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作者: 余华

出版社: 麥田出版

出版年: 2011-1-3

页数: 320

定价: TWD 3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9861204772

内容简介

二0一一年，余华新作，华文世界唯一独家首发！

十个词汇，替中国把脉！

「十个词汇给予我十双眼睛，让我从十个方向来凝视当代中国。」──余华

最会说故事、最深刻了解中国的华人作家，以生动的文字，写下你从不知道的中国！

「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

我希望能够在此将当代中国的滔滔不绝，缩写到这十个简单的词汇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时空的叙述可以将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经验和亲切的故事融为一体；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当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纷乱复杂的社会里，开辟出一条清晰的和非虚构的敍述之路。」--余华

作者简介

余华

一九六0年四月三日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九八四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呼喊与细雨》、《我能否相信我自己》等，并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义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日文、韩文等在国外出版。其中《活着》曾获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香港《博益》十五本好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声明：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排版制作：@chaofannet

说明

这是我去年断断续续完成的一部非虚构作品，里面一些内容引用了我过去散文中的几个片断。今年九月，法国ACTES SUD的法文版是全球首次出版。明年开始，美国和欧洲亚洲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也将陆续出版。根据美国兰登书屋编辑的建议，我对此书提及的一些数据进行了更新。尽管如此，明年九月出版的英文版里的数据仍然可能变得陈旧，因为中国大陆日新月异。

余华

二0一0年十月十四日

前言

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说：「神祗编织不幸，是为了让后代不缺少吟唱的题材。」几百年以后，中国的先哲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荷马借助神祗置身事外的风度，以叙述者的身分来吟唱世事难测和人间不幸。孟子则是利用人生感受的例子，说明忧患往往可以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反而使人败亡。荷马和孟子从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视角出发，以相同的积极和乐观，在我们今天的不幸和忧患里走到了一起。

我希望此书兼备上述两种质量，让超然的叙述和真切的人生在这里殊途同归。我也希望在这十个词汇里，能够继承荷马与孟子的积极和乐观。

我要感谢白亚仁教授。二00九年三月，我在美国期间，白亚仁邀请我前往波姆那学院(Pomona College)讲述当代中国。这位老朋友将我的演讲题目定为「一个作家的中国」，我就是在准备演讲稿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我们驱车行驶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告诉白亚仁计划写作这本书。白亚仁立即表示愿意承担此书的英文翻译。当我回国后决定自己的写作从十个词汇出发，白亚仁就将书名建议为《十个词汇的中国》。我喜欢这个书名的简洁风格。

很久以前，意大利诗人但丁写下了朴素的诗句：箭中了目标，离了弦。但丁只是轻轻地颠倒了因果关系，就让我们感受到了速度。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飞速变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因果关系颠倒的发展历程。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却很少去追寻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马所说的不幸与孟子所说的忧患将会迎面而来。

所以，我如果面面俱到地叙述当代中国，我的叙述将会难以为继，将会比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还要漫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选择十个词汇的理由，因为十个词汇给予我十双眼睛，让我从十个方向来凝视当代中国。

我要求自己的工作简明扼要，从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开始叙述之旅。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琐碎，其实包罗万象，它们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隐私等等，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发出自己的鸣叫。日常生活就像广阔的森林一样，恰巧中国有句俗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写作此书如同一位往返的巴士司机，起点也是终点。我满载故事的巴士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隐私的驿站，还要经过一些地名不详之乡，一些故事中途下车，另外一些故事中途上车，如此上上下下的长途跋涉之后，我的巴士又回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希望能够在此将当代中国的滔滔不绝，缩写到这十个简单的词汇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时空的叙述可以将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经验和亲切的故事融为一体；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当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纷乱复杂的社会里，开辟出一条清晰的和非虚构的叙述之路。

如果荷马的超凡脱俗和孟子的切肤之痛影响了我走向目标的步伐，我会感激。

人民

我在写下这个词汇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写错了，或者说写得不像是「人民」。我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睁开眼睛后觉得它有点像了；我再次闭上眼睛，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终于确定自己没有写错。这个词汇就是这样，让我有时候陌生，有时候熟悉。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汉语里，还有哪个词汇像「人民」这样处境奇怪，它无处不在，同时又被人视而不见。今天的中国，好像只有官员们还在张口闭口说着「人民」，人民却很少提及这个词汇，或者说正在遗忘它。多亏了官员们的唾沫，这个词汇才显示了自己仍然存在。

在过去，这个词汇曾经是那么的显赫。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当时最重要的报纸叫《人民日报》；我们这些单个的人民天天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人民当家作主了。」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人民」是和「毛主席」一样了不起的词汇，我刚刚认字的时候，最先学会的就是这两个词汇，然后才学会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父母的名字。年幼的我曾经认为：「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当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我得意洋洋地到处宣布自己的发明，我看到很多疑惑的表情，他们似乎觉得我的发明有待商榷，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确表示反对。那时候人人谨小慎微，只要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从而家破人亡。我的父母听到我的发明时也是这样的表情，他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拐弯抹角地表示：这句话好像没有说错，可是最好不要再说了。

这是我童年里最重要的发明，我舍不得不去说，我继续将它挂在嘴边。有一天我突然为自己的发明找到了证据，那时候流行这样一句话：「毛主席在我们心中。」我发挥了这句话，我说：「每个人民心中都有毛主席，毛主席心中有什么？有我们全部的人民。」所以「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我看到疑惑的表情在我们的小镇上逐渐消失，有人开始点头表示同意，有人开始也这么说了。先是我的小伙伴们这么说，接着大人们也这么说。

当很多人都在说：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我的危机感出来了，革命的年代里是没有专利的，我发现自己作为发明者的身分正在迅速失去。我到处申明：「这句话是我第一个说出来的。」

可是没有人对此有兴趣，最后连我身旁的小伙伴们也不承认这句话是我的发明，面对我的据理力争，或者可怜巴巴的哀求，他们个个摇着头说：「大家都这么说。」

我开始伤心，甚至后悔莫及，后悔将这个发明公诸于世，我觉得应该将这个“发明永远藏在自己心里，不让任何人知道，独自享用一辈子。则这些年来，西方惊讶中国的巨大变化。历史在中国就像川剧中的变脸，短短三十年，一个政治至上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金钱至尊的中国。

当历史转折的时候，总会出现某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如此。北京的大学生走出校门，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自由，同时反对官倒。由于政府拒绝与学生对话的强硬立场，学生开始绝食，市民们走上街头声援绝食学生。当时市民对「民主自由」其实兴趣不大，吸引他们大规模加入到这个运动中的是「反对官倒」的口号。那时候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虽然改革带来了物价上涨，可是经济稳定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九0年代工厂的大规模破产倒闭还没有来临，很多人还没有成为受害者。当时的社会矛盾并不突出，不像今天的社会到处燃烧着怒火，当时的社会仅仅是洋溢着怨气，对一些高官的子女们利用国家的资源发财致富不满，这样的不满情绪在反对官倒的口号里聚集了起来。现在看来，当时少数人「官倒」的腐败和今天大规模的五花八门的腐败比较起来实在不算什么。

从一九九0年代以来，中国腐败增长的速度和经济的增长一样惊人。

这场席卷中国的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在六月四日凌晨的枪声里很快安静下来了。同年的十月，我再次去北京大学的时候，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了，天黑之后未名湖畔出现了一对一对恋爱的身影，学生宿舍里传出来搓麻将的声音和背诵英文单词的声音。仅仅过去了一个夏天，一切都改变了，仿佛春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此巨大的反差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中国人政治热情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说标志着从文革以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热情终于一次性地释放干净了。接下来挣钱的热情替代了政治的热情，当万众一心挣钱的时候，一九九0年代的经济繁荣自然来到了。

然后，崭新的词汇铺天盖地而来了。比如经常上网的网民、炒股的股民、购买基金的基民、追星的粉丝、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等，正在支解瓜分「人民」这个业已褪色的词汇。在文革时期，「人民」的定义十分简单，就是「工农兵学商」，这里的「商」不是指商人，是指从事商业工作的人群，比如商店的售货员。我想，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让「人民」内容脱胎换骨的分水岭，或者说让「人民」进行了资产重组，原有的内容被剥离，新的内容被置换了进去。

从文革开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人民」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现实里好像是空的。用现在中国流行的经济术语来说，「人民」只是一个壳资源，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内容用它借壳上市。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警察突然消失了，大学生和市民自发地承担起了警察的责任，我想，这样的北京也许再也不会出现。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望，让一个没有警察的城市秩序井然。只要走上街头，你就会感到亲切友好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用买票就可以乘坐地铁和公交车，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微笑，人和人之间没有了陌生感。我们常见的街头争吵没有了；平日里斤斤计较的小商贩们，免费向游行的人群供应食物和水；退休的老人从他们微薄的银行存款里取出现金，捐给广场上绝食的学生；还有小偷们，他们以偷盗协会的名义发出公告：为了声援绝食学生，停止一切偷盗行为……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一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城市。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多。可是经历了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群众大游行之后，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站在广场的一隅，或者站在街头日复一日地演讲，嗓子哑了，甚至说不出声音了，仍然顽强地说着。围观的人是男女老少，不论是饱经风霜的老者，还是怀抱婴儿的母亲，面对年轻学生稚气的脸，甚至是稚气的话，都是满脸尊重的表情，频频点头和热情鼓掌。

也有让我感到滑稽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来到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昏暗的大屋子里，参加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一个聚会，在等待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的严家其时，我看到几个人在指责一家报纸的副总编辑，这家报纸刚刚发表了一份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声明，这几个人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声明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后了，在他们前面的署名里有几个人没有他们的名气大。他们责问，为什么把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放在他们前面？那位倒霉的副总编辑一再解释不是他们的责任，甚至道歉的话也说了，可是这几个人还是不依不挠。直到严家其的出现，这出闹剧才算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严家其，以后没再见到过他。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的情景，这位当时能够经常见到赵紫阳的著名学者，心事重重地走进了这间昏暗的大屋子，人们安静下来，严家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低沉地说：「紫阳住院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政治人物只要是以身体有病的理由住到医院，就意味着失去了权力，或者意味着躲避了起来。严家其带来了赵紫阳住院的消息，那间大屋子里的知识分子们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有人开始悄悄地溜走，然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像是落叶在秋风中散落那样离去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赵紫阳销声匿迹，直到二00五年逝世，新华社才为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发布一条简短的新闻：「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在中国，就是一位退休的部长去世，官方的报导也比这条新闻丰富得多。这条新闻里没有介绍这位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生平，也没有提及遗体告别的日期。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个上访者的群体，却知道赵紫阳遗体告别的日期。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社会里最为弱势的「人民」是透过什么渠道获得的，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警察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有遗体告别的准入证，他们就在外面拉开横幅，缅怀和悼念赵紫阳。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访者，是中国社会腐败的牺牲品。他们遭受了各种冤屈和欺压，他们曾经满怀希望诉诸法律，希望中国的法官们能够还给他们公正，可是中国司法的腐败让这些人对法律完全绝望了。他们来到北京上访，期望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这些人被称为是中国的「司法难民」。

中国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外的信访制度，让蒙受不同冤屈的人有一个残存的希望，让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幻想还有清官的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清官的期盼超过对法律的信任。这些上访者倾家荡产地东奔西走，梦想着有一天会出现某个清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二00四年的时候，中国官方公布的上访案件已经高达一千万起。这些上访者的艰难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像乞丐一样被警察到处驱赶，还被少数生活优越的知识分子称之为精神病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人民」，二00五年一月的时候来向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了。他们认为赵紫阳是「中国最冤的人」，比他们还冤。他们虽然饱受冤屈，可是还有上访的机会，他们说冤枉的赵紫阳都「无处上访」。

五月底我回到浙江，处理完家事，六月三日下午坐上火车返回北京。我躺在硬卧车厢的上铺，听着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隆隆响声，车厢里亮起了灯光，我知道黑夜来临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场漫长的学生运动就像马拉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可是清晨我醒来的时候，火车接近了北京，我听到车厢里的广播响起，播音员激昂的声音让我明白部队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了。

六月四日的枪声之后，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来的大学生开始撤离。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早晨走出北京站时人山人海的情景，当人们大规模撤离北京时，我却不合时宜地返回了北京。我背着旅行袋茫然地走出火车站前的广场，与蜂拥而来的人群不断相撞，我意识到自己也会马上离开这里。

我是六月七日离开的，当时因为上海的一列火车被烧毁，京沪铁路的交通暂时中断，我计划坐火车绕道去武汉，再从武汉坐船回到浙江老家。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辆雇来的平板车上，沿着长安街前往北京站。几天前还是沸腾的北京，几天后已是满目冷清的景象，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一些烧毁的汽车还在冒着残存的黑烟，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一辆坦克驻扎在桥上，炮筒威风凛凛地对着弱不禁风的我们。到了北京站，在拥挤的售票窗口互相推搡，费尽力气终于买到了站票，那时已经没有座位票了，进站时受到执勤军人的严格检查，确定我的脸不像通缉令上所有的人像后，才放我进去。

我从来没有坐过如此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全是逃离北京的大学生，人和人挤在一起几乎都没有了缝隙。麻烦的是，火车驶出北京一个小时后，我必须去一趟厕所，我使劲往车厢厕所的方向挤过去，挤到一半的路途时，我知道挤过去也没有用了，我听到有人吼叫着使劲拍打厕所的门，可是厕所里也挤满了人，里面人的喊叫着说门无法打开。我只好将尿憋了三个小时，到了石家庄我立刻下车，出站后先去了一趟厕所，然后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当时石家庄的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打了一个请求援助的电话，这位主编在电话里听完我的讲述之后说：「现在这么乱，你哪里都别去了，住下来给我们写小说吧。」我在石家庄住了一个多月，心猿意马地写着小说。最初的时候，电视上每天都在播出抓到了通缉令上的大学生，而且是以滚动的形式反复播出。这样密集的滚动播出，以后只有在奥运会期间中国运动员拿到金牌时才会出现在电视上。我身处他乡，在陌生的旅馆房间里，看着电视上被捕大学生茫然的表情，听着播音员激昂的声音，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恐怖。

突然有一天，电视的画面完全变了，没有了抓到通缉学生的滚动画面，也没有了得意洋洋的解说。虽然抓捕行动仍然在进行，可是电视的播出重新回到了我熟悉的画面：我们的祖国到处都是繁荣的景象。播音员的声音，一天前还在慷慨激昂地控诉被捕学生的种种罪行，一天以后就变成了喜气洋洋地歌颂祖国昌盛的腔调。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事件从中国的媒体上销声匿迹，就像赵紫阳的销声匿迹一样，以后我也没有看到过有关它的片言只语，好像这个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它被彻底摒弃了。即便是经历过一九八九年春夏游行的人，也似乎淡忘了，可能是后来的生活压力让他们无暇回忆往事。二十年过去以后，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出现了，就是在今天中国年轻的这一代里面，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知道的人，也是含糊不清地说：「听说有过很多人的游行。」

二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相信历史的记忆不会转瞬即逝。我想，参与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每一个人，不管今天是什么立场，在某一天突然回首往事的时候，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铭心刻骨的感受。

我的铭心刻骨的感受就是让我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一个人和一个词汇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一个机会。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词汇，有些词汇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就理解了，有些词汇虽然相处了一生，可是仍然没有理解。

「人民」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它是我最早认识和最早书写的词汇，其后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流连忘返，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和响彻在我的耳边，可是它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我的内心。直到我二十九岁那一年，一个来自深夜的经历终于让我真正理解了这个伟大的词汇。当我和这个词汇有了真实的而不是虚拟的相遇，我所说的不是语言学或者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意义上的相遇，而是人生经历里的一个真实的相遇，一个去除了所有理论和定义之后的活生生的相遇，然后我才能够告诉自己：「人民」这个词汇不是空的。因为我曾经见到过它有血有肉的模样，见到过它心脏的强烈跳动。

我对「人民」的理解，并不是来自于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大游行，而是发生在五月下旬深夜的一个小小经历。当时的北京已经戒严，学生和市民自发地守卫起了北京的各个交通要道，以及所有的立交桥和地铁出口，阻止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入天安门广场。

那时候我住在北京东边十里铺的鲁迅文学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骑着一辆各个部位都会发出响声，可是车铃不响的破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骑车回到学校。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的北京，中午很热，可是深夜就冷了。我记得有一天中午出发时，因为太热只是穿着一件短袖的衬衣，到了深夜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骑车从广场返回学校，冷风迎面吹来，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和破自行车的每个部位一样抖动起来。我骑车在路灯熄灭的街道上，月光为我指路。我愈往前骑车，愈是感到寒冷。在逐渐接近呼家楼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股热浪在黑暗里轻微地涌来，随着我继续往前，热浪强烈起来了。接着，我听到远处有歌声在飘扬过来；再接着，我看见远处有灯光在闪烁。然后惊人的场景出现了，在热浪滚滚而来时，我看到了灯火通明的呼家楼立交桥，桥上桥下有一万多人守卫在那里，他们激情满怀，在夜空下高唱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可是坚定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肉之躯可以阻挡部队和坦克。他们聚集在一起热气沸腾，仿佛每个人都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

这是我生命里重要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光应该传得比人的声音远，人的声音又比人身上的热量传得远。可是在我二十九岁的这个深夜，我发现自己错了。当人民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传得比光要远，而他们身上的热量传得比他们的声音还要远。我终于真正理解了「人民」这个词汇。

领袖

我这里所说的领袖拥有这样的特权，就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盛大游行时，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游行的群众挥手，其他领导人没有挥手的权力，只能站在他身旁鼓掌。毫无疑问，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热，还是因为高兴？他常常脱下军帽，向游行的群众挥动起了手里的军帽。毛泽东最具魅力的挥手情景，应该是他畅游长江以后，身穿浴衣站在船头向两岸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位领袖将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诗人的我行我素集于一身，他的深谋远虑时常以即兴的方式表达出来。

文革开始，大字报出现了。这些张贴在街头墙上的大字报像中国传统建筑的窗户一样大，少则两张纸上下排列，多则五、六张纸贴成一排。这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书法展示，丑陋的字体遍布中国城镇的大街小巷，偶尔也有漂亮的字体。人们站在街头津津有味地阅读，虽然大字报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革命语言，可是大字报对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官员们开始指名道姓的批评，让阅读的群众感到十分兴奋。

大字报的出现可以说是弱势群众挑战强势官员的最初行为，这样的行为受到共产党中央和北京的一些高官压制以后。毛泽东，这位强权人物不是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去纠正，而是采取了与弱势群众相同的做法，也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他在自己的大字报里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可以想象当时群众的狂热，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写出了大字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毛主席也有着和普通群众一样的遭遇。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刻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吞噬了中国。

综观中国的历史，无论是贵族出生，还是草根出生，凡是成为了皇帝的，都是约定俗成的皇帝嘴脸和皇帝言行。只有毛泽东例外，他成为领袖之后，常常不按领袖的方式出招，让他身旁的共产党领导们时时措手不及。毛泽东深知如何在群众中间煽风点火，文革初期他频频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狂热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让文化大革命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

畅游长江更是显示了这位领袖的独到风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武汉革命群众畅游长江的活动之中，在两岸群众的欢声雷动里，在高音喇叭里唱出的《东方红》里，七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和五千名群众一起乘风破浪畅游长江。与毛泽东一起畅游长江的群众激动万分，他们一边游泳一边在波动的江水里使劲高喊「毛主席万岁」，肮脏的江水呛进了他们呼喊口号的嘴里，又灌进了他们的胃里，可是他们上岸后都说江水「特别特别的甜」。毛泽东畅游长江以后，爬上轮船，穿上浴衣，风度翩翩地向两岸黑压压的群众挥了挥手。毛泽东只是短暂地挥了挥手，就钻进船舱更衣去了。后来的新闻纪录片将毛泽东挥手的情景经过剪辑，变成了毛泽东长时间向人民挥手。宣传画上的毛泽东挥手情景，更是不知疲倦地定格了长达十多年。

第一天的《人民日报》这样说：「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关于自己畅游长江，毛泽东在诗词《水调歌头》里写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就是我所说的领袖，轻描淡写之间，就将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疯狂的境地。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情景摄制成了纪录片，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地区反复放映；也制作成了宣传画，贴满了中国从城镇到乡村的墙壁。身穿浴衣的毛泽东在宣传画上被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和商业工作者簇拥着，毛泽东微笑地挥手，工农兵学商幸福地做出了奋勇向前的动作。想一想，哪位政治人物会身穿浴衣向人民挥手？只有毛泽东有此不同凡响的风度。

其实抗战时期他就具有了这样的风度，当时他还没有成为中国的领袖，还在延安的窑洞里过着苦日子。我行我素的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手一直在自己的裤裆里摸索着，一边捉着虱子一边畅谈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胜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每次挥手出现时，尾随其后的共产党领导们不再是鼓掌了，他们的右手也轻轻挥动起来，因为他们的右手捏着《毛主席语录》，当时称之为红宝书，红宝书让他们也有了挥手的机会。当然，他们的手举得没有毛泽东高，挥动的幅度也没有毛泽东大。

文革期间，就是没有毛泽东出现的场合，这些领导们也是右手轻轻挥动红宝书，向革命群众致意。就像现在的女明星没有化妆绝对不会出现在公众场合一样，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们手里没有红宝书也绝对不会公开亮相，红宝书是他们的政治化妆品。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集体领导，当九个政治局常委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时，他们同时向记者们挥手，他们的手举得一样高，挥动的幅度一样大。这时候我就会想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旁人鼓掌他一人挥手的情景十分突出。抚今追昔，我感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国家领袖了，只有国家领导人。

正版的领袖毛泽东逝世多年之后，山寨版的领袖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一九九0年代以后，选美比赛风靡中国的同时，评选领袖的比赛也是接踵而至：时尚领袖、风采领袖、魅力领袖、美女领袖的评选与选美比赛争艳斗彩。选美比赛虽然花样翻新，可是始终局限在「美」上面，比如参赛年龄在六十岁以上「银美人大赛」，漂亮姑娘们疯狂喝酒的「醉美人大赛」，还有经过整容手术以后「人造美女大赛」等等。

领袖的比赛没有局限也没有边界，于是各个领域的领袖们层出不穷了。青年领袖、少年领袖和未来领袖等等；创新领袖、地产领袖、IT领袖、传媒领袖、商界领袖和企业领袖等等……今天中国的领袖之多，令人眼花缭乱。领袖一多，各种领袖峰会自然也多了起来，商界领袖高峰论坛、企业领袖高峰论坛、传媒领袖高峰论坛等等，这些山寨领袖的高峰论坛，其装模作样的程度可与G8峰会相媲美。与此同时，领袖的评选还涉及到了地理和物质的领域，比如风景领袖和电梯领袖。这就是毛泽东之后的今日中国，连电梯们都有自己的领袖了。我不知道明天天亮以后，还会在哪些角落里冒出一堆新鲜的领袖。

如果评选中国这三十年来贬值速度最快、贬值幅度最大的一个词汇，我觉得「领袖」将会毫无悬念地当选。

在文革时，「领袖」是一个神圣和伟大的词汇，是「毛主席」的代名词，或者说是毛泽东的私有财产。没有人胆敢声称自己是什么「领袖」，即便是在梦里也没有这个胆量。「领袖」一词，对于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禁区。当时流行过这样一句话「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然后「神圣不可侵犯」常挂在了我们的嘴边。「领袖」就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汇，除此之外，「毛」这个姓氏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的妻子告诉我，她过去生活的小镇上有一位工会主席姓毛，小镇的群众也叫他毛主席，他自然而然地答应了。结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打倒了，他的罪行是让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毛主席。这位姓毛的小镇工会主席从此倒霉。他十分冤枉，眼泪汪汪地申辩，是别人这么叫他的，不是他自己这么叫的。打倒他的革命群众说：「别人可以这么叫，你不可以这么答应，你答应了就是反革命分子。」

童年时，我曾经对自己姓「余」而没有姓「毛」深感遗憾，心里经常埋怨我父母的家族里为什么没有姓「毛」的人。我当时不知道，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毛」既是一个神圣伟大的姓氏，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姓氏。

当时有一个流行的比喻，就是将共产党比喻成人民的母亲。我心里暗暗思忖，如果有母亲，必然有父亲，谁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父亲？理所当然是毛泽东。我童年的逻辑将中国共产党变成了毛夫人，可是毛泽东的正宗夫人江青怎么办？当时我是文革时期的红小兵，只知道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不知道中国过去的男人可以有几个夫人，更不会想到今天中国的男人会有二奶和情人。年幼的我左思右想，把自己的脑袋想疼了，也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领袖除了毛泽东，还有四位外国领袖。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前面黑板上面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后面的墙上并排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我最早见到的外国人。我们曾经好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头发，比我们小镇上女人的头发还要长，当时的中国女人都是一样的齐耳短发，列宁和斯大林在我们看来还算属于正常的男人发型。童年的时候，我们是以头发的长短来区分男女的性别，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型令我们好奇。尤其是马克思，他蓬松的鬈发差不多遮住了耳朵，我们小镇上女人的耳朵就像马克思的耳朵那样，在头发里时隐时现。好在马克思还有一脸的络腮胡子，阻止了我们对他性别的继续猜想。可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竟然无视马克思脸上络腮胡子的存在，公然宣称：「马克思是个女的。」

这个同学差点因此成为小反革命。那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小学有一个一年级的女生，因为把毛泽东的肖像折叠了，让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的影子，她因此被打倒，我们都叫她「小反革命分子」。她在全校的批判大会上痛哭流涕，口齿不清地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

批判会后，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被老师召集到一起，要求我们揭发其他隐藏在其他同学中的小反革命分子。记得有两个人被同学们揭发了出来，第一个名字我们不熟悉，老师问了很久才知道那是一个三岁的男孩，是揭发者邻居的孩子，这个男孩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就是在某一个黄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太阳掉下去了。」当时流行把毛泽东比喻成红太阳，因此我们不能随便说到「太阳」。就是在黄昏的时候也只能说「天快要黑了」。这个男孩说太阳掉下去了，等于是在说毛泽东掉下去了。

第二个被揭发出来的就是我们班上那个宣称马克思是女人的同学，他吓得脸色惨白。当老师问他是否说过这句反动的话时，他哇哇大哭了，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边咳嗽一边结巴地说：「好像说过。」

我们的老师拯救了他，问他：「是好像说过，还是好像没有说过？」这个同学沉沦在惊恐和哭泣里，语无伦次地回答，一会儿是好像说过，一会儿又是好像没有说过。直到揭发会结束时，他仍然在「好像」里不能自拔。「好像」救了他，让此事后来没有了结果。

我年幼时曾经以为毛主席就是这位领袖的姓名。那个时代人人嘴上都挂着「毛主席」，这三个字脱口而出时，比叫爷爷爸爸还要亲热；若有人直呼其名，就是大为不敬。好在当时人们常常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常常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让我明白了原来毛主席是姓氏加官衔，毛泽东才是其真正的姓名。

二00九年的端午节，一条搞笑的手机短信在中国流行：「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八日电：中国科学院成功克隆（Clone，生物复制）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其盛年水平。新闻发布后，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欧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三天之内废除和台湾关系法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靖国神社，并承认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赔偿侵华损失十三万亿美元。欧盟声明解除对华武器禁售。梅德韦杰夫(俄国第三任总统)签署公告，称大兴安岭之北三百万公里土地属于中国。蒙古向联合国递交声明，称蒙中两国历来是一个国家。马英九表示一切听从大陆安排，并申请到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金正日正式通电六方会谈代表，按毛主席指示办。国内形势迅速扭转：二十四小时内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九百八十万亿元，私营企业主动改制归公；二千五百万三陪女一夜之间从良；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百分之六十；十三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时代最强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个毛泽东」。

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变成「中国又出了个毛泽东」，民间的幽默让这位逝世三十多年的领袖重返人世间，然后全世界为之胆怯，中国的腐败官僚们更是闻风丧胆，困扰今日中国的历史问题、外交问题和国内问题通通迎刃而解。这个狂想曲似的幽默意味着什么？是否表达了很多中国人不满现实的心态？是否暗示了一些新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或者说仅仅只是一个幽默，一个对我们今日生存环境自我嘲笑的幽默？我想可能都有，甚至意味着更多。

中国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然而付出的代价更是惊人。二0一0年七月初，南非世界杯结束之前我离开时，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的离境免税店里插满了呜呜祖拉（一种长约一米的号角），每支售价一百元人民币左右。我回国后才知道这些中国制造的出口价只有二元六角人民币，这个可怜的价格里还包含了环境污染等等问题。中国浙江的一家企业生产了一千万支呜呜祖拉，可是利润只有十多万元人民币。一位我尊敬的老者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是付出一百元挣回十元的GDP增长模式。环境的破坏，道德的沦丧，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丛生，使今天中国的社会矛盾愈来愈激化。几百上千，甚至上万的群众冲击政府机关，砸汽车烧房子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很多人开始怀念过去的毛泽东时代，我想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可能只是怀念而已，并非真正想回到那个时代。对于这些人来说，毛泽东时代虽然生活贫穷而且压抑人性，可是没有普遍的和残酷的生存竞争，只有空洞的阶级斗争，当时的中国其实没有阶级的存在，所以这样的斗争仅仅停留在口号里。那个时代人们节衣缩食平等相处，只要小心翼翼，谁都可以平安度过一生。

今天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压力让很多中国人的生存像战争一样。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和坑蒙拐骗自然流行起来，于是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胆大妄为者常常会成功。价值观的改变和财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带来了社会冲突，今天的中国已经真正出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

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凭借其个人的威望倡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可是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思考：发展以后出现的问题，比不发展还要多。

也许正是中国发展以后出现了太多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逝世以后才会不断「复活」。不久前中国的网络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规模不大的民意测试「假如毛泽东在今日醒来」。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将是一件好事，百分之十的人认为将是一件坏事，认为对世界和中国不会再有影响的人只有百分之五。

我无法知道参与这个网络民意测试的人群组合，如果根据中国网民的人群结构，我想可能是年轻人居多。今天中国年轻的一代对毛泽东所知甚少，他们也纷纷加入到让「毛泽东复活」的行列之中，是否暗示了这样的事实：「毛泽东复活」已经成为了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心态的表达。这样的社会心态错综复杂，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观念和不同遭遇的人，在这里聚集了相同的不满，既认真又搞笑地举行了借尸还魂的仪式。

「假如毛泽东在今日醒来」的网络话题讨论中，有人诙谐地写道：毛泽东爬出水晶棺材，在太阳初升之时，走出毛主席纪念堂的大门，站在台阶上看着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安门广场。这时候一些游客发现了他，立刻奔跑过来，对着毛泽东喊叫：「古月，请给我们签个名。」

古月是一位经常在电影里扮演毛泽东而在中国出名的演员。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自豪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的论据有两点：一是我们中国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外国的四位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逝世了，外国已经没有伟大领袖了；二是我们中国的人口最多，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

可是当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在报纸上和广播里天天出现后，我暗暗伤心了，没想到美帝和苏修是第一世界，日本和欧洲国家是第二世界，而我们伟大的中国竟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小国家一起挤到第三世界去了。

年幼无知的我如何能够理解毛泽东的胸怀？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没有因此故步自封，他不满足于只做中国人民的领袖，他想成为世界上所有被剥削被压迫者的领袖，他豪情满怀地说：「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矛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开始思考世界革命，他要解放全世界的无产者，并且付诸行动，开始输出革命。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功过是非暂且不论，有一个事实却是愈来愈鲜明，就是毛泽东思想没有因为他生命的结束而消失，对于世界的影响反而与日俱增。我发现，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很多人，毛泽东在中国做过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历久弥新，而且像种子一样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00九年五月一日，奥地利的人民在维也纳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他们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巨幅肖像。类似的情景也在欧洲的其他城市不断出现，这是否暗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毛泽东复活」既是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心态，也是全球化的社会心态。如果是，那么意味着什么？我想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世界病了需要革命，就像人体病了需要炎症一样。

二00八年十一月，我们一行人组成民间知识分子代表团，访问尼泊尔。那时候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已经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尼共（毛）的领导人普拉昌达成为了新一届政府的总理。可是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普拉昌达已经辞去了尼泊尔总理的职务。我的眼前重现了普拉昌达坐在总理府会客室的情景。他侧着身体，用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一万九千名尼泊尔解放军官兵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必须得到公正的解决。

也许正是尼泊尔解放军和政府军是否应该合并的难题，让这位倔强的领导人离开了总理的宝座。

在尼泊尔期间，我们访问了尼共（毛）解放军的营地。我们是经过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营地后，来到了解放军的营地。尼共（毛）解放军的营地虽然设施简陋，而且没有枪枝弹药，可是这支正在等待前途的没有武器的军队仍然纪律严明。我们一进军营，生机勃勃的景象立刻扑面而来。

当我们进入营房时，我童年小学教室的情景重现了。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肖像，当然还有普拉昌达的肖像。就像文革时马恩列斯的肖像在中国入乡随俗，和毛泽东的肖像同居一室那样；马恩列斯毛的肖像也在尼共（毛）的营地入乡随俗，与普拉昌达的肖像一起微笑。当五个肖像变成六个时，似乎告诉了我们：革命为什么会生生不息。

到了晚上，我们和尼共（毛）解放军军官联欢，酒过之后我们全体起立，放声高唱文革时将毛泽东诗词改成的歌曲《长征》。我们用中文唱，尼共（毛）解放军用尼泊尔文唱，尽管歌唱者的心态不尽相同，可是两种语言唱出来时，像是只有一种语言。

文革的时候，不仅毛泽东的诗词，就是毛泽东的语录也都被谱写成了歌曲。大人会唱，孩子也会唱；有学问的人会唱，文盲也会唱；人民群众会唱，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也都会唱。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歌词作家。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也在我们的生活里无处不在。从城市到农村，从砖墙到土墙，从屋里到屋外，布满了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还有毛泽东如红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像。我们吃饭的碗上印有毛泽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喝水的杯子上印有毛泽东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时刻触景生情，当我们睡觉时，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印着「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厕所的墙上印着毛泽东的头像，痰盂上印着毛泽东语录。今天来看，觉得这两个地方不应该出现毛泽东，可是当时竟然无人指出这一点。当时人人都这样说：「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

我曾经相信毛泽东时刻都在我的身边。我做了好事，他老人家会高兴；我做了错事，他老人家会失望。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晚上梦见毛泽东。我总共梦见过他三次，有一次他走到我身旁，亲切地摸着我的头发，和我说了几句话。为此我激动无比，喜气洋洋地去告诉小伙伴们，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还摸着我的头发和我说话。让我伤心的是，没有一个小伙伴相信我梦见毛主席了，他们说我是在吹牛，他们说：「你怎么可能梦见毛主席？毛主席怎么可能到你梦里来和你说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小伙伴们没有说错。「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超现实，毛泽东金光闪闪的头像和毛主席红色字体的语录，以无处不在的方式营造了这个超现实。真正现实中的毛泽东，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遥远和虚幻，只是存在于某个象征之中。我和毛泽东之间的真实距离，如同我童年的伙伴们所说的那样，就是在梦中也不会相遇。

文革时期，我们小镇上有个人去过一次北京，这个人回来以后声称和毛泽东握手了，他热泪盈眶地告诉我们小镇的群众：毛主席亲切地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时间长达四秒多，然后别人的手抢走了毛主席的手。他万分可惜地说：「差一点点就是五秒钟了。」

这个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小镇的英雄，我经常看到他背着一个黄绿色的军用书包，在街上神采飞扬地走去。他的右手因为和毛泽东的右手接触过，整整一年没有清洗，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左手粗大了一些，又黑又脏像是熊掌。我们小镇上认识他的人都去和他的熊掌握手，然后喜滋滋地互相说：「我握了毛主席握过的手。」

我长大成人以后，有时候会和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朋友们共同回忆文革经历，时常说起这件往事，然后知道朋友们生活过的地方也都有这样的人，有些地方不止一个。我开始怀疑这个过去的小镇英雄可能是在吹牛，毛泽东的手是那么容易握到的？我心想他可能是挤在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里，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就是那种远远地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检阅。他隐约看见了毛泽东的手，然后虚构了和毛泽东的握手，当我们小镇上所有的人都坚信不疑之后，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那时候，毛泽东像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像总是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而且毛泽东头像的尺寸明显大于天安门城楼。我几乎天天要看到这样威风凛凛的头像，在我们的小镇的墙上随处可见，我们几乎天天唱着这样的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大约十五岁左右，站在广场中央，背景就是天安门城楼，而且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也在照片里隐约可见。这张照片并不是摄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而是摄于千里之外的我们小镇的照相馆里。当时我站着的地方不过十五平方米，天安门广场其实是画在墙上的布景。可是从照片上看，我像是真的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唯一的破绽就是我身后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这张照片凝聚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全部的梦想，或者说也是很多居住在北京之外的中国孩子的梦想。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小镇的照相馆里，都有一幅天安门广场的布景，满足人们画饼充饥的愿望。因为对很多生活在北京之外的人来说，天安门城楼似乎就是毛泽东的家。我站在虚拟的毛泽东家门前拍下了一张照片，可惜的是这张照片后来遗失了。

我对天安门城楼的向往，其实是对毛泽东向往的延伸。文革期间，每一年的国庆节都有一部关于毛泽东、关于天安门的纪录片。当这一年的纪录片发行到我们小镇放映时，往往已经是冬天了。我穿着臃肿的棉衣，顶着夜晚的寒风向电影院走去，然后坐在没有暖气的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秋天的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站在城楼上向着国庆节游行的队伍挥手致意。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夜色降临以后，毛泽东他们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桌上摆着令我垂涎三尺的水果和糕点，广场的上空被礼花照得一片通明，这是少年时期最让我心旷神怡的情景。当时我们过年过节最多是放几个鞭炮，如此多的礼花在空中长时间的开放，虽然是在银幕上，也足以让我目瞪口呆。

在后来有关国庆节的纪录片里，毛泽东的身旁出现了西哈努克，一个被废除了王位的柬埔寨国王，还有他的首相宾努亲王。西哈努克笑容可掬，宾努亲王歪着脑袋像钟摆似的不停地点头。这时候我已经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少年时期，西哈努克和宾努的两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吸引了我，她们在以后的国庆纪录片中每一次出现，都让我感到是找到了纪录片的主题。而白天的游行和夜晚的礼花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西哈努克和宾努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让我羡慕的两个男人。尤其是那个宾努亲王，我心想他都老成那样了，而且连头都抬不直，可是他的夫人却是如花似玉。

有关毛泽东最为漫长的记忆，应该是来自我房间的房顶。我的父亲每年都要更换一次房顶上的旧报纸，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灰尘掉下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化我们的房顶，当时我们居住的房间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上面的瓦片，所以我父亲就在房顶上糊上一层旧报纸，让我们感到上面的瓦片被隔开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旧报纸下面度过的，只要我躺到床上，我就会看到旧报纸上面所有的标题，旧报纸上的文章因为高高在上就无法看清。几乎是每一年国庆节出刊的报纸上，第一版都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照片。毛泽东最早出现在我的房顶上时，他身边站着的是刘少奇；没过多久，刘少奇就消失了，林彪站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还是没过了多久，林彪也消失了；然后，一个名叫王洪文的文革造反派出现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身边的人不断更换，而每年国庆节报纸第一版的整版照片里唯一没有更换的人就是毛泽东。随着我房顶旧报纸的更换，我看着毛泽东的形象逐渐衰老，后来因为国庆节报纸的第一版不再刊登实地拍摄的毛泽东照片，改用当时统一的挂满全国的毛泽东像，毛泽东在我房顶上的衰老才被制止住。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早晨，当时我是高二的学生，我们像往常一样在上课前全体起立，对着黑板上方的毛泽东标准像，齐声说道：「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坐下朗读起了语文课本里有关毛泽东的段落，当时所有的文章在描写毛泽东形象时，一律只有八个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这八个字从我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开始，一直延续到我高中一年级的课本，始终没有变化。就在我们刚刚朗诵完毛泽东「红光面，神采奕奕」时，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打断了我们的朗诵，通知学校全体师生立刻到礼堂集合，九点钟有重要广播。

我们搬起了自己的椅子，走向了学校的礼堂。当一千多名师生都在礼堂坐下后，等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九点钟到了，广播里响起了哀乐。我立刻有了不祥之感，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和朱德也逝世了，这一年我们经常听到广播里传来的哀乐。

漫长的哀乐结束后，播音员沉痛的声音缓慢响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我等待了很久，才听到这五个最高权力机构联合发出的「讣告」一词，播音员的声音继续沉痛和缓慢地响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又等待了很久，才听到毛泽东主席因病不幸逝世，播音员沉痛的声音还没有说到「享年八十三岁」，我们学校的礼堂已是一片哭声。

我们的领袖逝世了，我的眼泪也是夺眶而出。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哭着，我听到了呼天喊地的哭声，听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声，听到了快要噎死般咳嗽的哭声……我的思维开始走调了，悲痛不再左右我，离奇的哭声开始引导我。当几个人哭的时候，我感受到的肯定是悲痛，可是当一千多人同时在一间大屋子里哭，我感受到的却是滑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声音，我心想就是全世界所有品种的动物派出它们的代表，集合到我们中学的礼堂里一起嘶叫，也可能没有比这一千多人的哭声更加稀奇古怪。

这个不合时宜的念头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忍不住偷偷笑了一下，又赶紧将后面涌上来的笑给憋回去。在当时，一旦我的笑容被人发现，我立刻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我的一生就会因此完蛋。我使劲憋住自己的笑，可是笑在我体内迅速发展，马上就要汹涌而出了。我知道快要憋不住自己的笑声了，我极其害怕，我将双臂交叉地放到前面同学的椅背上，将脑袋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双臂里。我在一千多人的哭声里，胆战心惊地笑着，我愈是想制止自己的笑，愈是笑个不停。

坐在我身后的几个痛哭流涕的同学，泪眼朦胧地看到我趴在前面同学的椅背上，看到我因为止不住的笑而剧烈抖动的肩膀。这几个同学错误地认为我对毛泽东的感情很深，他们后来这么说：「余华哭得最伤心，他的肩膀抖动得最厉害。」

阅读

我在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里成长起来，所以不知道自己的阅读是如何开始的。为此我整理了自己的记忆，我发现，竟然有四个不同版本的故事讲述了我最初的阅读。

第一个版本是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的暑假，应该是一九七三年。文化大革命来到了第七个年头，我们习以为常的血腥武斗和野蛮抄家过去几年了，这些以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残酷行动似乎也感到疲惫了，我生活的小镇进入到了压抑和窒息的安静状态里，人们变得更加胆小和谨慎，广播里和报纸上仍然天天在大讲阶级斗争，可是我觉得自己很久没有见到阶级敌人了。

这时候我们小镇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来了一张借书证，让我们在无聊的暑假里有事可做，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当时的中国，文学作品几乎都被称之为毒草。外国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的作品是毒草；中国的巴金、老舍、沈从文他们的作品是毒草；由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反目为敌，苏联时期的革命文学也成为了毒草。大量的藏书被视为毒草销毁后，重新开放的图书馆里没有多少书籍，放在书架上的小说只有二十来种，都是国产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我把这样的作品通读了一遍，《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和《矿山风云》，原因很简单，这两本小说的主角都是孩子。

这样的阅读在我后来的生活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没有读到情感，没有读到人物，就是故事好像也没有读到，读到的只是用枯燥乏味的方式在讲述阶级斗争。可是我竟然把每一部小说都认真读完了，这是因为我当时的生活比这些小说还要枯燥乏味。中国有句成语叫饥不择食，我当时的阅读就是饥不择食。只要是一部小说，只要后面还有句子，我就能一直读下去。

二00二年秋天我在德国柏林的时候，遇到两位退休的汉学教授，说起了一九六0年代初期中国的大饥荒。这对夫妻教授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当时他们两人都在北京大学留学，丈夫因为家里的急事先回国了，两个月以后他收到妻子的信，妻子在信里告诉他：不得了，中国学生把北京大学里的树叶吃光了。

就像饥饿的学生吃光了北京大学里的树叶那样，我的阅读吃光了我们小镇图书馆里比树叶还要难吃的小说。

我记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位中年女性，她十分敬业。每次我和哥哥将读完的小说送还回去的时候，她都要仔细检查图书是否有所损坏，确定完好无损后，才会收进去，再借给我们其他的小说。有一次她发现我们归还的图书封面上有一滴墨迹，她认为是我们损坏了图书，我们申辩这滴墨迹早就存在了。她坚持认为是我们干的，她说每一本书归还回来的时候都认真检查了，这么明显的墨迹她不可能没有发现。我们和她争吵起来，争吵在当时属于文斗。我的哥哥是一名红卫兵，文斗对他来说不过瘾，武斗方显其红卫兵本色，他抓起书扔向她的脸，接着又扬手撺了她一记耳光。

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小镇派出所，她坐在那里伤心地哭了很久，我哥哥若无其事地在派出所里走来走去。派出所的所长一边好言好语安慰她，一边训斥我那自由散漫的哥哥，要他老实坐下，我哥哥坐了下来，很有派头地架起了二郎腿。

这位所长是我父亲的朋友，我曾经向他请教过如何打架，他当时打量着弱小的我，教了我一招，就是趁着对方没有防备之时，迅速抬脚去踢他的睾丸。我问他：「要是对方是个女的？」他严肃地说：「男人不能和女人打架。」

我哥哥的红卫兵武斗行为让我们失去了图书馆的借书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我已经将图书馆里所有的小说都让完了。问题是暑假还没有结束，我阅读的兴趣已经起来了。我渴望阅读，可是无书可读。

当时我们家中除了父母专业所用的十来册医学方面的书籍，只有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叫做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就是从《毛泽东选集》里摘出来的语录汇编。我无精打采地翻动着它们，等待阅读的化学反应出现，可是翻动了很久，发现自己还是毫无阅读的兴趣。

我只好走出家门，如同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寻找食物一样，四处寻找起了书籍。我身穿短裤背心，脚上是一双拖鞋，走在我们小镇炎炎夏日里发烫的街道上，见到一个认识的同龄男孩，就会叫住他：「喂，你们家有书吗？」

那些和我一样身穿短裤背心、脚蹬一双拖鞋的男孩们，听到我的问话后都是表情一愣，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询问，然后他们个个点着头说家里有书。可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跑到了他们家里，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而且都是从未被翻阅过的新书。我因此获得了经验，当一个被我询问的男孩声称他家里有书时，我就会伸出四根手指继续问：「有四本书？」

他点头后，我的手垂了下来，再问一句：「是新书？」他再次点头后，我就会十分失望地说：「还是《毛泽东选集》。」后来我改变了询问的方式，我开始这样问：「有旧书吗？」我遇到的都是摇头的男孩。只有一个例外，他眨了一会儿眼睛后，点着头说他家里好像有旧书。我问他是不是有四本书？他摇着头说好像只有一本。我怀疑这一本是红宝书，问他封面是不是红颜色的？他想了想后说，好像是灰乎乎的颜色。

我喜出望外了。他的三个「好像」的回答让我情绪激昂，我用满是汗水的手臂搂住他满是汗水的肩膀，往他家里走去时，说了一路的恭维话，说得他心花怒放。到了他的家中，他十分卖力地搬着一把凳子走到衣柜前，站到凳子上，在衣柜的顶端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一本积满灰尘的书递给我，我接过来时心里忐忑不安，这本尺寸小了一号的书很像是红宝书。我用手擦去封面上厚厚的灰尘之后，十分失望地看到了红色的塑料封皮，果然是红宝书。

我在外面的努力一无所获之后，只好回家挖掘潜力，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拉动内需。我将家里的医学书籍粗粗浏览了一遍，就将它们重新放回到书架上，当时我粗心大意，没有发现医学书籍里面所隐藏的惊人内容，直到两年之后才发现这个秘密。我放弃医学书籍之后，可供选择的书籍只有崭新的《毛泽东选集》和翻旧了的红宝书。这是当时每个家庭相似的情况，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只是家里的政治摆设，平日里拿来学习的是红宝书。

我没有选择红宝书，而是拿起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一次我十分仔细地阅读起来，然后我发现了阅读的新大陆，就是《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引人入胜。从此以后，我手不释卷地读起了《毛泽东选集》。

当时的夏天，人们习惯在屋外吃晚饭，先是往地上泼几盆凉水，一方面是为了降温，另一方面是为了压住尘土，然后将桌子和凳子搬出来。晚饭开始后，孩子们就捧着饭碗走来走去，眼睛盯着别人桌上的菜，吃着自己碗里的饭。我总是很快吃完晚饭，放下碗筷后，立刻捧起《毛泽东选集》，在晚霞下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邻居们见到后赞叹不已，夸奖我小小年纪，竟然如此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

我的父母听了这些夸奖，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在私底下，他们小声谈论起了我的前途，他们感叹文化大革命让我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否则他们的小儿子将来有可能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其实我根本没有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我读的是《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这些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注释，比我们小镇图书馆里的小说有意思多了。这些注释里虽然没有情感，可是有故事，也有人物。

第二个版本发生在我中学时期，我开始阅读一些被称之为毒草的小说。这些逃脱了焚毁命运的文学幸存者，开始在我们中间悄悄流传。我想，可能是一些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将它们小心保存了下来，然后被人们在暗地里大规模地传阅。每一本书都经过了上千个人的手，传到我这里时已经破旧不堪，前面少了十多页，后面也少了十多页。我当时阅读的那些毒草小说，没有一本的模样是完整的。我不知道书名，不知道作者；不知道故事是怎么开始的，也不知道故事是怎么结束的。

不知道故事的开始我还可以忍受，不知道故事是怎么结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每次读完一本没头没尾的小说，我都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找人打听这个故事后来的结局。没有人知道故事的结局，他们读到的小说也都是没头没尾的，偶尔有几个人比我多读了几页，就将这几页的内容讲给我听，可是仍然没有故事的结局。这就是当时的阅读，我们在书籍的不断破损中阅读。每一本书在经过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的手以后，都有可能少了一、两页。

我无限惆怅，心想我前面的这些读者真他妈的缺德，自己将小说读完了，也不将掉下来的书页粘贴上去。

没有结局的故事折磨着我，谁也帮不了我，我开始自己去设想故事的结局。就像《国际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每天晚上熄灯上床后，我的眼睛就在黑暗里眨动起来，我进入了想象的世界，编造起了那些故事的结局，并且被自己的编造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不知道当初已经在训练自己的想象力了，我应该感谢这些没头没尾的小船说，它们点燃了我最初的创作热情，让我在多年之后成为了一名作家。

我读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也是一样的没头没尾，我不知道书名是什么，作者是谁？不知道故事的开始，也不知道故事的结束。我第一次读到了性描写，让我躁动不安，同时又胆战心惊。读到性描写的段落时，我就会紧张地抬起头来，四处张望一会儿，确定没有人在监视我，我才继续心惊肉跳地往下读。

文革结束以后，文学回来了。书店里摆满了崭新的文学作品，那期间我买了很多外国小说，其中有一本小说的书名叫《一生》。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阅读这本《一生》。读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时，我惊叫了起来：原来是它！

我多年前心惊肉跳阅读的第一本没头没尾的外国小说，就是莫泊桑的《一生》。

我当时阅读的那些毒草小说里，唯一完整的一本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时候文革快要结束了，我正在上高中一年级，《茶花女》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来到我们手上。后来我阅读了正式出版的《茶花女》，才知道当初读到的只是一个缩写本。

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刚刚去世，他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被我们称之为英明领袖。华国锋当时正在昙花一现，后来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他就淡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我记得一个同学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告诉我，他借到了一本旷世好书，他看看四周没人，神秘地说：「是爱情的。」

听说是爱情的，我立刻热血沸腾了。我们一路小跑，来到了这个拥有《茶花女》手抄本的同学的家中，喘息未定，这个同学从书包里取出白色铜版纸包着的手抄本，打开铜版纸的正面以后，我吓了一跳，他竟然用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标准像包装起了《茶花女》，我叫了起来：「你这个反革命分子。」

他同样吓了一跳，他也不知道包着《茶花女》的是华国锋的标准像，他说是另一个反革命分子干的，就是借给他《茶花女》的那个反革命。然后我们商量怎么处理已经皱巴巴的华国锋肖像，他说扔到屋外的河里去，我说不行，还是烧毁吧。

我们不留痕迹地处理掉华国锋肖像，然后端详起了手抄本的《茶花女》，清秀的字体抄写在一本牛皮纸封皮的笔记本上。这个同学告诉我，只有一天时间，明天就要将手抄本还给人家。我们两个人的脑袋凑在一起阅读了，这是激动人心的阅读过程，读到三分之一篇幅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已经感叹不已，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小说。我们开始害怕失去它了，我们想永久占有它。看看手抄本《茶花女》并不是浩瀚巨著，我们决定停止阅读，开始抄写，在明天还书之前抄写完成。

这个同学找来一本他父亲没有用过的笔记本，也是牛皮纸封皮的，我们开始了接力抄写。我先上阵，抄写累了，他赶紧替下我；他抄写累了，我接过来。在他父母快要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决定撤离，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返回学校的教室。

当时我们高中年级在二楼，初中年级在一楼。虽然所有教室的门都上了锁，可是总会有几扇窗户没有插好铁栓，我们沿着一楼初中年级教室的窗户检查过去，找到一扇没有关上的窗户，打开后，翻越了进去。开始在别人的教室里继续我们的接力抄写，天黑后，拉了一下灯绳，让教室的日光灯照耀着我们的抄写。我们饥肠辘辘又疲惫不堪，就将课桌推到一起，一个抄写的时候，另一个躺到课桌组成的床上。我们一直干到清晨，一个抄写时，另一个在课桌上睡着了。我们互相替换的次数愈来愈多，刚开始一个人可以一口气抄写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后来五分钟就得换人了。他躺到课桌上，鼾声刚起，我就起身去拍拍他：「喂，醒醒，轮到你了。」

等我刚睡着，他来拍打我的身体了：「喂，醒醒。」就这样，我们不断叫醒对方，终于完成了我们人生里最为伟大的抄写工作。我们从教室的窗户翻越出去，在晨曦里一路打着呵欠走出学校。分手的时候，他将我们两个人合作的手抄本交给我，慷慨地让我先去阅读。他拿着字迹清秀的手抄原本，看看东方的天空上出现了一圈红晕，说是要将《茶花女》的手抄原本先去归还，然后再回家睡觉。一回到家中，我的父母还在梦乡里，我匆匆吃完昨晚留在桌上的冷饭冷菜，躺到床上就睡着了。好像没过多久，我父亲的吼叫将我吵醒，问我昨晚野到哪里了？我嘴里哼哼哈哈，似答非答，翻个身继续睡觉。

我一觉睡到中午，这天我没有去上学，在家里读起了自己的手抄本《茶花女》。我们的抄写开始时字体还算工整，愈到后面愈是潦草。我自己潦草的字体还能辨认，可是同学的潦草字体就完全看不明白了。我读得火冒三丈，忍无可忍之后，我将手抄本放进胸口衣服里，夹在腋下，走出家门去寻找那位同学。

我在中学的篮球场上找到了他，这家伙正在运球上篮，我怒吼着他的名字，他吓了一跳，转身吃惊地看着我。我继续怒吼：「过来！你过来！」

可能是我当时摆出一副准备打架的模样，他被激怒了，将篮球往地上使劲一扔，握紧拳头满头大汗地走过来，冲着我叫道：「你想干什么？」

我将胸口衣服里面的手抄本取出来，给他看一眼后立刻放了回去，愤怒地说：「老子看不懂你写的字。」

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擦着满脸的汗水，嘿嘿笑着跟随我走进了学校的小树林。在小树林里，我取出我们的手抄本，继续自己的阅读。我让他站在身旁，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怒气冲冲地问他：「这些是什么字？」

我的阅读口吃似的，结结巴巴地让完了《茶花女》。尽管如此，里面的故事和人物仍然让我心酸不已，我抹着眼泪，意犹未尽地将我们的手抄本交给他，轮到他去阅读了。

当天晚上，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他来到了我的家门外，怒气冲冲地喊叫我的名字，他同样也看不明白我潦草的字体。我只好起床，陪同他走到某个路灯下。他在夜深人静里情感波动地阅读，我呵欠连连靠在电线杆上，充当一位尽职的陪读，随时向他提供辨认潦草字体的应召服务。

第三个版本从街头阅读说起。我说的是大字报，这是文化大革命馈赠给我们小镇的独特风景。在当时，撕掉墙上的大字报属于反革命行为，新的大字报只能贴在旧的大字报上面，墙壁愈来愈厚，让我们的小镇看上去像是穿上了臃肿的棉袄。

我没有读过文革早期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七岁左右，所认识的汉字只能让我吃力地读完大字报的标题。我当时的兴趣是在街头激烈的武斗上面，我战战兢兢地看着我们小镇上的成年人相互斗殴，他们手挥棍棒，嘴里喊叫着「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互相打得头破血流。这让年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何还要互相打得你死我活？

我当时十分胆小，每次都是站在远处观战，斗殴的人群冲杀过来时，我立刻撒腿就跑，距离保持在子弹射程之外。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胆量过人，他每次都是站在近处观赏武斗，而且双手扠腰，一副休闲的模样。

我们当时每天混迹街头，看着街上时常上演的武斗情景，就像在电影院里看黑白电影一样。我们这些孩子之间有过一个口头禅，把上街玩耍说成「看电影」。几年以后，电影院里出现了彩色的宽银幕电影，我们上街的口头禅也随之修改。如果有一个孩子问：「去哪里？」正要上街的孩子就会回答：「去看宽银幕电影。」

我迷恋上大字报阅读时已是一名初中学生。大约是一九七五年左右，文革进入了后期，沉闷窒息的社会替代了血腥武斗的社会。虽然小镇的街道一成不变，可是街道上的内容变了。我们也从看「黑白电影」变成了看「宽银幕电影」。对于我们这些街头孩子来说，「宽银幕电影」远远没有早期的「黑白电影」好看。文革早期，我们小镇的街道喧嚣热闹，好比是好莱坞的动作电影；到了文革后期，街道安静沉寂，好比是欧洲现代主义的艺术电影。我们从街头儿童变成了街头少年，我们的生活也从动作电影进入到了艺术电影。艺术电影里长时间静止的画面和缓慢推进的长镜头，仿佛就是我们在文革后期的生活节奏。

我现在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一个放学回家的初中生，身穿有补丁的衣服，脚蹬一双磨损后泛白的黄球鞋，斜挎破旧的书包，沿着贴满大字报的街道无所事事地走来。我就是在这个陈旧褪色的镜头里获得了阅读大字报的乐趣。就像观赏艺术电影需要审美的耐心一样，文革后期的生活需要仔细品尝，才会发现某个平淡的事物后面，其实隐藏着神奇。

一九七五年的时候，人们对大字报已经麻木不仁，尽管还有新的大字报不断贴到墙上去，可是很少有人驻足阅读。这时的大字报正在失去其自身的意义，正在成为了墙壁的内容。人们习惯于视而不见地从它们身旁走过，我也是这视而不见的人群中的一员。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一张大字报上有一幅漫画，然后继《毛泽东选集》里的注释之后，我又一个阅读的新大陆被发现了。

我记得是一种拙笨的笔法，画了一张床，床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而且涂上了花花绿绿的颜色。这幅奇特的漫画让我怦然心动，当时我见惯了宣传画上男男女女的革命群众如何昂首挺胸，可是画面上的男女之间出现一张床，是我前所未见的。这张画得歪歪扭扭的床，竟然出现在充满着革命意义的大字报上面，还有同样画得歪歪扭扭的一男一女，床的色情含义昭然若揭，我想入非非地读起了这张大字报。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阅读的大字报。在密集出现的毛主席语录和口号似的革命语言之间，我读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片言只语，这些片言只语讲述了我们小镇上一对偷情男女的故事梗概。虽然没有读到直接的性描写语句，可是性联想在我脑海里如同一叶方舟开始乘风破浪了。

这对偷情男女的真实姓名就书写在花花绿绿的漫画上面，我添油加醋地将这个梗概告诉几个关系亲密的同学，这几个同学听得眼睛发直。然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分头去打听这对偷情男女的住处和工作单位。

几天以后，我们成功地将人和姓名对号入座。男的就住在我们小镇西边的一个小巷里，我们几个同学在他的家门口守候多时，才见到他下班回家。这个被人捉奸在床的男人一脸阴沉地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家中。女的是在六、七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百货商店工作。仍然是我们这几个同学，约好了某个星期天，长途跋涉不辞辛苦地来到了那个小镇，找到那家只有五十平米左右的百货商店，看到里面有三个女售货员，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我们站在商店的大门口，悄悄议论哪个容貌出众，最后一致的意见是都不漂亮。然后我们大叫一声大字报上的那个名字，其中一个答应一声，转身诧异地看着我们，我们哈哈大笑拔腿就跑。

这是我们当时沉闷枯燥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认识了大字报上偷情故事的人物原型，我们会兴高采烈很多天。

文革后期的大字报尽管仍旧充斥着毛主席语录、鲁迅先生的话和从报纸上抄录下来的革命语言，可是大字报的内容悄然变化了。造反时不同派别形成的矛盾或者生活里发生的冲突等等，让谣言、谩骂和揭露隐私成为文革后期大字报的新宠。于是里面有时会出现一些和性有关的语句。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成为了那时候人们互相攻击和互相诋毁谩骂的热门把柄。我因此迷恋上了大字报的阅读，每天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都要仔细察看是否出现了新的大字报，是否出现了新的性联想语句。

这是沙里淘金似的阅读，经常会连续几天让不到和性有关的语句。我的这几个同学起初兴趣十足地和我一起去阅读大字报，没几天他们就放弃了，他们觉得这是赔本的买卖，瞪大眼睛阅读了两天，也就是读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句子。他们说还不如我添油加醋以后的讲解精彩。他们因此鼓励我坚持不懈地读下去，因为每天早晨上学时，他们就会充满期待地凑上来，悄悄问我：「有没有新的？」

一个未婚女青年和一个已婚男人的偷情梗概，是我大字报阅读经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是我读到的最为详细的内容，部分段落竟然引用了这对偷情男女后来写下的交代材料。

他们偷情的前奏曲是男的在水井旁洗衣服。他的妻子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才能回来。所以邻居的一位未婚女青年经常帮助他洗衣服，起初，她将他的内裤取出来放在一旁，让他自己清洗。过了一些日子以后，她不再取出他的内裤，自己动手清洗起来。然后进入了偷情的小步舞曲，除了洗衣服，她开始向他借书，并且开始和他讨论起了读书的感受，她经常进入到他的卧室。于是，偷情的狂欢曲终于来到了，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一次、两次、三次，第三次时被人捉奸在床。

到了文革后期，捉奸的热情空前高涨，差不多替代了文革早期的革命热情。一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将自己偷情的欲望转化成捉奸的激情，只要怀疑谁和谁可能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就会偷偷监视他们，时机一旦成熟，立刻撞开房门冲进去，活捉赤身裸体的男女。这对可怜的男女，就是这样演绎了偷情版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

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这位未婚女青年交代材料里的一句话，她第一次和男人性交之后，觉得自己「坐不起来了」。这句话让我浑身发热，随后浮想联翩。当天晚上，我就把那几个同学召集到一起，在河边的月光下，在成片飘扬的柳枝掩护下，我悄声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女的和男的干过那事以后会怎么样？」这几个同学声音颤抖地问：「会怎么样？」我神秘地说：「女的会坐不起来。」我的这几个同学失声叫道：「为什么？」

为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还是老练地回答：「你们以后结婚了就会知道为什么。」

我在多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时，将自己的大字报阅读比喻成性阅读。有意思的是，我的性阅读的高潮并不是发生在大街上，而是发生在自己家里。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所以我们的家在医院的宿舍楼里。这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楼上楼下都有六个房间，像学校的两层教室那样，通过公用楼梯才能到楼上去。这幢楼房里住了在医院工作的十一户人家，我们家占据了两个房间，我和哥哥住在楼下，我们的父母住在楼上。楼上父母的房间里有一个小书架，上面堆放了十来册医学方面的书籍。

我和哥哥轮流打扫楼上这个房间，父母要求我们打扫房间时，一定要将书架上的灰尘擦干净。我经常懒洋洋地用抹布擦着书架，却没有想到这些貌似无聊的医学书籍里隐藏着惊人的神奇。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里曾经浏览过它们，也没有发现里面的神奇。

我的哥哥发现了。那时候我是一名初二学生，我哥哥是高一学生。有一段日子里，趁着父母上班的时候，我哥哥经常带着他的几个男同学，鬼鬼祟祟地跑到楼上的房间里，然后发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叫声。

我在楼下经常听到楼上的古怪叫声，开始怀疑楼上有什么秘密勾当。可是当我跑到楼上以后，我哥哥和他的同学们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嬉笑地聊天。我仔细察看，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当我回到楼下的房间后，稀奇古怪的叫声立刻又在楼上响起。这样的怪叫声在我父母的房间里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我哥哥的同学们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楼上父母的房间，我觉得他整个年级的男生都去过我家楼上的房间了。

我坚信楼上房间里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一天轮到我打扫卫生时，我像一个侦探似的认真察看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什么。然后我的注意力来到了书架上，我怀疑这些医学书籍里可能夹着什么。我一本一本地取下来，一页一页认真检查着翻过去。当我手里捧着《人体解剖学》翻过去时，神奇出现了：一张彩色的女性阴部的图片倏然在目。好似一个晴天霹雳，让我惊得目瞪口呆。然后，我如饥似渴地察看这张图片的每个细节，以及关于女性阴部的全部说明。

我不知道自己当初第一眼看到女性阴部的彩色图片时是否失声惊叫了？那一刻我完全惊呆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反应。我所知道的是，此后我的初中同学们开始络绎不绝地来到我家楼上，发出他们的一声声惊叫。在我哥哥高中年级的男生们纷纷光顾我家楼上之后，我初中年级的男生们也都在那个房间里留下了他们发自肺腑的叫声。

第四个版本的阅读应该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被视为毒草的禁书重新出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们的文学作品最初来到我们小镇书店时，其轰动效应仿佛是现在的歌星出现在穷乡僻壤一样。人们奔走相告，翘首以待。由于最初来到我们小镇的图书数量有限，书店贴出告示，要求大家排队领取书票，每个人只能领取一张书票，每张书票只能购买两册图书。

当初壮观的购书情景，令我记忆犹新。天亮前，书店门外已经排出两百多人的长队。有些人为了获得书票，在前一天傍晚就搬着凳子坐到了书店的大门外，秩序井然地坐成一排，在相互交谈里度过漫漫长夜。那些凌晨时分来到书店门前排队的人，很快发现自己来晚了。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满怀侥幸的心态，站在长长的队列之中，认为自己仍然有机会获得书票。

我就是这些晚来者中间的一员。我口袋里揣着五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我在晨曦里跑向书店时，右手一直在口袋里捏着这五元钱，由于只是甩动左手，所以身体向左倾斜地跑到书店门前。我原以为可以名列前茅，可是跑到书店前一看，心凉了半截，觉得自己差不多排在三百人之后了。在我之后，还有人在陆续跑来，我听到他们嘴里的抱怨声不断：「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旭日东升之时，这三百多人的队伍分成了没有睡眠和有睡眠两个阵营，前面阵营的人都是在凳子上坐了一个晚上，这些一夜未睡的人觉得自己稳获书票，他们互相议论着应该买两本什么书？后面阵营的都是一觉睡醒后跑来的，他们关心的是发放多少张书票？然后传言四起，先是前面坐在凳子上的人声称不会超过一百张书票，立刻遭到后面站立者的反驳，站立者中间有人说会发放两百张书票，站在两百位以外的人不同意了，他们说应该会多于两百张。就这样，书票的数目一路上涨，最后有人喊叫着说会发放五百张书票，我们全体不同意了，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总共三百多个人在排队，如果发放五百张书票，那么我们全体排队者的辛苦就会显得幼稚可笑。

早晨七点整，我们小镇新华书店的大门慢慢打开。当时有一种神圣的情感在我心里涌动，这扇破旧的大门打开时发出嗄吱嗄吱难听的响声，可是我却恍惚觉得是舞台上华丽的幕布在徐徐拉开。书店的一位工作人员走到门外，在我眼中就像是一个神气的报幕员。随即，我心头神圣的感觉烟消云散，这位工作人员叫嚷道：「只有五十张书票，排在后面的回去吧！」

如同在冬天里往我们头上泼了一盆凉水，让我们这些后面的站立者从头凉到了脚。一些人悻悻而去，另一些人牢骚满腹，还有一些人骂骂咧咧。我站在原处，右手仍然在口袋里捏着那张五元纸币，情绪失落地看着排在最前面的人喜笑颜开地一个个走进去领取书票，对他们来说，书票愈少，他们的彻夜未眠就愈有价值。

很多没有书票的人仍然站在书店门外，里面买了书的人走出来时，喜形于色地展览他们手中的成果。我们这些书店外面的站立者，就会选择各自熟悉的人围上去，十分羡慕地伸手去摸一摸《安娜·卡列妮娜》、《高老头》和《戴维·科普菲尔》这些崭新的图书。我们在阅读的饥饿里生活的太久了，即便是看一眼这些文学名著的崭新封面，也是莫大的享受。有几个慷慨的人，打开自己手中的书，让没有书的人凑上去用鼻子闻一闻油墨的气味。我也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去闻新书的气味，我觉得淡淡的油墨气味有着令人神往的清香。

我记忆深刻的是排在五十位之后的那几个人，可以用痛心疾首来形容这几个人的表情，他们脏话连篇，有时候像是在骂自己，有时候像是在骂不知名的别人。我们这些排在两百位之后的人，只是心里失落一下而已；这几个排在五十位之后的人是眼睁睁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心里的难受可想而知。尤其是那个第五十一位，他是在抬腿往书店里走进去的时候，被挡在了门外，被告知书票已经发放完了。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低头走到一旁，手里捧着一只凳子，表情木然地看着里面买到书的人喜气洋洋地走出来，又看着我们这些外面的人围上去，如何用手抚摸新书和如何用鼻子闻着新书。他的沉默有些奇怪，我几次扭头去看他，觉得他似乎是在用费解的眼神看着我们。

后来，我们小镇上的一些人短暂地谈论过这个第五十一位。他是和三个朋友玩牌玩到深夜，才搬着凳子来到书店门前，然后坐到天亮。听说在后来的几天里，他遇到熟人就会说：「我要是少打一圈牌就好了，就不会是五十一了。」于是，五十一也短暂地成为过一个流行语，如果有人说：「我今天五十一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倒霉了。」

三十年的光阴过去之后，我们从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来到了一个书籍泛滥过剩的年代。今天的中国每年都要出版二十万种以上的图书。过去，书店里是无书可卖；现在，书店里书籍太多之后，我们不知道应该买什么书。随着网络书店销售折扣图书之后，传统的地面书店也是纷纷打折促销。超市里在出售图书，街边的报刊亭也在出售图书，还有路边的流动摊贩们叫卖价格更为低廉的盗版图书。过去只有中文的盗版图书，现在数量可观的英文盗版图书也开始现身于我们的大街小巷。

北京每年举办的地坛公园书市，像庙会一样热闹。在一个图书的市场里，混杂着古籍鉴赏、民俗展示、摄影展览、免费电影、文艺演出，还有时装表演、舞蹈表演和魔术表演；银行、保险、证券和基金公司趁机推出他们的理财产品；高音喇叭发出的音乐震耳欲聋，而且音乐随时会中断，开始广播找人。在人来人往拥挤不堪的空间里，一些作家学者置身其中签名售书，还有一些江湖郎中给人把脉治病，像是签名售书那样开出一张张药方。

几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干过签名售书的差事，嘈杂响亮的声音不绝于耳，像是置身在机器虫鸣的工厂车间里。在一排排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堆满了种类繁多的书籍，售书者手举扩音器大声叫卖他们的图书，如同菜市场的小商小贩在叫卖蔬菜水果和鸡鸭鱼肉一样。这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价值几百元的书籍捆绑在一起，以十元或者二十元的超低价格销售。推销者叫叫嚷嚷，这边「二十元一捆图书」的叫卖声刚落，那边更具价格优势的「十元一捆」喊声已起：「跳楼价！十元一捆的经典名著！」

叫卖者还会发出声声感叹：「哪是在卖书啊？这他妈的简直是在卖废纸。」然后叫卖声出现了变奏：「快来买呀！买废纸的钱可以买一捆经典名著！」抚今追昔，令我感慨万端。从三百多人在小镇书店门前排队领取书票，到地坛公园书市里叫卖十元一捆的经典名著，三十年仿佛只是一夜之隔。此时此刻，当我回首往事去追寻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之旅。我的选择会从一九七七年那个书店门前的早晨开始，当然不会在今天的地坛公园书市的叫卖声里结束。

虽然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我两手空空，可是几个月以后，崭新的文学书籍一本本来到了我的书架上，我的阅读不再是文革时期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阅读开始丰衣足食，而且像江水长流不息那样持续不断了。曾经有人问我：「三十年的阅读给了你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如同面对宽广的大海，我感到自己无言以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的结尾这样描述自己的阅读经历：「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又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我想起了二00六年九月里的一个早晨，我和妻子走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老城区时，突然发现了海涅故居，此前我并不知道海涅故居在那里。在临街的联排楼房里，海涅的故居是黑色的，而它左右的房屋都是红色的，海涅的故居比起它身旁已经古老的房屋显得更加古老。仿佛是一张陈旧的照片，中间站立的是过去时代里的祖父，两旁站立着过去时代里的父辈们。

我之所以提起这个四年前的往事，是因为这个杜塞尔多夫的早晨让我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我在医院里度过的难忘时光。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过去居住在医院的宿舍楼里。这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城镇的职工大多是居住在单位里。我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童年时游手好闲，独自一人在医院的病区里到处游荡。我时常走进医护室，拿几个酒精棉球擦着自己的双手，在病区走廊上蹓跶，看看几个已经熟悉的老病人，再去打听一下新来病人的情况。那时候我不是经常洗澡，可是我的双手每天都会用酒精棉球擦上十多次，我曾经拥有过一双世界上最为清洁的手。与此同时，我每天呼吸着医院里的来苏儿气味。我小学时的很多同学都讨厌这种气味，我却十分喜欢，我当时有一个理论，既然来苏儿是用来消毒的，那么它的气味就会给我的两叶肺消毒。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这种气味不错，因为这是我成长的气味。

我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当时医院的手术室只是一间平房，我和哥哥经常在手术室外面玩耍，那里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阳光灿烂的时候总是晾满了床单，我们喜欢在床单之间奔跑，让散发着肥皂气息的潮湿床单拍打在我们脸上。

这是我童年的美好记忆，不过这个记忆里还有着斑斑血迹。我经常看到父亲给病人做完手术后，口罩上和手术服上满是血迹地走出来。离手术室不远有一个池塘，手术室的护士经常提着一桶从病人身上割下来的血肉模糊的东西，走过去倒进池塘里。到了夏天，池塘里散发出了阵阵恶臭，密密麻麻的苍蝇像是一张纯羊毛地毯全面覆盖了池塘。

那时候医院的宿舍楼里没有卫生设施，只有一个公用厕所在宿舍楼的对面，医院的太平间也在对面。厕所和太平间一墙之隔地紧挨在一起，而且都没有门。我每次上厕所时都要经过太平间，都会习惯性地朝里面看上一眼。太平间里一尘不染，一张水泥床在一个小小的窗户下面，窗外是几片微微摇晃的树叶。太平间在我的记忆里，有着难以言传的安宁之感。我还记得，那地方的树木明显比别处的树木茂盛茁壮。我不知道是太平间的原因，还是厕所的原因？

我在太平间对面住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可以说我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那些因病去世的人，在他们的身体被火化之前，都会在我家对面的太平间里躺上一晚，就像漫漫旅途中的客栈，太平间沉默地接待了那些由生向死的匆匆过客。

我在很多个夜晚里突然醒来，聆听那些失去亲人以后的悲痛哭声。十年的岁月，让我听遍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到后来我觉得已经不是哭声了，尤其是黎明来临之时，哭泣者的声音显得漫长持久，而且感动人心。我觉得哭声里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为动人的歌谣。就是那时候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在黑夜里去世的。

那时候夏天的炎热难以忍受，我经常在午睡醒来时，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来的自己的完整体形，有时汗水都能将自己的皮肤泡白。

有一天，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仿佛是从炎炎烈日之下一步跨进了冷清月光之下，虽然我已经无数次从太平间门口经过，走进去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太平间里十分凉爽。然后，我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我找到了午睡的理想之处。在后来一个又一个的炎热中午，我躺在太平间的水泥床上，感受舒适的清凉，有时候进入的梦乡会有鲜花盛开的情景。

我是在中国的文革里长大的，当时的教育让我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不相信鬼的存在，也不怕鬼。所以当我在太平间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时，它对于我不是意味着死亡，而是意味着炎热夏天里的凉爽生活。

曾经有过几次尴尬的时候，我躺在太平间的水泥床上刚刚入睡，突然有哭泣哀嚎声传来，将我吵醒，我立刻意识到有死者光临了。在愈来愈近的哭声里，我这个水泥床的临时客人仓皇出逃，让位给水泥床的临时主人。

这是我的童年往事。成长的过程有时候也是遗忘的过程，我在后来的生活中完全忘记了这个令人颤栗的美好的童年经历：在夏天炎热的中午，躺在太平间象征着死亡的水泥床上，感受着凉爽的人间气息。

直到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偶尔读到了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这个消失已久的童年记忆，在我颤动的心里瞬间回来了。像是刚刚被洗涤过一样，清晰无比地回来了，而且再也不会离我而去。

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让一个读者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作家的作品那里，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海涅写下的，就是我童年时在太平间睡午觉时的感受。

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文学。」

写作

《纽约时报杂志》邀请潘卡吉·米什拉撰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二00八年十一月，我的印度同行来到了北京。我们有时坐在温暖的室内交谈，有时走在冬天的寒风里。我们去了几家不同风味的餐馆吃饭，这位素食者离开北京之时夸奖我点菜的才华。我告诉他：「我的才华很简单，就是将餐馆里所有的素食全点上」。

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感谢潘卡吉·米什拉，他在北京短暂的一周里，让我重温了自己的写作经历，给予了我「再活一次」的生活。

「我的写作源远流长。」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说这话时，我在心理上似乎垂垂老矣，因为当我回首最初的写作之时，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独特经历，我们只是花费了四十多年的岁月，就在同一个国度里，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寻找自己最初的写作，我的思绪在那些陈旧的作文簿上迅速掠过，停留在了当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面。我觉得自己小学时的作文不值一提，因为这些作文只有一个读者，就是一位很瘦的语文老师。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从大字报开始，这是我最初公开发表的作品。

文革时期人们热衷于写大字报，更甚于今天人们对于博客的热衷。不同的是，当时的大字报千篇一律，基本上是《人民日报》文章的抄袭版，革命的语言和空洞的口号充斥了全文，从头到尾喋喋不休；今天的博客可是千姿百态，自我吹嘘的、相互谩骂的、暴露隐私的、慷慨激昂的、无病呻吟的等等，还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文革时写大字报和今天写博客都是为了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

大字报曾经是我小学时最为害怕的，每天早晨背着书包上学时，我的眼睛就会紧张地扫描街道墙壁上最新的大字报，看看那些标题上有没有出现我父亲的名字。

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小官员。文革初期，我亲眼目睹了几个同学的官员父亲被打倒，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当时的革命造反派揍得鼻青脸肿，胸前挂着大木牌，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整日手持扫帚，战战兢兢地清扫大街。过路者随时可以对着他们踢上一脚，或者朝他们脸上吐去口水。他们的孩子，我的这几个同学自然是唇亡齿寒，不断遭受其他同学的侮辱和歧视。

年幼的我忧心忡忡，担心父亲的厄运会突然出现，这也是我的厄运。而且我父亲还有着地主家庭的历史，他家曾经拥有过两百多亩田地，是不折不扣的地主。多亏了我祖父是一个二流子，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每年卖掉两三亩田地，供养自己好吃懒做的生活。这个败家子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将两百多亩田地卖光了，他因此卖掉了自己的地主身分。否则在全国解放后，他很难逃脱被枪毙的命运。我的父亲因祸得福，甩掉了地主儿子的恶名。当然，我和哥哥也是祖父二流子生涯的隔代受益者。

尽管如此，我父亲不光彩的家庭历史仍然在心理上折磨着我。倒霉的事总是要出现的，有一天早晨，我和哥哥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在上学路上终于看见了我最为担心和害怕的大字报。我父亲的名字赫然醒目地出现在标题上，而且拥有了「逃亡地主」和「走资派」两项罪名。

我小时候胆小怕事，当时我肯定是脸色惨白，我告诉哥哥，我不敢去学校了，我要回家躲上一阵子。我哥哥一脸的满不在乎，他嘴里说着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大咧咧地往学校的方向走去。我哥哥的胆量只是让他走出了一百米左右，随即他就转身走回来了。他一边向我走来，一边说：「他妈的，老子也不去学校了，老子也要躲上一阵子。」

然后，有我署名的第一张大字报因此诞生了。这一年我小学一年级，我哥哥小学三年级，处于人生低谷的父亲自导自演了一场政治戏，让我们全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别人家省吃俭用了一年之后，终于可以大鱼大肉好吃一顿，我们家却吃上了「忆苦思甜饭」。所谓「忆苦思甜饭」，就是将糠和野菜混在一起煮熟了，再捏成团子。这种被称为糠团子的食物是旧社会穷人吃的，我们在大年三十晚上吃着糠团子，就是为了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

我双手捧着淡而无味的糠团子，小心翼翼地吃着，我觉得粗糙的糠在我下咽的时候似乎划破了我的食道，我十分委屈地说，糠团子吃起来有些疼。我父亲装出高兴的样子，用他外科医生的语气说：「疼了才好，疼了才说明忆苦思甜的疗效出来了。」

我和哥哥不知道正在倒霉的父亲是在表演他的革命秀，他选择了大年三十这个好时机。几天以后他在自己的交代材料里大写特写了这个革命化的春节，以此表达他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赤胆忠心。

我们一家四口咽下了糠团子，我母亲清理了饭桌之后，我父亲铺开一张大于桌子的白纸，全家开始写大字报了。大字报的主题是「斗私批修」，就是要打倒和批判我们脑子里的自私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我父亲的右手在砚台里磨着墨汁，神情庄重地告诉我们：「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让我和哥哥兴高采烈，我们两个抢着要首先说话。我和哥哥互不相让，都想拔得自我批评的头筹。我的父母让我先说，因为哥哥比我大两岁，他应该将这个机会让给我。可是我眨着眼睛不知道说什么？我一下子没有找到自己的自私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我哥哥在一旁急躁起来，他想先说，我父母没有同意，开始启发我，说我刚才吃糠团子时觉得食道有些疼痛，就是自私的思想在作怪。我如释重负，不过仍然有些担心，我问父母：「能不能再算上修正主义思想？」

我的父母商量了一下，认为这是我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在兴风作浪，而修正主义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坏东西。他们点点头说：「可以算上。」

自私和修正主义都有了，我就放心了。轮到我哥哥了，他骄傲地说了起来，有一次他在街上捡到两分钱，没有上交给老师，而是买了两颗糖自己吃了。我的父母郑重其事点着头，说我哥哥的这个行为和我刚才的十分相似，也是自私和修正主义两者皆有。接下去是我们的母亲斗私批修了，母亲之后是父亲。他们都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小错误，这让我和哥哥有些失望，尤其是我们的父亲，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只字不提「逃亡地主」和「走资派」。我哥哥首先向父亲发难，他义正词严地问：「你是不是逃亡地主？」

我父亲表情沉重地摇了摇头，说他们家在全国解放前就破产了，所以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被划分成了中农。我母亲在一旁鸣冤叫屈，说如果不是曾经有过两百多亩田地，我父亲家的成份应该是贫农。我哥哥严肃地举起右手，问我父亲：「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你不是地主。」我父亲庄严地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不是地主。」

我不甘落后，也向父亲发难：「你是不是走资派？」我父亲还是摇头，他说自己虽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可是一直是在做技术工作，他一直是外科医生，不应该算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学着哥哥的样子举起右手：「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我父亲再次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然后我们三个看着父亲写下了这张避重就轻的大字报，这是第一张批判我们自己的大字报，而且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写成的。我父亲写完以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毛笔递给我母亲，我母亲签名后是我哥哥的签名，我的签名排在最后。我们开始讨论将大字报贴到什么地方？我说就贴在我们家门口，可以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大年三十晚上的伟大行为。我哥哥说应该贴到电影院的售票窗口，那里看到大字报的人更多。父母肯定在心里痛骂我们这两个小王八蛋了，他们只是为了做秀，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精神和政治觉悟，他们并不想让别人看到这张大字报。而且这张大年三十的大字报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在我父亲的交代材料里出现一个光彩的段落。

我们的父母虽然心怀不满，脸上仍然露出赞许的表情，他们点头说我和哥哥的主意都很好，问题是贴到外面去的话，我们自己不能时刻看到这张大字报了。他们耐心地解释，这张大字报是批判我们自己的，应该贴在自己家里，让我们时刻警惕自己过去的错误，从此紧跟毛主席永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医院的宿舍楼，我们住在名叫向阳弄的一所房屋里，是一间大屋子，中间隔开的墙是用铁丝将竹子横竖绑扎起来，再在竹子上糊上旧报纸。我父母睡在里面的床上，我和哥哥睡在外面的床上。我们觉得父母的话有道理，同意将这张大字报贴在家里，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贴在里面父母的床头，要贴在我和哥哥的床头。我们的父母欣然答应。

不久之后，我父亲被下放到了农村，他身背药箱走在乡村田间，给农民们治病。当造反派意识到他们是放过了我的父亲，再去农村抓他时，已经找不到他了。朴实的农民们保护了他，把他藏了起来，让他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文革早期的革命暴力。

那张了不起的大字报在我和哥哥的床头墙上存在了一年多，积满灰尘和纸张泛黄破裂以后，它自己沿着墙壁掉到了床底下，然后被我们遗忘。最初的时候，我每天睡觉前和起床后，都要用神圣的眼光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署名。

五年以后，我进入了初中年级，开始大规模书写大字报了，而且是亲自书写，不再是尾随其后的署名。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写作班子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笔名为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我模仿梁效，拉上三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写作组，笔名来自当时著名的文革电影《春苗》。

那个时候刚好是黄帅事件席卷全国。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写了一篇批评老师的日记：「今天，XX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老师看到日记后大发雷霆，认为黄帅是「为了拆老师的台」。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老师不断批评黄帅，还要求其他同学不要理睬黄帅。孤立无援的黄帅只好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六百字的信。她在信中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语。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导。黄帅红极一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反潮流英雄，全国的中小学生纷纷向她学习。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被抓。十六岁的黄帅一下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成为了「四人帮」的小爪牙。批判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她的父母也因此倒霉，母亲写下了几十万字检查，父亲被逮捕入狱。直到一九八一年，黄帅的父亲才获得平反，走出了监狱。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命运其实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都是随波逐流，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幸运还是倒霉。

一九七三年底，全国的中小学掀起了批判师道尊严的浪潮。由我执笔，署名春苗的大字报风靡了我们的中学。我在学校里也是名噪一时，成为了著名的红笔杆子。这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政治术语，「红」是革命的颜色，「黑」是反革命的颜色。于是写作政治上正确文章的叫「红笔杆子」，写作政治上错误文章的叫「黑笔杆子」。

我和三个同学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里面的革命语言都是从《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抄写过来的，不到一周时间，我们就写出了将近四十张大字报，贴满了我们中学的墙壁，将我们中学的老师们挨个批判了一通。我唯一放过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和我私交不错，时常会偷偷递上一根香烟给我。我偷了父亲的香烟，也会敬他一根。

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除了工厂、军队和农村，其他所有的单位都派驻了工人宣传队。我们中学也进驻了工宣队，工宣队的队长就是当时中学的最高领导。我记得那是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工人，他拿着笔记本，一边浏览我们的大字报，一边在上面写着什么。见到我的时候笑容满面，连声夸奖我：「干得好！干得好！」

我当时不知道，我们春苗写作组短时间炮制出来的近四十张大字报，也成为了他的革命成果。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大大表扬了他，说我们中学在学习黄帅反潮流精神和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中，走在全县所有学校的前列，甚至都有可能走在全省所有学校的前列。

这位工宣队长认真记下了我们批判过的每一个老师的名字，然后发现竟然没有那位语文老师。工宣队长很不高兴，觉得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中还存在着盲点，他把这个盲点叫到自己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一通，说这个盲点压制和打击学生，所以才没有出现批判他的大字报。

我们的语文老师哭丧着脸来找我了，他把我拉到中学围墙的外面，递给我一枝香烟，亲自划火柴给我点烟，然后恳切地问：「为什么不写我的大字报？」我抽着他的香烟说：「你身上没有师道尊严。」

「怎么可能没有？」语文老师急了，他说：「我全身上下都是师道尊严。」我说：「你经常给我们学生香烟，你和我们学生打成一片了，你确实没有师道尊严。」

语文老师哭笑不得，只好将工宣队长如何骂他的话都告诉我。我明白了，向他保证，当天晚上就会把批判他的大字报写完，明天早晨他起床就会看见。

我信守诺言，吃过晚饭后就把写作组的另外三个同学叫到一起，在教室里写到夜深人静。我们给其他老师都是一张大字报，给这位语文老师提高待遇，写了满满两张。然后拿着这两张大字报来到了语文老师的家门口，在他熟睡之际，我们商量着贴在何处？

原来想贴在他家门上，可是一扇门上贴不下两张大字报，只好一左一右贴在他家门两侧的墙上。

第二天上午，这位语文老师又把我悄悄拉到了围墙外，我以为他是来表达谢意的，结果他埋怨起了我。说我不应该将大字报贴到他家门口，学校工宣队长根本看不见，而且邻居还笑话他。他给我出主意，说是最好将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工宣队长办公室所在楼房的墙上。看到我点头了，他又埋怨我为什么给他写了两张大字报？其他老师都只有一张。我告诉他，这是为了给他提高待遇。他摇着头「别提高了-平等，平等最好。」「好吧，」我说，「我们辛苦一下，再新写一张大字报。」语文老师问我：「我家门口的大字报怎么办？」我说：「你回去把它们撕了。」

「我怎么敢撕大字报？」语文老师叫了起来，接着小声说，「你亲自来撕掉。」然后又指导我，中午去撕掉他家门口大字报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话。我点着头，让他放心，中午时一切都会按照他指示的去做。他的右手伸进了口袋，摸出半盒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转身走了几步后，站住脚，回过身来，将那半盒香烟全部送给了我。

我按照语文老师的指示，中午放学前就将批判他的大字报写好，贴到了工宣队长办公室所在的楼房墙上。然后带着春苗写作组的另外三个同学，来到语文老师的家门口，大声喊叫着他的名字，他在屋里故意磨蹭着不出来，等到邻居们都跑出来看热闹时，他才点头哈腰地走出来。我用他上午教我的话训斥他：他「老实听着，我们写了一张更加深刻批判你师道尊严的大字报，就贴在学校里，你马上去看。」

他应声向着学校方向走去。我们大模大样地撕掉了他家门旁的两张大字报，一边撕着，一边向他的邻居们解释，说这两张大字报写得不够深刻，贴在学校里新写的大字报非常深刻，欢迎他们到我们学校里去看看。

我在文革时期的写作持续到高中年级之后，对写大字报突然没有兴趣了。我尝试着写起了话剧，这应该是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我差不多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才完成了一出独幕话剧，有将近四千字，几经修改后，认真抄写在方格稿纸上。话剧的内容是当时流行的内容，就是一个地主在全国解放后失去了财产，如何心怀不满，想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后被智慧的贫下中农生擒活捉。

当时我们小镇上有一位著名的红笔杆子，比我大十来岁，因为他在县文化馆的油印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歌颂文化大革命的诗歌和散文。透过一位同学的引见，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小镇名流，恭恭敬敬地将自己的独幕话剧呈上，请他批评指正。

几天以后，我再去拜访他时，他已经读完了我的独幕话剧，并且在最后一页用红笔写上大段的评语。他将手稿还给我的时候，神态十分傲慢，他说自己的意见都写在后面的评语里了，他就不多说了，不过有一点他要强调一下，就是我的话剧里没有人物心理，也就是没有人物独白。他告诉我，独白是剧本写作的重中之重。

在我告辞之时，他拿出了自己不久前完成的三幕话剧，题材和我的一样，也是一个地主想搞破坏，如何被贫下中农发现的故事。他将厚厚一叠手稿递给我时，专门要求我注意他是如何在剧本中写独白的，他自我陶醉地说：「尤其是地主的独白，写得栩栩如生。」

我将他的手稿和自己的手稿捧回家中。先是仔细阅读了他对我剧本的评语，我发现基本上是批评，只是在最后有一句话是表扬，说我文笔还算流畅。然后我仔细阅读了他的剧本，我觉得他写得也不怎么的，他自鸣得意的那几个地主独白段落，都是一些地主心里想着如何破坏社会主义的教条式语言，他所谓的栩栩如生，只是在里面夹杂了一些脏话而已。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化写作，工人和农民是从来不说脏话的，只有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才会说脏话。不过我仍然觉得应该夸奖他一番，毕竟他是我们小镇的名流。我礼尚往来，找来一枝红笔，在他三幕话剧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也写上了大段的评语。我的评语基本上是赞扬，尤其是对剧本里的地主独白，我不遗余力地吹捧，说如此精彩的独白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只是在最后写上一句批评的话，说剧情不够紧凑。

我把剧本还给他的时候，他的眼神明显地在期待着我的崇拜之情和恭维之词。我说了几句好话，他嘿嘿笑了几声。然后他发怒了，他发现我竟然在他剧本的最后一页写上了评语，他愤怒地冲着我叫起来：「你竟敢在我的剧本上写评语？」

我有些措手不及，没想到我的礼尚往来竟然引发了他的怒火。我有些胆怯地说：「你也在我的剧本上写了评语。」

「他妈的，」他叫了起来，「你是谁？我是谁？」

确实如此，他是名流，我是无名小卒。他看到我评语的最后一句批评的话，暴跳如雷了，他抬腿踢了我一脚，吼叫道：「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竟敢说我的剧情不够紧凑。」

我赶紧往后退了两步，提醒他，我的评语里还有恭维之词。他低下头，读到了我对地主独白的吹捧，他的怒火明显小了下去，他在椅子里坐了下来，让我也坐下。他认真将我的评语让完后，似乎平静下来了，他开始抱怨，说我用红笔写了评语后，他就不能将这个剧本再给别人读了。我建议他将最后一页撕掉，将剧本的结尾重新抄写在稿纸上。我接着表示愿意替他抄写最后一页上的结尾，他摆摆手说：「算啦，我自己抄写。」

然后他脸上出现了得意的笑容，他神秘地告诉我，县文化馆两个创作干部读完了他的剧本，好评如潮。我心想，两个人怎么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不过我脸上装出了欣喜的表情，他继续神秘地说，现在县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正在审读剧本，一旦获得通过，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将排练这个话剧，在县剧院演出五场后，就会送到省城去参加群众文艺会演的比赛。

这位小镇名流的得意之情只是延续了几天，然后开始其倒霉的生涯了。当时县文化馆的工宣队长是一个大老粗，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他读了剧本里地主独白的那几个段落之后，断然认定这位小镇名流是一个准备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工宣队长把地主的心理独白当成他的心理独白了。

我这位同学的大哥十分委屈，他向工宣队长解释，那些心理独白是地主的，不是他的。工宣队长用手拍打厚厚的剧本，问他：「这个地主心里想的那些字是不是都是你写出来的？」「是我写的，」他继续解释，「可是……」

「你这么写，就是你心里这么想。」工宣队长打断他的话，不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这位小镇名流在一夜之间，从红笔杆子变成了黑笔杆子。此后的两年里，他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分，经常出现在我们中学操场公判大会的主席台上，胸前挂着大木牌，低着头，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我每次见到他站在那里时，脖子后面就会感到冷风飕飕的，心想真是惊险。多亏了我的剧本里的地主没有心理独白，多亏了我在他的剧本后面吹捧地主独白评语被他撕掉了。要不在公判大会时，主席台上面也可能会给我留出一个陪斗的位置。

当时我们中学操场上每年都要开几次公判大会，公开宣判一个或者几个杀人犯强奸犯之类的人。公判大会的时候，总是要找几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参加陪斗。这些陪斗者胸前挂着大木牌，一字排开，站在同样挂着大木牌的犯人两旁。犯人被五花大绑，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没有被绳子捆绑，这是陪斗和犯人的区别。不是每一个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都会参加每一次的陪斗，只有这位是例外，可能因为他是名流，只要有公判大会，他就会挂着大木牌，低头出现在操场的主席台上，而且他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总是站在最右边。他是我们小镇的首席陪斗。

几年以后，当我正式开始写作小说时，我的父母十分担心我的命运。文革时期的经历，让他们害怕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黑笔杆子。

潘卡吉·米什拉的眼睛十分明亮，他是一位智慧的聆听者。他安静地微笑着，偶尔大笑的时候也是安静的。我们就像是两个记忆的垂钓者，坐在时光之河畔，让往事来上钩。话题来到了我最初的牙医工作和此后的小说写作上。三十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这样的工作我干了五年，拔下的牙齿超过一万颗。

当时我二十出头，午休的时候常常站在医院临街的窗口，看着下面喧闹的街道，心里重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我要在这里站上一辈子？

我就是那时候决定写作小说的。我站在窗前的时候，经常看到在县文化馆工作的那些人，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我心里十分羡慕，有一次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你们为什么不工作？」

他回答说：「我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工作。在大街上游手好闲也是工作，我想如此美好的工作除了文化馆以外，恐怕只有天堂里才会有。当时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我中学毕业以后，国家让我干起了牙医。如果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从事游手好闲的工作，同样也需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而且首先要证明自己具有进入文化馆的资格。通往文化馆的美好前程有三条道路：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都要从头学起，这太困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选择写作了。我是在文革十年里完成自己的小学和中学课程，这样的经历让我的成长丰富多彩，可是在学习上我虚度年华。我记得自己上中学的时候，总是弄错上课铃声和下课铃声，经常是下课铃声响了，我走向教室准备去上课了。我当时认识的汉字其实不多，不过仍然可以应付自己的写作。多年以后，中国的批评家纷纷赞扬我的叙述语言简洁，我开玩笑地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后来我的作品翻译成了英文出版，一位美国的文学教授告诉我，我的语言翻译成英文以后，很像是海明威的语言。我就将自己的玩笑出口到美国，对这位教授说：「海明威认识的英文单词也不会多。」

虽然是一个玩笑，却也说出一个道理。人生常常如此，有时候从长处出发，愈走愈短；有时候从短处出发，反而愈走愈长。用毛泽东的话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如果继续刚才的玩笑，那么我和海明威，可能都是毛泽东所说的坏事变成了好事的那种人。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一边拔牙一边开始了写作。拔牙是为了维持生计，写作是为了以后不再拔牙。最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写下一个字比拔下一颗牙齿还要费力。可是为了进入天堂般的文化馆，我逼迫自己一直写下去。当时我还年轻，让自己的屁股和椅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末的时候，窗外阳光明媚，鸟儿在飞翔，姑娘们笑声朗朗，同龄的朋友都在外面玩耍，我却独自一人枯坐桌前，像是铁匠打铁一样，使足了劲，写下一个又一个硬邦邦的汉字。后来，经常会有年轻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

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词汇，就是「写作」。写作就像是经历一样，如果一个人不去经历什么，那么就不会了解自己的人生；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不去写作的话，就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写出什么。

我十分怀念一九八0年代的初期，文革刚刚结束，一些被禁止了十年的文学杂志纷纷复刊，还有更多新的文学杂志正在涌现出来。一个几乎没有文学杂志的中国，突然之间成为一个拥有一千多种文学杂志的中国。于是大量的文学版面都像是饥饿的婴儿一样嗷嗷待哺，那时候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作家，无论是出名的和还没有出名的，他们所写下的全部作品，仍然无法填满如此众多的文学版面。因此所有的编辑都在认真地阅读着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一部好作品，编辑们就会互相传阅，整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

我赶上了这个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供求关系倒置的美好时代。我这个小镇的牙医，不认识任何文学杂志的编辑，只知道杂志的地址，就将自己写下的短篇小说，寄到了一家又一家文学杂志。当时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一角，表示邮资总付，让杂志社承担邮资。而且文学杂志如果不采用我的短篇小说，还会将稿件退回。我拿到自己的退稿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信封拆开，翻过来，用胶水重新沾上，制作出另一个新的信封，在上面写下另一个文学杂志的地址，再扔进邮筒，当然我不会忘记剪掉一个角。

那时期我的几部短篇小说手稿，免费地在中国各个城市之间旅游，它们不断地回到我的身旁，又不断地被我送走。我手稿去过的城市，比我后来二十多年里去过的城市还要多。退稿都是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当时我们家有一个小院子，邮局的投递员每次都是将我的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厚厚的退稿掉在地上时发出很大的响声，坐在屋子里的父亲，不用起身到院子里去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扔进来了，他喊叫我的名字，大声说：「退稿啦！」

不久以后，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的供求关系，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变化了。随着有名的作家和尚未有名的作家如春暖花开般的愈来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婴儿，一眨眼工夫就长成了美丽的姑娘，成为了疯狂追求和激烈竞争的目标。而文学也从辉煌的顶峰开始滑落，美好的光阴转瞬即逝了。杂志社对「邮资总付」不堪重负，纷纷发布公告，一是作者寄稿件要自己贴邮票，二是杂志社不再退稿。

《北京文学》是我去过的第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一间大屋子里面沿墙摆满了办公桌，编辑们坐在那里安静地阅读来稿，他们的桌子上堆满了不知名作者的稿件，我看着他们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稿件仔细阅读。那时候我还没有发表过作品，当我的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后的第二年，我再去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时，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桌子上的来稿信封上都是写着编辑名字的，都是编辑们认识的作者寄来的稿件。而大量不知名作者的稿件被扔在废纸篓里，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让收集废品的人将它们搬走，当成废纸去出售，在造纸厂里变成了纸浆，再制造出新的稿纸。我当时意识到，已经没有编辑在认真阅读自由来稿了。

从那以后，一个热爱写作的年轻人，即使才华横溢，即使写下了优秀的作品，如果不认识某位文学编辑，就很难获得出版的机会。如此残酷的现实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网络文学在中国兴起，新兴的发表形式终于让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破土而出了。

现在回想起当初的情景，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美好时代的尾声。如果我迟两年写小说的话，我想不会有编辑在堆积如山的自由来稿中发现我。那么此刻的我，仍然是在中国南方的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我命运的改变，来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时候的一个电话。我所在的小镇刚刚进入冬天，这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一个遥远的电话寻找到了我。

当时我们医院只有一部电话，放在楼下的挂号室里，是那种手摇的电话，透过总机转号，而我们全县也只有一个总机，在县邮电局里。我们医院负责挂号的同事，接到这个电话后，她跑到大街上，对着楼上我所在科室的窗户，喊叫我的名字，说有一个电话找我。

我下楼的时候以为是小镇上的某一位朋友打来的，约我晚上玩扑克牌什么的，可是当我拿起电话，听到了县邮电局总机小姐的声音，她告诉我说是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我当时心脏一阵狂跳，感到伟大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那时候长途电话接通了还需要等待一些时候，当我们县里的总机小姐告诉我有一个北京长途时，我估计这个电话刚刚接到上海，正沿着冬天里的电话线前往我所在的小镇，期间还要堵塞几次，我拿着电话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就在我充满希望又焦躁不安地等待之时，有几个从我们小镇上打进来的电话，要找医院里的其他几个同事接听电话，为此我火冒三丈，在电话里严肃地告诉对方：「不准你打这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诧异的声音：「为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等待一个中共中央的电话。」

北京来的长途电话终于接通了。我听到了周雁如的声音，她是一九八0年代初期《北京文学》的实际主编。周雁如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她早晨上班时就挂出了这个长途电话，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时才接通。她说：「我都失望了，准备明天再继续给你挂长途电话，没想到接通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她当时的声音，说话并不快，可是让我感到她说得很急，她的声音清晰准确。她告诉我，我寄给《北京文学》的三个短篇小说都要发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她希望我立刻去北京。她在电话里说，路费和住宿费由《北京文学》承担，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六元人民币。她又说我在改稿期间每天还有出差补助，最后她告诉我《北京文学》的地址--西长安街七号，告诉我出了北京站后应该坐十路公交车。她其实并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是她那天说得十分耐心和仔细，就像是在嘱咐一个小孩，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了我。

我放下电话，决定第二天就坐上长途汽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可是我马上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向我们的院长请假，我觉得他不会同意我去北京，因为他不知道我正在写小说。一个拔牙的突然说要去北京修改他的小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没有当面去向他请假，而是写了一张请假条。

到了晚上，我敲开一位拔牙同事的家门，把请假条交给他，请他明天上班后再将请假条交给我们的院长。那时候我已经坐在去上海的长途汽车里了，他就是不同意也来不及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可是我的这位拔牙同事有些胆小，他不敢将我的请假条交给院长，怕院长怪罪于他。他反复说，我应该自己去交请假条。我告诉他，我从北京改稿回来的时候，会给他带来著名的北京果脯，还有慈禧太后最爱吃的茯苓夹饼。我的拔牙同事一听说北京果脯和茯苓夹饼，就忍不住吞起了口水，这在当时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他抵挡不住腐败的诱惑，同意在第二天我坐上了长途汽车以后，再将我的请假条交给我们院长。我的计策成功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行贿；用文革时期的话来说，这叫打出了一颗糖衣炮弹。

二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周雁如要求我将小说的结尾修改一下，原来的结尾有些灰暗，她要我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我记得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的她，对当时也未见过资本主义的我说：「社会主义是光明的，只有资本主义才会有这样的灰暗。」

我两天就将稿子改完了，完全按照周雁如的要求去修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发表小说比什么都重要。别说是改出一个光明的结尾，就是从头到尾改得像太阳一样灿烂也没有问题。周雁如对我的修改十分满意，连声夸奖我聪明。然后告诉我，不要急着回去，趁这个机会在北京好好玩一玩。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定居北京，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独自一人在北京冬天的寒风里到处游走。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发旅游业，我在故宫转悠了一天，只见到十多个游玩的人。到长城是坐长途客车去的，爬上八达岭长城，塞外的寒风吹在我脸上，就像是有几只手掌不停地扇我耳光一样。我在长城上只遇到一个游客，我爬向烽火台时，他正从上面下来，我向他打了一个招呼，建议他再和我一起爬上去，他连连摇头哆嗦地说：「太冷了。」

等我从寒风凛冽的长城下来，走进破旧的小车站，刚才见到的那个游客正缩在角落里，还在继续着他从长城带下来的哆嗦。回城里的长途汽车还没有到，我坐到他身旁，和他一起哆嗦起来。

今天的中国，到了旅游旺季，故宫里和长城上人山人海，看上去不像是在旅游，更像是在集会游行。

我玩遍了北京，然后向我的编辑王洁打听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玩？王洁每次说出一个地方，我都说已经去过了。王洁笑了，她说：「你应该回家了。」

王洁为我去买了火车票，然后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枝笔为我算账，算完张，又到会计那里替我领了钱。我发现不仅改稿的两天有补助，连游玩的那些天也都有补助。当我坐上南下的火车时，我口袋里有七十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笔巨款，让我厚颜无耻地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

王洁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北京文学》的改稿确有其事。当我回到海盐后，才知道这张证明是多么重要，当时我们小镇医院的院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证明？」

我从北京回家后，我们小小的海盐轰动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海盐人。我们县里的领导认为我是一个人才，他们觉得我不应该再拔牙了，应该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经过了一番复杂的调动手续，我的调动函上盖了七、八个公章以后，我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馆。我记得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心想文化馆的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所以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欣喜地告诉自己：「这地方来对了。」

这是社会主义留给我的最为美好的记忆。

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问我：「你当初为何要放弃富有的牙医生活，去从事贫穷的写作？」

这位西方记者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仍然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时期，只要是城镇的职工，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每个月的薪水都是一样的。我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穷光蛋，做牙医也是一个穷光蛋。不同的是，牙医是一个辛苦的穷光蛋，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幸福自由的穷光蛋。

现在我已经拥有二十七年的写作历史，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了：我热爱写作。每个人在其一生里都有无数的欲望和情感不能表达出来，现实环境和个人理智压制了它们。可是在写作的世界里，这些受到压制的欲望和情感可以充分表达出来。我觉得，写作有助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变得完整起来。或者说，写作会让一个人拥有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现实的，另一条是虚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一样，一个强大起来的时候，另一个必然衰落下去。当我现实的人生道路愈来愈平淡之时，也就意味着我虚构的人生道路愈来愈丰富了。

潘卡吉·米什拉离开北京之后，在他伦敦的家中，也可能在他新德里的家中，或者在世界上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发来了E-mail。他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滚出去！」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二00五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经叙述过，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透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

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的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

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饭用的碗那么大。

接下来让我的讲述回到那个漫长和可怕的梦，也就是我亲身经历自己如何完蛋的梦。这个梦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底的某个深夜，睡梦中的我被绳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我们县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军人，我的两旁站着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个我前面说到的小镇名流黑笔杆子倒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梦中的台下挤满了乌云般的人群，他们的声音仿佛雨点般地响着。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庄严的批判声，那个声音在控诉我的种种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杀人罪，最后是判决的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一个持枪的军人从后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举起了他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感觉枪口都顶到了我的太阳穴。接着我听到了「砰」的一声枪响，我知道这个军人开枪了。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还听到台下嗡嗡的人声。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搫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青和蛋黄都流光了。梦中的我顶着一个空蛋壳似的脑袋，转过身去，对着开枪的军人大发雷霆，我冲着他喊叫：「他妈的，还没到沙滩呢！」

然后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脏狂跳。可是与以前从驱梦中惊醒的情景不一样，我不再庆幸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开始被一个回来的记忆所纠缠。中学的操场，公判大会，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双手，卡车上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沙滩上的枪决，一颗子弹比一个大铁锤还要威力无穷，死刑犯人后脑精致的小洞和前额破烂的大洞，沙滩上血迹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复展现。

我扪心自问，为何自己总是在夜晚的梦中被人追杀？我开始意识到是白天写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这是因果报应。于是在那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满冷汗的被窝里严肃地警告自己：「以后不能再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这样，我后来的写作像潘卡吉·米什拉在E-mail中所说的那样：血腥和暴力的趋势减少了。

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实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那么此刻的我，就不会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写下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个条件简陋的精神病医院的床上，面对巨大的黑暗发呆。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鲁迅

二00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我的思维进入了死胡同，身体一动不动。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的头发有点蓬松有点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付老式的圆型眼镜。

开始登机了，我起身走向登机口。然后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临窗的座位上，继续想着尾翼上巨大的头像。我总觉得曾经见过他，可他究竟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剎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Peer Gynt），他是易卜生。看着窗外下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作家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型镜片后面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我在奥斯陆的第一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里。餐馆散发着我在欧洲已经熟悉的古老格调，高高的屋顶上有着精美的绘画，中间有着圆型柱子。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餐馆进门处摆放着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一顶黑色礼帽，旁边是一杯刚刚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残留着啤酒的泡沫。一把拉开的椅子旁放着一支拐杖。这一切象征着易卜生正在用餐。

此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再次走入这家餐馆。可是我早出晚归之时，就会经过这家餐馆。每次我都会驻足端详一下里面属于易卜生的小圆桌，黑色礼帽和拐杖总是在那里，椅子总是被拉开。我发现了有关易卜生纪念活动里的一个小小细节，早晨我经过时，小圆桌上的玻璃杯里斟满啤酒；晚上我回来时，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点啤酒泡沫。于是，我拥有了美好的错觉，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着一位中国作家的早出晚归，象征性地思忖：「这个中国人写过什么作品？」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发表在一九0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将近两年了。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责解答的责任。」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分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挪威航空公司飞机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头像，以及这样的头像缩小后又飘扬在奥斯陆的大街上，让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当然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易卜生」在挪威不只是一个代表了几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个词汇了，一个已经超出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

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于是，我在奥斯陆大学演讲时，讲起了我和鲁迅的故事。

文革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只是在语文课本里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诗人名叫毛泽东。

我想，鲁迅应该是过去那个时代里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新社会开始了，同时需要对此前的旧社会进行无情的鞭挞，于是鲁迅那些极具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成为了共产党手中挥舞的鞭子。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其证据就是来自于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虚构作品中一个疯子「吃人」的呓语被当时的政治需求演绎成了真实的社会现状。语文课本里鲁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和《药》等等，无一例外地被解读成了揭露旧社会罪恶的范本。当然，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至关重要，让其名声在后来的新社会里飞黄腾达，享受到了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响力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时代达到了顶峰，仅次于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候几乎每篇文章，无论是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出现在街头的大字报上，都会在毛泽东的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人民群众的批判文章里要用鲁迅的话，地富反坏右交代自己罪行的材料里也要用鲁迅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政治口头禅。

有趣的是，文革时期「先生」这个词汇也被打倒了，是属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阶级敌人。

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再是那位生前饱受争议的作家，他曾经遭受到的疾风暴雨般的攻击早已烟消云散，仿佛雨过天晴一样，这时候的「鲁迅」光辉灿烂了。「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因此，我小学和中学的往事里没有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这个词汇。

在我的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我成长的经历里除了革命和贫穷，就是无休无止的争论。争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奢侈品，是贫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我小学时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这位同学认为是早晨和傍晚，因为那时候的太阳看上去最大。我认为是中午，因为中午的时候最热。我们两个人不知疲惫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每天见面时，都是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驳斥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废话说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后，我们开始寻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听完了我们两方的理由后，马上站到了他的立场上。这个当时还没有发育的女孩一边踢着毽子一边说：「太阳当然是早晨和傍晚离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败，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学挥了两下拳头，威胁他：「你再敢说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对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们两个又去找了其他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赞成我的，始终难分胜负。我们之间的争论长达一年时间，小镇上年龄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们拉出来当过几次裁判，连他们都开始厌烦了，只要看到我们两个争吵地走向他们，他们就会吼叫：「滚开！」

我们只好将唾沫横飞的争论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后来他有了新的发现，开始攻击我的「热」理论，他说如果用热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太阳是不是夏天离地球近，冬天离地球远？我反驳他的「视觉」理论，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为标准，那么太阳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没有了？

我们继续争论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鲁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编造了鲁迅的话，我冲着他喊叫：「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他哑口无言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鲁迅先生真的说过这话？」「当然说过，」我虽然心里发虚，嘴上仍然强硬，「难道你不相信鲁迅先生的话？」

「不是的，」他慌张地摆了摆手，「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继续胡编乱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

他悲伤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道：「鲁迅先生也这么说，肯定是你对了，我错了。」

就这么简单，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了一年的太阳距离观点，在我虚构的鲁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独自一人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是文革时代的特征，不管是造反派之间或者红卫兵之间的争论，还是家庭妇女之间的吵架，最终的胜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话，然后一锤定音，结束争论和吵架。当时我本来是想编造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胆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导我们」改成了「鲁迅先生说」。日后即便被人揭露出来，被打倒了，成为小反革命分子，也会罪轻一等。

进入初中以后，我和这位同学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讨论起了原子弹的威力，他说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捆绑到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会粉身碎骨似的毁灭；我不同意，我说地球的表面会被摧毁，但是地球不会因此破碎，地球仍然会正常地自转和公转。

我们从讨论的层面进入到了争论的层面，而且争论不断升级和扩大，两个人在学校里整天声嘶力竭地辩论，然后像竞选似的，各自去拉拢其他男同学。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当时初一年级里的男生们分成了地球毁灭和不毁灭两大阵营。时间一久，我们的男同学们厌倦了这样的争论，只有我们两个人继续在争论里乐此不疲。男同学们为此给予我们一个共同的绰号：「这两个地球。」

有一天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也争论起来，我们已经争论了几个月了，我们都觉得应该结束这场争论了。我们就在篮球场上做出决定，去找化学老师，让她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我们一边争论一边走去，他忘记了手里抱着篮球，后面打球的几个同学急了，冲着我们喊叫：「喂，喂，两个地球，把篮球还给我们。」

我们要去请教的化学老师是新来的，来自北方的一个城市，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我们觉得她很洋气，因为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像其他老师，课上课下都只会说本地土话。我们在年级的教研室里找到了她，她耐心地听完我们各自的观点后，十分严肃地说：「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可能把原子弹捆绑在一起爆炸？」没想到这位洋气的化学老师给我们耗时几个月的争论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两个人傻乎乎地走出了初中年级教研室，又傻乎乎地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同时骂了一声：「他妈的！」

接下去我们继续争论，都是一副誓不罢休的模样。我终于再次被逼急了，故伎重演地喊叫起来：「鲁迅先生说过，即使将全世界的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也毁灭不了我们的地球。」

「又是鲁迅先生说？」他满腹狐疑地看着我。

「你不相信？」我那时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难道我是在编造鲁迅先生护话？」

我坚定的神态让他退却了，他摇摇头说：「你不敢，谁也不敢编造鲁迅先生的话。」

「我当然不敢。」我心虚地说道。

他点点头说：「这『即使』确实很像是鲁迅先生的语气。」「什么叫很像？」我乘胜追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语气。」然后，我的这位同学垂头丧气地走去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鲁迅先生为何总是和他作对？不过几个月以后，我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破绽，鲁迅是一九三六年去世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的时间却是一九四五年。我胆战心惊了好几天以后，主动去向这位同学认错，我对他说：「我上次说错了，鲁迅先生的原话里不是说原子弹，是说炸弹。他说，即使全世界的炸弹绑在一起爆炸……」

我同学的眼睛立刻明亮了，他扬眉吐气地说：「炸弹怎么可以和原子弹比呢！」

「当然不能比，」为了蒙混过关，我只好承认他的观点是对的，「你说得对，如果世界上的原子弹捆绑在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被炸得粉身碎骨。」

我和这位同学从小学到初中的两次马拉松式的争论，最终结果是一比一。这个结果没有意义，争论也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由此引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作为一个词汇的「鲁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实在是威力无穷。

我和鲁迅的故事还在演绎，接下去是我一个人的鲁迅了。我过去生活中有过一些疯狂的经历，其中之一就是我曾经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谱写成歌曲。

那时候我是一名初二的学生，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文革进入了后期，生活在愈来愈深的压抑里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课或者物理课时在操场上游荡，无拘无束。然而课堂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操场了，我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无所事事的自由让我感到了无聊。这时候我发现了音乐，准确的说法是我发现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获得了生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

我并不是被音乐迷住了，而是被简谱迷住了。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我对它们一无所知。不像我翻开那些语文和数学的课本时，我有能力去读懂里面正在说些什么。可是那些简谱，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我只知道那些革命歌曲一旦印刷下来就是这副模样，稀奇古怪地躺在纸上，暗暗讲述着声音的故事。无知构成了神秘，神秘变成了召唤，召唤勾引出了我创作的欲望。

我丝毫没有去学习这些简谱的想法，直接就是利用它们的形状开始了我的音乐写作，这肯定是我一生里唯一的一次音乐写作。我第一次音乐写作的题材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我先将鲁迅的小说抄写在一本新的作业簿上，然后将简谱里的各种音符胡乱写在文字的下面，我差不多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

这项工程消耗了我很多天的热情，我把作业簿写满了，也把自己写累了。这时候我对音乐的简谱仍然是一无所知，虽然我已经拥有了整整一本作业簿的音乐作品，可是我朝着音乐的方向没有跨出半步，我不知道自己胡乱写上去的乐谱会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只是觉得看上去很像是一首歌，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十分怀念那本早已遗失了的作业簿，怀念《狂人日记》这首世界上最长的歌曲，里面混乱的简谱记载了胡乱的节拍和随心所欲的音符。也记载了我在文革后期的生活状态，那是一种窒息的压抑、无聊的自由和空洞的话语相互交往的生活。为什么我会选择《狂人日记》？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狂人日记》之后，我再也找不到更适合我作曲的文学题材了。于是，我只好去对付那些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又将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也谱写成了歌曲，写满了另外一本作业簿。同样是胡乱的节拍和随心所欲的音符，如果演奏出来，我相信这将是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声音。地狱里可能有过，我曾经设想过那是什么样的声音？我当时的想象里立刻出现了鬼哭狼嚎的声音。我也有过侥幸的想法，我也许偶尔瞎猫逮住了死耗子，阴差阳错地写下了几个来自天堂的美妙乐句。

现在回首往事，似乎有了我为何选择《狂人日记》的答案：我当初谱曲的方法，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狂人的日记。

文革结束以后，我曾经十分好奇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我想，这两个人在心灵上可能有一条秘密通道，虽然有着生死之隔，他们仍然能够迅速地互相抵达。毛泽东和鲁迅似乎都有着坚强的心灵和永不安分的性格。毛泽东赞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其实毛泽东也是硬骨头，他和当时比中国强大的美国和苏联抗衡时毫不示弱。而且这两个人在思想深处都是彻底的和极端的，他们对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现出了深恶痛绝。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读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文革时期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只是一个时代在起哄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捕风捉影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心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价值也被不断地开发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纷用作餐饮业和旅游业，甚至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商人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抽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板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生意。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我在奥斯陆大学继续讲述我和鲁迅的故事。我告诉挪威的听众，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当时我已经从事写作，我办公室外面的过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这些曾经是圣书的著作，时过境迁之后像废纸一样堆在一起，上面落满了灰尘。鲁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进出办公室的时候，双脚时常会碰到它们，我低头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鲁迅著作，不由幸灾乐祸，心想这家伙终于过时了。有一次我经过时，不小心被地上的鲁迅著作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我骂了一声：「他妈的，都过时了，还要出来捉弄人。」

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刚好高中毕业。此后的十多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是没有读过鲁迅作品中的一个字。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一名作家，中国的批评家认为我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我心里十分不悦，觉得他们是在贬低我的写作。

时光来到了一九九六年，一个机会让我重读了鲁迅的作品。一位导演打算将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请我为他策划一下如何改编，他会付给我一笔数目不错的策划费，当时我刚好缺钱，就一口答应下来。然后我发现自己的书架上没有一册鲁迅的著作，只好去书店买来《鲁迅小说集》。当天晚上开始在灯下阅读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读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我曾经谱写成歌曲的《狂人日记》，可是我完全忘记了里面的内容，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读到的第三篇小说。这篇小说在我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重复出现过，可是我真正阅读它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读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给那位导演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改编鲁迅的小说，我在电话里说：「不要糟蹋鲁迅了，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就去书店买来了文革以后出版的《鲁迅全集》。为此，我十分想念那些堆积在文化馆桌子下面的鲁迅作品，那些在文革中出版的鲁迅作品，其版本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当年从文化馆办公室进出时，移动的双脚时常被鲁迅的著作绊住，我觉得可能是命运的暗示，暗示我这些布满灰尘的书页里隐藏着伟大的叙述。

从书店买来《鲁迅全集》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叙述里。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我想藉此机会再次谈论《孔乙己》，这是短篇小说中的典范。这部短篇小说开篇的叙述貌似简单却是意味深长，鲁迅上来就写鲁镇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帮的顾客都是靠在柜台外面站着喝酒，穿长衫的顾客是在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上酒菜，坐下来慢慢地喝酒。孔乙己是唯一站着喝酒穿长衫的人。鲁迅惜墨如金的开篇，一下子就让孔乙己与众不同的社会身分突出在了叙述之中。

在《孔乙己》里尤其重要的是，鲁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视他来到的方式，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坎坐着。」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叙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坎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赞叹的描述出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在我三十六岁的那个夜晚，鲁迅在我这里，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我感慨万端，我觉得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他属于成熟并且敏感的读者。同时我还觉得，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时机。

文革结束以后，我阅读过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伟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当我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时，一旦感到无聊，我就会立刻放下这位作家的作品，让我没有机会去讨厌这位作家。可是文革期间我无法放下鲁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阅读，因此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

我告诉挪威的听众：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以后，其实是对这个作家的伤害。

我的演讲结束后，奥斯陆大学历史系的Harald Beckman教授走过来说：「你小时候对鲁迅的讨厌，和我小时候对易卜生的讨厌一模一样。」

差距

一位昔日少年证实了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从胆小怕事到无所畏惧只是一步之遥。这是一九七0年代中期的往事，我们在沉闷压抑的生活里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尾声。

我要讲述的是一位昔日同学的故事。他至今仍然居住在家乡的小镇上，失业多年，依靠年迈父亲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我记得他当时清秀的面容因为两颗突出的虎牙有所损失，他瘦小的个子行走时总是跟随在我们的身后。

我们当时是一伙街头少年，热衷于寻衅滋事，与小镇上的同龄男孩打架斗殴，有时候也会胆大包天地与几个比我们高出半头的青年大打出手。每逢激战之时，这位同学就会以躲躲闪闪的方式在不远处观望，既不逃跑，也不参战。后来他突然变得英勇无畏起来，每次斗殴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有一次我们这伙街头少年被一伙街头青年揍得抱头鼠窜，就在我们全面溃败之时，这位同学跑回家中，又手挥菜刀冲杀出来。面对那伙士气高昂的街头青年，他右手的菜刀先在自己脸上划了一刀，鲜血涌出之时，再用左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满脸血淋淋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冲锋过去。

那伙街头青年正在乘胜追击，看到这个满脸鲜血的家伙，一副赴汤蹈火准备英勇牺牲的模样冲杀过来，右手还挥动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中国有句俗语：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街头青年们拔腿就逃，我的这位同学一路追击一路喊叫：「老子要拼个你死我活！」

刚才还在抱头鼠窜旳我们，立刻狐假虎或，也喊叫着「老子要拼个你死我活」追赶上去。我们在小镇的街道上大汗淋漓地追击那伙街头青年，为了调整奔跑时的呼吸，为了适应追击的速度，我们的口号自然而然地简化成了：「你死我活」。

那个下午我们名扬整个小镇，从此获得「你死我活帮」的著名称号，其他的街头少年看到我们时都会笑脸相迎，就是街头青年们也会谦让三分。这位同学得到了我们由衷的尊敬，从此以后他不再尾随于我们的身后，我们也习惯于他走在前面。

我的同学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判若两人？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原因，一个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的原因。

这位同学的父母有一天和邻居争吵，大概是怀疑邻居偷了他们家几个煤球这样的鸡毛蒜皮小事。随着争吵的不断激烈，两户人家动手打了起来。我的同学这次加入进去了，选择了最弱的一个对手，他伸出右拳，对准邻居家漂亮女儿丰满的胸脯打去。就是这一拳，让我的同学脱胎换骨。他后来手心朝下伸开右手，在我们无限羡慕的眼光里，讲述他的四根幸福的手指，如何与漂亮姑娘的丰满胸脯隔着衣服亲密接触。他说除了大拇指以外，这四根手指都感受到了令人销魂的软绵绵。

这个瞬间的美妙感受，让我的同学小小年纪就感到自己的人生已经完成。后来他经常心满意足地说：「我碰过女人的奶子了，我可以死了。」

正是感到自己可以死而无憾，让这个原本胆怯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勇敢的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少年时期，一次对女性成熟乳房的瞬间触及，可以改变一个人。因为我们成长在一个极端的年代，打架斗殴时我们胆大妄为，渴望女性真实的肉体时我们战战兢兢。

曾经有一个同学，至今不知道是谁，用粉笔悄悄在我们中学教室的黑板上写下「爱情」一词，这是一个我们心领神会可是从未使用过的词汇。当时我们高一年级有四个班，它歪歪扭扭出现在一班的黑板上，其他三个班的同学暗藏朝圣似的心态，面带批判者的表情，叫嚷「抓流氓」的口号，纷纷过去驻足观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汇的组合，它在我们的汉语里已经消失很久了，我看到它的时候不由热血沸腾。

这两个难看的粉笔字在高一一班教室的黑板上，作为罪证存在了十来天，因为学校革命委员会要查找写下这个词汇的流氓犯。先是将我们年级所有男生的作文簿收缴上去核对字迹，没有发现疑犯；再将年级所有女生的作文簿收缴上去，还是没有发现疑犯；然后搜查范围扩大到高二年级，仍然没有发现疑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由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亲自擦去黑板上的「爱情」。

我心里十分失落，我已经习惯每天经过一班教室时张望一眼黑板上的「爱情」，让我对爱情的渴望获得了画饼充饥似的满足。「爱情」从黑板上消失后，画饼充饥也没有了。

我们想，在黑板上写下这个词汇的匿名同学，肯定知道自己正在犯下流氓罪，故意将这个词汇写得歪歪扭扭，从而可以逍遥法外。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电影台词：「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人。」这个「爱情」事件之后，同学之间开始流传这句台词的反义：「再老的猎人，也斗不过狡猾的小狐狸。」

现在，我的儿子已经是高中生了。这个今日少年告诉我这个昔日少年，说他们初中的时候上生理课，老师要求女生都坐到男生的腿上，在男女学生身体的紧密接触里，老师开始讲解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区别，讲到了性交，讲到了怀孕等等。老师讲完之后，问学生们有没有问题？有学生举手提问：「老师，有实验课吗？」

请允许我继续讲述中学生的故事。三十多年前，当时中学里的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枝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是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两段视频，一段是在课间休息的教室里，一个男中学生坐在课桌上，俯身搂抱着坐在椅子里的女中学生，同学们就在他们身边聊天走动，他们旁若无人地说话亲吻。另一段是在学校的走廊上，一个手捧鲜花的男中学生跪地向一个女中学生求爱，女中学生拒绝后躲进了厕所，这个男中学生犹豫片刻后，手捧鲜花追进了女厕所。现在，女中学生的早孕现象，因为愈来愈普遍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话题。而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报导，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同样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个问题的后面可能有无数答案在涌动，我感到瀑布一样倾泻下来的回答仍然难以说清。不过有一点应该是清晰的：一个极端压抑的时代在社会剧变之后，必然反弹出一个极端放纵的时代。就像是荡秋千一样，这端高了，荡到另一端必然也很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瞬间改变了一切。就像跳远一样，让我们从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跳进了一个铺张浪费的时代，从一个政治至上的时代跳进了一个金钱第一的时代，从一个本能压抑的时代跳进了一个浮躁纵欲的时代……三十年的光阴仿佛只是纵身一跃之间。

看看今天的中国，城市的高楼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森林一样一片片拔地而起；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比河流还多；商场和超市里的货物琳琅满目；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不息；广告和霓虹灯熠熠生辉；夜总会和按摩中心接二连三；美容院和足浴店鳞次栉比……还有巨型的豪华餐厅比比皆是，有的多达三、四层，每层都像是礼堂一样宽阔，四周是分隔出来的豪华包间，两三千个油光满面的人同时大吃大喝。

然而就在三十年前，就在我们纵身一跃之前，我们看不见高楼，偶尔有几幢高楼也都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什么叫广告；我们的商店稀少，商店里的货物也稀少。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那时候的天空是湛蓝的。

我们生活在定量供应制里，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票，这是指男性，女性只有二十五斤粮票，以及半斤肉票和二两油票。在那个时代，购买粮食时付了钱还要付粮票，购买猪肉和菜油也是同时需要支付钱、支付肉票和油票，缺一不可。还有布票，我们要用钱和布票去布店购买布料，然后到裁缝那里去量身定做衣服；更多的人为了省钱，自己动手缝制衣服。当时没有服装厂，商店里也没有成衣出售。在那个时代，家中拥有一台缝纫机，会令街坊邻居羡慕不已。

我们需要精打细算，每天吃九两米饭，每周吃几片猪肉，每次炒菜用十滴菜油，才能做到一个月的生活不会出现透支。我们这一代是从既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生活里成长起来，当我们这一代人回忆起童年时期什么最美好，我们的记忆竟然惊人的相似，都是过去曾经吃到过什么好吃的。除了吃，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的美好记忆。

当时，城镇居民尽管省吃俭用，也很难有所结余。对于男性，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粮食往往不能吃饱；而女性的二十五斤粮食会略有富余，她们省下自己的粮票供给丈夫或者兄弟。油票和肉票的供应也是同样入不敷出。于是人们经常在暗地里偷偷花钱购买粮票和油票，以此维持生计。

在我的家乡，农民手中会有一些富余的油票，他们将田里油菜籽收集起来后上交给国营的榨油厂，国家会补贴他们一些油票。这些数量微薄的油票，是当时农民很重要的额外收入。贫穷的农民为了筹钱治病，或者为了筹办婚礼等，会来到城里悄悄出卖他们手中的油票。在那个公有制的时代里，这样的行为就是投机倒把。我记得自己上高一的时候，曾经和十来个同学兴致勃勃地加入到打击投机倒把的行列之中，用现在的话说是志愿者，现在的志愿者还会有工作餐，我们当时的工作餐就是张嘴吸着冬天里的寒风。我们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埋伏在小镇的集市里，分别藏身在街角和电线杆的后面，像是猎狗在等待猎物的出现。一旦发现有人在偷偷出卖油票，立刻扑上去，将那个投机倒把分子擒获，收缴他的油票后，得意洋洋地将他押解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我们恃强凌弱，以此为乐，还觉得自己每天都在伸张正义。虽然战果累累，可是抓获的投机倒把分子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农民，缴获的油票也都在一斤以下。而且这些农民不敢抵抗，他们做贼心虚似的，觉得自己是在做坏事，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的油票被没收。

辉煌的战例只有一次，我们抓获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农民。这个人个子比我们高出一头，身体像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一样宽。我们扑上去的时候，他奋力反击。他右手捏紧拳头，当然他不敢挥拳打我们，他知道一旦打了我们就是罪上加罪，他只是用左手将我们推开后夺路而逃。这是我们遇到的最为激烈的一次反抗，差点让他逃脱。多亏我们人多势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有几个同学手中还举着砖块，将他砸得满脸是血，把他摁倒在地。这时他右手仍然紧握拳头，左手还在努力推开我们。我们知道他的右手里会有油票，我们怎么使劲，也无法掰开他的手指。两个同学将他的右臂死死摁在地上，一个同学用砖块击打他的右拳，把他的右拳打得鲜血淋淋，把他隆起的拳头打成伸平的手掌之后，我们看到几张沾上血迹的油票，数了一下刚好是一斤。我们把他押送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后，又从他身上搜出了另外的十一斤油票。

整整十二斤油票，这是缴获油票最多的一次，用今天中国流行的话来说，是属于大案要案。在审问的时候，他一边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擦着脸上的血迹，一边交代自己的投机倒把罪行。他是为了筹措自己婚礼的钱，向亲朋好友借了九斤油票，另外三斤油票是他们一家人省下来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半年没有吃过一滴菜油了，每次吃饭时只是将蔬菜在盐水里煮一下。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凌晨，在我此刻的回忆里触目惊心。我们这些中学生笑声朗朗地喜庆辉煌战果，而这个伤痕累累的年轻农民却在苦涩地讲述自己的简单经历。由于他是初犯，对他的处罚只是没收这十二斤油票，再让他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坚决不做投机倒把的坏事。他受伤的右手在写下保证书的时候颤颤巍巍，不知道是因为手指的疼痛，还是因为失去了十二斤油票的悲哀？右手的血流在书写的白纸上，保证书成为了一份血书。

他被释放后，我们这些意犹未尽的高中生走在他身旁，在小镇清晨的街道上不断训斥他。我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而训斥他，我们重复说着他被缴获的十二斤油票，过路的人听到这个数目后，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他在我们响亮的叫嚷声里一声不吭地向前走去，我们看到他泪流满面，旁若无人的泪流满面。他不时地抬起右手去擦一下眼角的泪水，手的疼痛又不时地提醒他去看一眼自己的右手。我们一直走出小镇，才站住脚，嬉笑地喊叫着训斥他的话，看着他沿着乡村的小路渐渐走远。他在初升的太阳下走去，受伤的右手端到了胸口，带着内心的迷惘，还有满脸的血迹和满脸的泪水，走在漫长的回家路上。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心酸和充满负罪感地写下这些。我不知道这位善良的年轻农民后来是否如期结婚？不知道他后来如何艰难地偿还借来的九斤油票？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用砖块击打他的头部时，他克制了自己的愤怒，没有使用拳头还击，仍然只是用手掌推开我们。

中国社会的剧变之后，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变成了现在的小商小贩。城市里的失业者和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愿望，在城市里到处摆摊或者沿街叫卖。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小商小贩已经数以万计。这些无证无照的小商小贩因为流动性强，地方政府无法向他们征收费用。同时在地方官员的眼中，这些摊贩的四处出现，破坏了城市形象，也破坏了「和谐社会」。一个名叫「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的机构应运而生，威风凛凛的城管队员开始四处活动。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情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和天桥上，一群一伙的摊贩蹲在地上叫卖他们廉价的物品，只要有人喊叫一声「城管来啦」，这些摊贩迅速卷起地上的物品蜂拥而逃。

就像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些中学生没收农民的油票那样，现在的城管队员对付小商小贩的手段没有进化，也是没收他们叫卖的物品。当然现在城管队员的成果是我们那时候望尘莫及的，现在城管没收的很多物品是我们那时候从未见过的。几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个地铁出口附近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无照经营的三轮车夫，他们蹬着三轮车接送客人。同时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城管的卡车上堆满了没收的三轮车凯旋而归。我见到过几个伤心的三轮车夫，他们都是动用家里所有的钱或者向亲友们借了钱才购买了三轮车，卖力蹬车来养家糊口，还要供孩子上学。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挥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风里也是浑身汗水。当他们赖以生存的三轮车被城管没收以后，他们生活的前景也被没收了。

这些年来，随着摊贩维持生计的三轮车、板车和物品经常被城管没收，小商小贩和城管队员之间的对抗愈来愈激烈，时常出现武力行为，可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直到一个名叫崔英杰的摊贩用刀刺死一名执法的城管队员，摊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终于引发了全国的震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讨论之后，很多人开始意识到，简单粗暴地没收小商小贩的板车和物品，其实就是变相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崔英杰，这个今天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表达了忏悔之意，他说：「首先我对受害人及家庭表示忏悔，我知道现在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本来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摆摊来改变我的生活。」

一位城管被刺身亡后，城管队员的保护装备开始升级，配备起了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强光手电筒等。同时还请来了武警教官，教授城管队员如何徒手夺刀，对城管队员进行了包括如何解脱被抓衣领、抓头发、锁喉、抱腰的实际动作的培训。

为什么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和今天的小商小贩在面对没收其财物时，发出的生存反应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我想，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会引发不同的生存反应。

如果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文革是一个单纯的时代，今天则是一个纷乱复杂的时代。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代表文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文革就是这样一个黑白分明的时代，敌人永远是错误的，我们永远是正确的。没有人胆敢试探地说：敌人也可能会有正确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错误时候。毛泽东之后，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又可以代表今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这句话颠覆了毛泽东的社会价值观，似乎指出了一个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事实：错误的和正确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而且也常常存在于相互变化之中。这句话同时也终止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

于是中国从毛泽东政治挂帅的单色时代来到了邓小平经济至上的杂色时代。文革时期我们经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草和苗已经成为了同一种植物。

有时候，一个词汇的含义从单纯走向复杂，也会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差距」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汇。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没有明显的社会差距，可是我们每天都在讲差距，用一种空洞的方式讲述着空洞的差距。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是与雷锋这些先进人物相对照。「学先进，找差距。」是当时的流行语，我们每天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说着「差距」一词，陈词滥调如同车轮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从我们小学到高中的作文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一遍一遍重复写道，如何在雷锋精神指引下缩小思想差距，帮助邻居老太太到井里去提水上来。高二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实在忍不住了，手指敲打着堆在讲台上的作文簿，开导我们：「你们已经为邻居老太太提了十年井水了，为什么不换一个例子？替邻居老大爷上街买米。」

三十多年后，我们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差距，当然已经不再是空洞的思想差距，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差距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巨大的社会差距必然带来过激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行为。当年我们用砖块击打那个年轻农民时，他始终没有用拳头反击，而今天一个城管队员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仅仅是忠于职守，按照规章没收摊贩的三轮板车和物品，却被摊贩用刀刺死。这是为什么？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当「差距」一词从狭义走向广义，从空洞变成真实之后，也表达了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广泛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进程，虽然发展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可是社会差距确实是在不断缩小。毛泽东始终没有解决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增长至二00九年的三十三万五千三百五十三亿元，增长了近一百倍。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二00七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三点三三比一，绝对差距达到九千六百四十六元人民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官方没有公布二00九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的数据，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在继续扩大。

二00六年五月一日，我的朋友崔永元，他是CCTV的著名主持人，带领摄制组和二十六名来自不同行业的人，重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的长征路线。历时二百五十天，行程六千一百多公里。他们经历了春夏秋冬和风霜雪雨，翻雪山，过草地，终于在二00七年一月七日光荣回到北京。

崔永元带着很多欢乐的故事，也带着很多辛酸的故事回到家中。后来有一天，我们坐在了一起，他向我讲述了一些故事。

我在此复述其中的一个故事。在二00六年德国世界杯足球比赛期间，崔永元的微型长征队伍走到了中国西南的某一个贫困地区，他突发妙想，准备和当地的小学生进行一场足球比赛。虽然无法复制柏林的狂热，也试图在穷乡僻壤营造出一些世界杯的欢乐气氛。

可是崔永元马上面临了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当地县城的商店里没有足球，他就让两个「长征」战友开车去州政府所在的城市买了足球回来。然后是第二个难题，当地的小学生不仅从来没有看过足球比赛，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运动叫足球。崔永元找了一块很大的草地，当地这样的草地很多，再让「长征」摄制组里的美工做了一个足球门框，立在草地上。一千多名当地的小学生围坐在草地四周，崔永元开始了足球的启蒙教育。

他的教育从如何罚点球开始，他将崭新的足球放在离木框球门十二码远的地方，隆重推出了他们的摄影师，这是「长征」队伍里脚法最好的一位。

这位摄影师习惯了没有裁判和没有观众的踢球，第一次有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心里自然紧张起来，虽然助跑时仍然有些貌似专业的派头，可是将点球高高踢起的瞬间，也就尽显业余本色了。足球像高射炮打出的炮弹似的越过了球门，在空中划出了彩虹一样的弧线，落地后快速滚动，最后滚进了一堆牛粪。

摄影师惭愧地低着头，小跑过去，从牛粪里捡起足球，到附近的水池里将足球上的牛粪清洗干净，再将足球放回到点球的位置上。

接下去，崔永元让小学生们排着队练习罚点球了。然后令人难忘的情景出现了，每个小学生踢出足球后，都跟着足球奔跑过去，等足球停止了滚动，就抱起足球到水池里去清洗一下，再将足球放在点球位置上。他们以为清洗足球是足球比赛的规则。

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二00六年的夏天，这个夏天在中国有超过一亿人透过电视观看德国世界杯。在二00二年韩日世界杯上，中国和巴西的小组比赛，电视转播吸引了两亿中国人的眼球。中国早在一九七八年，开始电视转播世界杯足球比赛；也是这一年，中国的足球联赛正式开始。

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孩子早已熟悉了耐克(Nike)和阿迪达斯（Adidas）这样的体育品牌，可是在西南贫困地区的孩子竟然还没有听说过足球。一位北京的中学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生因为每天都穿校服，他们无法在衣服上比较，就在鞋上做文章，相互攀比起了脚上的鞋。比如都是耐克篮球鞋了，还要攀比谁穿的是乔丹第几代鞋，谁穿的是科比（Kobe Bryant）第几代鞋。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0年代的中期，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0年代中期，中部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同样的中国人，同样的可口可乐，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竟然有着十年的时间差距。

二00八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很多生活拮据的人向往作为今日中国象征的鸟巢和水立方，他们乘坐火车和长途客车，从外地赶到北京，带着旅途的疲倦和心里的兴奋，一路打听着来到了鸟巢和水立方，希望能够进去看上一眼，可是鸟巢和水立方的门票太紧张了，票贩子手上的二手门票又太贵。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没有门票的人不能走进鸟巢和水立方所在的奥林匹克公园，要有游览票才能进入。我的这些长途跋涉的同胞来到了鸟巢和水立方近前，可是连游览票也没有，只好站在很远的地方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留念。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满脸幸福。与此同时，正在进行比赛的鸟巢和水立方的场馆里却空出了很多座位，而且空出来的都是位置很好的座位。

我的另外一些同胞，一些达官贵人拥有最好座位的门票，他们习惯了挥霍浪费的生活，他们也以这样的态度对待鸟巢和水立方的比赛门票。他们甚至不会去想一下，这些放在口袋里浪费的门票，对于其他的中国人是多么珍贵。他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下，如此众多的平民百姓节衣缩食来到北京，却连进入奥林匹克公园的游览票都没有。

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差距的中国。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

当LV，Gucci等著名品牌的大楼纷纷键立在中国城市的繁华街区，当上海奢侈品展、广州奢侈品展、深圳奢侈品展等奢侈品展览会接踵而至，而且大获成功，以深圳奢侈品展为例，几天时间三大种类品牌的奢侈品销售额超过两亿人民币。于是人们突然意识到，中国在眨眼之间已经从一个奢侈品加工基地，变成一个奢侈品消费基地。金融危机让奢侈品在传统的欧美市场遭遇寒潮，可是在中国市场仍然表现火爆。

二00九年三月，美国ICSC发布报告称，二月份美国奢侈品零售商同店销售额下降了百分之十九点二，比整个零售业降幅高百分之十九点一。自二00八年六月以来，美国的奢侈品销售就一直是零售业绩表现最差的板块。而不久前来自高盛的一份报告称，二00八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的年增长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到二0一五年，其年增长率将约为百分之十，届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有望超过一百一十五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的研究报告更为惊人，目前中国有能力购买国际名牌的消费人群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二0一0年将达到二点五亿人。与此同时，贫穷和饥饿也在中国四处弥漫，令人伤心的故事不绝于耳。一对失业已久的夫妇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水果摊，儿子在众多品种的水果里看到了价格便宜的香蕉，请求父母为他买一根香蕉，只要一根就行。可是贫穷的父母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仍然不够买一根香蕉，只好把孩子从水果摊前强行拉走。孩子放声大哭，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香蕉，他差不多忘记了香蕉是什么滋味。他在伤心的哭声里被父母拉回家中，继续自己的哭泣。孩子持续不断的哭声让父亲恼怒了，父亲动手揍了他。可是孩子仍然坚强地哭泣着，母亲跑过来推开父亲，父母因此争吵起来。父母之间逐渐激烈的争吵和孩子喊叫着「香蕉」的哭声，让这位父亲突然感到了悲哀。悲哀的情绪又迅速演化成了仇恨。这位父亲仇恨起了自己，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儿子想吃一根香蕉的愿望都不能满足。这种仇恨的情绪让他走到了阳台上，没有回头就纵身一跃，跳下了十多层的高楼。他的妻子惊叫着夺门而出，跑下十多层的楼梯，看到丈夫躺在水泥地的血泊里。她跪在地上努力抱起丈夫，哭叫着他的名字，他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意识到丈夫的生命已经结束，她突然变得平静了，不再哭叫，放下丈夫的身体后，起身走回楼里，表情木然地走进电梯。回到家中时，年幼的儿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仍然在为一根香蕉哭泣。这位母亲就在儿子哭泣的眼睛注视下，找出来一根绳子，将一把凳子搬到屋子中央，站上去以后，从容不迫地把绳子系在顶灯的铁勾上，她将绳圈套进自己的脖子后，看到哭泣的儿子坐在椅子里迷惑地看着自己，她将头从绳圈里伸出来，跳下凳子，走到儿子跟前，将儿子和他坐着的椅子掉换了一个方向，让儿子背对自己。然后她走回来，站到凳子上，重新将绳圈套住自己的脖子，伤心地看着儿子哭泣的背影，踢掉凳子，上吊自尽了。父母双亡以后，孩子仍然哭泣不止。孩子的哭泣不再是为了一根香蕉。

我再说一个故事。也是一对失业的夫妇和孩子的故事，这里的孩子是一个小学生。一个女孩，她生病发烧了，额头很烫，请求父母带她去医院看病。父母说家里没有钱，而且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找工作，也没有时间带她去医院。女孩很懂事，就请求父母去向邻居借二十元给她，她可以自己去医院。父亲让母亲去借钱，母亲让父亲去借钱，两个人都不愿意去，就在家里争吵起来。这对贫穷的夫妇已经多次向邻居借钱，而且一直无力偿还，所以谁也不愿意再去借钱。女孩看到父母的争吵，就劝阻他们别吵了，说自己不去医院看病了。父母停止了争吵，女孩说自己发烧头晕，不想去上学，想进屋去睡觉。父母同意她这个要求，她走进了自己的屋子。父亲出门去找工作了，母亲收拾一下厨房，准备出门时想去看看女儿睡着了没有，当她轻轻推开房门时，看到女儿用红领巾上吊了。这个女孩平时十分爱惜自己的红领巾，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将红领巾用手抚平后认真叠好，早晨站在镜子前再仔细将红领巾系在脖子上，她觉得红领巾是自己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饰物。

我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可以在此述说。不是我想在此源源不断地述说不幸，是我们的现实每天都在向我述说不幸。当然，我们的现实也在每天向我讲述着种种荣耀。

今天，中国拥有可投资资产达到一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已经是数十万人。根据二00九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八十二万五千人。八十二万五千这个数字还包括五万一千位亿万富豪。胡润报告称，中国富豪年平均消费二百万元人民币。

与此形成巨大差距的是，二00六年的时候，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六百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将年收入增加到八百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达到一个亿。到了二00九年，中国的贫穷人口会有多少？我无法获得这个的数据。

二00九年二月，我在温哥华UBC演讲，说到中国在二00六年的时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币的贫穷人口高达一个亿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站起来说：「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这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今日中一国一群人的声音。他们沉浸在中国日益繁华的景象里，却不去关心还有超过一亿的人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我想，我们真正的悲剧也许就在这里：无视贫穷饥饿的存在，比贫穷饥饿还要可怕。

我告诉这位中国留学生：「我们讨论的不是幸福的标准，而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币的人，你说这样的话会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这个人。」

中国这三十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百分之九，二00九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二0一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可望达到八万亿元，有关部门骄傲地声称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富国，仅次于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这两项应该是接近或者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差距如此巨大。这组数据说明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失去了平衡的社会里，或者用民间的话语来说我们生活在国富民穷里。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会带来梦想的不平衡，差不多十年前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而温哥华UBC那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感到，我们还生活在社会认知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简短地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

两个穷途潦倒的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绑架经验。他们寻找工作四处碰壁以后，决定铤而走险，既没有周密计划，也没有充分准备，在光天化日之下即兴绑架了这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他们捂住小学生的嘴巴，将挣扎的小学生拖进了一处正在拆除的厂房里。他们就在这个废弃的厂区安营扎寨，从小学生那里要了他母亲的手机号码，走到附近街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小学生的母亲打了电话，让她拿钱来赎人。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打这个索要赎金的电话，警方根据小学生母亲手机上留下的号码，锁定了绑架者所在的区域，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捉拿归案。

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后来对警察说：「他们太穷了，放了他们吧。」

革命

西方有一些知识分子墨守成规，他们认为只有在政治体制充分民主的社会里，经济才能高速发展。于是他们十分奇怪，在一个政治体制不够透明的国家里，经济发展的速度为何如此惊人？我想，他们可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这个经济奇迹的背后有一双强劲的手在推动，这双手的名字就叫革命。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以后，仍然奉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当然，革命不再是武装斗争，革命开始以一场又一场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表演出来，并且分别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登峰造极。此后，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革命似乎消失了。其实在三十多年所发生的经济奇迹里，革命并没有消失，只是脱胎换骨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或者说，我们的经济奇迹里，既有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也有文革式的革命暴力。

我先谈谈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我在这里列举一组中国钢铁产量高速增长的数据。一九七八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第一年，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刚刚超过三千万吨。两年后的一九八0年，钢铁产量达到三千七百一十二万吨，位居世界第五位。一九九六年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之后已经连续十四年保持世界第一。二00八年的时候，钢铁产量超过五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二，比钢铁产量第二位到第八位国家加起来的总量还要高。二00九年达到六亿吨，超过政府制定的四点六亿吨的目标百分之三十。

这组数据在其正面反应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是在其后面，却隐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故事。虽然到二00八年，中国的钢铁产能已经达到六点六亿吨，消费四点六亿吨，产能过剩二亿吨。这个数据仍然无法掩饰过去三十年中国钢铁业的一个事实，就是钢铁产量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生产规模扩大的速度。于是，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的疯狂故事再次在中国的大地上演出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在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口号里，土制小高炉遍布中国城镇的院落和农村广阔的田野，中国的大地熊熊燃烧，中国的天空浓烟滚滚。农民们丢下了农活，到处去找矿石，去炼钢铁，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没有人去收割。城镇的职工也放下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药厂的工人去炼钢，丝厂的工人去炼钢，商店的售货员去炼钢，学校的老师学生去炼钢，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去炼钢……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都害怕被认为是「大跃进消极分子」，人人以炼钢为荣。找不到矿石，炼不出钢铁，乡下人就砸自己家里的铁锅，城里人就拆卸单位里和家里的钢窗和暖气管，扔进土高炉里，炼出了三百多万吨没用的废钢铁。这一年中国钢铁的总产量是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翻了一番，可是没用的废钢铁占有其总量的三分之一。即便如此，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人们在熊熊炉火面前，汗流浃背地喊叫着大炼钢铁时期最为流行的顺口溜《比比看》：「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到了一九九0年代，当经济发展的浪潮席卷中国之时，类似的情景竟然局部地重现了。比如在中国华东地区某钢铁厂周围的田野上，耸立起了很多土制高炉，农民们摇身一变，纷纷成为了满头大汗的钢铁工人。他们在自己土制的高炉里将铁矿石炼到熔化后，立刻倒进特制的耐高温的罐式车，司机一踩油门，满载铁水的罐式车风驰电掣般的驶进钢铁厂，将铁水倒进钢铁厂的正规高炉，再由正规的高炉进行铁水的渗碳和渣铁的分离等等过程，然后开始出铁。通常情况下，大型高炉每天二十四小时出铁十四次左右，由于农民们的土制高炉已经先将铁矿石熔化了，钢铁厂的大型高炉每天出铁就可以达到三十次了。当然，这一次农民们在土制高炉里炼出来的不是没用的废钢了，农民们也不是为了空洞的政治大炼钢铁，农民们开始为实惠的金钱大炼钢铁了。如此令人咋舌的大炼钢铁，还有钢铁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的钢铁产量自然高速地增长起来。由于运送铁水的特制罐式车频繁穿梭于田野上的土高炉和工厂里的正规高炉之间，散发出来的高温让公路变成了烧烤之路，公路两旁曾经是枝繁叶茂的树木纷纷枯黄死去。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以说是一出浪漫主义的荒诞喜剧。虚假、浮夸和吹牛蔚然成风，当时水稻亩产量就是高产田也只有四百斤左右，可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全国各地的水稻亩产量纷纷被夸大到了万斤以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特号新闻：「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而且虚假浮夸吹牛还从细节做起，比如说，当时饲养出来的肥猪有一千多斤，猪脑袋像箩筐那么大，宰了一头猪相当于以前的三头猪，三尺的铁锅都煮不下，六尺的大锅才只能煮上半头猪：田地里长出来的南瓜也是大得吓人，孩子们可以在大南瓜里玩过家家。那时候有一首《一个红薯滚下坡》的民谣风靡全国：「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一九五八年八月开始，中国废除了乡一级的行政体制，一窝蜂地改成了人民公社，又一窝蜂地办起了公社大食堂，农民们不在自己家里吃饭了，到公社食堂里大吃大喝起来。「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当时风行大江南北。公社食堂用粮时毫无计划，而且大肆浪费，有些地方还推出了吃饭比赛，一些参加比赛的农民为了夺得吃饭冠军，把自己吃成了胃扩张，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几个月以后，中国各地的粮仓空空荡荡了。然后，这出浪漫主义的荒诞喜剧无奈落幕，现实主义的残酷悲剧随即拉开了帷幕。

大饥荒冷酷无情地笼罩了中国。由于此前各地都虚报粮食收成，国家征收量远远高于实际产量。虚报收成是地方官员的向上表功行为，付出惨痛代价的却是农民，他们的口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也被国家征收了。一些地方以革命的名义，开始了野蛮和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在农民家中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粮食就动手殴打农民。安徽凤阳县的小溪河公社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多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中。这时候，饥饿犹如狂风般席卷而来，死亡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根据后来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大跃进期间，仅四川一个省饿死的人数就高达八百一十一万，每九个人里面有一个饿死。

很多年过去后，就在人们不断反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之时，大跃进式的发展却仍然在我们的经济生活里到处崭露头角。大跃进式的机场建设、大跃进式的港口建设、大跃进式的高速公路建设等等，这些大规模的基建项目理论上必须事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可是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先上项目，再向中央政府报批。于是不切实际和铺张浪费的重复建设项目比比皆是，而且如同革命运动一样轰轰烈烈。以港口建设为例，在河北和天津的六百四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二00三年的时候，虽然这四个港口都处于「吃不饱」之中，可是四个港口仍然不断加大投资扩建力度。

有意思的是，一些超前的大跃进式的建设，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下，很快就从「吃不饱」变成了「吃得太饱」。然而另外一些大跃进式的建设，仍然处于饥饿之中。一些建成多年的高速公路，比如河北的石黄高速公路和江西的泰井高速公路，至今还是为数不多的旅行大巴和轿车行驶其上，几乎看不到集装箱车。网上有人戏称这些高速公路随时可以进行比赛，也有人喜气洋洋地说这些安静的高速公路是度蜜月的好地方。

一九九九年，教育部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中国教育的大跃进开始了。到二00六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五百四十万人，是一九九八年一百零八万人的五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二千五百万人。为此，教育部骄傲地声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艰苦努力，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千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今天的中国，光荣的数据后面总是隐藏着危机。中国的大学用于扩招的贷款已经超过两千亿人民币，这笔数额巨大的贷款很可能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又一轮坏账，因为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无力偿还用于扩招的贷款；另外，大学学费在十多年里，在等级不同的大学里暴涨了二十五倍到五十倍不等，比居民收入的增长多出十倍。有人计算，今天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四点二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十三点六年的纯收入：还有，大跃进式的扩招直接造成了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困难，现在每年都在新增超过一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贫穷的父母为了供养儿女读完大学，不惜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可是当儿女大学毕业以后立刻成为中国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贫穷的父母们只能欲哭无泪地扎根于更深的贫穷之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些穷人的孩子放弃了他们的人生梦想，中学毕业就背起铺盖外出打工，因为他们即使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他们仍然要面对失业，而且还要面对巨额债务。二00九年，中国大学高考的报名人数在连续三十二年的增长以后，出现了首次回落。

我再谈谈文革似的革命暴力如何在我们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里不断上演。

我先说一说公章的故事。这些木制的圆形公章直径在四厘米左右，捏在手里轻若一盒香烟。可是在共产党中国六十一年的历史和现实里，庞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常常浓缩在这样一枚轻小的公章之中。任命官员的文件上需要公章，公司之间的合同上需要公章……与此同时，公章也是人生是否合法的证明，工作证、学生证、出生证、死亡证和结婚证等等也需要盖有公章……公章在中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的造反派以革命暴力的方式冲击了市政府，抢走了政府的公章，然后宣布夺权成功，这是文革期间著名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夺权运动随即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纷纷冲击各地政府机关、工厂学校，还有农村的人民公社。只要是有权力和有公章的部门，不管大小，都在「一月革命」夺权运动里沦陷了。文革早期这场声势浩大的夺权运动，其实就是抢夺公章的运动。造反派和红卫兵如同强盗土匪一样，砸开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的大门和窗户，喊声震天地冲进去，然后砸起了办公室里的桌子和柜子，翻箱倒柜地寻找起了象征权力的公章。

那个时候，谁要是抢夺到了公章，谁就拥有了真正的权力。可以堂而皇之地发布命令，可以名正言顺地到财务部门去领取革命经费；可以将自己讨厌的人置于死地，可以将国家的钱用于造反派的革命经费。一切胡作非为，只要写在纸上盖上抢夺来的公章后，立刻就合法化了。

于是，不同的造反派组织之间和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为了抢夺公章，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混战。有时候几个组织同时冲击政府机关，为了抢先获得公章，翻墙越窗的，互相斗殴的，无所不有。此情此景很像是橄榄球比赛，眼看着这一派别的人要冲进机关大楼了，另一派别的人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扯衣服抱大腿，阻止他们进入大楼，让自己派别的人抢先冲进去。有的造反派组织刚刚成功抢夺了政府的公章，还未出门，发现其他造反派组织已经将他们包围了……

我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情景，那一年我七岁，心惊胆战地站在一棵柳树的下面，看着河对岸的政府楼房里上演的革命夺权。先是有十多个造反派冲进了我们小镇的一个政府机关，那是一幢三层的楼房，他们抢夺到公章后，刚刚发出欢呼声，另外一队造反派赶来了。这后来的队伍有四十多人，个个手持棍棒，将楼房团团包围。这一队造反派的司令手拿扩音喇叭，对着楼房里的造反派喊话，命令他们乖乖地交出公章，如果他们拒绝交出公章，这位司令威胁道：「就让你们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楼房里的造反派用扩音喇叭回击他：「你们是痴心妄想。」然后，站在河对岸的我，听到了楼房里的造反派高呼口号了：「毛主席万岁！」

楼房外面的造反派也高呼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他们挥动棍棒冲了进去。在「毛主席万岁」和「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口号里，两个造反派组织在楼房里打得乌七八糟。我站在小河对岸，都能依稀听到玻璃的破碎声、棍棒桌椅的断裂声，还有疼痛的喊叫声。先来的那一队造反派寡不敌众，十多个人边战边退，最后全部退到了屋顶的水泥平台上。我看到两个伤势很重的人是被他们的战友拖上去的，这两个人躺在平台上仿佛奄奄一息。后来的一队造反派也冲上了屋顶平台，他们挥动着棍棒野蛮凶狠地系打对手，我看到有三个人被他们打得从屋顶平台上摔了下去，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那枚公章，在摔下楼之前奋力将公章扔进了我面前的小河里。

这十多个首先抢夺到公章的造反派，其结局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从楼顶平台摔下的三个人，两个重伤，一个死亡。

那枚木制的公章被扔进小河之后，没有立刻下沉，而是随波逐流向西而去。后来的这一队造反派虽然取得了武斗的胜利，可是他们为之战斗的公章被扔进了小河，他们急急忙忙地从那幢楼房里跑出来，沿着小河哇哇喊叫着追赶向西漂浮的公章。其中一个造反派成员一边奔跑，一边脱去棉衣，跑到一座木桥上，他踩掉脚上的棉鞋，纵身一跃，跳进了冬天冰冷的河水里。在岸上造反派的欢呼鼓励声里，这个人向着漂浮过来的公章奋力划水，然后一把抓住了快要下沉的公章。接下去这支造反派队伍在我们小镇的街道上进行胜利大游行了，那个湿淋淋的人打着喷嚏，右手高举公章走在最前面，他的造反派战友紧随其后，有脸上流血的，也有瘸腿的，显示了刚才的武斗是多么激战。他们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宣布我们小镇的「一月革命」已经大获全胜。

那个奋不顾身救起公章的人，成了我们小镇家喻户晓的英雄。他也因此患上了重感冒，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在大街上见到过他几次，每次都会看到他在走路的时候突然站住，而且纹丝不动，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后，才恢复正常的行走。

文革之后，中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中国和文革时的中国，社会形态已是绝然不同，可是公章的地位依然如故，依然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象征。因此，抢夺公章的事件在今日中国仍然比比皆是。

一些民营公司，因为股东之间的矛盾，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抢夺公司公章的闹剧。这些西装革履的股东，平日里看上去十分体面，到了抢夺公章的时候，也就是争抢公司控制权的时候，个个都像是来自黑社会的打手。拳打脚踢，破口大骂，唾沫横飞，砸椅子摔杯子，在公司员工面前丑态毕露。而且这样的抢夺公章事件，竟然也会发生在今日中国的律师事务所，那些声称自己精通法律的律师们，在争抢事务所公章的时候，其互不相让的激烈程度和过去时代的土匪们争抢女人差不多。

就是在国营公司里，抢夺公章事件也是时有发生。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建立了董事会的权力机构，可是传统的党委体制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二00七年，某城市一家国营公司的党委书记因为和董事长矛盾加深，竟然以公司党委的名义解除了董事长的职务。按照中国的公司法，只有董事会才有权力解除董事长的职务。然后，这位党委书记召集三十多个彪形大汉，用重磅榔头砸开董事会办公室的门，再撬开办公室的柜子，抢走了公司的公章。而且抢夺公章的事件，不只是发生在民营公司和国营公司的内部，也时常发生在公司与公司之间，甚至发生在政府和政府之间。我再讲讲两个今天这个时代里抢夺公章的故事，一个是民间的，一个是官方的。

民间的故事讲述了中国南方的一家公司，在一起诉讼中，一审判决输了官司，原因是原告方出示了一份第三方公司的证词。这家不服判决的被告公司在二审开庭前，竟然伪造了那家第三方公司对自己公司有利的材料，而且派出几个硬汉强行闯入这家作证词的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保管公章的职员，在扭打中不敌对方躲进了卫生间。这几个硬汉撬开柜子，拿出公章，在伪造的那一堆材料上盖章。然后扔下公章，扬长而去。当法院二审开庭时，这家被告公司得意洋洋地拿出了这一堆盖有第三方公司公章的材料。第三方公司的代表声称这些材料是伪造的，公章是被抢夺后盖上去的，这家被告公司矢口否认他们抢夺了公章……

官方的故事讲述上级政府抢夺下级政府的公章。某一个村庄有五十亩土地被上级镇政府征用，但是在出让价格等问题上，村委会与镇政府始终未能达成一致。镇政府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逼迫村委会，可是村委会迫于广大村民的压力始终不敢在出让协议上盖章。恼羞成怒的镇政府就派人进入村庄，抢走了村委会的公章，代替下一级的村委会在出让土地的协议上盖了公章……

从文革到今天，抢夺公章的事例举不胜举。文革时代的公章故事和今天时代的公章故事，有时候就是在细节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位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他生活的城市里，在文革初期「一月革命」的夺权运动中，一家工厂里有两个造反派组织，他们势均力敌，两个造反派司令心里都明白，若是动用武力抢夺单位的公章，必将两败俱伤。他们坐到一起谈判，最后达成权力共享协议。就是将单位的公章锯成两半，两个造反派组织各自保存一半。需要用公章的时候，必须是两个造反派司令都点头同意，然后拿出各自的一半，合并到一起盖在文件上或者公函上。用完公章后，继续分开保管。有趣的是，盖上去的公章上出现了一条缝。

多年之后，在改革开放时期，也演绎了公章上有一条缝的故事。我在此说说另一个故事，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的发迹史。

这位现在的大公司老板，过去只是一个小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像文革初期的造反派那样，拉拢了一伙人，先将公司的总经理打跑了，然后再去威胁公司的董事长，要董事长立刻滚蛋，否则打断他的双腿，那位胆小的董事长也像总经理一样逃跑了。他就自封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权力于一身。

原来的董事长逃跑时带走了公司的公章。没有公章，公司就无法正常运营。但是这点小事难不倒他，现在中国城镇的街道角落里到处都有私刻公章的业务，他命令一个下属到街上的刻章小摊上重新刻了一枚公司的公章。在中国，必须持有相关政府部门的文件，才可以刻公章，所以私刻公章是违法行为。此人胆大妄为，他眼中只有金钱和权力，根本没有法律。问题是两枚公章同时存在，也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那个带着公章逃跑的原董事长，也会利用手上的公章去签署合同，会让公司此后的合同真假难辨。

对他来说，这仍然是小事。当下属将新刻的公章拿回来交给他，他又命令下属上街去买一把斧子回来。这个下属一脸的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要斧子干什么用？还是赶紧跑回街上去买来一把斧子，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新老板，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左手捏住新公章，右手举起斧子劈了下去，将新刻的公章劈成两半。

这位新董事长兼新总经理将新公章劈成两半后，下达命令：从此以后，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盖上去的公章上有一条缝的是真的，没有缝的是假的。

类似的暴力事件在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那里屡见不鲜，用打架斗殴的方式争权夺利，甚至雇凶杀人。其野蛮程度和荒诞行径，我想就是好莱坞黑帮电影里的人物也会自惭形秽。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进程里，文革似的暴力行为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同样也存在于官方。看看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片的旧房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拆除，摩天大厦又在很短的时间里拔地而起。大规模的拆建行为，让中国的很多城市在一段时间里像是被轰炸过了一样。于是，很多城市都流行起了同样的笑话。

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本·拉登（宾拉登）隐藏在他们所生活的城市里，美军侦察机来到了他们城市的上空，结果发现这个城市已经被轰炸过了。美军飞行员向总部报告：不知道是谁下令轰炸的，本·拉登很可能被炸死了。

在这样的情景后面，上演了很多文革式的革命暴力的发展模式。为了压制因此而引发的民间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一些地方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将不肯搬迁的居民强行拉走，十多台大型推土机同时前进，迅速推倒大片的旧房。当那些被警察强行拉走的居民们再度返回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家园，而是废墟。他们成为了无家可归者，只能接受现实，住进了地方政府为他们安置的房子里。

两年多前，某城市一户人家因为在拆迁补偿上和当地政府无法达成协议，遭遇了强行拆迁。他们一家正在睡梦之中，一批头戴钢帽的人在凌晨时分，架起梯子从墙外爬上去，用铁锤铁棍把窗户砸破，跳了进去。这一家五口从梦中吓醒后，发现已经身处几十人的包围之中。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清醒之时，两个彪形大汉拉一个，把他们一家五个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拉了出去。仿佛他们一家人都是罪犯，拆迁人员命令他们不准穿上长裤，让他们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来，什么东西都不准拿，连袜子也不准穿，让他们走下楼，走出自己的房子。他们稍有反抗，拳头就打过来了。他们被押到了一辆汽车上，汽车把他们一家人带到了一间空房子里，他们裹着被子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二十多个警察看管他们，直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一位官员走了进来说：「你们的房子强行拆除了。」

这位官员告诉他们，他们家里的东西，公证处做了公证，已经替他们搬到了新的房子里去了。这户人家眼看木已成舟，只好住进了政府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他们后来说起此事，感觉像是在拍电影，不像是真实的，因为太突然了。他们十分委屈地说：「打仗还有个投降时间呢。」

我们的经济奇迹，或者说我们为之骄傲的经济效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得益于地方政府的绝对权威，一纸行政命令，足以改变一切。虽然简单粗暴，可是经济发展的成果立竿见影。所以我要告诉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恰恰是政治上的不够透明，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暴力拆迁在今日中国已成泛滥之势，从而也引发了更多的民众抗拒的群体性事件。二00九年十一月，中国西南某城市里，数十名不明身分人员携带钢管、撬棍和封口胶，破门闯入被拆房屋的九家住户，将正在熟睡的十三人强行拉上汽车拖离现场，为了不让他们喊叫，用封口的胶布贴住他们的嘴巴。在冲突中有四人受伤。然后两台挖掘机响声隆隆，二十六间房屋瞬间就被野蛮拆除。天亮后，更加激烈的冲突开始了，被拆迁住户和他们的亲友共三十多人情绪异常激动，他们用红布条和四十余瓶液化气罐将路口的四个方向堵断，要求当地政府给予一个说法。由于他们的堵路行为影响了其他市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警方将他们驱散，对为首的四人以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采取刑事拘留。

也是二00九年十一月，一位女户主因为拒绝在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补偿的拆迁协议上签字，其房屋遭到地方政府的强行拆除。推土机凿开大门后，开始凿击房屋的外墙，在部分墙壁开裂并倾斜之时，这位女户主喝下大半杯威士忌给自己壮胆，在丈夫的支持下，站在自己房屋四楼的阳台上，向下面的推土机和强拆人员扔汽油燃烧瓶，下面的强拆人员向楼上的她扔石头。在抵抗了几个小时以后，她的四层楼房还是被推平了。后来她和丈夫均被判妨害公务罪，她的丈夫获刑八个月。

成都一位名叫唐福珍的妇女，在二00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对抗强行拆除其房屋时，用点燃的汽油瓶砸向强拆人员，对抗了三个多小时后，她做出了极端举动，向自己身上倾倒了汽油，用打火机点燃，自焚身亡。这起事件终于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地震，虽然当地政府对唐福珍自焚事件定义为暴力抗法，可是社会舆论站到了唐福珍这里。人们开始质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里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五位教授以普通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书。建议书指出：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的规定存在抵触，立法机关应该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

这些年来，强行拆迁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来愈普遍，社会冲突愈来愈激烈。唐福珍自焚事件引爆了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不满情绪，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国务院明确表示将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然而就当很多人以为暴力拆迁行为将会收敛之时，现实嘲笑了他们的天真。就在全国议论纷纷声援自焚而死的唐福珍之时，就在国务院表示要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的不合理条款之后，暴力拆迁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在中国社会里反而愈演愈烈。

二00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位妇女中午的时候上街买菜，当她提着一篮子菜回家时，发现自己的房屋被推土机推平了，家具和电器不知道被搬到哪里去了？这位妇女欲哭无泪，她的家人正在上班，还不知道家里的房子被推平了，她说：「天寒地冻，我们晚上怎么过夜呢？」

更加离奇的是，某地方有四十多名公职人员，因为他们的亲戚拒绝强行拆迁，他们竟然受到了株连。当地的一位区长在一次拆迁动员大会上，向下属各部门领导宣布：所有在拆迁的村庄有亲戚的公职人员，如果在元旦之前还不能「做通亲戚的工作」，不能完成拆迁，将被开除公职。而且村庄里的广播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情景，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不停地滚动播放动员拆迁的通知。政府透过广播警告村民：「政府下了很大决心，这里的建设绝不因任何人的阻挠而停止。」

这些蜂拥而至的历史和现实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对革命一词有过脍炙人口的诠释，在文革时期我们人人可以倒背如流。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

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几个即将小学毕业的男孩，上课时间溜出向阳小学，在阳光里走过一座刚刚竣工的水泥桥，到小河对岸去侦察一下海盐中学。为了防止水泥干得太快会裂开，桥面上铺满了稻草编织的袋子，几个工人拖着橡胶水管正在往草袋子上浇水，让水透过草袋子均匀地渗透到水泥桥面上。我和几个同学踩着湿漉漉的草袋子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

我们满怀好奇之心，走向即将进入的中学。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什么是革命？

此刻的我们，经历了六年的文革岁月，亲眼目睹和亲耳听闻了不少革命事例，可是还没有亲身加入革命。虽然我们经常说着毛泽东的话：「造反有理。」可是造反有理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还没有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所以比我们大一、两岁，早我们一、两年升入中学的男孩们，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以不屑的神态说：「你们懂个屁，你们只有升入中学以后，才知道什么是革命。」我感到了自卑，此前我一直错误地以为自己置身于革命之中。我是一个街头男孩，满街的红旗飘飘和满街的大字报是我的成长记忆，我观看了一次又一次的游行和武斗，也一次又一次地跟随着大人们的脚步去观看批斗大会。

那时候我最羡慕的是比我大十来岁的人，他们赶上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当时的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以互相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名义，长途跋涉四处串连。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串连的红卫兵。接待站为红卫兵安排食宿，提供路费，还要为红卫兵解决所需物资和运送车辆。我们小镇上的红卫兵，口袋里只有五角钱或者一元钱，拿着一纸盖上公章的串连介绍信，竟然跑遍了中国的东南西北。乘坐火车不要钱，夜宿旅店不要钱，连吃饭也不要钱。后来，当他们讲述起自己红卫兵时代的串连往事时，个个眉飞色舞。

这也是我记忆里美好的夏季之夜。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是我一个同学的哥哥，那时他已经去了农村插队落户，过着辛劳和艰苦的生活，每隔两个月步行五、六个小时，从他所在的村庄回到我们小镇，在家里住上几天以后，再步行五、六个小时回到他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的乡村小屋里。他在夏天回来时，我们这些孩子的节日也就开始了。

夜晚乘凉时，他坐在藤椅里，架起二郎腿，手摇扇子，面对十多个满脸崇敬席地而坐的我们，他沉浸到美好的往事之中，讲述起了他们当年如何高举红旗，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排成一队威风凛凛地走出我们的小镇。

他们计划步行一千公里，前往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朝拜；然后再步行一千公里，从湖南韶山前往毛泽东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井冈山。可是他们步行了一天就筋疲力尽，挥手拦下了一辆卡车，去了一百公里之外的上海，在上海游玩了十多天以后，又乘坐火车去了北京，在北京仍然是游玩，然后分成两队，一队乘坐火车去了青岛，一队南下到了武汉……就这样，他们的队伍愈分愈小，最后我同学的哥哥变成了一个人的队伍，他一个人去了广州，遇到了几个来自东北沈阳的红卫兵，结伴渡过琼州海峡去了海南岛……半年以后，这支串连队伍中的红卫兵们如同散兵游勇，一个一个从不同的地方陆续地回到了我们的小镇。他们互相打听分别后各自的串连活动，发现没有一个人去过湖南韶山和江西井冈山。他们去的全是大城市和著名的风景区，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各自一生中最为漫长和尽兴的游山玩水之旅。

我同学哥哥的讲述来到最后时，总是重复那句感慨万分的话：「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尽收眼底啊！」

我们小镇上的老红卫兵们，那时候都被发配到了农村，正在经历艰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早期的混乱动荡过去后，毛泽东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一九六六年以来，由于文革的动乱，中学和大学三年没有招生，致使全国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一千六百多万人等待升学或者就业。这些毛泽东的红卫兵们在大规模的武斗和抄家行为里大显身手，已经习惯于打砸抢的生活方式，当社会相对稳定之后，中国的经济也来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法提供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一千六百万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一旦无所事事，就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毛泽东决定解决这个当时中国城镇社会的最大难题，他轻松地挥了一下手，说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后，无数的中国家庭上演了无数的悲剧，他们的孩子背上简单的铺盖，在父母送别的眼泪里离乡背井奔赴边疆和农村，在中国最为贫困的地方扎下了根，开始了饥寒交迫和悲欢离合的人生之路。我们小镇上这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去了遥远的黑龙江，有的就在本地农村落户。这些对前途悲观失望的老红卫兵，每次回到父母家中住上几天的时候，文革早期大串连的经历俨然是他们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往事。他们喜欢对我们这些小红卫兵讲述当年的精彩岁月，他们的讲述五彩缤纷，留在我记亿里最深刻的是他们对火车站的描述。

大串连时期的红卫兵挤满了中国大地上所有行驶中的火车，有些躺在座位底下，有些睡在上面的行李架上，还有更多的人在行驶的火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车厢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也无法上厕所。于是当火车进站停下后，红卫兵们立刻从车门和车窗里纷纷拥挤出来，像是源源不断地挤出来的牙膏一样。男红卫兵们跳下火车后，大模大样地解开裤子，在月台上随地大小便；女红卫兵们则是围成了一个又一个圆圈人墙，挨个轮流走到圆圈人墙中间蹲下来大小便，以防某些心怀鬼胎的男红卫兵偷看。然后，男女红卫兵们重新从车门和车窗处挤进火车。火车开走后，站台上臭气熏天，到处都是男女红卫兵留下的屎尿。

我同学的哥哥，因为热衷于讲述自己在文革早期的红卫兵串连经历，在我心目中曾经是革命的象征。可是当他手中出现一根竹笛以后，不再讲述自己风光无限的串连了，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他给我留下了这样的记忆：右手提着一只陈旧的帆布旅行袋，左手拿着一根竹笛，破旧的球鞋上满是泥土地走来，这是他从农村回到父母家中的情景。当他住上几天返回农村时，仍然是相同的情景，只是那双破旧的球鞋上没有了泥土，母亲替他将球鞋清洗干净了。他回到家中的几天里，总是坐在窗口，吹奏他的竹笛。乐曲断断续续，都是当时革命歌曲的旋律，可是这些革命旋律在他的笛声里没有了激昂的气势，似乎变成了靡靡之音。没有吹奏竹笛的时候，他坐在窗口发呆。有时候我们走到窗前和他说话，他的眼睛看着我们，却没有任何反应。

一个原来说话滔滔不绝的人，在农村插队几年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变得不爱说话了。也许是笛声代替了他的说话，他的千言万语可能都在吹奏之中。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走在自己居住的这条小巷时，只要听到竹笛响起，我就知道他回家了。这是我们巷子里唯一的笛声，也是他生命存在的信号。偶尔的时候，他会吹奏出货郎卖梨膏糖的笛声，让巷子里嘴馋的孩子们满头大汗地奔跑过来。看到孩子们上当的表情，他会发出几声开心的大笑，随即又沦陷到沉默之中。

这个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革命象征，在我们小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死去了。死去之前他回到了家中，这次他住了十几天，他不愿意回到乡下。有几次我从他窗前经过时，听到他的父亲在里面大声斥骂他，骂他好吃懒做，因为他不肯回到乡下。他声音软弱地申辩，说自己很累，没有力气下田地干农活。他父亲的骂声更加响亮了，骂他懒得像是一个资产阶级。我听到他父亲振振有词地说：「懒汉都觉得自己没有力气。」

他母亲觉得家里不能整天吵架，儿子也不能一直这么住下去，如果长期赖在城里不回乡下，会被别人认为有思想问题。母亲好言好语地劝他回到乡下去，他同意了。临走时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放进了他的口袋，这在当时可是昂贵的食物。我看到了他的离去，他骨瘦如柴脸色发黄，右手提着那只破旧旅行袋，左手拿着那根竹笛，脚上还是那双破旧球鞋，他低头走去的样子有气无力。我看到他哭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抬起拿着竹笛的左手，用袖口擦着眼泪。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行走在人世间。几天以后，他在乡下昏迷了，被几个农民用门板抬进了我们的县医院，确诊为黄疸肝炎晚期，然后他死在了驶往上海的救护车里。我的医生父亲告诉我，送到县医院时，他的肝脏已经缩得很小了，而且像石头一样坚硬。他死去以后，我少年时期唯一的笛声也死去了。

什么是革命？我过去记忆里的答案在众说纷纭。革命让生活充满了不可知，一个人的命运会在朝夕之间判若两人，有的人瞬息里飞黄腾达，有的人顷刻间跌落深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纽带也在革命里时连时断，今天还是革命战友，明天可能就是阶级敌人。

有两个情景在我此刻的眼前流连忘返，一个讲述了人性的美好，另一个讲述了人性的丑陋。

美好的情景来自于一位同学的父亲。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位平日里待人亲切的父亲被打倒了，他只是共产党政治体制里的一名小官员，仍然难以逃脱走资派的罪名。我小时候很喜欢他，因为他在大街上见到我的时候，每次都会向我微笑一下，他知道我是他儿子的同学。这是我童年记忆里唯一在大街上给予我微笑的大人，我在其他同学的父亲那里得不到这样的亲切微笑。他被打倒以后，我也失去了这让我受宠若惊的微笑，他的眼睛看到我后就会迅速闪开。他在被打倒的几个月里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我不知道造反派是如何折磨他的，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是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他的儿子，我的那位同学，脸上曾经洋溢着阳光般的灿烂笑容，可是父亲被打倒后，他的眼睛开始变得惊恐了。课间我们在操场上玩耍时，他总是独自一人站在角落里。有一天早晨，上课铃声还没有响起，我们背着书包在操场上奔跑玩耍，他走来了，然后像往常一样独自站在操场的角落里，这一次他站在那里哭泣不止。我在远处看到他的身体不停地抖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随后我们得知，他的父亲在天亮前投井自杀了。此刻我回首往事，我相信不堪折磨的他早已萌生自杀的念头，但是他将这个念头隐藏在心底，不让妻子有所觉察。他内心煎熬地徘徊在生与死之间，最终选择了死。他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悄悄起床，在黑暗里向熟睡中的妻儿无声地告别，然后轻声推门出去，奔赴另外一个世界。他的儿子后来告诉我，那天凌晨的时候，他在睡梦里感觉父亲在他床头站了一会儿。就在他投井的前一天傍晚，我还在大街上见到他，他额头流着鲜血，走路的样子有些瘸，他和儿子一起走过来。在夕阳的余辉里，他的右手搂着儿子弱小的肩膀，一副轻松愉快的模样，微笑着和儿子说话。很多年以后，我在北京的家中写作《兄弟》之时，这对父子在黄昏里走来的温馨情景一直缠绕着我。我觉得，宋凡平可能就是从这个挥之不去的情景里走出来的一个人物。

丑陋的情景来自于我小学二年级时候的老师。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在操场上蹦蹦跳跳，老师们则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我们。当时我们小学每个年级只有甲、乙、丙三个班，我经常看到一个女老师和另一个女老师站在一起，她们两个人亲热地说着话，咯咯地笑出声音。我在操场上玩耍的时候，时常扭头去看看她们两个。我觉得她们之间十分亲密，仿佛是一对无话不说的姐妹。可是有一天早晨，我背着书包很早去了学校，当时操场上空无一人，我就走进了教室，没想到其中一个女老师比我来得还要早，她坐在讲台前正在批改作业。看到我进来时，她神秘地向我招招手，让我走到她跟前，然后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语调告诉我，经常和她一起亲热说话的那个女老师出生在地主家庭，是学校派人去她的老家调查后发现的，现在那个女老师已经被抓起来审查了。我先是疑虑地看着这个老师的兴奋表情，随后心里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一直以为她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后来的日子里，我在操场上玩耍时，再看到老师们站在一起亲密无间地说话时，会让年幼的我感到不寒而栗。就是街头血淋淋的武斗，也没有比这个貌似人和人之间亲密的情景更让我害怕。

什么是革命？我小时候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就是我的哥哥。我哥哥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造反有理」似乎就是他的血型。他还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有过震惊全校的革命举动。班主任老师站在讲台上批评他上课时做小动作，那位女老师可能言词过激，我哥哥被激怒了，他站起身搬着自己的课椅走到了讲台旁，将课椅放到女老师身旁，就在女老师疑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椅子上，对准女老师的太阳穴，居高临下地揍出了狠狠一拳。这个只有九岁的男孩，竟然把女老师揍得昏厥了过去，女老师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升入中学以后，我哥哥的革命性是变本加厉。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我哥哥的语文老师，这位女老师在忍无可忍之后，终于走进了我们的家门，一口气说出了他干过的一堆坏事。可能是因为委屈，那位女老师竟然掉出了眼泪。女老师当时的控诉滔滔不绝，我现在记住的只有一件事，可能是因为有趣，所以我记住了。那是在冬天，我哥哥上语文课的时候，脱下了他的球鞋，放在窗台上晒太阳，他穿着尼龙袜子的双脚臭气冲天，而且他还坐在第一排，他将一双臭脚就架在课桌上，正对着讲台。语文老师一边讲课，一边近距离地呼吸着他的双脚散发出来的臭气，就要求他穿上球鞋。我哥哥一口拒绝，声称他的球鞋还需要阳光的照射。我哥哥说话的时候，脚趾在尼龙袜子里夸张地活动起来，努力让自己的双脚散发出更多的臭气。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就走到窗前，拿起他晒着太阳的球鞋就扔出了窗外。我哥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跳了起来，站到课桌上，又从课桌跳到讲台上，拿起语文老师的讲义，再跳下讲台，跑到窗前，把讲义扔了出去。然后在同学们的欢呼声里，他爬出窗口，捡起自己的球鞋，又从窗口爬进来，把球鞋放在窗台上让它们继续沐浴阳光，自己回到座位上后，继续把一双臭脚架在课桌上。然后像个指挥家那样挥动着双手，指挥着同学们起落有致的欢呼声，得意洋洋地看着语文老师灰溜溜走出教室。语文老师不能像我哥那样从窗口爬出爬进，她沿着教学楼绕了一圈去捡起她的讲义，当她拿着讲义站起身时，看到教室的几个窗口挤满了班上的学生，他们幸灾乐祸地用言词嘲笑她。

我记得语文老师走后，我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拿起一只凳子就向我哥哥砸了过去，我哥哥身手敏捷地躲开了。我母亲急忙拉住我父亲，我父亲冲着我哥哥吼叫起来：「你在学校里干了多少坏事！」

我哥哥竟然理直气壮地说点点「我在学校里干革命……」

我父亲一把推开了我母亲，挥拳要去揍我哥哥。我哥哥一溜烟地逃跑了，跑到了他觉得相对安全的距离，继续说：「我就是在干革命。」

这让我对革命充满了向往。虽然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很怕老师，我们经常被老师逼着写下检讨书，上课时说话和做小动作要写检讨书，同学互相打架也要写检讨书。我在小学时写下的检讨书，比我写下的作文还要多。而且我们的检讨书都被老师张贴在教室的墙上，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我哥哥的言行，还有其他比我们大上一、两岁的男孩的言行，让我们隐约感到升入中学以后就再也不用写检讨书了；升入中学以后不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学生了；升入中学以后一切胡作非为全都是革命行为。

所以在一九七三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几个同学走过了新建的水泥桥，走进了小河对岸的海盐中学。我们走过篮球场的时候，看到有学生在打篮球；走过操场的时候，看到有学生躺在中间的草地上聊天。我们走过了两幢教学楼，几乎所有教室的窗台上都坐着学生。我们听到有人在喊叫我们的名字，是一个居住在我们巷子里的男孩，他比我们大一岁，初一的学生。他坐在一间教室的窗台上向我们招手，我们走了过去，问他现在是不是下课了？他摇着头说正在上课。他伸手把我们一个一个拉上窗台，拉进了他所在的教室。他让我们分别坐在窗台和课桌上，热情洋溢地把我们介绍给他近旁的几个同学。

我们大开眼界。教室里一片嘈杂，有些学生坐在课桌上，有些学生在走来走去，还有两个学生隔着课桌在对骂，看样子马上就要动手打架了。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正在黑板上写着物理题，他一边写一边讲解，没有一个学生在听他讲解，他完全是写给自己看，讲给自己听。

此情此景，让我们目瞪口呆。我们指着讲台上的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这位熟悉的初一学生：「他在给谁讲课？」

「他在给自己讲课。」这位初一学生说。我们嘿嘿笑了，继续问：「你们不怕他？」

「怕他？」这位初一学生哈哈笑了，「这是中学，不是你们的小学。」说着他从课桌里摸出一截粉笔头，向讲台上的老师扔了过去。那位老师看到有粉笔头飞过来，侧身躲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给自己讲解物理题。什么是革命？我们终于知道了。

草根

差不多五年前，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昂贵的楼盘，耸立在这个城市最为繁华的中心地区。这幢高达四十多层的楼盘里，有六套顶级公寓，每套面积在二千平米。装修十分奢侈，所用的材料和厨房卫生间用具都是世界的顶尖品牌。这六套顶级公寓刚刚开始销售，立刻告罄。

第一个买下其中一套价值一亿多元人民币公寓的人，并非是引人瞩目的地产商、金融投资商或者IT行业的新贵，而是一个在中国的经济浪潮里很不起眼的血头，就是卖血的组织者。这位富有的血头出手阔绰，一次就付清了全额房款。于是，我关于草根的故事可以娓娓道来了。

我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许三观卖血记》里面，塑造了李血头这个人物，这是我医院里的童年经历在虚构世界的延伸。我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草根的词义在汉语里十分单纯，仅仅是草的根须而已。几年之后，我们从英语里进口了全新的词义，草根广义地成为了非主流和非正统的弱势阶层的代名词，然后迅速风行中国社会。

在我记忆中，这个在医院里负责收购农民血液的人，也像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不过他的白大褂十分肮脏，尤其是屁股和胳膊处黑乎乎的。他的嘴角整日叼着烟卷，前来卖血的农民都尊称他为血头，用书面语解释，就是血液的领导。

这个血头在自己的血液世界里建立了不言而喻的权威。虽然他在医院里的地位低于一位最普通的护士，然而他精通日积月累的意义，在岁月里悄无声息地建立了自己草根之王的地位。在那些因为贫困或者因为其他更为重要的理由前来卖血的农民眼中，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救世主。

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所有医院的血库都库存丰足。他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让远道而来的卖血者在路上就开始了担忧，担忧自己体内流淌的血能否卖出去。他十分自然地培养了他们对他的尊敬，而且让他们人人都发自内心。接下去他又让这些最为朴素的农民明白了礼物的意义，这些人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者，可是他们知道交流是人和人之间必不可少的，礼物显然是交流时最为重要的依据，它是另外一种语言，一种以自我损失为前提的语言。正因为如此，礼物成为了喜爱、赞美和尊敬之词。就这样，他让农民们明白了在离家出门前应该带上两棵青菜，或者是几个西红柿和几个鸡蛋。将青菜、西红柿或者鸡蛋献给他的时候，也就献上了赞美和尊敬之词，如果空手而去等于失去了语言，成为聋哑之人。

他苦心经营自己的王国，长达几十年。然后，时代发生了变化，所有医院的血库都开始变得库存不足了，买血者开始讨好卖血者，医院里血头们的权威摇摇欲坠。他并不为此担心，这时候他已经退休，反而捕获了这个机会，成为了一个乡真正的血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医院的血头。这个血头十多年前已经去世，他在去世前完成了一个壮举，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在一九九五年底读完了《许三观卖血记》，在电话里讲述了这个血头退休以后如何富有起来的故事。在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兴起之时，这个血头发现了当时血液的价格在各地有所不同，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组织了近千名卖血者，长途跋涉五百多公里，从浙江到江苏。跨越了十来个县，将他们的血卖到了他所能知道的价格最高之地。他的追随者获得了更多一些的收入，而他自己的钱包则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鼓了起来。

我可以想象，这是一次杂乱的漫长旅程。我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手段，使那些平日里最为自由散漫同时又互不相识的人，吵吵闹闹地组成了一支乌合之众的草根队伍。我相信他给他们规定了某些纪律，并且无师自通地借用了军队的某些编制，他在这杂乱的人群里挑出十多个人，给予他们有限的权力，让他们尽情展示各自的才华：威胁和拉拢、甜言蜜语和破口大骂并用。他们为他管住了这近千人，而他只要管住这十多个人就足够了。

这次集体行动很像是战争中移动的军队，或者像是正在进行中的宗教仪式，他们黑压压的能够将道路铺出长长一截。男人之间的斗殴，女人之间的闲话，还有偷情中的男女，以及突然来到的疾病击倒了某些人，当然也有真诚的互相帮助，可能还会有爱情发生……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另外一支队伍，能够比这一支卖血的草根队伍更加五花八门了。

我在想，这个我童年记忆中的血头如果不是过早去世的话，他积累下来的财富同样可以让自己住进豪宅。当然不能和我前面说到的那个大城市里的血头相提并论，那个住进价值一亿多人民币顶级公寓的血头，拥有更为壮观的权威，据说他领导了十多万的卖血者。这是今日中国的现实，虽然每个卖血者被组织起来去卖血需要上交一些费用，可是仍然多于自己单独卖血的收入。

这个专门组织卖血的血液巨头过着隐名埋姓的奢侈生活，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拥有多少财富？当血库里的血液紧张之时，这个血液巨头也是各大医院讨好的对象，有时候想请他吃饭都很难将他请到。对他来说，生意就是生意，哪里医院的价格高，他控制的血液就会流向那里。

卖血，这个看起来十分卑微的行业，同样讲述了《福布斯》（Forbes，知名美国商业杂志）杂志热衷于讲述的财富故事。这是一个地道的关于草根成功的故事，我再说一说另外一个草根的故事，这是三年前我在中国的报纸上读到的故事。一个回收废旧物品的人，报纸上称他为丐帮帮主，也叫他垃圾大王。他只是城市里某个区域的垃圾大王，可是他也拥有了几千万的财富。在中国的城市里，每一个居住小区里，都会有几个专门回收废旧物品的人，他们用低价买进居民们准备扔掉的物品，再将这些废旧物品分开归类后，稍稍抬高价格卖给更大的回收商。我说的这个垃圾大王就是属于更大的废旧物品回收商，他从小回收商那里买进废旧物品，再次抬高价格后出售给不同的生产企业，生产企业可以因此降低原材料的成本价格。这位身价几千万的垃圾大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言谈十分谦虚。当记者问他，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商机的？他说：「我只是做了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的某些秘密，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和无所畏惧的草根精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于是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大王，纸巾大王、袜子大王和打火机大王等等。浙江有一位钮扣大王，他经营的钮扣品种之多不计其数。虽然钮扣的利润极其微薄，可是世界上只要是有衣服的地方都会有他的钮扣。纸巾、袜子、钮扣和打火机等，似乎都是卑微的行业，可是一旦拥有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卑微的行业同样可以成为一个财富的帝国。

一位轿车经销商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浙江义乌有一家BMW的4S店，有一天来了一位农民模样的老人，十多个儿孙簇拥着他。他们从一辆面包车里钻了出来，前呼后拥地走进4S店，儿孙们为这位腰缠万贯的老人挑选起了轿车。老人看中了一辆价格在两百万人民币之上的BMW760Li。他询问销售人员，这辆车为什么这么贵？销售人员详细向他介绍了这款轿车的各种先进设备和功能，他一边听着一边摇头说自己听不懂。最后销售人员向他介绍轿车里的牛皮座椅，指着驾驶座说，这一个座椅就用掉了两头牛，是两头牛身上皮质最好的地方割下来的。这位过去的放牛娃，后来在中国的经济大潮里暴富起来的老农民，立刻明白这辆BMW的轿车为何如此昂贵了。他对自己的儿孙们说：「一个座椅就用掉了两头牛身上的牛皮，这肯定是高级车了。」

他给自己买下了这辆BMW760Li。又给儿子们和儿媳们，孙子们和孙女们，每人买了一辆BMW轿车。按照辈分，从BMW的7系列开始，到5系列和3系列分配给了儿孙们。付款时，他的儿孙们从面包车里搬出了几个大纸盒，里面装满了现金。这个老农民根本不信任支票和信用卡，对他来说只有纸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钱。

这位老农民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朴素直接的思维方式，一下子就理解了BMW760Li的轿车为何如此昂贵。中国的一些草根们，在最初经商时没有任何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也没有任何管理方面的经验，却在很短的时间里暴富起来，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像这个老农民理解BMW760Li为何昂贵的思维一样，这类看起来土包子似的草根思维，可以让他们一下子就切入到了事物的要害之处。

我所讲述的这些故事，在中国一九七八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层出不穷。可以这么说，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其实是无数的个人奇迹堆积出来的国家奇迹，我这里所说的是草根阶层创造的奇迹。

中国的草根敢想敢做，他们在经济发展的浪潮里不择手段，即便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事，他们也胆敢尝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制是一个逐渐健全起来的过程，一些法律和法规存在着不少漏洞，给予草根们大量的钻洞机会。所以任何人间奇迹，这些草根们都可以创造出来。他们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他们不害怕会失去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用中国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用马克思的话说：作为无产者我们失去的仅仅是枷锁，得到的是全世界！

看看这些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名字，几乎都是草根出生。这个榜单讲述了人生的暴涨，两手空空的穷人转瞬之间成为亿万富豪，名利双收之后，荣华富贵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与此同时，这个榜单也讲述了人生的暴跌，身败名裂之后，荣华富贵顷刻之间成为过眼烟云。根据「胡润富豪榜」（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财富排行榜）统计，近十年的富豪排行榜里，已经有四十九位草根出生的富豪被捕或者逃匿。他们的罪名五花八门：「挪用资金罪」、「串谋盗窃罪」、「串谋诈骗棚罪」、「单位行贿罪」、「编造金融票证罪」、「非法吸入公众存款罪」、「非法占用农地罪」、「合同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中国民间戏称每年公布的富豪排行榜为「杀猪榜」。中国有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意思是人一旦出名就会倒霉，猪养大养肥后就会被宰杀。面对民间将富豪榜戏称为「杀猪榜」，胡润，这位出生卢森堡，来自英国，在中国因为制作富豪榜而出名的人这样回答：「该死掉的猪，不管上不上富豪榜，都会死掉的。」

二00八年十一月，富豪榜上的中国首富黄光裕因为涉嫌多起重大案件，被公安部门拘押。这位从广东一个小地方走出来的草根，在一九八七年创办了国美电器，十多年之后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企业。二00八年，黄光裕以四百三十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财富第三次登上胡润版的「中国首富」。二0一0年五月，法院认定黄光裕犯有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判决黄光裕有期徒刑十四年。黄光裕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被驳回。

几年前刚刚登上「胡润富豪榜」首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记者问黄光裕：「你这个首富的头衔是否花钱买来的？」

黄光裕当时回答：「我烦死胡润了，还给他钱？他的这个榜是个『通缉令』，谁上谁倒霉。」

这个富豪榜或者「杀猪榜」在今日中国只是冰山一角，在此榜单之外，在无处不在的经济权力的角逐中，更多的草根在上演着他们人生的暴涨和暴跌。用中国网民的话说，更多的猪还没有长大就被杀掉了。而且，在今天这个悲喜转换的时代戏剧里，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尾声会如何来到？

回首文革往事，在政治权力的角逐里，草根们暴涨暴跌的人生故事同样滚滚而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情景。主席台正中央座位上毫无悬念地坐着毛泽东，毛泽东的右侧也是毫无悬念地坐着总理周恩来，可是毛泽东的左侧竟然坐着一位年仅三十八岁的年轻人。在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周恩来读完政治报告后，这位年轻人开始从容不迫地念起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报告》。

这位名叫王洪文的年轻人，文革开始时只是上海一家棉纺厂的保卫干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他和另外几名工人成立了当时十分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然后青云直上，不到七年时间，从一个只是抓抓小偷的保卫干事跃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位列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成为当时中国政权里的第三号人物。

可是好景不长，三年之后，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之后和文革结束之时，他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作为「四人帮」成为了阶下囚。在一九八0年十二月的公开审判中，这位名声显赫的革命造反派，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只是一步之遥。用民间的话说就是翻烧饼。在那个时代里，人们都只是贴在炉壁上的烧饼，被命运之手翻来覆去。昨天是革命者，今天就成为了反革命分子；或者今天是反革命分子，明天就成为了革命者。

王洪文在此后的日子里逐渐被人们遗忘，他在监狱里独自经受苦闷的心理折磨，偶尔回想起昙花一现的辉煌岁月，就会声声叹息。一九九二年八月，王洪文因患肝病去世，终年五十七岁。他的人生冷冷清清地收场，遗体火化时，只有妻子和弟弟为他送别。

文化大革命讲述了多少造反派风起云涌的人生故事？数不胜数，也举不胜举。若将这些故事罗列出来，会像道路一样绵延不绝望不到尽头，或者像森林里密集的树木一样难以清点。

我想起了惨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刘少奇。在造反派持续不断的人格和肉体的蹂躏之后，这位前国家主席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含冤死去。死去时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人白发有一尺多长，而且没有衣服遮身，遗体上只是盖了一条白布。在他的骨灰寄存证上面有关职业一栏里写着：无业。

文革十年，我的成长岁月从童年来到了青年，我目睹了死亡之神两次光顾我们的小镇。第一次是文革初期，此前让人敬畏的共产党官员，纷纷以走资派的罪名被打倒，一些不堪折磨的官员深感绝望之后，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杀。第二次是文革结束之后，风光了十年的造反派立刻成为了「四人帮」的爪牙，政治的烧饼翻了过去，轮到造反派纷纷被打倒了。其中一些造反派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他们像文革早期自杀的走资派那样，也以不同的方式自杀身亡。

我们县里一位草根出生的无名小卒，在文革期间成为了造反派头头，开始了耀武扬威的短暂人生之旅。我小时候经常在批斗大会上见到他，他宏亮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出来时，十分厚重，像是两、三个人的声音叠加在一起。他一边宣读批判稿，一边监视着那些低头站成一排的走资派，只要发现有一个走资派的身体稍稍动了一下，他立刻中断宣读，走过去朝那个走资派的腿弯处猛踢一脚，让走资派跪倒在地。当毛泽东提出以老干部、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三结合」的方式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他作为造反派代表进入了革命委员会，荣升副主任，他的仕途也就名正言顺了。他走在我们小镇的街道上时，人们都以和他熟悉为荣，亲热和恭敬地向他打招呼，而他只是礼节性地向他们点点头，神态矜持。倒是我们这些孩子喊叫他「主任」时，他会友好地向我们挥一下手。

文革结束后，在清除「四人帮」爪牙的运动中，他被隔离审查。当时我们刚刚高中毕业，我们几个同学闲来无事，曾经好奇地去偷看对他的审问。我们知道他被关押在百货公司仓库后面的小屋子里，我们爬上仓库后面的围墙，坐在围墙上晃荡着双腿，透过敞开的窗户，看到他坐在一只小板凳上，他面朝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审问他的人，那两个人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训斥他，其情景完全像文革初期造反派审问走资派一样。这个昔日威风凛凛的造反派那时显得十分软弱，唯唯诺诺地讲述自己在文革期间如何充当「四人帮」的爪牙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我记得他当时哭了，他在交代自己罪行的时候将话题扯开了，说他母亲前几天去世了，而他却不能守候在母亲身旁。他的哭声突然像一个孩子那样响亮起来，他说：「我妈妈往洗脸盒里吐血，吐出了一脸盒的血。」审问他的人拍着桌子说：「胡说！你妈有那么多血吗？」有一天上午，趁着看守他的人上厕所之时，他逃了出去，沿着海堤跑出了十多公里，站在那里，木然地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浪涛拍岸之声不绝于耳，他很可能没有听到。然后，他低头走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小镇，在一家商店的柜台前站了一会儿，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两盒香烟和一盒火柴后，低头返回堤岸。附近有几个农民正在田地里干活，他们看到他一边抽烟一边在堤岸上徘徊。

他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中间没有中断过，他将两盒香烟全部抽完后，怔怔地看了一会儿正在田地里干活的几个农民，然后转过身去，不会游泳的他走下了堤岸，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浪潮里。当追捕他的人一路打听着来到这里时，已经没有了他的踪影，只看到堤岸上留下的一堆烟蒂。几天以后，他的尸体被浪潮冲上了邻县的海滩。我听说他身体浮肿的都认不出来了，他的鞋和袜子都被海浪剥去，衣服裤子还在身上。

文化大革命让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铤而走险，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革命里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一阶平民立刻身居高位，当时人们用「坐直升飞机上去」来评价这些人生暴涨的造反派。文革结束以后，这些人从高位上自由落体般的跌落下来，而且跌穿草根均线，跌入囚犯底部。人们又用「上去快，摔下来更快」来嘲笑这些人生暴跌的造反派。

当然，文化大革命也讲述了更多微涨微跌的人生故事。我所生活的小镇上，就有几个这样的故事。我选择其中一个，以飨读者。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席卷中国，象征权力的政府公章纷纷被抢夺之后，一些没有抢夺到公章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没有因此一筹莫展，他们开始了私刻公章的革命运动。于是，草根自封的权力机构立刻遍布全国，其壮观的情景好比唐朝诗人岑参描述飞雪突然降临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要讲述的这个人就是在此背景下揭竿而起，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并且自封为队长。这个人当时四十多岁，平日里胆小怕事，而且沉默寡语。他不是那种大摇大摆走在街道中央的人，他上街时总是低着头，贴着墙根走去或者走来。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他经常被孩子们欺负。

我们巷子里几个年龄大一些的男孩，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就会去找他的麻烦。当他迎面走来时，故意用身体狠狠地撞他一下，他的反应只是站住脚，皱眉看一眼撞他的男孩，随即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为此我十分敬佩那几个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心想他们真是厉害，连大人都敢去欺负。后来我们这些还没有上小学的男孩也敢欺负他了，朝他扔去一块小石子，他被砸中后回头看我们一眼，也是皱一下眉，随后一声不吭地走去了。我们因此兴高采烈，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强大无比了。

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当革命的洪流滚滚而来，身边的人纷纷加入进了不同的造反派组织后，他也按捺不住了，也想加入到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可能是他平时太窝囊，几个造反派组织认为他缺少革命性，都将他拒之门外。他在无奈之下和情急之中，成立了一个人的造反派组织。私刻了一枚「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威风凛凛地将公章挂在裤腰带上。

他风光无限的人生之旅开始了。我记得他每次出现在大街上的时候，外衣总是扎在裤子里，这是我们小镇上唯一将外衣扎在裤子里的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挂在裤腰带上的公章更加醒目。他胸前挂着一个哨子，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也就是红宝书，昂首挺胸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目光巡视着街上来去的行人。常常冷不防吹响了哨子，街上的行人站住脚扭头看他时，他捧起了红宝书，大声命令道：「翻到第二十三页，我们念一段毛主席语录……」

当时很多人都是随身携带红宝书，听到他这么喊叫，立刻从口袋里取出红宝书，在他的带领下，站在大街上认真朗读起了《毛主席语录》。读完了二十三页，还要在他的指挥下读四十八页、五十六页、七十九页……直到他虔诚地读上红宝书，庄重地宣布：「今天的学习到此为止，希望大家回家后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街上的行人们如释重负地大声回答：「是。」

当时有些人没有带上红宝书，表情十分尴尬，他不会因此批判他们，而是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明天别忘了带上红宝书。」

自从我们的小镇上出现了这个红宝书警察后，人人上街都会带上红宝书了。只要是哨声一响，毛泽东语录的朗朗读书声就会在街道上响起。

我们这些孩子不再歧视他了，我们错误地以为他是小镇上最大的造反派头头，因为只要他的哨声响起，所有走在街道上的造反派和群众都会听命于他。我们当时不知道他这是狐假虎威，在那个时代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拿出红宝书，所有的人都会老老实实跟随着学习起来。

我们开始喜欢他了。其他的造反派对我们都是不屑一顾，只有这个光棍造反派和我们这些孩子打成一片。只要他出现在街道上，我们就会前呼后拥地追随他，而且我们也学着他的模样，个个都将外衣扎进裤子里，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的裤腰带上没有公章。好在他十分慷慨，让我们的手去摸他挂在裤腰带上的「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无论摸上多长时间，他都是微笑地对待我们。不过，当我们得寸进尺，问他这枚了不起的公章是否也可以在我们的裤腰带上挂上一会儿？他立刻严词拒绝，并且警告我们：「你们这是夺权行为。」

这个光棍造反派在我们小镇上人缘极好。当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闹革命不上班了，有些人想趁此机会去外地探亲访友，只要持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介绍信，坐车可以不付钱，住旅馆也可以不付钱。这些人就去找他，请他出具介绍信。他来者不拒，十分热情。此后他身上多了一件革命道具，天天肩挎一只褪色的军用书包，书包里面放着厚厚一叠油印介绍信。

介绍信的最上端印着「最高指示」四个字，下面印着毛泽东语录：「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再下面才是介绍信的正规格式。

每当有人请他开具介绍信时，他都显得很高兴，席地而坐，从书包里取出空白介绍信，搁在大腿上，一边询问要去哪里？一边在介绍信上认真写着。他每次都是开出两张介绍信，一张是免费坐车的，一张是免费住旅馆的。然后从口袋里摸出红色印泥，再解开裤腰带，取下「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沾上红色印泥后，小心翼翼地盖上去。

后来因为一个疏忽，他的精彩人生戛然而止。有一天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可能是太急了，匆匆忙忙脱下裤子时，「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宣传队」的公章从裤腰带上滑落，掉进了下面的粪池。刚好有个红卫兵也在上厕所，立刻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他的公章在我们小镇上闻名遐迩，谁都知道那枚公章上刻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字，那个红卫兵训斥他：「你竟然把『毛泽东思想』掉进厕所了……」

转瞬之间，人生的高潮骤然退去。那个红卫兵也就是在当时训斥一下，后来没再提起这事。但是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折磨，他的外衣不再扎在裤子里了，肩上装有介绍信的书包也不见了，倒是哨子仍然挂在胸前。他有气无力地吹了几声哨子，当街上的行人恭敬地捧起红宝书，准备在他的带领下朗诵毛泽东的语录时，他却痛哭流涕地扇起了自己的耳光，说自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仇恨满腔地控诉起了自己的罪行：「我罪该万死啊！我把『毛泽东思想』掉进厕所了……」街上手捧红宝书的行人一脸的莫名其妙，半晌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自然要十分严肃地批判一下他的错误行为。这是当时的风尚，就是凡事都要首先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不过谁也没有认真把他当成反革命分子，大家心里都觉得他是个老实人，所以没有人去批斗他。

可是他经常在大街上吹几声哨子，然后自己批斗自己，让街上的行人有些厌烦了，有一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当众骂他：「你一个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资格动不动就对着我们吹哨子？」

他当时吓得脸色惨白，弯腰低头，唯唯诺诺地说：「不敢了，以后不敢吹了。」

他以后出现时，胸前没再挂着哨子。他换了一副行头，给自己头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战战兢兢地整天清扫起了我们小镇的街道。

随着文革结束和岁月的流逝，他回归于原先的自己，在默默无闻的人生里悄无声息地呼吸着，即便是上街，也没有人会去注意他正在走来。然后，他被我们的小镇彻底遗忘。几年前我回到家乡，向几个儿时的伙伴提起此人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他。我说起了这段童年记忆中深刻的往事，我的儿时伙伴们的表情像是第一次听说他的故事。当我反复强调他当初如何威风八面地吹响哨子，率领众人朗读毛泽东语录的情景。有一个儿时伙伴终于回想起来了，表示替我打听一下这个人的下落。两天以后他来告诉我，说这个文革期间裤腰带上挂着公章，胸前挂着哨子的人，十来年前就去世了。我的这位儿时伙伴说话时嘿嘿笑个不停，他神秘地说，这个人如今正在阴间吹着哨子，率领鬼魂们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儿时的伙伴告诉我，这个人一直十分珍惜地保存着那个杂哨子，临死前的遗言是要将哨子放进他的骨灰盒里。中国一直以来流传着「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死者生前的生活用品以及可以代表其社会地位的对象放入棺材或者后来的骨灰盒，作为随葬品，供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使用。

我理解那个哨子对这个人来说意味着人生全部的价值。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的人生里也就没有了哨子，没有了波澜起伏。虽然他人生的涨跌远远不能和王洪文相比较，可是他同样经历了高峰和低谷。如果他在弥留之际回想起文革时期吹着哨子带领大家朗诵毛泽东语录的辉煌情景，我想，他应该感到人生不虚此行。

综观共产党中国六十一年的历史，我感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予中国的草根阶层两次巨大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一次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改革开放则是一次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

山寨

叙述当代中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我在这里选择山寨的叙述，因为它是民间意义上讲述的国家神话。

山寨一词，在汉语里原先的意思是指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此后引申为贫穷之地，穷人的居住之处，以及旧时绿林好汉和强盗们占据的营寨，这个词汇也有着不被官方管辖的含义。这些年，随着价格低廉和功能齐全的山寨手机流行之后，「山寨」一词让「模仿」有了全新的含义，同时「模仿」原有的词义边界也被取消，造假、侵权、不规范、开玩笑和恶作剧等等无需词义的签证就可进入模仿的国度，成为山寨的臣民。可以这么说，山寨是今日汉语里最具有无政府主义精神的词汇。

山寨手机最初时模仿Nokia、Samsung、SonyEricsson等品牌的功能以及外观，并且以假乱真地将自己的品牌命名为Nokir、Samsing、SunyEricsson。山寨手机抄袭正规产品从而节省了研发费用，其价格只有正规产品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而且功能繁多、外观新潮，迅速占领了中低端消费者的市场。

山寨行业的规模迅速扩大之后，其手机的品牌也是五花八门，有一款最新上市的山寨手机借用了美国哈佛大学之名，自称为「哈佛通信」制造，还让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这款山寨手机的代言人，让微笑的奥巴马出现在山寨手机的宣传广告上。奥巴马的微笑遍布世界各地，已是当今世界最为著名的微笑，也是最具有权势的微笑，如今却被挟持到中国山寨手机的广告上。奥巴马在山寨手机广告上微笑地说：「奥巴马的黑莓--我的BlockBerry旋风9500。」

奥巴马是源远流长的美国梦的今日象征，恐怕他仍然梦想不到这样的离奇事情。当美国人看见他们的总统竟然是中国山寨手机的广告代言人，可能会瞠目结舌。我们中国人却不以为然，将奥巴马山寨一下有何不可？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在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能碰，还有退休的仍然在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能碰，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山寨化，可以被开玩笑和恶作剧，可以被随意模仿和随意恶搞。

曾经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的毛泽东，在他去世四十三年之后，也像奥巴马一样，成为了中国山寨广告的主角。在去年的十月一日，也就是六十周年大庆之际，浙江某地的一家KTV的正门两侧各悬挂着巨幅的红色山寨海报。山寨海报上，毛泽东身穿军装，头戴军帽，手执麦克风高唱红色歌曲，其唱歌的姿态毫无毛泽东生前的领袖风采，看上去就是一个夜夜混迹于KTV夜总会的地方小官员。海报右下方则罗列着《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中国人》、《歌唱祖国》等十多首红色歌曲。为此，这家KTV的工作人员骄傲地说：「海报是十月一日挂上去的，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庆祝盛世国庆。」

二00八年，毛泽东的故乡湖南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从全国海选山寨毛泽东，其目的是让山寨毛泽东们像鱼饵引诱鱼来上钩一样，招徕更多的游客来到湖南观光旅游。用当地的一位文化官员的话说：「这是我省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创新，也将有力地推动我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一百三十位山寨毛泽东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地赶来，经过一系列山寨领袖的比赛程序，最终十三位山寨毛泽东进入最后的决赛。

十三位山寨毛泽东在新闻发布会的台上坐成一排，他们的下巴上一律粘贴上了一颗山寨版的毛泽东痣。有几位山寨版毛泽东还模仿着正版毛泽东生前的模样，手里握着一根烟，翘着二郎腿。正版毛泽东说话时有着正版湘潭口音，于是新闻发布会期间，台上响起一片山寨毛泽东的山寨湘潭口音。这些山寨毛泽东们大都身穿中山装和军装，有一位带着毛泽东长征时期的八角帽，其他人的发型都是毛泽东式的往后梳。十三位山寨毛泽东年龄各异，他们声称自己代表了不同时期毛泽东的山寨版。有井冈山时期的山寨毛泽东，有长征时期的山寨毛泽东，还有开国大典时的山寨毛泽东……

一位山寨毛泽东对自己的长相充满信心，坚持不化妆。有一位山寨毛泽东虽然化妆，但是声称「我最原生态」。另一位山寨毛泽东手握麦克风，面对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像一个流行歌手那样临时发挥了，大声说：「虽然我今年一百一十五岁了，但看到大家的面貌，我又年轻到现在啦！」还有一位山寨毛泽东一上台就模仿毛泽东在开国大典时的讲话：「同志们好！」

这位山寨毛泽东的山寨湘潭口音，立刻引爆了现场气氛，台下的观众欢呼起来：「毛主席好！」

山寨毛泽东继续模仿毛泽东的声音：「人民万岁！」

台下的观众山呼海啸了：「毛主席万岁！」这几年，毛泽东不断被山寨化。最为离奇的是中国西南某地竟然出现了女子山寨版的毛泽东，中国的媒体纷纷用「横空出世」来形容，这样的形容在过去只属于正版的毛泽东。一位五十一岁女士将自己化妆成毛泽东以后，走上了大街，向围观的群众挥手致意，其动作就像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的群众挥手致意一样。街上的群众纷纷涌向这位女子山寨版的毛泽东，争先恐后地抢着与她握手。大街上一时间人满为患，短短几百米的路程，她要走上半个多小时。

人们觉得这位女子山寨版的毛泽东，比他们见过的男子山寨版毛泽东更像毛泽东。当然，她付出的辛苦和代价也是远远高出男子山寨版的毛泽东们，她挥汗如雨地学习模仿毛泽东的言行举止，以期达到形似和神似毛泽东。她把自己化妆成毛泽东，每次都需要四个多小时，每次都要支付二千元人民币的化妆费。由于身高上的不足，她脚蹬最高的隐蔽高跟鞋。正版毛泽东身高一百八十三公分，这位女子的身高不足一百七十公分。经过认真观摩旧影片里毛泽东的走路姿态，再经过勤学苦练，脚蹬隐蔽高跟鞋的女子山寨版毛泽东，一路走来时，让人们觉得仿佛是脚穿平底布鞋的毛泽东步伐。

山寨手机风行中国之后，山寨数码相机、山寨MP3、山寨游戏机等盗版和仿制产品蜂拥而至，随即山寨品牌迅速扩大到方便面、饮料、牛奶、药品、洗衣粉和运动鞋……然后山寨一词立刻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山寨明星、山寨电视节目、山寨广告、山寨流行歌曲、山寨春节联欢晚会、山寨神舟七号飞船、山寨鸟巢国家体育场等纷纷透过网络登台亮相，各显神通，红极一时。

山寨明星就是模仿秀，有点像山寨版毛泽东的闹剧。有所不同的是，山寨毛泽东要求形似，而山寨明星只是强调神似。虽然长相不同，只要模仿出某一位明星的神态和声音，也能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有的山寨版的明星，随着自己的声名鹊起，不再仅仅满足于神似正版的明星，还要形似正版明星，不惜花费金钱和忍受手术的痛苦，去进行整容，期望自己和被模仿的正版明星如同双胞胎一样。野心勃勃地要将自己从山寨版升级为正版，再将原来的正版PK成山寨版。

山寨流行歌曲和山寨电视节目更是五花八门，既是模仿也是恶搞。随意篡改流行歌曲的歌词，将庄严的改成滑稽的，将优美的改成粗俗的等等，演唱时也是诚故意走调。而以网络视频方式出现的山寨电视节目，时常是对官方电视节目的嘲讽。

CCTV每晚七点的《新闻联播》因为其僵化和教条，成为了网上山寨电视节目恶搞的热门目标。有一个山寨版《新闻联播》在网络播出时，网民们看到了两个完全陌生的主播，这两个山寨主播利用毒奶粉事件，首先用《新闻联播》一贯的庄重语调声称，原来的主播因为喝了三鹿奶粉中毒了，正在医院里抢救，所以临时换成他们两个来主持今天的《新闻联播》。

除了恶搞官方的电视新闻节目，网络上出现了几个版本的《山寨新闻》，尖锐地触及到了敏感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官方媒体支支吾吾之时，《山寨新闻》直言不讳，在真实的报导之后，更多的是嬉笑怒骂和冷嘲热讽的评论。

嬉笑怒骂和冷嘲热讽是《山寨新闻》的鲜明风格。毒奶粉事件揭发出来后，不仅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幼儿奶粉里的三聚氰胺含量严重超标，很多其他的乳制品企业生产的婴幼儿奶粉也或多或少地超出标准，中国整个乳制品行业因为三鹿奶粉而遭受重创。国产奶粉无人问津，很多人不再喝牛奶。《山寨新闻》在评论这起事件时，假冒其他受到牵涉而出现巨大亏损的乳制品企业，来调侃三鹿集团：「我们是在奶粉里放入一些三聚氰胺，你们是在三聚氰胺里放入一些奶粉。他妈的，你们比我们还要缺德。」

去年八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成功之后，中国的官方媒体一片歌颂之词，骄傲地声称如此辉煌的奥运会开幕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寨新闻》也这么说，只是将语调变成了嘲讽，《山寨新闻》评论道：「这样辉煌的奥运会开幕式，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为什么？因为有这么多人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钱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人；既有这么多钱又有这么多人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权。」

CCTV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是艺人们一夜出名的最佳时机。一个不错的女歌手平时演唱一个晚上只能挣到一千元人民币，如果她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立刻身价倍增，从此以后唱一首歌就是几万元人民币的收入。于是能不能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成为很多艺人你死我活的战场。这些艺人各显神通，请商人为自己出钱，请领导为自己写纸条，钱色交易和权色交易因此络绎不绝。春节联欢晚会愈来愈臃肿，导演们头疼不已，为了平衡各种利益，节目愈来愈多，歌手的独唱少了，合唱的组合一年比一年多。

前几年流传过一个笑话，CCTV的某位领导决定给春节联欢晚会减肥，心想为了保证晚会的艺术质量，必须得罪一些人了。这位领导将一抽屉的纸条倒在桌子上，一张一张拿起来仔细察看，看看纸条上的重要人物签名，这个不敢得罪，那个也不敢得罪。最后敢于得罪的纸条只有三张，都是他自己写给导演的。他将自己亲手写的三张纸条拿了出去，继而一想：「凭什么得罪我自己？」又将自己的三张纸条放了回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寨版春节联欢晚会与CCTV的正版晚会同时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播出。二00九年，就有十多台山寨版春节联欢晚会在网络视频播出。山寨版春晚的组织者在春节临近之时，纷纷推出他们的山寨广告。山寨春晚指挥车行驶到街道上；在城市的广场上举行山寨春晚的新闻发布会；手举写满山寨春晚广告词的废纸箱子行走在闹市区。有关山寨春晚的广告词也是五花八门，有一幅广告上用毛泽东的笔迹写着：「人民春晚人民办，办好春晚为人民。」

一些早已厌倦了CCTV春节联欢晚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们就会关掉电视，打开计算机，边吃边喝地在网络上欣赏起了由草根们制作的山寨春节联欢晚会。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山寨现象在今日中国具有的某些积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山寨现象是草根文化向精英文化发出的挑战，也是民间对官方发出的挑战，弱势人群对强势人群发出的挑战。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影响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不前。公正地说，从一九八0年到一九八九年期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然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可是毕竟是在改革之中。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经济却开始了飞速的发展。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我们因此置身于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现实里：一边是保守，另一边是激进；一边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另一边是经济利益的开放；一边是教条主义，另一边是无政府主义；一边是循规蹈矩，另一边是放荡不羁……过去的二十年，我们的发展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发展。这样的片面发展，已经伤害到了社会应有的健康。

我想，山寨现象之所以风起云涌地出现，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矛盾的普遍和尖锐，引发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混乱，然后催生了山寨现象。山寨现象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社会情绪日积月累以后，突然间释放了出来，然后不断演绎成了反权威、反主流和反垄断的闹剧似的社会革命。如果用行为艺术作为比喻，山寨现象来势之迅猛，规模之巨大，仿佛整个国家都沦陷到了山寨的行为艺术之中。

北京奥运会前夕的奥运圣火传递来到中国境内后，圣火传递的城市都是官方认真选择的，每一个火炬传递者也是政府官员精心挑选出来的。虽然粍资巨大，可是被选中的城市都深感荣耀，每一个被选中的火炬手也是十分自豪。河南辉县的一个小山村显然无此荣耀，可是他们举办了一场山寨版奥运圣火传递。村民手拿自制的简易火炬互相传递，每一个村民都有资格参加，无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他们神情自豪，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丝毫不亚于正版的火炬传递者。河南县的山寨奥运圣火传递的视频上传到网上，网民们的喝彩声不绝于耳。

由于西方不断批评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特意将北京奥运会定义为绿色奥运。可是，中国境内正版的圣火传递没有让我感受到奥运是绿色的。正版火炬手在警车开道和人群夹道里慢跑传递，正版的奥运圣火传递结束后，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就会留下许多的垃圾。

河南辉县那个小山村里的山寨版圣火传递，反而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绿色奥运。没有汽车尾气，没有拥挤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村民们手持简易火炬，在风和日丽之时，奔走在山花烂漫的春天景色里。

山寨现象在今日中国已经是无孔不入。长期以来一直是禁区的政治领域也遭受了山寨的入侵。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两会期间，一位四川宜宾人自称是「山寨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在网上提出他的议案，涉及到保险、农民养老、个人所得税等方面。这位「山寨全国人大代表」希望自己的建议能通过网络让大家看到。他的当选充满了黑色幽默，他声称为了更好地参政议政，他们家召开了家庭选举大会，他是家里选出来的「山寨全国人大代表」，而且是全票通过。这是对政府精心考察以后挑选出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小小讽刺。虽然只是一个家庭会议的选举结果，然而这位山寨版的人大代表比那些正版的人大代表更能显示选举的民主性，家庭成员们投出的是发自内心的赞成票，而不是被官方指定的赞成票。

还有更加胆大妄为的事例，竟然有人利用山寨的方式，将中国最为严肃的政治体制拉入到放荡的色情行业里。

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一则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有一处色情场所，生意极为兴旺。里面卖淫的小姐们个个漂亮，而且每位小姐都向嫖客提供细致入微的周到服务。嫖客们纷纷赞扬那里的服务是「国内顶尖，世界一流」。什么原因？据说就是管理好。那里的老板建立了一套将色情和政治熔于一炉的管理体制，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支部的管理体制挪作他用，别出心裁地在小姐们中间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他的理论是要在卖淫活动里充分发挥党员和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中国，一个人想要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是要经过认真的考察和严格的程序。这位老板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却自封为山寨的党委书记，再在其麾下建立山寨党支部和山寨团支部。将有性服务经验的小姐们发展成了山寨共产党员，将缺少经验的新来的小姐们发展成山寨共青团员。等到山寨共青团员经验丰富了，获得嫖客们的好评之后，再升级为山寨共产党员。这位老板就是这样利用党组织和团组织政治体制，充分调动小姐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让小姐管理小姐，也让小姐监督小姐。而且定期召开山寨党员和山寨团员的组织生活会议，让小姐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先进找差距，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使自己的服务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位正版的色情业老板和山寨版的共产党书记，还将共产党体制里的「先进工作者」纳入到他的管理之中。每个月都要评选一次「先进工作者」，以小姐们接客数量多少作为评选标准。还以山寨光荣榜的形式，把当月接客多的小姐们的照片张贴在山寨版的先进工作者光荣榜上。中国社会里正版的先进工作者光荣榜上的照片，都是健康向上的微笑模样，都是标准的头像。而这个色情场所里出现的山寨版先进工作者光荣榜，完全是另外一番风格，光荣榜上面的小姐照片，很像时尚类杂志里的性感女明星那样，个个都在搔首弄姿卖弄风情。

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态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美好的和丑陋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严肃的和放荡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个事物之中。山寨现象就是如此，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也显示了社会的倒退。就像人体的健康受到损伤时会出现炎症一样，山寨现象就是今日中国社会生态的炎症。炎症一方面是在抗击病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红肿、脓包、溃烂和坏死。

作为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山寨现象是一把双刃剑，在其积极意义的反面，是中国社会里消极意义的充分表达。可以说，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和是非混淆，在山寨现象里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生态，山寨一词在中国深入人心之后，也让抄袭、盗版、模仿、恶搞、诽谤等原本被视为违法的和低级的行为获得了存在的借口，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逐渐趋向了合理。与此同时，山寨也成为了今日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所有这些，都在印证中国的一句老话：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庄稼，什么藤结什么瓜。

四年前，我在住所楼下的过街天桥上看到了盗版的《兄弟》，我的书和其他盗版书籍一起堆放在地上。卖书的摊贩看见我站在他面前，就拿起一本《兄弟》递给我，热情地向我推荐此书。我拿着《兄弟》翻阅了一下，就轻易地判断出这是盗版书，我告诉摊贩：「这是盗版。」

「不是盗版，」摊贩认真地纠正我的话，「是山寨版。」类似的情况我还遇到过一次。今天的中国，有些领域仍然缺乏自由，另外一些领域又自由得令人难以置信。记得二十年前，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可以胡说八道，采访在报纸上发表时会经过严格的审查，会经过大量的删节；到了十年前，我接受采访时说话开始小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说了什么，报纸上就刊登什么，连「他妈的」这样的脏话也会出现在报纸上；而现在，我经常瞠目结舌地在媒体上读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采访，是记者编造了我的谈话。有一次我见到了一个编造过我谈话的记者，我十分严肃地对他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的采访。」这位记者以同样的严肃回答我：「这是山寨版的采访。」我哑口无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面对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词，立刻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去年十月，我在欧洲四个国家奔波，差不多每天晚上换一张床睡觉，月底回到北京时疲惫不堪，加上时差的影响，连续两天精神恍惚，时常觉得自己仍然身处欧洲。我打开计算机，上网去浏览一下，看到了一条山寨版新闻：杨振宁教授的妻子翁帆怀孕了。

二00四年，八十二岁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二十八岁的翁帆结婚以后，一直是山寨版新闻追逐的目标。现在山寨版的新闻编造出了翁帆怀孕的消息，而且是杨振宁接受采访时透露，杨振宁在山寨版的采访里说了不少蠢话，比如他微笑地说，翁帆怀上的孩子已经被证实是他的。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山寨方式。

这条山寨版的新闻对我倒是起到了作用，让精神恍惚的我一下子清醒了。我确定自己已经回到了中国。

如果将山寨现象假设是社会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群体的革命行为，那么这样的革命在四十四年前的中国曾经大规模地发生过，我说的是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喊出的「造反有理」的口号，激发出社会弱势群体的革命本性，他们狂热地造反了。他们将当时的强势群体，也就是当权者纷纷打倒。当时中国共产党传统的党委和政府领导机构也在瞬间土崩瓦解，山寨版的领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一个人只要拉上一群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立一个造反司令部，可以自封为总司令。山寨领导机构过多以后，出现了权力上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各个造反司令部之间开始了暴力斗争。上海的各个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动用了枪枝弹药，武汉的造反派更胜一筹，竟然动用了大炮，互相炮击对方的阵地。山寨领导们为了权力互相进攻，他们之间的武装冲突，很像是土匪之间的混战。然后，胜利者收编失败者的残部，壮大自己的势力。

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传统权力体制被文化大革命取消以后，代表着新权力体制的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那些在造反派之间的混战中胜出的山寨版司令们，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正版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为什么我在讨论今日中国的时候总是会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因为这两个时代紧密相连，尽管社会形态已经绝然不同，可是某些精神内容依然惊人地相似。比如我们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经济发展。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兴起，就像是文革初期一下子出现了无数造反司令部一样，一九八0年代中国人以挣钱的狂热取代了革命的狂热，一下子出现了无数的民营公司。民营经济如同是山寨版挑战正版一样，大规模地挑战和冲击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这些多如牛毛的民营公司一方面迅速消亡，另一方面又迅速出现，就像革命一样前仆后继和轰轰烈烈，也像唐朝白居易诗句里所描述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这样被激发了出来，民营经济在自生自灭和死而复生的命运里显示了它们强大的生存能力，同时也让僵化和保守的国有经济被迫去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

草根阶层在这三十年的辉煌历史里演绎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事迹，他们在各种渠道里各自为政，用西方的话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用中国的话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他们的成功之路稀奇古怪，他们的失败之路也是稀奇古怪。然后，他们创造了稀奇古怪的社会生态。所以，当「山寨」一词脱胎换骨，旧词新义以后，如同军营里的集结号把沉睡中的士兵叫醒一样，立刻唤醒了中国社会二十年发展以来存在已久的各类事物。其壮观的景象仿佛是有人在广场上大声喊叫某个名叫「山寨」的人，结果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奔跑了过来，因为他们都改名叫「山寨」了。

奇迹的不断产生出来，必然带来欲望的不断膨胀。作为中国权力象征的天安门城楼和作为美国权力象征的白宫，自然成为了山寨建筑热烈追捧的对象。

山寨天安门城楼和山寨白宫在中国各地不断出现。有所区别的是，山寨天安门城楼大多是村官们的所作所为，一些富裕起来的村庄，将自己的村委会建造成缩小版的天安门城楼，让中国官衔体制里最小的村官们置身其中时，产生自己是国家领导人的美好错觉。而山寨白宫则是富人们的办公住宿之处，富人白天坐在山寨版的美国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手握电话指挥自己的企业员工，晚上拉上漂亮的女秘书，睡进山寨版的林肯卧室。

很多草根阶层的穷人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里成为了富豪，他们开始向往西方的贵族生活，住进了宽敞的别墅，乘坐豪华轿车，喝名酒穿名牌，说几句发音难听的英文。山寨贵族应运而生比比皆是之后，贵族学校和贵族幼儿园，贵族商店和贵族餐厅，贵族住宅和贵族家具，贵族娱乐和贵族杂志……各种各样冠名以贵族的事物在中国社会里层出不穷。

我这里有一个真实的山寨贵族的生活故事。一个富裕起来的草根，给自己盖了一座豪华别墅，虽然不会游泳，仍然建造了游泳池，他的理论是富人的别墅里不能没有游泳池。可是又不能白白浪费游泳池，他就在游泳池里养起了自己平日里食用的鱼。更为可笑的是，他想到所有五星级酒店最为豪华奢侈的房间是总统套房，就在别墅里自己卧室的门上贴了一个铜牌，铜牌上刻着「总统套房」。这个土财主就是这样得意洋洋地享受着山寨贵族的生活。

最后，我要说说自己的山寨故事。

我的第一份职业是牙医，我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获得了这份工作。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拔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是来自医学院的毕业生。我所在的医院以拔牙为主，只有二十多人。病人大多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农民不叫我们「医院」，而是叫「牙齿店」。其实他们的叫法很准确，我们的小镇医院确实像是一家店，我进去时是学徒，拔牙治牙做牙镶牙是一条龙学习，比我年长的牙医我都叫他们师傅，根本没有正规医院里那些教授、主任之类的称呼。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当初的自己确实是一名店员。

我的师傅姓沈，沈师傅是上海退休的老牙医，来我们小镇医院工作，可以挣些生活补贴，这在当时叫「发挥余热」。沈师傅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身体发胖，戴着金丝框的眼镜，头发不多可是梳理得十分整齐。

我第一次见到沈师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拔牙，可能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劲时，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齿。那一天是我们的院长带我过去的，告诉他，我是新来的，要跟着他学习拔牙。沈师傅冷淡地向我点点头，然后就让我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如何用棉球将碘酒涂到病人的上颚或者下颚，接着注射普鲁卡因。注射完麻醉剂后，他就会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他漫不经心地问一声病人：「舌头大了没有？」

当病人说舌头大了，就意味着麻醉作用已经显现。他就缓慢地起身，伸手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沈师傅让我看着他拔了两个病人的牙齿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对我说：「下面的病人你去处理。」

我当时胆战心惊，自己还没怎么弄明白拔牙的全过程，就匆忙上阵了。好在我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我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那个病人像是看着鳄鱼似的害怕地看着我，让我紧张的双手发抖。

在等待麻醉作用显现的时候，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这时候沈师傅递给我一枝烟，和颜悦色地和我聊天了，他问我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抽完了烟，聊天也就结束了。谢天谢地我还记住了那句话，我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我的头皮是一阵阵地发麻，心想这叫什么事，可是我又必须去拔那颗倒霉的牙齿，而且还必须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

第一次拔牙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记得当时让病人张大了嘴巴，我也瞄准了那颗准备要拔下的牙齿，可是我回头看到盘子里的一排钳子，大小和形状都不相同，我傻了，不知道应该用那一把？犹豫了一会儿，我只好灰溜溜地撤下来，小声问沈师傅应该用哪把钳子？沈师傅起身上前两步，往病人张大的嘴巴里看，问我是哪颗牙齿？那时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齿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给沈师傅看，沈师傅看完后指了指盘子里的一把钳子后，又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去读报纸了。

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孤军奋战的感觉，我不敢去看病人瞪大的眼睛，我比他还要害怕。我拿起钳子，伸进病人的嘴巴，瞄准后钳住了那颗牙齿。我很幸运自己遇上的第一颗牙齿是那种已经松动的牙齿，我握紧钳子只是摇晃了两下，那颗牙齿就下来了。

真正的困难是在第三个病人的口腔里遇上的，我把牙根弄断在里面。坐在椅子里的沈师傅只好放下他悠闲的二郎腿和手中的报纸，亲自来处理那根断在下骸骨里的牙根。挖牙根比拔牙麻烦多了，那一次沈师傅挖得满头大汗。后来我自己会处理断掉的牙根后，沈师傅的好日子才算正式开始。

当时我们的科室里有两把牙科椅子，我通常都是一次叫进来两个病人，让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后，然后像是托拉斯（Trust，直译为「商业信托」，在此有合并的意思）似的，同时给他们涂碘酒和注射麻醉剂，接下去的空闲里我就会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就会问一声：「舌头大了没有？」

通常是两个病人同时回答：舌头大了。我又托拉斯似的给他们挨个拔牙，接着再同时叫进来两个病人。

那些日子我和沈师傅配合的天衣无缝，我负责叫进来病人和处理他们的病牙，而沈师傅则是坐在椅子里负责写病历开处方，只有遇上麻烦时，沈师傅才会亲自出马。随着我拔牙手艺的日渐精湛，沈师傅出马的机会也是愈来愈少。

多年以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西方的记者总是好奇我此前的牙医经历，他们十分惊讶，我只是中学毕业，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方面的教育，直接就去给病人拔牙。我思忖很久，告诉他们：「我曾经是一个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毛泽东时代的发明，就是在农民中间选择有些文化的人，经过简单的医学指导，就让他们背上药箱成为了医生。为什么叫赤脚医生？因为对于这些农民医生，从医只是兼职工作，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是赤裸双脚下到田里干活。当他们身边的农民们出现小的伤病时，他们可以立刻给予简单的治疗。如果是较为严重的伤病，赤脚医生就会将病人送往医院。

我知道「赤脚医生」的回答不够准确，虽然我在医学知识方面和这些赤脚的农民医生不相上下，可是我毕竟是在专职从事牙医工作。问题是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找不到准确描述自己第一份职业的词汇，直到近年来「山寨」这个词汇在中国风行起来以后，我终于可以准确地回答西方记者了，我说：「我曾经是一个山寨牙医。」

忽悠

什么叫忽悠？最初的意思是飘忽不定，比如渔船在海浪上起伏和树叶在风中摇晃。然后成为了俗语，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流行。作为俗语的「忽悠」，来自于同样发音的「胡诱」，就是胡乱诱导的意思。就像流行病不断出现病毒变异，「忽悠」在此后的词汇生涯里变异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含义。夸夸其谈和哗众取宠叫忽悠，巧设陷阱和引人上当也叫忽悠。前者拥有了吹牛、鼓动和怂恿的意思，后者表达了胡说、谣传和欺骗的意思。还有戏谑和戏弄的意思，无中生有和投机取巧等等意思。

在今日中国，忽悠已是汉语中的词汇新贵，其江湖地位可与山寨相媲美。这两个都是词汇中的暴发户，不过它们的发迹史有所不同。山寨现象是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忽悠的风行源自于个人英雄主义，这个英雄就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笑星，来自东北的赵本山。赵本山在其著名的喜剧小品《卖拐》中隆重推出了「忽悠」一词，他声称：「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谑了，能把尖人忽悠嗫了，能把小两口过的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卖拐》的故事就是透过层层的忽悠，也就是设下一个接着一个的心理陷阱，将欺骗、鼓动、怂恿和胡说等等发挥的淋漓尽致，让一个双腿健康的人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瘸子了，从而花钱买下了一付价高质次的拐杖。

这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精彩喜剧小品，几年前在CCTV收视率最高的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忽悠」一词立刻风靡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中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吹牛、鼓动、怂恿、胡说、谣传、欺骗、戏谑、戏弄等等现象在忽悠的词义海洋里波澜壮阔起来；同时，社会中的不正经、恶作剧和开玩笑的情绪也在忽悠里大张旗鼓了。原来的贬义词投奔到忽悠门下后，纷纷获得了中性词的身份。

赵本山让中国的男女老少们张口闭口都是「忽悠」了。「忽悠」好似口水一样存在于人们的嘴里，又像唾沫一样从嘴里喷射出去。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等等都可以在忽悠里翩翩起舞。忽悠成为了一把词库的万能钥匙，在进入词库之时，可以将与此相关的词义之门一扇一扇地打开。当然，忽悠并不总是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时候。当有人回首往事之时，忽悠一词可以用来修正此前贬义的欺骗。我的母亲就是如此。

一九五0年代后期，毛泽东为了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将城市里的医生护士们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支医疗队，当时叫防疫大队，奔赴缺医少药和贫困的农村，免费为农民们治疗血吸虫病。

我父亲当时居住在美丽的杭州，他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我父亲一辈子只念了六年书，三年是私塾教育，另外三年是正规的大学教育，中间的课程是他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战争中缴获了一本字典，就在行军的途中，一边走路，一边记着生词。他所在的部队一路打到了中国南方的福建省，然后又返回浙江杭州，转业到地方的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男护士。他在那里认识了一名女护士，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教他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然后他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考上了浙江医科大学，是三年的大专学业。他在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不想继续在省防疫站工作，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上一名外科医生。可是他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工作，领导要他去防疫站，他只能去那里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父亲加入了防疫大队，迈出了成为外科医生的第一步。这个强烈的愿望使他不惜放弃在杭州的生活，他作为防疫大队的队长来到了嘉兴地区后，打算离开防疫大队，进入嘉兴的医院。可是嘉兴的领导却希望他去担任嘉兴地区卫生学校的教务长，我父亲拒绝了，来到更小的地方海盐县。海盐刚刚创办了县医院，没有一个外科医生，我的父亲终于如愿以偿。

我父亲在海盐的医院里尽显才华，他给很多血吸虫病的患者进行脾脏切除手术。这可是大手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都是腹部外科里的主任医生主刀，而且干得满头大汗，一次手术需要七、八个小时。我父亲在海盐的医院里每天切除四、五个患者的脾脏，熟能生巧之后，一次脾脏切除手术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左右。

那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仍然生活在杭州，我母亲在环境优美的浙江医院工作，而且她喜爱杭州，喜爱美丽的西湖，她不愿意离开杭州。

我父亲在每天切除了几个脾脏之后，就会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小办公室里，用处方纸给我母亲写信，他在信中把海盐描述的像是天堂一样。我没有读到过这些信，不过在我离开海盐到北京生活后，从父亲给我的来信里，我发现父亲的文笔不错。可能就是这不错的文笔，用描述杭州的笔调，描述了当时又破又小的海盐。父亲接连不断的花言巧语，让我母亲信以为真，以为海盐是一个缩小版的杭州，她决定放弃在杭州的生活，带着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这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中国社会里严酷的户籍制度，在过去那个时代里，让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只有死亡可以让这个人离开，就像是一枚铁钉被永久地钉在那里，直到生锈断裂后才会获准离开。我母亲放弃了她在杭州的户口，也将我和哥哥在杭州的户口放弃了，这在当时意味着我们永远失去了杭州。我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坐上前往海盐的长途汽车时，踏上的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那年我三岁，我相信母亲拉着我和哥哥的手，走出海盐的长途汽车站时，她内心的失落难以言传。她见到的真实的海盐，与我父亲信里描述的海盐毫不相干。后来，她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母亲有时候会说起我们在杭州时的生活片断，她都是带着怀念的情绪去说，说到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时，她的脸上就会出现幸福的神色。这时候，我就会沉浸到无限遐想之中，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的美好生活，早已被我的记忆抹去，却在母亲的讲述里被重新描绘出来，成为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

我母亲每次讲述结束后，就会忍不住抬起手，指着我父亲说：「是你把我们骗到海盐的。」

现在，我母亲重提旧事之后，不再说「骗」这个字了，她找到了一个更加准确的词汇。她说：「是你把我们忽悠到海盐的。」

忽悠一词就是这样，在中国迅速深入人心。如同山寨让模仿和盗版有了全新的含义，忽悠也给欺骗和谣传披上了合理的外衣。

去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十多天，一家地方报纸捅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报导开篇说：「北京的八月将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地方，不但全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聚集北京，全世界众多富豪也把来北京看奥运视为一种时尚，并早已订下了套票，这其中就有美国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不过，这位已将数百亿美元家产投入到慈善事业的软件巨人，这次不会在北京住酒店了，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离水立方不到一百八十米的空中四合院，推开四合院窗户向外眺望，晶蓝的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与雄浑的鸟巢（国家体育场）一览无遗……」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为了观看奥运会，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了一套空中四合院。报导忽悠道：「四合院分两层，面积大约七百多平方米。不过，就算你跟比尔·盖茨一样有钱，你也买不到，那里的四合院只租不卖，比尔·盖茨也只能年租而已，不过一年的租金，高达一亿元。『我们不租短期，租期至少是一年，而租费是一亿元。』销售部的易小姐向记者解释道。」

报导的方式是采访这家新开楼盘（房地产）的售楼小姐。售楼小姐喜气洋洋地介绍了比尔·盖茨出手如何阔绰以后，更多的篇幅是介绍了这家新开楼盘如何气派和高贵。报导称「整个建筑象征昂首飞翔的『白色巨龙』，气势恢弘，气韵生动，与龙脉相呼应。」报导还添加上神秘主义的一笔，据说是在「高人指点下」，这座建筑才「从平淡无奇的楼盘晋升为极有象征意义的顶级楼盘」。

报导继续忽悠：「据悉，目前已有不少豪富下了订单，『比尔·盖茨已经付了租金，但其他的人，我不方便透露姓名，现在已经有客户入住了。』异常谨慎的易小姐还无意中透露，四合院并没有全部租出。『四合院还有空位，如果想要租用，现在仍然还有机会。』当记者问她能否租到盖茨旁边的四合院时，易小姐回答：『有这个可能。不过如果想要租四合院，必须先将公司的情况传真过来，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核之后，才能到四合院进行参观，至于能否住到盖茨先生四合院的旁边，只有履行了第一步才能往下谈。』」

新闻一出，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立刻纷纷转载，我想起码超过一亿人知道了北京这家新开楼盘。然后消息传到了美国，比尔和默林达·盖茨基金会正式给中国的媒体写信，声明这个消息是假的。几天以后，微软中国公司的董事长张亚勤先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暗示，这条假新闻是房地产开发商利用奥运会和比尔·盖茨的炒作行为。

在几家媒体的追问下，房地产开发商声称这条新闻不是他们发布的，是媒体自己虚构出来的，而最初发表这条新闻的媒体则坚持说是采访了售楼小姐，才得到了这条新闻。房地产开发商和那家地方媒体还在互相推诿之时，已经没人关注谣传究竟出自哪方？尽管媒体还在继续报导这起名扬全国的忽悠事件，不过接下来却迷上了计算：比尔·盖茨如果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这个顶层四合院的话，每平方米的租金高达五十万元人民币。这是一个荒唐的数字，就是买下这个房子，每平方米五万元人民币也应该够了。计算的结果出来后，媒体纷纷感叹，将其推举为「二00八年最为顶级的忽悠」。今天中国的媒体上到处充斥着类似的假新闻，因为很少有人会去追究假新闻的法律责任。发布这样的假新闻属于欺骗行为，但是在中国，人们认为这只是忽悠而已。忽悠在这起事件上既有欺骗的含义，也有炒作的含义，并且还有一些娱乐性的意思，总之是不要去认真对待。

我倒是从这个事件中发现了忽悠里的杠杆作用，将北京奥运会和比尔·盖茨作为杠杆，将一个不为人知的楼盘一夜之间就忽悠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楼盘。

杠杆在经济学家这里，只是货币政策，只是收益和损失的风险控制。杠杆在资本市场上，只是支付少量的金额就可能完成大笔金额的交易。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四两拨千斤」，用古希腊阿基米得的话说：「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挪动！」

了不起的中国人将杠杆用到了日常生活的忽悠里，忽悠在今天的中国无处不在，这样的杠杆作用自然也是无处不在。

比如中国的出版商和作者，喜欢拿美国好莱坞作为杠杆来忽悠媒体和读者。几年前一部刚刚出版的中文小说，还没有翻译成英文出版，就在中国的媒体上广为忽悠：美国好莱坞要投资三亿美元将其拍摄成电影。就在我心里纳闷，没有听说好莱坞哪部电影的投资达到三亿美元时，忽悠的杠杆已经到达八亿美元了。几年前有两部小说在杠杆作用的忽悠下确实成为了畅销书，这两部小说都是声称好莱坞要投资八亿美元拍摄电影，另外声称三亿美元投资的小说没有畅销，我想可能是没有用好忽悠的杠杆，没有做到四两拨千斤，四两只是拨了四百斤。既然是忽悠了，就应该愈大愈好。中国人说，吹牛不用交税。反正不用交税，为何不将牛皮吹到最大？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流行过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揭示出了忽悠的本质，这句话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什么是忽悠的杠杆？我想，在中国人这里就是一句俗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再说一个将CCTV作为杠杆把自己忽悠成富豪的故事，这是一个民间企业家的发迹史。应该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进入网络时代，不过已经是一个充满了广告的国度。电视上和报纸里的广告已经是五花八门，广告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功能和多极化，进口广告、国产广告、高雅广告、低俗广告、暴力广告、情色广告等等应有尽有。城市夜晚的霓虹灯和高速公路两侧的广告牌发布的是正规企业的广告，同时不合法的地下企业则将小纸片的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人行天桥的台阶。我的感觉是广告铺天盖地，其壮观程度已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望尘莫及。

那时候最为昂贵的广告时段，来自CCTV每晚七点《新闻联播》前的五秒钟。CCTV刚刚开始用竞价拍卖的方式出售这五秒钟，属于最初的尝试和摸索阶段，对前来参加竞价的企业不做任何资质调查，即便是一个乞丐，换上一身西装后，也可以走进去以亿万富翁的笑容举手报价。某个企业一旦以最高的价格中标，立刻被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称之为「标王」，其「标王」的广告效应远远超过那个《新闻联播》前的五秒钟。

我说的这位民间企业家当时大概只有几十万人民币的资产，他觉得再这么小打小闹地做生意，就是把自己累死了，也最多只是一个百万富翁。他灵机一动，发现CCTV的五秒钟「标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他像其他中国草根企业家那样胆大妄为，只是在脑子里设想了某个产品，就独自一人来到北京。

他低调地走进了CCTV广告「标王」的竞拍会场，置身于身价亿万的民间企业家和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家之间，十分谦虚地坐在最后一排。竞拍开始后，他低垂着头瞇缝着眼睛像是在打瞌睡，只要听到还有企业在竞价，他就举一下右手，报出更高的价格。竞价愈来愈高，其他企业逐渐退出，他还在那里不断举起右手，一副无所谓的模样。最后他以八千万人民币的天价拿下了CCTV的广告「标王」。这个只有几十万资产的小财主，带着八千万人民币的「标王」，回到了他所在的小城市。他不慌不忙地找到了市委书记和市长，面带谦恭的微笑，对市委书记和市长说：「我把中央电视台八千万元的『标王』给全市人民捧回来了，可是我只有几十万资产，怎么办？你们要是支持我，我们这个小城市就出了一个全国著名的企业家；你们要是不支持我，我们这个小城市就出了一个全国最大的骗子。」

他临走时扔下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吧。」

当时中国的地方官员们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官员们都盼望着自己的管辖之地出现全国著名的企业家，可以作为自己升官时的政绩；如果出现了一个全国最大的骗子，就会直接影响当地官员的仕途。于是，市委书记和市长紧急召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让当地的商业银行给这位捧回「标王」的小财主两亿人民币的贷款。这是中国特色的贷款，那个时候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常常听命于地方政府。

就这样，这位小财主两次利用了忽悠的杠杆，先是CCTV广告「标王」的杠杆，其后是中国政府官员虚荣之心的杠杆，四两拨千斤地获得了两亿人民币。然后他继续忽悠，把自己忽悠成了全国著名的企业家。

忽悠的故事正在接踵而至，我继续讲述。先讲群众如何忽悠政府的两个故事，再讲政府如何忽悠群众的两个故事。

我已经在前面阐述了忽悠里的杠杆作用，对于中国社会里最为普通的群众来说，他们没有想成为权贵的野心，也不梦想自己会一夜暴富，他们知足常乐。所以当他们忽悠政府的时候，杠杆作用也就是四两拨千斤，小获成功就会满心欢喜。而且他们忽悠时，总是在自己身上寻找忽悠的杠杆。因为他们没有地位显赫的亲友，也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在生活里只有家庭和婚姻，所以就常常拿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作为忽悠的杠杆。我下面要讲述的群众忽悠政府的两个故事，都是利用自己的婚姻作为忽悠的杠杆。

大约在三年前，某城市教育局为了提高本地的教师质量，从而让本市的高中毕业生在全国的高考里更具竞争力，推出了一项举措，就是全市的中学教师都要参加教师资质考试。合格的可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不合格的被淘汰出局。与此同时，教育局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考虑到有些教师因为丧偶或者离婚后，单独一人带着孩子，既要忙于教学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生活十分艰辛，所以在推出这顶举措时另行规定：丧偶和离婚后带有孩子的教师免考。

自从我的儿子升入中学以后，我才体会到中国教育体制里考试的残酷性。我的儿子几乎每天都在应付考试，什么早读练习、统练、小考、月考，还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中国中学里的考试名目繁多，中学生从跨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被训练成一台台考试机器。可是这些每天都在训练学生如何考试的教师们，突然间自己也要面对考试了，个个惊慌起来，还没有跨进考场，我想这些教师们的双腿可能已经发软。

然后，这个规模不大的城市里的教师们开始了大规模的忽悠行动。丧偶和离婚后带有孩子的教师可以免除考试的规定，让这些教师们充分利用起自己婚姻的杠杆，来忽悠教育局的教师资质考试。他们纷纷去办理离婚手续，用假离婚来逃脱教师资质考试。等到考试结束以后，再去办理复婚手续。当地的市民看到这些教师们戏剧性的离婚和复婚，以此来忽悠政府时，发出了由衷的赞扬，他们互相说：「这就是群众的智慧。」

无论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学校里，这些教师们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打听对方离婚了没有？于是，这座小城市流行起了这样的见面问候语：「你离婚了吗？」

最终参加教师资质考试的不足百分之三十，而且这里面大多是未婚的教师，或者是已婚后还没有孩子的教师，当然也有一些自信能够通过考试的教师。考试结束以后，大规模的复婚行动开始了，教师们每天的见面问候语也改成了：「你复婚了吗？」

另外一个群众利用婚姻杠杆来忽悠政府的故事发生在农村，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里屡见不鲜的事例。

中国长期以来有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一九八0年代起，中国的城市迅速扩张以后，城市周边大量的农村土地被政府征用，农民的户口从农业转成非农业，中国简称为「农转非」。农民们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他们几代居住的房屋。作为赔偿农民的原有住房被拆除的损失，政府将农民们迁往城里新建的楼房里居住。

每一位迁往城市居住的农民应该获得多少面积的赔偿，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过程。与农民原来的住房面积有关，也与家庭人口的多少有关，最重要的是和婚姻有关。于是，结婚和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成为了很多农民忽悠政府的杠杆。

几年前，中国西南地区某镇农民们的土地被征用以后，为了农转非的分房，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多的赔偿，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故意假离婚，然后再找其他人假结婚。这样短时间里的大规模假离婚和假结婚，让盖章的部门应接不暇。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几个月里受理的离婚和结婚案子，比几年里受理的还要多。

在这次群众运动似的婚姻忽悠里，奇闻怪事层出不穷。一位老太太已经老得不能走路了，突然交上了忽悠桃花运，在几个月内，被三个不同的年轻男子背到了办事处，领了三次结婚证。老太太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拥有了三次不同的婚姻，而且三个年轻的丈夫看上去都不错。

有一个男人假离婚后，不愿再和前妻复婚。先是寻找理由搪塞，不肯去办理复婚手续；然后用上了拖延战术，可是前妻意志坚定，一定要和他复婚。他只好吐露真话：「我早就想和你离婚了，这次终于有个好机会忽悠你离婚了。」

一位老爷爷也在忽悠里交上了挑花运，他和一位年轻姑娘假结婚。然后，他死活不肯离婚了。不管年轻姑娘如何哭泣哀求，甚至愿意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老爷爷都是无动于衷。亲友们纷纷前去充当说客，对他说：「这本来是假的，你怎么可以当真的呢？」这位老爷爷十分真诚地说：「我对她是一见钟情啊！」群众忽悠政府的时候，政府也在忽悠群众。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从计划经济里蜕变出了市场经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起了一系列的拍卖活动。比如将道路、桥梁、广场，以及住宅区和高层建筑有偿命名，进行公开拍卖，出钱最多的企业可以冠名。二00六年，某城市决定拍卖市区地名，市政府正式发出公文，没想到立刻招来群众的一片骂声，有群众说：「如果把地名卖了，以后大家还记得路吗？」还有的群众讽刺道：「我们家会不会变成『妇炎洁』小区？今后给朋友的信上是不是要写上『脑白金』路？」妇炎洁是消毒杀菌药水，专用于清洗女性阴道；脑白金是口服药，据说是可以治疗失眠。最具有荒诞色彩的是有群众建议，干脆把城市的名字也卖了，最好卖给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以后就叫「可口可乐市」。

政府官员出来解释：「地名有偿使用只是政府的一个想法和提议，目前，并没有真的开始实施。至于目前市民们存在的种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即便将来正式实施有偿命名，也会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让企业命名。」

这起地名拍卖事件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后来没有了结果。不过地方官员们谈及此事时，都是振振有词，声称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应该进行市场化运作。这些年来，「市场化运作」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官员们的口头禅，有时候也成为了地方政府忽悠群众的杠杆。

下面我要说的两个匪夷所思的故事，都是地方政府以「市场化运作」作为杠杆来忽悠群众的。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西南某城市，该市城管局可能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流动摊贩，从而让政府收取更多的管理费用。城管局发布公告，向摊贩们拍卖人行道的经营权。人行道是专供人们行走的道路，如果拍卖给了摊贩，摊贩们的货物占据了人行道以后，难道要让行人走入车道？让行人在快速行驶的车辆之间快速奔跑？我读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目瞪口呆，我向一位政府官员讲述此事，可是这位官员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是过度反应，他丝毫不觉得这事的荒唐，他说：「很多地方的城管局都在拍卖人行道。」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华中某城市，市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吉祥号门牌号码可以花钱买。中国人十分迷信数字中的「6」和「8」，认为「6」代表着一切顺利，「8」代表着发财致富。于是有人花钱卖下了「6」、「66」、「666」、「6666」和「8」、「88」、「888」、「8888」这样的门牌号码，然后部分城区街道的门牌编号一片混乱，不再是正常顺序的编号。可以设想一下，当我们步入一条门牌号码混乱的街道时，如果左边是单号，右边是双号的话，那么在左边的3号和7号之间不是5号了，而是一个8888的巨大号码；同样的道理，当右边的门牌来到792号和796号之间时，出现的也不会是794号，很可能是一个6的小数字号码。如果行走在这样的一条街道里，我将会啼笑皆非。

人行道的拍卖和吉祥号的门牌号码可以花钱买，让这两个城市的群众议论纷纷骂声一片，可是地方官员却是大言不惭地忽悠道：「这是市场化运作。」

我们仿佛是在阅读一篇荒诞小说，在一个名叫「可口可乐」的城市里，没有人行道，因为人行道被摊贩的小铺子占领了，人们身手敏捷地穿梭在急驶的车辆缝隙里，个个都像中国功夫电影里的人物。街道、桥梁、广场和住宅区的名字稀奇古怪，比如「黑妹牙膏街」、「第六感避孕套桥」、「三鹿奶粉广场」、「AB内衣小区」等等。这座城市的地名云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众多品牌，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出行的、做爱的和生育的……应有尽有。街道的门牌号码是混乱的，没有顺序，进入某个街道就像是进入了某个迷宫，你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你想找的人。这时候，荒诞小说散发出了神秘主义的气息。我想，卡夫卡和博尔赫斯（阿根廷作家）也许十分乐意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我又想，也许以后我会写出一篇这样的小说。书名可能是：忽悠之城。

有关忽悠的故事可以在此连篇累牍。因为忽悠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有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人们会说「到中国来忽悠了」；如果中国领导人出访外国，人们会说「到外国去忽悠了」。一位商人去洽谈生意，他会说「去忽悠」；一位学者去演讲，他也会说「去忽悠」。人际交往可以叫忽悠，「我把他忽悠成朋友了」；谈情说爱也可以叫忽悠，「我把她忽悠得爱上我了」……就是「忽悠」之父的赵本山，也被忽悠了一把。两年前，一条短信在中国上亿的手机里出现：「你那边有没有电视啊？现在快点看CCTV-1台，赵本山被炸死了，警察封锁了东北，十九人死亡，十一人失踪，一人被忽悠！」所谓的「一人被忽悠」，就是正在收看短信的这个人。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出差在外。晚上入睡之前，这位朋友向我要了两片安眠药，他说自己不会吃下这两片安眠药，而是将它们放在床头柜上，可以起到精神上的安定作用。说完，他笑着补充道：「可以把自己忽悠睡着了。」

忽悠还可以重新定义文学作品，唐朝诗人李白形容瀑布的著名诗句「白发三千丈」，曾经是中国文学史上表达想象力的典范，如今人们的评价是：「李白真能忽悠。」

忽悠似乎成为了某种时尚元素。这两年，中国一些城市的中小学生之间竟然流行起了购买忽悠证，尺寸大小和驾驶证一样。在城市的街边和人行天桥上，摊贩们嗓音响亮地叫卖道：「忽悠证！一元一本忽悠证！一本忽悠证在手，忽悠天下无敌手。」打开忽悠证，上面印着：「兹证明某某同志具有独特的忽悠手法、丰富的忽悠经验、高明的忽悠手段，让人防不胜防，特发此证。」发证机构为：「全国忽悠委员会办公室」。与中国其他类型的证件一样，忽悠证上面也是像模像样地盖着一枚圆形公章。中小学生购买忽悠证以后，互相见面时，从口袋里掏出忽悠证亮一下，像是好莱坞电影里FBI亮出特工证一样，中小学生们觉得很帅，很刺激。

忽悠一词的迅速风靡起来，与山寨类似，同样显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混乱，也是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片面发展之后引发的后遗症之一，而且忽悠现象在其社会生活方面的广泛性更甚于山寨现象。当忽悠大行其道之时，我们也就生活在一个不认真的社会里，或者说生活在一个不讲原则的社会里。

我的担心是，当忽悠堂而皇之地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之时，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忽悠的受害者。我的意思是说，忽悠者最终很可能忽悠了自己。用中国的俗话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想去忽悠别人，到头来却是忽悠了自己。我当然也不会例外，回首自己的忽悠往事，我发现这样的经历为数不少。在此举出一例。

我记忆里最初的忽悠对象是我的父亲。当父亲要我去做什么事，我又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或者我做错了什么，父亲准备惩罚我的时候，我常常利用假装生病的杠杆。这在过去叫欺骗，现在应该叫忽悠了。

我想，欺骗或者说是忽悠父母，可能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我最早的装病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只记得是为了逃脱父亲对我的惩罚。我假装发烧了，摇摇晃晃地走向发怒的父亲，去忽悠父亲。

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第一个反应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就是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我不仅逃脱不了前面的惩罚，还将面对新的惩罚。

幸运的是我的忽悠竟然蒙混过关。当我父亲洞察秋毫的手意识到我根本没有发烧时，他没有想到我是在忽悠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哪怕是晒晒太阳也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中的惩罚，突然给予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裁决。我立刻逃出家门，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于是，我有关疾病的表演深入到了身体内部，在那么一、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假装肚子疼，确实起到了作用。由于我小时候对食物过于挑剔，所以我经常便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的肚子疼找到了借口。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意识到父亲的脸正在沉下来的时候，我的肚子就会疼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体会到自己是在装疼，后来竟然变成了条件反射，只要父亲一生气，我的肚子立刻会疼，连我自己都分不清疼痛是真是假。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反应，那时候我父亲的生气总会一下子转移到我对食物的选择上来，警告我如果继续这样什么都不爱吃的话，我面临的不仅仅是便秘了，就是身体和大脑的成长都会深受其害。又是对我身体的关心使他忘记了应该对我做出的惩罚，尽管他显得更加气愤，可是这类气愤由于性质的改变，我能够十分轻松地去承受。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而装病了。有一次我弄巧成拙，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那里，那里就会发出疼痛，好像是父亲喊叫我的名字，我就会答应一样。

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父亲把我背在身上，走出了家门。我懵懵懂懂地趴在父亲的背上，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直到父亲背着我走进医院的手术室，我才预感到大事不妙了。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的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父亲把我放在了手术台上，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

父亲把我摁在了手术台上，两个护士用手术台上的皮带将我的手脚绑住。我这时候拼命挣扎起来，大声喊叫：「我现在不疼啦！」

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我继续喊叫：「我要回家！让我回家！」

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我就在这个口子里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声，表明我拒绝手术的决心。我的手脚被绑住了，只好扭动身体来加强自己的反抗。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她让我不要喊叫；她警告我，如果我继续喊叫，我可能会噎死的。我吓了一跳，不明白为什么喊叫会噎死？就在我停止喊叫，思考这个复杂的问题时，发苦的麻醉粉末倒进了我的嘴里，没过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立刻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然后我看到父母站在床前，他们因为我哥哥刚才的喊叫而笑了起来。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时，我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

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当时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应该切掉。」

我关心自己的阑尾当时是不是真的发炎了？父亲用模棱两可的语气回答：「好像有一点红肿。」

我心想「好像有一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这「好像有一点红肿」就是不吃药也没有关系，可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好像有一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

我曾经相信父亲的话，不过现在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了，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我本来是想忽悠父亲，结果却是忽悠自己去挨了一刀。

后记

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成为了一名牙医。由于我是医院里最年轻的，除了拔牙，还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就是每年的夏天戴着草帽背着药箱，游走在小镇的工厂和幼儿园之间，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

我需要解释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可是仍然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免费给人民接种疫苗和打防疫针。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当时还没有一次性的针头和针筒，由于物质上的贫乏，针头和针筒只能反复使用，消毒也是极其简陋，将用过的针头和针筒清洗干净后，分别用纱布包好，放进几个铝制饭盒，再放进一口大锅，里面灌上水，放在煤球炉的炉火上面，像是蒸馒头似的蒸上两个小时。

因为针头反复使用，差不多每个针头上都有倒勾，打防疫针时扎进胳膊，拔出来时就会勾出一小粒肉来。我第一天做这样的工作，先去了工厂，工人们卷起袖管排好队，挨个上来伸出胳膊让我扎针，又挨个被针头勾出一小血的肉。工人们可以忍受疼痛，他们咬紧牙关，最多也就是呻吟两声。我没有在意他们的疼痛，心想所有的针头都是有倒勾的，而且这些倒勾以前就有了，工人们每年都要接受有倒勾的防疫针，应该习惯了。可是第二天到了幼儿园，给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们打防疫针时，情景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哭成一片，由于皮肉的娇嫩，勾出来的肉粒也比工人的肉粒大，出血也多。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所有的孩子都是放声大哭，而且还没有打防疫针孩子的哭声，比打了防疫针孩子的哭声还要响亮。我当时的感受是：孩子们眼睛见到的疼痛更甚于自身经历的疼痛，这是因为对疼痛的恐惧比疼痛还要可怕。

我震惊了，而且手足无措。那天回到医院以后，我没有马上清洗和消毒，找来一块磨刀石，将所有针头上的倒勾都磨平又磨尖后，再清洗和消毒。这些旧针头使用了多年，已经金属疲劳，磨平后用上两三次又出现倒勾了，于是磨平针头上的倒勾成为了我经常性的工作，我在此后的日子里看着这些针头的长度逐渐变短。那个夏天我都是在天黑后才下班回家，因为长时间水的浸泡和在磨刀石上面的磨擦，我的手指泛白起泡。

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我回首此事，心里就会十分内疚，孩子们哭成一片的疼痛，才让我意识到工人们的疼痛。为什么我不能在孩子们的哭声之前就感受到工人们的疼痛呢？如果我在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之前，先将有倒勾的针头扎进自己的胳膊，再勾出自己带血的肉粒，那么我就会在孩子们疼痛的哭声之前，在工人们疼痛的呻吟之前，就感受到了什么是疼痛。

这样的感受刻骨铭心，而且在我多年来的写作中如影随行。当他人的疼痛成为我自己的疼痛，我就会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写作。我心想，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

Table Of Contents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说明

- 前言

- 人民

- 领袖

- 阅读

- 写作

- 鲁迅

- 差距

- 革命

- 草根

- 山寨

- 忽悠

- 后记

目录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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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领袖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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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差距

革命

草根

山寨

忽悠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