之间巨大的“虚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根据以美苏为主的战胜国的处理，日本归属美国的占领和管理之下，德国则分为东西两部分，而朝鲜半岛也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割为南北朝鲜。在中国大陆，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合作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 1946 年 7 月又开始了第三次内战。

当时的中国（中华民国）是由国民党掌握政权的。但是在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强烈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吸引了广大的劳苦大众，终于在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内战中战败的国民党政权逃离中国本土，打着照旧没变的“中华民国”的旗帜，把首都移到了台北。

在这种情况下，1950 年 6 月 25 日爆发了朝鲜战争。同年 9 月为了支援南部的韩国，联合国派出了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部队。10 月他们攻破了三八线北上，直迫到了中国国境线上。对此，中国在 11 月表示支持北部的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并派遣志愿军部队，以人海战术与联合国部队进行对抗。

在此之前，在中国内战趋势已呈明显化的 1949 年 8 月，美国曾公开发表了“中国白皮书”，指出国民党政权是由于自身腐败才战败的，并表示以后即使是共产党军队攻打台湾，他们也“不介入”。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却打出了以台湾海峡水域为中立化的政策，而且还进一步把美军第七舰队派到了该水域(这一动向对当时“美中关系”就台湾海峡与朝鲜战争之间的关联极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将作详细叙述)。

另一方面，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后，把日本作为了自己最大的后方基地。51 年 9 月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讲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是日本从此就成了美国核保护伞下的一员。

就是在这个大框架里，日本在 52 年 4 月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政府）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 尽 管 在 中 国 大 陆 已 经 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但日本却在此条约中承认在中国大陆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人民的“中华民国”为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宣称了“日中战争”的终结。

日中关系之间的巨大的“虚构”就是这样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从那以后还多次反复声明“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终结”。

朝鲜战争在 1953 年 7 月 27 日达成的休战协定生效时总算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冷战体制仍在继续，在远东地区，美国的“封锁中国的政策”也愈加强化。53 年美韩相互防卫条约，54 年 3月日美相互防卫援助条约（MSA）， 同年 12 月美台相互防卫条约先后缔结。从此以后，日本政府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美国，尽管遭到了国内以及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各种反对，但日本还是一意孤行地执行“对美追随外交”。

朝鲜战争是悲剧的起点

追踪战后的美中关系

1966 年春天我正作为东京总社国外通讯部的成员，主要是对中国问题以及越南战争的去向进行追踪报道。当时的国外通讯部部长秦正流（后为常务董事，已故）要我“总结一下战后三十年的美中关系”。时间只有三个月，我便在研究室着手准备。

当时美国约翰逊政权的“轰炸北越”逐渐升级，越南后方的中国也不断对美进行严厉谴责。在报社内部，不少人都担心，“今后的美中关系将会怎样？”

我首先收集了报社内外有关美中关系的资料，一边阅读美中双方的政府声明、外交文件、专家的分析文章等，一边仔细地整理事实关系。有时还从当时的社论主编森恭三（已故）和精通欧美关系的社论副主编宫地健次郎那儿得到指教，终于把文章写好了。在此期间，平时学习不够的笔者，还有了几个“新发现”。

其中最大的发现是从美国国务卿阿基逊公开发表的“中国白皮书”（1949 年 8 月 5 日）到朝鲜战争爆发（1950 年 6 月 25 日）这段时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在这里列举这段时间前后的几个要点，仅供参考。

美国曾宣布“不干涉内政”

美国外交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将要在两个月后（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同年 8 月 5 日发表了“中国白皮书”，在白皮书中记述道，“国民政府自毁于腐败……我们的支援白费了。”

同年 12 月 23 日，外交部对驻外公馆下达了意为“台湾即使是落到中共（中国）手里，我们也不介入国共内战”的“秘密备忘录”。

美国的这种态度在第二年即 50 年 1 月 5 日的杜鲁门总统声明中也得到确认。总统在声明中指出，基于开罗宣言（1943 年 12 月 1 日）和波斯坦宣言（45 年 7 月 26 日）， 美 国 在 此确认“把台湾归还给中国”，同时公开表明“美国政府将不干涉中国内政。”

而且，这种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在美国的远东地区“防卫线”上也表现了出来。

50 年 1 月 11 日，美国国务卿阿基逊在上下两院外交委员会上证言说：“即使是失去了台湾，美国在横穿日本、冲绳、菲律宾的基地已形成了不可攻破的防卫线。”这个“防卫线”并没包括韩国和台湾，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朝鲜战争使得态度一百八十度大改变

但是，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50 年 6 月 25 日）而完全改变了。杜鲁门总统在 6月 27 日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注视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同时要求中国大陆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来自空中和海上的攻击。”他进一步指出，“台湾将来的地位必须待到太平洋恢复了安全、对日讲和条约得以缔结以及联合国的仲裁才能决定。”

美国从此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介入。第二年即 51 年 5 月 1 日美国向台湾国民党政府派遣了军事顾问团。

就在杜鲁门总统发表这个声明的第二天及 28 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严厉指出，“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彻头彻尾的武力侵略，是‘彻底违反国际联合宪章的行为’。”并发表了如下的严正声明。

“美帝国主义不管进行什么样的阻碍行为也永远改变不了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个事实。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开罗宣言、波斯坦宣言以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的。我们全国人民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战斗到底──”。

但是到了艾森豪尔和达雷斯时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则越发强硬。艾森豪尔总统在 53 年 2 月 2 日的总统咨文中指出：“命令第七舰队停止至今为止的对中共（中国）只起抵抗的作用，”暗示美国介入台湾将更进一步。54 年夏天，中国表明了要解放台湾的意思，并开始了向沿海诸岛的炮击，美国也在 54 年 12 月 2日与国民党政府签定了“相互安全保障条约”，并正式结成了同盟关系。

对此，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同年 12 月 8 日，发表了如下的严正声明。

“美蒋所缔结的所谓‘相互安全保障条约’，是完全不合法并无效的。这是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非要干涉中国内政的话，美国政府必须对由此所产生的一切重大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自杜鲁门、阿基逊时代曾采取的不介入台湾的政策被改变以来，美中两国之间的基本对立从没消除过，而且从那以后也一直持续着。

从以上的推移可以明显看到，美国政府从“中国白皮书”的公开发表到“朝鲜战争爆发”这一短短的时间里，对新生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用真诚的态度对待过。也就是说，①基于“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宣言”曾再次确认过“把台湾归还给中国”；②曾公开表示过“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

从“和平宪法”到“日美安保”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日本战败后的对日政策与其对华政策的推移竟是如此的相同。

在战后不久的 1945 年 10 月 25 日，日本政府成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但是围绕着“天皇制”的处理，意见没法统一，使得宪法的制定工作面临难局。为此，当时美占领军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在第二年即 46 年 2 月 3 日指示 GHQ 负责宪法草案的制定，并积极参与了象日本不再进行轻率无谋的战争行为等那样的宪法主要部分的制定工作。

结果，新宪法在同年 11 月 3 日公布，从 47 年 5 月 3 日开始实行。新宪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天皇只作为象征存在，提倡“国民主权”和“基本人权”，同时在第九条中还提出了“放弃战争”、“否定交战权”以及“不保持战斗能力”等彻底的和平主义，后来有人批判此宪法是“强制宪法”，但在制定的当时在大众之间是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的。漫长的战争给整个国家带来的疲惫，特别是日本人经历了战争的最终时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所造成的体无完肤的那种战争的悲惨景象，他们对发誓不再战的和平宪法从心底里表示了赞成。

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这种态度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51 年 8 月 10 日让日本成立了警察预备队，51 年 9 月 8 日签订了对日讲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进而在 54 年 7 月 1 日又让日本成立了自卫队和防卫厅，这些都是与制定“和平宪法”的当时是背道而驰的。

为此，舆论也逐渐分裂多样，而且还出现了在野党，比政府和执政党还要极力拥护本是支撑国家体制重要部分的宪法这一怪现象。在日本国民之间，一方面有人支持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特别军需”，而对战后经济复兴更关心的倾向却日益强烈。

同时，有一点要记住的是，由于美国占领军的态度改变，日本成了朝鲜战争以及“封锁中国政策”的后方基地。为此，日本民族对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反省变成半途而废，对历史的认识也变得淡薄而且暧昧，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

如上所述，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后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就是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境界而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的。

笔者还想在这儿提一件极为令人遗憾的事。据笔者所知，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既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关于这一点许多专家的意见也是一样的。

前面也已提到过，有关美国动向的推移值得注意的是，1950 年 1 月 11 日阿基逊国务长官在上下两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言中提到，美国远东地区的防卫线不包括韩国和台湾。另外，当时中国把“解放台湾”作为最大的任务，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也已陆续南下，在台湾对岸的福建省以及周围地区集结了大量部队。正当美中关系在尽管非常短的时间里，已显示出从敌对关系向非敌对关系摸索转变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于是这个转变被带到了一发而不可挽回的不幸状态。

身背“包袱”的日本

不管怎么说，这场朝鲜战争毫无疑问地是在战后形成亚太地区冷战体制的重大而令人悔恨的起点。

在这期间，日本民族又一次背上了“历史的包袱”。我用“包袱”这个词有以下两个理由。

第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后还不到五年，接着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所以对自己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所犯下的侵略行为的历史教训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认识，政府和国民对历史认识都不了了之。

第二，虽然日本战败后马上被美军占领，这可以说是一个原因，但日本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出发点刚刚制定了和平宪法，却又被日美安保条约捆住了手脚。这使得日本与曾经侵略过的中国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再次处于敌对关系。

为此，自那以后，每当与日本产生任何形式的“摩擦”时，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就会打出“历史招牌”，而美国则打出“安保招牌”，令日本左右为难。在中国看来，日本不但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而且“台湾问题”也会时常冒出来。

要冷静地分析日本现在所处的立场，那就需要看看日美关系的过去。战后在曾一时很盛行的“反战和平运动”中，当日本的年轻人和左派的勇士们高声呼吁“不要第二个广岛”，“反对日美安保”时，从太平洋对岸就返回来了“勿忘珍珠港”。这是指日本军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袭击珍珠港，向英美宣战以至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个事件。意思是说，日本对曾经向自己“侵略中国”施加过压力的美英两国先发制人，挑起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了东南亚这一事实背有历史包袱。

曲折复杂的日美中三角关系

美国的对华、对日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苏为顶峰的冷战体制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的解体，美国便成了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进入九十年代后，美国国内的经济很景气，最近甚至有人说现在是“美国独占天下”。

不错，美国是一个年轻、强大并具有清晰头脑的国家。但是应该指出，它也有视自己为“全能的存在”，搞“本位主义”的倾向。

以前，记得在我访问美国时，在“美国是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个问题上，曾有过令我吃惊的回忆。那是在拜访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军事战略专家汉福利教授时。

教授给人一种很精悍的感觉，他说他的研究小组最大的课题是“五年乃至十年后的中国与日本”。乍一听，也许可以说是这个课题是重视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地位，但我却清楚的感觉到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在美中关系这个“大局”之中，美国将如何不失时机地向日本要求其发挥怎样的“作用”。说明白了，日本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卒子”。

从越南撤军与对华接近

1967 年秋天正值美国约翰逊政权的“北越轰炸”不断升级。同时，在越南后方的中国大陆，一边面临着严峻的中苏对立，一边在国内大搞文化大革命，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增大，正是一派斗志昂扬的景象。

在这种局势下，汉福利教授所研究的课题让人感到既重大又敏感。

美国是希望日本在“封锁中国”的计划中起作用呢，还是希望日本起一个“美中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呢？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老实说，我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我对汉福利教授说，①美国应尽早结束轰炸北越；②日本与美国有着同盟关系，但同时同中国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有着悠久深厚的关系；③美中冲突应极力避免，朝着建立日美中三国之间的良好关系的方向努力。

在谈话中，我得知汉福利教授在战后曾作为一名军事要员在日本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日本人的那种美国人所没有的、对中国人的特别感情表示非常理解，这使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就在我结束了两个半月左右的美英访问后的第二年，即 1968 年，约翰逊总统承认了自己的轰炸北越政策的失败，并宣布不参加下届总统的竞选。新上任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与打开对华关系的主要人物基辛格国务卿等，在汉福利教授的课题“五年后”的 1972 年 2 月，实现了美国总统历史上的第一次访华。

“尼克松震惊”震动了日本

那次访华决定作为“绝密行动”走到了具有“同盟关系”的日本政府前头，因此被称为“尼克松震惊”。

这件事震撼了日本全国，使得长期以来对华改善采取消极态度的佐藤政权不得不下台。同年 9 月 29 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先美中关系一步，实现了划时代的“日中邦交正常化”。

在我拜访了汉福利教授“十一年后”的 1978 年 8 月 12 日，签定了表明日中两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负责签字的邓小平也访问了日本，并定于同年 10 月 23 日此条约开始生效。几乎象是紧追不舍一样，美中两国在同年 12 月 16 日正式发表了将在 79 年 1 月 1 日实现“美中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进行“五年和十年后的中国与日本”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汉福利教授得出了什么样的“答案”不得而知，但是美国的研究工作者，以实际经历为基础，以战略的观点来考虑局势的发展，着力于长期视野研究的这种精神，使我受益菲浅。

这个时期的美国、中国和日本三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各自的立场和利害关系，达到了基本上一致的程度。

日美中进入“蜜月时代”

也就是说，尼克松政权在上台当初就决定了①从越南撤军；②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作为世界战略的重要课题，并在严峻的“中苏对峙”中，选择了“中国”这张牌。而且对拥有“同盟关系”的日本，也明确显示了赞同日本推进对华关系。

中国也清楚意识到了美国要从越南进行战略性的撤退，在由于珍宝岛的武力冲突与苏联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中，中国选择了与美国和解的道路。中国对日本新政权的对华改善行为表示了积极的态度，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行访华时给予了最高级别的欢迎。

对日本来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不是单单的强大政策的表示，而是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其重大意义在于，曾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作为一个战后民族的课题，完成了它最大也是最终的“战后处理”。

同时，日本政府在这时也开始承认“台湾问题”是“根本上的中国内政问题”。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在严峻的“中苏对峙”的局面下，在对美和对日关系上表示了容忍“日美安保”的态度。对日本来说，从过去自己负有的“历史重负”的观点上来看，这个时期是比较安定的，

中国也没打出“历史招牌”，美国也没打出“安保招牌”。

在日美中三国之间的关系向前发展时，相反由于中苏对立和中越对峙，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却越来越大。但是，广范围的亚太地区的相互关系还是出现了新的展望。

天安门事件使得风云突变

但是“福”持续得太长，总是会出现新的“祸”。

经过“尼克松访华”（1972 年 2 月）、“ 美 中 建 立外交关系”（79 年 1 月 1 日）等，发展顺利的美中关系突然风云激变，起因是那场“天安门事件”（89 年 6 月 4 日）。 美 国 率 先 于 日本及西方先进各国实行了严厉的“对华制裁”。92 年美国总统选举上台的第一期克林顿政权就是把打着“人权”和“民主化”的牌子来批判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的。

中国方面则批判美国的作法是“干涉内政”。在这儿我想引用一下“天安门事件”后，说出中国人“心里话”的实权者邓小平的一段话。

“如果真让那些所谓的民主勇士们掌了权的话，马上就会出现内乱。一旦内战爆发，国土将会是血流成河，还能谈什么‘人权’？诸侯割据、生产倒退、交通瘫痪、百万、千万、甚至是上亿的难民将逃往海外。受其直接影响的将是亚太地区，这将是世界性的灾难。”

“因此，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混乱。当然这不光是中国要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说什么人权对立、搞民主啦，这些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本着和平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相互合作，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不要去煽动别国的内乱。”

围绕着台湾总统选举的美中对峙

美中关系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后又出现了 95 年 6 月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的问题，96 年 3 月正值台湾总统选举期间，中国进行了导弹演习，为此美国则派遣航空母舰进行对抗。这一连动向的背后，有着以下的经纬。

1988 年蒋经国总统死后李登辉为后任总统，他提出“朝着以三民主义来统一中国的大业奋勇迈进。”对此，中国领导层表示了“欢迎之意”，他们一直注意观察李登辉的言行，从 94 年春天以后，他们越来越怀疑其实际上在搞独立派。因此中国对李登辉访美表示了强烈反对，再加上美国议会等方面的强大压力，克林顿政权就让在“民主”、“人权”方面有着同样价值观的李总统以“私人访问”的形式进入了美国。

据北京的报道说，当时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已一致同意把李登辉总统称为“独立派”。从那以来就用“隐蔽的独立派”、“企图搞独立”等来批判李登辉。96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向台湾近海发射了导弹，表示了要防止“台湾独立”的决心。同时也意味着对美国等国家的警告。中国反复声明“不放弃行使武力”，这并不是说说吓话，外国如果插手台湾的话，（ 钱 其 琛 副 总理）说过“海峡必将大乱”。

对此，克林顿总统指示向台湾近海派遣航空母舰。这样做有两层意思。第一，让中国方面正确领会一下“美国的重大决意”；第二，让对中国发难的美国议会看到自己的“强硬的态度”。美国议会的不满是，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违反 1979 年制定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国内法）里明确记载的“台湾的将来用和平的手段来决定”这一条款的。此法是在“一个中国”这一大前提下制定的，此法指出，如果使用“和平手段以外”的方法的话，则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的威胁”，美国政府有必要采取强硬的态度。

“对话之线”没断，关系有所好转

一般人都认为，围绕着台湾海峡美中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使得这种关系自“尼克松访华”以来进入了最恶化的状态。但是美中双方都没有完全断掉“对话之线”，后来在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担当辅佐官的雷克以及中国方面的刘华秋国务院外务办公室主任等的努力之下，两国关系慢慢朝着缓和的方向移动了。

随着克林顿开始连任第二期总统（96 年 11 月 5 日）， 两 国 关 系 的 缓 和 更 加 具 体化。主要有美中首脑的互访计划以及对中国的“包括性参与政策”等。美国方面没有表现出象以前冷战时期那样，要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意图。

在同年 11 月 24 日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就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际，进行了会谈，并就美中最高首脑互访达成了一致。同年 12 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美国，9 日与克林顿总统和贝利国防部长进行了会见。迟部长是军队的最高实权者，也是镇压“天安门事件”的负责人。为此，在事件发生前已经订出了访美计划，但被取消，尔后又一拖再拖。

在与美国最高首脑会谈时，迟浩田国防部长强调了要保留用武力解放台湾的权利，美国应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等中国的基本立场。这次访问后，美中之间的军事有关人员又进行了多次不同级别的互访。

这儿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海军的三艘军舰（导弹与驱逐舰“哈尔滨”和“珠海”，一只补给舰）在97 年 3 月 21 日途径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湾、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美国海军基地，并停留了 5 天。中国军舰驶进美国本土的港口，是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美国海军士兵和一般市民约一千人到码头欢迎了中国的约六百名水兵。中国的舰长（王永国中将）在致词中强调“中美两国在太平洋上是团结一致的”。这个场面实在是无法让人相信就在一年前美国由于台湾海峡危机曾派遣过两艘美国航空母舰，使得人们还紧张了好一阵。

朝鲜半岛的和平也需美中合作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是，与“台湾海峡”同时，围绕着远东地区另一个纠纷之地“朝鲜半岛”的动向。

就在台湾近海美中之间的军事对峙趋于安定的 96 年 4 月 16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韩国总统金泳三进行了会谈。会谈提议战争当事者进行“四国会谈”以制定永恒持久的和平体制来代替那不安定的朝鲜战争休战协定（1995 年 7 月 27 日）。 这 四 国 当 然 是 指 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 美 国 以 及 中国。

北朝鲜在同年 11 月接受了此协议，第二年即 97 年 7 月初中国也正式表明参加四国会谈。同年 8 月在纽约举行了由南北朝鲜和美中参加的会谈预备协议。

这一连的动向明确显示了，缓和以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为主的紧张、保障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是在美中两国参与后才开始有进展的。而且，美国如果要保持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就不可缺少的要与联合国安保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进行合作。进一步说的话，世界已经进入了自冷战体制崩溃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约十三亿人口，比美国多十亿多）， 在 广范围的领域里一定要认真进行对话的一个新时代。

克服两个历史“包袱”

日本的存亡与对美和对华关系

日美中三国之间的关系，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约十八年的时间内，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摩擦”，但在大局上是安定良好的。但是经过了“天安门事件”（1989 年 6 月）和“台湾海峡的对峙”（1996 年 3月）以后，现在美中两国将要成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那么日本所处的地位明显就要不同。迄今为止一直是日美对中国这种关系图。这种状况到底好不好？一直重视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的日本民族正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和使命，那就是要紧紧掌握与美中两国所建立起来的基础，克服现在这种两面受夹的状态，朝着新的二十一世纪，用自己独自的判断力，创造出与他人的共存之路。

日本经历了“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惨痛失败，可在二十世纪后半的“战后五十年”里，国家的命运几乎完全是由美国掌握的。即使是在压倒多数的日本人所希求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1972 年9 月）以及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78 年 8 月）的缔结的时候，也无一例外。可以说那个“尼克松震惊”促使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就连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交涉，由于苏联的极力反对而陷于难局，最终也是在日美首脑会谈时卡特总统给了“上方宝剑”后才得以缔结的。

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与顺应潮流的“强权游戏”不一样，在其根底里有着超越时间、一定成功的“人间之道”。这里面包含了日本民族对自己从十九世纪来到二十世纪前叶一直侵略中国和“侵略五十年”进行赎罪的那种“历史认识”。同时，也是衷心希望由此能使两国之间两千年的民族深厚感情重新恢复起来，并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也感到了就是在这点上的特别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于日本民族的存亡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现在紧迫的课题是，在美中两国正在朝着确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扩大合作关系的今天，日本要紧紧抓好与美中两国之间的“友好纽带”。在战后“远东”所走过的历史中，与“台湾海峡”同样成为两大纠纷之地的“朝鲜半岛”，现在也在酝酿着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四国会谈”。

正视日中与美中的不同

日本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时机：正确认识远东局势的大潮流，与至今为止的“暧昧”作法诀别，明确主张自己的立场。只有通过自己的决断和实践，才能克服先后从二十世纪前叶和后叶开始一直身背的那两个“历史重负”，迎接新的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为此，我想把这两、三年来的日美中关系的推移按照时间整理一下。

围绕着台湾海峡的动向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是在 1996 年 3 月。在台湾进行直接选举总统活动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台湾近海发射了导弹，表示了要阻止“台湾独立”的决心。对此，美国方面派遣了航空母舰以牵制中国方面的行动。

日美两国政府签定的“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就是在紧接这以后的同年 4 月 17 日发表的。在此基础上，马上又开始了重新修改日美防卫协力的工作。刚刚经历过“台湾近海对峙”的美国方面坚持“新防卫线的本质，是已把韩国和台湾条项写了进去的 1969 年制定的日美共同宣言的回归”（美国防总部认为）， 把朝鲜半岛和台湾作为焦点，对此，日本政府则称其为“某种意义上的对应朝鲜半岛事态的临时措施法案”，

就新提出的“周边事态”这一点，也一直是含糊不清地答辩为“不是指地理上的概念。”这是日本想在台湾问题上，继续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同时又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所使用的“苦肉计”。但是扪心自问，这实际上是“掩耳盗铃”。

但是，美中两国在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平息下去以后，两国马上就不断有着高层次的外交接触，八个月后的 96 年 11 月，随着第二期克林顿政权的开始，一些为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得以采取。同月 24 日，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在马尼拉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并就尽早实现美中最高首脑的互访达成了一致。

从那次会谈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即 97 年 10 月下旬，就实现了江泽民主席的第一次访美。而且那次访美是在中国在那段时间里战胜了“实权者邓小平去世”（2 月 19 日）、“ 香 港 的 主 权回归”（7 月 1 日）、“ 第 十五 届 党 大会”（9 月）等几个世界关注的“重大考验”，并取得了成果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克林顿总统在98 年 6 月下旬带领一支超大型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访问，并走到日本前头，决定与中国定期举行“建设性战略伙伴”的谈话。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由于忙于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事情，对美中两国之间的急速的关系改善动向，竟完全没有顾及到。而且在磨磨蹭蹭之际，一方面就“周边事态”遭到了来自中国的“明确指出台湾不在该地区范围之内”的严厉批判，另一方面，还没让发挥一下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性，就让冲绳连同全日本都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展开、支援美军发动进攻的基地。象这样的国家，这个地球上哪儿还能找得到？日本与美国有着同盟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同时，与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经济上有着广泛深厚关系的日本，现在应该趁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大的对话”时机，明确指出美中关系与美日关系的不同之处。

特别是在围绕着重新修改指南时成为最大焦点的“周边事态”的“台湾问题的处理”这一点上，有必要态度鲜明。

美中关系正常化与“台湾关系法”

首先，读一下美中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态度。

1997 年 10 月下旬中国江泽民主席第一次正式访问了美国，并与克林顿总统进行了“包括性的谈判”。

顾名思义协议涉及多方面，但中心的课题是“台湾”和“人权”。在同月 29 日发表的美中共同声明中指出“两国首脑一致认为，意见一致与分歧的领域都有，”“ 在 人 权 问 题 上 有 着 很大的分歧。”

关于“台湾”，此声明明确指出，“中国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微妙的问题。美国再次确认了，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以及美中签定的‘三个声明’中所制定的原则。”

这里的“三个声明”是指①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发表的美中共同声明（上海声明）； ② 79 年建立外交关系时的声明（发表于 78 年）； ③ 82 年有关台湾问题的声明。在结束美中两国敌对关系的“上海声明”中明确表明了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等和平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在“建立外交关系声明”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与台湾只保持非正式关系。在“台湾问题声明”中则明确指出了，在前两项声明的原则前提下，美国将逐渐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一定时间后将完全停止。

两国首脑在会谈结束后的 29 日，举行了共同会见，就台湾问题，各自态度的要旨如下。

江泽民主席：“已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这是和平统一中国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我们不放弃行使武力的权利。这不是直接针对着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着那些想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搞台湾独立的外部势力。”

克林顿总统说：“我们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保持与台湾和中国人民友好关系。但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是和平的。这关系到亚洲的安定与繁荣。近些年中台之间的投资和接触越来越大。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据来自华盛顿的报道，有一点没写进美中会谈后的共同声明，据说那就是台湾问题中国方面从美国方面得到了三不支持的许诺，即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简单说，美中双方在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和统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中国认为来自外部势力（主要指美国）的武力干涉内政这个障碍的存在，为此自己要保留行使武力的权利。

对此，美国方面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是第一位，如果中国采取其它方法的话，美国也将会采取相应的方法。美国的这个意图在 1979 年 1 月 1 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当时来自议会的压力也很大，就制定了“台湾关系法”，并以此为武器来对付中国的行使武力。1996 年 3 月由于中国军队向台湾近海发射导弹而派遣航空母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但是，美国国内的舆论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表明反对“台湾问题”成为美中之间直接武力冲突的原因，在这点上，“台湾关系法”仍残留着“战略性的暧昧”。

日中关系正常化与和平友好条约

在这点上，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政治基础是 1972 年 9 月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签定的日中共同声明，以及 78 年 8 月签定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里的各项原则。

日中共同声明的正文“第二项”里，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第三项”里中国表明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对此立场表示十分理解和尊重。在签字仪式以后，大平外相在会见国内外记者时说：“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我们认为‘日华和平条约’（日台条约）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已经完结了。”

另外，在日中共同声明正文“第六项”里，日中两国确认了在和平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不诉讼武力来解决纠纷，在“第七项”里提出了两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而且也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行为。这“第六项”和“第七项”也写进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正文里。

在缔结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先后负责谈判的大平外相和园田外相在国会答辩中明确表明“台湾问题从根本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从那以后，日本政府把台湾从日美安保条约适用的对象地区排除了出去。日本在实现对中邦交正常化时，与在国内制定了“台湾关系法”的美国，立场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有必要加以确认。

围绕着新防卫线中出现的“周边事态”这一说法，日本政府当局内部也是意见纷纷，难以统一。但是，起主导作用的美国方面却坚持，“新防卫线的本质是已把韩国和台湾条款写了进去的 1969 年制定的日美共同宣言的回归”（美国国防部的认为）， 要 求 把 朝 鲜半岛和台湾包括进去。但是，美国的这种见解意味着这是跨越 1969 年以后才实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72 年 9 月）以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78 年 8 月）的一种倒退现象，是与日中两国政府间的“台湾问题从根本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政治誓约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本着诚意和责任明确表明“不包括台湾”，曾说过的“周边事态不是地理上的概念”那种无奈托辞，这时候应该改过来。我认为这也是日本民族要保持对美中两国真正“友好纽带”关系的风度。

美中步伐慢慢靠拢

但是局势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今后美中两国之间交涉的动向一定得全神贯注地注视。所谓的“包括性交涉”，其实范围是极广的。特别是都说“台湾”、“人权”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不光光是这些。象建立朝鲜半岛的永恒和平结构、核武器管理和核扩散防止问题、以及遍及亚洲全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处理等等，这些都需要美中的合作。

同时，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在美中两国之间有着“很大差异”的“人权问题”上，出现了实权者邓小平在世时没想到的现象。众所周知，美中最高首脑在华盛顿会谈后，中国方面在 97 年 11 月中旬以“生病疗养”的名义释放了被称为民主化运动象征性存在的魏京生。98 年 4 月对天安门事件的领导人之一的王丹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而且，中国方面还表示了要在“关于市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规约”（国际人权 B规约）上签字。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国方面朝着“建设性的战略伙伴”所作出的“让步”。

另外，在被称为美中之间最重要和最微妙问题的“台湾问题”上，美国方面也出现了修改政策的兆头，这点儿也很值得注意。而且，意味深长的是，被称为是克林顿第一期政权时期拥有“台湾近海的美中对峙”的经历，后又制定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并在此基础上策划“新防卫线”的理论支柱的前国防次官约瑟夫·赖（现哈佛大学教授）等人，与当时的美国防总部的一些高级干部正在进行调查摸索工作。

这些干部中有前国防部长贝利、原总理辅佐官斯科库夫特和前统合参谋本部议长夏利卡索比利等人。

据报道这三位在 98 年 1 月访问北京时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会谈后，又去台湾与李登辉总统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他们提到，“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是有限的。”随着美中之间在广泛范围的对话逐渐加深，台湾最“可信赖之网”的美国也开始感到不能让“台湾问题”搞坏了美中关系，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

引人注目的赖氏新论文

在这期间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情是，前面提到的约瑟夫·赖氏 98 年 3 月 8 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台湾政策”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要旨是建议美国修改台湾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只要台湾不搞独立就不行使武力。换句话说，如果搞独立就要行使武力。这样的话，美国就应该让台湾放弃独立，同时明确表示美国本身也不行使武力。而且，在维持现状中，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将更加加深，这也会促进政治对话。美国应该在台湾不独立这个前提下，在“一个中国”这个大框架中帮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

日本的媒体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每 日 新闻》5 日与 19 日晨报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安保”深海流②“注视台湾 2000 年的危机、赖氏变身”的文章，加上对赖氏本人采访，耐人寻味。在此，请允许引用其中一段。

──可以被称为“战略性暧昧”元祖的赖氏提出了“扔掉暧昧”。即“让台湾宣布放弃独立，美国明确表明不行使武力。”这是为什么？为此我们采访了现已回到旧巢哈佛大学并担任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的赖氏。

“我在政府工作时，也顺从了不要对台湾政策讲得太详细、太清楚的公式见解。后来在与同事和朋友议论中，想法改变了。因为台湾国内的政治也变了。2000 年在总统选举中如果在野党（民进党）取胜后搞独立的话，就会产生危机。有必要为那时作好准备。”

1996 年 3 月，正当台湾第一次进行直接选举总统时，中国在台湾近海进行了导弹演习，美国派出航空母舰，使得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总统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的李登辉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取胜，但在第二年即 97 年 11 月的台湾地方选举中，打着“独立”旗号的在野党民进党一举跃进超过国民党。2000 年根据可靠消息，赖氏在今年 1 月访问台湾时，除了李登辉以外，还与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当时）、 台 北 市市长陈水扁等进行了会谈。据说他当时叮嘱道：“如果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援是一张白纸支票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第一期克林顿政权时期曾任赖氏上司的贝利前国防部长等人的北京以及台北的访问，就是紧接这以后进行的。接后，贝利和赖氏两人 2 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进行了会见并交换了意见。那篇投给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中台双方也出现微妙的变化

随着美台之间不断发生的变化，中国方面的“台湾政策”也似乎有了微妙的修正。

香港的一家报纸《南方中国晨邮》在 98 年 4 月 29 日报道说，据来自对北京的台湾政策很详细的消息情报，“中国的江泽民主席在 6 月的美中首脑会谈后，表示希望美国能向台湾派去特使，就围绕着台湾问题出现的新的美中协调关系进行说明。”报道还说，“这样做的背景是中国希望通过与美国加强关系，借助于美国的力量，使中台对话能进展顺利。”来自北京的报道中也表明了当局这样的意向，即“与美国合作应该是可以用于台湾问题的。”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5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停止了八年后又召开了“对台工作会议”，以协议促进中台对话之事。令人注目的是，从那以后，据从已公开的情报中得知，江主席指出，“一定要深刻理解台湾人民的心情，充分考虑和尊重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就台湾内情，中国开始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顾及对方的柔软态度。

据笔者所见，台湾在 2000 年的总统选举中即使民进党取胜了，也不会搞什么“独立宣言”。这不但是国民党,连民进党的有权人士以及广大的支持者也是这么说的。大陆方面只要民进党不搞“独立宣言”，一定会花时间努力寻找对话和交流之路。因为，江主席已经公开表示过，只要没有外部的干涉，中国“将深刻理解台湾人民的心情，充分考虑和尊重他们的利益和愿望。”

另外，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被称为中台交流窗口的台湾协会（会长汪道涵）之间的交流很频繁。辜振甫理事长的访华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台湾总统府的苏起副秘书长说，如果辜氏访华能实现的话，双方一定会商议李登辉访华之事。

远东局势的变化与日本的进路

如果正视一下问题的话，当今的台湾问题则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刻采取了介入政策，才使得其走过如此复杂的过程。1995 年李登辉总统的访美，以及接后发生在第二年 3 月的“台湾海峡的美中对峙”，对美国当局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

为克服这些危机，克林顿总统在去年秋天在华盛顿召开的美中首脑会谈中，向江泽民主席口头上表明了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台湾进入联合国”等都“不支持”。这里含有美国不愿意由于台湾问题而动摇对华关系的苦衷。而中国，一方面对这个口头表明予以高度评价，一方面强烈要求把这“三不支持”文章化，以避免“暧昧性”。今年 6 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想必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焦点吧。

据报道，随着美中之间“大的对话”不断加深，不但象美国前国防部长贝利以及前国防次官赖氏等这些克林顿第一期政权时代的国防部的主要干部的意见，就象“不能让台湾问题搞坏美中关系。美中双方应重视共同的利益，”（哈佛大学教授爱斯拉·波格鲁）这样的意见，在美国学术界也越来越得到支持。

令人遗憾的是，正当美中两国在不断探索缓和紧张之路的时候，在日美之间却正在出现完全相反的现象。以美国为主导的、用于日美防卫协力的“新防卫线”得以制定，在今年 4 月 28 日进行了周边事态法案的内阁会议决定。而且这还是在正值围绕着成为冷战开端的朝鲜半岛问题，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 美 国 和中国正在进行着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四国会谈”之时。

所谓“周边事态”不断出现的实际情况是对从“对立”到“对话”之道的一种探索。现在正是要睁开过去紧闭的双眼，认清盲目不清的现实的时候了。如果日本照现在这样下去，就会在远东局势转化的重要局面下，身背“历史重负”漂泊，而被大潮流所淘汰。

“人世间”由于思想意识上的对立以及“强权政治”而摇荡不定。但是正如第一章里讲述到的美国第十六代总统林肯所说的，以及在本章里写到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五句话”里所提到的那样，我们不能忘记：超越时代、永恒不变的“人生之路”是存在的。我想，只有站在这点之上，我们才能从“历史重负”中解脱出来，朝着二十一世纪，阔步走向与人共存的光辉大道。

后 记

经过千辛万苦总算脱稿了。在夜深人静的深夜，我走到公寓外的小小阳台上朝北方望去，只见正面有北斗星在闪亮。我站起身走到二楼房檐头栏杆放开视线一看，北斗星正悠然自在地俯视着大地。

“你能锁上普列阿蒂斯的锁吗？你能解开奥利翁的网吗？──你能引导北斗和它的子星吗？你知道天上的法则吗？那个法则能施于地上吗？”

最近开始阅读的旧约圣书“约卜记”中的一节突然涌上心头。我只能回答说，那种事是怎么也做不到的。

不错，这个地球的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对立的世纪”，在本世纪前叶曾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体制持续，在各自的内部又出现分裂和对立，人们以思想政治和自国的利益相互争斗。冷战体制崩溃后由于民族和宗教上的对立而引起的地区纠纷又连续不断，还有印度的核试验、与此对抗的巴基斯坦的核试验──“世间的欲望”没有尽头。天上的法则施于地上谈何容易。

庄子的言语里有句话叫“不知之知”。打开解说书是这样写的。

人类的判断常常是相对的，绝对正确的东西是哪儿都不存在的。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依赖“知性”视自己的判断为绝对，进行相互对立和怨恨，这就是具有思维能力动物的人类宿命的悲剧之根源。但是，人类如果不能扔掉这“知性”而又要想结束这种悲剧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认识“知性”的限度，超越“知性”──这就叫做“不知之知”。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国际局势也出现了从“绝对”到“相对”、从“对立”到“对话”的局面。世界逐渐呈现多元化，而且还出现了“一超多强”的说法。但是地球上毕竟有许许多多的中小国家，从这些中小国家中也开始出现了制止超级大国和大国利己主义的智慧。

美中两国相隔着广大的亚太地区，决定了定期举行朝着“建设性战略伙伴”的对话。同时，也出现了日、美、中、俄大国对亚太地区的问题进行相互对话、解决问题的契机。围绕着朝鲜半岛问题，为建立永久的和平体系，战争当事国的韩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北朝鲜）、 美 国 和 中 国 开 始 了 四国会谈。今年 6 月下旬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后，秋天江泽民主席将带着“美中首相会谈”的成果，访问我国。在那前后，曾几次死里逃生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也将访问日本。

回顾一下世界，有由于得到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国的支持而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攻击必死地进行阻止的加纳出身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有访问一直受到美国制裁的古巴并与卡斯托罗议长进行推心置腹会谈的罗马法皇；有迎接美国总统克林顿并邀请他到自己曾被关押十七年的监狱，说及来龙去脉的南非总统曼地拉。──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能够把不同世界连结在一起的“超国籍”的伟人。

要想在这个地球上建造乐园的话，就必须做到超级大国认真倾听大国和中小国家的意见、大国认真倾听中小国家的意见、一般国家要认真倾听其人民的意见。同时，要清楚认识到，正如不管是什么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和“成长”一样，不同国家和民族，也有不同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因此，必须扩大这种“互相认识”的机会，不断进行对话，从中找到与他人共存之路。

本书的初稿最初是在《留学生新闻》（ 麻生润社长）的中圭一郎常务，以及当时的总编赵海成，副总编方淳等人的依赖下而写成的。这份报纸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合作在十年前创刊的，在日本是一份使用中日两种语言的先驱刊物。

中圭一郎先生、赵先生和方先生找了我好几次。经过四、五次交谈后，他们说想搞一次大型连载，从我的生长开始，主要以记者的经历为中心，写写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事情。当初是一个月一回，中途又改成一个月两回，持续了近两年半时间（1993 年 8 月 1 日～96 年 2 月 15 日）， 连 载 共达五十一回。

连载登载完后，他们也说过要将其编写成“一本书”予以出版，但我说只是一些无聊的闲谈，出书之事也就搁了下来。

后来，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的去年 9 月的一个多月前，月刊杂志《潮》编辑部对我说，“想请你写一下回顾这四个半世纪围绕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秘话”。那时我和旧交阿部以及刚认识的泉和一边喝着酒，一边跟他们谈到《留学生新闻》的事。他们马上要求说，“一定得编写成一本书。因为明年正好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二十周年。”

朝着亚太地区的未来，美中之间开始呈现出新的动向，在这夹缝中能感到日本步履艰难的样子。

于是，我下定决心，从今年春天开始，把一些以前没写进去的东西以及一些新的动向加写了进去，总算能奉献给大家了。

在此，对那些一直激励我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书献给曾把做人的基点教给我、在我小学四年级时去世的父亲。

1998 年 5 月 25 日 作者

译后记

至今为止,有关中日方面的书数不胜数,但本书的独特之处正如日文版原著在封面上的介绍一样,“这儿记载着至今鲜为人知的史实”。原著作者吉田实先生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以其难得的亲身经历和真实可信的人物采访为主体,生动、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中日关系和世界局势。在帮助人们充分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正确认识日本人所持的中日观方面,本书可以说是一本难能多得的宝贵资料。

译者在几年前经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李明先生的介绍参加了日本东南·东北亚研究会,在那儿有幸认识了吉田先生。先生每次在研究会上所表现的那种敏捷的思路、精辟的分析、独特的见解都使译者每每惊叹不已、受益非浅。他不仅是一位资历极深的职业记者，而且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先生童年时代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经历,使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年的记者生涯，练就了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次偶然的机会,校译者朱新建看到了吉田先生的大作，作为《潮》出版社的畅销新书之一摆在书店显眼的位置上，随手拿起一看，立刻被书中的史实所吸引，产生了一种要翻译此书并将其介绍到中国去的强烈愿望。当译者得知此书的作者是吉田先生时，第一感觉是，这种愿望恐怕难以实现，因为吉田先生的中国朋友太多了，想要翻译先生大作的人一定是不计其数。但我们还是不死心、想碰碰运气。没想到当我们把打算翻译先生大作的想法忐忑不安地告诉他、并询问他的意见时、先生欣然答应，并谦虚地说，“这本书有那种价值吗？”让我们顿时感到万分高兴，同时又觉得责任重大。

本书日文原作不仅内容丰富，史料庞大，立论独特，观点明确，而且语言精练、笔锋犀利，用词表达适到好处，不愧是出自于一位职业记者之手，实可称得上是一本日语学习的精读范文。

译者和校译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前前后后花了近两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翻译工作。译完后，译书曾于 2001 年在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养部记要》（季刊）上分三次刊登过。今年七月底在拜访吉田先生商定出书时，先生又欣然提出为此译本写中文版序，使得本书内容更加充实完善，更加具有时代气息。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曾多次承蒙爱知学院大学教授中日关系和中日历史方面的专家李明先生的指点并得到李明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言，在此谨表谢意。

翻译:王武云 Ph.D

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讲师

校译:朱新建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外国人教师

2002 年 8 月

著者介绍

吉田 实 Yoshida Makoto (男)

1931 年生于东京。少年时代在台湾渡过。

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中国语·国际关系论专攻。

1956 年朝日新闻社入社。先在朝日新闻社总社社会部工作,62～63 年赴香港大学东方研究院留学。

66 年,应邀首赴中国大陆采访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

67 年,应美英两国政府邀请赴欧美研讨欧美诸国的对华·对越政策。

68～70 年任朝日新闻新加坡支局长。

72～75 年任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后回国任朝日新闻东京总社国外通讯部次长、编辑委员。

82～84 年任朝日新闻香港支局长。

84～86 年 2 月，任朝日新闻亚洲总局长。

1990 年 5 月起任朝日中国文化学院院长。

Table of Contents

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序言

前 言

“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第一章 我的出生及成长

我的第二故乡－台湾

赤脚与米粉

林肯的连环画

父亲的战死

与“本岛人”的情谊

人下人的日本

撤返奈良

食粮紧缺的时代

内地的歧视

“探索共生之路”

日本近代化的背后

在大学选择了亚洲之路

寄人篱下的勤工俭学

破旧的学生宿舍的生活

毕业论文研究《矛盾论》

第二章 主管中国采访的记者之路

当上新闻记者,留学香港深造

用同一视线来写

挟在大陆与台湾之间

生疏了的中文

体验两次“飞跃”

非二者择一的生活智慧

有吃的穿的就行

批评人民公社化

反正是中国人

不屈的忍耐性和民族爱

香港社会的弹性

国际局势的转换和日中两国的接近

首遇“肯尼迪暗杀”事件

美苏接近，中法握手

中国要人相继来日

“不期待日本赔偿”

动摇不定的日本对华政策

毛泽东亲自接见斯诺

恢复农业生产开始奏效

自力更生和阶级教育

毛主席与斯诺的会见

给美国的信息

未来靠年轻人

第三章 到文革发动后不久的中国采访

充满苦涩的文革之路

毛的期望被辜负

修正经济政策

拒绝与苏联联合行动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毛、林体制的确立

红卫兵旋风和打击面的扩大

刘少奇的降级已趋明显

红卫兵犹如脱缰之马

高级干部个个都成了靶子

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

初次访问动乱的中国

广阔的大地和红卫兵大串连

跨进“陌生世界”的第一步

精神抖擞的红卫兵

世界革命人民的首都

无边无际的大地

北京、蜿蜒不断的长蛇队伍

影约可见的领导人的地位变化

严格的排列顺序

区别明显的周与刘

一道香烟的白烟

“那就很难讲了”

第四章 中国研究热日益高涨的英美访问记

美国和英国之行

美国国务院的邀请

执笔《现代中国》

决定去美国

更加严峻的中国局势

“地上本没有路……”

多元的活力

美国冷静的对华分析

苦于难以掌握真实情况

谨慎地推察内情

注视解放军的动向

比苏联还冷静的观察

学习日本的研究方法

在香港问题上动摇不定的英国

虽说是亲戚之国

“大英帝国”的今昔

担心武力解放香港

举出七个理由作出否定

“周总理的话”是有力的依据

第五章 在东南亚看到的中国形象

第一次作为特派员去东南亚

首访印度尼西亚

以新加坡为据点

华侨与华人的不同之处

速飞巴基斯坦

直飞悉尼

“人种骚动”的冲击和教训

马来西亚大选

气势上升的华人在野党

“站住！中国人”

危机意识和欲求不满

“中间人”的重要作用

美国的变化和东南亚的对应

不再火中取栗

尼克松外交原则

越南战争的幕后

老挝总参谋长的洞察力

调整与重要国家中国的关系

第六章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舞台

尼克松决定访华的轨迹

曾一度中断的美中会谈重开

进攻柬埔寨的逆流

美国继续采取接近中国的政策

东南亚全区域的中立化构想

中美 “乒乓外交”

基辛格的“肚子疼”

田中内阁向日中正常化始动

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和影响

新内阁的诞生和中国的反应

超党派推进日中恢复邦交

越后和赞岐的山人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北京亲眼目睹日中邦交正常化

超越漫长的断绝时代

不给予掌声

全力以赴紧张地进行讨论

“架吵完了吗？”

求大同存小异

大功告成的联合声明

难忘的“有勇气的提言”(附录)

“竹入笔记”的作用

池田大作的讲演

日中恢复邦交和创价学会

“绅士协定”

第七章 在北京的三年

初交的北京朋友

出租车司机

拒绝拍照

司机师傅帮我交涉

“清一色毛泽东”的背后

“言必信，行必果”

邓小平戏剧性的复出

从人民大会堂发出的第一个报导

北京机场的一段对话

大刀阔斧进行军队改组

在联合国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

成为仅次于毛、周的实权者

“血红的夕阳”与“大庆油田”

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

向石油危机中的日本出口石油

车窗外的东北大地

血红的夕阳述说今昔

浑身油渍的年青人

第八章 文革大转换后的中国

1976 年—大变幻之年

周恩来去世与天安门事件

邓小平与江青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的去世与“四人帮”的逮捕

“上方宝剑”在手的华国锋政权

大转换时期的缓冲材料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

文革当初即吃惊又感动

阴暗面的报道

“穷则变，变则通”

从反省到搞经济建设

要多方面看问题

开始“自问自答”的中国

与实力派邓小平会见

书店里出现的社会现象的变化

漫画“讽刺与幽默”

注重明治维新要人

重新开始向资本主义学习

华南“经济特区”的出现

第九章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全貌

崩溃的“社会主义阵营”

“美中接近”与中越分裂

柬埔寨与华侨问题

苏越缔结友好协作条约

中越终于爆发军事冲突

邓小平提出“三大任务”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记实

从乐观气氛变为悲观气氛

在北京体验到的苏联的攻势

围绕霸权问题的见解

“反对霸权”想法的根源

“反霸条款”是周总理的遗言

此后漫长的中断时期

谈判重开，妥协的方向

财界首脑抢先控制了局势

打开谈判之道的矢野访华

钓鱼岛事件的背景

追寻正常化原点的教训

福田首相征求卡特总统的意见

日中关系新的一页

第十章 中英谈判时的香港体验

在日本和香港的体验

人民日报采访团来日

对日本的资本主义感兴趣

中英谈判的焦点：香港

英国的主权与行政的分离论

悟出来的“香港金玉论”

参观中国经济特区──深圳

重新学习和锻炼的地方

“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

分居的家庭获团圆

倍受欢迎的深圳渡假村

消失了的“心理上隔阂”

目睹大转换时期香港的智慧

意欲与中国大陆共存

靠企业连接起来的大陆与台湾

自称为中间派的大人物

狗身与狗尾的关系

寄望于香港前途的人们

“半个中国人”的政务长官

“去神”与“来神”

野村证券集团进入亚洲

八佰伴进入新界地区

第十一章 亚洲局总局长时期所见到的多样性

向多样性的亚洲全地区挑战

从香港到新加坡

成长起来了的“亚太组织”各成员国

天时、地利、人和

华人社会交流的兴起

战后四十周年与东南亚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波纹

双重“对日观”的基点

到处充斥着日本产品

亚洲各国的“阿信”热

围绕战争镜头的褒贬两种意见

把“历史教训”放在心底里

印度事变的前兆

中印关系的蜜月和对立

英地拉·甘地遭暗杀

拉吉普的上任和新的发展

中印双方趋势缓和的动向

对戈尔巴乔夫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沿着尼赫鲁首相的道路走下去的拉吉普

初访越南之感

与中国南部相似的河内

拜见黄东书记

对同行先辈有一种亲近感

“铺上红地毯”

到中越国境上的老街

在南部所见到的微妙变化

寻求改变对方的道路

由对立走向缓和的亚洲

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开始变化的印度尼西亚

李总统对中国的周密访问

马来西亚也开始对华改善

华侨·华人社会的动向

亚洲多角关系也出现好转

韩国出现的新的探索

第十二章 重访处于转换期的台湾

迎接巨大转换期到来的台湾

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

中华航空飞机政治避难的冲击

两岸第一次实现直接交涉

在日华侨善意的反应

爆发出民主化的要求

促使两岸交流的民众

肩负 “两个命题”

蒋经国总统改革的决断

第一次复数政党选举得以实现

加速与大陆的民间交流

访问时隔四十一年的台湾

“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

怀旧之情欲止无能

向不断高涨的“禁忌”挑战

“我给你讲”

“三个条件”与“住民自决”

要求“回乡探亲”的运动在进行

社会的多样化与高学历化

世代交接班的要求强烈

畅谈台湾未来的研究生

探求打破“非友即敌”的框框

戒严的解除和“回乡探亲”的实现

连接民族之心的熊猫

对台湾动向的好感和担心

“内因”比“外因”更重要

戒严令落下了历史性的帷幕

“大陆热”呈过热状态

“回乡探亲”终以实现

蒋经国之死与李登辉的上台

晚年紧紧注视着历史和现实

第一位“本省人”总统得以实现

新旧交接与“台湾化”的人事安排

大陆政策的扩大与限制

制止搞台独运动

第十三章 中国的改革与天安门事件

不善于临机应变的中国大陆

“改革开放”的波纹

实事求是与四项原则

占优势的“原则派”

胡耀邦无奈的让位

背后有来自革命元老的压力

友人对胡耀邦的评价

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主义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赵紫阳的巧妙战术

给中国现状定位

第十三届党大会的意义

革命元老们的退居二线与邓小平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价格改革失败而导致的考验

巨大的冲击——天安门事件

要求民主化的运动日益高涨

“动乱”还是“对话”？

赵紫阳在党的领导班子中孤立

学生运动的颓势和急躁

军队开枪出现流血的惨景

邓小平对事件的分析和指示

在美国听到的对祖国的思念

香港极强的恢复力

二十二年后重访美国

著名教授批判武力镇压行为

台湾高僧提出要气度宽宏

用非暴力行为实现民主化

目标是与国内同胞携手

寄望于华人社会的智慧

克服冲击探求共存

祸中有福

注视台湾和香港的动向

财界巨头秘密访华

迂回战术才是贤明之道

要求继续实行“改革”的香港

希望周围各国的协作

第十四章 实权者邓小平最后的挑战

从新闻记者转当学院院长

在学生激减的情况下

努力备战的巷间“名门学校”

独特的讲师和学生

“光明的未来必定会到来”

中国重新打开与外界接触活动

倍受欢迎的漫画书《庄子》

“天时”终于来了

吹响“改革开放”进军号角

保守改革两派之间的深刻的政策争议

“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经济建设才是“中心”

“二号文件”

“应该警惕的是‘左’倾”

寓意深长的“南巡讲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探求共存” 的朝鲜半岛

由于“怀疑核武器”而进入危机局面

参加汉城的国际会议

九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借鉴于华人社会之间的交流

把住了潮流的变化之妙

人为的基准是绝对没有的

但愿“穷则通”

第十五章 日美中三国关系的正常化

“战后五十周年”与“侵略五十周年”

与林岁德大爷的相识

受难于被侵占了的台湾

残酷的南京扫荡

双亲去世后逃亡东京

放弃回乡与日本人结婚

受歧视，换了工作还是受歧视

还是要为邻近那人服务

日本“黑暗面”的活证人

决不允许这种不幸重现

挖掘“共存”之井的周恩来

诞辰一百周年的现实意义

永远难忘的“五句话”

触动日本人心弦的人

与癌症搏斗，死而后已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周恩来重新引荐邓小平

“雨中岚山”与邓颖超夫人

正视历史

共同的稻耕文化

佛教，儒教和汉字文化

从脱亚入欧到制霸东洋

日本吸取历史教训不够

日中关系之间巨大的“虚构”

朝鲜战争是悲剧的起点

追踪战后的美中关系

美国曾宣布“不干涉内政”

朝鲜战争使得态度一百八十度大改变

从“和平宪法”到“日美安保”

身背“包袱”的日本

曲折复杂的日美中三角关系

美国的对华、对日政策

从越南撤军与对华接近

“尼克松震惊”震动了日本

日美中进入“蜜月时代”

天安门事件使得风云突变

围绕着台湾总统选举的美中对峙

“对话之线”没断，关系有所好转

朝鲜半岛的和平也需美中合作

克服两个历史“包袱”

日本的存亡与对美和对华关系

正视日中与美中的不同

美中关系正常化与“台湾关系法”

日中关系正常化与和平友好条约

美中步伐慢慢靠拢

引人注目的赖氏新论文

中台双方也出现微妙的变化

远东局势的变化与日本的进路

后 记

译后记

著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