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徐中约教授所著的《中国近代史》（英文版）于1970年问世，次年获得美国加州颁发的"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ce），以表扬徐教授的学术成就。】

中国近代史为一门基础的大学课程，而在港台两地以中文为主要媒介的社会里，中国近代史以中文讲授，课本以中文书写而成，理所至明。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因为中国政治动荡，以中文撰写一册公正不阿的近代史著述实在困难。恰巧五十年代以来，受过正规的历史学训练、通晓多国预演的华裔学者的作品陆续涌现，但因专业需要及市场考虑，其中大多以英语成书，《中国近代史》就是这样译本作品。其实，近年来不少这类作品在大陆及台湾相继出版汉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若能摒弃文字之异，珍域之见，将来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可以预见。

本书的长处详见书后，在此不在赘述。本书按年份分为上下两册编排，上册从1600年其以迄1923年，下册则始自1911年而终于1998年。中国近、现代史分期在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以上的分册方法一方面可以避开争议，而另方面在教学课程的安排上又比较有弹性。

原书序言、第一至十一章及第二十二至三十九章由计秋枫博士译，第十二至二十一章由朱庆葆博士译，第四十至四十二章有郑会欣博士译，全书由茅家琦和钱乘旦两位教授审校。原稿最后上呈徐中约教授过目。本书稿翻译过程当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梁元生、邓义章及张学明三位教授，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而当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郭少棠教授更执笔写序推介本书。对于以上各人的帮忙，本社深表谢意。

翻译及编辑超过一千页的专着，实非易事，除语言习尚之外，人名、地方、机构名称的互译，重新检索引文以还原本来面目等等，不一而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若能发现，烦请转告，以祈再版时更正，幸甚。

中文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

2002年 3月

郭 序

十九、二十世纪见证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巨变。历史大流，变幻莫测，惊涛拍岸，叫人寒心。中华民族猛然醒觉，愤而寻找重生的道途。

文明起落，文明兴废，民族强弱，只有源由。文明的接触，文化的冲突，以至民族角力的成败得失，更视乎他们的精神和生命力。过去二三百年西方文化影响整个世界，替世界历史定位。这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的诠释，多少操控在西方领域之内，所谓汉学研究的源起，实际也脱离不了西力东渐的大潮流。

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以英文作为媒介，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1970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在英语世界出线这本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全面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和吸收不同语言研究结果，以跨学科的方法撰写的近代中国历史，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它汉学史者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

The Rise of China 初版在1970年问世，次年获得美国加州之[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ce)。此后每五、六年有一新版，2000年第六版完成。自1976年起，此书的国际版开始广泛地在东南亚洲流行，成为一本研究近代中国必读的史书。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五百周年（1478～1978）发表之文告，列举数十名著，徐著为其中之一。

1998年徐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担任[伟伦访问教授]，期间开始构思把这本英文巨著译成中文，使华文世界读者亲啖书中的见解。笔者七十年代中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已开始拜读徐教授的学术著作，包括翻译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9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1871～1881年的中俄外交研究》（牛津，1965），徐教授任教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在1971年，由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笔者在柏克莱分校早已仰慕徐教授的学术成就，深知华人学者在美国学术界突出不易，而徐教授获此殊荣，实是华人人文学者在史学届突围而出的盛举。

今年，徐教授访问本校期间商议出版的The Raise of China中译本成功问世，华语世界终于可以拜读这本影响欧美史学界多年的开山之作，可算是新纪元华文史学界的一件盛事。

郭少棠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兼文学院院长

2001年2月

原著者中文版序

纵观四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最大特征即为中西文化之冲击、适应、及和平共存。在此过程中，一个古老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中国。

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顷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 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经百余年之努力，今日中国已成世界大国之一。

汉唐元清盛世，国人向以为荣，但该时之天下，只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而已！二十一世纪之中国，具有庞大潜力，足以推进中国更上层楼，今日中国以科学和教育改革提升人名素质，并同时推动工业、科技、及资讯等三方面革命，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此三大革命大致可望完成，届时中国亦可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近代史错综复杂，著者学浅，失误之处必多，尚希读者不吝指正。

徐中约

美国加州大学

2001年1月15日

第六版序

（英文版）

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

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

——拿破仑

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西方已经将这个新的世界强行推倒了中国的面前。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如同一对孪生恶魔，给它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中国为了克服这对孪生恶魔，推动社会进步，历经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1989年的百日维新、1912年的共和革命、1919年的思想革命、1928～1948年间国民党的建国运动和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等阶段。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它们加到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复兴在今天是有目共睹的。在步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盘的凤凰，处在一种自乾隆朝（1735～1795）末期以来最良好的国际地位。1998年6月17日，美国的三位前总统和二十四位前高级官员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称：[中国注定要在二十一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 中国在新的世界纪中如何行动，将对全世界产生关键性影响。正如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制约了此前的半个世纪一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制约未来的半个世纪。

在古代，中华文明有辉煌灿烂的成就，而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文明则在西方繁荣发展。这两个文明各自处在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相互间知之甚少。的确，东方和西方迥然不同，两者没有碰撞。今天，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一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将立即影响到其它国家。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碰撞。通过影响，融合和适应，这种碰撞既可以使原有文化扭曲变形，也可以使原有文化得到充实提高。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贤明的治国之道。

在准备本版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研究助理费尔茨（Edward C．Fields）的帮助，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得到了我的研究助理费尔茨（Edward C．Fields）的帮助，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对他致以深深的谢意。

徐中约

加州，圣巴巴拉

第一版序

(英文版)

这部通史主要表达本人以中国人的身分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同时也汲取了过去三十年裹西方和日本的丰硕学术成果。我们在此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代，当中，内外因素相互交织，将一个儒家普世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性质的转变非常艰难、缓慢，有时还痛苦万分；对这个过程作内在的考察，将有助于理解当今中国的行为举措。

本书体现了本人长期研习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心得。本人在哈佛大学研习历史时得益于许多位教授的教诲，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是：费正清、杨联升、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兰格 (William L. Langer)和叶理绥(Serge Elisseeff)诸公。本人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所提供的四年奖学金，使本人得以在令人鼓舞的环境中进行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本人还要感谢无数位作者，他们的著作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本人撰写本书。要在这里一一枚举他们是不可能的，但本人想提几个对本书帮助最大的学者和研究中心。萧一山的巨著(清代通史)在1927～1928年首版时是两卷本，1963年扩展成了五卷本，该书真是一座数据宝库，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费正清的著作是整整一代学者的灵感之源，而且，在他多闻博识的指导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了几十种专著，大大地提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东京东洋文库和中国大陆历史学会出版的一系列著作，都在各个不同的方面有所帮助。本人要特别感谢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邓嗣禹博上，他对本书文稿的真知灼见，令本人得以作了许多更正和改善。本人也要感谢过去十年裹的许多学生，他们的启发性提问使本人不断注意到他们的需要，并时常开拓了新的探讨空间。还要感谢克拉德尼克夫人(Alice Kladnik)为本书手稿打字；李恩涵先生则为本书准备了索引。最后，本人要特别感谢内子杜乐思 (Dolores)博士，要不是她不断的鼓励、精神上的支持和挚爱的陪伴，本书将不可能完成。

尽管本人得到了所有这些帮助和启发，本书的任何错误都只因由本人一人来承担，在将书稿付印之际，本人企盼本书能推动其它学者做出更有价值的贡献，诚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抛砖引玉]。

徐中约

加州，圣巴巴拉

1970年元旦

历代纪元表

清朝(公元1644～1911年)

顺治(公元1644～1661年)

康熙(公元1662～1722年）

雍正(公元1723～1735年）

乾隆(公元1736～1795年)

嘉庆(公元1796～1820年)

道光(公元1821～1850年）

咸丰(公元1851～1861年)

同治(公元1862～1874年)

光绪(公元1875～1908年)

宣统(公元1909～1911年)

中华民国(公元191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1949～ )

货币及度量衡折算表

货币 (公元1600～1814年)

1两＝1中国安士或1.208英国安士纯正白银＝1／3英镑=6先令8便士

＝1.63美元

＝1.57西班牙元

(1894年1两跌至3先令2便士，1904年跌至2先令1O使上)1英磅=3两=4西班牙元

1西班牙元=0．72两 或5先令

重量

1石=100／斤

=133又1／3磅

=60．453千克

1斤=16两

=1又1／3磅

=604．53克

1两=1又1／3安士

=37．783克

16.8担=1长吨

16.54担=1公吨

长度

1里=1／3英里=1／2千米

1尺=1肘尺=14.1英寸

1亩=1／6英亩

15亩=1公顷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概念

拥有近四千年文献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代以前，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地自行发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孤立于其它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出现了。在公元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和使节开始经新航路抵达中国的华南地区，商人和传教士也接踵而至。此后不久，俄罗斯人 也在十七世纪中叶跨越西伯利亚到达满洲边境。这些事件对中国来说不啻是划时代性的，因为它们打开了中国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交往虽然在一开始时并不显著，而且步履维艰，但在十九世纪却发展成为一股引发中国与西方之间直接碰撞的力量。此外，从中国内部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人的来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它与满族的崛起和满清异族王朝的建立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这些重大的内外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邃的影响，使随后的历史具有与以往时期迥然相异的特征。

首先，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结束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使它越来越多地介入世界事务，乃至于到今天，在中国或西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实时产生相互的影响。其次，外来因素与中国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倾向诸方面的重大变化。因此,『变化』便成为这段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使这一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第三，异已因素，即来自外部的西方人和来自内部的满洲人强行介入汉族人的生活，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民族或种族意识(nationalistic-racial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由于这段时期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区别非常巨大，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尽管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会合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开始，但其作用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显现出来。其时西方的强烈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学者对于把十六世纪还是十九世纪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这个问题上颇有分歧。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把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的中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此后的中国历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 (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代开端此一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明 (1368-1643年) 清 (1644-1911年)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因为，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的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起自于1600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十九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人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小撮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种模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个学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而且，鉴于西方和俄罗斯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罗斯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

确实，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和俄罗斯人的来临，为十九世纪西方的强烈活动铺平了道路。基于这些理由，后一种学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论据。

然而，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衷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十九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

因此，对1600年到1800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了必须的背景资料。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思想状况，本质上仍然与过去二千年的情形颇为相同。其政体是一个由皇室统治的王朝；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士绅阶层为核心；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状况，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评判十九世纪中国在应付强烈的西方活动时所采取的行为举措了。这种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为什么到十六世纪才开始，而西方的影响又为什么到十九世纪才得以加强？解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在十九世纪之前的二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向西发展到罗马，随后又散布到整个西欧并传入美洲；而中华文明则孕育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长江流域，随后并传播到中国的其它地区。因此，这两个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来越远。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会合。

固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两个文明之间曾有过一些时断时续的交往。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后220年)与其同时代欧洲的罗马帝国都已相互有所闻。中国人尊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公元73年到102年间，活跃于中亚地区的中国名将班超甚至派遣了二位使节 去寻找罗马帝国，此人到达了波斯湾。其它一些交往包括：中国的丝绸输入了罗马，而在公元120年和公元166年罗马的杂耍艺人和商人则到达了中国。在唐代(618-907年)，景教和伊斯兰教传人了中国；而且，在唐、宋(960-1279年)时期，阿拉伯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十分活跃。在元代(1280-1367年)，威尼斯商人马菲奥?波罗(Maffio Polo)和尼科罗?波罗(Niccolo Polo)以及后者著名的儿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还有许多方济各会(Franciscan)传教士，都曾到过中国。在明代(1368-1643年)，由郑和率领的远洋航海壮举，到达非洲东岸；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在十五世纪中传到了欧洲。可见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的许多世纪中，中国和西方之间已存在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但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还有待于其中的一个能够作出到达彼方的持续推进。

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已充分具备了前往东方的地理知识和造船技术。葡萄牙人的航海远征，把一些探险家和殖民帝国的创建者带到了亚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尾随而至，带来了西方世界的科学知识。东西方之间一种超出偶尔接触的经常性交往开始了，但这种交往仍然没有盛行到足以使这两个文明面对面地接触。欧洲还得等到工业革命以后才获得足够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续地到达中国的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这场推进中遥遥领先，这并非偶然。很明显，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交会不可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而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

『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形态的主要动力。在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在清代，朝廷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其自身的权力。为了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清廷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和社会制度，采纳理学为官方哲学，并吸纳汉人加入官僚机构，以一种二元首长体制(dyarchy)的形式与满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兴文字狱，惩罚讥讽异族统治的人；设立宗人府，监督满族显贵的出身、受业和婚姻；禁止满汉通婚，并严禁汉人迁居满洲，通过这些措施，努力维护满族的种族特性。为适应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设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来管辖有关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务；1729年设立军机处，使决策过程集中化；1861年更设立总理衙门来掌管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为镇压叛乱并扩展疆土，清廷向遥远的边疆发动了多次军事征讨，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有许多洋人受聘担任政府官职，从而使满——汉二元体制扩展为一种『满—汉—夷』的混合体制(synarchy)。 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许多政策措施，都旨在确保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它们强烈影响并引导1644-1911年间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在满清王朝覆灭后，民国政府最关注的是对内统一国家、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到了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执政时期，我们则看到了一种企求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实行工业化和争取大国地位的强烈动力。当朝政府的这些重要政策，在引导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方面，显然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而应当受到历史学家们的持续关注。

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那些更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它们也是一种决定中国形态的动力。确实，在清朝这样一种不允许有任何合法反对派政治团体存在的专制制度中，秘密活动不时地对历史的开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有许多汉人加入了满清政府或默认了清廷的统治，但有很多人却仍然保持着沉默的抵制。清廷乃是一个异族王朝的铁定事实，持续地激发了汉人以秘密会社活动、民族或种族起义，以及革命等方式进行反抗。最初，反清情绪伴随着一种恢复前明王朝的渴望——如各南明小朝廷的抗清运动、郑成功及儿子在台湾的抵抗和三藩之乱都表明了这一点。当这些运动相继失败后，『反清复明』的思想暗暗地在诸如天地会和白莲教等秘密会社中间得到流传滋长，并伺机而动。当乾隆朝(1736-1795年)末期中央政府的警惕松懈之际，1796年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并持续到1804年，这决非偶然的巧合。

在白莲教起义平息后，民族或种族反抗再次归于沉寂，一直到1850-1864年太平天国时期才又一次复兴。不过太平军只保存了上述口号中的『反清』部分，却抛弃了恢复明朝的思想，因为他们要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民族或种族革命再度转为秘密会社的活动，并激发了孙中山等一批后来革命家的斗志。到孙中山一辈投身革命之时，革命抱负已大大扩展，包括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复仇意识。随着1912年满清王朝的垮台，原初的『反清』目标已达到了，于是民族主义革命转向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欧洲殖民列强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半期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五十年代后期起则是俄国——应予注意的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样强烈地憎恨俄国。

由此看到，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现到表面，时而转入地卜。这种动力经久持续，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带点夸张地评价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被视为一部民族主义革命的历史。

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讽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它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但在与中国的直接对抗时，却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它加速了旧秩序的瓦解，却没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在旧秩序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重负，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著名政治家李鸿章称这种努力为『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择，那就是：为了使中国得以继续存在，并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旧中国的多少成分应予抛弃，近代西方的多少东西应予采纳。

对一种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场极其艰难的观念之争，需要排除那种过度的自尊意识和对外来事物的藐视之情，抛开那种认为富庶的中华上国毋需借鉴化外蛮夷、也毋需与彼等结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过，在1860年中国再度战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一些较具的瞻的清廷大员 意识到西方的挑战乃无可逃避之事实，中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有所改变。他们引用著名学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六十年代初发起了一场所谓的『自强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设立了同文馆，并按照西洋模式设置了一些由军工产业支撑的军械所和造船厂。这场持续了约三十五年的运动，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尝试；它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却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这个时期中较进步的中国人也确信，除了坚船利器之外，中国从西方没有多少东西可学。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证明了自强运动有不足之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意识到这场运动的局限性，认为必须扩大现代化的纲领，把政治改革也包括进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启超，鼓动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实行维新变法。然而，即使在后期阶段，维新分子也并不倡导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种融中西诸因素于一体的混合政体。这场运动的精神是著名的学者型官僚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改革方案的结果，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但却突然地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孙中山发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是一位受西方教育的医生，他认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来医治中国的病痛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通过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他接过了民族或种族革命的火炬，倡导推翻满清统治。他在社会的边缘区域开展活动，赢得了秘密会社、下层阶级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拥护，他们普遍地追随着康有为和梁启超。在1900年那场令朝廷丢尽脸面的义和团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也加入了孙中山的事业，孙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种犯上作乱者一变而为爱国志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二年，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由帝王统治的王朝。

尽管中国告别了过时的政治体制，往昔的阴影却继续沉重地支配着社会习俗和思想生活。政府改头换面了，但它的精神实质还与过去一样；贪污腐败、军阀割据、恢复帝制的妄想和混乱失控的情况比比皆是。民国的创立并未带来人们期望的和平与秩序，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相信，如果不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变革，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府和进步的社会。那些在日本，欧洲或美国留学的人——如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等——在二十世纪初期回国后，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和一场思想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形成了顶峰。这个时期的精神风尚是反对传统主义和儒家思想，倡导完全西化、『科学』和『民主』。在这个意识形态沸沸扬扬的时期，涌现出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杜威的那套信奉以渐进手段进行社会改良的实用主义哲学，由他的弟子胡适介绍过来；而崇尚革命手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大力宣传。

从十九世纪初对西方的轻蔑排斥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西方的崇拜，中国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学家用以下的话，总结了这个变化的顺序：『首先是影响器物的技术；而后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原理；最后则是触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观念。同治朝的自强运动、1898年的维新变法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各自标志了这三个阶段的思潮要点。』 有人将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看作第四个阶段——『现代』中国，但是一般都不把这个时期与『近代』中国割裂开来。

现代中国的主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创建于1921年，正值围绕五四运动展开的那场思想革命之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1923年开始与国民党合作。孙中山受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强烈影响，期望苏联帮助他重组政党和军队，也迫切要求与苏联和中共合作。然而，1925年他的逝世注定了国共联盟的不幸结局，至1927年两党便发生了公开的分裂。随着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国民党的军事统帅蒋介石便崛起成为新的铁腕人物。

国共分裂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实际上独立于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蒋介石对朱毛部属展开了五次围剿，1934年后期将其逐出中国东南地区。中共军队进行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 (实为6,000英里，合9,000公里或18,000里)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在那里再次站稳了脚跟。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之际，中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国共两党又组成了联合阵线，但他们彼此并不信任。1945年抗日战争一结束，内战便很快爆发了。国民党被长期的对外战争拖得筋疲力尽，又受到通货膨胀失控之威胁，且背着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古老难题和沉重包袱，还备受党内派系倾轧的困扰，因此，尽管国民党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并有美援作支撑，却还是丢失了大陆，撤至台湾。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上粗略的概述展现了近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几个重要的阶段：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到1898-1912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间的思想革命，最后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虽然历史很少以单向线条的形式发展，但总的发展模式和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却是可以在构建概念框架时充当有用的路标。

与上述重大的政治变化同时进行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自强运动期间，近代工业和企业发展起来，而外国人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在条约口岸开办制造业、航运业、银行业和贸易商号。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动并行不悖的状态，造就了一种混合经济，含有一种半殖民主义的气息，这种气息是近一个世纪里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从社会方面来看，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的士绅阶层开始黯然失色。传统社会结构的四个层次——士、农、工、商——也随着两类人的兴起而瓦解了。这两类人是买办和军阀，他们代表着新的财富和新的权力。此外，个人主义、自由和男女平等等西方观念的传人，也侵蚀了儒家『三纲』和『五常』的家族忠孝观念。 当个人起来坚持自己作为国家的成员而非作为家族的成员之地位时，宗族社会便瓦解了。社会变革的节奏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大大加快了，而所有变革中最激烈的变化，也许是农民从一种惰性的实体转化为一种积极型的国家成员。近代中国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陆离的纷繁景象，以致我觉得：诸如外来帝国主义、西方影响或资本主义及封建剥削等局限性的理论，都无法对之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中国仅仅是『作回应』的思想陷阱。

新的综合思考

我提议在开始研究近代中国时，应对1600-1800年间『传统的』国家和社会作一考察，这一考察是探讨上述几个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前提。这一方法明显不同于以往人们已尝试过的几种途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开拓性的西方学者，偏重于就中国的对外关系作一般性著述，而且他们几乎纯粹依据西方资料，完全忽略或是轻描淡写地对待中国的内部状况。在他们之后的一代学者，则将着重点从通史性论著转向了专题性研究，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当作一个考察的主题。这段时期的著述，力图从中国一方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并在参考西方资料的同时，大量运用中文资料。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近代中国的知识。最近，一些人又尝试着探究独立于西方影响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之基本因素，或是从内部环境的角度来考查中国的变化，所有这些研究都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

大陆的中共史学家也一直以巨大的热情从事近代中国的研究，这显然是响应毛泽东关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给予特别重视的号召。他们从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性质转变的立场来进行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分期问题上，虽然还未达成任何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在大多数大陆学者中间似乎已取得了某些暂时的共识：(1)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农民起义时期，1840-1864年；(2)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主义形成时期，1864-1895年；(3)民族危机加深和爱国主义运动兴起时期，1895-1905年；(4)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和失败时期，1905-1919年。中国近代史的这四个时期据称构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与之相对的是从1919年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现代史时期，它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化，而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这领域迎头赶上，这种情形使人感到，近代中国研究这个相当年轻的领域正日趋成熟。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通过运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种新方法，以及参阅多方档案数据和跨学科研究等手段，几个主要语种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富有真知灼见的专题研究著作。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普遍提高，推动着一幅全方位历史画面的呈现，这幅画面将兼收并蓄地吸收中国人、日本人、西方人学术成就的精华，也包括有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就。编写中国近代史应做到既反映中国学界的见解，也反映外国学者能够从外部进行观察而得出的那种客观性——鉴于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密切，这种做法即使并非绝对必要，也至少是大合时宜的。这样的综合可望对近代中国获得一种准确的历史透视。

◇第二章 清帝国的兴盛

1600年前后，一个新时代行将降临中国。大批西方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首次经海路带来了新文明的种子，而已经穿越了西伯里亚的俄罗斯人则向满洲边界推进。中国内部，一场重大的转变也姗姗而来。1368年开始掌权的明王朝早已走过了颠峰时期， 急剧衰落，并且备受宦官专权、道德沦落、政治腐败、士风口下、赋税高涨、饥馑遍野等问题的困扰。这意味着中国历史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由张献忠和李白成率领的两股流寇，横行大半个国家几达二十年之久(1628-1647年)，引发了无穷的灾难和普遍的动荡。乘着明王朝衰败和全面混乱之际，东北边陲的一支异族部落满洲人起而挑战中央政权，并最终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王朝。

清朝的建立

历史上，吃苦耐劳的满洲人 是游牧民族女真族的一支，居住在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靠渔猎为生。十二世纪时其族人己建立了金朝(1115-1234年)，金朝曾威胁到南宋王朝(1127-1279年)的生存。女真人虽然在十三世纪中被蒙古人征服，但他们在明朝(1368-1643年)皇帝统治下，恢复了从前的某种独立地位。明朝皇帝将他们分成了三部：建州、海西和野人。他们向明廷呈献马匹、皮草和人参 等贡品，而换取中国农产品作为赏赐。

地缘政治在女真族的后来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居住的地区位于朝鲜的北面、辽东的东和东北面。由于汉人早已在辽东定居，因此女真人对汉人的生活和制度，透过长期的观察，有了一定的认识。 他们也逐渐受到汉人居住和饮食方式的影响。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汉人越过边界，教会了女真人如何耕种土地和建筑城堡，由此产生的经济技术进步，大大改变了女真族以往游牧社会之特性。历史显示，这个时期有利于出现一位伟大的领袖，带领女真人走出边陲藩属的处境。

建州女真领主因协助明朝敉平东部边境战乱有功，被明廷提升为建州卫指挥使，钦赐姓『李』。后来明廷分建州卫为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俱受汉人驻辽东总兵官节制。1574年，左卫都督叫场及儿子塔失(一作他失)与汉人总兵李成梁约盟，追剿桀骜不驯的右卫都督。1582年又对右卫都督之子发动了第二次讨伐，在随后的混战中，叫场和塔失被杀。此后，女真族人内部发生了激烈的自相残杀，至1583年，塔失25岁 的儿子努尔哈赤在族内争斗中得胜，赢得了继承其父都督职位的权利。

努尔哈赤的崛起

据云努尔哈赤(1559-1626年)在年轻时，经常出入汉人总兵李成梁的住宅，因此对中国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产生了兴趣。这位雄心勃勃的女真族长通晓边务，决意报其父祖罹难之仇。他不动声色地推进自己的事业，但天生的机敏使他认识到当时自己的力量有限，故努力抑制住对明廷的敌意。他清楚知道对中国发动任何有计划的进攻之前，首先必需实现女真诸部的统一。通过两项精心策划的联姻安排和一系列成功的军事征讨，他的实力和地位迅速上升。一名汉人俘虏龚正陆成为他的亲信谋士，掌管文牍通信。 在这些岁月里，努尔哈赤始终对明廷表现出极大的忠诚。事实上，他在1590年亲自赴北京进贡，1592-1593年间又主动请缨，要率一军人马抗击丰臣秀吉麾下的日本侵略军，保卫朝鲜。明朝皇帝授予他令人羡慕的『龙虎将军』封号，这是女真族长获赐予的最高封号。

努尔哈赤发挥早年经商的经验，垄断珍珠、皮毛和人参的贸易，打下军事征服的经济基础。他成功地积聚起大量财富，到1599年，已充分准备好发动远交近攻式的征讨。女真诸部相继臣服。到1607年，他的地位已变得非常强大，蒙古人因此向他奉上了『昆都仑汗』(即『恭敬汗』)的尊号；1608年，他与明朝的驻辽东统帅达成正式协定，划定属下疆域的边界，并禁止汉人越界。到1613年，努尔哈赤已征服了所有女真部落，只余海西卫的叶赫一部在明军支援下与他抗衡。

作为建立新国家的一个步骤，努尔哈赤在1599年倡议创制女真文字，以替代从1444年起就一直使用的蒙文。 1601年，他建立了颇具特色的军事制度——『八旗兵制』。他属下的士卒被编入四个各有三百人的『牛录』，由四种不同颜色的旗帜作识别标志：黄、白、蓝、红。到1615年时，牛录的数目增加到了二百个， 于是又建立了另外四个旗，颜色同于旧旗，但各镶以红边，唯红旗本身则镶以白边。后来，旗的规模扩大到7,500人，每旗设总管大臣(固山额真)，下分五个扎拦(或甲喇)，每个扎拦含五个牛录。

『八旗』不只是纯粹的军事组织；在这个从部落封建制向军事管理和初期国家体制转变时期，还发挥着原始型行政单位的功效。努尔哈赤属下的每个人，除少数几个王公外，都隶属于一个旗。各旗成员的收录、纳税、征募和动员等一应事务俱由旗组织掌管。在平时，旗人及其家眷从事耕种和手工劳作，在战时，各旗便抽出一定数量的男丁由旗统率赴敌。努尔哈赤通过这一制度将人民组织成一台战争机器，显示出了极高的效率。在早期征战中俘获的汉人被沦为奴仆，他们虽然也按旗的方式编成团队，但并不参加实际战斗。 1634年和1642年，分别增添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使总旗数达到二十四个。

1616年，努尔哈赤大胆宣布建立金国，自称为『天命』汗。两年后，在喀尔喀部蒙古人的支持下，他作好了进攻中国的准备。他列举了对明朝的『七大恨』，包括他父祖的被杀、明廷支持叶赫部反对他、汉人获准屡屡侵越他的国界，以及明廷派一低级使臣前来等等。 这种公开宣扬怨恨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式的宣战。努尔哈赤迅速推进到汉人居住区的边界，攻取了重镇抚顺，俘获了一名汉族士人范文程，此人改换门庭，成为他和继承人的心腹谋士。

明廷遣辽东经略杨镐率九万士兵攻击努尔哈赤，但在抚顺以东的萨尔浒遭到惨败。歼灭明军主力后，努尔哈赤乘胜进击抗命不遵的叶赫部，于1619年9月征服了该部。在随后征讨明朝的战役中，努尔哈赤于1621年5月攻占了重镇辽阳和沈阳。稍后，在1625年，努尔哈赤将他的首都迁到了沈阳。 一年后，处在胜利顶峰的努尔哈赤率军猛攻宁远。明军守将袁崇焕用耶稣会传教士铸造的大炮一举击退了入侵者。这是努尔哈赤一生中的第一次大败，他的尊严比身体所受的伤害更重；他于七个月后去世了。

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1592-1643年)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首先进攻朝鲜以巩固后方，并强迫朝鲜人每年进贡银子；然后转向中国，率军在喜峰口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进抵北京，沿途大肆掳掠，带着丰厚的战利品返回沈阳。1631年，皇太极在沈阳按明廷的模式，建立了一套六部制的政府机构，因而大大推进了从八旗式军事管理向汉式行政机制发展的制度转变。不过，六部的结构与明朝体制有所不同——诸部不像明廷那样设尚书或侍郎。各部名义上都隶属一名满洲亲王(贝勒)的管辖，这些亲王通常都效命疆场而不去诸部理事，部务便留归三至五名副手(承政)实际主持，副手中包括蒙古人和汉人各一名，但刑部例外，它设有两名汉人承政，可能是因为该部更需要由有经验的汉人来处置复杂的司法事务。由此便萌发了满——汉二元体制(或更确切地说是满——蒙——汉混合体制)的根源，该体制是二百六十八年里清朝行政机制的一大特点。

满洲和清的含义

皇太极听从汉人僚属的建议，于1635年禁止使用『女真』和『建州』的称呼,代之以『满洲』一词。1636年5月14日，改王朝的名称『大金』为『大清』并称帝。皇太极显然想清除任何会让人联想起中国宗主权的痕迹，并且掩盖女真诸部曾是明朝藩属的地位。

『满洲』一词的起源颇有趣味。按乾隆皇帝的说法，『满洲』是汉语『满珠』的讹误，而『满珠』是女真国家一开始就用的古老名称。 著名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同意这种解释，并进而认为『满珠』在女真人、藏人和蒙古人中是一种尊贵的封号。 另一种解释是，『满洲』源自一个发音相似的佛教词语『曼珠』，其意是『妙吉祥』，该词出现在藏传佛教典籍中，而这些典籍传到了女真诸部。第四种的解释颇有点神秘：称『满洲』源自努尔哈赤尊号『满柱』的第一个字和『建州』的第二个字『州』加上三点水偏旁形成的『洲』。这些词——『满洲』和『清』——都包含三点水偏旁，是根据阴阳五行法则精心设计的。『明』朝的意思是『光明』，而其帝室所姓『朱』则是『红色』的意思。『光』和『红』的形象组合便是『火』，火能熔化『金朝』的『金』。因此，不吉利的『金』字必须改掉。而新创的『满洲』和『清』等含三点水偏旁的词，则可预示将来水扑灭『明朝』之火的吉兆。

政治经历也提供了另一个改变王朝名称的动机。努尔哈赤在1616年首先采用『金』的称号，以图唤起女真诸部的怀旧意识，激励他们去创建一个像十二世纪时的『金』那样的新帝国。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皇太极当政时，这种情感召唤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许多汉人已前来加入他的政权，新政权的目标是推翻明王朝，这就需要赢得汉人的支持，避免触犯他们敏感的神经。以『金』为王朝名无助于这个目标，因为汉人见到『金』便会联想到古金国入侵他们国家烧杀抢掠的历史。为了剔除这种遭人厌恶的内涵，皇太极改『金』为『清』，其意是『纯洁』。这两个字发音相近，但意思迥然相异。此外，『清』的发音更像是汉字，因而更容易被汉人接受。

另一种说法是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即金国只征服了中国的北半部而没有征服其全部，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满足于这种不完美的业绩，因此他决心以一个新的王朝名称来重起炉灶。

通过公然称帝并采用新的王朝名称，皇太极昭示了推翻明王朝的意向。但他首先是强迫朝鲜国王断绝与明廷的关系及接受清朝的宗主权；为管辖朝鲜和蒙古事务，他在1638年建立了理藩院。

占领北京

皇太极准备入侵华北了。1640年他以一支强大的军队进攻锦州，明廷为保卫锦州，任命洪承畴为苏辽总督，调集了包括吴三桂在内的八个总兵率13万军队增援该城。皇太极击溃五万多明军，打垮了敌方的顽抗。1642年，锦州城失陷，洪承畴被俘。他备受优待，随后便投靠了清朝一方。皇太极此时将其疆域扩展到长城要塞山海关，但他暂时选择了避免与驻守此处的明军重兵直接对垒。相反，他转向满洲北部，于1643年将整个黑龙江流域置于清朝统治之下。就在此刻他染病身亡，享年51岁。6岁的第九子福临(1638-1661年)被选继位，由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和十四子多尔衮临朝摄政。

明廷不仅受到满洲人之逼迫，还受困于横行肆虐的内部叛乱。多尔衮曾想与一些叛匪联络，但还没等他的计划成熟，号称『闯王』的流寇首领李白成(1605?-1645年)便于1644年4月下旬迅捷地推进到北京。辽东总兵及山海关大军统帅吴三桂受明朝皇帝之命返师勤王，但北京城在吴三桂军到达前便失陷了。叛军首领李白成于4月25日进入北京城，明帝在俯瞰紫禁城的景山上自缢。叛军俘虏了吴三桂的父亲，然后又在北京强迫他敦促其子归顺。夹在叛军和满洲人之间的吴三桂决定邀请后者与他结盟。

多尔衮早巳驻扎在山海关附近，观察中国事态的发展，吴三桂的相邀令他高兴。满洲军队涌进了山海关的城门，吴三桂亲自在关上迎接多尔衮。当清军推进北京之时，李白成焚毁了部分宫殿和北京城九门的塔楼。1644年6月4日，他在清军逼近之前向西逃窜，清军于6月6日进入了北京。

为赢得汉人的拥护和信任，多尔衮大肆渲染地为明朝的皇帝和皇后发丧，并盛词赞扬那些在动乱中丧身的明朝官员。他声称满洲人是的来灭流寇安天下的，部队在吴三桂和几位满洲将领的统率下前去追击李白成，李白成在1645年6、7月间殒命，据称他是在湖北省外出抢掠食物时遭乡民所杀。另一个叛乱首领，并以残忍嗜杀著称的张献忠，1647年在四川被清军打败及击毙。这样，造成中国几达二十年之久的动乱的两股流寇终于被镇压了。

尽管满洲人曾宣称进入中国，是为了报明帝殉难之仇并除暴救民，但他们的动机显然并不是那样崇高无私。满洲人巧妙地为自己占领北京一事辩白，称他们是从叛匪那里光复了该城而不是从明朝统治者手中抢夺过来。1644年10月，清廷从沈阳迁至北京，标志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始——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1年。清朝的第一个皇帝是福临，按照避免直呼君主个人名字的做法，根据年号称为『顺治』。政务大权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里，他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领导征服中国的未竟之业。

南明抗清运动

尽管满洲人在北京建立了朝廷，但中国南部地区仍掌握在忠于明朝的人手里。1645年，这些大明遗臣在明朝的南都——南京，立福王为帝，坚持抵抗。然而，福王却是一位昏君，怠于政事，一味追求享乐。

其它几场各不相属的抗清运动继续坚守明朝基业。一帮大明遗臣在绍兴立鲁王为新的领袖，而另一帮人则在福州拥立了唐王，这两位王爷是叔侄关系，但却水火不容，最后这两人都被清军击败。及后，另外一帮明朝遗臣在广州拥立唐王之弟(即所谓的新唐王)为帝，但他的统治只延续了四十天(1646年)。随着这些抗清运动的失败，由万历帝(1573-1619年)之孙桂王领导的一个较为稳健的新政权开始在广东省的肇庆登场亮相了。到1648年时，桂王成功地恢复了对南部和西南部七个省的控制，但在那些与满人合作的汉人之合围猛攻下，这场运动最终也垮台了。在上述几场抗清运动迅速地潮起潮落之际，大明忠臣郑成功(1624-1662年)在沿海地区组织了一场更为持久的抗清斗争。郑成功，也名『国姓爷』，父亲郑芝龙一度是唐王的支持者，而母亲则是日本田川家族的女子。唐王对年轻的郑成功非常赏识，1645年赐他姓『朱』；此后他便以『国姓爷』之称闻名遐迩，荷兰人则由此变音称他为“Koxinga”。唐王待他亲如帝室同宗，1646年初敕封他为伯爵及抗清『招讨大将军』。为报帝皇眷遇之恩，国姓爷矢志终身效命明朝。然而，在1646年后期，他的父亲叛降清廷，从而使清军得以经捷径进攻唐王。国姓爷憎恶其父的行径，宣誓终生忠于桂王。他结集几千名部属攻占了厦门和金门，以此作为抗清根据地。1655年初，他完善了军政机构，在福建分所属部队为七十二镇，并建六官分理国事，属下总兵力达10-17万人。国姓爷庇护诸多前明士大夫，并且从事对外贸易，为抗清活动筹措资金。

1658-1659年间，国姓爷经海路攻袭浙江和江苏，占领了重镇镇江；他本来可以攻取扬州以切断清军补给线，但他不听部将建议，决意向南京推进。1659年9月战败，麾下500艘船舶被烧毁。他不得不撤回厦门休息重整。此刻他发现厦门和金门用做作战基地实在太狭窄，于是便属意于其时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即福摩萨(在葡萄牙语中是『美丽』的意思)。1661年，国姓爷率900艘船舶和25,000名士卒对台湾发起了一场全力猛攻，荷兰守军被征服。1662年2月l日，国姓爷与荷兰总督寇一( Federick Coyett )缔结条约，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国姓爷以台湾为新基地，准备与清军展开一场持久战。清廷确实也对他无可奈何，能做的只是处死了他的父亲和兄弟(1661年)，下令将沿海30-50里范围内的居民迁往内地(1662年)，并禁止大陆的渔船和商船出海，以此切断国姓爷的资源供应。国姓爷此刻成了大明遗臣中仅存的一线希望之化身，但他却于1662年6月23日暴卒，年仅38岁。据称他是死于疟疾，但也可能是自杀。抗清大业由儿子郑经继承下来，但斗志已不可能与以往同日而语了，且内讧持续不断。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一年后置为福建省的一个府。随着这个最后的大明遗臣集团之失败，清朝完成了对全个中国的征服。

王朝的巩固与辉煌

顺治朝，1644-1661年 顺治在1644年10月30日成为中国皇帝，时年仅7岁。政府大权操于多尔衮之手，他有颇具温情的『叔父摄政王』称号。1645年，多尔衮获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在1648或1649年更加封为尊贵的『皇父摄政王』，威望显赫。多尔衮是国家里权力最大的人；他的话就是法律。所有高层决策全由他作出，连御玺都收藏在他的府邸。向皇帝上奏折 的人须呈副本给多尔衮，并等候他的批覆。由于他的地位显赫，因此觐见皇帝时不必叩头。

多尔衮对新王朝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在他的指挥下，清军占领了陕西、河南和山东诸省；1645年又占领了江南、江西、湖北和浙江一部分；1646年占领四川和福建。内政方面，他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职官和措施，欢迎汉族官吏投效政府，甚至允许穿戴明朝服饰。他保留了德意志籍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钦天监监正的官职。但是，多尔衮的两道旨令却极大地惹恼了汉族人：一是强迫汉人按满洲人的风俗蓄发留辫；二是圈占汉人的良田用来封赏满洲王公显贵和旗人。

多尔衮少年得志，身居高位，实际上损害了自己的前程。他似乎经受不住再无更高官爵可资攀取的处境，开始沉湎于寻欢作乐。1650年年底，他在狩猎途中暴卒于长城附近的喀喇城，享年39岁。

当顺治皇帝于1651年亲政时，他继续了多尔衮建立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任用汉人帮办内政事务。他悉心研习汉文，以便能无需借助满文翻译而看懂汉文奏折。他继续实行『一条鞭法』， 并改善统计制度以减少贪污腐败；不法行为受到严惩。为杜绝汉族士人秘密反抗，他取缔了所有的诗社文会等会社。机构方面，他新设了一些职官，其中衙门有宗人府，而官职有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和侍讲等。1653年撤销了内务府，并在宫中建立了由太监掌管的十三衙门取代，太监们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皇帝警告他们不要干政，但要使他们完全远离朝廷事务是不可能的，于是，在1660年，十三衙门又被撤销了。但是顺治皇帝的统治很短暂，1661年便死于天花。

康熙朝

康熙朝，1662-1722年 顺治死后，帝位由他的第三子玄烨继承，时年仅8岁，年号康熙。他之所以被选出继承皇位，主要是因为他已出过了天花，因此不会夭折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在他幼年即位时，指定了四个摄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鳖拜。鳖拜是最为专横的一位，康熙虽然只是个小孩，却也不满他的行径。1667年，康熙在13岁上亲政，他争取到皇后的舅舅索额图的帮助，以三十款大罪的指控囚禁了鳖拜。康熙帝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了胆略，机智和决断，这些将是他长达六十一年统治的基本特征。

康熙的精力非常充沛，每天遵行繁重的作息计划。他在黎明前就起床，听一位帝师讲儒家典籍，然后在清晨五点主持每天的朝会。但是，在1682年10月21日以后，为了照顾那些不住在皇宫附近的大臣，朝会改到了春夏七点开始、秋冬八点开始。在朝会上，康熙首先收纳各部院大臣的奏报，并与他们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接着他召见一些就重要和紧迫的国务事宜向他提出条陈的内阁大臣。随后内务府总管大学士前来觐见，请示有关宫廷事务的御旨。最后他将亲自召见外省官员或外国使节。在朝会结束后，康熙要批阅由通政使司转呈的低级官员的奏折，这些官员是不得亲自拜见皇上的。余下的时间，康熙还要听帝师讲经论典、给太后请安、习练书法或写作诗文，或与在宫中供职的耶稣会教士研习西式科学和数学。这样，康熙很少在午夜前就寝。

作为一个君主，康熙接近了理想的典范，他聪颖明慧、领悟力强，宽厚待人、勤勉刻苦、谨慎正直、勤于政务。他经常告诫自己：『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他的朝政之典型标志是谨慎履行政务，宫中克勤克俭。在康熙的统治下，风雨飘摇的满洲统治变得稳固昌盛。

内政方面，康熙做了几件大可称道的事情。他深悉民生之艰苦，罢除了以往肆无忌惮的圈地。圈地就是允许满人任意圈占汉人良田，而以荒瘠之地易之。他关注黄淮水灾，多次亲自巡视那里的防洪工程。他六次巡视江苏和浙江；四次出塞北巡；四次游历山西五台山。这些出巡有助于他熟悉地方民情，加强中央政府与各地的联系。

康熙还委派一些他信任的汉人包衣奴赴外省各处就任漕运、盐道、织造或按察使等职，以保证钱粮输入内务府库房，并确保能获取机密情报。他向这些人发布密旨，而他们则用『密折』向他奏事，皇帝在这些密折上用朱红御笔批注。通过这种方式，康熙建立了一套私人的僚属机构及一个情报网络。

为表现他的仁慈，康熙多次减轻赋税；在他统治的头四十四年(1662-1705年)中，他减免了9,000万两的赋税，而在1712年一年中就减免了3,300万两。他在1712年下了一道著名的谕旨，宣布将当年『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滋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他施行公正严厉的司法手段，清除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对科考中的徇私作弊，严惩不贷。

康熙是一位全力奖励学术的皇帝。据称，他对中国典籍和哲学著作极为熟悉。1679年他开设了博学鸿词特科，收录五十名饱学之士来编撰《明史》。他们在翰林院博得了优厚的职位，令那些经正常科考获取功名的士子嫉妒不已，因此他们称这五十名幸运之人为『野翰林』。康熙的南书房众集了一些文人学士和书画名家，他时常赐宴款待一些名儒才子，席间他们自由自在地饮酒赋诗。

由于康熙对学术的奖励，几部不朽巨著编纂出来了；其中最著名的有《康熙字典》、重要的辞书《佩文韵府》、《朱子全书》和一部汇编成5,020册的百科大全《古今图书集成》等。许多著作都有一篇御笔亲撰的序言，因此便带上了『钦定版本』这一颇具影响的权威性标签；但显然这些序言大多是康熙手下博学的汉人士子捉刀而成的。

这位皇帝公认的好学，还包括对艺术和科学的广博兴趣。他收集了大批的书画精品，而他的御窑更烧制出了许多在今天是无价之宝的精美瓷器。许多中国和欧洲的艺术家在宫中供职；据说如意馆里供养了众多具有艺术天赋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为皇帝绘画雕塑。康熙向这些传教士学习数学，他的崇拜者称他在数学上的造诣相当高。据说康熙帝醉心学习，『手不释卷』。但他学业成就的程度或许被夸张了。人们发现他在奏折上写的『朱笔批注』 文理颇为幼稚，书法也很平庸。 在宫中供职达三十年之久，并在1718年为康熙刻制一幅中国地图的马国贤神甫(Father Matteo Ripa)在回忆录中评论说：『这位皇帝自负精通音乐，更擅于数学，然彼固喜爱科学及其它学识，却对音乐一无所知，而于数学亦止略知皮毛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康熙是一位兴趣异常广泛而又有心计的君主。他把学识视为善政的基础，把庶民的幸福视为安定的根本。他始终参照这两个标准来对他自己和他的统治进行检讨。一位著名的清史学家这样精辟地概括康熙六十一年的统治特征：『勤政、爱民、崇正学』。 康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值得赞扬的皇帝之一。一些人把他与路易十四和彼得大帝相提并论。

军事征讨方面，康熙完成了先辈未完成的事业，奠定了一个自蒙古王朝以来版图最庞大的中华帝国之基础。他最大的成就是镇压三藩之乱。我们记得清朝在征服中国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汉族降人的帮助。吴三桂曾打开山海关大门迎接多尔衮，此后他为满洲人东征西讨，并将桂王赶到缅甸；清廷加封他为平西王以作奖赏，授命镇守云南。尚可喜和耿继茂原是前明驻辽东军队的统帅，投降了满洲人，分别被封为坐镇广东的平南王和坐镇福建的靖南王，此三人便是所谓的『三藩』。吴三桂统领一支十万多人的大军，而另外两人也各统率二万人的军队。在1667年之前，三藩的军队每年耗费清廷约2,000万两——超过全国总开支的一半以上——但同时他们在各自辖地内又完全自行其是。

三藩对清廷来说如鲠在喉，顺治帝之所以不得不容忍他们，是因为新王朝不敢冒挑起一场内战之险，但当康熙掌权时，清王朝已相当稳固，于是决定撤藩，并削夺三个藩王的兵权。

吴三桂的反应是在1673年12月28日公开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并宣布建立新的王朝『周朝』。他下令恢复明朝的服饰和发式；军队挂白旗，士卒穿白色号服， 宣称要反清复明。另两个藩王与他合流，一时间清朝似乎要被推翻了。满洲旗人无法打败他们，于是康熙起用了一些汉族将士，到1681年，经过八年苦战，三藩终于荡平。两年后国姓爷孙子 统治的台湾也收复，置为福建省的一个府(见前节)。

一当摆脱了内战，康熙便要面对由西北部的厄鲁特蒙古人和东北部的俄罗斯人引起的两个难题。这两个难题相互联系在一起，因为厄鲁特人和俄罗斯人似乎很可能结成一个反对清王朝的联盟。俄罗斯人已征服了西伯利亚并抵达黑龙江；十七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中来自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已不断地侵袭黑龙江地区，1666年他们修筑了雅克萨城作为前哨基地，威胁到满洲人的故土。几乎与此同时，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中，厄鲁特人的一支，准噶尔部(西部蒙古人)的大汗噶尔丹(1644?-1697年)掌权，他企图建立一个中亚帝国。他在1679年征服了东突厥斯坦， 1687年入侵外蒙古，打败喀尔喀人(东部蒙古人)，推进到克鲁伦河。这样，他与俄罗斯人的联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防止这一事态的出现，康熙的策略是首先在雅克萨打垮俄罗斯人，然后与他们签订一项带有怀柔性质的条约。1685年，他派将军彭春进攻雅克萨，将其夷为平地。次年俄国派来了增援部队，修整了新的要塞。一支清军征讨部队被派去围困雅克萨，但当康熙得知一个由费要多罗(Fedor A．Golovin)率领的俄罗斯外交使团已经上路的消息，他为了争取俄国人的好感，便撤除了围城，准备与该使团进行谈判。

其结果是在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协定。在这项条约中，俄罗斯同意拆除它在雅克萨的要塞及撤走其臣民，中国则同意割让有争议边界沿线的一些领土，并给予俄罗斯一些贸易特权。通过这种外交上的交换，康熙比较放心，觉得俄罗斯将在他对噶尔丹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他最终于1696年在昭莫多打败了噶尔丹。次年，这位厄鲁特人领主去世，康熙将清朝统治扩展到外蒙古和哈密，为孙子乾隆帝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彻底征服东突厥斯坦扫清了道路。

但是，噶尔丹的死并未彻底解决厄鲁特问题，他的侄子策旺(一作策妄)阿拉布丹逐渐得势，在十八世纪初年成为对清朝的新威胁。策旺娶了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移居俄罗斯的土尔扈特部领主阿玉奇之女，这项联姻使策旺和阿玉奇有可能合力对抗清朝。为杜绝这种可能，并加强清朝与土尔扈特部的联系——也许还为劝说土尔扈特部归顺中国——康熙在1712年向阿玉奇派去了一个使团。该使团由图理琛率领，穿越西伯利亚，于1714年抵达了伏尔加河。图理琛拜见了阿玉奇，大约达到了目标。他返国后写了一部游记，名为《异域录》，这可能是清代第一部中国人写的关于俄罗斯真实情况的著作。

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康熙都确实建立了丰功伟绩。他树立了一套稳固、节俭且高效的行政体制，奖励学术、敉平三藩之乱、摧毁台湾的抗清事业，与俄罗斯建立起外交关系，以及击败了噶尔丹麾下的厄鲁特部。王朝的辉煌代替了早期的不稳定，而这个国家也以帝国的面目出现。1722年，康熙作为一个相当满意的君主结束了他的统治。

雍正朝

雍正朝，1723-1735年 雍正在45岁时登基。他生性严峻、多疑、猜忌，但却极其能干，精力旺盛，这些性格清楚地表现在他的统治中。雍正觉得父亲的统治太过宽厚，在晚年尤其如此。因此他一登基就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他不仅驳回宗室诸王想封地称藩的请求，还进而削夺了他们的兵权。清初皇帝只直接掌管满人『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而雍正则将所有八旗尽数掌管在自己手中。

雍正毫不懈怠地统揽行政管理事务，每天批阅无数份奏折，工作至深夜还在思虑国策大计。他也许是清帝国里最勤奋的人，对官吏的控制极其严厉专断；其执法严峻冷酷，并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众多密探，侦察官员是否玩忽职守。为提防秘密反抗，士大夫中间的朋党活动断然予以禁绝；1725年雍正帝亲书<朋党论>一文，警告那些结朋成党的大胆之徒。在财政事务上，他将人丁税和土地税合而为一。他还确立了向官吏颁发『养廉金』的制度，但同时严禁他们征收多余税项或贪赃枉法，此类行为一旦发现必予严惩不贷。社会方面，他推行平等主义措施，将乞丐、世仆和难民等遭人歧视的『贱民』，提到与普通人一样的地位。

制度方面，他作了两项创新：一是创立储位密建法，以防备有人篡改皇位继承程序。继位者的名字被藏于一密匣内，密匣则置于悬挂在干清宫大殿前的一块大匾额背后。建储的密旨另备副本藏在其它一些安全的地方，以备大行皇帝驾崩时勘对储选真伪。这项措施一直到清朝末年仍在施行。另一个是1729年在征讨厄鲁特部期间，为协助皇帝起草谕旨及提供军政大计决策，成立了军机处。军机处起先有三名成员在宫中办公，以便随时应对。这样一个紧凑的小班子能迅速作出决定、提供快捷咨询且高度保密。由于效率卓著，军机处在战事结束后仍保存下来。它抢夺了内阁大学士的职权，大学士的权力降低到仅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军事及外交事务与康熙朝相比并无多大变化：来自厄鲁特人和俄罗斯人的双重威胁依然存在。与俄罗斯的《尼布楚条约》没有议定西伯利亚与外蒙古之间的边界，而厄鲁特部领主策旺阿拉布丹与俄罗斯人之间的交往，再次使中国担心起他们之间的密谋。雍正继承父亲离间蒙古与俄罗斯人的政策，急于通过一项新的协议来解决与俄罗斯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由此签订的1727年《恰克图条约》为中国争得了一条蒙古与西伯利亚之间的明确边界，而俄罗斯则获得了介于上额尔齐斯河与萨彦岭之间及贝加尔湖以南和西南的近四万平方英里领土。此外，俄国又取得了一些贸易特权，并获准在北京设立一座教堂。

在解决俄罗斯问题后，雍正对厄鲁特部发动了征剿。但在此期间，俄罗斯方面发来照会，控诉蒙古人在边境的侵袭行为：蒙古匪帮一直劫掠马匹、骆驼和牛羊。由于雍正不想中俄关系受到破坏，并希望俄罗斯保持中立，于是在1729年派遣一位叫做托时的侍郎率使团出访俄罗斯——这是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第一个正式使团。使团名义上的使命是前去祝贺沙皇彼得二世加冕，但托时抵俄后获悉沙皇已死，新君是彼得大帝的侄女伊凡诺夫娜(Anna Ivanovna)。1731年l月托时抵达莫斯科，受热烈招待。(详见本书108-109页)他向俄国宫廷提议，如果中国的征剿迫使厄鲁特部人逃入俄罗斯境内，俄国政府应将其部领主及王公贵族人等引渡给中国，但可扣留其部民及约束彼等不要骚扰中国；中国将割让部分从厄鲁特部那里攻占的领土给俄国作为报偿。俄国政府不作承诺，只说等问题出来时再讨论引渡事宜。尽管这次使命没有获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事情很快就明朗起来：其时正卷入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俄罗斯无意援助厄鲁特部。派去征讨厄鲁特人的清军一开始被策旺阿拉布丹(死于1727年)之子噶尔丹策零打败，但清军于1732年在光显寺(即额尔德尼昭)一役中获胜，从而取得一项不致大损中国威望的和议。

雍正经常被人指责过分独裁专制，尤其是大兴文字狱。有一场著名的文字狱案牵涉了吕留良，他被告发写了一部排满书籍，宣扬华夷(即满人)畛域之异。吕留良被处以『凌迟』极刑，其子及诸弟子均斩首。雍正皇帝甚至亲自写了一篇议论， 为满清在中国的统治作辩护，并警告汉人鼓动种族悖乱将造成的危险。

如果康熙朝的特点是宽容、宽厚和宽松的话，那么雍正朝的特点便是严控、严惩和高效。他的这种治国之道反映在他宠信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鄂尔泰的作风上，鄂尔泰以其固执、专横而著称。诚然，雍正帝本人也宣称宽严相济是善政之要；但他的意思并非是宽严调和而趋于适中，相反，他的意思是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二者调和并无好处，总要宽严适『宜』。

雍正可以被确切地看作是崇尚『法治』的政治家，在他的统治下，君主专制达到了极顶，所有国家权力都集中到他手里。他的政权有时被描述为残酷、独裁和专断——恰与康熙朝截然相反；但这种相反显然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他们之后满清统治的辉煌可以继续下去。

乾隆朝

乾隆朝，1736-1795年 雍正帝死后由第四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乾隆在孩提时深得祖父康熙的宠爱，立意要仿效乃祖。就性情而言，此二人确实非常相像，都很坦率、开朗，也相当宽厚。当1735年下半年乾隆25岁登基之时，他对天祈祷，希望尽可能像他祖父那样长时间地在位，但不超过其祖的六十一年。

乾隆具备当帝王的良好素质，因为在当王子时就已严格接受了完美君王角色的训练。10岁半时受康熙之命进入上书房，在那里有十名汉族业师和五名满族业师悉心向他传授儒家伦理和满洲兵术。授课时间从黎明一直延续到正午或下午，课程包括研习经典、历史、文学、哲学、宫仪、孝道、礼典，后来还有治国之术。另外，他也练习骑射。乾隆非常爱好历史，尤其喜读编年史，因为这类书籍提供了历史上完美的帝王之统治模式。他终身最喜爱的榜样是英武神勇的皇帝唐太宗(公元627-647年在位)，唐太宗统治时期武功的显赫和物质的繁荣，加之太宗本人的谦逊和仁慈，令这位年轻的贝勒心驰神往。

在受业的岁月里，乾隆认识到完美的君主应具『识才举贤、任用能臣之才智』，并能『竭彼等之智以佐国政』；还学会要避免偏信、提防朋党倾轧和宦官专权，并应任人唯贤不避贵贱、师事智者而不吝封赏。

因此，乾隆在登基时已完全掌握了君王的统治术。他行事认真负责，虽然也略有点浮夸。正如他父亲认为康熙朝太宽松一样，乾隆认为他父亲的统治太过严厉，因此刻意宣称自己倾向于『执中之道』。在统治的初期，由一些老练大臣辅佐，如鄂尔泰(1680-1745年)和张廷玉(1672-1755年)等。先辈开创的事业在他的时代开花结果了，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库房充盈；王朝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富足景象。

在1745年鄂尔泰去世及四年后张廷玉致仕之后，乾隆开始亲自主政。他学祖父般巡幸全国，六次南巡，名义上是为视察河工，但实际上是要享受南方诸省的富庶繁华；四次东游，五次西狩，多次参谒山东孔府，所到之处，都安排有精致盛典恭迎圣驾，一片奢华气氛。

乾隆自视为文学的最高庇护人。他尊康熙之制开博学鸿词特科，并遍邀名儒隐逸参政。他本人在艺文上的成就并不十分突出，虽然自诩写了43,000首诗词——如果撇开真伪不谈，确是相当多产。这些诗作中有一些无疑是由他手下的汉人学士帮忙写成的。此外，乾隆喜欢在古迹精品书画上赋诗题词或加盖印玺，这个嗜好颇让人对他的品味提出疑问。当他在一幅卷轴上挤上54条题词、在另一幅上盖上13个印章时，他并不顾忌艺术界对此的反应。 但无论如何，乾隆表现出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收藏了许多绘画、书法、瓷器和景泰蓝精品。他的御窑烧出一些世界最精美的瓷器和景泰蓝，其造型图案时时显露出受到欧洲风格的影响，因为有许多传教士向中国的宫廷艺术家传授了西洋绘画，并以这些成就取悦乾隆皇帝。比如，蒋友仁(MiChel Benoist）在1747年建造了一座西式喷泉，朗世宁(G．Castiglione)则在北京城西北约五英里处的圆明园设计了一些意大利式样的建筑。

乾隆发起的最大的文字图书工程是编纂《四库全书》。全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光是为这部大型文库编印的《总目提要》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学术工作，汇集了对10,230本图书所作的简要评论。《四库全书》一共抄录了七套，分藏于全国各处。

在某种程度上，乾隆发起各种文字图书工程是受到政治动机的推动；这些工程提供了对所有书写成文的东西进行有效控制和清除针对满洲人的煽动性资料的途径。假如发现有疑问和异端的观点，便即进行压制，至于作者将记录在案。据军机处的报告记载，在1774-1782年间，共发生了24次焚毁『禁书』的事件，所毁图书达538种共13,862册。许多人认为乾隆的毁书是继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以来最大的浩劫。确实，在乾隆朝时期，皇帝对学术的控制导致了六十多起文字狱。

乾隆的军事功绩是非常卓著的，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清初起一直困扰清廷的厄鲁特部问题。事实上，他对击败厄鲁特部信心十足，以至对俄国是否干预都不理会。1759年，整个东突厥斯坦被平定，随后实行了军事占领，在伊犁设置了『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管辖天山南北两路。大批军队和一些领队、办事、协办大臣派驻要塞重地。1768年，这个称作『西域』的地区更名为『新疆』。乾隆将中国统治伸展到中亚心脏塔里木盆地的赫赫功业，使清朝跻身于同汉、唐、元三朝一样的伟大王朝之列。

除了征服新疆外，乾隆在一些较小规模的军事征讨中也非常成功。他对这些功绩十分自豪，1792年，赋写了一篇夸耀这些成就的铭文，名曰<十全记>。<十全记>包括了两次在北疆平定准噶尔部(1755年，1756-1757年)、一次在南疆平定回部(1758-1759年)、两次扑灭金川叛匪(1747-1749年，1771-1776年)、一次镇压台湾叛乱(1787-1788年)、降伏缅甸(1766-1770年)、征服安南(1788-1789年)及两次收降廓尔喀人。如果要正确地看待这些事件的话，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只有征服新疆才是巨大的军事成就，除此之外，<十全记>上列举的其它胜利都只不过是一些绥靖性的行动或一些地方性战役，并不值得特别称道。但乾隆汇编这样一份记录，并自称为『十全老人』的行动，本身即表明了他洋洋自得和酷爱炫耀的性格。

确实，乾隆大有值得骄傲和感恩戴德之处，他统治了一个从北面的外蒙古延伸到南面的广东、从东面的大海之滨延伸到西面的中亚的帝国。帝国内部一片安宁繁荣，还有无数周边的国家前来进贡。帝国东边、东南边和中亚的几十个国家都承认中国对它们的宗主权：从东北边的朝鲜到南边的安南、缅甸和暹罗；西南边的不丹、尼泊尔和廓尔喀诸部；以及中亚的一些汗国如浩罕、布哈尔、布鲁特、巴达克山、阿富汗和哈萨克诸部。乾隆自豪地掌管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它的版图大过汉朝和唐朝，仅次于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乾隆朝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但就在这王朝鼎盛之时，清朝最终灭亡的因素也已呈现出来了。乾隆的年迈体衰和判断力减退，与王朝衰败有莫大的关系。乾隆在65岁时，垂青一位年仅25岁、英俊潇洒的御前侍卫和坤(1750-1799年)。一年之内，和坤被连连擢升为户部侍郎，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一个月后更荣升内务府大臣——这些职位通常都是由那些功勋最为卓著的大臣担任的。1777年，年仅27岁的和坤便被授予了在紫禁城内跑马的少有特权，这一殊荣一般是赐予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他又执掌户部和工部，得以控制帝国的岁收，并能够将心腹亲信安插到一些要职和肥缺。1790年，和坤的儿子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年迈皇帝的影响力。因为有皇帝的恩宠作后盾，和坤享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他公开收受贿赂，大肆侵吞钱财。他在官场上的僚属起而仿效他的做法，而带兵的同僚则毫无必要地拖延战事，以便从不断追加的军饷中大捞好处。

乾隆朝的最后年月真是体面丧尽，虽然他在当朝六十年后于1795年逊位，但他仍以太上皇的名义垂帘听政，一直到1799年驾崩后，儿子嘉庆皇帝才得以处决和坤。从1775年得乾隆青睐到1799年去世，和坤肆意祸害朝纲，积聚了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富，查抄的家产总值达8亿两——大致相当于15亿美元。

和坤的行径如同靛青溶水一样四散扩展，无论在京内或外省，无论是文臣或武将，也无论官阶高低，一时间贪污成风。旗人变得放荡不羁，玩物丧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军打仗之职。汉军绿营兵也备受种种不当举措的困扰，从而大大丧失了以往的锐气，边关军务被漠然置之。追求享乐和挥霍浪费的习性导致了道德沦落和王朝的普遍衰败。乾隆的六次南巡至少耗费2,000万两，而往东、西、北各方所作的其它诸次巡游，究竟花费多少银两尚不得而知。他的『十全武功』耗掉了1.2亿两的代价，而其时的平均岁入只有4,000万两左右。这些巨额的开支和追求奢华的普遍风气，给日后的政府机制运转留下了巨大的财政困难。

这样，在乾隆朝行将结束之时，中国正经历着王朝衰落的开始。昔日昌盛的辉煌仍浮现在表面，但在这表象下面，强盛的实质已经失去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人开始加强了打开中国贸易和外交大门的努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政治结构

虽然清朝是一个异族王朝，但却接受了传统的儒家秩序，并招纳汉族士人进入官场与满人共事，形成了一种在王权政治之内的二元种族体制。政府根本上是一种专制体制，不存在任何西方意义上的权力分立；无论是在行政、立法或司法方面，皇帝都是绝对的统治者。皇帝在统治国家时不设宰相一职，真可称得上『朕即国家』!这种高度的集权，对皇帝提出了比对帝国中的其它任何人都更高的要求。康熙这样评论说：『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勉一生，了无休息。』清朝的专制主义无疑从明朝继承而来，大多数体制和做法也是如此，只是在适应一些特殊的场合和需要时，才作了一些补充而已。

皇帝和贵族 处在等级制度顶端的皇帝，以过去统治者很少有的认真态度亲理政务。皇帝披阅来自帝国内各个地方的所有奏折——每天50、60到100份之多——用朱砂笔在每份奏折的边缘或字里行间写下批注。作为行政者，皇帝决定所有的大政方针、委任官职、封授爵位、认可升迁黜贬、赏赐俸禄、统帅军旅、批准与外国的条约。作为最高立法者，皇帝以谕旨和敕令的形式，颁行、取消并修正法律。在司法方面，皇帝是最高申诉法庭，恩赐赦免和缓刑。确实，专制君主制度在清朝达到了最高峰。

皇帝还是宗教首脑，敕封达赖喇嘛、道教天师和孔府衍圣公(孔子的直系后裔)，祭拜天地、孔圣人、佛祖等等。自然灾害被视为天地震怒的表现，当发生这类灾难时，皇帝要祈求上天宽宥他的罪孽，因为这是天地震怒的根源。

最后，皇帝还倡导学术，命人编纂和颁行图书及类书，来显示自己是臣民的精神领袖。他授命举办乡试和会试，并亲自主持殿试。他经常亲自考问试子及决定三甲的名序；有时甚至会驾临国子监讲学。所有的科举功名都以他的名字授予，即钦点。

尽管皇帝显得几乎无所不能，但却也受一些限制。儒家信条要求皇帝修德行善，关切臣民的需要；并且约束他在典礼场合谨守礼仪及遵奉古制，为芸芸众生树立榜样。皇帝不能违背传统习俗，也不得忽视士绅的『舆情』，除非在紧急状况下，否则他不能违反情理征辟丁忧守制的官员。当与六部九卿的大臣议政时，皇帝在道义上要容纳他们的规谏。作为皇室的一员，皇帝不能违背帝室宗法或不遵祖训，这些东西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藐视这些限制将合乎情理地招致言官的谏诤，或引发宫闱政变甚至叛乱。孟子认为民众有反抗的权利，叛乱便是这种观念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君主行为的最强有力的遏制。如果皇帝谨慎认真地履行最高权力，同时又尊重上述种种条件，那么就自然能够确保得到大臣的敬仰和官民的拥戴，并因而得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他是以『天子』及天人关系协调者的身分替天行道。

清朝体制下的贵族阶层分为三类：帝室宗亲、授爵贵族和旗人。宗亲就是努尔哈赤的直系男性后裔，从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末总数约有七百人。宗亲受『宗人府』管束，宗人府的职能就是保证他们的名籍。宗人府：掌管宗亲从生到死的一应记录，包括婚姻、爵禄、赏迁惩黜或其它一些事情。宗人府也开设学堂，为宗亲举行单独的科考(宗子试)，审理他们的忤逆行为，对他们的活动进行总的监督。皇帝封赏田地、府邸和每年的银粮津贴给宗亲。但宗亲或多或少被隔离起来，好像不准结交外藩，也不被委任为大学士或后来的军机大臣等要职。这种规定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严格执行，极少例外。当然在清朝最后几十年中，此类限制就变得比较宽松了：比如，恭亲王在1853年就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授爵贵族分成五等：公、侯、伯、子、男。这些爵位大多是授封给一些功勋配得上这些殊荣的文臣武将的。授爵贵族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层；作为一个集团，对社会也没有多少影响。

第三类贵族是旗人，他们也受到皇帝的优遇，可以获取年俸、牧地和粮帛津贴。为保全他们的体面和特殊地位，所有旗人都不准参与经商和体力劳动。旗人犯法不由普通的官吏审讯，而要由八旗将军处置。大部分旗人驻扎在北京和京郊附近，其余的则分遣到全国各地担当守戍之任。

中央政府机构

中央政府机构 1729年以前，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机构是内阁，明朝开国皇帝在1380年废除宰相一职后就建立了内阁。 清朝承袭这一机构，指定了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内阁，其中一半为满人，一半为汉人。他们组成了皇帝的一个咨议班子，很接近于旧时的宰相一职，但在这六人中间没有一位正式的首脑，他们也不能直接向六部衙门和外省督抚发号施令，只有皇帝才能这样做。内阁大学士为皇帝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并协助他作高层决策。由于他们控制了奏折的呈递渠道，并能在将奏折呈给皇帝之前对其作出评判，所以便有了影响皇帝决策的权力。另外，因为他们职近中枢，故备受尊敬，而且被看作是帝国中的最高级官员。按规定，只有已获『进士』功名的人才能被委命为大学士，而大学士的任期也是无限制的，原因纯粹是无更高的职位委派给他们。大学士的平均任期为八年零九个月，但在1644-1773年间，曾有一名大学士任职长达三十年以上，另有24人的任期超过十年。 所有的内阁大学士都同时担任六部或其它重要衙门的官长职务。

内阁在康熙朝时期失去了一些权力，其时康熙帝逐渐信用南书房的侍臣为他草拟论旨和敕令。到1729年，内阁又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即军机处的成立。这个新机构取代了内阁成为皇帝最亲近谋臣的角色，而且抢夺了它最初的大部分职能，仅留下一些日常事务让它处置。此后大学士就演变成封赏给一些元勋文臣的尊贵虚衔；他们不再需要处理正规的政务了。

近年来学者们对军机处的起源做了深入探讨，尽管仍有一些分歧的意见，但似乎都已认可一条，即它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几年的逐渐演化。早在1726年，为准备对西北厄鲁特人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发动征讨，就作出了成立军机处的决定。次年，怡亲王(胤祥，是雍正帝亲信的弟弟)、内阁大学士张廷玉和蒋廷锡被秘密委派负责军务及其它相关事务。由于所掌事务的机密性，他们的任命过了两年多才发布。这样，1729年便往往被看作是军机处成立的年份，虽然正式的官玺直到1732年才启用。最近，一项新的研究有力地表明1730年是军机处建立的较恰当年份。这些年份都是有严谨的研究作依据的，它们的存在表明了这样一点，即是根据各人观点的不同，1726年、1727年、1729年、1730年或1732年中的任何一年，都可算作是军机处成立的年份。这种模糊性引导出以下的结论：军机处经过了好几年非正式的逐步演化，在雍正朝(1723-1735年)中期、正式的衙门尚未开设之前，事实上的军机大臣就在行使职权了。

军机处之所以创立，部分是由于雍正帝需要一个联系紧密的助手小班子帮助他起草敕令，并就军国要务提供机密性建议；部分则由于它是一种避开权势显赫的亲王，从而进一步巩固皇帝权力和提高效率的手段。因此，这个结构的创建，构成了清朝专制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军机大臣一般从大学士、六部尚书和侍郎及其它一些二品或二品以上文宫中遴选，然而偶尔也会起用一位四品或五品官做军机大臣，以作为皇帝恩宠的标志。最初，军机大臣的数目是三个，但1745年增加到了十个；不过他们的平均数目是五到六个，由满人和汉人分任。就官制而言，军机大臣之间是相互平等的，但实际上总是有一位领班大臣，此人在早些时候通常是一名满族大学士，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则往往是一名满族宗室亲王。军机大臣在禁宫之内办公(不同于衙门设在宫外的内阁大学士)，因此能随时应皇帝之召见。他们每天在破晓前，通常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开始办事，参详已由皇帝披阅并加朱笔评注的奏折。随后，在早晨7点到9点之间觐见皇帝，1749年前是单独觐见，后来则改为集体觐见。在这两个小时里，他们与皇上商讨国事，并就一些皇上还未批阅的奏折提出对策建议，以及尽力记下皇上的旨意，然后回去起草谕旨，即所谓的『廷寄』。1749年以后，起草廷寄的繁重工作留给了章京们来做。草旨经章京领班审阅后呈给军机大臣作进一步审核，然后这份最后的定稿才呈送给皇帝批覆。

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和谋士，军机大臣至少每天与皇帝见一次面，就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也会推荐政策方略、提出官吏任免的意见，参与重要的案件审理，执行君王的特殊使命，有时还操办殿试事宜。军机大臣还要为主子阅读、呈递并保存奏折和军务档案，准备敕令和廷寄，充当君王处理千头万绪的事务时的心腹顾问。不管皇帝去哪里，他们都要跟随，哪怕是去休养、狩猎或巡游——在这些境况下，他们通常会在晚膳后给皇上召见。虽然他们权势显赫，但却像内阁大学士一样无权向六部或外省直接发号施令，这样的权力只属于皇帝。由于他们的位置很敏感，因此禁止与外省督抚保持私下联络。原则上，亲王和御前大臣是不得进军机处的，以免他们权势过重。但由于1853年恭亲王获委命为军机大臣，这条原则就被推翻了；嗣后直至清朝灭亡，列位领班大臣均是满洲亲王。

军机大臣一般都有兼职，因为他们除了领取原有官职的俸禄外，不再有任何薪俸，所以军机处的开支一年只有区区10,500-11,000两。

军机大臣没有固定的任职期限：董诰充任军机大臣凡39年(1779-1797年、1799-1812年、1814－1818年)，但也有其它人只充任几个月。在清朝145个出任军机大臣的人当中，满人有72人，汉人有64人，另有3个汉军旗人，6个蒙古人。因此，从数量上来说，职位似乎在满人和汉人间相当平均地分配，而这也的确是清廷安抚汉人的一种手腕。但数量并不能表示权力的平衡，权力的分配与军机大臣同皇帝关系的亲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是信任满人胜过信任汉人，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大量特殊和机密的使命都委派给了满族军机大臣。但不管怎么说，汉人在军机处的数目可以表明他们被给予了相当的参与中央政府管理核心的机会。

在军机大臣之下是32个章京——16个汉人和16个满人。他们轮流值班，一半值昼班，另一半值夜班，负责日常管理和文牍事务。由于他们参与重要国务，因此被称为『小军机』。确实，在整个清朝时期，有34个章京最终被擢升为军机大臣。如果特别受到皇帝宠信，章京有时能发挥比军机大臣更大的影响，比如在1898年光绪皇帝就任命四个维新分子当军机处章京，负责『百日维新』。

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军事征讨结束以后，军机处仍然保存下来。虽然军机处在1735年被乾隆帝撤销过一次，但在次年重建，以后便永久性地替代了内阁，成为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机构。

在内阁和军机处之下是六部，它们构成了中央管理机制的骨干。这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每个部有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官职由满人和汉人平均分配，每个部有四个司，但户部和刑部例外，户部有十四个司，刑部有十八个司。惹人注目的是中央政府中居然没有外交部，因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在六部中，吏部居首。除了那些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外，官吏的任期一般为三年，在三年任期结束时，要举行一次形式上的议叙考功以决定升黜。『回避法』规定选员不得在其族籍所在省份担任要职，且同一族内的两人不得在同一地或同一衙门任职，以杜绝任人唯亲及结党营私的现象。这些规矩固然是有些例外的，但不多见。 退休的年龄在1757年确定为55岁，1768年提高到了65岁，但这一规矩并不严格实行。

户部在官阶上仅次于吏部，有两个常设的尚书和四个侍郎，还设有一特简总理部务大臣，通常由满人但有时也会由汉人担任。该部自然是要掌管税收事务，但由于最主要的单一税是地税，所以也要处理田亩登记事宜。

顾名思义礼部是管理礼仪的。礼仪包括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如宫廷典礼、国家祀典、官样服饰、婚丧礼典等；但或许令人惊诧的是，礼仪还包括了进贡事务、教育，以及童试、乡试和会试等各级科举考试的管理。中考的士子成为士绅，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政府正是从这一阶层中选拔官员。

兵部关注军政及武职官的考核任免，而不管辖御前侍卫，8,646名御前侍卫官直接受皇帝的节制。

兵部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特点，是控制了官方的通讯联络。该部豢养马匹，供应遍布全国各处的驿站官员使用；驿卒在京城和各省之间往返传送文书。外省军政大员获发给一定数量的『邮符』，作为动用驿卒之用。根据传送文书的重要性，规定驿卒不同的传递速度。最快速度一般是每天骑马行600里，然而有时也要求驿卒每天骑马行800里。其它的速度从一天500到300里不等；日常的通讯则由步行的驿卒传送，一天走100里。这样，一份寻常的公文从南京到北京(2，300里或766英里)就需传递23天，从广州到北京就需56天。

刑部管理法律事务，包括刑罚、赦免和没收家产等事宜，并与都察院和大理寺会审各省臬司上呈的死刑案件。

清朝的法理和司法实践与西方大相径庭，司法机制不独立于行政机构——而仅仅是行政的一部分。在案件审判中不存在诸如正当法律程序或律师辩护等事情。审案者不受终身任职的保护。审判一桩案件与其说是依据法律的考虑，倒不如说是根据该案件的道德含义。官司诉讼被认为是行为不良的表现——因此，到公堂亮相是对一个人社会威望的沉重打击。一个人诉诸法律乃是在所有的劝说和伦理呼吁都已无效以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最后手段。

工部是六部中官阶最低的一个部，统管公共建筑的建造和修缮，购置和出售政府的产业，保养京城的街道和沟渠。修葺河堰、堤坝和灌溉系统是它职责的一个重要部分。

内阁、军机处和六部是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佐理』衙门。

官阶紧随六部之后的是理藩院，这个部门不是从明朝继承而来，也无任何别的历史先例可循，大约在1636年作为『蒙古衙门』而建立起来。但是，随着清朝疆域的扩展，这个衙门接管了与西藏、新疆和俄罗斯等方面的关系；在它创建两年之后，它的名称改为理藩院。它以一位承政(后改称尚书)和左右参政(后改称左右侍郎)各一名为首，在乾隆朝则还增加了一名额外侍郎——一般为一蒙古贝勒。理藩院的尚书和左右侍郎通常均由满族人担任，但在乾隆朝以前，间或也有蒙古旗人任职；在乾隆朝以后则完全由满人担任，从未有汉人任职。

清朝都察院的首脑是两名左都御史和四名左副都御史——官职均在满人和汉人中平分。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之职位通常分别由外省的总督和巡抚兼任。六部设有24名御史，外省设有56名御史，也由数目相等的满人和汉人担任。

御史被称为言官，因其按理享有言论自由之故：他们获准就任何事宜向皇帝进言。御史是皇帝的『耳目』，负有察访悖逆行径之责；也可以弹劾、斥责、批评或褒扬任何官员和任何政策，其言论可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途径，或公开发表、或私下进谏。尽管御史的机构职能是查访官吏中的玩忽职守行为而不是关注政策本身的优劣，但由于他们警觉地监视着政策的执行，而且随时准备弹劾或攻讦负责官员，因此实际上就对现行政策的落实和新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御史自视为儒家礼制的卫道士，但有时对皇帝坦率的谏诤和抗辩会令他们丢掉官职，甚至丢掉性命。

清朝中央政府的另一个显着特色是设翰林院。翰林院的功能主要在文学方面；它的两个掌院学士(一满一汉)给皇帝讲解经籍或推荐学者来讲经。掌院学士为皇帝准备敕令及在『经筵』上所作的『御论』准备草稿，而在祭孔典礼上则充当司仪。他们的助手有六名侍读学士、六名侍讲学士、六名侍读和六名侍讲，均由数目相等的满人和汉人充任，此外还有一些修撰和编修。

翰林院拥有一座非常宏大的图书馆，收藏有御书房每本图书的复本，并保存大量的奏折和档案。翰林院内的国史馆为每一个皇帝编撰一部实录，但它只在当朝皇帝驾崩后才公开。国史馆还收集资料，为撰写皇帝、皇后、贵族、官吏和学者的传记准备素材；但它从不将清朝本身的历史写出来，因为那是下一个朝代的任务。

翰林院的翰林只能由会试中登第的进士担任。翰林院是年轻才子的储才机构。在三年任期内，翰林可望擢补实缺并在官场上步步升迁；翰林在十年中骤升至最高官位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有两个机构在处理文案传递中发挥重要作用。通政司收纳来自外省的日常奏折(本章)，而且有权启封本章以勘对驿卒是否耽误了传递时间，并检查其行文格式和措辞是否合乎规范。另一个机构奏事处则收纳无论京内和外省的正四品以上文武官员上呈的奏折。在任何情况下，奏事处都不得启封奏折，只能拆阅奏折所附文书，以验明递送人的身分，并确证上奏人是否有资格向皇上进言。如果各式凭证都合规矩，奏事处就立即将奏折交给奏事太监上呈皇帝，皇帝是第一个拆阅奏折的人。皇帝经常在奏折空白处写下批注；有些时候也会向军机大臣口谕回复旨意。然后奏折将发回给上奏人，待拜读御批后再将奏折呈回京城。通过这种方式，皇帝确保了自己了解国家状况。

然而，『本章』制度在嘉庆朝(1796-1820年)以后就变得越来越没有用处了，最终在1901年废除，五个月后通政司也裁撤了。

地方行政

地方行政 中国的地方行政——蒙古、满洲、新疆、西藏和青海等特殊的行政区除外一有四级：省 、道、府、县。全国共有18个省、92个道、177到185个府和大约1,500个县和州。

十八个正规省受总督和巡抚的节制(督、抚的数目在乾隆朝分别为八个和十五个，但各朝均有所变化)。有两个总督只管辖一个省——直隶和四川——但其它六个总督一般都统辖两个或三个省。 十五个巡抚各管辖一个省，其余的直隶、四川和甘肃三省总督行使巡抚之职。总督和巡抚的官衔分别为正二品和从二品。

北京的朝廷似乎因在外省督抚职位上平衡安置满人和汉人而获得了某种安全感；只要一个满人被委任为总督，他属下的巡抚一般就会是汉人，反之亦然。以整个清朝时期总算一下，种族的分配相当平均：57%的总督和48.4%的巡抚是满族人，与此相对43%的总督和51.6%的巡抚是汉族人。

在巡抚之下设有一个布政使、一个按察使和一个学政——均由皇帝亲授。政府给他们提供僚属，但他们自己还有一套私人幕僚。除了上面所列的官职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衙署专门负责盐务、漕运、税关、河道、水道和驿站。

在省一级衙署之下的行政阶梯依次是道和府，最底端的则是县。一些大县比美国的小州还大一些；县的平均人口为20万。 知县征集税收、审断讼狱、维持地方的安定秩序，故称作『父母官』，因为他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且理应照看他们。一般来说，知县上任后要与一帮通晓本县事务的当地人达成了某种谅解或契约关系。这帮人起着非官方的地方常设民事机构的作用，他们分成六『房』，分别为：(l)吏、(2)户、(3)礼、(4)兵、(5)刑、(6)工。这个非官方机构的成员不从知县处领取薪俸，但获准以他们的名义征收附加的税项。他们被规定上缴一定数额的税收而自己享用余下的税款。正是这个不入流的集团操办着知县衙门繁杂的日常运转。

在与县相同的级别上还有一些稍稍大一点的行政单位，称州和厅。有一些州直接隶属于省，它们比一般州的地位略高一点。

内阁

军机处

吏部

户部

礼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都察院

大理寺

理藩院

翰林院

通政司

国子监

钦天监

宗人府

内务府

詹事府

太常寺

光禄寺

太仆寺

鸿胪寺

太医院

(引自萧一山著，第1卷，第503页，表1。)

农村基层控制

农村基层控制 在每个县里有一些村庄、城、镇、乡和集市。这些乡村区域的管理留给了当地居民而非官吏来运作，国家的行政管理停留在县一级，但是，国家的控制仍然深入到称作保甲和里甲的两种村社组织中。前一种组织建于1644年以促进治安控制，后一种机制则建于1648年以协助税收征集。

根据保甲制度，每十户立一牌，领袖称牌长。每十牌立一甲，其首曰甲长(或曰甲头)；每十甲立一保，为首者称保长。这样，每保就有一千住户。每一住户在大门上贴挂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保甲负责稽查户籍、记录个人行踪，时而还作当地人口登记。保甲成员应监视邻里中的犯罪行为并向保甲长举报，保甲长则向知县具报消息。每一个保甲成员就都会是其它成员的潜在告密者。由此产生的恐惧和怀疑，约束了村民不与其乡邻密谋造反，从而也减少了叛乱的机会。对犯罪或密谋不予举报将招致连坐(集体惩罚)。每月月尾，各保长须向知县呈递甘结，担保其邻里平安无事。

里甲经常与保甲混淆，两者其实是完全不同之机制。在乡间，每11O户立一里，内中十户含丁男数最多的户主被选为里长。余下的100户分成十甲，各有一长。每三年(1656年后是每五年)作一次稽查，以确定地丁税税额。里甲的作用是协助地方居民登记，估算并征集地税和丁税，以及帮助编订『黄册』， 『黄册』登录该地区所有可纳税个人的名单。

然而，在1712年后，里甲的性质出现了某些变化；这一年，康熙帝将当年的丁男数立为定额，并宣布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1740年时，几乎所有各省的人丁税都被并入了地税，这样，『黄册』就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用处。里甲编订纳税人丁记录的事宜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全面的保甲编户稽查。 1722年，每五年作一次丁口登记的做法被完全取消了。里甲的主要功能从为编订『黄册』提供数据，转向了催科纳赋；而里甲长则经常要为村民不缴纳应交税款负责。

清政府实行了一种将帝国控制力扩展到社会最底部的巧妙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通过基层管理，利用当地居民来约束他们自己，与此同时则削减了地方政府的开销，并排除了任命官员的需要。

处在乡村社会最底层的是温顺、消极和勤劳的农民，他们终年劳动以求温饱。农民们基本上听天由命，认同他们所不得不屈从的社会环境。然而，如果税收变得太重而使生活变得太苦的话，他们也会在一些比较大胆的士人或乡绅带领下揭竿而起。政府也因此认识到应及时给予他们一些恩惠；恩惠通常是采取在丰年减免赋税的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是能够给农民提供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同时又将控制调节到一定的宽松度上。

经济制度

中国以农业为主，土地和人力构成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大部分税收来自于地丁税，另外还有一些取自盐课、茶课、本地关税、牙税(商业许可税)及其它一些收入作补充。总的来说，在清朝最初的一个半世纪里，财政收入增加的幅度并不大。在顺治朝(1604-1661年)，清廷的岁入约为2,800万两；康熙朝(1662-1722年)约为3，500万两；雍正朝(1723-1735年)为4,000万两；而在乾隆朝(1736-1795年)，岁入在4,300万-4,800万两之间，与此相对，每年的支出大约在3,500万两左右(1765年)。收入缓慢提高主要是由于土地耕种的增长甚微；1661年的可耕地总量为5.49亿亩，而1766年只增加到7.41亿亩。

土地和税收制度 清朝中前期，地税是所有税收中最大的一项，远远超过其它收入。地税征集的依据是1646年出版的《赋役全书》，该书明文记载了全国耕地的总数、各省地丁税的定额、应交赋税的人丁数目和解部入库的税款定额。正规的地税取自民户的田地，税率依土地的肥瘠和家产的规模而定。民户面积小得不值一计的零碎田地免于纳税。免税的还有那些学田、祭祀用地以及分配给帝室宗亲及旗人的田地。称为『鱼鳞册』 的田地丈量册标明了每一地的耕地总面积，而『黄册』则载有该地缴纳赋税的丁口总数。

1712年，康熙颁发了一份著名而意义深远的谕旨，规定丁税将永远以1712年的定额为准。这份上谕称：

国朝承平已久，滋生日繁。如依现今丁数增收赋税，诚不妥矣。盖因生齿日繁而地不加益。应令诸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征收丁税]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查时，只将增出实数审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增钱粮也。

如此确定了丁数定额，使丁口税变得毫无意义，它逐步并入了地税。1716年，康熙同意在广东省施行摊丁入地法，每一两地税加收0.1064两丁税，从而确立了地丁合一的先例。其它省份纷起仿效，至十九世纪初，两税合一已成为全国之常例。原则上，在地税重的地方丁税就轻，反之亦然。两税合一后，『黄册』的用处日减，而『鱼鳞册』的用处则日增。

征税的方法是『一条鞭法』(首创于1581年)，该法将所有税项统一为一个定额，每年分两次缴纳。夏限一般设在2月至5月间，秋限则设在8月到11月间。此两限俗称为『上忙』和『下忙』。

下表显示了不同年份地丁税的粮赋总目：

国家收支 除地丁税外，国家还有其它一些较小的收入。一种为火耗，即熔铸银子时允许的损耗，它最初由知县非法地征收，因屡禁不止，雍正帝便决定火耗归公。火耗银的税率在正规税(即地税)的4%或5%到20%之间。在乾隆朝，政府每年从此项税源中获利约450万两。

十八世纪末国家的总收入可概括如下：

根据这些资料，国家的总收入应是4,800万两和400万石漕粮左右，但由于750万两的盐课往往只能收足50%到60%，因此实际收入在4,300万或4,400万两左右。

对照这笔收入，最大的支出是军费开支和官员的薪俸。满洲旗兵和汉军绿营兵总数分别超过20万和60万，耗费约2,000万两的开支。

下列选择性的图表显示了每年贵族津贴和官员薪俸的标准。

从上表可以看到文官的薪俸确实非常微薄。正一品大学士每年只获180两，而官衔为正二品的总督只获155两。为补贴如此低微的薪俸，政府又向官员们支付委婉地称作『养廉费』 的钱财，数目往往是正规薪金的100倍。

一个领取155两正常岁俸的总督得到13,000到20,000两的『养廉费』；此外他还获得一些『公费』。文武百官的『养廉费』总额高达一年400万两之多，而『公费』也达25万两。

176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约略的经费开支表列如下：中央经费：

地方经费：

中央政府的总开支将近950万两，地方政府的开支约为2,580万两，总计3,500万两，与此相对的收入则是4,300或4,400万两。乾隆朝时期政府每年盈余为800或900万两。

人口

人口 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土地和人口不能分而论之：地丁税的合一即是对这一事实的承认。在清朝早期，每隔三年或五年里甲长就对16至60岁之间的丁男作一次调查；各省布政使正是依据他们的调查编造『黄册』。为了逃税，人们往往设法躲避调查，以免列名黄册。丁赋实际上包括了一些转化为货币支付的强迫性劳役，在一些地方以钱代役的额度可高达一年8两或9两。 1712年，康熙帝称他巡幸各地时发觉，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各省署衙因担心税额增加，也不将人丁数目尽行开报。康熙1712年的那份将丁税税额固定在该年人丁数日之上的上谕，多少减轻了民众对丁籍编查的担忧，但规避稽查的习惯仍是根深蒂固的。随着乾隆时期摊丁入地法的不断强化，『黄册』越来越变得多余了。另一方面，保甲稽查的重要性則越來越大。但直到乾隆朝(1736-1795年)為止，人口的增長率並不明顯。下表大致顯示了不同年份的人口數：1660年 19,088,000丁．

1700年 20,411,000

1 30年 25,480,080

1741年(依據保甲調查首次查出143,411,559口)1753年 183,678,259

1779年 275,042,916

1800年 295,273,311

1812年 355,540,258

1850年 429,913,034

由上表可见，清代早期从1660年到1730年之间，人口的统计数字只是稍有增加，但当1741年稽查以保甲数目为依据时，统计资料便猛增了；随后便是稳步增长。事实上，1660-1730年间的资料既不表示总人口，也不表示户数或丁男数，而更应被看作『纳税单位』或『丁』的数字，它是转化成货币支付的强迫性劳役之参数。 1741年及以后的资料则是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口』数。

1741年以后人口数据的稳步增长，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解释，尽管那些资料本身也不一定完全确实。其因素之一是推行摊丁入地法，以后税收的依据是田地而非人丁，由此便大大消除了民众以后有对具报实际人口数的担忧。另一个可能说明此现象的原因，是乾隆皇帝天生好大喜功，喜欢用人口增加来证明大清王朝统治的繁荣昌盛；他一再警告地方官不得隐匿实际稽查的资料。以往不在稽查之列的妇女、老人、孩童、奴仆和细民，现在都包括在内了，由此便出现了1741年人丁数的骤增。

中国的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倾向于认为，1741年以后的稽查资料是具报不足而非虚报；因为一大部分乡绅对于被迫披露家庭规模怀有冥顽不灵的抵触情绪，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隐瞒实情。一位现代人口学家认为，1741年到1775年间人口稽查中隐匿不报的数量，可能高达总数的20%。

实际上，人口从1779年的2.75亿增加到1850年的4.3亿，只表示人口增长了56.3%，而年增长率只有O.63%，这远远低于现今许多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2%的年增长率。 1741-1779年间的迅猛增长，或许可归结于乾隆朝时期总体有利的经济政治环境和长期的和平。此外，可耕地的增加及一些外来食品作物，如十六或十七世纪引进来自美洲的玉米、红薯和花生，也有助于人口的增长。我们大可相信知识渊博的学者王庆云的观点，即清朝的人口数字比实际的状况要少而不是多。

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热切关心的一个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它的性质乃是农民遭受地主、高利贷者和反动的满洲统治者多重剥削的制度；他们将清代社会斥为封建官僚的社会。其它一些学者强调士绅阶层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一种更晚近的观点则鉴定中国社会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原型，其特点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强有力政府，通过控制大型的公共工程使农民大众就范，这些公共工程包括修整道路、沿边界线筑起防御性城墙，以及庞大的水利工程系统，农民需要利用这些水利工程系统来灌溉、防洪、排涝和疏流。

以上这三种观点——封建官僚制度、以士绅阶层为基础的精英统治和『东方专制主义』——乍一看似乎相互矛盾，但它们实际上并不对立，因为每一种观点都只是强调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却并不排除另外两方面：满清国家的确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官场之内的官僚和官场之外的士绅，主宰着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同样，农民向政府交纳了最大部分的赋税、向地主交纳了最高的地租和向高利贷者交纳了最不可思议的利息。每一种说法，都勾勒出一个特征，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就给我们提供了中国社会的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家庭 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与一般认为中国人的家庭通常很大的观念相反，家庭的平均规模是五个人。那种几代同堂的概念只适合于一些富贵之家；普通家庭享受不到这种奢华。在家庭内部，长者与男性为尊，家中的年长者地位优于年幼者，男子优于妇女。父亲是家长，他对其它家庭成员拥有绝对权威，而且决定所有的家务，安排子女的婚姻，惩戒忤逆不孝者，甚至可以卖掉他们。尽管他的权威卓著，他仍须在儒家伦理规范的范围内行事。他必须像个做父亲的样子——严厉而慈祥、专断而关爱——他的子女才会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注重身分的意识促使父亲在对自己的双亲说话时恭敬谦卑，对自己的子女说话时则威严果断。同样，由于这种身分意识，一个兄长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就表现得很谦恭，而在他的弟弟面前则会很自信。中国的家庭称得上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实验室』。

妇女的地位舆西方世界大不相同。妻子理应服从他的丈夫，她没有财产权利，不享有任何经济独立地位。寡妇通常被认为不应再嫁，而丈夫即使在他的合法妻子还活着的时候也能纳妾。

宗族 居住在一定地域内、出自同一祖系的家庭，组成了一个宗族——这种习俗在华南地区很盛行，在华中地区稍弱一些，在华北则很微弱。虽然诸多宗族的组织结构各有所异，但通常都有一个族长，而且一般是一位年长的、显赫的族人。他在族人的协助下处理族务，尤其是要管理族产和宗祠、奖惩族内成员。宗族的活动往往包含以下内容：(1)编纂续订族谱；(2)操办祭祖仪式、掌管宗祠、祭田和祖坟；(3)救济族人；(4)训导族内孩童；(5)嘉奖族内贤能者而惩戒不肖者；(6)宁息争讼；(7)防卫。

宗族有一套宗规，往往与儒家的道德教条相对应。这些道德戒律或张贴在宗祠裹或在适当的场合念诵，一般包含以下一些原则：『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和睦族里；训诫子孙；谨奉职守；勿干法禁。』儿子要孝顺父亲，妻子要服从丈夫，兄弟要相互友悌。此外，宗规还警戒一些越轨的行为如懒惰、浪费、暴戾和赌博等。一些严重触犯宗规的行为将在宗祠内当全体族人之面公开处置。根据过错的严重性(忤逆不孝和偷情苟且被视为最应受责之事)，违规者将受到以下惩罚中的一种：道义规劝、口头斥责、罚款或罚祭、鞭笞、褫夺族内特权、开除出族并勾出族谱、处死或令自尽。虽然体刑或处决是非法的，但官府却很少干预宗族的判决。

由于家庭和宗族具有这些特殊的地位和功能，所以被看作是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最有特色的机制，这不足为怪。

社会分层 中国社会是高度分层的社会。在诸多划分社会阶层的尺度中，一个很常用的尺度是将约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与另外20％的其它人区分开来，这些其它人居住在城镇中，代表了一个由士人、缙绅、官吏、离土地主、工匠、商贩、行伍人等组成的混合阶层。另一种遵循儒家信条的划分方法，是根据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不同，划分出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哲人孟子曾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然而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劳心者都是官僚统治集团的成员；在清代110万有科举功名的人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占据着2.7万个官职。严格来说，中国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地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的两极结构，而总是一个由士、农、工、商四大『功能性等级』共存共处的多级体系。在这四个等级之上是政府官僚，在他们之下则是『不入流的』或『遭贬黜的』贱民， 其人数不足总人口的1％，在雍正皇帝(1723-1735年)正式下谕将他们开脱除籍之前，这些人被剥夺了普通人所享有的权利。

尽管中国社会有阶咱划分，但却没有种姓制度，因此仍是公平的社会。贱民的三代子孙固然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但除他们之外，发迹的阶梯是对任何人都开放的，无论其家庭、出身和宗教信仰如何。事实上，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流动性：权势之家或名门望族可能会因子孙不肖而败落，而出身低微者则会因在科举中登第并获授官职而发达。最关键的是，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个人的声誉就得到社会的承认。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处在社会阶梯的底层，所谓的『商』不仅包括富裕的垄断商人，也包括小店铺主和店员及学徒。一些控制了全国茶叶和丝绸经销的大茶丝商非常富有。扬州的盐商尤以其富甲天下且生活奢华而闻名遐迩，十八世纪下半叶，他们的总利润估计约2.5亿两。 许多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也以其巨富而着称；比如，广州的(伍)浩官在1834年时已积众了2，600万洋银的财富，据马士(H，B，Morse)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 但总的来说，商业活动被认为没有士绅那样的体面，而儒家的正人君子对利润的追求颇有不满，这样一种态度遏制了商业的发展。

士绅：特权和功能 士绅——即那些中举的士子——在社会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享有许多无可匹敌的特权。比如，只有他们才能出席官府在孔庙举办的祭祀仪式，而且通常由他们主持宗族裹的祭祖礼仪。士绅在穿着打扮上就不同于常人，他们穿镶蓝边的黑袍，用诸如毛皮、锦缎和刺绣等华美的饰物来扮点靴子和腰带，而常人不管多有钱都是不准享用这些特权的。生员在冠帽上别一枚纯银簪；举人或进士则戴纯金簪。 当一名进士擢升到高级官位时，他的金簪将会添上花纹，并上镶宝石、中嵌珍珠，锦袍上还将绣上九龙图案。

士绅得到保护，可免受普通人的侵犯，也不受官吏的纠缠。一个百姓侮辱士绅所受的惩罚，将比他同样侮辱另一个百姓所受到的惩罚要重。此外，庶民不得在诉讼中涉及士绅作证。如果一名士绅自己卷进这种诉讼，是毋须亲自到公堂露面而只须派一仆人代替。要是属于这个上等阶层的一名成员作科犯案的话，将会产生棘手的问题，因为其士绅的头衔可使他免受地方长官的处置。如要告发此人的话，首先须褫夺他的士绅头衔。但知县无权这样做，因为士绅是与他平起平坐的。褫夺绅衔只能由学政来担当，而知县在判处任何惩罚前，必须商之于学政，违反这条规矩可能招徕对知县的弹劾。

士绅阶层获豁免强制性的劳役，因为他们的身分和文化教养免除他们做体力劳动。士绅也被蠲免丁税，这样就能专事攻读，以准备日后的科场考试和官场履职。当1727年实现摊丁入地法时，士绅设法比常人少交纳一些地丁税。他们称自己家是『举户』、『绅户』或『大户』，有别于『民户』或『小户』，这样在纳赋上就有所区分。绅户只需为每石(合133又1/3)交付二千或三千文铜钱，有时更不需交纳任何漕粮，而民户则必须为每石交纳六千或七千文。 在稽查地籍时，平民和士绅合谋弄虚作假的情形屡见不鲜：农民用士绅的名义登记其耕地，从而就能少交税款且免除徭役。当年景不好或庄稼歉收时，士绅往往以百姓的名义要求官府蠲免或减少赋税；而当要求获批准时，受益最大的恰恰是士绅自己而非百姓。

尽管士绅拥有诸多特权，但他们并非当政官僚集团的一部分；他们是地方官长与百姓之间的中介人。州县长官必须借助士绅在当地事务上的信息和建议，而士绅反过来又增进当地的福利。州县官通常是外省来的中举者，对管辖地方的事务多无兴趣，也不愿发起长期的建设规划，因为那些规划在他的短暂任期内产生不了效应， 于是这类规划便落到了士绅的头上。士绅筹款修造桥梁和渡口等公共设施，集资疏浚河道、修建沟渠和堤坝、改良灌溉系统，也捐款修缮当地庙宇、神殿和古迹。此外，士绅还经常介入当地的慈善赈济事业，如为穷人开设粥棚等。

士绅在当地社会中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在公堂外透过劝解仲裁，弥息个人与邻里之间的民事纠纷。由于现身公堂攸关一个人的声誉，因此民间争端更经常地在士绅指导下私下了结而非对簿公堂。

士绅认为自己是文化遗产的保卫者，因此致力于传播道德信条并捐赠重资设立私塾；每月两次在所属的乡社裹向村民宣诵康熙帝的『钦颁十六条上谕』。 士绅支持科举制度，并经常捐钱用以修缮当地贡院。由于忠、孝、仁、义之人的榜样有助于道德教化，因此，士绅编撰地方志，记录地方的历史和杰出人物的列传。

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当官军不能给地方提供保护之时，士绅会组织团练乡勇，亲率他们赴敌；也会筹集资金建造堡寨或修葺城垣，以加强地方的防御能力。

从弭息争讼到襄赞公共设施到组织当地防务，士绅在家乡本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官府和百姓之间充当了联系纽带的角色：一方面在地方事务上为官吏出谋划策，另一方面推动官吏造福地方，而这是普通百姓所做不到的事。由于士绅的身分与州县官平起平坐，因此在与当地父母官交往时能神情自如，而不像普通百姓的那种恐惧畏缩之色；在官场民间都能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如果说州县官代表着正式的权力的话，士绅则代表非正式的权力。在平时，双方的权力源自同一个政治秩序，因此利益是一致的。但有些时候，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士绅会与官员分庭抗礼，因为他们是地方唯一的有力量的集团。如果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时，士绅将组织起来，抗议官府的压迫。毫无疑问，士绅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集团。有时人们把中国称为『士绅国家』，并非没有道理。

科举 在考察了士绅在中国社会中巨大的影响力之后，有必要来探究一下一个人成为士绅的过程。一个人获授予士绅头衔，主要是由于在科举考试中博取了功名。而撰写所谓『八股文』的能力是中考的关键，这种文章表现一种正规严格的写作风格，要求考生有高超的文字技巧，但毋需有广博的学识。文章开篇为两句破题，随后是三句承题和一小段起讲。接着是一小段一到三句话专论该题的提比和两段——一长一短——四言或六言的押韵骈体文(虚比和中比)。然后文章款款步入后比段，再洋洋归于大结。这种文字表达形式长度在360字到720字之间。成功的写作者必须通晓韵律、擅于辞藻并精于书法和诗文。遣词贫乏或字迹潦草反映一个人功底浅薄，甚至是『鄙野钝顽』，此人注定要落榜。

科试分童试、乡试和会试几个等级举行。要获得参加童试的资格，考生必须；比具一份由一名士绅提供的担保，证明其出身和品行。童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每次考三场。第一场由考生所在地的知县主持，要求写两篇题目出自『四书』 的『八股文』和一首十二行的五言格律诗。许多考生在第一场中就因错用词汇、不合韵律和书法幼稚等缘故而被淘汰；考中县试的考生(童生)将赴考第二场。第二场科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主持。考题与第一场相同，旨在确认没有人侥幸中考县试。过这一关的童生随后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官府预先就定下了能成功通过这三场科试的考生之数目额度，比如，全国每次只有25，089人有资格参加院试。在这个数目中，直隶省所占的比额最高(2，845人)而贵州省最低(753人)。 这些考生中只有1％或2％的人能过院试关而获得生员的头衔，更流行的叫法是秀才。有了这个头衔，便可获接纳进士绅阶层，但他们还只是『低绅』，平均年龄为24岁。假设其寿命为57岁的话，他们就可享有士绅身分达三十三年之久。在1850年以前，全国有526，869名文生员和212，330名武生员，也即在任何时候都有总共74万生员。

生员成为府、州、县学的学生，他们从省署获取糜膳津贴，供自己准备更高级的科试。当地士绅还向他们提供前往省府参加下一轮乡试的盘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由一名主考官和一名副主考主持，两人均是皇帝从有进士头衔的官员中遴选。根据『回避法』，这些考官必须来自其它省份。他们在八至十八名同考官(也称房考官)协助下履职，同考官由总督或巡抚在本省官员中遴选，他们至少要有举人头衔。由于政府允许全国只能有一千四百名生员考中乡试，因此乡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与童试一样，乡试也考三场。通常在阴历八月初九开考。此前一天，考生便进入贡院；然后关在考房裹三天，写三篇题目出自『四书』的文章和一首十六行的五言诗。八月初十出考房，十一日重进考房考第二场，这一场是写五篇题目出自『五经』 的文章。他们在十三日再次出房，十四口又得入房考第三场，这一场要求写五篇有关政务的文章。十六日他们筋疲力尽地出考房。考试结果将在三十到四十五天内公布。

贡院里采取了极端严密的措施以防范形形色色的作弊行为，尤其是『依靠关系』的弊端。考生的所有考卷都是弥封的，而所有的同考官在阅卷期间都会隔离开来。同考官将比较好的案卷推荐给正副主考，由他们作最后定夺。在发榜日，主考官在巡抚或总督的陪同下，以皇帝的名义向中榜的考生授予举人头衔，至翌日总督或巡抚将赐宴款待这些新科举人。

乡试案卷随后将呈送到北京的礼部审核存档。那些在乡试中落第但也显示出较高造诣的人将授予贡生头衔，并回到家乡充任地方社会的领袖或教师，等待下一次科试。举人则衣锦还乡，因为为家族和州县争了光。这些幸运者成为『高绅』成员，平均年龄为31岁。举人由省衙提供川资以参加三年一度在北京举行的会试，会试通常安排在第二年的三月。

会试也考三场：第一场考生写四篇有关历史题材的文章——三篇阐述和一篇评论；第二场四篇考经义的文章和一首五言律诗；第三场则写一篇政治论文——策论。

会试结果三天后即公布，中考者被授予贡士头街，并获一个半月后参加殿试的资格。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另有十四名高官协助。这次考试只考一场，考生写一篇千余字的时务策。尽管文策的内容很重要，但隽丽的书法和出色的文风可以在开始时就引起阅卷者的注意，从而产生良好的印象。阅卷考官将十份最好的案卷上呈给皇帝，皇帝用朱笔在卷面上写下评语和考生的名次。殿试中考的考生被授予进士头街。他们分成三甲：一甲三名获最高荣誉，二甲含余下中考者数目的30％，其余的中考人为三甲。皇帝将赐御宴恭贺他们；一甲三名将受赏80两，其余的各获30两。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4或35岁。政府定额只允许十人中有一人考中会试。从1644年到1911年，共举行了112次会试，授予了26，747个进士头衔，即平均每次会试擢238人，每年约100人。

一般人都认为，只有富家子弟才能获得准备考试所必须的长年学习。当然，富有人家能更轻松地支付受业费用；但是，许多贫寒之家也想方设法培养出了中考的士子。最近的研究表明，明(1368-1643年)清(1604－1911年)时期获得科举功名的人中，社会分布相当广泛。在明代，47.5％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没有出过任何有科举功名者的家庭，而有2.5％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没出过一个生以上中考者的家庭；约50％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出过高级别功名头衔的门第。在清代，19.1％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以内没出过有功名者的家庭；18.1％来自于出过一个或多个生员但无更高级别功名的家庭。这些资料表明，总共有37.2％的进士来自于其祖上三代的教育背景很低或完全是白丁的家庭，而62.8％的进士则来自于三代以内有科举功名的书香门第或官宦之家。

出产科举功名最丰的省份是江苏和浙江，在清代总共26，747名进士中分别占了2，920人和2，808人，其次是直隶省(2，701人)，山东省(2，260人)，江西省(1，895人)。在浙江，每百万人中将近有130名进士，在江苏则每百万人中有93名。在省内，科举成就最大的府是浙江的杭州府，清代出了1，004名进士，江苏的苏州府出了785名。

由于成就和荣耀主要取决于才学，因此社会上逐渐流行起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倾向。一个学子花费全部的青春用于备考，经常会有一些人倒霉地在十来次三年一度的科试中落第——这样实际上就花去了一生的时间。即使是那些考中的人也会因思想过度紧张而筋疲力尽，被折磨得唯唯诺诺，成为官场上一些谨小慎微、平庸的官吏，不会构成什么挑动事端的威胁。无怪乎君王会得意满志地评介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科举制度最大的缺点是范围狭窄和欠缺实用性。文才和干才是两码事：精通其中一项并不意味着胜任另一项。对严格的『八股文』模式之适从，使思维僵化，抑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也许最重要的是，这种考试制度只强调儒家价值观，以牺牲科学、技术、商务和工业等知识为代价，奖赏在文学和人文领域的成就。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又选拔了一些具有较高智商且熟悉公务的人，为官员晋升树立了客观公正的标准，并减少了任人唯亲及其它营私舞弊的现象。科举制度也允许社会中的所有人通过个人努力而非通过门第、财富上升到最高层，从而使社会变得比较平等。它鼓励社会流动并减弱阶级划分；来自全国各地和各种生活背景的受教育者集合到政府之中，也产生了一种统一的动力。中国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有教养的官僚集团，它支持政府而不是像西方的思想传统那样批评政府。仔细衡量一下，科举制度的优点或许要超过其缺点。

通过科举考试是获取士绅身分的正途，但它并非唯一的途径。监生——国子监学生身分——也可以捐取。有时贡生头衔也能捐得。捐买这些头衔的人通常是一些有钱的文人，他们或是没能博取正规的功名，或是希望取快捷方式以获得诱人的士绅地位。这些捐买者是士绅阶层中的『非正途』成员；他们享受不到与正途成员完全一样的声誉，而且通常只能获得一些低级的官职。但是，他们能通过考中乡试和会试使身分转为正途。一些资质上乘也很富有的童生为了避免童试的艰苦，也捐取监生头街，以便有资格直接参加乡试。

还应提及的是，清朝也有一套与文官科举功名相对应的武科功名，它们可由考试博取，也可通过捐买获取，但大部分军官却是出身行伍而非通过武科举获职，这些军官也能凭其官职获得士绅的身分。

在1850年前，士绅的总数约为110万人，其中4，000人是文武进士，其余是拥有其它功名和头衔的人。与此同时，全国总共只有27，000个官职——20，000个文职和7，000个武职。正途出身的有功名者占据了20，000个文职中较重要的那一半职位，而不太重要的另一半则归那些捐取功名的非正途人员。由于在科场登第的士子比可授的实职多出太多，因此大部分有功名者都只得待在官场之外。但几乎所有的进士和大约三分之一的举人都能授实缺，而一小部分贡生和生员也能补缺。 那些拥有功名而身处官僚集团之外的人，逍遥地成为士绅和社会上的乡社领袖。

思想潮流

清初对明朝心学的反击 消初的思想界分成两个圈子。官府公开倡导十一和十二世纪时程氏兄弟 和朱熹宣扬的那套宋代理学，出仕于清政府的汉族官员和希望出仕的汉族士人把这套『宋学』当作一种官方哲学加以遵奉。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着许多大明遗臣，他们拒绝为满洲人服务，并排斥理学思想而赞赏所谓的『汉学』，希望通过汉学来树立一种新的思想，以推进反清复明的大业。

清朝统治者把理学当作一种招纳士人的手段。由于士人习惯上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控制了他们就能控制住人民。要求向所有臣民宣讲的康熙钦定《十六条上谕》中充满了忠、顺、敬、德、礼等儒家观念。按清朝统治者的想法，如果所有人都遵循这些箴言及士大夫们能为国家中的其它人树立榜样，那么，政府就能做好它的事情了。康熙特别推崇宋朝哲人朱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四平八稳而又合乎体统的注释。科举考试中出自『四书五经』的每一个问题和答案，都须符合朱熹的诠释；康熙盛赞朱熹的注释乃『千百年绝学之集大成，能开愚孺之心智，建万代之真谛』。

西方一般称理学为『新儒学』，是一种融儒家、佛教和道教诸因素于一体的调和论哲学，而且提供了一套维护旧儒家伦理秩序的形而上学体系。宋朝学者鼓吹一种理和气的二元概念，按这个学派的说法，世间万物都有其所以然的理，故一木一草之微亦各有理。万物之理皆同出一源，虽然因所居之位不同而其理之用(气)不一，如『仁』的概念，为君须仁，为臣则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故『仁』之理只有一个，但『仁』之用(即其『气』)却有许多。

朱熹将理学思想综合成一套系统的哲学学派，并将理的全体称为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为太极。』 关于理和气的二元概念，他称理为『生物之本』，气为『生物之具』，二者不可分开各在一处，更无相互冲突，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很显然，尽管朱熹提出理和气的二元概念，但他却不像许多人想家的那样宣扬事物的二元性。

宋代理学家虽有形而上学的倾向，却并未忽视儒家的实践性方面。他们把理看作是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并声称可通过『格物』(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谈史习经来『穷理』(认识掌握『理』)。他们进而激励士人应努力去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即使在抽象地讨论『理』的时候，他们也强调读书和格物的重要性——追两者都需要人去身体力行。然而，理学吸引其信徒的地方主要是它那新颖的、具有启发性的形而上学方面，而非其实践性方面。

理学最终变得空疏化了。当这个学派进入明代(1368-1643年)后，理学家们固执地坚持作抽象探讨和形而上学争辩的总体倾向。儒家的实践性方面被忽略了，古典经籍被束之高阁。学者们陷入对『心』和『性』作穷根究底的夸夸其谈，而不去强调读书的必要性。

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年)起而建立自己的『心学』体系来反抗朱熹的理学。王阳明受到了佛教禅宗和宋代哲学家陆象山(1139-1193年)的影响，陆象山认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万物森然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王阳明觉得『心即宇宙』的思想非常合乎自己的口味，他进而声称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便能知善知恶。由此发展出了王阳明的『良知』论，这种理论称天地万物皆有一体之仁，人只需『发明本心』以致『良知』。这样，王阳明就以强调通过静处体悟和切己自反而获得的良知之本性来取代了朱熹的『格物致理』。但是，应该指出，即使是王阳明也并不忽视『行』(实践活动)的意义。作为天地万物之主的心必须『恒有所动』，也即必须积极介入人类事务。孝道的良知不是致良知的目的；而是要促使人向父母尽孝。因此知行合一非常重要：『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可以通过自律和自修获得。

尽管王阳明强调『行』的重要性，他的哲学却进一步加强而非削弱了朝向形而上学探讨的总趋势。士子把读书当作一种可憎可恶之事，因此扔掉了书本而沉湎于毫无目标的抽象对话。王阳明后世的信徒将他的教诲歪曲到宣称酒色财欲无碍于心智启蒙的地步，淫乐无度和酗酒如命被称赞为『良知』的自由发挥。信为了能跻身官场，竟向宫中太监谄媚邀宠，当社会和道德行为降到如此低点时，这个学派的反击必然要兴起了。

江苏无锡东林书院一批严南的学者，试图通过把注意力从抽象拉回现实、从个人反思拉回到从事公共事务，来扭转思想界不负责任和道德沦落的潮流。在他们的『道德讨伐』中，对政治腐败发动了一场堂堂正正的抨击，不幸的是，这场抨击运动致使他们在政治上遭到大太监魏忠贤的毒手摧残；但他们至少唤起了学者对公共事务的兴趣。

清初的大儒们强烈地反对明代的士人，并且认为这些人应对晚明的世风日下、道德沦落及明朝的最终灭亡负责。大儒召唤士人摆脱宋明学派加诸他们身上的束缚，直接从古代经典中探求真谛，并且鼓吹经世致用和端正学风有其自身现实的目标：即造就一种将有利于推翻满清统治的健康学术氛围。

江苏昆山的顾炎武(1613-1682年)是第一个向明朝颓废的学术倾向发起猛烈抨击的人。他指责王阳明抛却经史，也不关心社会，纠集门徒言『心』言『性』。他痛斥王阳明的弟子是一些『拾人牙慧以藏其拙之不学之徒』，讥讽明代士子的著作『无非盗窃而已』。他批评『良知』论实乃混乱无序之根源。应该注意的是，顾炎武并没有直接批评朱熹和程氏兄弟，因为他对这几位学者鼓励读书并提倡格物致理的做法仍高度赞赏。

顾炎武遍游华北地区，并研究地理、边防、农耕和经商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他的十数部著作中，最有影响的是《日知录》，这是一本笔记体裁的著作，是他毕生治学的结晶。

顾炎武对清代学术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套革命性的研究方法，它有以下三个显着特点：(l)原创性：顾炎武在《日知录》序中写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顾炎武的著述中确实不含一丁点借用他人的东西。(2)致用性：正如孔子删述六经救民于水火之心一样，顾炎武决心做到『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强调将学问与世事紧密相联的致用性，与明代士人脱离社会现实高谈阔论的习性形成鲜明对照。(3)详征博引：顾炎武在未透彻考究每个事实并找到印证之坚实依据前，决不随意下结论。这样，他的著作中注释繁多，论述深刻，广博而又前后呼应。他极重视原始数据和第二手数据的证据，二者俱无时才退而求其次。他的研究方法接近现代历史考证的标准。

由于顾炎武对明代学术思潮广泛的批判和对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建设性发明，因此被尊为『清学』的奠基人。正是在他开创性努力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种新的『朴学』和考证学。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王夫之(1619-1692年)，他对人欲与天理的关系发表了非常深邃的见解：『天理寓于人欲，无人欲则天理不可得见。』或可称为清代最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戴震(1724-1777年)，也是根据王夫之的这条思路，日后提出了他著名的『人欲论』o王夫之关于历史和政治的观念显得非常现代化，并令人耳目一新。他否认超自然力量、气数、天命或迎气能影响历史进程，并大胆地提出了一种进化论和渐进论的观点，认为历史是朝着一个有序的方向不断地展现自己，而这个有序的进程必然地影响此后的历史时期，但却不能影响此前的时期。人们在处理当代事务时，毋需恢复古代的制度和措施，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需要。这种社会持续进步的观点与传统的历史循环论截然相对，历史循环论声称大治之后必有大乱，大乱之后亦必有大治云云。

王夫之被称为唯物主义者，是因为他相信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最能取得进步。他倡导生活的安宁和基本需求的满足、开发自然资源、鼓励国内和对外贸易。国家应视人民的幸福为其主要职责，而且它应属于人民而不属于任何英雄或任何王朝，更不用说是属于一个外来王朝了。异族统治中国是全然不可容忍也是非法的，汉族人可理所当然地欺压或杀戮蛮夷。由于王夫之丰富的著作中包含民族义和反满色彩，所以在两百年时间裹一直没有出版。直到十九世纪末，改良派和革命派分子才公开散发这些著作。

清初的这些大家——从顾炎武到王夫之——激烈地反对明代的空疏和形而上学思潮，树立起一种新的学术氛围。在这种氛围下，着重点放到了对古代经典作研究，旁征博引地作考证以及将知识运用到社会。这些人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这促使他们去仔细检查已被历代所承认、其真实性似乎毫无疑问的著作。重新研究古代经典使他们面对了如何正确理解这些古籍的问题。为了澄清古代字词的含义和字的发音以重现其音韵，他们潜心研究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以及古代的规章制度，把这些学问当作研究经籍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他们的考察引导他们越来越深地潜入到古代经文的研究中去，并为清代中期『考证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清代中期的考证学 考证学的意思是『考证其实』，有时也被译作『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考证学是既考究古代书籍的真伪，也校勘其原来文字的一门学问，因此也被更贴切地翻译成『实证研究学』。这个学派的学者们采用归纳式的考察方法，从广泛的资料中收集证据，并检验不利于此证据的种种假设。他们的格言是『确凿证实然后信之，无稽者决不轻信』。这个学派在清初稍稍起步，在清代中期发展到全盛地步。在诸多考证学家中，有两位尤其突出，他们是吴派的惠栋和徽派的戴震。

惠栋(1697-1758年)出生于经学世家，他的学风以对汉代著作的博闻强记和倾心接受而着称，汉代距古代不太远，因此汉代的书籍被认为比较真实。惠派治学的指导思想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按照这条思路，惠栋作了几部研究古书的著作。 惠栋对汉学的崇信，促使他试圆把汉代大师的观点提升到经典之列。

安徽休宁的戴震(1724-1777年)或许是所有清代学者中最伟大的一位。他与惠栋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但他的治学方法却与惠氏大不相同。惠栋对汉学的偏爱到了排斥其它任何著作的地步，而戴震则不愿受任何学派的束缚。他怀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不接受任何陈述，也就是『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他在著述中保持了高度的客观性，在考究事实真伪时不偏袒任何学派。他做研究的原则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戴震希望使学者摆脱对任何事物的依赖。他尊重汉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但不要求任何人盲目信从之。当有怀疑时，必反复参证，得到满意结果才心安。由于戴震具备作透彻分析和批评性鉴别的考据能力，因此得以将研究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下的陈述可反映他治学的精神：『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戴震的学识面甚广，但决非肤浅。他专治的领域是小学(传统汉语学)、历算和水利工程、地理。 戴震在晚年超越考证学范围，欲建立一『戴氏哲学』。他完成了一部名曰《孟子字义疏证》的杰作，在该着中，他试图针对程朱『理学』而提出自己的『欲学』。他抨击宋代哲学家有两大罪状，一是将道教和佛教教义搀杂进儒家学说，二是灭欲兴理：

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维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

戴震的『欲学』无疑是受了王夫之的影响。敛震对自己的哲学非常自得，且称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为其最得意之作。但不幸的是，他的弟子大多无法理解这本书，因而也没有认真对待。尽管他的这部书在清代中期无甚影响，戴震对考证学的方法及对音韵、历算、水利工程等学问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考据远远超出了汉学的范围。因此，称戴震的学派为『汉学』就不太恰切了，更精确也更公允的应称之为『清学』。

考证学在消代中叶达到了顶峰，它完全主导了中国的学术界。即便是清廷也不再倡导不合时宜的宋学。乾隆皇帝纂辑《四库全书》的四库馆实际上便是三百名汉学家的大本营，戴震也位列其中。他们将3,457部著作编纂成了79,07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每一条摘要，都体现了汉学家的研究结晶。

考证学家以透彻、客观、敏锐和开明的态度，对中华文化遗产的几乎各个方面作了重新考察。由于他们扎实的研究和朴质的文笔，他们也称自己的著述为『仆学』。考证学家研究的核心仍然是经籍，但也涉足了诸如训诂、音韵、历史、历算、地理、典章和辨伪等学科，使自汉代(甚至更早)以来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献得到了严格的鉴别，其结果是，一些疑难的古代书籍可以阅读并被理解，一些伪书被揭穿，一些流失的典籍重新面世。

清代学者经常称自己为汉学家、所做的学问为汉学。毫无疑问，他们采用『汉』这样醒目的名字是为了压过宋学。但实际上，他们对经籍的尊重和他们博览群书及书写注解的习惯，与宋代学者的读书精神相当一致。如果站在完全公正的立场上，人们不能说清学与宋学截然相对；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非在于治学精神有任何实质性差别。人们也不能把清学与汉学等量齐观，因为清学范围远比汉学宽广，有人暗示说，清学乃是打着汉学的旗帜而行宋学的精神。

在考察『考证学派』的功过优劣时，人们会因其目标的急剧转变而震惊。清初的大儒们提倡学问要经世致用，而在清代中期，则全然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经世致用的观念被搁到了一边。当然，这种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可归因于由反满著述而引发的文字狱。学者在纯学问和古书堆裹找到了避风港，这样在政治上比较安全，在学术上的收益也更大。考证曾被清初学者当作『复明』的一种手段，到了清朝中期，它本身就成了一种目的。当才智之士埋头于考究古典经文和撰写评注诠释时，他们丢弃了与社会现实的接触，也使国家丧失了有实践经验的领袖。这样再次成为一种思想上的不负责任，间接地鼓励了政治腐败的发展，然而政治腐败恰恰就是清初学者们急于去矫正的弊端。

总的来说，清代学者对丰富的中华文化遗产作了重新评占和重新整理，但没有建立什么新的思想成分，或者说没有创立什么重要的哲学学派。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勤勉尽心的解释者和整理者，但不是创造性的建设者。梁启超在自明而宋而汉而先秦一步步追溯复古思潮时评说：清代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 梁启超将复古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这种比较固然有点牵强附会，但无可否认，由于清代学者的努力，进入中华文化遗产之宝库已变得较为容易了。

◇第五章 对外关系

在明末清初交替之际，西欧人开始到达中国；差不多同一时间，俄罗斯人也穿越西伯利亚进至满洲边境，然而两者毫无关连。随着这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方之间的接触，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西欧人的来临

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欧洲洋溢着一种新的冒险精神，帝国的贪欲、基督教扩展到异教(即非西方)世界的传教热情，以及寻求香料贸易的商业探索，助长了这种冒险精神。在『航海家亨利亲王』(Prince Henry，1394-l460年)的赞助下，葡萄牙船长起而探索人们知之甚少的非洲大陆。1487年，迪亚士(Bartholomeo Dias)绕过了好望角。几年以后，1492年，西班牙资助哥伦布{Columbus)向着一个相反方向航行，这次航行不期而然地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于是出面干预，发布著名的1493年5月3日和4日通谕(这些通谕由一年后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Convention of Tordesillas]加以确认)，并在他们之间划分了尚未被勘察的世界——葡萄牙得到巴西和大部分东方的非基督教世界，而西班牙则得到大部分美洲、太平洋、菲律宾和马鲁古。依据这一探险范围的瓜分，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8年经好望角抵达了印度，由此开辟了通向东方的航线；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相继来到了亚洲。

探险家和商人 在那个时代，地理探险家与帝国建立者之间没有太大分别。阿尔布克尔克(Alfonso d’ Albuquerque}在1510年占领果阿(Goa)及在151l年占据马六甲，奠定了葡萄牙帝国在东方的基石，并且控制了通往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香料产地之入口。葡萄牙人在马六甲遇见了中国商人，这些商人运载着丝绸、锦缎、瓷器和珍珠前来换取香料、生姜、熏香和金缕。葡萄牙人开始考虑前往中国。1516年，佩雷斯特雷洛(Rafaei Perestrello)乘一艘欧式帆船来到了中国；他从逭趟生意中获利甚丰，也许他是第一位出现在中国的葡萄牙人。中国人将葡萄牙人叫做『佛郎机』，乃是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叫法『弗林吉』(Feringhi)之讹音。『弗林吉』源自十字军中『法兰克人』(Franks)的称谓。

1517年，比勒斯(Tome Pires)受葡萄牙国王之遣作为往聘明廷的使臣，而果阿市长安德拉德(Fernao d' Andrade)也被授命勘测中国沿海。二人相偕于是年9月率八艘船来到广州，他们从船上施放了一阵雷鸣般的礼炮——这是他们到中国的第一个举动，却令中国人大为震惊，因为中国人不懂这阵响炮的意思。但中国总督 还是颇为友善地接见了他们，并允许他们碇泊在上川岛(即西人所谓之圣约翰岛)。

大批葡萄牙人的船队陆续前来，居驻到上川岛、浪白和澳门。1535年，葡萄牙人用行贿手段，获取中国人正式同意他们在澳门晒晾货物，从而获得了在那里居住贸易的法定认可。葡萄牙人同意每年为其船货交课2万两关税，并支付每年l,000两的租金，到1582年(?)，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下，租金降到了500两。 中国并没有割让澳门的领土，但到1557年时，葡萄牙入竟自行委任了官员来管辖澳门，把它当成一块殖民地一样。明廷没有提出抗议，相反在1573年沿狭窄的澳门地峡修筑了一道城墙，派兵丁守御，表面上是为了制止绑劫中国苦力的情况，但实际上是为了监视葡萄牙人和限制他们扩展地盘。这个举动不啻是承认了葡萄牙人盘踞澳门。随着葡萄牙人稳稳地占据了澳门，他们垄断了中国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且努力排斥其它外国人从中分享利益。

葡萄牙船队从马六甲和东印度的香料贸易中带回的财富，使西班牙人垂涎欲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经历，令西班牙人相信向西航行绕过美洲大陆的最南端可抵达东方。l519年，一名效命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一支五艘船的探险队沿美洲大陆东岸南航，驶入了太平洋。经过三十三个月的航行，抵达了吕宋(后来称为菲律宾群岛)，完成了欧洲船舶第一次从美洲航至东方的行程。麦哲伦和大部分随行人员被当地土著杀死，幸免逃生的人于1522年经印度洋和好望角返回西班牙。

随着科尔特斯(Cortes)征服墨西哥，西班牙人拥有了一个可由此前往亚洲的据点。 1564年，黎牙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zpi)受腓力普二世(Philip II)之命从墨西哥出发占领了吕宋，并将该地改名为菲律宾群岛，以马尼拉为首府。

与此同时，有许多中国人在西班牙人占领的这块地方从事利润丰厚的贸易。然而，海盗的问题越来越严重，1574年，中国海盗林凤率领62艘战船和2,000人攻打马尼拉。西班牙人击退了他们，进而烧毁了他们的船舰，这样就使受命从福建出发这剿这批海盗的中国水师提督颇为感激。西班牙人抓住这个机会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邀中国提督前来马尼拉。 1575年，由两名奥古斯丁会传教士 组成的一个西班牙使团随中国水师一道返回了福建——这是两国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中国当局很好地接待了西国代表，并允准西班牙人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通商，但不能像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拥有定居点。从此时起，福州、厦门、泉州与马尼拉、墨西哥和西班牙之间的贸易便兴隆起来了。

因为菲律宾归墨西哥管辖，所以采用墨西哥银元为交易媒介。西班牙银元和秘鲁银元也有使用，但数量较少。这是墨西哥银元流人中国口岸之始。因为西班牙人来自吕宋，所以中国人称他们为『吕宋人；有时也称『佛郎机(法兰克人)』，主要是中国人分辨不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1626年，西班牙人袭取台湾的鸡笼(基隆)，并在淡水建立了一个通商和传教的基地。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

荷兰人于1604年抵达中国，晚西班牙人约三十年，晚葡萄牙人九十年。促使荷兰人作积极推进的因素，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新教改革精神。荷兰人曾受西班牙的统治，但在置581年成功地摆脱了它；因此，西班牙国王肼力普二世(他也统治着葡萄牙)在l594年以禁止荷兰人出入里斯本(Lisbon)港口作为惩罚，这样就剥夺了荷兰入在香料贸易中分享的利润。荷兰人于是决定自己前往东印度，一名多年在东方与葡萄牙人共事的荷兰人林斯哥敦(J．H．Vail Linschocen)提供了有关商业活动的必需信息。 1595年，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组织了一家私营性的东印度公司，勘探通往东方的航路。1596年，豪特曼(Cornelius Houtman)率先首航前往苏门答腊和爪哇。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并从政府方面获取了拥有军队，使海外领上殖民化、与东方诸国开战及媾和等权力。荷兰人从葡萄牙人那里夺取了苏门答腊、爪哇和马鲁古，并获得了与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通商的权利。1619年，伟大的组织者和帝国创建者昆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爪哇建立了巴达维亚(Batavia)政府，该政府成为荷兰在东方之事业的中心，荷兰的事业涵盖了从印度到日本的一个庞大的区域。

荷兰人在明朝时被葡萄牙人排斥在广州之外，随着l644年清朝的建立，荷兰人对贸易的期望又恢复了。1656年，荷兰从爪哇派出了两名使者 前往北京。两人接受朝贡使臣的身分，向顺治皇帝行叩拜之礼，并将礼物当作贡品呈上。清廷允准荷兰人海八年经广州前来朝贡一次，贡使规模限定为四艘船和100人，其中的20人获准前去北京。

荷兰统治台湾始于1642年，但在1662年突然结束了。是年，一直以厦门为基地进击中国沿海地区的大明遗臣国姓爷突袭台湾岛，赶走了荷兰人。在1683年平定台湾之后，清廷恩准荷兰人到广东和福建行商及每五年朝贡一次。

伊莉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充满扩张的野心，他们自然不甘在香料贸易竞赛中落后。1600年，英国女王颁发了一份为期十五年的特许状给『从事东印度贸易的伦敦郡长及商人』——这一小帮人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发起者。随后，一支五艘船的舰队在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和戴维斯(John Davis)的率领下前往苏门答腊和爪哇，这标志着英国在东方的商业帝国之开端。在此后的岁月里，东印度公司迅速在关键的贸易站点建立了一些叫做『商馆』的机构。由于英国人在东印度与荷兰人有利益冲突，而在澳门又有葡萄牙人与他们作对，因此他们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印度。

正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被不加区分地叫做『佛郎机』(法兰克人)一样，中国人称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是『红毛』。因此，荷兰人在公海上干下的劫掠勾当就引起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愤慨。此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指望长时间地垄断广州贸易，也千方百计诋毁英国人。这样，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英国人有了一个极坏的印象。

在平定台湾以后，康熙解除了海禁；1685年在四个地方开设了海关：广州售漳州(在福建)、宁波和云台山(在江苏）。在这几个口岸中，广州因地近南海而最为繁荣，1699年在此地开设了一间英国商馆。

法国在东方建立其利益的试图受到了内部倾轧的困扰。1604年，国王亨利四世(King Henri IV)向法兰西印度公司颁发了一份为期十五年与东印度进行垄断贸易的特许状。该公司无所作为，且不久又出现了一个与之竞争的组织——主要雇用荷兰人操办其船队。到1719年时，所有的东方贸易都给予了一间叫『印度公司』的新机构。1728年，该机构在广东设立了一间商馆，但在整个十八世纪里，法国的贸易始终是无足轻重。

总的来说，在华外国商人大多是些这逐盈利的冒险家和一些没什么文化的粗人，他们的表现很不体面，尤其是粗暴而放肆的举止，加强了中国人把外国人看作是化外蛮夷的观念。中国虽然不欢迎他们，但仍然容忍下来，主要是想利用他们来作为皇帝以德怀远的一个标志。自高自大而又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拒不承认对外来产品的需求；被圈禁在沿海几小块地方的外国商人，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没有起到什么建设性的作用。影响较大的反而是那些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

传教活动 随着发现通向东方的新航路，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自宗教改革以来一直萎靡不振——的成员也寻求到海外去传播信仰。由罗耀拉(St．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年创立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尤其热衷于向东方传播福音，这种热情是一所新建的修道会自然会产生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先到日本引进天主教后，也怀着让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梦想前来中国，但于l552年死在令他充满希望的国度之大门口。拥有民法博士头衔的义大利籍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曾供职于教皇保罗四世(Pope Pau IV)的教廷，1573年被委任为所有在东印度(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耶稣会传教团的布道长。 1574年，他率领41名耶稣会士离开里斯本，1577年抵达了澳门。范礼安是一位资质超群、才华卓越的人，他规定了一套在中国活动的新规矩。他不再像当时传教活动习惯做的那样，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外来宗教，强迫皈依者取基督教的名字和穿戴外来服饰，相反，他认为基督教应像酵母般循序渐进地进入中国，并从内部来改造中国。『欧洲至上主义』应让位于文化的接纳。在华耶稣会士受命学习读、写、说汉语，以便让自己『汉化』而非让皈依者『葡萄牙化』。 两位意大利籍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和利玛实( Matteo Ricci)被遣为先行者，去执行这一政策和继续沙勿略的未竟之业。

罗明坚和利玛实于1583年定居到广东肇庆。为准备开展有效的传道工作，他们改穿中式服装、学习汉语、采用中国式的行为举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条。 他们首要的目的不是争取信徒，而是为基督教(Christian)争取一个在中国社会中被接受的地位。他们不去强求使每年受洗人数翻几番之类含糊不确的统计性成就，而是致力于通过广泛的情感接触来传播基督教的理想和观念。凭借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识，以及在天文、算术、地理和其它科学领域的造诣，他们结交了一些较为开明的中国士大夫。中国人对诸如钟表和天文仪之类的欧式机械、透视绘画技巧及欧式雕塑，印象深刻。利玛实得悉中国人不知道宇宙构造，于是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但不经意地把美洲画在了左面、欧洲在中间而亚洲在右面。这是一个失误，因为它挑战了中国乃中央之国的观念。自然地，这幅地图没有马上赢得认同。幸运的是，这个错误是很容易改正的：利玛实知道地球是圆的——而非像中国人仍坚信的是方的——于是修改了地图，把中国放在中间。最终这幅地图获得了中国人的高度称赞，并在中国广为流传，也为传教士们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与此同时，罗明坚用拉丁文写了一本自称为『教义问答录』的怖道书。在利玛实和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在1584年以《天主圣教实录》的书名出版。该书也许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部基督教文献，讨论了上帝的存在及其特性、灵魂的不灭、自然法、受洗圣礼等等。

虽然罗明坚和利玛实与来访的中国人诚心诚意地讨论宗教问题，但两人仍是谨慎地在开始时把自己装扮成学者和科学家；因为他们明白争取别人的皈依才是最终目的，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弄巧反拙。利玛实成功地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通、著名的世界地图绘制人、算术、天文和其它科学真理的教师，最后才是一名天主教传教士的身分。利玛实在肇庆和韶州呆了十五年，在南昌和南京呆了五年，在士大夫名流中结识了许多朋友，然后，于160l年前往北京寻求皇帝的恩宠。他向皇帝呈献了许多礼品，包括名画『路加指认圣母』的复制品、一幅『圣母怀抱圣婴耶稣与施礼者约翰在一起』的画像、一本天主教祈祷书、一座珍珠镶嵌十字架、两副望远镜、一张西琴、两座报时钟和一幅万国志(即世界地图)。还有一份由利玛实的一位朋友和仰慕者 润色加工过的汉文表章，与这些礼品一道呈上。这份表章延请了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书法家誊写，利玛实在表章中称：『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故辞离本国，航海速来，历时三年，始达广东；因僦居而习华文及经籍，淹留于中国各地凡二十年；现径趋关廷表远臣慕义之忱，并冀效命云云。』他还写道：『从幼慕道，讫未婚妻，都无系累，他非所望』；又云：『本国忝列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倘皇上不弃疏微，得于至尊之前罄其愚昧，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利玛实及其同道在『会同馆』受到了很好的礼遇。尽管他们从未得瞻天颜，但却获准居住在北京请求皇帝批准其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

利玛实的策略是进行和平渗透、采取文化接纳姿态，并避免与中国人的偏见和怀疑发生无谓的冲突——他旨在通过这些手段，赢得一些优秀的基督徒，而非做一些无所实效的洗礼仪式。按他的现实主义思路，他认为上帝的恩惠并不是在真空中施舍，而是要借助于人类的活动。因而，他奉承宫中太监的行为也就无所不妥的了，这样做有助于基督教的事业。通过这条门路，利玛实迅速在北京显赫的士大夫中赢得了朋友和仰慕者，其中有一些达官贵人，包括至少一位内阁大学士 、一位吏部尚书 和一位礼部尚书。 最著名的皈依者自然是工部司事李之藻(取教名为利奥[Leo])(卒于1630年)和翰林院学士徐光启(取教名为保禄[Paul))(1562-1633年)，徐光启后来擢升至内阁大学士。

利玛实以一名学者和科学家的声誉，吸引了大批仰慕者前去他的寓所，聆听他关于科学、哲学和宗教的宏论。每天拜访他的人有二十到一百人不等，他的寓所车马盈门。他生命中的最后九年尤其风光：他与中国人彼此之间已非常熟悉，因此中国人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洋人而是一个自己人。但是，他为这样的声望和美誉也付出了代价；他在北京每天需要应付的繁重事务损害了健康，最终死于1610年。他的使命由好几代虔诚敬业的耶稣会士继承下去。

天主教在中国兴旺起来：1640年时教徒的总数在6至7万之间，到1651年数目增至15万人。 1642年，有五十个宫中命妇成了基督徒，而当桂王称帝继续抗清时，他的皇后、王子、两宫太后和几个高级官员都信奉了天主教。两宫太后中的一位——教名为海伦娜(Helena)——甚至在1650年向教皇英诺森十世(Pope Innocent X)送了一封信函，而另一位太后则致函耶稣会会长，请求为大明基业祈祷。

清朝并未因耶稣会士为明廷效命而惩罚他们；事实上，对宗教有强烈倾向的顺治皇帝有好几年对传教士关系密切，尤其青睐汤若望，任命为宫廷历法师，赐给许多恩惠和尊号。 1653年汤若望荣膺『通玄教师』的封号，1657年又被赐予『钦天监监正』官爵。1656-1657年间，顺治皇帝拜访了汤若望二十四次，甚至于l657年在汤若望的馆舍设宴庆祝自己的生日，次年汤若望被封为一品光禄大夫。

康熙朝初年出现了逆转，其时本国臣工对洋人在中国占据高位愤懑不已。摄政大臣鳖拜以汉人历法师杨光先替代了汤若望的钦天监监正职位。然而，康熙皇帝亲政后，于1669年撤掉了杨光先的官职，而任命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为钦天监监正。康熙热中于西洋科学和数学，时常请耶稣会士讲授这类学科。这是西学和基督教在中国大为昌盛的一段时期：全国各地都建起了教堂，信徒人数持续增长。前景固然很辉煌，但不久后，教会内部便产生了不和谐的因素，有可能使所有成就毁于一旦。

耶稣会影响的衰落：礼俗之争 利玛实和他的这随者认为，只要国人的情感和习俗不与教会的基本教条相矛盾，那么就可以避免与中国人发生冲突。他们接受已有的汉语词语来表达基督教的概念，把儒家的道德概念与基督教的学说联系起来，克制自己不去干预中国人的祭孔和祭祖仪式，允许信徒行表示尊敬的磕头礼节。总之，他们接受了文化调和的原则，排斥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在其它许多宗教会社中间流行的『欧洲至上主义』。

方济各会(Franciscan)和多明我会(Dominican)等一些『欧洲至上主义』修道会把非基督教文化看作是邪恶的产物，把对这些文化的容忍看作是对基督教原则的背叛。这些修道会的传教士抨击耶稣会士损害了罗马天主教信念的完整性，并误导了在中国的基督徒。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僧侣不愿对中国人的敏感情绪或当地环境作让步，而是试图将在欧洲和西班牙属地内得到遵守的所有教会法律和习俗，连同信仰原则一起加诸信徒身上。

1634年，多明我会士迪亚斯(Francisco Dias)和方济各会士迪奥斯(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抵达了中国，三年后他们会合了另一位方济各会士亚历山大(Gaspar Alexda)。他们对所见所闻大为吃惊：挂在北京耶稣会教堂的『基督和十二使徒』画像上人物都穿着鞋；这座教堂本身还供奉着两个『圣坛』，一为基督坛，一为皇帝坛。他们斥责耶稣会士歪曲了基督和使徒的画像，并将异教皇帝提升到与救世主子起子坐的位置。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人对光脚人物有什么样的感受，也不费心去了解造座教堂是皇帝赏赐给利玛实的一件礼物，而为表示耶稣会士对皇帝的感恩，在桌上摆了一块写着『皇帝万岁』字样的木质匾额。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抨击耶稣会士的罪状有：(1)不恰当地使用基督教术语；(2)容忍中国人祭奠祖宗、新亡者和孔子这类受质疑的仪式；(3)拒绝斥黜孔子；(4)没有公布教会法律，也不宣扬基督受难之事迹。

用汉语表达基督教思想的问题是争吵的一个主要焦点。利玛实选择汉语中一些最相近的词汇来表达基督教的概念，而不是音译西方的术语。例如，拉丁词“gratia"就不是音译成『格拉基亚』，而是翻译成『天恩』或『圣恩』。他把汉语中『天』的概念等同于基督教中“God”’的概念；这样，『天主』或『上帝』就等于“God”或“Lord”，『天使』等于“angel”，而『灵魂』就等于“soul”。

有关礼俗问题的争论则更为尖锐，利玛实和耶稣会士认为在祖宗牌位前所行的楼俗是表达崇敬和尊重的方式，所以允许在屋子里摆放一块写着家族祖先姓名的牌位，周围摆一些鲜花、香烛和香炉。他们认为，中国人并不假设他们的祖先附身在这些牌位上；并承认祭祖礼俗只不过是一种表达个人之尊敬和孝道的礼节行为而已，其中没有什么迷信的成分。同样，利玛实认为焚香也只是一种不带宗教含义的社会习俗。其它修道会的许多传教士认为，在祖宗脾位和新忘者灵柩前磕头是一种崇拜举动，只有上帝才配得上享用，而耶稣会士则将之解释为一种尊重礼仪和表示礼貌的标志，旨在劝慰悲痛者并显示哀伤，没有什么宗教意义。他们觉得儿女向父母磕头或臣子向皇帝磕头的举动，不含任何宗教或渎神的东西；耶稣会士自己在接受御赐赏品或听宣圣旨时也行磕头礼。他们也容忍为表达对孔子这位万世师表的习惯性尊敬，在授予『秀才』头衔时举行简洁的祭孔仪式。但是，耶稣会士也划了一条不得逾越的界限：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不得参加郑重其事的祭孔典礼，因为在这种场合会举行牲祭仪式。举行隆重祭奠家族祖先的仪式是可以的，但须有条件，即不得烧化纸钱，不得向死者祷告或祈求，也不得表达死者的灵魂会因摄取供品而受益一类的意念。

耶稣会士之所以形成这些决议，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士子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把遵守礼规看作是恪守臣道的组成部分。禁绝礼俗将使他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并将导致和平渗透的策略失灵，基督教将不会成为在中国社会内部默默起作用的酵母，反而会与中国的生活方式相敌对。于是，1656年的教皇敕令允准在耶稣会士所规定的条件下履行礼俗。

然而，礼俗问题并未归于沉寂，而且继续困扰着欧洲的思想界和宗教界，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些最主要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也参与到争论之中，围绕这个论题出版了262部著作，另外还有一百来部书没有出版。1704年，教皇改变教会的立场，取缔礼俗，禁止用『天』或『上帝』来表示“God”，而赞同使用『天主』一词。

1715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Pope Clement XI)发布了Exllla Die教令，重申反礼俗立场，警告违令者将被革除教籍。该教令使『皇帝——教皇』关系更加紧张。为避免进一步的纠缠，康熙决定，所有传教士，除那些科学家和匠师如宫廷历法师等以外，一律遣送回国。尽管这道上谕并未严格履行，传教士的地位还是变得越来越不妙了，而到了雍正朝时则更是进一步恶化。这位新君不喜欢耶稣会士，因为他们曾支援康熙的第九子同他争夺皇位。他宣称：『中国自有中国之道，西洋亦有西洋之教法。西洋教法无需在中国传播，恰如中国教法无由流传于西洋一般。』在雍正帝治下，天主教禁令的执行要严格得多。

1742年，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Pope Benedict XIV)再次申令反礼俗立场，在华传教士被置于虽然不是无法生存但也是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的工作和影响跌落到一个低潮。随着1773年耶稣会的解散，在华天主教的那种感人的精神便烟消云散了。

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从晚明时期到清朝中期，共有约500名耶稣会士来华，其中有80人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炮铸造法、历法、绘图、算术、天文、代数、几何、地理、艺术、建筑和音乐。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将中华文明介绍到了欧洲。这是近代时期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接触，为中国提供了使其自身现代化的机会。以下所列是耶稣会士对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贡献：

1．铸造大炮。中国人从荷兰人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大炮，马上给它起名为『红夷炮』。中国人过于傲慢，以致不愿采用这种洋武器，结果在1592-1597年间日本侵略朝鲜之役中吃了亏，其时日本侵略者使用了大炮。稍后，受满洲人势力崛起的威胁，明廷收起了骄傲，于1622年聘请在澳门的耶稣会士为明军铸造火炮。禁止天主教的活动就迫不得已地自然松弛了。1642年，汤若望受邀前来铸炮，并向负责造炮的中国官员教习技术。他造了二十门试用炮，甚得皇帝的称赞，受命再造五百门。汤若望还写了一本关于火炮铸造和操作及炮弹、开矿和火箭等方面的书。在他的指导下，徐光启、李之藻等辈中国人掌握了铸炮的技术。

2．历法。除了火炮外，耶稣会士还带给了中国有关天文和历法的新知识。中国有两部并用的历书：一为刘基以元历为基础修订的大统历，二为回历，利玛实指出这两部历书的内容不精确及过时。利玛实的几个同道也都精通历法术。1629年，经徐光启推荐，朝廷委任耶稣会士龙华民(Longobardo)和邓玉函(Terrenz)就职于『历署』。当1630年春邓玉函死后，汤若望被任命为他的继承人，他的表现比邓氏更为优秀。

传教士们制作天文仪器，并指导中国官员翻译天文图表和对数表。1643年发生日食时，他们的计算被证明比那些官方历法师的计算精确得多，朝廷于是同意接受耶稣会士的历书；但在廷臣中暗地里颇有反对之意。

当清朝取代明朝时，新王朝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委命汤若望为宫廷历法师，『历署』并入了『钦天监』。占据这些官职的耶稣会士获赐予俸禄和官邸，而汤若望则如前文提及的那样在好几年中获得了皇帝的宠信和尊敬。然而，当他向康熙皇帝呈上一部二百年的历书时，却倒了大霉。一位排外的历法师杨光先弹劾汤若望的历书隐射国朝只能持续二百年；杨光先以此口实为契机，指责汤若望在历算中犯有错误及向民众宣扬谬论。在康熙幼年时专权的鳖拜宣布汤若望的行为『殊为不妥』，并于1664年后期将他投入了天牢；只是由于皇太后的干预，汤若望才保住了性命。杨光先此时当上了钦天监监正，旧的历法恢复了使用，但不久后他便在计算日食时出了一次大错。1665年5月，汤若望被放出监狱，但他已老态龙钟，身患风瘫，一年后就去世了。在1669年杨光先倒台后，钦天监监正一职给了南怀仁，从此以后以至一直到1838年，该职位都是由洋人占据。

3．地理勘测和绘制地图。1708-1715年间，康熙授权资助法国籍耶稣会士白晋(Joachin Bouvet)领一帮传教士对帝国作了一次地理勘测。依据他们收集的资料，1716年绘制出一套包含中国各省的详细地图。康熙自豪地赐该套地图名目《皇与全览图》，此乃第一套标有经纬度的中国地图。

4．其它活动。耶稣会士还引进了其它一些西学学科。利玛宝和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利玛宝和李之藻也翻译了一本数学著作。罗雅谷(Rho)和徐光启翻译了阿基米德(Archimede)的平面几何和球面三角学论着；艾儒略(Aleni)撰写了有关几何、球面三角学和地理学的著作；邓玉函写了人类生理学论着；徐日升撰写了音乐著作；汤若望著述了光学和望远镜原理。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哲学和透视绘画法也介绍了进来。

由于同样的原因，传教士们也将汉学传回了欧洲。继利玛实翻译了『孔子四书』的意大利文译本后，又由郭纳爵(Ignatius de Costa)、殷铎泽(Prosper Intorcenta)和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翻译了一个拉丁文译本，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1682年，柏应理向教皇呈献了耶稣会士翻译的四百多部中国典籍译本。欧洲第一次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大学者和大思想家如斯宾诺莎(spinoza)、莱布尼茨(Leibniz)、歌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和亚当．斯密(AdamSmich)等人成为中华文明的崇拜者。 在启蒙运动时代，中国人对生活的理性态度和它完全与教会分离的世俗政府，赢得了伏尔泰、霍尔巴赫(Holbach)和狄德罗(Diderot)的赞誉。在艺术方面，洛可可(Rococo)运动把欧洲从路易十四时代矫揉造作的巴洛克(Baroque)艺术形式中解放出来，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影响。意大利人、荷兰人和德意志人仿造了中国式的瓷器。法国出产的中式锦缎成为时髦珍品。带有石桥、假山和金鱼的中国园林大受仰慕，肯特公爵(Duke 0f Kent)的克佐(Kew)植物园就特别因其优雅的中国风格而闻名遐迩。

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 尽管耶稣会士带来了这些西方文明的样本，但他们并不是推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催化剂。传教士只是代表了西学的一缕微弱之光，在一小部分较进步的中国士大夫中中间隐约闪亮，却从未照射到其它地方，他们充其量只是给几乎不可变更的中华文明，带来了一阵微徽的颤抖而已。中国的士大夫总体上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自负非凡，以致不承认需要吸收外来学识。

此外，带来这种科学技术新知识的耶稣会士，本质上是一些宗教人士而非科学家。除了几十个非常有天赋的人以外，大多数传教士作为文化传导者其能力是有限的。与其说他们代表了欧洲文明的宽广前沿，还不如说他们只介绍了西方科学中少数一些恰好吸引中国人注意力的分支。即便是这种片面的介绍，也在十八世纪中随着传教运动被抑制而受到阻隔了。因此，耶稣会士所作努力的微弱、儒家士人所持的种族中心式的自满姿态，以及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对外来刺激之不可渗透性，阻碍了中国在此时出现任何现代化的进展。

讽刺的是，恰恰就在西学在中国衰微后不久，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进展。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英国的一些重大改革，为近代民主制的兴起开辟了舞台，而工业革命则预示了一个技术发展、民族主义、向外扩张、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欧洲上空弥漫着进步的气息。与此相反，中国的士人却在他们『繁华的往昔』里寻找行动的指南，并专注于古代经籍的研究。欧洲在探索进步的道路上突飞猛进，而中国却酣睡在辉煌的梦境里。把中国从它的睡梦中推醒，需要作出远比耶稣会士所能作出的更夸张、更猛烈的举动。我们将在后面几章中看到，在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的英国，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挑战。

俄罗斯的推进

大约在西欧人经海路到达中国的时候，俄罗斯人也正在穿越西伯利亚向中国推进。因此，中国是在两个方向上与欧洲世界碰面。从南面远航前来的欧洲探险家及商人和从北面经陆路前来的俄国人，他们像一把钳子一样逼近了这个从前是鸡以渗透的帝国，中国的命运从此再也不像以往一样了。

穿越西伯利亚 征服西伯利亚主要是俄罗斯探险者、冒险家、狩猎人的功绩。到十六世纪中叶时，俄罗斯人已抵达了乌拉尔山脉，并争取到一些部落酋长如埃迪格尔(Ediger，失必儿汗)和库楚恩汗的归顺，而在1554年，伊凡雷帝采用了『全失必儿领主』的称号。1558年，富商斯特罗加诺夫(Stroganov)家族获沙皇允许，开发乌拉尔山脉以外的地区。1581年，曾经当过土匪后成为斯特罗加诺夫私家军队统领的叶尔马克(季莫费耶夫[Vasili Timofeiev])，率800名哥萨克人(Cossacks)向东进发，于翌年抵达额尔齐斯河，占据了失必儿城，西伯利亚的名称即来源于此。他将占领的地方连同一批皮毛贡品呈献给沙皇，以求抵赎过去的错误行为。叶尔马克获得了一枚奖章并被称为英雄，他继续沿额尔齐斯河和鄂举河向前推进。虽然他在1584年淹死，但东进却继续下去。1587年修筑了托博尔斯克城，至1590年，俄罗斯政府迁3,000家农户于西伯利亚西部。1604年，在鄂毕河畔修筑了托木斯克城，以此作为西伯利亚的府治，1619年又修筑了叶尼塞斯克城。到1628年时，哥萨克人已到达了西伯利亚束部的勒拿河。1632年和1638年分别建造了雅库茨克和鄂霍次克两城，从此地又派出几次继续向东的探险。1648年，俄国人抵达了堪察加半岛和现今所称的白令海峡，这样，自叶尔马克从乌拉尔出发(1581年)后不到七十年的里，俄国人就完成了向太平洋推进的探险，征服了四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地域。1651年，他们又进抵了贝加尔湖，修筑了伊尔库次克城。

哥萨克人从西伯利亚部民的传辟中，得知了有『东亚黄金之国』美称的黑龙江流域肥沃富庶——据说那里金银遍地、棉丝如海、牛马成群、谷粮堆山。因此，有几次探索性的远征队被派往那块诱人的地方。1658年，叶尼塞斯克的总督帕休可夫(Pashkov)到达黑龙江的支流石勒喀河，筑尼布楚(尼尔臣斯克)城。1666年，一名流亡的波兰人启尔哥布斯基(Nikitor Chernigovskii)修筑了阿尔巴津(雅克萨)要塞，他在1669年获沙皇委命为总管。此时，哥萨克人在黑笼江流域牢牢地盘踞了下来，中国人称他们为『罗刹』，他们决意进一步深入满洲。

俄罗斯人的推进与满洲人在中国的崛起同时发生。虽然清朝的创建者备受罗刹威胁的困扰，而且为此忧心忡忡，但却不得不推迟采取任何大规模的惩罚措施，因为他们正专心于征服中国及巩固王朝。只有到了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才腾出手来处理俄罗斯问题。

早期派往中国的外交使团 随着征服西伯利亚并突入黑龙江地区，俄国人向中国派去了一些试探性的外交使团。俄国人此时对中国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一些人认为中国既不庞大也不富有——『统由一道砖墙围绕，可显见其无多地域也』。 1618年，沙皇西奥多罗维奇(Mikhail Theodororich)遣托木斯克的菲德林(Ivan Petlin)赴北京探访这个神秘国度的情形；由于他没有带来贡品，因而被拒绝陛见。

1654年，俄罗斯委派第一位使臣白克夫(Feodor Baikov)寻找有关到达中国的最佳路线、两国间的距离及中国人用来交换的货物之类型；他还要刺探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考察那里的农产品和宝石。他带了一份沙皇致『附格德汗(大汗)』的信函，所谓『博格德汗』乃是俄国人从蒙古人那里获悉的对满洲皇帝的称呼。白克夫受命要将信函直接呈给博格德汗本人，且在觐见时不得行磕头礼。颇为滑稽的是，给他的训令接下去又称：『无论如何不得(像中国人那样)吻博格德汗的脚；但若被要求吻手则毋需拒绝』云云。 由于矢口拒绝行中国人要求的礼仪，白克夫未能获陛见，礼物也被严词退回。白克夫作为一个外交官固然失败了，但他却带回了一些关于中国的『珍贵』情报。

1675年，俄罗斯又派遣了一位神采飞扬的使臣斯帕塞理(NikolaiG．Spathary, 其原来的族姓为米勒斯冰)前来寻找通往中国的路径、探测中国对与俄国关系的反应，以及了解有关西伯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居民的情况。斯帕塞理乃是一位博学之士，他决意不辱君命。他不肯将沙皇的信函呈递给中国官员而执意要亲手呈给皇帝，并且拒绝将他的礼品称作贡品。在与礼部僵持了二十六天之后，他最终作了让步，向康熙行了磕头礼，随后康熙在宫中赐宴招待了他。斯帕塞理居北京凡三个半月，未能完成其使命，但他却从南怀仁处得悉了康熙将为铲除雅克萨和尼布楚而开战的重要情报。

《尼布楚条约》，1689年 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1681年)，台湾抗清运动的平息(1683年)及王朝对中国统治的稳固，康熙着手解决罗刹问题．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彭春将军于1685年率10,000士兵、5,000水手和200门火炮从齐齐哈尔出发。面对如此庞大的敌军，圆尔布青(Aleksei Toibuzin)统领的450名哥萨克守军全无取胜机会，不出意料，他们被彻底打垮了。45名俄国人被俘，雅克萨被夷为平地；但圆尔布青却设法逃到了尼布楚。

在荡平雅克萨后，彭春撤回来了；但不久图尔布青在336名哥萨克人的帮助下又盘踞到废墟之上。新的要塞修筑了起来。1686年3月，图尔布青又恢复了对黑龙江的侵袭。康熙再次派军讨伐雅克萨。这一次俄国人顶住了中国人的围攻达一年多时间，但像前一次一样，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俄国显得毫无希望。图尔布青在战斗中阵亡，而许多部下则死于疾病。最后，当1687年年中哥萨克人只剩下66名的时候，中国人只要再来一次会攻就可以占领雅克萨，但是康熙突然下令撤围，而他的将军萨布素甚至向嗷嗷待哺的哥萨克人提供给养。表面上，皇帝这样做是因为他从沙皇处得悉一个外交使团已经上路，而实际上他是在寻求机会博取俄国的善意。康熙不想把俄国人逼到与仍未降服的西部蒙古人厄鲁特部结盟的地步。此外，在经历了削平三藩的经年内战之后，中国也需要休养生息，因此延长与俄罗斯人的战事不符合它自己的利益。

俄罗斯也丝毫不想开战，因为：还不是『大帝』的彼得才十来岁，与他那位久病的兄弟同掌皇位；该国专注于在波罗的海的战事；军费开支和国内经济衰败使国库空空如也。对俄罗斯来说，执行一项通过贸易接触对中国作和平渗透的政策，远比沿黑龙江作赤裸裸的侵略和领土扩张更加可取；因此，它便派出了外交使团。该使团以费要多罗为首，此人是托博尔斯克总督之子。他被授命在色楞格斯克(Selinginsk)会晤中国人，努力将边界线划在黑龙江和布列亚河(Bysma)一线，如果不行，则至少划在黑龙江和结雅河(Dzeya)一线。1687年10月22日，费要多罗抵达了色楞格斯克。

中方使团由一等公索额图及几名显贵率队，随行的还有两名充当翻译的耶稣会教士张诚(Jean Franqois Gerbillon)和徐日升(Thomas Pereira)。他们于1688年5月离京，但发现前往色楞格斯克的道路因厄鲁特部酋噶尔丹入侵东蒙古人喀尔喀部而被阻隔了，于是选定尼布楚为替代的外交谈判地点。康熙皇帝急于获得俄国的善意和杜绝噶尔丹与俄罗斯人的结盟，于是训令索额图说中国可将尼布楚让给俄国且承认定边界于额尔古纳河。在谈判中，费要多罗提出要以黑龙江为界，而索頟图则要求俄国人撤出尼布楚和雅克萨，并且放弃色楞格斯克以速的领土。双方各执己见，陷入僵局。两名耶稣会教士在南方营寨间来回调解，而中国使团则威胁要动武。 中国方面有10,000名士兵和90艘战舰为后盾，而费要多罗手头仅有1,500名军队。俄罗斯人最终让步了。1689年9月7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拟成了汉、俄、满、蒙和拉丁语五种文字的版本——以拉丁文版为正本。条约含六条：

1. 西伯利亚与满洲里之境界，以入于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及循此河之水源，远至东海岸所绵互之外兴安岭山脉为定界。

2. 雅克萨地所建造之堡垒，当悉行毁坏，其所居住之俄国人，当悉携其财产退回。越界捕猎之猎夫将予严惩。

3. 两国民持旅行免状时，无论于何地之领土内，得交通以营其贸易。

4. 无论何国人，不得容他国之逃亡者及脱走之兵，而应印行捕俘，交付于境界所在之官衙。

5. 两国现居他国领土内之人民，仍得居住原处。

6. 两国间于过去一切之事，当永久忘却，毋留记忆。

这项条约乃中国与一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项协议，它是在中俄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都大体感到满意。俄罗斯获得了对尼布楚城及约93,000平方英里未定领土的控制权，此外还获得了一些贸易特权；而中国则满意地看到雅克萨的俄罗斯问题被彻底解决，且俄国将很可能在中国与噶尔丹之间的较量中保持中立。然而，条约中却有一个大漏洞；蒙古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边界仍未确定，因为费要多罗坚持称他没有得到授权谈判这个问题。显然，俄国是在规避任何对这个问题的安排，因为清王朝还没有完全控制外蒙古。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和罗刹问题的暂时消除，康熙转而对付厄鲁特问题。此后展开了几年的征战，其间皇帝的军队丧师失地、损伤颇大——一时间噶尔丹进抵离北京不到80里格(240英里)处的乌兰布通。但战事基本上悬而未决，没有哪一方取得多大优势。最后，决意扫荡噶尔丹的康熙经过几年的准备，于1696年发起了一场有80,000人参战的征讨。是年6月12日，噶尔丹被迫在昭莫多决战。他的骑兵被清军的火炮和火枪彻底摧毁，心高气傲的噶尔丹不愿投降，率一小帮从人逃离。他于次年即1697年暴卒——可能是服毒自杀。于是康熙将他的统治扩展到了外蒙古和哈密，为他的孙子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完成对整个『西域』 的征服奠定了基础。

《尼布楚条约》最具意义的是，使中俄关系得到了规范。在该条约签订后，一些俄罗斯商队和外交使团进入中国。1693年，以伊德司(E．Izbrandt)为首的俄国使团争取到中国方面的同意，每三年派一次两队前来北京。商队规模限定在200人以内，往北京逗留时间限制为80天；无论他们的货物是进口货还是出口货，都免收关税。在1698-1718年间，共有十支这样的商队前来。1720年，一个由伊斯迈罗夫(Leon V．Izmailov)率领的使团抵达北京，该使节行了三跪九叩的磕头大礼，条件是将来中国使节前去俄国也将服从该国宫廷的礼仪。 虽然俄国使节得到了康熙的礼遇，但当请求扩展商务及在北京设立一总领事馆的要求时，却不得要领。他在逗留北京三个月后启程回国，留下随员兰给(Lange)继续谈判；十七个月后(1722年)，兰给因行为乖张而遭驱逐。

图理琛出使留居俄国的土尔扈特部，1774年 俄国派了几个使团来华，中国也派了两个使团赴俄罗斯。但第一个使团不是派往圣彼得堡的俄国宫廷，而是派往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落。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部的一支，原本居住在塔尔巴哈台地区，1630年移居俄罗斯。到1654年时，他们已成为了俄罗斯臣民，虽然其部酋继续定期向中国进贡。1712年，土尔扈特部酋长阿玉奇派了一个朝贡使团来到北京，阿玉奇之女嫁给了厄鲁特部新首领、噶尔丹之侄策旺阿拉布丹为妻。康熙决定过使回访，表面上是为了表达他对阿玉奇效忠的赞扬，但实际上是为了加强中国与土尔扈特部的关系，并杜绝阿玉奇与策旺阿拉布丹结盟的可能。康熙很可能还想劝说土尔扈特部落归顺中国(该部最终于1770-1771年间归顺了中国)。

这个使团由内阁侍读图理琛率领，他于1712年离京，穿越了蒙古和西伯利亚，在那里得到了西伯利亚总督的善待。1714年，使团抵达了伏尔加河，图理琛在那裹会晤了阿玉奇。除了友好地互致善意及谈论从中国交还阿玉奇之侄以外，他们在会晤中还谈了什么却不得而知。图理琛回国后写了一部这次游历的记录，书名为《异域录》。

《恰克图条约》，1727年 图理琛使团显然加强了中国与土尔扈特部的联系，可能也阻止了阿玉奇与策旺阿拉布丹之间的结盟。但厄鲁特人对清王朝的威胁依然存在。策旺阿拉布丹与俄国人之间持续的交往，引起了中国人再度担忧他们之间会达成什么密谋。据此，划定外蒙古与西伯利亚之间边界的问题——这是《尼布楚条约》悬而未决的问题——便变得加倍重要了。中国的新皇帝雍正执行他父亲将蒙古与俄罗斯隔离开来的政策，决定必须通过一项新条约，一揽子解决与俄国的所有未定事宜，从而消除俄国援助厄鲁特部或与其建立联盟的任何借口。

俄国人也急于解决与中国之间的一些问题，如边界的划定、陆路贸易的延伸及在北京设立一宗教使团等。1725年继承彼得大帝的叶卡德琳娜一世(Catherine I)借口恭贺雍正帝1723年的登基，派遣卢古辛斯基(Sava Vladislavich Ruguzinski)以特命全权使节身分前来中国。这个庞大的使团有100人之多，并由l,500名士兵护卫，它经过十三个月的跋涉于1726年10月21日抵达北京。卢方辛斯基是一个圆滑、耐心而又见识卓越之人，从1726年1O月到1727年4月之间的六个月裹，他与图理琛及另外三名中方谈判代表会晤了三十次。法国籍耶稣会士巴多明(Parenin)充当了两个谈判使团中间的联络人，不断向卢方辛斯基通报中方使团当前的意向。由于此前尚无在北京签订条约的先例——与俄国的第一项条约是在边陲小城尼布楚签订的——双方使团移到了色楞格斯克河支流布拉河地方，在那裹缔结了被称为『布拉协定』的草约，该草约在1727年10月21日修订成为正式文本，名为《恰克图条约》。这项含十一条款项的条约的重要条文如下：

1. 蒙古与西伯利亚之边界由中俄联合委员会勘定。边界从西面的萨彦岭和沙毕纳依岭延伸至束面的额尔古纳河。东面从乌带河到外兴安岭之间的土地因缺乏精确资料暂置不议，但在其它地方委员会应立即划定疆界。

2. 除尼布楚现有贸易集市外，允准俄国人在边界之恰克图开设贸易。

3. 双方逃犯应严行查拿，各自送交边吏。

4. 不超过二百人之俄国商队允准每三年前往北京一次，免纳进出口关税。

5. 俄国得允在北京保持一个有自己教堂的宗教使团，俄国教士及学子得居住北京。

6. 中俄之间的通讯应用双方政府之印信——中国为理藩院印玺，俄国为萨那特衙门(元老院)或托博尔斯克总督衙门印玺。

在领土安排上，中国丧失了上额尔齐斯河与萨彦岭之间及贝加尔湖以南和西南约4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但获得了看见俄罗斯远离蒙古诸部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俄国获得了一些贸易上的让步及授权在中国设立一宗教使团。但是从前一直与蒙古人进行的边界贸易，现在限制在尼布楚和恰克图两地。

托时和德新的使俄，1729-1732年 尽管《恰克图条约》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但因它允许两国间发展更密切的交往而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俄国方面不断控诉蒙古匪帮侵扰边境，偷抢马匹、骆驼和牛羊；也有一些申诉华商欠俄国商人债务不还的怨言。这些事悄自然引起了中国方面担忧俄国是否会在清军征讨厄鲁特部时保持中立，其时厄鲁特部的新头领是策旺阿拉布丹之子噶尔丹策零，策旺阿拉布丹死于1727年。为得到俄国的保证，雍正皇帝于1729年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俄国，这是一次真正派往圣彼得堡宫廷的外交使团，因此它也是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使团。

使团由一位满族记名侍郎托时率领，出使名义是恭贺俄国沙皇彼得二世(1727-1730年)加冕。当托时于1731年1月抵达莫斯科时，他发现沙皇已驾崩，新君是彼得大帝的一个侄女伊凡诺夫娜(1730-1740年)。俄国人鸣三十一响礼炮欢迎他及热情延请他至克里姆林宫陛见。托时向俄国宫廷呈献了十八箱中国皇帝钦赐的精美礼品，并向女沙皇行了驰名的磕头礼，随后他向俄国元老院递呈了一封国书，该国书要求俄国在中国征讨厄鲁特部时保持中立。他更具体地要求俄国人：

(1) 若中国士兵在进攻中无意越过俄国边界，不要采取敌对态度；(2) 给予中国这剿逃入俄国境内之厄鲁特部军队的特权；(3) 将厄鲁特部酋及贵族引渡给中国而严格约束在俄国境内的厄鲁特部民，使他们在未来不给中国制造麻烦；(4) 允许中国派代表团访问定居于伏尔加——顿河流域(Volga-Don Valley)的土尔扈特部落，并促使该部回归其原来的故乡。中国愿割让部分从厄鲁特部那裹攻占的领土给俄国作为回报。

女沙皇真诚地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和平关系，并授权清军可以这剿逃入俄罗斯境内之厄鲁特士兵。此外，她承诺将严加管束避难于俄罗斯的厄鲁特部民，但拒绝将该部部酋和贵族引渡给中国。她还同意让中国再派一个使团赴土尔扈特部落，但未承诺将来再派使团，因为土尔扈特人已正式成了俄国臣民。

托时居留俄京达两个月之久。回国途中，他在托木斯克拜会了俄国元老院秘书巴库宁(Bakunin)，并请求俄国帮助安排一个中国使团前往土耳其，目的是试图寻求土耳其支持中国管辖它所属的回民，但巴库宁对此不置可否。

托时使团的真正目的，显然是想使俄罗斯在中国行将对厄鲁特部发动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另一个长远的目标则是确保俄国协助它安排一次赴土耳其的使团。这些都是清朝吞并厄鲁特部所控领土的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就目标而言，托时的使命只成功了一部分，即使中俄相互间的态度确实改善了和俄国援助厄鲁特人的可能性减少了。后来的事态表明，俄国正忙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因而无论如何也不会援助厄鲁特人。清朝征讨大军在遭遇了重重困难后，最终于1732年在光显寺一役中获胜，这就使中国得以经谈判而达成一项和议，但它却未能彻底解决这个积年的厄鲁特问题。

在托时还没回国之前，北京已决定再派遣一个使团携带致女沙皇的合适国书前往俄国。该使团由礼部满侍郎德新率领，在俄国边界得到了友好接待，但却被拒绝派遣代表往土尔扈特部。德新于1732年抵达了俄罗斯新京圣彼得堡，在一场盛大的陛见仪式上呈上了国书，并且行了磕头礼及献上了十九箱中国皇帝致送的珍贵礼品。他重申了与托时一样的请求，也从俄国人那裹得到了相似的答复。为接待这两次中国使团，俄国宫廷耗费大量的金钱，分别花去了26,676和22,460卢布。

俄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清代初期的中俄关系同中国与其它西欧海权国家的关系回然相异。事实上，俄国在中国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唯一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唯一派遣外交使团的『西方』国家；也是唯一一个获得在北京拥有宗教、贸易和教育特权的国家。清朝早期的统治者认识到，俄国的中立对于中国巩固其北部和西北边界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取得这种中立，就必须给予俄罗斯以一些其它国家所不能享受的优惠和特权。

尽管清廷坚持俄国使节向中国皇帝磕头，也尽管中国记载总是把使节说成是贡使，但在(大清会典)五个版本的任何一个版本中，俄罗斯均未被正式列为藩属国家。事实上，康熙明确表示俄罗斯不应算做藩国：『外邦(俄罗斯)来贡固为一盛事，然朕恐后世行之或成纷扰之源。』在很多场合，康熙给予俄罗斯以一种独立邦国所应有的尊重。例如，他在1712年遣图理琛赴俄时即命他『行事悉遵彼国礼仪』。这种训令从未给过任何派往藩属国的中国使臣；相反，所有藩属国王在迎接中国使节时都必须履行中国的礼仪。这种对俄罗斯的特殊尊重还表现在1720年康熙与俄使伊斯迈罗夫的交流中。皇帝告诉伊斯迈罗夫，如果他服从中国宫廷的礼节行磕头礼，那么，清廷将保证以后中国的赴俄使臣也遵从俄罗斯的礼节。由于伊斯迈罗夫的遵旨，康熙在三个月中延见了他十几次，以示宠爱，在会晤中，康熙隐隐约约地称彼得大帝为『其匹』、『友邻』和『掌辽阔疆域之最尊高之主』。 这种表达——甚至是这种情感——从来没有加诸中国的藩属国王或任何其它外国君主。当托时和德新在1731～1732年赴俄期间，他们确也向女沙皇磕了头，这是中国使节从未向任何藩属国王行过的礼节。

由于中国对俄罗斯之特殊尊重，衍生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后果，即俄国战俘的待遇。这些战俘总共约百人，都是在雅克萨之围前几次战斗中俘虏过来，他们得到了宽赦并编入清军的一个牛录——满军镶黄旗第四甲喇第十一牛录。作为旗人，他们被授予军爵且有营房驻地。他们每年有一笔俸禄，还允许完全自由地信教。康熙皇帝赐了一座佛庙给他们，他们将它改建成一座东正教堂，称『圣尼古拉教堂』，后来改名为『圣母升天教堂』。中国人则称之为『罗刹庙』，而更通行的不太确切的叫法是『北俄罗斯馆』。

俄罗斯商人的境况也不错，他们来华的时间始于1693年的伊德司(Ides)使团，获准结伙成二百人的商队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他们固然要自己解决来华的川资，但带来的货物却是免课关税的。在北京期间，他们寄宿于『南俄罗斯馆』——是前明的旧『会同馆』。按规定他们应在八十天内做完生意及离开北京。但这些规章不过是形同虚设而已，例如，1698年，由连古索夫和萨瓦季耶夫率领的商队就包括了近三百名商人和二百名账房、仆役和伙计。在1698-17 8年间，有十个这类商队前来北京，平均为每两年一次，而不是如官方规定的每三年一次，并且他们还经常获准居留北京超过法定的八十天期限。有时，中国宫廷甚至还向那些亏了本的俄国商人提供贷款。

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之后，俄罗斯教士团队获准每十年来北京一次，为这里的俄罗斯人布道，并由中国政府提供他们的川资和居宿费用。在1729到1859年间，有十三个这类的使团来到了北京。教士们住在南俄罗斯馆，并且在那裹保持了一座称为『圣烛庵』的教堂，该教堂后来重新起名为『圣母涤罪教堂』。1729年以后，宗教使团的教士也在『圣尼古拉教堂』做弥撒。

《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派学生前来北京学习汉文和满文。 1728年，一所教习俄罗斯人的语言学堂作为南俄罗斯馆中的一个单独机构落成了。俄罗斯学生前来作为期十年的学习，中国人承担他们的路费和膳宿费，但要求他们穿着由理藩院提供的中式服装；礼部提供食物，国子监则指派一名汉人和一名满人教授语言。这座学堂还附有一些塾师。同样地，中国政府也感到有必要教习俄文。理藩院从八旗子弟中挑选了24名学子来学习五年的俄文和拉丁文。五年的学期结束时将举行考试，两名学业最优者将授予八品或九品衔的官职。

凭借这些宗教、教育和贸易特权，俄国在诸国中一枝独秀地在中国的京城建立了一个立足点。这些特权以及由此带出的特殊地位延续了很久，即使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乾隆成功地巩固了帝国、从而不再需要俄国的中立以后，也没有取消。只有到了1861年，当北京向英国、法国、美国的外交代表开放时，才打破俄国的垄断地位。

俄国在中国之特殊地位的意义是不应被低估的，俄国驻北京宗教使团和语言学堂的成员能够从内部观察中国，直接地研究中国的语言、政治和社会及经济结构。他们比其它西方人能够更早地发现清王朝的力量和弱点。他们也许是唯一一批理解中国人心态的外国人。们目睹了满清政权逐步地衰败，而他们给本国政府的报告则有助于指导俄国的对华政策。他们在回国后开始进行或许是欧洲最早的系统性漠学研究，早于其它任何西方国家好几十年。

◇第六章 国运逆转：由盛到衰

我们已提及，中国在1800年以前是一个屹立于东亚的辉煌无比的庞大帝国，它的版图从中亚高原延伸到东海之滨，从蒙古沙漠延伸到南方的丛林和海滩。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无疑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所实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曾赢得许多位欧洲著名哲学家 的赞誉。但在1775年后，中国开始衰落。

满清力量的衰落

当乾隆皇帝于1795年逊位之际，清王朝已走过了它的颠峰，衰败的种子早已播下。乾隆的第十五子成为嘉庆皇帝，继承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确实，嘉庆朝二十五年时间的统治备受严重的行政、军事和道德难题的困扰，很清楚地表明了朝代的衰落。

行政无能 满洲宫廷对汉族官员所怀的疑虑及由此采取的相互钳制政策，损害了行政效率。当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评价这种负面效应时说：『官员们难得有机会提出积极主动的独立见解，或通过行使适当的权力来完满地履行职责。相反，所有官员都屈从于一套严密的规章、限制和牵制网络，哪怕是在他们个人控制范围之外的一些事情上，出现任何疏忽或过失都可能招徕惩罚。最终出现的普遍情形是，对普通官员来说，最慎重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多注意在形式上遵守成文的章程，少去做那些利君惠民的事情。』 这种评价恰如其分。康熙在1711年亲自给一位巡抚下达的一段旨意，可以证明这一点：『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此事也。』 因此，官场中的指导原则便是免生事端。一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升官的秘诀乃是『多磕头少开口』。官场中形成了一种息事宁人、作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倾向——凡事不要破坏现状。这些特征束缚了官员采取富有激情的行动和对挑战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应。这种状况并不让朝廷担心，因为朝廷最关注的并非施行有活力的或至少是有效的管理，而是关注王朝的安全。采取大的决策不是行政官员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是皇帝的特枞，所以国家能够繁荣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能力高下。这样一种高度的集权，在康熙，雍正和乾隆辈足智多谋的君主统治下尚能运转良好，但一当最高首脑踟躇徘徊时，这艘国家之舟便放任自流了。在乾隆之后，清朝不再有伟大的皇帝。

腐败普遍 乾隆朝的最后二十年是非常腐败的，我们在第二章中已谈到了那位御前侍卫和坤青云直上，此人侵吞国家财产几达二十五年之久，积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8亿两巨额财富(约合15亿美元)，据称比国家二十年实际总收入的一半还多。他的家产清单上登记了一些饶有趣味的项目：金碗碟4,288件、银唾盂600个、金面盆119个、黄金580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座本银4,000万两、田地80万亩估银800万两。 当嘉庆皇帝于1799年将他处决时，民间有『和砷跌到，嘉庆吃饱』之谚。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和砷乃是普遍腐败现象的一个鲜明典型例子而不是腐败现象的根源，腐败现象甚至在他扶摇直上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但无论如何，和坤加剧了这种现象，而且他的恶劣影响还继续肆虐。文武百宫中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和非法众敛的情形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几乎是无处不有。京官公开接受地方官的『孝敬』，而后者则再从下属那里索取钱财。这些官员过着入不敷支的生活，许多人的豪华府第拥有家奴、家丁和轿夫，豢养一帮常住的清客，并接济自己的穷亲戚。他们的低薪俸无法承担符合他们身分的开销——一品大员每年180两，九品小官每年33两——除非靠贿赂来贴补其薪俸。即使是赐予其薪俸50到100倍的『养廉费』也不能杜绝『压榨』行为，那些行为实际上已制度化了。比如，在征收地丁税时，每侗地方都有一定的额度，超过这一额度的所有钱粮便被地方官据为已有。征收的税收几倍于额度的情形并非罕见之事。非法所征的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的身上，在收税人和地方士绅的催逼下，他们往往不得不交纳比核定税额多出50％到80％的现银和高达250％的赋粮。一名只征收10％附加税的官员会被认为是清官，这是没什么奇怪的。通常有这样的估计：『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满人和旗人堕落 因为要符合作为征服者的身分，满族人无论其门第或社会地位如何，都是不准经商或务农的。他们雇用汉人耕种田地，从佃户那里获取地租收入。悠闲和寄生的生活培养了懒惰和放纵的习性。曾经是清朝开国时满清军队骨干的旗人获得三倍于汉族兵丁的饷银，他们的特权地位及其必然的养尊处优，令到原有的尚武气质出现了惊人的退化，到雍正朝时期(1723-1735年)，他们已退化到不再能上阵打仗的地步了。他们不去习武，而是做一些赌博、听戏和斗鸡的放荡勾当，附带放一些高利贷和开典当营生。他们不仅不能履行保卫王朝的职责，甚至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而且是数量极多的寄生虫：满军旗、蒙古军旗和汉军旗的旗人连同他们的家眷人数大约有150万。

军队中的腐败也骇人听闻，据说是乾隆帝私生子的满族将领福安康，故意拖延对金川叛匪的征讨，以便增加侵吞军费的机会。汉军绿营兵中的腐败也很严重，用于镇压白莲致起义(1796-1804年)的军饷大部分落入了统兵将佐的私囊。这场旷日持久和征讨规模宏大的战事，正是军队腐败盛行和无能的见证。

财政窘迫 清初的统治者曾为帝国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康熙给后人留下了800万两，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然而乾隆在位时，追求奢华的铺张浪费倾向已开始了。乾隆的『十全武功』耗费了国家1.2亿两，而嘉庆对白莲教和其它秘密会社长达九年的征讨则花费了2亿两。这些毫无节制的军事开支，加上官场中的贿赂腐败，耗干了国库，导致银价持续上涨。乾隆朝(1736-1795年)初年1两银值700文(铜钱)，嘉庆朝(1796-1820年)时期则涨到了1,300或1,400文。到1800年，清帝国的经济基础已被严重损坏了。

人口压力 清代人口的增长远远快于耕地的增长，引起了生活水平的下降。166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在1亿到1.5亿之间，到1800年上升到了3亿。可耕地却没有相应地增长。1661年时全国有5.49亿亩耕地，1812年时仍只有7.91亿亩。因此耕地的增长不到50％，而人口的增长却超过了100％。背井离乡者、穷人和失业者经常沦为盗匪，或加入到作乱的行列。

士人失责 受频繁的文字狱之威胁，学者们避开了政治而试图在古书堆中寻求庇护，造成学问与现实脱节。他们自夸为学问而学问，不再追求经世致用；经科举登第为官的人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受训练。许多官员都是软弱之辈，并不希望做治国能臣。1799年，翰林院二品编修洪亮吉上奏皇帝，直陈士大夫道德沦落，他列举一些尚书侍郎等高官向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磕头邀宠；一些士子为同样目的结交显贵的仆役；还有一些官员为获得皇帝的关注竟恬不知耻地贿赂宫中的随从和侍卫。知识分子的道德沦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无疑意味着他们已经忘记了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也忘却了学以致用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失去了真正的领袖，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官场中普遍的道德沦落至少部分源于这种知识分子的玩忽懈怠。

所有这些征兆——行政的无能、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普遍的腐败、军队战斗力的衰退、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库的空虚——都反映了所谓『王朝轮回』之现象的内部运作。确实，到1800年时，统治力量已盛极而衰，使国家暴露在内乱外祸的双重灾难面前，这是诸多王朝在其后期的典型特征。

会党起义

在清朝的专制制度之下，不容许有『叛逆』存在，除了公开起义之外，唯一有组织的反抗形式是秘密会社。在1683年台湾的抗清运动被镇压后，忠于明朝的人转入地下组织或加入秘密团体继续抗争。最重要的秘密组织有：(1)『天地会』，亦称『三合会』或『三点会』；(2)华南的『哥老会』；(3)白莲教及其在华北的分支『天理教』。 一般而言，华南的秘密会社称自己为『会』，而北方的会社则称自己为『教』。『会』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政治组织，而『教』则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秘密宗教团体，两者都是反满的。

天地会发端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许多大明遗臣意识到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遂遁入福建少林寺为僧。1674年，其中的五个人——『五祖』——秘密结成天地会，倡导反清复明。该会社名称源于『天父地母』的说法。在西方文献中，该组织有时被称为『三合会』，因其强调天、地、人合而为一之故。三合会在各省设有『前五房』和『后五房』，类似于『共济会』的会馆。 三合会的分支和会众很快在沿海地区——台湾、江苏、浙江、湖南和广东一扩散，他们使用写作『三点水』偏旁的名字作暗号；故他们也被称做『三点会』。并非偶然的是，这种『三点水』偏旁也是汉字『洪』的偏旁，而『洪』乃是明朝开国皇帝年号『洪武』中的一个字。 这样看来，天地会的会众把他们的组织称为『洪门』就不足为怪了。

这些秘密会社致力于反清复明，矢志要为被满洲人杀害的汉人报仇。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道样的抱负都受欢迎加入，无论其出身，教育和社会地位如何，但总体上来说，这些会社只吸收低下阶层的人。新成员由老会员介绍入会，他们要知道本会的暗号和切口。在入会仪式上，新会员要起誓保守会众的秘密，并照读写在一张纸上的三十六句誓言，这张纸随后烧成灰烬倒入一碗混杂酒和糖的鸡血裹；接着他们戳破左手中指，挤几滴血到碗裹，然后把它喝下。这些仪式完成后，所有人便成了歃血订盟的兄弟，各人在依据自己的财力缴纳一些会费后就领取一个会员的牌子。

『哥老会』产生于乾隆朝(1736-1795年)时期，在吸收会众方面，它比天地会稍有选择，除了不让剃头匠、戏子、轿夫和『身世不明』之人入会之外，它接纳所有有志于反清复明的人。其首领『龙头』对会众有绝对的权威，而会众相互间结成兄弟，并立誓要相互扶济，一有可能即组织起义。

『白莲教』是一个历史悠久得多的团体和一个半宗教性的组织，首创于1250年前后或更早。 在元朝(1280-1368年)时期，它致力于推翻蒙古王朝及重建大宋江山。在延续到清代时，它发誓要反清复明。白莲教教徒采纳佛教和道教思想来赢得民众的支持。1781年，它的首领之一刘松被捉拿并被发配到边疆；此后官府实施了一项不断虐待其教徒的策略，最终在1793年把他们迫得造反。这次造反引发了一连串的大规模拘捕和迫害，华中地区的白莲教教徒于1796年起而反抗，口号是『官逼民反』。叛乱迅速扩展到了四川、湖北、陕西、甘肃尔和河南。腐败的官军无力敉平这场叛乱，于是地方士绅和官员组建团练、修筑砦堡要塞，以求自保。经过了九年耗饷费粮的征讨，这场长期的造反才在1804年最终被镇压。

其时还发生了其它一些规模较小的起义。嘉庆帝整个二十五年的统治真可谓是国无宁日。正是在这样一种王朝衰败不堪的状态下，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凭借由工业革命激发出来的能量，加强了它们迫使中国向国际贸易和外交开放的能力。

西方的推进与封贡体系

虽然清王朝受内部衰败的削弱，但却依然保持着一个巨大帝国的门面，并珍视往昔的辉煌。它固守着一种天真而又虚假的观念，即中国作为地球上的中央之国，已被知悉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所有希望与它发展关系的国家，必须接受藩属的地位。 封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中国的世界观，并在制约清王朝与西方的关系方面，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

在两千年时间裹，中国依靠优越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以及辽阔疆域，在东亚保持了鹤立鸡群的地位。从明代(1368-1643年)初期起，在东亚和东南亚确立了一套等级制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占据了领袖的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进罗、缅甸和东南亚及中亚的其它一些周边国家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 欧洲的『国际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一词似乎更适用于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际关系』乃是儒家关于个人间恰当关系之观念的扩展：正如每个人在国内社会中都有其特殊位置一样，每个国家在一个『国际社会』中也有其适当的位置。朝鲜文中的两个词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观念：与中国的关系被说成是『事大』，而与日本的关系则冠以『交邻』．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之国际家庭基石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

封贡体系让人联想起了中国古代的那种做法，即皇帝敕『封』中国国内与国外的『藩』属，并接受他们为报答而呈献来的作为『贡』品的『方物』，所谓『贡』品乃是一种变相的税赋。 在明清时期，封贡关系已被雕琢成一种高度礼仪化的行为，参与的双方都明确地承担了权利和义务。中国被赋予了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家庭中维持正当秩序的职责。它通过向藩属国王派遣使节主持册封仪式和颁发皇帝的册封诏书来承认这些国王的合法地位。在这些藩属遭受外来人侵时，中国要给予援助；在他们遭遇灾难时，中国要派送宣慰使节和安抚诏令。藩属国一方则要通过按时进贡、请求册封及奉行中国之正朔(即根据中国皇帝的年号及日月来记录他们国家的事件)等方式来尊奉中国为上国。

贡使使团的规模、频率和路线由中国规定——关系越近的藩属，使团的规模就越大、频率就越高。比如，朝鲜每年进贡四次，在年末一起上贡，琉球每三年两次，安南海两年一次，进罗每三年一次，缅甸和老挝每十年一次。使团附带大批商人，他们的货物免纳关税进入中国。使团在中国境内的一切路费和食宿均由中国政府承担，使团抵达北京后寄宿于『会同四夷馆』，选择一黄道吉日由贡使向皇帝敬献贡品和方物，他们在此场合要行三跪九叩的磕头大楼。随后几天内——一般是三至五天——贡使和商人获准在下榻的馆舍开设市场，销售货物。对于贡使团来说，这种贸易是相当有利可图的。此外，皇帝为显示仁慈宽爱，赏赐很可观的礼品给进贡的藩王和贡使团成员。但一般来说，他的礼品价值大大低于他所收到的贡品和礼物。

为维持朝贡关系所花的代价是昂贵的。向中国派一次贡使是一项辛苦而又花费金钱的事。比如，朝鲜必须精心准备组织一个200-300人的贡使团，并从汉城跋涉750英里到北京，旅途要花40-60天时间。1808年时的贡品和方物共值10万两铜， 大致是中国皇帝赏赐给朝鲜国王及其家眷的礼物的十倍。而接待中国册封使节所花的费用则更昂贵。按惯例，藩属国王在即位后就要遣一特使赴北京请求册封，然后清廷就派出天使(帝廷使节)，但只派向朝鲜、琉球和安南这三个重要国家。那些较小的藩王只是接受由他们自己的使节带回的册封诏书。册封使团通常由400-500人组成，为接待他们，朝鲜宫廷平均每次要花费23万两铜，这相当于其中央政府每年开支的六分之一！ 这个负搪对一个像琉球这样的小国家来说更加沉重，中国的使团通常在琉球要呆上五个月，下榻于豪华的『天使馆』。琉球政府不得不节衣缩食来筹措每次册封所需的32万两银花销。藩属国王在册封仪式上至少要磕七次头——恭接诏书时一次，迎候安放在一部彩车中的御笔字轴时一次，遥拜皇帝时一次，受领御赐赏品时一次，谢主龙恩时一次，等等。在全部仪式结束前，他还须再向中国使节行一次三跪九叩大澧，该使节要回敬同样的大礼。每次册封需要精心准备和巨额花费，以致琉球国王一般将册封仪式拖到实际即位两年以后举行，有几位国王甚至拖上十七、十八年!

封贡关系使小国一方承担了巨大的财政和物质压力，但却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利益。为供应众多进贡使团在中国境内的衣食住行，中国所花的费用高出皇帝收到的贡品和礼品之价值。为何又要有这种体系呢？其原因肯定不是纯粹的经济动机。在藩属国王一方，册封使他的统治合法化，提高他在臣民面前的威信，在遭受外来人侵时中国皇帝给他提供保护，在发生自然灾害时给他援助，并使他从皇帝那裹获得奢侈品，加强本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允许他与『天朝上国』开展有利可图的贸易。在中国皇帝一方，看到他的世界之主的地位被确认，并知道这些周边国家愿意充当『外藩』，以拱卫中国免受蛮夷侵袭，令他无比心满意足。总的来说，维持封贡体系主要是为昭示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盘石且不可侵犯。

西方在侵入东亚时所遭遇的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关系体系。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的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它所有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国家。确实，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盛世，有几十个亚洲国家包括在这个体系中，而葡萄牙、荷兰和俄罗斯的使节虽然不情愿，却也向中国皇帝磕了头。尽管俄国和西欧国家没有正式被纳入这个体系，中国人却把它们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来对待。为解释这些使团(不按藩属国的规矩)偶然才来的原因，《大清会典》称这些西洋贸易国家距离中国太远，妨碍了它们保持固定的进贡计划。颇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在1655-1795年间，西方的十七个使团中除一个以外都服从了中国的要求，向中国皇帝行了磕头礼。 因而，清朝对来自外国的官方使团之政策是非常严格的，但它对西洋民间的商人之态度却灵活得多。私商们获准居留澳门并在广州做生意(1757年后)，此乃皇恩浩荡的一个标志。这些商人从他们的生意中迅速获取了巨额利润，但他们的活动和贸易方式，也受到一些限制性规章的约束(详情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十九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私商已不再容忍中国体系的束缚了。商人要求有更大的行动自由，西方国家的政府则刚刚从拿破仑战争中解脱出来，且因工业革命而实力大增，也不愿再承受藩属的待遇。他们坚持要按照欧洲的法规和外交惯例来发展国际关系；但中国人却不愿意放弃他们珍视的体系。实际上，中国人声称『吾非求尔等前来；汝既来即须遵吾之章程』，西方人则回答说『你们能阻止我们前来，而且我们要按我们的方式前来』。此后中西关系的进程便是一种持续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清帝国的屈辱。

事实上，在西方合力摧毁中国的对外关系机制之时，封贡体系已经大大失色了。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它已暴露在两种破坏性影响面前：中国与东南亚(南洋)之帆船贸易的兴起和欧洲在广东之贸易的增长。几百艘中国的帆船，平均每艘150吨吨位，最大的达1,000吨，驶往暹罗、安南、马来半岛、爪哇和马鲁古等地经营自己的贸易。这些地区的许多小藩国发现它们不再需要依赖封贡体系了，于是停止向中国进贡。 已获准前来广州经营的独立的欧洲贸易，则是另一个破坏性影响，而且它正呈迅猛增长之势。英国作为走在最前列的工业国和对外贸易的领头羊，尽其最大努力来摧毁现存的中国体制。

◇第七章 广州贸易体系

中国在1842年对西方开放之前的八十五年中，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开放口岸，这段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基本上是关于广州贸易。

单口贸易的缘起

广州位于帝国的南端，自唐代(618-907年)起一直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明末清初时期，广州的贸易实际上由葡萄牙人垄断，正如第五章所述的那样，他们占据了澳门。其它国家的船舶和商人不得前去广州，只是极偶尔才获准进入。勇于进取的英国商人受阻于广州后，在其它地方寻找机会，他们舆台湾的大明遗臣国姓爷及其子发展了关系，并且出售军火以换取在台湾和厦门经商的权利。清廷受国姓爷对沿海地区侵袭的困扰，于是在1662年下令所有口岸禁绝对外贸易，而所有沿海居民则撤至距海岸30-50里的内地，以此来切断国姓爷的给养资源。但是，作为对外国商人的恩惠，澳门不受此令的约束；而广州虽然表面上关闭了口岸，却不怎么严格执行。随着1683年成功地统一台湾，清廷取消了海禁，并于1685年在广州、漳州(在福建)、宁波和云台山(在江苏)开设了海关。在这几个口岸中，广州是最繁荣的，不仅因为它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还因为它位置最靠近中国人称之为『南洋』的东南亚。

作为一个老口岸，广州有诸多陈规积习和腐败横行的现象。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艘驶进广州港的船舶，核定应缴纳2,484两的高昂管理费，但经过与海关官员多方讨价还价，费用降至1,500两，其中1,200两为船纱，300两为付给『户部』(Hoppo，即粤海关监督)的规礼银(即所谓的感谢费)。这种不正规的勒索和地处亚热带的广州对英国毛纺织品占需求鼠小，促使东印度公司寻求在更北一些的口岸开展商务。英阔人设想，如果有可能在茶丝产地的江浙地区做生意，商品采办的费用将会降低。于是，该公司于1698年在靠近宁波的定海设立了一间商馆(factory)——一种商务代理机构或贸易办事处，以卡奇普尔(Allen Catchpoole)为商馆领班。然而，事实证明宁波并不比广州好到哪裹，这个地方也备受官府干涉、无理征课、毛纺织品需求弱小及当地商人经商资金匮乏等因素的困扰。东印度公司最终将兴趣转回了广州，1699年在那裹开设了另一个商馆，并决定在1715年前后规范此地的贸易。东印度公司组织了一个『大班会社』(council of supercargoes)作为商馆的常设机构，该会社一直到1758年才由一个规模较小但效率更高的常设性『货头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由三名资深大班组成——取代，这个委员会协调并指导东印度公司的在华商务。

广州地方蛮横专断而又荒诞不经的敲诈勒索，以及昂贵的茶丝价格，促使东印度公司在1753年左右再一次恢复了对宁波的兴趣。 1755年，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辉(james Flint)率领两艘船舶驶往定海。洪任辉一直在学汉语。他们受到了当地大员的优待，浙江省官衙向朝廷禀报称，『红毛』(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绰号)船舶多年不至，自应『加意体恤』。

把贸易转移至宁波自然引起了英国前往广州的船舶数量减少：1754年有27艘、1755年22艘、1756年]5艘、1757年7艘。两广总督担心贸易会偏向北方，于是在1757年吁请朝廷将宁波的关税提高100％。北京也担心夷船频频来访，将使宁波变成另一个澳门。此外，朝廷还担忧，宁波、厦门及上海等北方口岸比广州更靠海，官府难于控制洋船的行止，将助长外夷与内地奸民勾结；若果口岸在厂州，黄埔和虎门要塞官府可以监视洋人及其船舶。再者，广州有一大批人历来靠对外贸易为生，贸易转向北方将严重损害他们的生计。衡量了这些情况之后，朝廷决定提高宁波和其它北方口岸的关税，使它们比广州的关税重得足以阻遏未来的贸易。洋人被迫断绝北上的念头。这样，尽管在宁波、厦门和上海的贸易并未正式禁止，但实际上，1757年之后，广州成了唯一对洋商开放的口岸，因此对北方港口贸易，则为『不禁之禁』。

然而，洪任辉在1759年不顾关税之沉重，径自前往宁波。当他被拒绝进港后，便驶向天津控告广州的腐败勒索和非法征课行径。朝廷因洪任辉言行悍强，将他押至澳门大牢囚禁了三年之久，但也委派了一个小组前往广州，并将粤海关监督撤职。但是，洪任辉事件带来的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朝廷下了一道明确的谕旨，规定嗣后广州为向群商开放的唯一口岸。这道饬令消除了将商务扩展到中国其它地方的任何可能性，从而使广州体系一直存在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

广州贸易

中国人的对外贸易态度是衍生自封贡心态，中国人设想，富足的中华上国无需外来货物，仁慈的皇帝允许通商乃是一种对洋人赐恩的标志及使其感恩戴德的手段。因此，通商是一种特权，中国可以因洋人的任何过失取消这种特权。此外，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和中国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洋商只能通过指定与他们做生意的中国特许商人，向总督、巡抚和『户部』转呈禀贴。

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称为行(是洋行的变音)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开办这些行的主人，即所谓的『行商』，向朝廷捐呈大笔钱财，以保证他们的垄断性特权；据说捐资的数额约为20万两，或5．5万英镑。

以往有人错误地认为行商起始于1720年，这一年实际上是行商在广州组成一个行会的年份；早在此前很久行商就已存在了。据称在明代万历时期(1573-1619年)，就有大约三十六个行商与十四个国家进行贸易。到明朝末年，行商的数目下降到了十三个，故有了『十三行』的名称，一直持续到清代。事实上，清代行商的数目起伏很大，只有在两个时段——1813年和1837年一正好是十三个。

这些行有三种不同的类别：专做欧美生意的称『外洋行』；专做东南亚生意的称『本港行』；专做福建和潮洲生意的称『福潮行』。我们这裹讨论的主要是第一类的『外洋行』o与十三行并立的是坐落于广州城墙外珠江岸边的十三个外国『商馆』。商馆的地基和房屋规模约为二十一英亩，租自行商，平均年租金为600两。中国人不加区分地统称这些英国、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西班牙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商馆为『夷馆』。

英国的商务在所有西方国家的商务中独占鳖头，而且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把持，但另外也有一部分相当活跃的私人贸易。东印度公司向一些私家商船颁发特许状，允许其持该公司执照航行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经商。这种贸易被称为『港脚』 贸易或『散商』，其船舶称『港脚船』，与『公司船』相对。港脚船中十分之六的始发地是孟买，另有十分之二来自盂加拉和马德拉斯。港脚商人主要是在印度经商的英国人，从其姓氏就能得知这一点；但他们中也包括一些印度人和印度的袄教徒。1764-1800年间，港脚贸易占英国广州贸易总额的30％。

另一类私人贸易则发端于公司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允许公司船舶的高级船员夹带一定数量的黄金和货物，目的是用来贴补他们微薄的薪水——船长的月薪仅为10英镑，大副月薪为5英镑。比如，在1730年，一艘495吨位船舶的船长准许夹带13吨的私人货物。事实上，公司认为如果高级船员带了一部分私人货物上船，他们将会更卖力地保证航行的速度和成功。此外，公司也意识到，要想靠其它任何方法来杜绝夹带私货是不可能的，与其禁止还不如加以规范化。除了这类私人贸易外，东印度公司还允许派驻广州的低级大班从事私人交易，以补偿他们微不足道的薪水。1764-1800年间，这种私人贸易约占公司在广州贸易总额的15％，但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却突飞猛进地增长了。

行商 行商经过了许多艰难的拼搏才得以显贵，有一段时期，他们几乎被所谓的『皇商』挤出商场，皇商被授予了垄断对外贸易的、职权，而且于1702年在广州、厦门和舟山亮相。驻广州的皇商——据称以前当过盐政官员，通过捐资4.2万两从皇上那裹换取了这个新职位——显然既无大笔资金也无大宗货物可供销售。由于皇商不能立即兑现订单，因此招致了洋商的抱怨，此外，行商因为被抢走了利润可观的商务，也起而响应洋商的抱怨。1704年，五艘来自英国的商船拒绝与皇商做买卖，而与当地的行商进行私下交易，这些行商在贿赂了『户部』之后，公开与皇商竞争并将其挤出了商场。为加强本身的地位，行商在1720年组织了一个叫做『公行』的行会，并订立一部含十三条款项的行规来协调价格和交易程序。最初的公行成员包括十六名分作三个

等级的行商，同时规定嗣后新成员在交纳1,000两的会费后才可加入。从所有交易中拨出3％的资金充作储备金，称『公所费』，用来清理债务。尽管这个公行只是一个民间机构，却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因为它充任了官府与洋商之间的一个便利的缓冲机制。由于有了公行，不懂夷语的官员和不懂中国章程的洋商便可避免直接见面，公行则被赋予了为官府微集关税和替洋商交纳税款的双重职能。

公行排斥所有非公行成员，垄断了广州的贸易。公行以外的人自然提出抗议，而一些洋商也不满这种绑住手脚的安排。在这种阻力面前，公行于一年后解散了。1745年，『户部』从二十来个行商中选出了五个财力最雄厚的人出任『保商』，担当起为所有商务往来负责及保证一切洋人行为端正的责任。1754年，所有行商都已成了保商。由于富有的行商潘启官的吁请，公行在1760年又恢复了，但它不久就受到内部倾轧及拖欠洋商债务等问题的严重困扰。1771年，东印度公司给潘敢官10万两去疏通中国官府，而成功地解散了公行；但最终却看到公行在1782年再一次恢复，这次之后一直延续到1842年鸦片战争的结束。

十八、十九世纪行商中最有钱及最有名的是同文行的潘启官、广利行的卢茂官及怡和行的伍浩官。顺带一提，他们的名字中都带有一骨『官』字，这是因为他们通过向朝廷捐献大笔银两获得了空头的官街。商行的人员包括：(1)买办，他们集掮客、会计和出纳于一身；(2)通事(即翻译)，是必不可少的中间人，但按洋人的说法，他们实际上『除他们自己的语言外，不帜任何外语』；(3)银师，他们以『报价人』的资格检验银子、银锭或银元的成色；(4)书记员和伙计。

富有的行商受到官场的无情压榨，从1786年起，朝廷要求他们每年缴纳5.5万两的核定捐银，此外，还要收集洋表洋钟呈送给巡抚和『户部』，再由这些人转呈朝廷。他们也为诸如帝室寿辰和婚嫁等庆典贡献礼品：例如，在嘉庆帝50岁华诞时，便奉献了12万两。朝廷常责令他们为军事和河工行动捐资——1773年潘启官就为金川之役捐献了20万两，1787年又为平定一次台湾的叛乱捐献了30万两。为枚平白莲教起义(1796-1804年)，行商集体捐献了60万两，后来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又为征讨新疆张格尔所率领的回民起义捐献了一笔数额相当的银两。为河工的捐资包括1801年的55万两，1804年的20万两，1811和1820年的各60万两。在1773年到1832年间，行商『捐献』了将近400万两。 此外，由于行商是该省的富有居民，因此经常被吁请为教育机构、公共赈济、医院或甚至种牛痘的小诊所捐款。作为保商，行商还时时因洋商的不法和失礼行为而遭罚款。因此对行商的持续勒索和行商业务的高度冒险性很可能逼得他们破产，但行商却不能轻易放弃经商，因为他们是官府指定的外贸代理人。许多行商只是靠向洋商借贷来勉强维持。 但是，总的来说，行商过得还很不错，当中一些人成功地积众了大量财富，如潘启官、茂官和浩官等人。

交易程序 交易季节始于秋初西南季风停息时，终于冬季的东北季风刮起期间，大约从10月到1月，持续三、四个月。在商季开始时，前来的船舶先得到澳门雇一名航路引水、一名通事和一名买办。买办包办船舶及船员的给养，然后驶向虎门办理丈量及交费手续，在那里办完一应手续后，才获准在黄埔下碇。在黄埔，货物转给其中一个行商，行商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确定货物的价格；同样，洋商只能通过这位指定的行商采办货物，所有的采销合同均是在一年前订好的。

承办洋商业务的行商对洋船负全面的责任，他安排洋商住进合适的商馆，向他们推荐买办、通事、银师和仆役。行商没有责任卖掉所有承办船舶上的货物，而是认购其中的一部分，同时将余下的包给其它行商。事实上，根据公行最早的协议，一个行商不得包揽一艘洋船上货物总量的一半以上。比如，东印度公司购买货品时，依照股份按比例分与行商，浩官有十四股，而将其余的让给其它人，其它人有的只买下一股甚至半股。 可以想象，如果一切严格按程序进行的话，一艘洋船可在三周之内卸下货物并装上一船新货；但它往往要花上一个月或两个月时间才能办完上述的程序。一当他们的商务办完，洋人就须立即离开广州，或是回国，或是去澳门过冬。不过，出于对『适当洋商』的体谅，他们也会获准在交易季节过去之后仍然留在广州。

征税舆交费 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主要分成三大类：船钞、各种『规礼』银、货物的关税。船钞的计算方法是：由前桅到后桅的长度乘以船腰的宽度再除以十，得出『船量』，即船的『丈量』单位。船舶分成三等，最大一等的船每丈量单位课以7.777两的税银，中等船课以7.142两，小船课以5两。与此相反，[规礼』银则是性质非常复杂的极其不正规的收费，包括开舱费、验舱费、银两秤量和成色的差额费，以及一大堆其它名目的勒索。在1726年官府接管规礼银之前，它们都落入了『户部』、丈量官员、银师和在场的其它人等的腰包——其时规银的报价由这些人随意确定。但在1727年，规银固定为1950两，该数额一直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在1810年时，规礼和船钞将花去一艘一等大船约3,315银两，花去二等船钓2,666银两。船舶不在广州抛锚而直接去澳门，要付大约一半的船钞和规礼，而且必须另外付2,520两给公行，以换取在公行地界之外交易的特权。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费，如在进港和出港时各付60元洋银给航路引水，400元给买办，付给通事的费用除正规的75元报酬外，还需加付200元，对船长另付50或60元补贴。这样，一艘一等大船在其逗留广州的三侗月期间总支出约为4,500两。

正规的关税是相当低的，约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间，但海关官吏经常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勒索高达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见。这些费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交易项目 十八世纪后期，在广州、印度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欣欣向荣的三角贸易。出口到英国的最重要的货物是茶叶(占贸易总额的90％到95％)、生丝、瓷器、大黄、漆器和肉桂；而从英国进口的货物包括毛纺织品、铅、锡、铁、铜、毛皮、亚麻和各种小摆设。出口到印度的商品中有南京土布、明矾、樟脑、胡椒、朱砂、食糖、糖果、药品和瓷器；而从印度进口的东西包括原棉、象牙、檀香木、银子和鸦片。

大规模的茶叶出口可能出于几方面的原因：禁止稻米出口及限制生丝出口为每船140担(175捆)的规定，使茶叶自然成为出口的主要货项。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对茶叶的需求不断增长，因为欧洲不出产茶叶，在1550年之前对茶叶还一无所知。荷兰商人在1640年第一次把一小批中国红茶带回了欧洲，不久后茶叶在英国出现了。从1684年开始，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广州采购五到六箱茶叶，用作在英国馈赠的礼品，而在1705年，绿茶首次在伦敦亮相了。十八世纪上半叶，该公司逐渐把它的茶叶购买量提高到了一年40万磅，其中的一些样品用来呈献给王室和贵族。饮茶不久成为上流社会迷恋的一件事情，后来又扩展到大众阶层——老百姓以饮茶来代替税收高昂的酒类。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致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输入了2,330万磅茶叶，而在1808年以后，英国的年均茶叶进口达2,600万磅，是其它各国茶叶进口总量的一倍。此时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风尚，嗜爱饮茶者甚至于称荼的柔和品性对人的性格有熏陶作用，而酒则经常导致暴力和行为不端。随着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也提高了——惊人地高达100％，这么高的税率足以鼓励从大陆(特别是从荷兰)走私了，据称走私数额每年在700万磅左右。最后，在1784年，《减免法案》(Commutation Act)将茶叶进口税降至12.5％，结束了有利可图的茶叶走私。即使如此，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

中国的茶叶产地是福建(红茶)、安徽(绿茶)和江西(红绿茶都产)。每年的2月，一千多名茶商前往广州与行商洽谈交货业务。 1755年，每百斤 茶叶价值19两银。经陆路将茶从产地运到广州要花一至两个月时间，约2,400里或800英里，但沿海边船运所费时间就少得多。1813年，一些英国蒸汽船从福州运一百万磅茶叶到广州只花了十三天时间。

广州贸易的盛衰状况可以从停泊广州的外国船舶之数目看出，从1751年的19艘增至1787年的81艘，然后回落到1792年的57艘，详情如下：

英国

上表表明，十八世纪最后二十年中，港脚贸易有了增长，另外还有美国人加入中国贸易，其标志是1784年从纽约出发的『中国女皇号』(Empress of China)之到来。与垄断性的东印度公司不同，美国人是自由商人。

十八世纪时广州贸易的收支平衡非常有利于中国，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外国产品，而西洋商人则购买了大量的茶、丝和大黄。外国船舶必须带着银锭来买中国产品；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从伦敦出发时，其货物中经常有90％是银锭。从1775年到1795年，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中国的货物和银锭达3,150万两，而从中国出口的货物达5,660万两。这2,510万两逆差，部分由港脚贸易和私人贸易得到了弥补，它们获得较多的顺差。同一时期港脚的贸易顺差为1,360万两，私商的顺差为170万两。 港脚和私商的收入转到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账号上，换成可在伦敦支付的兑换支票。在上述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用于在广州购货的资金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取自于港脚贸易。

外国人在广州的生活

广州当局对于管理外国人的看法是，贸易只是中国给予洋人的一项特权而非他们的固有权利，而这种皇恩的施予必须依照他们的良好行为来决定。因此，洋人有义务服从一些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商馆宣读一下，违反这些规则会招致贸易的中断。

行为规则 一套『五条规程』首先在1759年洪任辉案事发时由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此后对规程作了许多次增添和修正，直到十九世纪初最终形成为以下这套行为规范：1．外国兵船须停江外，不得进入虎门。

2．妇人不得混入商馆，铣炮枪及其它武器均不得持入。

3．所有航路引水人及买办等，概须我国澳门同知之特许登录；非受买办之直接监视，不许外国船舶与其它商民之交通。

4．各外国商馆不得使用八人以上之华人，并不得雇用妇仆。

5．外人不得与我国官吏直接交涉，除非经过公行之手续。

6．外人不许泛舟江上，惟每月初八、十八及二十八三日，得游览花地海幢寺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十人。不准赴别处村落墟市游荡。

7．外国人不准用轿，不得用插旗三板船舶，只准用无蓬小船。

8．外人买卖，须经公行之手，即居住商馆者，亦不许随意出入，防其与奸商有秘密交易之行为。

9．通商期已过，外人不得在广州居住。即在通商期内，货物购齐，亦须装载而归，否则，可往澳门。

10．外国船舶，得直接航行黄埔，徘徊河外，不得寄泊他所。

11．不准购买中国书籍．学习中国语言文学。

12．公行行商不准有负欠外人之债务。

除第四条关于雇用仆役一条外，其它各条都严格执行了，尤其是有关妇人的条文。1830年，当三名外国妇女潜入英国商馆时，中国官府威胁要中断贸易，这些妇女不得不离开去了澳门。由于这条防范番妇进入广州的严格规定，洋商通常将其家眷留在澳门。1830年时在澳门的4,480名外国人中，有2,149人是白人女性，白人男性则有1,201名，其余的是奴隶和仆役。与此相反，在广州的洋人社会却完全由男性组成，1836年有307名男性，其中213人是非亚洲人。

管束洋人行为的规程无疑引起了这些商人的不便，但迅速赚到钱的前景肯定稍稍缓解了这种暂时的苦楚。总的来说，在带有宽敞起居室的商馆中，生活还是相当惬意的，洋商舆行商之间的关系也很和睦亲善.亨德(William C．Hunter)是一位在1825年到广州来的美国人，在那裹呆了许多年，他称行商是一群『做生意时可敬可靠的人，他们恪守合同，且性格宽大。』 行商舆洋商志同道合，甚至在遇上困难破产时相互扶持。浩官自己生活节俭，但却以慷慨大度和急人所难而着称。有一次，当他得悉一位美国商人生意受挫，流落广州达三年之久而无法回家时，他找来这位美国人，撕毁了他的7．2万美元的本票，宣布帐目革清。浩官用他那种洋泾浜英语——即当时中国商人所用的英语——宣称："You and I are No．1 'olo flen'；you belong honest man，only got no chance。" (『你和我是最好的老朋友；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只是不走运罢了』)洋泾浜英语是中国沿海商业社会的混合语言，混杂了英语、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词汇，说的时候多少按汉语的句法而不根据英语的语法规则。源于葡萄牙语的词如：mandarin，源自mandar，意为『命令』；compradore，源自compra，意为『购买』；maskee，源自masque，意为『别在意』。源于印度语的词如bazaar，指『市场』；schroff，指『银师』；go-down，是ka-dang的讹音，指『货栈』；lac，指『十万』；cooly(coolie)，指『劳工』。浩官在销毁本票时说的话是典型的洋泾浜英语腔调：“Just now have settee counter，alla fnishee；you go，you please．” (『现在我们结清了我们的帐目，一切都结束了，你要走就可以走了。』)

司法权问题 对洋人活动的诸多限制是冲突的一个根源；另一个根源是法律实施的问题。中国的司法概念和实践与西方的大相径庭。在中国，不存在任何西方人所理解的『正当法律程序』，也没有律师作法庭辩护之类的东西，司法不是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充任地方法官的不是别人，而是县官本人。官司和诉讼被认为是一个人缺德的表现，而非其正当权利的维护。在刑事案件中，一个被告在证明是清白之前即被认为是有罪的，而在杀人案中遵循的原则是『一命抵一命』。中国人的正义感允许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而不是将其呈送司法审判；而一人犯案有可能使邻里间好几家人被牵连。对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奇怪』而『野蛮』的。

『负责原则』是另一个导致摩擦的根源，正如皇帝理论上要对天下发生的一切负责一样，总督对其辖区内发生的所有事端负有责任，包括水灾或洋人扰乱等事。为求自保，总督会无情地通过最严格的规程来约束外国人。将这一原则推而广之，那么，行商就有责任『担保』洋商行为得体，而外国社会的领袖就有责任管束他的同胞，并将应中国官宪之请交出案犯，无论在具体案件中洋人自己的立场若何。

中国政府坚持，在中国犯罪的洋人应按中国的法律受审。但另一方面，外国人则要求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否认属地管辖的普遍原则，而是由于中国法庭处置案件的『奇怪』方式和判决的严峻。事实上，涉及洋人的民事案件是非常少的，因为洋商与中国百姓之间没有什么接触，而行商舆洋人之间的纠纷则基本上通过谈判和仲裁得到解决。同样，卷入刑事案件的洋商即使有也非常之少，这些案件较多发生在水手身上。当确实发生刑事案件时，那些双方都涉及洋人的案件会通过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来处理：(1)中国法庭审理案件，但将罪犯送交他自己的国家接受惩罚，如1754年一名法国人杀死一名英国水手一案，该法国人被中国法庭判处绞刑，行刑则在他被送回法国后由法国政府来执行；(2)中国法庭审判案件并在中国执行判决，如一名英国水手因杀死一名葡萄牙水手而被判绞立决；(3)如罪犯逃逸，中国法庭将对此人判刑，并将判决转达此人本国的政府来行刑，如1830年一群英国人殴杀一名荷兰水手而后逃往印度一案。在该案中，两广总督判首犯绞刑，从犯各鞭笞百下，但将判决呈达英国执行。

在牵涉到中外双方人等的案件中，如果罪犯是中国人，将毫不宽宥地执行法律，其速度和公正性是无懈可击的。一个恰切的案例是1785年一个中国人杀死一名英国水手一案，这名中国人立即被判刑绞死。如果罪犯是洋人，也将采取同样的做法，如1784年的英国船舶『赫符斯号』(Lady Hughes)一案。是年11月24日，这艘港脚船在鸣放礼炮时，意外地炸伤了三名中国低级官吏，其中两人随后死去。广州当局责令交出炮手，而当知道炮手已潜逃时，便拘押了该船的大班史密斯(George Smith)，包围了商馆，并中断了贸易。直到在『赫符斯号』船上找到该名炮手并押解给中国官宪之后，那位大班才获释，贸易也得以恢复，随后绞死了那名炮手。

中国方面解释称，这个判决还是轻的，因为只要求用一条性命来抵债两条性命；这种解释，加上『赫符斯号』事件本身，令洋人社大惊失色。洋人为他们在将来的案件中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对中国人坚持让大班或社会领袖为其它人所犯罪行负责的做法也愤懑不已。此外，中国式判决的严厉和明显的不人道(无数的『绞立决』)、缺乏符合欧式公正原则的正当审判、迫使交出罪犯而动辄中断贸易或拒绝让离港的船舶清舱——所有这些都令外国人恼怒，引发了巨大的忧虑和针对广州当局的无休止抗议。

英国改变广州体系的企图

『赫符斯号』事件使外国人的不安全感达到了顶点，也加剧了对广州贸易体系的普遍不满情绪；所谓广州体系也就是将贸易限定在一个口岸、对人身自由作一系列侮辱性的限制，以及无数的不正当勒索。英国人觉得，在广州的诸多弊端陋习并不为北京所知，为了减少磨擦、发展贸易，并通过舆中国中央政权直接接触，而令中英关系放到一个正常的外交基点上，伦敦方面于是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个官方使团。促成这个决定的人是邓达斯(Henry Dundas)，他是庇特(Pitt)内阁新设的『印度管理部』(Board of Control in India)的大臣。东印度公司对这个行动并不很满意，因为担心这个行动有可能危及现存的贸易，但仍然同意承担这个使团的费用，并筹备呈献给中国宫廷的礼品。特使职位委派给中校凯思卡特(Charles Cathcart)，他是一名国会议员，担任孟加拉国国国国国国国国驻军的军需司令，也是邓达斯的一个朋友。英国给凯思卡特的训令要求是：改善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并取消目前的限制，打消中国人认为英国有侵占领土企图的疑虑，并向中国保证英国的目的只在于和平经商；获得『比广州的地理位置更便利的一小块地盘或孤岛』充作由英国司法治下的贸易货栈。如果这些目的不能达成，他应努力缓解在广州的直接困难和窘迫境地；但如果使命能完成，他应要求在英国和中国之间互设常驻使节。

这个使团在1787年12月启程，但是出师不利。凯思卡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使团乘坐的船舶也遇上了风暴和逆风。次年2、3月间，水手中又蔓延起了疟疾，这位在结核病晚期的特使写道，自己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了。凯思卡特仍坚持认为，海上不断变化的气候有助于他的康复，但终于在6月10日客死途中。最后，追个夭折的使团返回了英格兰。

关于再派一个使团的讨论未能促使政府采取行动，其原因有：东印度公司的态度暧昧；法国革命引起欧洲的事态动荡不定；1789年后期在印度爆发了与铁普苏丹( Tippoo Sultan)的战争，以及很难找到一位率领使团的适合人选等等。一直到了1791年6月，邓达斯除担任原来的管理部大臣一职外，又兼任内政大臣一职，此时，再派一个使团的想法才得以重新提出来。邓达斯得到了庇特的支持，庇特希望能满足实业家们日益高涨的在中国获取更广阔市场的要求；在得到首相的首肯后，邓达斯挑选了朋友马戛尔尼勋爵担任赴中国特使，马戛尔尼是利萨诺尔( Lissanoure )男爵，亦是英王的表兄。

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 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于1737年5月14日出生于贝尔法斯特(Belfast)附近，是一个好学不倦而又高雅庄重的人，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殖民官员和外交家，曾出任驻俄罗斯大使、爱尔兰和不列颠国会议员、爱尔兰首席大臣、西印度格林纳达岛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他谢绝了担任孟加拉国国国国国国国国总督一职的任命，自1786年以来一直赋闲。他无疑是英国最有资格出使中国的合适人选。1792年5月3日，他被正式委命为『大不列颠国王特命全权派驻中国皇帝大使』。为增加他使命的隆重性，马戛尔尼还被加封了枢密大臣头街和子爵封号。他的终生挚友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L．Staunton)被任命为『使团秘书暨顶替大使之全权公使』，获授权在大使逝世或不能履行职务时率领使团。马戛尔尼获一年1.5万英镑的酬金，斯当东则获3,000英镑。

1792年9月26日，使团从伦敦出发，内中共84名成员，包括1名机匠、1名画师、!名制图员、1名工匠、6名乐师和一些陆海军官佐。另外，使团也为中国宫廷准备了琳琅满目的礼品，价值15,610英镑，包括一架天象仪、一些地球仪、机械工具、天文钟、望远镜、测量仪、化学和电机工具、窗橱玻璃、毛毯、伯明翰(Birmingham)制品、谢菲尔德(Sheffield)制品、铜器和韦奇伍德(Wedgwood)陶器。

马戛尔尼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此外还应达到六项具体的目标：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

2．谈判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尽可能地把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

3．清除广州现存的种种弊端。

4．唤起中国对英国产品的兴趣。

5．安排在北京设置外交代表。

6。使日本、交趾支那和东方群岛对英国贸易开放。

总之，马戛尔尼此行的使命，是打开东方舆英国之间的贸易，并舆中国发展条约所规定的关系。

马戛尔尼受命服从一切无损于英王之荣誉及他本人之尊严的中国宫廷礼仪。为准备这个使团的到来，东印度公司于1792年9月派了一个秘密监督委员会赴广州向两广总督通报该事件，马戛尔尼使团的名义是英国国王向乾隆皇帝表贺其八十华诞。使团乘坐了一艘名『狮子号』(Lion)的军舰、一艘名『豺狼号』(Jackal)的方帆双桅船和一艘名『印度斯坦号』(Hindustan)的东印度公司蒸汽船，于1793年6月19日抵达广州口岸，随后使团经舟山和大沽一路北上。

乾隆皇帝对第一个英国『朝贡』使团因为仰慕他的天朝并前来恭贺他的寿辰，感到非常欣慰，下命要体面的欢迎该使团。1793年7月24日清廷发布的一份上谕称，『此次英吉利国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一道谕令 称马戛尔尼应得到适当的礼遇和较好的款待。另一道颁布于8月1日的上谕重申，应适当地——不卑不亢地——接待该贡使，以显示天朝的怀柔之恩。朝廷拨出每天5,000两的慷慨款项来照料使团前往北京，而在使团逗留京城期间，则每天拨款1,500两作款待费用。

使团在天津受到总督的热情接待，马车、手推车、马匹和苦力装载着600箱礼品，浩浩荡荡地运往北京。虽然马戛尔尼的座船上插着一面『英吉利贡使』字样的小旗，但他却决定不作抗议。在北京，他下榻在颐和园达五天之久，随后于9月2日，动身前往北京以北约一百英里处长城之外的热河，皇帝正在那裹避暑。

乾隆皇帝是一个喜爱虚荣和炫耀的年迈君主，对英国使团的的来心满意足，但当听到马戛尔尼不愿行磕头礼的消息时，不免有所不悦。在8月14日的一份上谕中，他宣称『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今尔(马戛尔尼)国王遣尔前来祝贺，自应遵天朝法度，免失尔国王祝礼纳贡之诚。』陪同使团的中国官员受命向英使建议，若其因用布扎缚腿足而不能跪拜，则于叩见时暂时松解，行礼后再行扎缚。马戛尔尼本人似乎对叩头并不太在意，但他不想做任何有损于其国家尊严或显示出做中国藩属的事情。马戛尔尼放出话称，他可以向皇帝行他向英王陛下所行相同的礼节，且如果一位与他官爵相当的中国人愿意向英王陛下的画像行磕头礼，他也可向皇帝磕头。最后，乾隆皇帝在情绪颇佳时作了让步，同意马戛尔尼在觐见时像对他自己的国王那样单膝下跪，但那种吻君主之手的英国礼节就免了。

那次著名的觐见于1793年9月14日在一座可容纳大型集会的巨型帷幄中举行。马戛尔尼和斯当束盛装出席——马氏身穿一套绣花天鹅绒服，外披一件巴斯勋士(Order of the Bath)斗篷，佩带钻石星章和绶带；斯当东也穿一身绣花天鹅绒服，外披一件牛滓大学法学博士绯色丝袍。他们行了事先谈妥的修订礼仪——单膝下跪——虽然日后中国方面的记载毫无根据地称，马戛尔尼在皇上驾临之际惶恐万状，『身不由己地双膝跪下』。随后便是呈上英国国王的国书，马戛尔尼亲手将一只盛放国书的黄金信箱呈递给了皇帝。接着是交换礼品，皇帝通过马戛尔尼赏赐一柄约一英尺半长的玉如意(此物乃和平兴旺的象征)给英国国王，并说希望英国国王能与他一样长寿。这位年迈的统治者随后赐给两位使节各一柄缘如意，以示恩宠。马戛尔尼回敬一双镶嵌钻石的金表给皇帝，斯当东则献上一对精美的气枪。使团的其它成员也获皇帝赐予礼品。接着又赐盛大的御宴款待使节，席间皇帝亲切地以自己席上的几碟菜赐给使节，甚至亲手为两位使节各斟酒一杯。马戛尔尼发现乾隆颇有居高临下之气概，但也非常和蔼、庄严且精神矍铄，83岁之老翁望之犹如60多岁。乾隆帝避暑行宫的恢宏、豪华和精美，令马戛尔尼想起了『全盛时期的所罗门王』。 乾隆皇帝在离席后，亲自赋诗一首以志此盛事：博都雅[葡萄牙]昔修职贡，

英吉利今效其诚；

竖亥横章 轮近前，

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次日，马戛尔尼获安排游览万树园并再一次觐见皇帝。此后两天，他又遵诏观游、受赏礼品，并被邀观看了一场木偶戏和一台滑稽戏。 9月17日乃皇帝寿辰日，马戛尔尼获准与一大群满汉廷臣一道向皇帝祝寿。9月26日，使团返回北京；四天后，皇帝本人也返京了。

马戛尔尼试图舆权势盖天的军机大臣和首席大臣和坤就扩展商务和交换使节事宜开始谈判，但无结果。在热河和北京，和砷都不作答复，规避任何谈判的尝试。马戛尔尼此时已非常疲惫，且备受风湿病痛的折磨；在他的强求之下，和坤最后含糊地指出，英国使节似应将其要求写成一备忘录呈上。马戛尔尼立即在10月3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请求：1．将贸易扩展到舟山、宁波和天津。

2．照俄罗斯人之先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所货栈，以销售货物。

3。于舟山附近指定一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及停泊船舶。

4．于广州附近指定一小块地方供英国商人居住，并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于广州和澳门。

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

6．准许英国商人按中国所定税率切实纳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赐中国税单一份供英国商人参照。

清廷认为外交谈判是完全不适宜的，就此而言，马戛尔尼是前来祝贺皇帝寿辰的，而他已经这样做了，使命也就完成。既然马戛尔尼已经得到了体面的接待，所以应该感恩戴德地满意而归了。由于从来没有哪个贡使在北京逗留超过四十天，朝廷便急于让马戛尔尼在10月9日前离京。和坤提示马戛尔尼说，严冬不久就要来临，皇帝担心特使的健康，显然主人已经在暗示客人应离开，而马戛尔尼意识到再耍赖着不走也无济于事了。他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余被选领此次赴华使团，是乃大不列颠之首次此类使团也，众多人对此使团之成功殷殷相待，而期望最大者莫过于余本人也，故余不觉萌生至深之失望。余但能无限遗憾地领略余最初之期待耳。』使团于10月7日离开北京。马戛尔尼自1793年12月19日到1794年1月10日在广州逗留，然后前往澳门，在那里呆到3月8日，最后在9月4日回到了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秘书奥贝尔(Peter Auber)收集的一段警句，诙谐睿智地总结了使团的全部经历：『据刚刚获悉的报道称，特使得到了极其礼貌的接待、极其殷勤的款待、极其警觉的注视以及极其文雅的遣回。』中国方面尽管没有直接给马戛尔尼答复，但却给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发了两道敕书。在日期为1793年10月3日的第一著名敕书中，乾隆皇帝自负地宣称，虽然中国深为嘉许英国『倾心向化』、遣使前来的恭顺之诚，但要派外交代表来北京居住的请求却不能满足，因为这与天朝体制不合：『西洋诸国甚多，非至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此外，使节在北京留居也离广州太远，无法约束商人。『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规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至于扩展商务的请求，乾隆皇帝声称：『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敕书结尾傲慢地称：『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上述这些强硬而又颇具挑衅性的话语，是呈达给一个自夸是海上霸主的国家之君主的，不过它们还是明白地显示了十八世纪末叶，中国人对外关系的心态。英国哲学家罗素幽默地评说：『除非这份文件在人眼裹不再显得荒谬不经，那么，他还不理解中国。』在另一份单独致给乔治三世的敕书中，乾隆皇帝驳回了马戛尔尼的全部六项请求，并说这些请求是不可行的且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况尔国王僻处重洋，翰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加，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王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

这次耗费了英国人78,522英镑的使命，是一场彻底的外交失败。它既没有达成在北京设立代表的目的，也没能扩展贸易，更没有能使日本、交趾支那和东方群岛开放。然而，它却成功地收集到了关于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第一手珍贵情报。马戛尔尼察觉到，这个国家的科学和医学知识程度很低、知识阶层对物质进步漠不关心、其军队落后到仍然使用弓箭而缺少近代火器．普通民众生活贫穷、官场中贪污腐败非常普遍。比如，马戛尔尼不相信他的使团每天耗费了朝廷准支的1,500两的津贴，他猜测一部分拨款肯定落入了负责接待的官员之私囊。他得出结论认为，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财神(Mammon)之后裔同其为不肖。关于清王朝的前景，他作出了相当犀利的评价：『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飘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飘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无论外交上的结果如何，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要员评论说：『仅仅是通过这个使团所获取的情报，就远远可以补偿所花费的费用了。』至于英国政府，显然对使团暗淡的结果很失望，尽管对特使本人既无责备也无嘉奖。马戛尔尼已尽了力，但失败了；也许他唯一的过错，是他仍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并不拒绝对外交往。此时，他极力推荐委派斯当东以英王使节兼驻广州英国大班领袖的身分，再次出使中国。虽然政府对这个想法颇为倾心，而且确实采取了一些实施这个设想的步骤，但斯当东的突然瘫痪及随后在1801年的去世，使这一计划搁置起来。缺乏率领使团的合适人选，以及英国卷入拿破仑战争，无限期地推延了在这个方向的任何行动。

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 随后，广州贸易一如既往，但中英关系因几件新事件而紧张起来了。第一件事件源于英国人担心法国会从葡萄牙人那裹夺取澳门，这个行动将使法国获得在东南亚贸易中的操纵地位。为防止这种可能性，英国军队于1802年和1808年两度占领澳门，尽管中国方面抗议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并无法国占领之虞。随着1802年签订《亚眠条约》(Peace of Amiens)的消息传来，英国的第一次撤军便达成了，但第二次撤军就复杂得多。当英军统帅、海军上将度路利(Admiral Drury)拒绝撤军时，两广总督报之以中断通商，这个举动在所有外国人之间引起了不便和普通抱怨。度路利于是建议舆总督会晤，但当遭到拒绝后，他便挑衅性地率三艘战舰闯过虎门抛碇于黄埔，提出会晤的要求。随后便与中国人发生了武装冲突，英国人在冲突中有所伤亡。局势持续紧张，一直到是年12月，东印度公司货头委员会让葡萄牙人交付60万洋银赎金，保证了英国的撤军，局势才趋缓和。

其它一些导致中英关系紧张的事件包括，英国进攻中国的藩属尼泊尔，以及1 814年4月英国军舰『脱里斯号』(Doris)在广州水域捕获美国蒸汽船『漠打号』(Hunter)，其时英国正在舆美国开战。广州当局抗议英国破坏了中国的管辖权，威胁要中断与英国的贸易，除非『脱里斯号』离开口岸。在广州的英国社团拒绝让步，中国方面的恐吓未能奏效。

这些事件，加上对广州贸易体系日益增强的不满情绪，促使东印度公司请求伦敦再派一个使团去北京。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恢复了和平，英国也摆脱了欧洲事务的纠缠。英国于是决定派前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出使清廷，随行的两位副使是埃利斯(Henry Ellis)和小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后者是马戛尔尼的秘书斯当东之子，驻广州的货头委员会主席。英国对阿美士德勋爵的训令要求是：消除在广州的种种困难、实现中国和英国商人之间的自由贸易、废除公行制度、自由居住在商馆而不受时间及雇用华仆的限制、建立商馆舆中国官宪之间的直接联络、在广州以北开放更多的口岸，以及在北京派驻外交使节的权利等等。他还要消除中国对英国在尼泊尔之行动的疑虑，并解释『脱里斯号』事件的原因。使圈于1816年2月8日离开朴茨茅斯(Portsmouth)，由于担心中国人会在广州挡驾不让使团北上，因此使团便直接驶向天津而没有在广州停留。

与他那位开朗的父亲乾隆不同，嘉庆皇帝生性矜持，不太愿意接待外国使节。他担心英国提出新的要求，故对新使团的反应非常冷淡，称『总之朕不悦此事』。朝廷发布了一道意旨，命接待使团无须铺张；若该贡使情词恭顺，届时率领入觐；倘其执意孤行或不肯行磕头礼，即在天津设宴遣回本国，谕以大皇帝举行秋狩，回銮尚有数月云云。

1816年8月13曰，阿美士德带着五十二件『贡品』抵达天津，得工部尚书迎迓，设宴款待。当阿美士德被要求行磕头礼以谢皇恩时，他答复称不能遵行，但可脱帽三次，鞠躬九次。随后便进行了无休止的争执，但问题悬而未决。在使团前往北京的路上，朝廷下旨称『若英使拒不遵行礼制则不允入觐』。于是使团在北京十英里外的通州停了下来；两名大员，理藩院尚书和礼部尚书，从京城前来劝谕阿美士德关于磕头的重要性。阿美士德本人实际上对采取这样或那样方式并不太在意；他在伦敦时曾受命应权宜对待磕头事宜，如果磕头能促进其使命，则可以行此礼节。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却建议他抵制中国的礼节，以免损害英国的尊严和威望。他的两个副使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埃利斯倾向于接受中国的要求，而小斯当东则坚决反对。受对立意见的左右，阿美士德一时间犹豫徘徊，但最后还是决定反对磕头。他告诉中国人说，他将单膝下跪低头三次，重复这个礼节三次，以接近所要求的三跪九叩之礼。中国人不接受这个建议。使团在通州滞留了十天，然后从朝廷发来了一道改良性的谕旨，大意为因『外夷』不习跪叩，若该贡使起跪动作不合礼仪亦无伤大雅云云。但那位一直在与阿美士德争执的理藩院尚书急于邀皇帝恩宠，在8月27日上奏称：『虽其(阿美士德)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8月28日晚，嘉庆皇帝看到这份奏折说阿美士德演习跪叩颇有『长进』，表示满意，决定在次日召见。使团被催促连夜赶路，当次日凌晨抵达北京时，阿美士德得知皇帝已准备立即在颐和园召见他。但他因路途颠簸和天气炎热而疲惫不堪，而且国书和官服也落在后面的行李车内，因此他请求稍事休息。在与陪同的中国官员发生激烈的争吵之后，阿美士德气得转身离开。不久皇帝遣人来传唤他，由于理藩院尚书没法让阿美士德露面，因此谎报英国使臣病倒了；皇帝随后传唤副使，尚书又谎报副使也病了。皇帝恼怒不已，怀疑使节们作假，宣论『我中华之国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之倨傲侮慢?』一道谕旨发下，将英使逐出京城，谢绝其『贡品』，取消陛见。

但当皇帝于次日获悉使臣确遇困厄时，怒气稍息，令酌收英使贡品并赐英国国王一些珍玩。他还谕令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切忌羞辱阿美士德，而应以适合其官爵品位的规格款待他。使团最后于1817年1月28日从广州启程返回英国。

阿美士德拒绝遵从中国的礼仪是被逐的唯一原因，这在欧洲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其时流放中的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责备阿美士德将圣詹姆斯(St. James)宫廷(意即西方式的)礼仪运用到北京宫廷中。按拿破仑的看法，一个使节到派驻国时应入乡随俗，并应认识到不能享有如自己君主所具有的那种区别对待之特权；他应满足于接受当地宫廷中与他官爵相当者所受的待遇。因此，照拿破仑看来，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将来训令它自己的使节遵从伦敦或圣彼得堡之礼仪，那么，英国或俄罗斯的使节就应接受中国的礼仪。

由于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次旨在作和平谈判的努力都告失败，英王陛下便面临着三种行动的选择：(1)放弃中国贸易，(2)服从中国的对待，或(3)用军事手段改变现状。对英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及海上霸主来说，前两种选择是无法想象的，只剩下第三种选择一武力。在中国一方，阿美士德所表现出的大不敬绝对是难以容忍的，且与它宣称的天下共主水火不容。嘉庆皇帝甚至考虑要断绝与英国的关系，并彻底中断广州贸易，只是在两广总督的劝说下才放弃了这一主意，这位总督担心，那样会招致对方的报复，并可能引发与英国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之间作最后摊牌的时刻很快来临了。

与此同时，由于私商和港脚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之飙升，广州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广州的私商贸易从1780-1781年的688,880两上升到1799-1800年的992,444两，同期的港脚贸易从1,020,012两上升到3,743,158两。 在世纪交替之后，两者的增长更加迅速。在1817-1834年间，两者占了英国对华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许多私商为避免东印度公司的干预，获取了其它欧洲国家的领事职位，设法留居广州扩展其商务。他们充当一些伦敦和印度商号的代理商，在伶仃岛(也作零丁岛)和香港等『外洋』泊地与『行外』(即非公行成员)商人进行利润诱人的鸦片走私交易，牟取暴利。私商的财力变得非常雄厚，以致他们能够策动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到1820年，广州贸易的局面已经改观：私商贸易已超过了东印度公司贸易，鸦片已超过了合法货物成为主要的进口货项。这两种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破败不堪的广州体系之崩溃，并加速了英国与中国之间延宕已久的冲突之来临，历史新的一页即将开始。

◇第八章 鸦片战争

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于中国一边。外国商人前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它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工业产品无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对英王乔治三世所称的那样：『天朝无所不有』。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1826年之后，贸易平衡开始向相反一端倾斜：1831－1833年间将近有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 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贸易平衡的急剧逆转呢？只有一样东西：鸦片。

鸦片贸易

提炼鸦片的罂粟在公元七世纪末或八世纪初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传人中国，中国人称其为『罂粟』、『米囊』、『阿芙蓉』或简称『白皮』，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要到很久以后才有所闻。据称有一些台湾人在1620年时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传到了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了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了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了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了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了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辨栗。雍正皇帝(1723-1735年)出于道德风化的考虑，在1729年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而嘉庆皇帝(1796-1820年)则在1796年明令取缔进口和种植鸦片。此后，在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浮现出来，因为鸦片贸易引致了白银的迅速外流。

1773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是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了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国国国国府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去做。在东印度公司的执照中有一项条款，是要求这类船舶装载该公司的鸦片，而在公开的航运指令中又总是有一项禁止贩运鸦片『以免牵连本公司』的声明。 东印度公司就这样在印度大量生产廉价鸦片，同时又在中国道貌岸然地否认自己与鸦片贸易有任何关系。从法律和正式的角度来说，该公司确实没有涉足这种非法贸易。

鸦片大致分三种类型：曰『公班土』(孟加拉国国国国国产鸦片)、『白皮』(西印度麻洼产鸦片)和『金花』(土耳其产鸦片)。它们的价格随时随地发生变化。在澳门，1801年时一箱 『公班土』价值在洋银560到590元之间，1821年时价值2,075元，1835年时值744元；在相应的年份，一箱『白皮』分别价值400、1,325和602元。在1729年第一次禁烟时，每年的鸦片输入为200箱，但到1767年时已上升到了1,000箱。鸦片输入的增长是迅速而又持续的：在1800年到1820年间，平均每年的输入量是4,500箱，而在1820年到1830年间则超过了10,000箱。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鸦片的输入量剧增，到1838-1839年间达到了顶峰。引起这种剧增的原因有：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取消、私商的涌入，以及鸦片交易从广州水域扩展到整个中国东南沿海水域。

正规的贸易是通过以货易货或记帐交易的方式进行的，而鸦片贸易则不同——由于此种贸易属非法性质，因此只得在暗中进行，而且要用现金作交易。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只有像奥利芬特(D．W．C．Olyphant)那样的人才例外，他是一个『基督的虔敬仆人和中国的朋友』。英国私家商号『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mpany)是最主要鸦片贸易商，在1829-1930年间经营了五千箱鸦片，大约是输入中国之鸦片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正如查顿(Jardine)在1839年说的那样：『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美国商人既经营土耳其产鸦片，更经销印度产鸦片，印度鸦片构成了他们货物总量中的主干——约占95％。在1800年到1839年间，美国人向中国输入了一万箱鸦片。

做鸦片交易的机构，即所谓的『窑口』，通常拥有二万到一百万不等的资金。他们在外国商馆中付清购买鸦片的货款，然后驾驶航速极快的小型『走私艇』，到停泊在伶仃岛的外国『趸船』上提货，这些走私艇也被叫做『快蟹』和『扒笼』。这些船艇全副武装，由六、七十个水手划桨，每边有二十来支橹桨，其航速令人吃惊。1831年时，大约有一、二百艘这种走私艇穿梭于广州周围水域。鸦片从广州向西运往广西和贵州，向东运往福建，向北运往河南、江西、安徽甚至远达陕西。鸦片贩子经常与黑道——即秘密会社和土匪——结交，也与山西钱商们保持联系，以便转拆资金。

鸦片输入的迅速增长自然与中国对此种毒品之需求的增长联系在一起。十九世纪初叶的烟民主要是一些富家子弟，但这种陋习逐渐扩展到各色人等中间：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妇女、仆役、兵丁、乃至于僧尼道士。在1838年时，广东和福建两省的烟馆像英格兰的酒馆一样比比皆是。烟民为得到鸦片，不惜任何代价，因为停吸这种毒品会引起焦躁不安、寒冷颤抖、发烧曛心、肌肉抽搐和筋骨疼痛等征兆。烟民会饥肠辘辘却吃不下东西，委顿疲惫却不能入睡。一名普通苦力一天约挣一钱(1／10两)到两钱银子，可他若是个烟民的话，便要将其收入的一半花在毒品上。一般的烟民每天要吸食半市钱 银子的鸦片烟膏，而许多烟民则要吸食这个份量的两倍。1838-1839年间输入的4万箱鸦片可提熬成240万斤烟膏，供应给约210万烟民吸食。据说中央政府官员中10％到20％的人和地方官员中20％到30％的人吸食鸦片。烟民的总人数估计在200到1，000万人之间。著名政治家林则徐称，若中国百人中有一人吸食鸦片则就有400万吸食者。中国人估计，每年花费在鸦片上的银两在1823年到1831年间约为1,700万到1,800万两左右，在1831到1834年间约为2,000万两，1834到1838年间则达3,000万两。

吸食鸦片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把钱花在鸦片上，导致了对其它商品之需求停滞，其后果是市场的普遍萎缩。此外，鸦片的持续流入引起了白银的不断外流。在1828-1836年间，英国人从广州获取了3,790万元的白银，而在从1837年7月1日开始的年度里，他们更是获取了890万元的白银。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抵销性的因素：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外商向中国输入了金银。在1818年到1834年间，美国人输入了6,000万元的白银，而英国人则载走了5,000万元的白银。但随着鸦片贸易的增长，越来越少的美国现钞输入进来，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白银被载走；在1828到1833年间，英国人运走了价值2,960万元的贵金属，而美国人输入的金银只有1,580万元．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这种白银外流的情况最为严重，每年约有400万到500万元的白银流出。 白银的枯竭搅乱了国内经济，震动了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1740年时，1两银换800文铜钱，而到1828年时，1两银在直隶值2,500文铜钱，在山东值2,600文铜钱。为应付这一经济危机，政府降低了铜钱的成色，并增加了每年铸造铜钱的数量。

尽管鸦片贸易产生了上述这些经济影响，但由于缺乏一套完善的海关系统，一支有效的缉私水师和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责任感，鸦片贸易无法被禁绝。经常有负责缉拦毒品交易的官员与走私者沆瀣一气，将一些免费的鸦片『样品』当作截获的走私品呈交官府。

中国方面的禁烟不力恰恰与英国人的大力推进鸦片贸易相辅而行。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取的利润在1832年为1,000万卢比，1837年为2,000万卢比，1838年为3,000万卢比。得自鸦片的收入，1826-1827年间，占该公司在印度财政收入的5％，l828-1829年间占9％，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占12％，总额几达400万英镑。英国国会下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在1830年和1832年汇报称『放弃像东印度公司在盂加拉之鸦片垄断这样重要的收入来源，似不可取』。英国人在1836年向中国卖出了价值1,800万元的鸦片，而从中国买入了价值1,700万元的茶叶和生丝。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他们将承受严重的贸易逆差；鸦片已成为一帖医治英国贸易萧条的灵丹妙药。精明的惠灵顿公爵(Duke 0f Wellington)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 这是不足为怪的。

1834年的律劳卑使命

1834年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使到中英关系大大恶化：那就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自由放任』和贸易自由等信念一直在英国积极发展，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遭到了实力日益上升的商人阶级之激烈抨击，这个阶级一直被排斥在有利可图的亚洲贸易之外。当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在1813年需要续签之时，国会考虑了贸易自由的呼声，使印度贸易对所有人开放，但最终仍给予该公司另一个二十年垄断对华贸易的期限。这个部分的让步并未满足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伦敦等地影响日益扩大的制造商和企业家的要求；在广州的私商们也援引美国商人的例子，重新提出自由贸易的呼吁。英国国会内部进行了多次辩论，并于1830年指定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

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行将终止的消息于1830年传到了广州。一间在中国经营了百多年的公司即将解散的前景，令当地的官员颇伤脑筋。他们关心今后如何对洋商进行控制的问题，因为这些洋商被认为是一帮有如『犬羊』的贪婪、暴戾和诡秘之徒。两广总督 在1831年要求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终止后派一名『大班』驻节广州。英国国会在1833年8月28日决定委任三名商务监督，另外还作出了一些决定：在1834年4月22日正式结束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给予所有英国臣民在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之间自由经商的权利；建立一个法庭来审判英国臣民在中国及其海岸线100英里以内所犯的罪行。1833年12月10日，一位苏格兰贵族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勋爵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由步楼东(H．C．Plowden)和东印度公司货头委员会末任主席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分别就任第二和第三监督。由于步楼东没有到职，德庇时便升任第二监督，而由另一位公司人员罗治臣(一作罗宾生，George B．Robinson)出任第三监督。义律(Charles Eiliott)被任命为船务总管，掌管『与虎门口内所有英国船舶及水手相关的事务』。

这些措施导致了中英关系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英国政府取代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打交道，官方关系替代了非官方关系。虽然贸易利益仍然左右着政策，但对国家尊严和威信的考虑具有比以往更重要的意义。这一变化对业已危如累卵的广州体系构成了一个重大打击。鸦片走私贸易在沿海的扩展，事实上已招致了单口贸易和垄断性广州贸易体系的终结。公行和东印度公司不再控制已扩展了的商务活动，货头委员会现在又被新委任的英国官员所替代。不幸的是，中国人丝毫不理解这些变化的含义，也没有作任何准备来应付这种新形势。

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律劳卑开始履行其使命。英国给他的训令强调，对中国问题采取和解而稳健的对策，应『研究……用一可行的方法去维持一种友善的谅解』，并应使所有英国臣民牢记他们『遵守中华帝国之法律和习惯的义务，只要这些法律在(对英国臣民)实施时本着公平与认真的态度，且同样地』行之于中国人和其它外国人。英国特别告诫他：(1)不要使用威胁性的语言，也不要去触动中国人的敏感之处；(2)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要运用军事力量；以及(3)审判牵涉到在华英国臣民的案件。 1834年1月25日，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勋爵进一步训令律劳卑要通过信函，将他抵达中国一事告知两广总督，并要研究将贸易扩展到广州以外地区的可能性。总之，律劳卑接受了自相矛盾的命令，既要让英国获得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又要采取和解和友善的政策。

然而，自找麻烦的并不只是这些训令_律劳卑的傲慢个性和狭窄的理解力，也足以注定他的使命的失败。作为一名英国的官员，他过分迫切地捍卫其个人的尊严和国家的荣誉了。他抵达中国后径直前赴广州，下榻于英国商馆，并向两广总督送去一封信，宣布他的到来。他这样行事便在好几点上违反了中国方面的规定：没有在澳门等待申领赴粤红牌；未经许可即移居商馆；没有通过行商用『禀』帖的格式向总督致函。

不出所料，总督 拒收他的信函，并命他立即离开广州。律劳卑对总督的做法看作是一种侮辱，指责总督『愚顽无知』，并宣称英国无意发动一场战争，但它『准备得十分充分』；他还补充说，阻碍他履行职责将像『隔断珠江水流』一样困难。总督报之以从英国商馆撤走所有的华人雇员，切断商馆的食物供应，并中断贸易。律劳卑召来了两艘英国驱逐舰，并威胁说：要命令它们『直抵城墙』。他致函在印度的格雷(Grey)伯爵称：『一支使用弓箭、长矛和盾牌的军队，面对一帮久经沙场的英国士兵能做些什么呢? 我确信他们将永迈也不敢接上一仗。虎门的炮台不值一哂；那里面见不到人影。』律劳卑幻想自己将『作为一个令中华帝国广袤的原野向不列颠精神和工业开放的人而名垂青史』。

总督派兵包围了商馆，并宣称律劳卑是罪魁祸首，他一旦离开广州，贸易就将恢复正常。这一离间之计果然生效_惠特曼(Whiteman)、颠地(Dent)、布莱特曼(Brightman)等一帮英国商人私下请求粤海关监督重开贸易。律劳卑感到被自己同胞遗弃和出卖了，于是在9月11返回澳门，而且在那里病倒了，之后于1834年10月11日去世。随着这场当时所谓的『律劳卑风波』烟消云散，中断贸易的禁令立即取消。

导致律劳卑失败的原因，既有他个人的自命不凡，也有给他的训令之自相矛盾。他行事的方式好像是一位国王的使节，然而他的头街只是商务监督而已。他不知道中国人并没有请一位英国官员来广州，而只要求一个大班，即一个商人头目前来。中国人无法理解，律劳卑为什么不像此前的货头委员会主席那样行事；也不明白新大班律劳卑怎么敢藐视现存的章程而要求与总督平等交往。在律劳卑一方，他准备勤武的打算与给他的训令相悖，训令要求采取和解的方式；他想在中围一举成名的勃勃雄心，促使他采取了排斥任何妥协可能的行动。惠灵顿公爵贴切地将律劳卑的惨败归因于『他一开始即使用他职位上并未赋予的权力，并企图以绝大的权威(英国国力)来强迫广州中国当局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交往方式。而中国人对此权威的性质及力量，一无所知。』

风暴前夕的平静

德庇时接任了商务监督之职，并且采取一种沉默政策。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长期雇员及该公司驻广州货头委员会的末任主席，他对自由贸易运动毫无同情之心。私商们立即对他进行讥讽和抨击，称『一锢从前的贸易垄断陴校』培养出来的人……绝对不能胜任做自由商人的代表和总管』。在1834年年底以前，约有85名商人吁请伦敦派一名外交官率战舰和士兵前来中国，要求获取律劳卑所受侮辱的赔偿。德庇时在任仅一百天后便迫于压力而辞了职。

罗治臣爵士于1835年1月成为新任监督，作为一名东印度公司的人员，他从未有精明强干之名，甚至称不上聪明。为避免卷入与中国人的纠纷，他在1835年11月25日将他的官署移到了停泊于伶仃岛的『路易莎号』(Louisa)船上。他那套『不要晃动船舨』的政策，令广州的官宪满意，所以贸易趋于正常、不受干扰、繁荣顺畅。英国商人对于罗治臣的无所作为不是很赞赏，于是产生了把他撵走的压力。在律劳卑手下担任船务总管，后又在德庇时手下担任第三监督的义律成了取代他的当然人选。

义律是一位马德拉斯(Madras)总督之子，他不满律劳卑不作妥协、自命不凡的姿态，也不赞成罗治臣胆怯温顺、死气沉沉的政策。他相信，一项融信心力量及谨慎和解于一体，而又能巧妙说服广州当局相信英国无意给中国惹麻烦、且无领土野心的中间政策将被接受。他曾私下将观点呈送外交部，外交部对此印象深刻，于是在1836年6月任命他为在苹商务总监督。他受命争取与中方大吏达成直接平等的官方交往关系，以及向中国官员致函时避免使用有辱国体的『禀』贴方式。但是，义律在向两广总督邓廷桢呈达第一份信函时，仍审慎地采用了禀贴的形式，目的是树立一种良好的印象，并显示英国的『宽宏大度』。中国人觉得他的行文遣辞恭顺对路，便允许他前来广州。

义律在获得立脚点后，进一步争取与广州当局直接平等地打交道，而且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总督允许他通过行商而非公行收发密封文书，并可在任何时候从澳门前赴广州处理公务，只要他事先通报一下澳门的同侪即可。义律得意洋洋地向伦敦报称，这些安排使他处于一种与此前任何在华外国人都不一样的地位。然而，他企图废除禀贴形式的努力却没有成功；他为这一挫折辩白说，与自己官阶相等的中国官员在致函总督时也采用禀贴的形式。

义律在到职之初就得悉，中国方面有一些人试图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个想法源自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的一帮学究，他们一方面对禁烟法令的形同虚设深感悲哀，另一方面又对白银的外流深恶痛绝。1836年5月17日，曾与学海堂过从甚密、现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大胆向朝廷建议，鸦片进口对照药材一样征课正规关税，并只准以货易货方式进行交易，以免白银外流；又应准许国内种植鸦片，以减轻对外来进口的需求。他对老百姓吸食鸦片不太在意，但他主张应严禁官员士子兵丁吸食。两广总督邓廷桢对该书院的观点也颇为赞许，且支持弛禁主张。外国商人总体上对这种可能性感到兴奋，只有少数一些主要的鸦片走私商例外，如查顿，他冷淡地承认：『就我们所关注的利益而言，我不认为这个计划有什么好处。』弛禁的前景促使洋商加大了鸦片的进口。

与此同时，两份激烈反对弛禁的奏折上呈到皇帝那里。第一份奏折 强调，禁止鸦片的不力决不应成为弛禁的口实。法令犹如堤坝，不能仅因其部分毁坏即全然废置。虽有严禁之法，但娼、赌、逆、盗诸事固然是不会绝迹的。第二份奏折 称弛禁将令禁止民间吸食鸦片成为不可能之事，建议应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这位上折人点了九个鸦片洋商的姓名_查顿、英尼斯(Innes)、颠地等人_并要求将其拘拿。尽管皇帝自己没有明确的主张，但在这两份奏折的促动下，否决了弛鸦片之禁的主意。1836年9月19日，皇帝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剿灭鸦片，并规划一长期的控制方案。从1836年5月持续到同年9月的弛禁举动立时停止了，那些预计会实施弛禁的洋商突然发觉自己囤聚了过剩的鸦片出不了手，这些鸦片是他们在这段期间从印度运来的。

邓廷桢在1836年2月署理两广总督一职，他是一位勤勉清廉的官员。他给上述第二份奏折中提到的九名洋商四个月的宽限离开广州，而且毫不宽宥地缉拿中国的鸦片贩子和吸食者，到1837年年底，成功地捣毁了广州口外所有的『快蟹』和当地的走私网络。清剿的结果是，广州鸦片价格的暴跌：1838年2月，一箱『公班土』只值450墨西哥银元，一箱『剌班』(印度贝拿勒斯产鸦片)和『白皮』只值400元。孟买的鸦片出口从1836-1837年的2,420万卢比降至1837-1838年的1,120万卢比。到1838年12月，已有2,000名中国的鸦片贩子、窑口主和烟民被拘禁，而每天都会有嗜毒成性者被处决。查顿报告说，这位总督大人一直在『残忍地拘拿、审讯并吊死这些可怜的家伙……我们还从未见过有如此严厉、或者说如此普逼的迫害。』1839年1月的『广州行情快报』(Canton Press Price Current)报道说：『那里绝对是无事可做，所以我们撤下了我们的报价表。』 到1838年年底，外国走私船绝迹了，而当新年来临之际，广州已完全清除了鸦片交易。鸦片交易的停滞，对英国商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油水如此之大的贸易。

林则徐在广州

当邓廷桢在广州推行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之时，北京爆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议题是关于彻底清除鸦片交易的最佳方法，这种非法交易已对人民的健康和风化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并引起了巨额的白银流出中国。鸿胪寺卿黄爵滋在1838年6月2日上呈的一份奏折中，言辞激昂,要求将所有一年之内仍不戒烟者处定为死罪。大多数官员认为这个建议太严厉了，但它得到了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包括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在一份一百多年来备受爱国主义者赞扬的奏疏中警告说，若鸦片不予禁绝，数十年后中国将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称『兴念及此，能无股栗!』他具体地提出了六点方案，涉及销毁烟枪烟具、在一定期限内改造烟民、惩治本国鸦片商贩和吸食者等，只有关于外国走私者一项比较谨慎。林则徐不是一个空谈家，而是一个实干家，他在自己的湖北和湖南辖区，成功地实施了这项方案，查没了5,500杆烟枪和12,000两毒品。皇帝对林则徐的言辞和成就印象深刻，遂于1838年12月31日委命他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绝广州的鸦片交易。

钦差林则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人，是古老中国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员。1804年考中举人，1811年中进士，历任多项官职_其中有翰林院编修、云南乡试正考官、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最后于1837年授补湖广总督。他的刚正不阿和清正廉洁使他获得了『林青天』的美名。林则徐于54岁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是一位阅历丰富、廉名卓著的人。备受鸦片之弊困扰的皇帝曾十九次就此问题与他磋商。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从北京出发，于3月10日抵达广州。

林则徐设行辕于粤华书院，誓言鸦片之害不靖决不离粤。他的方针是放手严惩中国的鸦片贩子、窑口主和吸食者，同时沉着坚韧地面对外国商人。他知道英国的威势，希望尽可能避免与它冲突；但鸦片必须禁绝，那怕不惜一战。他对中国鸦片贩子的查剿相当有成效：到1839年5月]2日，已拘拿了1,600名违反禁令者，收缴了42,741杆烟枪和28,845斤鸦片；另外，又审判及严惩了一些与走私者勾结的腐败官吏。

外国走私者构成了一个更为艰巨的难题。林则徐借助于翻译在澳门出版的外国报纸及一些外国地理著作来尽力了解西方，他还延请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医生为他翻译了瓦泰尔(Vattel，一作滑达尔)所著《国际法》(Le Droit des gens)中有关各国禁止违禁品和宣战之权利的三个章节。他两次致函维多利亚女王，请求她进行干预。他的第一封信分发给广州的洋人团体，但可能没有送达英国；在该信中，林则徐敦促女王制止鸦片的种植与加工。在更著名的第二封信中，他宣称：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流毒各省者……以中国之利利于夷……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试问天良何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贵国王自不肯以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王其诘奸除匿，以保义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

这封信在1840年1月由『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船主弯喇(Warner)带往伦敦，但英国外交部拒绝接纳弯喇。

林则徐从天理、人心、中国的禁律和政府决策等几个方面，劝谕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他宣称他本人来自福建沿海，熟知夷人之诡计，不会堕入其圈套。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责令他们在三天之内呈缴所有的鸦片，并出具一份嗣后永不敢非法夹带鸦片的甘结；如远反这份甘结将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则徐提出每箱呈缴的鸦片将擭五斤茶叶的奖励，但他从未提及金钱赔偿：他也从未考虑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经济利益。

洋人不理会他设置的3月2l日之最后期限，林则徐便威胁要处死两名公行的保商。洋商们象征性地交出了1,036箱鸦片，这自然不能令钦差大臣满意。两名公行总商伍浩官和年迈的卢茂官被套上枷锁，伍浩官的儿子和卢茂官的兄弟被投进大牢。随后林则徐又转向英商颠地，据称此人垄断了大半的鸦片进口和白银出口；颠地被勒令向广州知府自首。但他表示除非钦差大人担保他平安返回，否则便不自首。伍浩官向洋商苦苦哀求，提醒他们说，如果颠地继续抗命，他本人肯定要掉脑袋。3月23日，义律自澳门赴商馆与英商会合；24日，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华人买办和仆役，并包围了英国商馆。三百五十名洋商被困在商馆区里，因厨师、挑夫和仆人的撤走而大为不便，但他们并未缺乏食物，行商、汉语教习和从前的仆役经常偷偷送来面包、家禽、羊肉、鸡蛋、食油和食糖。最大的不自在是单调无聊、气候闷热和前景迷茫，软禁持续缴了六个星期。在义律看来，这是对英国人生命、自由和财产采取的强盗行径；但在林则徐看来，这却是中国法律的正当实施及对走私歹徒的正义惩罚。

林则徐放出风声称，只要先交出四分之一的鸦片，买办、仆役和厨师即可返回商馆；再交出四分之一时，来往于黄埔与澳门之间的舢板即允许恢复行驶；交出第三个四分之一时，便将撤离对商馆的围困；当最后的四分之一交清时将恢复贸易。

必须指出的是，在围困商馆之前的数月中，鸦片贸易一直处在停顿状态。1839年3月22日，马地臣(Matheson)记录道『最近五个月里在广州一箱鸦片都未售出』。约有五万箱鸦片等着出手，还有更多的鸦片正在从盂买运来的路上。义律一时觉得将鸦片交给林则徐将可缓解贸易停顿，且不失为一条让中国人来承担损失的妙法。1839年3月27日，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发布一条公告，令所有英国商人将他们的鸦片交由他转缴给林则徐：本总监督兹……谨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之臣民，为效忠女王陛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且本总监督兹为了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并代表政府，充分而毫无保留地愿意对缴出鸦片经我之手转交中国政府的全体及每一位女王陛下的臣民负责。

由于这份宣言，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人财产，而成了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的决定被马地臣誉为『颇政治家风范的大手笔』，马地臣同时也坦言称『中国人已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如果中国人拒绝接受鸦片的话……我们的处境就要大大地不妙了。』 义律担保要向林则徐缴出20,306箱鸦片，但到5月18日时他实际交出了21,306箱。林则徐本打算将这些鸦片押送到北京查销，但运输这么多的一批东西，十分复杂，致使皇帝令他就地销毁。为销毁这批鸦片挖了三个大坑_每个坑有150英尺长、75英尺宽、7英尺深。销烟开始于6月3日，是日，当着一些在省大员和外国参观者的面，鸦片烟球被砸成碎片扔进大坑，坑里有两英尺深的水。大量的盐和碳抛向大坑，石灰遇水发热沸腾，工人们搅拌混杂其中的鸦片直到它们完全溶化，然后将之冲进旁边的一条小溪，溪水带着溶化在石灰浆中的鸦片流入了大海。 林则徐似乎赢得了一场对鸦片的道义和法律的完全胜利，但这个胜利却是虚幻的，因为英国人是决不会善罢罢休的。

在被放出软禁之后，义律和全体英国人于1839年5月24日前赴澳门，而没有接受林则徐的具结要求。义律不失时机地敦促伦敦对中国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们也联合呼吁国会保护英国的利益，并采取步骤以兑现义律对被收缴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一个以查顿为首的特别代表团被派往伦敦表达这些观点。与此同时，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近三百家与对华贸易有关的企业，发动了一场要求行动的宣传运动，无数本到处流传的小册子和故事，谴责中国人对英国臣民的侮辱。一位小册子作家说：『你拿了我的鸦片，我就拿你的岛屿，这样我们就清帐了；从今往后，要是你愿意，就让我们友好来往，和善相处。』 1839年10月18日，巴麦尊在事先没有与国会磋商的情况下通知义律，称政府已决定派一支远征军封锁广州和白河。

1839年7月12日，一帮英国水手在九龙杀死一名中国村民， 这个事件给广州及澳门地区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林则徐要求交出凶手，宣称：『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义律拒绝将英国臣民交由中国法律处置；他自己在『威廉要塞号』(Fort William)船上审讯了六名案犯，判处其中的两人在英国服三个月的苦役并罚款15镑，判另外三人六个月的监禁并罚款25镑，判最后一人无罪开释。但实际上，这些水手返回英国后并没有受惩处，因为政府判定义律无权审判他们。在林则徐方面，他被义律的拒不合作激怒，便对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施加压力，要其驱逐这些英国人。1839年8月26日，所有英国臣民离开澳门前赴香港，那是一个距广州90英里远、方圆约30英里的荒凉小岛。林则徐随即偕总督邓廷桢大为风光地巡视了澳门，到此刻为止，林则徐已在冲突中节节获胜。

然而，有一件事仍然悬而未决：那就是出具甘结。义律对此顽固抵制，理由是不经正当审讯即判处违约者死刑很不文明，且与英国的司法观念相悖。事实上，英国人自1784年起，而美国人则从1821年起，即拒绝服从中国的司法管辖。尽管义律不肯屈服，一些英国商人却感到义律无权阻止他们出具甘结，于是，『担麻士葛』号和『皇家萨克逊号』(Royal Saxotl)的船主违抗义律的命令自行签署了甘结。 1839年11月3日，当『皇家萨克逊号』驶至虎门希望与中国人通商时，『窝拉疑号(H．M．S．Volage)船长士密(H．Smith)发射一枚炮弹，凌空越过了『皇家萨克逊纫的顶帆。为保护『皇家萨克逊号』船，由提督关天培率领的中国水师与英国战舰在穿鼻洋发生了交战。二十九艘中国师船中有一艘当即被击成碎片，三艘被击沉，还有几艘受重创。战争爆发了，虽然中国方面没有正式宣战，但印度政府在1840年1月31日以英国女王陛下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宣战令。

1839年12月6日，与英国人的贸易被『永久』中断了，但一些大胆的英国商人仍设法悬挂美国国旗继续经商。许多美国商号已出具了甘结；旗昌洋行的福布斯(Robert Forbes)宣称『我可不是为了我的健康或享乐来中国的……只要我能卖出一码货物或买进一磅茶叶，我就要忠于职守……我们美国佬可没有女王来担保我们的损失。』 一直到1840年6月，当英国增援部队开来重起战衅时，美国人才离开广州前往澳门。

鸦片战争

英国远征军由海军少将懿律(George Elliott)统率前来，这支军队包含配备540门火炮的16艘军舰、4艘蒸汽战船、27艘运输船、1艘运兵船和4,000名士兵。在英国人看来，这场战争是一场报复性的战争，是一个捍卫他们的通商权利、维护其国家荣誉、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以及确保未来开放的必要行动。在中国人看来，这场战争则主要是一场对鸦片的清剿。

懿律被任命为首席委员、代表和全权公使，堂弟义律则被任命为副帅。英国给他们的训令要求是：(1)对非法拘禁英国商务监督及英国臣民予以全面赔偿；(2)归还收缴的鸦片或予以适当的赔偿；(3)赔偿加诸英国监督及臣民的凌辱和亵渎，并保证其未来的安全；(4)割让一个或数个岛屿；(5)废除垄断性的广州贸易制度及还清行商的欠款。巴麦尊还命令远征军；封锁中国所有的重要港口，以向中国人显示英国的力量；要求获得军费赔偿；占领舟山直到赔款全部付清；要求中国政府在白河给予答复，当然谈判可在其它地方进行。懿律还受命在厦门、宁波或白河将一封巴麦尊的信函交给中国官员，以便转呈给中国朝廷。

第一阶段 这场战争本身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6月懿律抵达中国持续到1841年1月《穿鼻草约》的缔结。林则徐预料到英国人会进攻广州，于是调集了一支约有60艘师船的『水师』，以200多门新购买的洋炮巩固了虎门炮台，并用巨型铁索拦截了江面。但英国人却没有进攻广州，他们仅仅是封锁口岸便向北进发。7月2日，懿律和义律试图在厦门把巴麦尊信函送交给中国官员，信使打着白旗却遭到射击，中国人显然不懂打白旗的意思。他们继续北上，7月5日占领了舟山群岛上的定海。7月10日，他们在宁波也无法投送信件，于是封锁了该城，然后继续北驶。8月29日抵达了白河，在那里，直隶总督琦善收下了那封信。

到此时为止，皇帝一直完全信任林则徐，他曾鼓励林则徐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在舟山失陷和从宁波到吴淞口之间诸口岸被封锁之后，各省大员开始批评林则徐，满族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也非难林则徐的强硬政策。皇帝对林则徐的信心动摇了，而当英国人进抵天津附近的白河从而直接威胁到北京的安全时，他对林则徐的信任便崩溃了。皇帝指责林则徐未能堵塞鸦片之弊却又节外生枝，严厉申饬林则徐：『外而断绝(鸦片)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走私犯)，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林则徐上呈一份奏章称，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关税银的十分之一，即不难肃清夷患；对此皇帝批注：『一片胡言』。由于巴麦尊信函中的抱怨提及林则徐在广州的举动，并要求『从皇帝处获得赔偿和伸冤』，皇帝误以为只需为彼等的冤情昭雪即可平息事态，他于是授权琦善在天津接待懿律和义律，摸清楚他们究竟要些什么。

琦善是一位狡猾的政客，也是一名诡计多端的外交家，他很清楚北京宫廷暗地里对英国海军显示出的实力颇为焦虑。身为京城所在之直隶省的总督，他负责拱卫北京，但却无防御的手段。中国的枪炮陈旧落后，那些布置在山海关的大炮还是从明朝继承而来的；相反，英国人却拥有坚船利炮。由于武器装备上的悬殊，也由于那些称长江及沿海地区已全被封锁的沮丧消息，琦善断定，不仅开战毫无道理，而且还必须笼络住这些夷人。鉴于英国人抱怨林则徐在广州举止失措，琦善犹如抓住救命稻草似地认定，英国人或许并非是北上作战，而仅仅是为伸冤昭雪而来。在他想来，局势无非是义律与林则徐之间的一场官司，等候皇上的裁决。基于这种判断，琦善友善地接待了义律，并大施恭维之术告诉义律，皇帝已获悉了英国人的冤情，已派出一名大员赴广州勘查；英国人最好返回南方，在那里将可确定纠纷的真相并举行谈判。受谈判及解决之前景的鼓励，懿律和义律于9月15日离开了白河，这样，琦善就兵不血刃地将敌人从华北打发走了。 皇帝对琦善的外交手腕大为赞赏，遂委命他为钦差大臣，而林则徐则被很不体面地撤职，并发配至新疆伊犁。

英国的官阶序列中也发生了统帅的变化，义律的权势不断上升，直到他于1840年11月29日取代懿律成为首席全权代表，而懿律则据说患上了『急性重病』。1840年12月后期，义律在广州与琦善谈判时，要求割让香港并获得赔偿，琦善意识到局势比义律与林则徐之间单纯的官司严峻得多，他虽然持和解的姿态但却不作让步，因为他知道，朝廷是不会同意割让领土的。义律于是进攻穿鼻要塞，并威胁要占领虎门。1841年1月20日，他迫使琦善同意拟订一份《穿鼻草约》，该约规定：(1)割让香港，但仍由中国政府征收该地商业捐税；(2)赔偿洋银600万元；(3)两国官员直接平等地进行交往；(4)于阴历新年后十天之内，即在2月1日之前重开广州商务。

琦善没有在草约上加盖他的官印，但同意将上奏皇帝以求陛准。与此同时，他确保了英国人同意撤出定海、归还虎门附近的要塞，并将贸易限定于广州一地；但是，英国人在草约还未经朝廷批准前就占领了香港。消息传到北京，龙颜大怒，皇帝将琦善撤职并命枷销押解回京，对擅自割让领土并同意赔偿一事进行查办。朝廷称，琦善被派往广州是去勘查因林则徐举止失措而起的事态并矫正其过失，因此无权与洋人签订任何协定。他被处以抄没家产(计有1,000万英镑之巨)和斩监候的惩罚，1842年5月改判为流放黑龙江。

英国政府同样对草约的条款不满，认为：赔款太少，不足以抵偿被收缴鸦片的价值；撤离定海太早；香港主权的割让不完整。巴麦尊告知女王称，义律没有充分利用他手头的军事力量，而接受了『最低的』可能条款。 1841年4月21日，他严厉斥责义律说：『你违背并藐视了给你的训令……从你的整个行动看来，你彷佛从头到尾把我的训令视为废纸……你好像在根据你自己的幻想，任意摆布你的国家之利益……你居然同意立即撤出舟山。……你获得了香港，一座几乎没有一间房屋的荒岛；在我看来，即使是这个所谓的割让，就其附加的条件而言，并非是该岛主权的割让(那种割让只能由中国皇帝签字才有效)，而只是一种让我们在那襄居住的许诺而已，就像葡萄牙人在澳门所获得的那种立足点一样。』义律胆敢藐视训令一事，或许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得到解释：他在过去三年中一直没有得到任何训令，所以被迫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局势中自行其是。他已非常习惯于自作主张，以致当他终于获得特殊的指令时，竟意识不到他必须毫不含糊地执行这些指令。义律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说，士兵中因痢疾、发烧和腹泻导致的高发病率和死亡率使撤离定海势在必行；在缔结草约后重开贸易使20,000吨积压货物得以清理，其中包括3,000磅茶叶，这将给英国关税带来300万英镑的净收入；恢复通商将造成一种和平的气氛，并将显示英国的宽宏大量。但是，在他的申辩还未送达伦敦之前，内阁就在1841年4月30日决定将他撤职，并拒绝接受草约，另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爵士为新的驻华全权代表。

第二阶段 双方政府之否认《穿鼻草约》，宣告了新一阶段战事的开始。皇帝任命侄儿奕山为靖逆将军及钦差大臣，统领一支大军对付英国人。在璞鼎查到任之前仍统率英军的义律发动进攻，于1841年2月攻取虎门要塞，摧毁了中国人的防御工事，占领了珠江沿岸的所有战略要点，并包围了广州城，大股中国军队被困在城里。行商和广州知府缴纳洋银600万元『赎城费』以免该城涂炭，义律接受了赎金，以便能腾出手来率部北征，因为他认为应直接对朝廷施加压力而不应在中国的边缘耗费力量。1841年5月27日达成了第二次停火，条件是：(1)在一周内向英国人支付洋银600万元；(2)中国军队在六天内撤至广州城外60英里以外地区；(3)英军撤离虎门；(4)交换战俘；(5)搁置香港割让事宜。在赎城费全部付清后，英军于1841年5月31日开始撤退；此时，由当地士绅组织的一万名愤怒的广州人在三元里发动了一场突击，令撤退中的英国人大吃一惊，但未对他们造成多大损伤。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此事件看作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显现。

第三阶段 1841年8月，璞鼎查抵达澳门，义律返回英国，这标志着第三阶段战事的开始。璞鼎查已受命绕开广州北上重占定海；占领长江沿岸的一些要地；如有可能，向北推进至白河以重开谈判，谈判中应要求获取赔款、扩展通商口岸、保证英国臣民在中国的安全、完全割让香港。这些条款应写入一份正式条约，由中国皇帝批准，然后送呈英国女王。

璞鼎查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给他的训令，留下一些船只守卫香港，然后于l841年8月21日出发北驶，率有船舰10艘及汽船4艘、携火炮336门与士兵2,5l9人。8月26日占领厦门，10月1日攻取定海，10月13日克陷宁波。当大为震惊的清廷从各省调集更多的军队和乡勇时，璞鼎查也在1842年春从印度获得了增援：计有25艘战舰携火炮668门、14艘汽船携火炮56门、9艘救护和给养船、步兵总人数1万，此外还有炮兵。英军运动迅捷，l842年6月16日占领了吴淞，6月19日占领了上海，7月21日占领了镇江_镇江是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重要交通枢纽，漕粮正是从此处运往华北。镇江的失陷令督抚大员大为焦急，他们这时请求皇帝同意和谈，继续抗战显然是徒劳无益的；此外，清廷也绝对不能再在汉人面前丢脸，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满族广州将军耆英被委命为钦差大臣，会同乍浦副都统、前任钦差大臣伊里布受朝廷之命开始和谈。璞鼎查拒绝在耆英出示他的『全权委命状』之前开始谈判，他于8月9日布置战舰作进攻南京之势。17日，耆英和伊里布原则上接受了和平条件，然后经过几天时间确定细节及翻译成中文，《南京条约》正本于1842年8月29日在『康华丽号』(Conmallis)军舰上签订；条约共有十三款，要旨如下：1．赔款2,100万洋银银元：1,200万为军费赔偿，600万为所销鸦片之赔款，300万为偿还行商拖欠芙商之债款。

2．废除公行之垄断贸易制度。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供英国领事、商人及其家眷通商并居住。

4．割让香港。(条约的中文本委婉地宣称，因英国商船远路跋涉来华，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准给予一个地方云云。) 5．两国官方平等交往。

6．核定关税，不久后确定。

这项条约是战胜者在炮口下强加给战败者的，它没有欧美国际恊定中通常有的仔细审议。最讽刺的是，作为这场战争之直接起因的鸦片竟然只字未提_双方都谨慎地避免提及鸦片之未来地位问题。中国皇帝在9月15日痛苦地批准了这项条约，维多利亚女王则在1842年12月28日批准了该约。

1843年1O月8日签订了《五口通商附黏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该条款确定了进口关税率在货值的4％到13％之间，平均为5％；出口税在1.5％到10.75％之间。 该约还允许英国领事审判他们自己的臣民(即治外法权)；允许英国军舰停泊于五个通商口岸，以保护贸易并管束水手；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据此，以后其它国家在中国得到任何权益，英国都可以同样享有。

继英国人之后，美国人和法国人接踵而至，而且要求得到同样的条约。不消说，中国人在遭受鸦片战争之败后急于避免新的冲突，他们推论，拒绝这些要求将迫使美国人和法国人寻求在英国保护下开展贸易，那样的话中国人将分辨不出谁是哪国人，因为他们的外表都很相像，且都说着一样听不懂的语言。除了这一考虑之外，中国人还担心，(如果拒绝美法的要求)法国人和美国人将为那些通商特权去感激英国人而不感激中国人。中国人觉得，获取美国与法国的善意，将会在日后保护中国免遭这三国串通一气之害，或许还能得它们之助抵御进一步的外来侵犯。此外，各国洋人之间夺取利润的争斗可能会导致他们自相冲突，那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推行『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潜力有限，故究竟是让英国人独占全部的利润还是让其它国家的人来分一杯羹并无所谓。答应美国人和法国人的要求，将可让他们去瓜分英国的利润而无害于中国本身，因为英国人曾扬言过，他们『无意为英国臣民获取任何垄断性的贸易特权，而应使这些权利平等地扩及其它任何国家的臣民』，故中国人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法国和美国分享一部分英国之劳苦果实。鉴于这些理由，中国决定同意美国和法国的签约要求。1844年7月3日，顾盛(Caleb Cushing)代表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拉萼尼(Theodore de Lagrene)代表法国于1844年10月24日签订了《黄埔条约》。中美条约明确规定了禁止鸦片贸易、美国获得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美国有权在五口开设教堂和医院、十二年里进行修约。中法条约的条款中附加了一项自由传播天主教的规定。

在这些条约中，有三项规定对中国的危害最大_核定关税、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中国人同意这些条款部分是出于权宜之计，部分是由于不懂国际法和国家主权概念。中国人爽快地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值百抽五之核定关税，最简单的原因是，这个税率比现有的帝国税率还高，现有关税平均只有值百抽二到值百抽四，尽管非正规的杂费很高。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意一项核定税率便妨碍了日后施行保护性关税。签署治外法权条款则是出于以下权宜的想法，即这些说不同的语言并有着奇怪习俗的夷人应该获准管理自己_以显示中国的宽宏大量，并减轻管辖他们的任务。 同意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理由是，皇帝对远来之人一视同仁，更实际的考虑则已在前一段作了探讨。

英国、美国和法国相互支持与中国签订的这些条约，构成了一个条约体系的开端，这个体系将经以后的一些协定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扩展。由于逭些条约并不是由相互平等对待谈判达成，而是在一场战争后强加给中国，也由于这些条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此一直被称为『不平等条约』，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创了中国人民受屈辱的一个世纪。

就清王朝的衰败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获得的新力量来看，战争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战争的进行中，皇帝在抵抗与妥协、开战与求和之间游移不定，对伦敦承担海外利益义务的错误估计以及缺乏敌方的准确情报_所有这些都预示了失败。林则徐深信，伦敦不会在鸦片贸易这样邪恶堕落且臭名昭著的事件上支持英国商人，但他却不理解，没有这种非法交易，英国人就无法在不承受巨额逆差的状况下进行正常贸易；他也不知道，扩张主义的维多利亚女王政府非常热中于维护它的海外利益。中国人对其敌人一方的一些错误观念令人瞠目又滑稽可笑；林则徐相信，英国人没有茶叶和大黄就活不下去，且认为英国士兵的双腿因打了绷带而不能伸展。一位御史提出，只要击中他们的脚就能致其死命，而耆英则报称这些夷人在夜里视力极差!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园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鸦片战争触发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爆炸性事态。在政治上，割让香港使英国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做进一步扩张的立足点；开放五个口岸使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影响，扩展到中国的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而损失前述之三种国家主权(核定关税、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则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在军事上，允许外国军舰停泊于五个口岸(此项让步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的其它开放口岸)，使外国战船得以自由且合法地航行于中国的内陆水道，无情地将中国的腹地暴露在外来列强面前。在经济上，核定关税率剥夺了中国的保护性关税，使大量洋货涌入，将中国的手工工业压挤到破产的境地，引起了社会动荡和叛乱。在社会上，持续的非法交易加剧了鸦片问题，而外国贸易在五个口岸的增长，造就了一个新的商业家阶级，这个阶级有时被贬称为『买办』阶级，而且逐渐对社会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在外交上，中国与西方海权国家建立了官方关系，从而迈出了加入国际社会之漫长历程的第一步。

但鸦片战争并没有促使中国人惊醒，中国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林则徐在他有机会对抗敌人之前就被撤职一事，导致许多人认为战争的失败只是一桩历史的偶然事件。他们拒不承认中国在军事上的劣势和在政治上的衰退，这样他们便让自己继续沉睡了二十年。

只有少数一些特别警觉的人认识到需要了解西方，林则徐的同僚、『今文学派』的杰出学者魏源，在1844年鳊撰了著名的《海国图志》，此书经1847年和1852年的修订和扩充而成一百卷的巨着；另外，福建巡抚徐继畲在1850年编撰了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重要著作，名为《瀛环志略》。这样，对西方的研究可说是踏出了一小步，至于全面研究西方的事情，则有待于西方国家对这个『天朝帝国』再猛敲几下之后才能出现。

◇第九章 第二次条约安排

鸦片战争之后，耆英以中国与西方第一批条约的签订人身分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丰富多采、最有生气和最成功的人。他与高级同僚伊里布绥靖了英国人，使王朝避过了外夷的灾难性进攻，从而享有了最知晓夷务的暧昧名声。北京的朝廷逐渐尊重和依靠他们来应付夷人。1842年10月17日，伊里布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兼广州将军，耆英则补授权势显赫的两江总督肥缺。耆英被安置在南京而非派往广州一事表明，朝廷需要一个像他那样有经验的人来负责开放口岸、规划通商章程，并全面监督在江苏、浙江和福建的中西关系。1843年3月4日伊里布死后，耆英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是年4月6日，他被授予令人羡慕的钦差大臣头街，并以此身分全面接掌在广州之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任。他在1848年退休以前，实际上是中国的『外交大臣]。

耆英的新外交

渴望权势和职位的耆英实际上是自己设法博取了钦差大臣的官街，他极力向朝廷夸大英国人信任他作谈判者，并暗示有一些事务只有他才能同英国人摆平。确实，耆英发展了一套处理对外事务的新方法，这套方法经常显得相当有效：那就是亲善及个人外交的政策。他千方百计地让外国代表相信他的真诚、可靠和合作。1843年6月，在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后不久，耆英请求乘一艘英国炮艇前往香港访问，并与当地的英国人觥筹交错、亲昵应酬。当耆英在香港再次见到璞鼎查时，他『以一个老朋友的热情和真诚拥抱璞鼎查，来显示自己感染到璞鼎查款待的情谊。』 耆英对载他前来的英国炮艇和该艇船长赞不绝口，并且参观了英国军队司令的旗舰，出席了各种宴会，做出夸张的亲善姿态，又与英国人猜拳拇战，向每个人祝福健康，以及对璞鼎查曲意示好。

与璞鼎查的交情 耆英的亲善和个人外交政策普遍运用到外国代表身上，但以他与璞鼎查的交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耆英得悉这个英国夷目年俸达1万元，因此猜测此人在本国一定是个要员，兼且他在中国拥有独断专行之权力，在他回国后或许也将在高层机构中发挥重大影响，与这样一个人培养友谊和信任不光光是一种权宜之策，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针。耆英抓住一切机会来发展与璞鼎查的亲密关系，当他看到一张璞鼎查全家的画像时，耆英大加夸奖璞鼎查的公子，并表示很想收其为养子，因为他自己尚无子嗣。随后他又提出要用自己妻子的画像交换璞鼎查夫人的画像_这对满洲人而言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或许是他当时发现洋人尊重妇女，促使了他提出这样的请求。璞鼎查不想冒犯耆英，便成全了他的两个意愿，其儿子更名为『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Frederick Keying Pottinger)。在建立这种家庭关系后，两人互换礼物，耆英送了一只金手镯给璞鼎查，而璞鼎查则回赠了一柄英国宝剑和一条腰带给耆英。耆英甚至说在三、四年内回京后，将向皇上建议邀请名闻遐迩的璞鼎查从英国来华，接受钦赐双眼花翎顶戴的殊荣!在两人以后的通信中，这位满洲外交家称这位英国夷目为『挚友』。

1844年奏折 耆英的安抚、亲善和个人外交之政策，旨在消除洋人的疑虑、博取他们的信任，并促使他们在心理上处于一种感到有欠于他的状态。虽然这种政策有时确实减少了紧张的摩擦，但它不能改变这些洋人的基本目标。从耆英在1843年掌权到他1848年退休期间，这种方略大为盛行，成功地维持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相当平静和秩序。然而，在一些排外的保守派官员眼裹，这样一种政策是对从前的敌人摇尾乞怜。反对气氛迫使耆英在1844年11月上呈的一份奏折中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声称要让外番夷人服从中华教化礼仪而招致麻烦，这是不必要的。他们不谙悉这些美好的习俗。相反，应以小恩小惠及外表的诚信应付他们，以便获取他们的信任并避免冲突：

前后三年之间，夷情变幻多端，非出一致，其所以抚靖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奴才局促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此宝西洋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倘骤加呵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为其猜嫌……此等化外之人，于称谓体裁，昧然莫觉，若执公文之格式，与之权衡高下，即使舌敝唇焦，仍未免袖如充耳，不惟无从领悟，亦且立见龌龊，实于抚绥要务甚无裨益，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

耆英的手段对璞鼎查很管用，璞鼎查逐渐对自己有能力在中国结交朋友相当自豪。璞鼎查不是商人，因而无须考虑利润问题，他得以对中英关系持比较客观甚至宽大的态度。他察觉到外国人中有一种侵犯中国人权益的倾向，其方式在其它国家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他向伦敦宣称他将采取『断然的措施』，勒令英国臣民遵守条约；此外他还告诫说，在华英国官员应防范欺负中国人的倾向，以免中国人对英国的公正和节制丧失信心。英国外交部赞同这一观点，要求殖民部、海军部和印度事务部相应地训令他们的在华部员。这样，由于耆英的亲善政策和璞鼎查的节制意识，中英关系出现了一段相当和谐的时期。

这种形势在1844年年中璞鼎查被德庇时取代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庇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旧雇员，曾在律劳卑手下担任第二监督。德庇时怀有英_印殖民者典型的对东方人的傲慢态度，他轻蔑地声称中国人『没有能力领悟最强大者一方对信义的恪守』，而且觉得耆英的外交『令人讨厌』且『颇为幼稚』，因此他对耆英所做的一切一概不作回应，以致耆英在1846年终于放弃了争取与他交往。 .

『广州入城问题』 战后时期最棘手的事件，是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权利问题。在五个口岸中，除广州外，其它口岸全都按期向外国人开放通商、居住和驻设领事；上海在1843年11月开放、宁波在同年12月开放、福州和厦门在]844年6月开放。但是，广州的居民却顽强地拒绝让英国人人城，而只是同意他们居住在原来的商馆区。居民争辩说，虽然条约列明开放广州，但却没有明确写明洋人可住到城里。条约的确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点，但其它四个开放口岸的居民都没有反对英国人进入他们城墙以内的权利。事实上，在上海的洋人获准进入该城后发现卫生条件和住宅条件并不理想，以致自动撤到城外建立了居住地。但在广州，英国人越是遇到抵制便越是坚持入城的权利。当地民众不想退让，并把英国人入城看作是对他们城市的一种侮辱，于是，『广州入城问题』便成为一个争执的焦点。

历史上，广州一向以与洋人冲突着称：据称在中古时期便发生过杀戮阿拉伯人的事件。在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比其它任何城市的人遭受了英国人更大的羞辱，广州城是在1841年以『赎金』赎回的。在战后时期，广州遭受了一部分外贸生意被上海夺走的困厄，因为上海更靠近茶丝产地。广州的茶叶出口额从1844年的6,900万磅下降到1860年的2,700万磅；而上海同期的出口额则从1,100万磅上升到5,300万磅。广州的生丝出口从1845年的6,787担下降到1847年的l,200担；同期上海的生丝出口则从6,433脂上涨到21,176担。 广州贸易的衰退损害了当地人的生计，于是他们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人数最多的洋商英国人身上。这种普遍的不满得到了当地士绅的组织和领导，并配备了最初在鸦片战争时期由林则徐发给乡勇的武器，于是便成为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身为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耆英，夹在英国人不断加强的入城要求和广州绅民顽固的抵制中间。耆英知道中国的条约义务，但当地民众却未必知道；1846年1月，他大胆宣布开放广州城。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无数的揭帖四围流传，抨击他的安抚政策，并讽刺他向敌人谄媚奉承。暴民们上演了一场袭击据说是亲英的广州知府的闹剧，火烧了他的衙门，使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耆英在这种众怒难犯的形势下不得不修改了他的公告。幸运的是，英国政府并不想为『广州入城问题』立即与中国发生冲突。1846年4月，德庇时和耆英达成了一项协定：英国人将推迟入城；中国则允诺不将舟山群岛割让给其它任何国家(以杜绝当时盛传的法国之图谋)作为交换。

受英国人退让的鼓舞，广州民众变得比以往更加大胆，他们向外出的英国人投掷石块和侮辱的事件屡有发生。1847年4月，德庇时进行报复；他率900名士兵乘三艘武装汽船和一艘方帆双桅船攻陷了虎门炮台，塞住了827门火炮的炮口并占领了广州的商馆区。4月6日，耆英连忙与他谈妥一项协定：清廷答应让英国人在两年之后入城，并惩处那些冒犯英国人的华人，以及给予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建造货栈和教堂的权利。

由于向英国人妥协，耆英的公众形象无可挽回地损坏了。他意识到『广州人城问题』迟早会触发一场他本人无力阻止的冲突，也知道他本人无力对付沿海地区日益加剧的海盗问题，于是他设法在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之前摆脱困境。他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朝廷将他召回。他的请求被恩准了，1848年3月耆英返回北京。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职务授给了一位仇视洋人的官员徐广缙(约1786-1858年)，而广东巡抚一职则授予了叶名琛(1807-1859年)。继耆英被召回后，这两人的任命标志着中国政府内部那股在战败后一直低落的排外势力重新抬头。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厂州通力合作’对洋人采取一种不作屈服的傲慢姿态，同时暗中鼓动民众中的反洋情绪，鼓励他们阻遏英国人的入城。袭击和侮辱英国人及向英国人投掷石块甚至杀戮的事件经常发生，中英关系急剧恶化。

广州方面的强硬政策，1848-1856年

中国方面在广州的人事变更与英国方面的人事变更同时发生。文翰爵士(Sir S．George Bonham，1803-1863年)替代德庇时出任香港总督、特命全权公使兼驻华商务监督。文翰是东印度公司一名船长的儿子，少年得志，二十多岁时便被任命为新加坡常驻参赞，1837年当上了威尔士太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新加坡和马六甲联合殖民地总督。文翰粗通汉语，略知中国的风俗习惯，且颇有『务实』之声望，故他在1848年被巴麦尊任命为香港总督。

文翰与钦差大臣徐广缙于1848年4月29日第一次会晤。尽管文翰对会晤的礼仪感到满意，却发现徐广缙『寡言少语』。6月7日，他致函徐广缙，建议应作出初步安排，以兑现耆英_德庇时协议中允许英国人在1849年进入广州城。徐广缙答称，鉴于地方舆情的强烈反对，『前督耆英(1847年)许其进城，必以二年为期，亦明知进城必不相安，姑为一时权宜之计』云云。巴麦尊虽然不愿放弃入城权，却也怀疑进入一个敌对的城市究竟有多少实用价值，故他建议这项权利，可局限为英国全权公使或领事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入城对两广总督作公务拜会。实际上，他在1848年12月30日授权文翰可回避争端。

1849年4月1日，徐广缙向文翰转述皇帝的谕旨，称皇帝不能置广州人民自发一致之舆情而不顾。文翰在谒见钦差的所有努力都失败后，于4月9日用信函通告中国当局，称『所争议之间题暂为搁置，但必须是悬而未决』。广州人相信，他们可怕的大规模公众示威(卷入了约10万民众和乡勇)震慑了英国人，使其放弃了要求。当得意洋洋的徐广缙和叶名琛上奏朝廷称文翰已同意『嗣后不再议入城之事』时，大感欣慰的皇帝赏封徐广缙子爵世袭，叶名琛男爵世袭，并嘉奖广州民众的忠君爱国之忱。巴麦尊对中国的愤怒难以言表，他训令文翰向北京送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醒中国的大员记住『前任的官员在1839年所犯的错误』，并警告说：『迄今为止，英国政府所表现出的忍耐并非出于软弱感，而是出于自信强大实力的意识。英国政府深知，如果情势需要，英国军队可以把整个广州城毁得片瓦不留，使该城人民受到最大的惩罚。』朝廷轻蔑地处置这个警告，称这样一份桀惊无礼的信不配答覆，以免把这些蛮夷宠惯得更加目空一切。文翰随后在1849年8月24日亲自送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照会，他在其中概述了与『广州入城问题』相关的事件的全部过程，而且警告说：『两国间将来无论发生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件，其过失都将落在中国政府方面。』1850年，固执的道光皇帝驾崩，20岁的儿子咸丰皇帝继位，执行了一项更加不妥协的对外政策。一些主张抚夷的人如穆彰阿和耆英等被撤职、贬降或由一些鼓吹排夷的官员取代。一位仇洋的官员建议皇帝应将鸦片战争的英雄林则徐召回京师供职，以示对英国人的警告：『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但林则徐自1849年夏天起身体一直很糟，次年11月22日在赴广西出任巡抚兼钦差大臣新职的途中去世。当1852年徐广缙被另遣去镇压太平军(参见下章)时，更反洋、更顽固、更傲慢的叶名琛接任了徐广缙的职位。叶名琛公开地藐视外夷，拒不答复他们的信函或与他们会晤，并称天朝大吏不应自贬身价接见外夷，而应回避他们以维护国家尊严。法国公使始终无法获得接见达十五个月之久。

然而，中国之态度趋于强硬并未引起英国人的反应，新的自由党政府采取一种温和的姿态，而文翰因获准休假由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年)接任一事更加强了英国的温和倾向。身材高大的包令是一位博学之士，而且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曾任《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ister Review)的主编，做过边沁(Jeremy Bentham)的私人秘书，也是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日后的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Lord Clarendon])的挚友。包令发觉自己财政境况拮据，于是申请出任驻广州领事一职。他在1849年获得了任命，并随后对他在广州所见到的中华文明着了迷。当他在1852年接替文翰出任商务监督兼全权代表时，他受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告诫不要与中国当局展开令人恼火的谈判，并且在事先得到国内同意之前也不要使用武力。在他要求与叶名琛会晤的请求一如所料地碰了硬钉子之后，伦敦训令他『不要提任何准许英国臣民进入广州城之类的问题，就是你本人也不必企图进入该城。』除了『广州入城问题』以外，还有其它一些问题也使中西关系趋于紧张：外国人始终想将贸易从五个口岸扩展到全中国、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以绕开顽固的广州当局，以及由于战后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产生的降低关税要求。这些问题汇合到一起，在外国人中间引发了一种要求修约的强烈冲动。根据1844年的中美和中法条约，应在十二年后即1856年进行修约。尽管1842年的《南京条约》没有关于修约的条款，但英国人声称最惠国待遇使他们同样有权利在十二年后即1854年进行修约。基于共同的利益，美国和法国的公使支持英国的要求。1854年，三国公使建议讨论修约问题；叶名琛断然拒绝，称全无必要。英美代表既不能在广州说动叶名琛，也没能在上海开始谈判，遂于1854年10月北上寻求满意的答复。在大沽，他们没有获得直隶总督的接见(该员受朝廷之命不得亲自接见夷人)，只得到了一个次等官员长芦盐政崇纶的接待。两位公使提出修订税率、在北京设使节、开放天津、获得在内地购置地产之权、鸦片进口合法化、废除内地厘金等要求；朝廷斥责这些要求毫无道理，责令公使返回广州。

1856年，三国公使再次提出修约要求。朝廷告知可允许作一些合理的小变动，但重大条款不予考虑，以免万年和约(《南京条约》)失去其意义。然而，在广州的叶名琛顽固地拒绝谈判，即使细小变通也不容许，坚称如予夷人一寸，彼等或进一尺。美国特使伯驾(Peter Parker)不愿退让，于是独自试图前往北京。在上海，中国人阻止了他继续北上的努力。在这种状况下，外国、尤其是英国逐渐不耐烦了，即使是那位生性平和的包令也被迫向伦敦报称，需要用战舰来扩展和改善英国与中国的关系。

亚罗战争

触发英国发泄其愤怒的是1856年的『亚罗号』(Arrow)事件。『亚罗号是一艘三桅帆船，装备欧式船壳和中式帆篷的混合船舶；它由一位居于香港的华人 所拥有，并已向英国香港皇家殖民地当局登记，以防备中国官府无力剿灭的沿海海盗。1856年1O月8日早晨8时到8时半之间，当『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停泊在广州城外时，4名中国官佐和60名兵丁登上该船，声称要搜寻一个臭名远扬的海盗，据称这名海盗就在船上。他们拘拿了12名华人船员，在混乱中，英国国旗被扯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受包令指示，于10月12日强烈抗议中国方面侮辱英国国旗，并不经英国领事的许可拘捕船员。他要求以后尊重英国国旗、释放全部12名水手，并在48小时内由两广总督出具一份书面道歉。叶名琛严词否认当时船上有张挂任何国旗，并质问该领事为什么干预一椿由中国巡捕在一艘停泊于中国港口及中国人所拥有的船上拘拿中国人的案件。叶名琛当时并不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前，『亚罗号』的登记业已过期，否则他肯定还要加上这一条。包令本人的观点是『在执照过期以后可以不给予法律上的[英国之]保护』。但是，香港的一条法令规定，如果过期发生在船只出海期间，登记将继续生效直至其返回香港。根据这条法令，巴夏礼坚持『亚罗号』在停泊广州及返回香港以前仍受英国保护，而在中国水域的任何英国船舶都是英国领土，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巴夏礼认为叶名琛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下令扣押一艘中国师船以作赔偿要挟。在相持良久之后，叶名琛于10月22日放回了12名船员，但断然拒绝道歉。10月23日，西马海军上将(Admiral Seymour)率英国炮艇驶入省河轰炸广州城。除10月26日星期天宣布为停火日外，炮轰以侮辱性的规律持续不断：每10分钟轰击叶名琛的衙门一次。28日，叶名琛下令对蛮夷发动全线进攻。英国人在29日冲进他的衙门，群情激愤的广州民众在英国军队面前完全无能为力，民众在12月14日和15日焚烧了外国商馆以发泄怒气。

在伦敦，反对党严厉批评巴夏礼和包令又一次将英国拉入一场对外战争。1857年3月3日，格拉斯顿(Gladstone)在国会夸张地宣称：『你们已把一个领事变成了一个外交家，而这位摇身一变的领事的确将挥洒自如地指导英国，去全力对付一个毫无防御的民族之芸芸众生。』 在下议院，反对党成功地以263票对247票否决了政府的提案。巴麦尊下令重新选举国会，并在选举中强调捍卫英国荣誉和海外利益的重要性，最后以85席的优势重返国会。在他的对华政策得到确认之后，巴麦尊派遣自1846年起一直担任加拿大总督的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1811-1863年)出任全权代表兼征讨中国的统帅。

法国政府利用1856年2月在广西省(该省尚未对西方开放)发生的传教士马赖神甫(Abbe Auguste Chapdelaine)被杀一事，决定派一名有三十年经验的资深外交官葛罗男爵(Baron Gros)率一支部队参加英国的远征军。美国政府和俄国政府没有参加这次英法的行动，但它们派出了代表参与『和平的示威』。

英国给额尔金勋爵的训令要求是：(1)对英国臣民所受伤害予以补偿；(2)在广州和其它口岸履行条约规定；(3)赔偿英国臣民在最近动乱中遭受的损失；(4)外交代表长驻北京，或至少英国公使有权定期访问北京，以及英国全权代表获得与北京的中方大员直接打交道的权利；(5)修订条约，以便将商务扩展到诸大河沿岸城市。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对额尔金强调，他的主要使命应是使贸易摆脱现有的束缚；另外，由于叶名琛的行为究竟是反映他自己的排外情绪还是出于北京的旨意尚不能确定，故通过外交代表与北京直接交往也极其重要。法国给葛罗男爵的训令要求大体相同的事情_包括扩展商务、自由传教，以及在北京派驻外交代表。

美国所派的全权代表是列卫廉(William B．Reed)，他是一位来自费城的政治家，曾在州政府任职，并在宾夕凡尼亚州大学教授美国历史。他被授意要舆法国人和英国人和平地合作，但应向中国人表明，美国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或政治图谋。美国给他的训令要求是在北京常驻外交代表、开放新的口岸、降低国内关税、宗教自由、清剿海盗，以及将条约利益扩展到所有文明国家。另一个中立的国家俄罗斯派遣了海军上将普提雅廷(Putiatin)，他将在中国人面前装作与英法干涉者没有牵连，并强调中俄之间的长期友谊。但他暗中却扮演在满清帝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调停者角色，以防止这个王朝崩溃，使政治重心从中国北方转到中国南方_这种重心的转移如果实现，将使英国人得益。

额尔金勋爵于1857年7月2日抵达香港，但却发现『印度兵变』(Sepoy Mutiny)需要他分派一部分军队前往该国。在完成印度使命后，他于9月返回香港，接到了克拉兰敦勋爵要他攻占广州的授权。随后，为确定与法国人联合行动的细节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到1857年12月初，部队已集结待命了。12月12日，额尔金与葛罗要求叶名琛明确同意直接谈判并支付赔偿，叶名琛置若罔开。12月24日联军的最后通牒期限到了，仍未得到叶名琛的答复，英法军队于12月28日猛攻广州城，俘获了叶名琛，把他囚禁于英国战舰『无畏号』(H．M．s．Inflexble)上。英国人不久发现这个行动使这艘战舰不能投入战斗；于是将他运往了加尔各答，一年后他死于该地。英法盟军建立了一个管理广州城的委员会，以巴夏礼为负责官员，而日常事务则留待满人巡抚柏贵处理。这个傀儡政权维持了三年，直到1860年达成最后条约安排才告终，它或许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

联军轻取广州表明了叶名琛没有作任何加强城防的努力，据说他相信占卜，在扶乩时被告知英夷将在十五天后离去，于是他便不作任何长期抵抗的准备。在他垮台后流传下面的一句话，以讽刺他处理国事的方式：『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实际上，叶名琛并非是人们想象的傻瓜，他是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家，他的执拗是内心之不安全感的伪装。叶名琛知道军事上中国无法抵抗英国，如果他动武而挑起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他将会像林则徐那样以流放结局；相反，如果他执行一项抚靖政策，他又将招徕皇帝的不悦、公众的谴责、颜面丢尽甚至于被流放，就像落在琦善和耆英头上的命运一样。身处两难境地的他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同时板起一副对洋人冷淡、傲慢且极度藐视的面孔。在私下里，他却指望这些惟利是图的蛮夷不会以牺牲其商务为代价而延长这种动荡局势，最终他的迷信和失算之代价是被俘、流放和客死异乡。

天津谈判 在解决广州问题之后，额尔金和葛罗向北进发，以要求朝廷给予满意答复。他们在1858年4月中旬抵达了天津外的北直隶湾，与直隶总督进行了一些初步接触，然而他们发现该名总督不具备进行谈判的『充分授权』，于是他们攻占了大沽要塞和天津。朝廷被敌人的迅猛推进所震撼，急忙授予73岁的大学士桂良和52岁的吏部尚书花沙纳『全权』前来会晤额尔金和葛罗。桂良和花沙纳在6月3日到达天津，不久后又会同了第三名谈判者，此人便是著名的耆英。

我们记得，耆英受召于1848年返京，1850年咸丰皇帝登基时，他被不光彩地贬为五品官街。他一直深居简出，直到1858年，难缠的夷务纠葛重新使人们想起了他的精明外交。皇帝将他从失宠中召回，派他赴天津应付夷人。耆英在失势的岁月里身体己大大衰老，眼睛半盲，他于6月9日抵达天津。他的露面在英法盟军中引起丁关注，他们猜想和怀疑这是一套诡计，因为他们从额尔金在叶名琛的衙门缴获的文书中得知，耆英如何向朝廷炫耀他敷衍这些难以捉摸的蛮夷的手段。额尔金凭直觉察觉到，耆英是怀着重新施展其『安抚』『羁縻』夷人之老一套手腕前来，因此不能允许他在天津活动。两位年轻的助手李泰国(Horatio Lay)和威妥玛(Thomas Wade)被额尔金派去见耆英。当耆英开始玩弄起他那套温柔羁縻、个人魅力、不停恭维这两位英国人的老把戏时，李泰国夸张地出示了一份文书_耆英著名的1844年奏折_并让花沙纳大聋诵读起来。场景极其尴尬，耆英只得含羞地进行语无伦次的辩解，而两位英国人则开怀大笑．耆英发现自己不被英国人接受，未经钦准便离开谈判。由于违旨开差，他被套上枷锁回京受审，并被赐自裁。这位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最丰富多釆的外交家就这样结束了一生：他因应付洋人的狡黠才能在四十年代出尽风头，而后当此种才能不再能迷惑其对手时就丢掉了性命。

1858年《天津条约》 天津谈判集中在四个主要问题上：在北京长驻公使，开放长江沿岸的新口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以及赔偿。在这四个问题中，常驻使节问题是额尔金关注的中心，因为他已逐渐相信，倘若不取消驻广州钦差大臣充任中国『外交大臣』之角色的体系，以及不迫使北京的朝廷亲自掌管对外事务从而免去地方官员向皇帝报忧的难处，那么，就不可能保持与中国的平静关系。额尔金的助手、主要负责谈判事务的李泰国甚至强调这一点，广州体系是令到外国人像『帝廷与该省当局间的一只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的根源，而如果没有在北京驻设外交代表的权利，新的条约『将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中方谈判者争辩说，外交使节驻京于天朝体制不合，对此李泰国直截了当地宣称：『你们将肯定会看到，这项条款既对我们有好处，也将对你们有好处。良药固然苦口，但后效极佳。我的态度越是严厉，我对你们的贡献就越大。』他不停地威胁、欺凌及侮辱中方使者。桂良在李泰国的凶蛮姿态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竞乞求于对方的侧隐之心，说他如接受这项条款，他这条73岁的老命就要送掉。额尔金禁不住对这位满洲老叟心生怜悯，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动摇立场。额尔金宣称：『此刻我统领着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近在北京城咫尺，我应该如此地表现，以便让皇帝知道他有义务让他的全权代表与我达成和平，即使他不赞成和平的条件。』 1858年6月11曰，李泰国警告说，除非即日接受条款，否则将进军北京。桂良别无他法，只得同意让英国外交代表驻京。他最后一分钟的策略是不管如何先达成一项协定，把造帮敌人打发出华北，然后再设计挽回失去的权利。

桂良未经朝廷事先许可便作出了让步，然而皇帝把外交代表驻京视作封贡体系的终结和对中国天下共主身分的否认，故他仍然强烈地反对这个条款。这迫使像桂良这样一位娴熟老练的政客耗费全部手段、胆量和技巧来说服皇帝相信，此种困厄无可避免。他向这位焦虑的主子透露了他的密策：『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条约)即可作为废纸。』在另一场合，他滑稽可笑地告诉皇帝说，夷使一旦驻节北京或将不欲久呆：『夷人最怕花钱，任其自备资斧；又畏风尘，驻之(北京)无益，必将自去。』1858年6月26日，额尔金的兄弟布鲁斯(Federick Bruce)警告说，如果天黑前仍不在条约上签字，那将到北京去签约。『刀』架在脖子上的桂良和花沙纳当日与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一天后与法国签订了条约。与俄国和美国的《天津条约》分别在此前于6月13日和18日签署了。与法国、俄国和美国的条约载明它们的外交官只是定期访问北京，而不是如中英条约中写明的常驻条款。但由于有最惠国待遇，它们也一体享有英国人得到的果实。《天津条约》中的其它一些条款包括：(1)开放十个新口岸； (2)外国人持领事颁发的护照并经中国官宪的副署即可在中国境内各处游历，但他们在诸开放口岸周围1OO里(33英里)以内旅行则无需护照；(3)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厘金不得超过其价值的2．5％；(4)赔偿英国400万两，赔偿法国200万两；(5)无论旧教还是新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全境有行动自由。

在条约签署后，布鲁斯作为信使携条约回国以征得女王的批准，而条约换文将在自签订日起一年内在中国举行。英法联军撤出了华北，额尔金勋爵则前往日本谈判一项条约，但他答应将在数月内返回上海，按《天津条约》第26条规定商订通商税则。

上海税则商议 额尔金离开中国期间，咸丰皇帝设计出一条密策，即他将向英国人提议免除其商品的全部关税，而换取废除《天津条约》，或至少废除该约的四个最应反对的条款：公使驻京、开放长江、沿岸贸易、内地游历和赔款。皇帝抵制公使驻京的原因之一，是他可笑地担忧这些夷使将建造高大的房屋，借助双筒望远镜，从上面窥探宫中的动静!他授意桂良和驻南京的总督何桂清(1816-1862年)在即将开始的上海税则商议中向额尔金提议该项方案。此二公对这一切实际的方案大为震惊，他们激烈地表示反对，并上奏皇帝说，夷商与夷酋乃两个泾渭分明的团体，免除关税将令前者感恩，然恐难令后者戴德，夷酋仍将坚持彻底履行条约。他们巧妙地对皇帝说，夷人从无进贡，自当纳税以为贡献，此笔税银正可抵付赔偿费用。此外，若允夷商免税而不允华商免课，则夷商将过于得利，而驱华商于困境。皇帝终于放弃了他的密策。

1858年1O月的上海税则商议，在一种与四个月前的天津谈判完全不同的气氛中进行。在日本完成使命而返抵上海的额尔金情绪很好，此次也没有李泰国的欺凌或布鲁斯进军北京的威吓。由于上海距京城有800英里之遥，故也不存在夷人威胁的急迫感。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桂良找到了施展外交才能的机会。借助直率的劝说和诚恳的申辩，桂良成功地让额尔金作出了一项君子协定，即倘若将来携《天津条约》换文的英国使节在北京受到适当的对待，额尔金就会选择驻在北京之外的地方，而且将访问京城当成是为公务所需的定期往返而已。

至于新税则，进出口货物值百抽五的原则得到了确认，只鸦片、茶、丝除外。谈判确定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规定其税率为每箱30两，这相当于其平均价值的7％到8％。茶叶出口的现有税则保持不变，其税率为每担2．5两，只相当于每磅1.5便士，相较在英国的进口税就高出许多，每担达l先令，合每磅5便士。协定还保持了生丝每担10两的旧有税则，基本低于值百抽五的标准。

第二次协定

大沽的击退 1859年3月1日，布鲁斯被委命为英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受命在北京换约，但将驻节上海。布鲁斯于1859年5月抵达中国，发觉中国人试图迫使他在上海换约。他被这套伎俩激怒，宣称他赴京师乃是『攸关权利而非出于恩赐』。他率领兵船和士卒向北进发，于6月18日抵达白河。北京方面要求他走大 沽以北的北塘后路。

但布鲁斯坚称只有走经过天津的正路才符合他的身分。中国人警告他说，通往天津的河道已用铁饿、锁链和木筏堵塞住了，且两岸的炮台将阻止通行。河上的障碍物清晰可见，但布鲁斯却没有认真地对待中方的警告。他命海军上将何伯(Admiral Hope)清除障碍，为他打开前往天津的通道。1859年6月25日，约6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工兵连队被派去拆除障碍。由于海潮低落及河岸泥泞湿滑，他们因此被困而无法上岸。两岸的中国炮台突然以令人惊讶的准确度开火，给英国人造成了巨大损失：434人伤亡、4艘船舰被击沉，何伯上将本人身负重伤。基于『血浓于水』的信念，身为战场中立观察员的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Tattnall)给英国人提供支持。中国人只遭受到轻微的损失．大沽的溃退给英国的威信予以沉重的打击，也鼓舞了中国人中的排外势力。

英法公使退回上海，但接替列卫廉出任美国公使的华若翰(John E．ward)却决定接受中国人指定的进京路线。1859年7月20日，他所率的二十名美国使团及十名中国人在北塘搭乘马车，然后又转乘宽敞的船前往通州，从那里他们再乘马车前行，于7月27日抵达北京。在北京，他们被安顿在美轮美奂的豪宅中，他们的要求都因『皇恩浩荡』而得到满足。不过他们不得在城里自由走动，也不得会晤已先期抵京的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夫(Nikolai Ignatiev)。中国方面安排了华若翰一次觐见皇帝的机会，但因他拒绝磕头_除了对上帝和女人_觐见未能举行。美国总统布坎南(Buchanan)致中国皇帝的信交桂良转呈给了皇帝，《天津条约》的换约后来在北塘与直隶总督 进行。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接待是『客气而非诚挚开放』。华若翰本人说，在整个行程中，他得到了『高度的照顾和尊重，一直是礼貌周到』，而美国政府也宣布它对接待感到满意．然而，英国人却坚持说美国人在北京的待遇是不体面的。

布鲁斯因在动武中表现得『太过卤莽』而在英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外交大臣罗素勋爵(Lord Russell)承认，《天津条约》并未写明进京换约的路线，根据通行的国际惯例，和平时期内河是不对外国军舰开放的。1859年11月10曰，伦敦向布鲁斯发来了一份训斥：『尽管不允许经通常的和最便利的路线进京肯定是一种不友好态度的表现，但此事你应予抗议和谈判，而不该诉诸武力清除路障。』布鲁斯认识到他的判断失误，承认根据旧的条约他是无权赴北京，而尽管新的条约给了他进京的权利，可这个条约还没有生效。

北京协定 尽管英国认识到布鲁斯的错误策略，但女王仍决意在北京履行换约。伦敦对布鲁斯的信心业已动摇，于是决定派额尔金勋爵再度使华，额尔金勉强接受了这项使命。由于途中在加勒角(Point de Galle)发生了一次沉船事件，额尔金的情绪越发低落。营救工作打捞回了几箱香槟酒，但他的委命状和官服却失掉了，这必须重新从伦敦送来。他麾下的远征军包括41艘战船、143艘运输船和由妹婿克灵顿(Hope Grant)将军统领的约11,000士兵，他们将与孟托班(de Montauban)将军率领的6,700名法国军队协同作战。

英法联军绕过华南，于1860年8月向北推进，进攻北塘和白河，再次威胁北京的安全。桂良急忙赶赴天津，但也无法挽救颓势。额尔金剿爵坚持要带400到500士兵在北京换文，并派巴夏礼率一队人前去探明道路及下榻之寓所。巴夏礼在离北京约1O英里处的通州遇上了新任钦差大臣怡亲王，并在争执中侮辱了亲王。就在此刻，天津知府被英军士兵扣押的消息传了过来，怡亲王下令拘押巴夏礼作为报复，在中国人眼里，此人是挑起广州之乱的元凶，是英国霸道行径的化身，或许是在华洋人中最可恨的人。额尔金彻底失去了耐性，他率部队攻进北京，逼得皇帝前往热河避难。额尔金找不到与他谈判的朝廷，竟想要扶植一个汉人王朝来替代满清王朝，并烧毁宫殿，以惩罚非法拘禁巴夏礼及虐待战俘的行径。最后他被俄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伊格那提业夫将军和葛罗男爵说服，放弃了这两个想法，代之以火烧圆明园。

在这些局势严峻的日子裹，俄国大使伊格那提业夫积极地在英法全权代表与留在北京负责和谈的皇帝之弟恭亲王之间，充当了调停者角色。当恭亲王被火烧圆明园吓得想逃离京城之时，伊格那提业夫劝说他留下来接受联军的条件，以避免彻底灭亡。伊格那提业夫的外交活动将在下一节中探讨；这裹要说的是，通过在两边左右逢源，他为俄国获取了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1860年10月24日，额尔金逼迫恭亲王签署了《北京条约》，该约一劳永逸地为英国获得了在中国京城长驻外交代表的权利；赔款增加到各付英国和法国800万两；天津对外国商务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此外，英国获得了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而法国则确保了天主教传教士有权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在达成这样的和平条约后，联军在俄国外交官的敦促下于1860年11月8日前后撤篱了北京。

俄国的推进 1860年11月14日，在联军撤出北京后不到一星期，伊格那提业夫得到了《中俄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其调停的奖赏。根据该约，俄国获得了乌苏里江以东新割让的领土，使它根据1858年《瑷珲条约》获得的权益得以合法化。伊格那提业夫成功地为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主政下俄国在黑龙江地区近二十年的推进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825-1855年)时期的俄国人受英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成就的鼓励，加强了在中国的活动，对东突厥斯坦和黑龙江地区进行了双管齐下式的渗透。通过1851年的《伊犁条约》，他们在新疆北部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该条约给予了俄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经商、建造货栈及设立领事的权利。在黑龙江地区，自1847年起，俄国的推进由担任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的穆拉维约夫执行。穆拉维约夫以伊尔库次克为官署，发起了沿黑龙江而下的诸次劫掠，在一些战略要点修筑堡垒并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到1858年，他处在一种非常强大的地位，足以威逼懦弱的满洲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该约将黑龙江和松花江北岸的领土割让予俄国，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滨的领土置于中俄共管之下。这三条河禁止中俄以外的所有其它国家之船舶通行。然而，由于这项条约完全否定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确立的边界，清廷坚决拒绝批准该约。

伊格那提业夫曾担任过沙皇侍卫官，他在1859年夏接替普提雅廷出任驻华大使。他是一个精明的策划家和狡猾的外交官，受命前来执行微妙使命，为俄罗斯争夺对华事务之国际领导权，使《瑷珲条约》获得批准，并防止满清王朝(俄国与之维持着较有利的条约安排)崩溃。他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充当中国人和英法侵略者之间的调解人。他由陆路经恰克图到达北京，首先与理藩院尚书肃顺进行了旷日持久但毫无成效的谈判， 肃顺对承认《瑷珲条约》、扩展贸易至中国内地及重新划分新疆边界等事宜毫不放松。愤恨之余，伊格那提业夫1860年5月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向英法全权代表痛斥中国刻意刁难英法两国的计策，鼓励英法对北京采取积极的和不妥协的姿态。为取悦于英国人，他向英国人通报了中国京城的状况，后来又指点英国人在北塘登陆，并向克灵顿将军提供了一张北京地图，以帮助英国人进攻该城。

伊格那提业夫紧随联军后尘返回北京，他狡猾地在中国人面前装作是一个必需的朋友。他向恭亲王自荐去调停中国舆联军的事端，力争减少赔款，并促使联军尽早撤离北京，但要恭亲王同意下列条件：(1)批准《瑷珲条约》；(2)沿乌苏里江至朝鲜边界划定中俄东部边界，北部沿中国的常驻卡伦(常设性警戒线)划定疆界；(3)允许俄国在喀什噶尔、库伦和齐齐哈尔设立领事。恭亲王很清楚俄国人的两面三刀，并不愿意以如此昂贵的代价取得俄国之调停，但他也担心一旦拒绝俄国人的调停，将把俄国人驱到英法一方，从而使中国同时面临三个敌人。抱着将联军打发出北京的指望，他屈从了伊格那提业幅的调停提议。

1860年1O月24日签署《北京条约》之后，伊格那提业夫迫不及待地扬言，华北的严冬很快就要降临，它将会封冻住白河，那样，所有的外国人将被困住，并将暴露在可能发生的中国暴民之袭击面前；他信誓旦旦地称，他不久就要赴天津过冬。在他的影响下，克霞顿将军叫嚷着要早些退出北京，设定11月8日为最后期限。

联军撤离，伊格那提业夫与清政府谈判时不会有任何外国干扰。11月14曰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这是对他有功于中国的奖赏。这个条约确认了俄国在《瑷珲条约》中的收获，包括黑龙江以北的领土，该地从此变成了阿穆尔省；不仅如此，该约还使俄国得以独占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滨的领土，该地从此成了滨海省。而且，库伦和喀什噶尔向俄国贸易开放，让俄国设立了领事，并允许俄国人居住。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就获得了约30到4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还附带大量的商务特权。此外，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俄国也同样享有中英和中法条约的利益。

第二套条约巩固了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套条约，构成了一部坚固的条约体系，中国在1943年之前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毫无疑问，到1860年，这个中华文明古国被西方彻底打败并羞辱了。欧美海权国家一步一步地从广州向北推进至上海再至北京，而陆上国家俄罗斯则从西伯利亚_满洲边界向南推进到北京。西方国家通过建立条约口岸和扩展商务，争夺贸易利益和经济特权，俄国人则既强调贸易收益也强调取得领土。从南和从北而来的这两股推进势力，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钳形活动，越来越繁地掐住江河日下的满清王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裹，西方和俄国是影响中国的两个主要根源，其后果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清晰可见。

◇第十章 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叛乱及回民叛乱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不仅遭受对外战争的苦难，还备受一系列消耗性的内部动荡之困扰。两次鸦片战争带来了来自外部的灾难和屈辱；与此同时，革命和叛乱则从内部给予统治政权以沉重的打击。最大的一场动荡是太平天国革命，它几乎推翻了清王朝。这场革命从1850年一直持续到1864年，席卷了十六个省份，摧毁了六百多座城镇。捻军叛乱从]851年持续到1868年，遍及了八个省份。云南的回民叛乱从1855年延续到1873年，而西北的回民叛乱，即东干人叛乱，从1862年持续到1878年。大清的国运已跌落到最低点。

社会动荡的根源

传统的中国人相信这样的一套理论：即内乱和外患两者同时发生在中央政权衰败之时，便是国家内部形势危急和倾覆的象征。如统治力量够强大的话，这些麻烦或可得到化解，而不至于不可收拾。十九世纪中叶满清政府的事例正好证明这个理论，这个时期的清政府由于积习了从前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弊端，因此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内部动荡。

社会经济因素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的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在每一次大乱之后，许多人被杀，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人口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这引起了民生之艰辛，而艰辛又引发了盗匪和起义，这些致乱的状况通常伴随着治理不力、政治腐败和道德沦落。随后便出现一段混乱时期，在混乱中人口再一次大减，直到_从理论上来说_土地和人民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此后便出现一段和平安定的时期，标志着新一轮循环的开端。总之，由乱到治和由治到乱乃是保持社会平衡的自然方式，中国人从远古时起就一直听凭这一程序的支配。哲人孟子(公元前373-288年)曾深透地评说，大治之后必有大乱，而中国人也普遍相信，每隔三十年可能会有一次小乱，每隔一百年便会有一场大乱。西方学者有时把这一现象称作为『王朝轮回』，尽管它应更确切地称为『历史之自然演进』理论。

把这个观念运用到清代，我们将发现康雍干三朝的一百五十年和平舆繁荣，已促使了人口的迅猛增长，但可耕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增加到了1850年的4.3亿，增长了200％，而耕地则从1661年的5．49亿亩(1亩=1／6英亩)增加到1833年的7.37(7.42 )亿亩，仅增长了35％。人口增长与土地增长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根据1753年的7.08亿亩耕地，每个人理论上可分得3.86亩，但根据1812年的7.91亿亩，每个人只能摊到2.19亩。更糟的是，在1812到1833年间，由于自然灾害的因素，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负增长，从7.91亿亩减少到7.37(7.42 )亿亩，而人口却从3.61亿增加到了3.98亿，这使得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到1.86亩。

个人土地拥有量的持续减缩，意味着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当小块田亩的产出不再能维持生计时，农民便卖掉田地成为某个地主的佃户。一旦土地卖掉，农民就不太可能将其赎回，因为富裕的土地拥有者如卖不出很好的价钱是不会卖掉土地的，而农民是付不出这种好价钱的。土地价格的这种螺旋形上涨的结果，便是土地持续不断地集中到富人手里。直隶省何氏家族在1766年时拥有100万亩土地，大致相当于全国可耕地总面积的七百分之一。不仅是地主，连一些富有的米商，高利贷者和当铺铺主们也占有土地。土地价格成倍地上扬。清代初年一亩地一般值一、二两，到清代中期就涨到了七、八两。

下列现象反映了耕地的高度集中：50％到60％的耕地掌握在富裕家庭手中，另外10％由旗人和官庄占有，只留下30％的耕地在余下的4亿人中分配。人口总数中60％到90％的人完全没有土地。无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们必须将产出的50％用于支付地租；而由于地租通常不是用实物支付而是转换成货币支付，这个转换过程通常又要多刮走地租的30％。例如，1亩产出3石(1石=133又1／3磅)的田地一般要缴纳1.5石地租，但当以30％的附加费转换为货币支付时，地租实际高达1.95石，耕种人自己只能留下1．05石，他自然不能养家糊口，而不得不从高利贷者那里借债。 许多离乡背井的无业农民流入城市，充当挑夫、码头装卸工和水手，而另一些人则漂洋出海寻求新生活，还有一些人成为盲流、无赖和土匪。如果当时中国存在大规模工业或大产业的话，这些过剩的人员也许就能融入生产性的渠道了，但不幸的是，当时中国没有这样的产业，无业者便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这些人乃是暴动或革命的导火线。

鸦片战争的影响 《南京条约》没有写上禁止鸦片进口的条款，外国商人利用这一点，加强了进行有利可图的非法买卖鸦片活动。中国政府打轮了这场战争，不敢禁止这种买卖。结果，鸦片交易实际上变得毫无拘束，鸦片进口从1842年的33,000箱上升到1848年的46,000箱和1850年的52,929箱。仅1848年一年就有一千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业已恶化的经济混乱和铜银兑换价格。1两银子在十八世纪时兑换1,000文铜钱，而在1845年，其市价超过了2,000文。兑换率增长一倍，实际就减少了人们一半的收入，因为，尽管银两和铜钱都是中国的通用货币，但充当市场上基本交换媒介的是铜钱：买米用铜钱，付薪水也用铜钱。1石米以前资3,000文，按1,000比1的老兑换率值3两，但在1851年，根据上扬了的2,000比1之兑换率，1石米只能换到1.5两。实际上，造意味着农民的地租负担重了一倍。 鸦片输入所产生的这种破坏性经济后果，又因条约口岸地区洋货的普遍涌入而进一步加剧。广州受害尤重，因为它具有最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和最广泛的对外接触，当地的家庭手工业被摧毁，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遭到了瓦解，那些受其负面影响的人成为潜在的动荡根源。

政治腐败 正如第六章中所纶，政府官吏的特征是知识浅薄、得过且过和不负责任，对民众福祉漠不关心甚至全然忽视。在那些相对『清廉』、不搞歪门邪道的官员中，一些人在舞文弄墨中打发时光，另一些人则念经行善，他们自视清高，将那些埋头政务的官员看作俗人。官场中的不负责任也反映在肆意卖官鬻爵和强索钱财，出银3,000两可捐得一知县之职；这样一个捐取官职的人，鲜有不在其任内设法捞回这笔买官的钱。

武备松弛 为清王朝的建立出过力的旗人早巳颓废不堪，在康熙年间，他们就已衰败到无力镇压三藩之乱(1673-1681年)的地步，朝廷不得不仰仗于汉军绿营兵。到1796-1804年间的白莲教起义之时，缘营兵也丧失了斗志，朝廷被迫起用地方团练，旗人和绿营兵失却了民众的敬畏。此外，鸦片战争的败绩更暴露出王朝的军事衰落。秘密会社和怀抱野心的汉人得到鼓舞，加紧筹划反满民族及种族革命。

自然灾害 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发生了许多自然灾害，比较重大的有1847年河南的严重干旱，1849年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长江沿岸四省的水灾，1849年广西省的饥荒，1852年山东省境内黄河自行改道淹没大片地区。几百万人受殖些自然灾害的困苦，官府的赈济充其量也是敷衍了事，其中的大笔资金在发放时就被贪污掉了。受灾民众愤恨绝望，很容易被鼓动去参加叛乱或起义。

客家人和基督教 清王朝最晚征服的南方地区尤其容易爆发起义，因为其地距离政府中枢(北京)最远，也受外国影响和与外国接触的时间最长。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广州地区的人因对外贸易转向上海而受损害；一些从前舆茶丝转运业相关的运输工人丢掉了饭碗。

南方的经济萧条因『本地人』与所谓的『客家人』或『来人』之间的社会冲突而复杂化、尖锐化。客家人最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他们在南宋时期(1127-1278年)迁徙到广东和广西地区，其时朝廷在蛮族威胁之下向南迁移。客家人是社会『外来集团』，他们不同的方言、习惯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很难与当地人融合或同化，两个集团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而在客家人取得优势的地区，冲突激化到了残酷械斗的地步。到十九世纪中叶，又多了一个新的倾轧因素：许多客家人皈依了基督教，而本地人则继续保持着偶像和神灵崇拜。客家人指责本地人迷信，本地人则斥责客家人接受了一种异端的外来信仰，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了。

由于客家人没有很深的社会根基，他们总的来说比本地人更具独立性、更大胆和更勇于行动。他们主要的职业是耕种小块土地、烧碳和挖矿。潜在的革命领袖就是在这些地方招募信徒。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描绘了这样的一幅画面：这个国家备受社会经济弊病、军事衰弱、政治腐败、人口过剩、自然灾害和广东局势紧张的困扰。这个国家出现大动荡的条件成熟了，因此在南方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这样一场规模最大和影响最深远的动乱并非偶然。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1814-1864年)出生在广州城外约30英里处的花县，是一个客家农户的第三子。他在孩提时非常自负、跋扈、脾气暴躁，但在学业上表现出相当高的天赋。业师和兄长都指望他能科场登第而光宗耀祖与惠及桑梓。他一生中四次_1828年、1836年、1837年和1843年_去广州应秀才府试，但均落榜。在1836年第二次赶考期间，发生了两桩极大地影响他日后生活的事件：(1)他对体现在礼运和大同中的儒家理想有了深刻的印象，其时名儒朱次琦正在广州讲授这套思想；(2)他在大街上遇到了两位新教传教士。其中一位史蒂文斯(Edwin Stevens)，身穿一件长袍，蓄着长须，另一位递给了洪秀全一本名日《劝世良言》的九章本小册子，造本小册子由早期的皈依者梁阿发(1789-1855年)编写，梁阿发是定居广州翻译《圣经》并传播福音的伦敦传教会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博士的助手。因科试落第而心事重重的洪秀全只是草草浏览了这本小册子。

1837年第三次落榜之后，洪秀全沮丧万分，以致得了重病。在神智昏迷之际，幻觉到有一个老妪，即『天母』，为他清洗身体，并对他说：『我儿，你在凡界身体弄脏了。让我给你到河中洗涤，然后再去见你父。』 随后他被带到天庭，在那里，一个身穿乌龙袍、蓄着金色胡须的可敬长者给了他一柄斩妖宝剑和一方斩妖玺。以后数次拜访天庭期间，他见到了一个他称其为长兄的中年男子，此人教他如何斩灭妖魔。洪秀全还看到孔夫子向那位可敬的长者忏悔罪孽，因为他没有在经书中清楚地解释真理。洪秀全的这种神智昏迷和幻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四十天；无论是郎中还是巫师都无法把他治愈。

当洪秀全从昏迷中醒来后，性格和外貌都大大变了样，看上去身材高大了些，步伐更稳健了些，而性情也变得温和、友善和宽容得多_他实际上成了另一个人。一位研究洪秀全幻觉的现代心理学家指出，梦中的那位金须人肯定是他早先在广州大街上碰到的那个传教士，而四十天的昏迷则与耶稣在旷野中经受考验的期限相应，洪秀全肯定是从那本基督教小册子中得知了这些事迹。

随后六年，洪秀全继续做乡村塾师。1843年，他第四次赶考，又一次落榜，这时正是围绕『广州入城问题』群情激愤之际。洪秀全同悄这一『民族主义』精神的表现，憎恶现存制度(该制度没有向他提供任何发展的前景)，他在内心产生了一种冲动，要掀起一场反对满清王朝的民族或种族革命。不过，正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革命一样，一种宗教氛围将有助于支撑这样一场运动。

一天，表弟李敬芳来探望洪秀全，出于好奇，他借走了书架上的那本基督教小册子。李敬芳对小册子的不寻常内容感到震撼，劝洪秀全读一读这些文章。洪秀全照办了，他逐渐相信，这些文章中包含着解开其六年前之梦境的秘诀：那位长者便是天父皇上帝，那位中年人便是天兄耶稣，而洪秀全自己便是上帝的次子和耶稣的弟弟。一种新的三位一体诞生了_至少在洪秀全的心里是这样想的。洪秀全推断梦境中的妖魔就是庙宇中的偶像。洪秀全和李敬芳因这一启示欣喜若狂，他们按小册子中描述的方法自己作了洗礼，并向上帝起誓不拜邪神且恪守天条。洪秀全的第一批皈依者中有堂弟洪仁矸(1822-1864年)、邻居和同学冯云山(1822-1852年)_也是失意书生。不久后，洪秀全的家人也皈依了。

洪秀全和冯云山废寝忘食地参详基督教小册子，但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许多概念。他们认为『天国』即指中国，『上帝的选民』即指洪秀全本人和他的同胞。他们进而捣毁寺庙中的塑像，将孔子的牌位清出私塾；结果，在1844年丢掉了塾师的职位。他们受《圣经》中称『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宣言所影响，于是前往邻省广西传教。他们并不理会有告诫说，他们所宣扬的基督致只不过是《圣经》一小部分章节和一些小册子的有限和个人诠释。几个月后，洪秀全返回家乡，随后的两年继续执教，并编写有关宗教的短论和诗歌，无拘无束地从《圣经》和儒家礼运大同篇中汲取思想。他抨击吸食鸦片、赌博和酗酒，强调所有人皆兄弟姐妹的平等主义观念。洪秀全无疑在用新宗教来为革命事业招募追随者。与此同时，在广西桂平县以北约五十里处的紫荆山，冯云山已组织起了『拜上帝会』。

1847年，洪秀全和堂弟洪仁矸前往广州，向美国南方浸礼会(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1802-1871年)牧师学习《圣经》，以及基督教礼仪和教会组织。洪秀全进步迅速，使罗孝全的两名华人助手嫉妒不已，害怕会被洪秀全取代。他们利用洪秀全率真无知，劝他向罗孝全请求为他的洗礼提供一份津贴。罗孝全牧师被洪秀全的贪财激怒，拒绝为他授洗，而洪秀全得知自己上当后便未经洗礼就返回广西。此时，拜上帝会已在矿工、烧碳工和大多是客家人的贫苦农民中间招募了三千多信徒。随着这场运动的扩展，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和较富裕的人也加入进来．在最早加入的人当中有：杨秀清，烧碳工；萧朝贵，农民，日后成为洪秀全的妹婿；韦昌辉，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以前曾舆当地官吏打过交道；石达开，有钱人，颇具才学和斗志。此四人加上洪秀全和冯云山，组成了一场新的宗教及革命运动的核心。洪秀全作为上帝的次子，被承认为领袖，而冯云山则被认为是上帝的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萧朝贵为第五子。洪秀全根据『摩西十戒』编写了十款天条：(1)崇拜皇上帝；

(2)不好拜邪神；

(3)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

(4)每周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

(5)孝顺父母；

(6)不好杀人害人；

(7)不好奸邪淫乱；

(8)不好偷窃劫抢；

(9)不好讲谎话；

(10)不好起贪心。

洪秀全的基督教属派大致是新教而非天主教，因为新教教义更符合运动的特征，即本质上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革新』。在1849-1850年的大饥荒期间，广西的天地会会众在『劫富济贫』的旗号下起而行动。拜上帝会得益于这一动乱，更多的客家人加入进来以求免受本地人欺压；更多的穷人前来寻求保护，以免遭土匪和酷吏的荼毒。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拜上帝会由于信奉洋教便可不受官府的干预。到1850年春，洪秀全已拥有一万信徒。他选择广西省战略位置重要的村庄金田村为大本营，并将家人接来。1850年6月，各地所有的拜上帝会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并将变卖所得送到设在金田的圣库，而所有会众将从圣库领取给养。这种共享财物的思想对穷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此时，洪秀全和同道已秘密完成了发动革命的准备。1850年11月，当官军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碳工人强索非法捐税时，冲突爆发了。在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7岁(虚岁38岁)生日这一天，拜上帝会在金田村正式宣布革命以庆寿辰。 洪秀全被宣布为新的『太平天国』的『天王』，五个高级同道被封为王，虽然尚未封定具体的王号。 『太平』一词出现在中国典籍中，且曾是以前几个皇帝的年号，而『天国』一词则取自《圣经》；『太平天国』加在一起，即意指在地上的太平之天国。

太平军与秘密会社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洪秀全觉得秘密会社的偶像崇拜应予斥责，且认为这些人恢复大明的宗旨与他本人创建一个王国的计划目标相左。然而，这些人的反满立场与他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洪秀全希望利用这些人来推进自己的事业而非被这些人所用。他并且决定，秘密会社徒众只要放弃偶像崇拜、敬拜上帝和接受太平天条和纪律，就可加入太平军。许多参加了太平军的秘密会社徒众发现难以满足这些要求，又退了出去，但一些人还是留了下来，其中包括骁将罗大纲和林凤祥。

太平军留着长发，不同于那种前额剃光而后脑蓄辫的流行发式；因此被称作『长毛贼』或『长毛』。太平军以宗教狂热者的旺盛斗志和气概作战，朝廷军队、各省军队及地方团练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太平军从金田基地向北进发，1851年9月25日攻克重要城市永安，以此为新基地。他们在这里逗留了将近半年，积众了足够用三、四个月的粮草，并将队伍扩充到3.7万人。洪秀全的几个高级同道原已称王，现在则加封了各自的王号：杨秀清为东王、冯云山为南王，萧朝贵为西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另外还仿照三千年前的周朝体制设置了新王国的各种官职。多数记载称太平天国是在永安正式宣布建立，但后来一些研究对此说提出质疑。 太平军颁行了一套新的历法，并向全国发布一份正式的檄文，其中，他们斥责满人压迫汉人，抨击这个异族政权内部的腐败，号召推翻清王朝。

朝廷官军在永安实施了一场强大的围困，太平军无法突破包围几达半年之久。一时间太平军士气大落，要不是东王的妙计，这场革命运动很可能就垮掉了；东王声称，上帝已向他宣谕，目前的危险将在百日后消失。1852年4月3日，太平军突破包围向北推进，随后突入湖南，试图进占该省省会长沙。是役，他们遭受了两个重大损失，南王和西王阵亡。尽管如此，革命军继续前进，于1852年12月13日占领岳州，并在那里找到了一百五十多年前吴三桂暗藏下来的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和一些火炮。此外，他们还征集到5,000艘船舶；太平军实力由此大增，并推进至长江边的武汉三重镇， 在那里夺取了l万条船只，从省衙库房和官府粮仓夺取了100万银两及大批粮草弹药。太平军现在号称有50万人，并作好了进军南京的准备。南京曾是许多个王朝的京城，明朝开国皇帝正是以它为基地，驱逐了蒙古征服者。太平军洗劫了武汉，沿长江向东进发，于1853年3月19至21日攻入了南京。洪秀全像皇帝那样乘坐36人扛抬的大轿凯旋入城，而东王的乘轿则由16人抬着；南京被更名为天京。

官军只能设立两个大营来威胁太平天国京城的安全：一个大营扎在南京的东郊，称江南大营，另一个扎在扬州城外，称江北大营。

洪秀全派遣一支由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军队进军华北，另一支军队则由罗大纲率领向西进军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这几位将领均是原秘密会社成员，骁勇非凡，但都不是洪秀全的亲密同道。洪秀全可能想把他们支开，以减少秘密会社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影响。 北伐军进抵距天津城20英里处，但最终因缺乏后援而失败；两名领袖于1855年被俘并在北京处决。西征也遇到了儒将曾国藩的顽强抵抗，这段历史将在下文谈及。

太平天国的制度

太平天国是一种神权统治，其中宗教、军政管理、文化和社会一般来说都相互交织。首都称作『天京』、领袖称作『天王』、宫殿称作『天朝宫殿』、重要文献称作『天条书』、国库称作『圣库』。吸食鸦片、抽烟喝酒、嫖娼、里足、买卖奴仆、赌博和一夫多妻等均在禁止之列。太平天国运动早期有一种明确的清教主义精神，而领袖们想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制度和发明。国家的基本文件称作『天朝田亩制度』，它不仅规定了土地制度，也规定了军事、内政、财政、司法和教育制度，类似于太平天国的宪法。

土地制度 太平天国诸多发明中最重要的一项，也许当数废除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权。这项发明背后的精神是，所有上帝的子民都必须享有他的恩惠，免除匮乏，有田耕，有粮吃，有衣服穿，有钱花。要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就必须对现存的土地制度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太平军根据产量多寡将田地分成九等。 所有16岁以上的男女都分得一份田，所有16岁以下的人分得半份田。这样，如果一个人得1亩上上田，他15岁以下的孩子就得半亩同样质量的田。一户六口之家分得良劣数量相等的地，即3人得良田，3人得劣田。 所分的田地不成为得地人的财产；他只是获得了使用它进行生产的权利而已。超过个人需要的剩余产品必须上缴到国库，积蓄和私人财产是被禁止的。

这种共同使用土地的思想，可见于中国古代典籍《周礼》之中，汉朝的篡位者王莽曾在短命的新朝(公元8-23年)将之付诸实施。太平军恢复了这一颇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理念。但不幸的是，由于连绵的战事和农村中的不安定状况，这种制度没有得到实现，只是在少数地方试验了一下。

军政合一 太平天国的军制源自于《周礼》及由明朝将领戚继光发明的制度，特征是军事和民政管理的合而为一。士卒也是农民，而官佐则同时担任军职和政职。每13,156户家庭有一个军帅，军帅各辖五个师，每师各辖五个旅。每个旅帅下辖五个卒长，每个卒长辖四个两司马，每个两司马各辖五伍长，伍长各辖四名士卒。这样，一个军含1万名士卒和3,156名官佐，总共为13,156人。当更多的家庭建立时，便成立新的军事单位。

军官也是民政长官，每二十五个家庭组成一基本的社会单位，每个单位设有一个国库和一座教堂，由两司马掌管。他管理属下二十五个家庭的民事、教育、宗教、财务和司法事务，并负责官司诉讼和婚丧事务。所有这些事务的费用俱从国库中支出，但每件事情的花费都各有定额。在平时，士卒和伍长执行公共事务。二十五个家庭的孩童每天去教堂听两司马讲授《圣经》及洪秀全撰写的基督教论着。在星期天，伍长各率部属去教堂，男女分开起坐，听两司马做布道。太平天国的赞美诗与新教赞美诗不同，而且，尽管其礼拜仪式基本上遵奉新教的传统，却也有一些变化，如像佛教和道教那样使用锣鼓鞭炮及供奉糕点瓜果等。

太平军严禁祭奠祖宗，当发现偶像和庙宇时，即予捣毁；官佐们通常在队伍所到之处向新地方的居民怖道传教。

文化和宗教合一 太平天国首要的一项任务，是向民众灌输基督教思想。根据洪秀全对《圣经》的诠解，为儿童编写了一本有478句1,434个字的新版《三字经》，开篇为『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刚间，尽造成……』。另外还有《幼学诗》及一些颂扬上帝和耶稣为人类真正救世主的赞美诗。所有这些诗文都用白话写作，加有标点，以便容易读通并广为流传。当今一些进步的作家们认为，这种通俗明暸的写作风格，乃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太平天国也进行了科举考试，在太平科试中，白话文取代了清廷科试所要求的古文写作。太平科试的题目不是像清朝科试那样取自儒家经典，而是选自《圣经》、基督教论着和太平天国诏书，如『真神独一皇上帝』和『天父下凡事因谁？耶稣舍命待何为？』等。太平科试对男女一体开放，最初在洪秀全及幼天王的寿辰日开考；但是后来，太平天历的3月5日和3月13日分别设定为每年开考文秀才和武秀才的日子；5月5日和5月15日为考文武举人的日子；9月9日和9月19日则分别为考文武进士的日子。 考生来自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包括算命人和巫师。可想而知，这些考试的标准是不怎么严格的；据说，在湖北省的一次科试中，1,000名考生中居然有800人中榜。由于这个缘故，这些考试博得了许多人的欢心，但它们违反了举才选能的初衷。

新历法 太平军采纳的历法别具一格，它既非阴历也非阳历，而是介乎两者之间。一年被分为366天，单月各31天，双月各30天。这份年历的缺陷是它每4年多了3天，或者说每40年多了30天。为弥补这一缺憾，每40年设了一年『闰年』，太平天国称之为每四十年一『斡旋』。在闰年，每个月分为28天，1年共336天，正好空出了正常年份多出的30天。太平元年的1月1日是1852年的2月4日。

社会政策 在太平天国内，男女平等，妇女允许在军政机构中任职，据称洪秀全妹妹的麾下有10万名女兵和女官。太平天国初年在南京为未婚的年轻女子以及那些丈夫阵亡或外出的妇女设立了『女馆』，她们由洪秀全的妹妹统辖，独立于外界的干预。访问南京的传教士，对太平军女性成员在大街上自由自在散步或骑马的情形，印象深刻。

太平天国还采取了一些社会福利措施来帮助病残孤寡人等。这场运动的平等主义和禁欲主义精神，也反映在前面提及的禁止吸食鸦片、里足、蓄奴和嫖娼等政策之中。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社会颈得与清朝社会迥然相异。

外国的中立立场

太平天国初期，基督教信仰博得了洋人、尤其是那些新教传教士的同情，尽管他们很担忧太平天国那种颇含亵渎意味的新『三位一体』。外国商人对在太平天国地区扩展商务的前景很感兴趣，但太平军严禁鸦片的律令也使他们犯愁，因为鸦片已成了对华贸易中最为有利可图的货项。总的来说，外国政府对太平天国抱着复杂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政策便是采取观望态度。英国在华全权代表文翰宣布，英国将在中国的内部冲突中保持中立，不会越出保护在上海英国臣民之生命财产的界限，从而消除了英国打算援助清军的印象。为获取太平军的第一手情报，文翰和译员密迪乐(Thomas T．Meadows)在1853年4月乘英国船只『神使号』(H．M．S．Hermes)驶往南京。北王和翼王接见了密迪乐并安排文翰觐见东王。文翰没有去拜见东王杨秀清，只是送呈了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解释了英国的中立立场，并要求太平军承认英国的条约权利。奇怪的是，太平天国的答复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宣称天王对『藩邦』人民远道前来颇为嘉许，故恩准他们经商或到天京效命勤王。太平军还随同信函送来了一些太平天国的小册子，要求这些英国人研读以领悟真谛。

文翰的访问除收集了一些情报外，别无成效。他是前来要求太平军尊重英国的条约权利的，但天王却想把英国当作一个属国来对待。文翰离开南京返国，行前警告说，如果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他的政府将采取与十多年前鸦片战争中同样的手段。文翰向伦敦表示，他怀疑太平军能否取代清王朝，并建议采取中立的政策。密迪乐对太平天国的小册子和这场运动的分析，反映了外国人的复杂情感：上述小册子中表现出的拟人化色彩非常惊人，上帝被带离了那种高高在上的状态，熟悉凡间之事，其拟人化程度，令我们有点反感……我们面前的这些著作中有一些很好的东西，它们引导我们猜测其作者受过神学教诲，并怀抱着相当一些人可以通过这些真谛找到通往天国之路的期望。但是，那里面也有一些我们绝然不能同意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宣称直接从上帝处获得神授一类的主张；另有一些文字对上帝所作的描述与我们习以 为常的圣经内容相去甚远，且被用来服务于个人膨胀和个人野心之目的……如果基督教国家参与镇压这场运动将是很悲哀的，因为起义者们抱着一种争取进步的激情和作全面改革的意向(他们的历法便是见证)，而清廷一方则从没有显示出这种意向，也决不能指望清廷显示这种意向。起义者自称的基督教之形式虽然大有疑问，但却比迄今为止中国人一直在作的愚蠢的偶像崇拜要好得多；欧洲国家如果加入到敌对一方，将可能与一些在某些方面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人开战……目前显得较可取的唯一政策，是保证我们自己不在中国内战中作任何进一步的卷入，避免与内战双方发生任何政府层面的瓜葛。

美国人在太平天国初年也执行一种中立政策，尽管他们显然不是同情清政府。法国作为天主教在海外的保护者和传播者，对太平天国的新教理念颇不以为然。但是，当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M．dc Bourboulon)在1853年12月访问南京时，他对太平军的秩序和纪律印象深刻，于是他也建议其本国政府采取中立政策。俄国与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在新疆、蒙古和满洲等边疆地区，故它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较小。从政治上来说，太平天国如取胜，将意味着政治重心从俄国在其地设有一个半外交半宗教使团的北京，转向南京及英国势力很强的南方。因此，俄国的利益乃是维持清廷的运作。但是，圣彼得堡暂时也选择了保持中立。

关于太平军为何不执行一项寻求外国承认的积极政策，始终得不到解释；更令人疑惑的是，他们一方面表示所有人作为上帝的子民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把外国的代表当作来自低贱属邦的使节来对待。或许太平天国的首领们不信任洋人，害怕与他们为伍。倘若太平军执行一项对外联盟共同反对满清政府(该政府正与外国列强发生争执)的积极政策，那么，这场革命的未来进程就可能大不一样了。

曾国藩和湘军

太平军早期的胜利源于许多因素：首先，他们反对满洲异族统治的民族或种族革命，博得了广泛的同情，而秘密会社给他们提供了相当的帮助。第二，太平军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怀着『救世』的使命，太平军战士相信，洪秀全是由上帝派来斩灭凡界妖魔的，如果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将升入天堂永远舆上帝同在。他们不畏战死，勇于牺牲，以一支圣战军队的全心忠诚和勇敢气概作战。第三，太平军的军制，是按明朝名将戚继光创立的那套历经考验的方式组成。他们纪律严明的部队远比骄纵腐败的官军得民心；旗兵和绿营兵早已丧失了斗志，当遇上这些激情昂扬的革命者时便土崩瓦解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朝廷像在白莲教起义期间(1796-1804年)那样，求助于组织团练来保护地方。当1852年年中太平军席卷至湖南境内并围攻省会长沙时，大为窘迫的朝廷急忙命丁忧在家的学者型官员曾国藩组建一支团练，武装保卫他的家乡省份。

湖南湘乡县的曾国藩(1811-1872年)虽然并非仁才华横溢，但却是一位坚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他在1838年考中进士，随后在官场逐级升迁，至1849年当上礼部右侍郎。此后，于1851年兼署刑部左侍郎，一年后兼署吏部左侍郎。在居留京城期间，他与一些宋派理学的首要人物交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对『静』、『耐』和『约』的领悟，这些理念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即意味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他在日后的生涯中将大大得益于这些品格。

1852年年中，曾国藩被委任为江西省乡试主考官，赴任途中得悉其母亡故，依照社会习俗要回乡守制。在守制期间，朝廷起用他为湖南组建一支团练。作为一名孝子和一位尔然儒士，他不想缩短守制期限，但最终被朋友和湖南巡抚说服应将国事置于家务之上，于是前往长沙。

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兵和团练都不是太平革命军的对手；如果要有所建树，就必须超越皇帝的命令而组建一支新军。太平军绝非曾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叛匪，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是按明朝名将发明且经受了时间考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为抗衡造支圣战大军，必须将团练转化成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非常有意思的是，曾国藩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决定同样采用明朝将军戚继光发明的军制，另外再向这支军队灌输一种使命感：即捍卫孔孟传统的中华文化遗产。曾国藩又以共同地方背景为基础，谨慎地招募兵丁，确保具备『团队精神』。

依据上述思想，曾国藩胸有成竹地招募了三个营的部队，每营含360人，共计1080人。各营官佐从儒生中挑选，而兵丁则从朴实务农类型的人而非从浮夸的城市居民中挑选。官兵俱同曾国藩本人一样来自湖南省，故而便有了『湘军』或『湘勇』之名_『勇』是用来称呼非正规军或临时募员的名称，以别于正规的常备军。湘军逐渐扩充到13个营，各营人数也扩至500人，另配有180名做各类杂役的勤务人员。士兵的报酬为每月4两半银，十倍于寻常家仆的工资。营官的薪俸为每月50两银另加150两开销费。在组建造支陆军的同时，曾国藩还组建了一支含10营的海军一或更确切地说是厂水师』_共5,000人，以便与太平军在长江上较量。他建立的两个船坞，打造了240艘平底战船。曾国藩筹集供养湘军和水师之资金来源有：(1)内地厘金，理论上是值百抽一，但实际上高达货物价值的4％到10％； (2)关税；(3)清廷国库拨款；(4)捐资；(5)盐课；(6)漕粮；(7)各类杂税。

湘军的兵丁由官佐招募，兵丁对招募他们的官佐效忠；而官佐则矢志效忠曾国藩，因此湘军是一支私家军队。迄此为止，还从未有清廷官员_更不用说平民百姓_能拥有一支私人军队；旗兵和绦营兵都是属于中央政府的0但是，现在由于形势的紧迫，曾国藩以丁忧在家的士大夫及汉人的身分，居然打破了这个常规。

朝廷不断催促曾国藩派军队前去湖北省救援，但遭拒绝，因为曾国藩不想在肃清当地土匪和对陆队及水师的训练完成前离开湖南。皇帝申斥他只保卫家乡湖南省而无视全局。1854年初，太平军再度威胁武汉，焦虑不安的朝廷『恳请』曾国藩援救湖北，授权他毋需受制北京而便宜行事。是年2月，曾国藩遣一支17,000人的部队前往湖北。湘军陆队和水师离开本省后即失去大部分的地方乡勇色彩，而成为一支全国性的新型战斗部队。曾国藩发布了一份檄文，斥责太平军扰乱乡村生活、废除土地私有、捣毁庙宇、破坏儒家礼纲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显然，这些条文中的前两条是针对农民讲的，后两条则是针对士绅讲的。他完全绕开了太平军大肆宣扬的民族主义和种族革命，而强调自己以文化传统卫道士的角色反对太平军。文人学士云集在他的麾下，并非由于他们不怎么赞赏太平军的反满立场，而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保护中华遗产。此外，满清王朝已建立了二百多年，在此期间，汉人士子一直效命于这个王朝；要他们现在拥护种族革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实上，文人的既得利益与清王朝的利益是相当地水乳交融，以致文人实际上在支持帝国的事业时，也就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 农民也响应曾国藩的号召，因为太平军扰乱平静的乡村生活，蛮横捣毁庙宇神宠，令他们心寒。

湘军与太平军的最初对垒并不令曾国藩振奋；他遭受了几次挫折，各省督抚批评他干打雷不下雨。转机在1854年5月1日来到了，是日，他的水师在湘潭取得了一场大捷。曾国藩的福星开始冉冉升起，1O月，他收复了自6月起一直被太平军占据的重镇武汉。皇帝对这一事态转折大感欣慰，授予曾国藩剿减叛乱的绝对权威，这标志着兵权从满人转移到汉人手中的起始。

湘军随后乘胜昂然挺进江西，包围了重镇九江，太平军不仅予以有力的抵抗，而且实际上成功地将湘军诸部截为两股，将曾国藩的人马拖在难以动弹的极端困苦境地。此时，太平军的运气再度升起。他们于1855年4月第三次攻取武汉，并席卷湖北和江西，将曾国藩困在江西境内。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太平军于1856年年中出击，摧毁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把钦差大臣向荣逼得自尽。整个长江流域都落入了革命军之手，命运真是太照顾他们了。但就在他们胜利的颠峰，沉重的打击从其内部出现，革命运动被削弱到无可复元的地步。

天国内讧

1856年，在南京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内讧，强烈地震撼了太平天国。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东王杨秀清难以遏止的野心，这种野心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杨秀清在窥透了洪秀全之神圣使命及其新三位一体的谎言之后，开始装作神魂附体，并宣称上帝赐恩召见了他。洪秀全因害怕报复，不敢揭穿他的诡计。

约在1851年1月金田起义之前的六个月，杨秀清突然病倒，又聋又哑，结果不能参与起义的筹划。显然，他是在采取一种消极抵制，旨在逼迫其它首领给予他更高的地位。他当上了正军师，在这次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洪秀全。从此，由他决定方针策略，发布命令。他在南京是正军师及太平天国首相，拍板所有重大决策、发布命令和控制接近天王的渠道。天王幽居深宫，在觐见天王时，只有东王一人站立，其它所有人都要下跪，东王在天王前以高傲而亲密的别号自称『臣下小弟杨秀清』。南京的人民知道杨秀清比知道洪秀全多，因此，毫不奇怪，他的知名度与天王一样高，而太平天国运动也经常被称作『洪杨之乱』。

杨秀清对在太平军胜利中所起的作用非常自豪_而他的作用毫无疑问是很大的_以致他内心萌发了取代洪秀全的欲望。为实施这项计划，他将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支出天京，前者往江西，而后者往湖北。柬王开始更加频繁地神灵附体，并以上帝的名义怒驾洪秀全。在1856年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他的活动达到了顶峰。受这次大捷的鼓舞并深信自己的领导才能，东王断定废黜天王的时机已到。他策动追随者尊奉他自己为『万岁主』，这个称号是专门留给天王的，在其它情况下，则只能由王朝的皇帝专享。洪秀全知道摊牌的时刻正直逼过来，他密诏北王和翼王清除东王对天国的威逼。北王连夜赶回南京，于9月2日袭入东王府，杀死了东王以及约两万名东王的追随者。但画虎不成反类犬，北王的行为像以前的东王一样难以忍受。翼王赶回天京，抱怨杀戮太过，表示罪责止在东王一人，不应殃及他的从人，北王此时竟也想杀掉翼王。虽然翼王设法乘黑夜脱了险，但他的家人和亲戚却全被杀害了。天王无法容忍这种肆意滥杀，他在东王死后不到三个月就处决了北王。至此洪秀全完全失去了对同道们的信任；他将权柄交给了两个平庸的哥哥，这两人很难维持天国的完整。洪秀全之下最初五个封王中的唯一幸存者翼王，返回天京短暂执掌了一段时间的国务，但发觉自己不受天王的信任。翼王为自己的安全和前途忐忑不安，遂率大队人马出走，在随后七年中转战数省，最终于1863年在四川被杀。

1856年的内讧非常深刻地削弱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士气和力量，以致它再也没能恢复元气。洪秀全自己纵情享乐以忘却烦恼，他的运动完全显得群龙无首。要不是清廷有将所有太平军降人处死的长期号令，许多太平天国的官兵都可能就此离去了。1859年，天王的堂弟及最早的信徒洪仁歼在蛰居香港许多年后来到南京，此时太平军的士气才稍为振作。洪仁歼被封为干王及总理，但天国政权衰败得太深，难以制止。不过，天国的最终垮台却推延了，主要是因为年轻的天才将领李秀成发动了一系列出色的战役。李秀成以忠王封号出名，正是他在1860年5月第二次击破重建的清军江南大营，拔掉了近在天京咫尺的眼中钉。他乘胜一路扫荡，于1860年8月进抵上海近郊，沿途攻克了苏州和常州。太平军在他的指挥下收复了江苏全省，只剩下上海和镇江。忠王的勇猛顽强使太平天国运动免于崩溃，但无人能遏止住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

战争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清军的指挥序列和外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也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太平军第二次击破江南大营，使朝廷不得不更多地仰仗于湘军。1860年5月，曾国藩被授予令人羡慕的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头衔，全权指挥镇压太平军。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征战，但却没有被授予任何有权力的具体官职。由于这个原因，各地方当局并不觉得有责任支持他或与他合作。事实上，有许多人还拆他的台。但现在，曾国藩有能力以新头衔和新权力，规划出一套统一的战略了。同样幸运的是，颇有权势的理藩院满人尚书肃顺支持他，并充当他在皇帝跟前的代言人。

曾国藩升任较高的岗位，标志了征剿战事的一个转折点。湘军扩充为12万人的强大作战队伍，并由一些能干的儒将统率。在他的大本营，有许多策划家、战略家、谋士和幕僚，全都注定要在日后飞黄腾达。曾国藩无疑是中国南方最有权势的人，管辖着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这四个重要省份。但忠王麾下的太平军，依然积极有效地作战。1861年年中，他们在浙江和安徽再一次赢得了短时期的胜利，在安徽祁门给予曾国藩一记几乎是毁灭性的重创。直到是年9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占领重镇安庆之后，局势才再次得到扭转。嗣后，湘军陆队水师获取了优势，克复了长江沿岸诸城，一路进逼南京。为嘉奖他的胜利，朝廷于1861年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一年后又授协办大学士。曾国藩此时委任他的一位主要幕僚李鸿章负责江苏的军事，而另一位能干的幕僚左宗棠负责浙江的军务。至于令人羡慕的进攻南京之重任则奖赏给了弟弟，他在湘军水师的协助下于1862年6月进抵南京近郊，并率二万人开始对天京发动了一场长期的围困。

这个时候，外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外国人初期因为太平军信奉基督教及扩展商务的前景，而对太平军表示同情。但当他们发现太平军没有能力建立成功的统治，但却自命不凡地充当天下共主、坚定地反对鸦片输入，以及持续骚扰在上海的外国商务和洋人的生命安全，于是，他们对太平天国失去了兴趣。此外，在1860年，他们与清廷签订了一系列新的条约，之后，西方列强意识到，要享受条约给予的特权，就必须使清王朝继续存在。

对照清廷同西方关系的改善，太平军便相形见绌了。他们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将洋人与清王朝离间开来，而且军队还不断骚扰外国商务及洋人居住的中心上海。与此同时，南京的生活恶化到了一个新的低谷。一名在1861年3月访问天京的英国人宓吉(Alexander Michie)写道：我不指望叛乱一方会有任何的好转，没有哪个正派的中国人会与叛乱运动发生瓜葛。他们一味烧杀掳掠，除此以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做。他们遭到所有乡村民众的憎恶，即使天京城里那些不是『太平军兄弟』的人也仇恨他们。他们占据了南京八年之久，而这里却毫无重建的迹象。商业和工业遭到禁绝。他们收取的田赋比清廷高出三倍；他们不采取任何安抚民众的措施，他们的所作所为显不出对土地有持久的兴趣。他们不开心如何确保细水长流的财政收入；他们指望依靠抢劫、且只靠抢劫来维持生存，我必须说，我在他们那里看不到任何稳定的因素，也看不到任何值得我们同情的东西。

罗孝全提供了另一段记载，他曾应天王之邀，于1861-1862年间在南京度过了十五个月。他在1861年12月31日所作的报道中称：至于天王(洪秀全)以巨大热情宣扬的宗教观点，我认为它们在上帝眼里大体是讨厌的。事实上，我认为他疯了，尤其是在宗教事务上，而且我也怀疑他对事情是否有健全的理智……我认为他们不具备任何有条理的政府，他们也不懂怎样让政府正常运作。

他(洪秀全)要我来，但不是要我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并让人们皈依上帝，而是让我来做官，让我宣扬他的那套教条，让我说服外国人皈依他本人。我宁可让人们信奉摩门教或别的什么我觉得与圣经原则有所不符的异端教派，只要这些教派远离邪恶就行。我相信，他们在心里其实是反对福音的，只是为了政策原因而容忍它而已……因此我打起了离开他们的主意……总之，外国人早期对太平军的同情，已让位于对它的失望及准备援助清廷的决心，清廷的存在被认定是外国在华利益所必不可少的。

外国最早干预中国内战发生，是在1860年忠王进攻上海之时，该城的富裕商人和实业家捐资组织了一支『外籍军团』，来自麻萨诸塞州撤勒姆(Salem，Massachusetts)的美国冒险家华尔(Frederick T．Ward}受聘于富裕钱商杨坊(他的银号名字『泰记』更为人所知)，招募外国亡命徒和失业水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这支外籍雇佣军旗开得胜，攻占了松江城，将太平军从上海引走了。1861年9月，华尔对军队进行整编，招募了四、五千名华人士兵，这些士兵按欧洲方式训练装备，由100名欧洲军官统带；此外，洋枪队中还有约200名菲律宾人。这支军队在苏松太地区转战、劫掠，打赢了许多场战斗。1862年3月，当他们第二次击退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时，皇帝赐予他们颇具奉承意味的『常胜军』称号，并擢升华尔『总兵』衔。当华尔在1862年9月21日受致命伤，并在一天后死去，常胜军的统带权交给了另一个美国冒险家白齐文(uLenry A．Burgevine)，此人既无原则也无骨气。他为军饷一事与泰记争吵，强行抢夺了4万银元，因此而被解职，著名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 G．Gordon)被立为新头目。

太平天国的崩溃

经曾国藩推荐，朝廷授权李鸿章组建一支新军以支持湘军。曾国藩让出他的三千多名湘勇作为这支新军的基干，而李鸿章则另招募了几千人，按湘军编制将他们组织起来。由于这些应募者大多来自安徽省的淮河地区，因此称为『淮军』。 在1862年忠王第二次进攻上海期间，李鸿章率淮军驰援该城，在城外取得了一场胜利。李鸿章授补江苏巡抚。1863年11月，常胜军从另一方向赶来增援，配合淮军克复了太平军要塞苏州。江苏全省被克复，只有南京和少数几个小据点除外。

左宗棠在浙江的胜利可与李鸿章在江苏的成功相媲美；他们协力切断了天京的供应来源，该城现在被曾国荃围困得越来越紧_像个『铁桶』一般。忠王敦促洪秀全去江西和湖北开辟一个新基地，但后者答称，他乃受上帝之遣降凡为王，故不想选择逃离。到1864年初，南京的食物已经告罄，天王勉励人民靠吃『甘露』(即野草)活命。洪秀全得知事业已经失败，便借口生病甩手不管政务，时时自言自语说：『古来哪有皇帝做囚徒的』1864年6月1日，他在52岁上自尽。16岁的儿子洪福登基称幼天王，以干王为摄政。7月19日，曾国荃所部攻破南京，大肆杀戮。太平军官兵拼死抵抗，无一投降。忠王扶佐幼天王急速逃离南京，慌乱中这位幼主的坐骑受惊，将他掀翻在地。忠王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他，致使自己被俘。幼天王设法逃到了江西，在那里他最终被发现并遭处决。太平天国革命到1864年年底完结了。

忠王在囚禁时受到了曾国藩的礼遇，他很赏识忠王的军事天才，曾国藩请他准备一份自供状。从1864年7月30日到8月7日，忠王每天写几千字，追述太平军的历史，评判太平天国以及清廷的错误，颂扬曾氏兄弟和湘军。 曾国藩对这份自述作了删节，剔除了其中对清廷的批评，将删节过的文本送呈北京，而将原文收藏在他自家的书房。 8月7日午夜，忠王被处死，享年40岁。一代军事奇才就此殒命了，他在1856年以后独力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天国达八年之久。如果没有他，这个天国早就瓦解了。

曾国藩获赐封一等侯爵位，弟弟和李鸿章受封一等伯，此刻曾国藩或许是全国最受尊敬及最有权势的人。他的水陆湘军号称有12到13万人，而帐下众集着八十多个最卓越及最能干的谋士、策略家、策划家、战将和幕吏，他一声令下便有数千官吏遵从。作为一个严肃的儒士和忠臣，他深知一个汉人只要权名稍稍过大，便会招徕满洲主子的猜忌。故他在克复南京仅17天后，便提议遣散已完成其原初目标及开始显示出疲惫迹象的湘军。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但是他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斥责为汉奸合子手，为了满清异族统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杀了同胞。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了中国十八个省中的十六个省，延续了十四个年头。其兴起蓬勃激昂，而其衰亡亦哀婉可悲。历史的回顾揭示出这场运动最终失败的几个主要原因。

战略错误 占领南京后，太平军应一鼓作气席卷北上至北京，这样就有可能将满清宫廷赶走了。可是林凤祥率领之北伐军并非太平军主力，而是一支孤军深入敌境、自取灭亡的偏师。因此清廷幸免于难，得以继续成为政治权力的合法中心和抵抗的力量。

即使未能攻克北京，太平军也至少应集中力量，彻底摧毁长江两岸的清军大营，不给它们以任何重建的机会，以确保南京的安全。他们还应占领江苏全省，包括重要的贸易中心上海，并与外国代表建立起稳定友好的关系。洪秀全对1853-1854年间占领上海老城达一年半之久的三合会分支小刀会的求助吁请置若罔闻，实乃一个重大错误，太平军因此失去了从清廷夺取一个与洋人接触的重要据点，以及一个作战基地的机会。

意识形态冲突 太平天国的反满号召因其基督教理念而受到损害。捣毁庙宇神像及扰乱乡村生活的做法，得不到文人和农民的同情，太平军那种人人皆为兄弟姐妹的概念与儒家的礼仪和社会等级思想互相冲突，他们禁止夫妻同居的规定则违背了基本的人伦。此外，太平基督教的非正统性也激起了洋人的反感。确实，他们的宗教理念既背弃了中国人，也背弃了西洋人。

起初，洪秀全曾利用宗教来支持反满民族革命，并宣称自己肩负神圣使命及创立了一套新型的三位一体学说，以便在自己四周营造一种每战必胜的超自然光环。他使士兵们相信如果战死将会升天，这样他便获得了一支大无畏的军队。通过这些手腕，他成功地将宗教当作推进其革命的手段。但后来，当他逐渐沉湎于宗教且因秘密会社成员不是基督徒就拒绝与他们合作之时，及当1853年小刀会占领上海时他拒绝援助它之时，他迷失了原初的目标，将宗教考虑放在了民族革命之上。确实，当他将革命从属于宗教之时，他玷污了自己作为一个民族主义革命家的形象，使自己沦落到白莲教起义者那样的『教匪』档次。

领导集团的失误 在洪秀全之下的最早五个首领中，南王和西王在1852年阵亡，东王和北王在1856年的内讧中被杀，只有翼王幸存下来，但他离开南京另起炉灶。洪秀全失去了他们的辅佐，茫然失措。他曾依赖南王(冯云山)组织拜上帝会并发动起义，仰仗东王(杨秀清)处置军事政务。1856年以后，唯一一位智勇双全的人便是忠王，但正如中国人形容的那样，大厦将倾，独木难支。1859年前来南京的干王主要是一位思想家而非实干家，且有妒贤嫉能的缺点。

洪秀全缺乏领袖天才，使他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既不能制订长期的建设性政策或全局性的军事战略，也不能适当地指导行政管理，于是他干脆推卸了所有的责任。相反，洪秀全的对手，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全都是一些博学、能干和理智之士。

太平天国生活的自相矛盾 革命者宣扬废除私有制，但其领导人自己却积众了庞大的财富。他们倡导夫妻分营而居、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但洪秀全本人却有88个嫔妃，东王有36个，北王14个，翼王7个。当女馆解散时，女馆成员被分配给太平军官佐，分配依据官佐的职位而定_官阶越高，得到的馆女就越多。

洪秀全一方面禁止人民阅读被斥责为《妖书》的孔孟著作，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自由自在地阅读这些书籍，从《周礼》中借鉴思想，并以儒家术语解释他的基督教教义。在其晚年，洪秀全变得有点神经质，相信全能之主将会解决他的所有麻烦，而自己毋需做任何事情。当南京行将陷落之际，洪秀全声称他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铁桶』一般。

蹩脚的外交 太平军在开始时获得外国列强的同情，但他们没有利用这一点作为赢得外国承认和援助的起点，反而坚持将列强当作属国来对待，这种态度勾销了与外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一切可能。当外国列强发觉太平军一点不比满洲人更好相处，且实际上在伤害上海的对外贸易之时，他们收回了同情之心，在1860年以后倒向清廷一方。由此引发外国人在1860和1862年守卫上海，阻止了忠王占领这座富庶的城市，剥夺了天京的一个重要的供应来源，并加速了天京的最后失陷。

太平天国革命的遗产

尽管太平天国以失败告终，但它的经历却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上，它促使政府的权力从满洲人转到了汉人。在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和淮军的官佐因功而擢升至重要职位，从前由满人占据的重要督抚位置，现在落入了汉人之手。 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1860-1865年)，也指挥浙江的军务，这样他就掌管了四个最富庶而重要的省份(江苏、江西、安徽和浙江)；而李鸿章当上了江苏巡抚，左宗棠当上了浙江巡抚。此三人最后都升任大学士，尤其是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在1870-1895年间乃是中国实际上的『首相』。左宗棠也当上了总督，先是闽浙总督(1863-1866年)，后来是陕甘总督(1867-1880年)，其长期生涯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在七十年代中从回民叛匪手中收复了新疆。即使是在朝廷最核心的机构军机处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汉人任职，直至最后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满人。总之，政府的权力从满人转向了汉人。

此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外省大员在国是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清代早期和中期，政府高度集权化，朝廷决定各省的政策；而在太平天国之后，中央政府发现有必要与外省大员磋商国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北京的衙门时常征求地方官宪的观点，以争取他们支持自己的立场，势力强大的巡抚和总督时时会摆脱中央政府自行其是，比如，在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便激烈反对皇太后废黜皇帝；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期间，东南诸省当局拒绝服从朝廷支持义和团的命令，而单独与外国列强缔结了协议，以求『自保』。各省独行其事的最显著例证，发生在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军占领武昌之时，各省当局宣布拥护革命，公然对抗朝廷，这样，加速了清朝的崩溃。

军事上，湘军和淮军是私家军队的先导者，而私家军队乃是此后军阀的典型特征。曾国藩和李鸿章根据四个原则征募他们的官佐：(1)同一省籍；(2)同年一同榜取得功名的人；(3)亲朋好友；(4)师生同谊。士兵由这些官佐招募训练，并对官佐效忠。正如《湘军志》的作者评述的那样：『将死军散，将活军存。』袁世凯继承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私家军队传统。袁氏一度是李鸿章的门生，后来成为民国初年(1912—1927年)蹂躏中国的北洋军阀之首领。

最后，太平天国的经历还激励了后代的革命者，那些太平军余部转入地下加入了天地会，使种族及民族主义式的反满革命思想得以延续。太平天国也成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1866-1925年)的灵感之泉源，孙中山刚刚诞生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的两年．他在孩提时代就听说了关于太平军的故事，12岁时就立志做洪秀全第二。他日后的革命是从秘密会社那里获取支援，而早期的追随者中有许多人都是哥老会会徒；甚至他的革命理论_三民主义_也是受到太平天国理念的影响。孙中山认为洪秀全之失败，是因为他懂得民族独立但不懂民众主权、懂得君主制度但不懂民主。为纠正这些意识形态的缺陷，孙中山倡导了洪秀全的前两项『民主』和『民权』原则，而第三项『民生』主义则包含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思想，这部分是受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和财产公有制的启发，因此太平军未能实现的社会革命，在孙中山及其信徒身上得到了部分推行。

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欧洲，太平天国革命也成为一个启迪的泉源。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感到失望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希望，并获得了一种对农民革命之可能性的新见解。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赞扬太平天国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场农民革命。

捻军叛乱和回民叛乱

尽管太平军在1864年被镇压，但另外几埸规模较小的叛乱仍肆虐于不同地区。爆发于1853年并持续到1868年的捻军叛乱主要活跃在华北的南部地区。云南的回民叛乱从1855年延续到1873年，而西北的东干人叛乱则涵盖了从1862年到1878年的一段时期。这些旷日持久的叛乱，就其影响而言是极具摧毁性的；但它们没有建立任何与北京朝廷抗衡的敌对政府，因此并不具备太平军那样的威胁性。

『捻』是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等地秘密帮会的名称，成员主要是一些流民、无赖和靠强行勒索及抢劫为生的匪帮，他们几十人、有时几百人结成一『捻』，其字面意思是『帮』。他们在嘉庆年间(1796-1820年)被取缔。当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之时，各不相属的各捻帮起而响应。这些捻帮中势力最大的领袖是张洛行，他的队伍中加入进了一些北伐太平军失败后的余部。张洛行被天王封为沃王，他的部众头披长发，且试图模仿太平军的军制。捻军和太平军经常协同作战，1855年，协调不力、各自为战的捻军各部联合起来，并组成了五个分支，各以颜色不同的旗帜识别：红、黄、蓝、白、黑一类似于清初的八旗旧制。

捻军基本上是一种闯荡四方的帮匪之集合体，他们的力量主要依赖于骑兵的快速运动，并采取避免与清军作正面直接对阵的游击战术，而乘敌军不备时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他们凭借其来去如风的骑兵，迫使清军陷入一种瞎忙一气的境地。在经过多年无所成效的征剿之后，朝廷派蒙古族悍将僧格林沁亲王前来对付他们，在1863年成功地斩杀了起义领袖张洛行。但捻军继续战斗，而且事实上在l864年以后还变得更为强大，其时太平军余部加入了它的事业。当僧格林沁在1865年阵亡后，朝廷请出曾国藩来负责征剿行动。

曾国藩征讨了一年未见成效，受到御史们的尖锐批评。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年迈不济，也为其湘军的斗志颓靡而沮丧，于是他在1867年初举荐李鸿章接替他的职务。是年年底，李鸿章的淮军成功地剿减了东捻军，而西捻军也遭受了左宗棠的重创，其时左宗棠已被委命为负责陕甘军务的钦差大臣。1868年8月，镇压了捻军。

云南的回民叛乱在西方文献中被称作班塞叛乱(Panthay Rebellion)_所谓『班塞』，是缅甸语中称呼回教徒的变音，这场起义从1855年持续到1873年。一般认为，云南的回民是蒙元时期(1280-1368年)从西域(新疆)迁徙而来，占云南人口中的不到20％或30％，但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集团，他们显得是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由于宗教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他们受到汉人和满人的鄙视，成为社会排斥和政治歧视的对象。他们受官吏压迫及汉人侵犯权利的事件屡有发生，而当回民打官司时，他们经常打输。

1855年，因为一些矿产(汉人和回民都宣称拥有这些碛产)的争执引发了一场公开的叛乱。叛乱首领杜文秀占领了大理，并自称为一个新回民王国的『总统兵马大元帅』。云南省官军无力镇压，满人总督自杀。到1868年时，杜文秀据称统领着36万人马，占据53个城镇。一直到了1872年，由新的云南省当局统率官军才得以将他遏制。杜文秀的儿子前往英国和土耳其寻求援助，但无结果。起义持续了十八个年头，到1873年1月才告终，其时，失望沮丧的杜文秀杀死家人，自己服了毒药，然后出降。

还有一场困扰清廷的叛乱。被称为『东干人』的西北回民在陕西有六百万人，在甘南有八百万人。他们已经汉化，采纳了汉族人的风俗、语言和服饰，但仍然受到社会和政治歧视。在他们中间，属于『新教』 的回民特别好斗。他们在宁夏的金积堡和甘肃的张家川设立总寨堡，与老教的河州总寨抗衡。对社会和政治之不公正的不满，因两个教派相互间的冲突而加重，这导致了新教在1781年和1783年发动叛乱，但两次都遭官府残酷镇压了。

1862年，当太平军进袭陕西之时，回民在一些参加过云南起义的领袖率领下，再次起而向应。一个狂热的领袖是马化龙，他是新教创始人的直系后裔。忙于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廷派不出能干的将领或军队来对付东干人。到1864年，整个西北烽火连天，甘肃、陕西、宁夏和新疆落入了叛乱者之手。当1866年捻军西路军突入陕西与回民会师时，威胁加强了。充满忧虑的朝廷委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肩负南清两省叛匪的特殊使命。如前所述，其时左宗棠正在征剿捻军，无法立即到任。直到1868年8月镇压了捻军之后，他才得以将注意力转向陕甘回民问题。随后经过了五年的艰苦征讨，到1873年，终于敉平了这两省的回民叛乱。

随着上述这些内部叛乱的荡平，清政府重新树立了对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权威；清王朝似乎扭转了厄运，经历一种中兴景象。问题是，这样一种中兴究竟标志着王朝的第二次兴盛之开端，还是仅仅为一个总体衰落中的短暂缓解而已。

◇第十一章 清朝中兴与自强运动

1860年与英法媾和及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清王朝消除了内外两个致命威胁，舒缓了一口气。随后的一段时期，清朝表现出一种相当显着的复兴气象。这种气象体现在：镇压捻军和回民叛乱、恢复传统秩序和儒家政府、保持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和平，以及采纳西方的外交实践与军事和技术手段来发起自强运动。那种『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的王朝衰败景象得到了遏制，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士大夫很快将这种王朝的『第二次繁荣』称为『同治中兴』。这里所谓的『中兴』没有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内涵，明治『维新』指的是国家权力从军事独裁者(幕府将军)和封建领主(大名)那里转归天皇；而同治中兴则主要是指通过整肃士气和经世致用来恢复传统秩序的种种努力。这个时期推行了一些政策措施，让衰败的农业地区休养生息与举荐能人贤士为朝廷效命。官府减免或降低了农村的赋税，发放粮种和农具以帮助恢复农业，并大力倡导个人俭朴的风尚。私塾和私家书楼重新开放，科举考试再度举行，尤其是在那些内乱岁月里没有开办科试的地区。这些考试尽管还是采取考八股文的形式，但却强调当时的现实问题。在限制资官鬻爵的同时，朝廷扩大各省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用以奖励军功和捐输。在官场内，更严厉地整肃纲纪，严惩贪污腐败。与此同时，在对外事务中，弹精竭虑地保持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以便为国家提供重建和自强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那些成功的中兴， 通常都与一些强有力的、睿智和贤明的统治者有关，但同治皇帝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1862-1874年)，有十一年处在年幼时期，余下的两年也只是个弱者。国家大权被紧紧地握在母亲慈禧太后手中，她执掌朝纲达四十八年之久，一直到1908年去世。就同治帝个人而言，他的统治肯定称不上是中兴朝代。但是这位皇帝主要是作为一种机制而非作为一个个人存在；他手下干练的大臣创造了一些不平凡的成就，引起了急剧的变化，这些成就可以被视为中兴的要素。

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

新领导人及辛酉政变

一个新的政治领导人在北京崛起，对缔造新时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要追述一下历史。1860年9月，当咸丰皇帝在外敌进攻面前逃往热河时，恭亲王被留在北京应付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这位亲王与蛮夷达成了条约，并促使他们撤离了京城——所有这些是在没有任何军队或水师支持的情况下做到的——这被许多汉人和满人看作是奇迹。恭亲王崛起为北京的新领导，而朝廷则仍然滞留在热河。

随着洋人军队撤离北京，恭亲王率一帮大员奏请皇帝回銮。皇上迟疑不决，一方面是因为羞于他怯懦的出狩，另一方面也因为害怕敌方军队可能会杀回来逼迫他接受他们的使节不磕头的陛见。一直到1860年12月，恭亲王成功地让英法全权公使承诺放弃陛见要求，之后咸丰帝才终于在1861年2月宣布他将在下个月回銮，但由于健康恶化，回銮未能成行。

1851年登基的咸丰皇帝体质一直虚弱，在避难热河期间，他试图借助寻欢作乐来忘却悲哀和羞耻，由于过分沉湎于酒色以至精气耗尽。在花天酒地期间，他的宠臣和亲信是怡亲王、郑亲王和协办大学士肃顺，尤其是尔顺获得了对他的强有力控制。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一病不起;他在弥留之际，点名6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

肃顺和上述两位亲王立即草拟了一份遗诏，任命他们自己和另外五位大员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恭亲王被冷落到了一旁，当他要求前往热河为先帝吊孝时，却遭到拒绝，形势更加不妙了。先帝的两宫皇后——时年27岁而身无子嗣的慈安和新皇帝的生母、25岁的慈禧——也同样受到冷落。她们虽然在8月23日被册封为太后，但被剥夺了懿准赞襄政务王大臣所拟诏旨的合法权力。太后与赞襄政务王大臣之间随后在热河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斗，最后决定与在北京保持着第三个权力中心的恭亲王合作，以孤立赞襄政务王大臣。

慈禧是一个才智卓越而又阴险狡诈的妇人，在大行皇帝染病期间，曾协助皇帝批阅奏折，同时暗地里对肃顺控制皇帝之影响力颇为嫉妒。她怀抱巨大的个人野心，设法在皇帝驾崩时占有御玺，而且，她怀疑肃顺所拟遗诏的真实性，于是成功地说服了另一位太后同她一起『垂帘听政』。一名特使，据称是太监安德海，被派往北京试探恭亲王的口风；恭亲王欣然同意合作，指望借太后之力取代赞襄政务王大臣，这时，他从皇太后处获准前来热河拜谒梓宫。

在一次秘密接头时，两位太后与恭亲王议定不在赞襄政务王大臣完全控制局势的热河采取任何行动，而要在恭亲王占据上风的北京动手；大行皇帝的灵驾将护送回京，到那时将采取迅疾行动。慈禧担心外国的反应，但恭亲王显然得到了外国支持的保证，而且自信地宣称将制止外国列强的干涉。

确实，英国人在支持恭亲王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身为北京条约的签订人，恭亲王以其善意、机敏、举止优雅和愿意合作履行条约义务的姿态，给外国使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人意识到，保证他掌权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公使 在1862年3月12日给伦敦的一份报告中透露了英国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扮演的角色：『……在过去十二个月里[我们]培植了一个倾向并相信作友善交往之可能性的派别，且有效地帮助了这个派别掌权，这决非是细小的成功。[我们]业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并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顾问，而十八个月前我们还在同该政府开战。』恭亲王把驻扎天津的五、六千洋人军队看作是『……击败其政敌的后盾』。

1861年9月11日，恭亲王返回北京。与此同时，大学士周祖培和其它一些留居北京的官员也对肃顺擅权心怀不平，对皇太后临朝听政的愿望深感同情，他们延请名儒李慈铭准备了一份临朝备考录，枚举历史上太后临朝的先例。在李慈铭完成备考录之前，一名御史 先发制人，向热河呈送了一份奏折，吁请两宫太后执掌朝纲而任命一到两位宗室亲王襄助政务。肃顺讥笑这个主意，理由是大清朝还从未有过太后执政的先例。

10月26日，两宫太后不顾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强烈反对，在怡亲王和郑亲王的陪同下携幼帝返京，而咸丰帝的灵柩则由肃顺和醇亲王护送稍后上路。11月1日，两宫太后抵达京城，立即收到了大学士周祖培和户部、刑部尚书的联名上奏，吁请她们在皇帝年幼期间执掌朝网——这显然是由恭亲王指使的。他们声讨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是在左右而非辅佐朝廷。一天之后，两宫太后召恭亲王、大学士和其它一些大员至禁宫，历数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罪行，并谕令将他们立即解职。怡亲王和郑亲王抗议这个行动不合法度，两宫太后为此颁发第二道懿旨，褫夺了他俩及肃顺的爵位，并将他们交付宗人府惩处。恭亲王的侍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拘拿了两位亲王，而正护扶灵柩前来北京的肃顺则在途中遭诱捕，也被投入宗人府大牢。怡亲王和郑亲王允准自裁；肃顺则于11月8日斩首；另外那五位摄政解职。

在这场政变中获胜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联合执政，让母后执掌政务的做法在清朝确是没有先例的。顺治皇帝(1644-1661年)在幼年时由其叔父多尔衮担任摄政王；康熙帝(1662-1722年)年幼时则由四位摄政辅佐，而以鳖拜为首。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但没有先例并不能妨碍意志坚强的慈禧。她让恭亲王当她的前台，授以议政王、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和新设的总理衙门 大臣等衔，而恭亲王则也需要太后支持以建立他自己的权力基础。这样，他们就达成了一项基于相互利用的联盟。

幼皇帝的年号是『同治』——或许暗示着两宫太后的共同统治——以第二年1862年为元年。慈禧不喜欢『母后』的称呼，因为隐含了她被安排在合法权力来源较远的一种地位；她更愿意依所居住的西宫被称作『西太后』；另一位住在东宫的太后慈安则成为了『东太后』。尽管两宫太后一道垂帘听政并收纳大臣的奏章，但通常是西太后披阅奏折、提问和决断，而以德胜才的东太后在处置政务时则相当谨慎。

外国对这场政变的反应大体上是认同的，英国副外交大臣莱亚德(A．H．Layard)于1862年3月18日在下议院宣称：『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业已实施的政变导致了大臣的变换……恭亲王和两位太后组织了一个新政府，制定了一项新政策；中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了外国人的权利，并同意平等地对待他们。』 恭亲王和总理衙门成了进步和善待外国人的象征。

合作政策和外交现代化

1860年与英法媾和的惨痛教训，促使恭亲王对洋人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此以前，他也是激烈反洋的，主张对外夷索求作坚决抵制并处死巴夏礼(Hany Parkes)；而在媾和以后，他形成了对夷务的新概念。他逐渐尊重甚至崇拜英国的力量，认定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去学会如何与西方共处。

恭亲王在与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的周旋中，明确地领悟到了西洋器械的精良。令他惊喜的是，他发现这些从前的敌人不仅不想对中国隐瞒他们的军事秘密，而且还公开提议要按西洋模式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及铸造武器。英法占领军在缔和后立即撤离北京，进一步表明外国列强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而且更非蛮不讲理和不守信义，倒是中国人习惯于欺诈他们。恭亲王得出结论，只要中国信守条约义务，以善意和开明的态度对待洋人，不给他们以任何抱怨的理由，就能保持和平。依照这种乐观的想法，从前被认为是耻辱的条约现在变成了一种用来确定最大让步底线的有用工具，超过这条底线，中国就不予同意，而洋人在法律上也不得逾越这条底线。根据这种理解，这位28岁的亲王为中国制定了一项新政策：中国应在外交上接纳西方以获得一段时期的和平，并于这期间在西方帮助下加强军事力量。因此，通过外交赢得和平便成为政府的直接目标(标)，而自强更生则为终极目标(本)。这种双向的手段在京城得到了满洲军机大臣文祥的衷心支持，在外省则得到几个实力派领袖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的拥护。

为中国设计新的发展方向的并不只有恭亲王一人，西方人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享受条约权利的前提条件，是要出让这些权利的政府继续存在下去。西方列强相信，一个稳定的中国有利于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因此决定维持清廷的存在并帮助它现代化。随着这种政策的转向，英国原先的中立姿态转变为积极地(虽然也是有限度地)支持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如前一章中所述。

已经驻节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也得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观点，不知不觉地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汉化。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英国公使布鲁斯(Fededck Bruce)现在提倡一种对中国的『合作政策』，主张：(1)西方列强之间的合作；(2)与中国官员的合作；(3)承认中国的合法权益；(4)坚持条约权利。

中国和西方所作出的政策改变，导致了十年时间的相对和平、和谐、善意和合作，并为中国发起外交和军事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外交的改良始于1861年1月11曰恭亲王和文祥上奏的『统筹全局酌拟善后章程』，该章程建议设立一个新的衙门总理夷务；在现有驻节上海负责管理原有五个口岸的办理通商大臣之外，再在天津设立一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 饬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解外国语言之人来京委差；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颖、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这份章程标志了自强运动在外交方面的开端。

总理衙门 清廷从前一直没有设立外交官衙，因为中国从来就不在平等的、外交的级别上承认其它国家，而只是在藩务(封贡事务)和商务的基础上对待他国。朝廷排斥设置外交机构的需要，这些藩务和商务是通过几个政务机构来应付。在鸦片战争之前，藩务由礼部执掌，因为它们本质上反映一种礼仪关系。俄羁斯和边疆事务由理藩院管辖，而与西洋海国的贸易则委派给驻节广州的总督办理。该总督通过粤海关监督(『户部』)和行商『驾驭』那些外夷。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2-1856年)，出于纯粹实用的目的，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充任了中国的非正式外交大臣和副外交大臣。1860年的《北京条约》重申了西方外交代表驻扎中国京城的权利，此后就出现了设立一个外交机构来统筹办理外交事务的实际需要。接纳外国使节、分配使团馆舍、交付赔款、开放新口岸和一大堆与新的条约义务相关的其它问题，要求马上给予关注。经恭亲王的奏请，1861年3月11日在北京设立了总理衙门。虽然外国人一般都称之为外交部，但实际上它的职能更像是军机处的一个下属机构，而不是一个正规的政府部门。总理衙门的机构和特征略述如下：1．它最初被设想为一个临时性衙门，由一位帝胄亲王负责，另由一些大臣 协办，这些大臣同时兼任内阁部院官员——军机大臣、大学士、诸部尚书和侍郎。在他们之下是十六名办理文案的章京，满汉各八人。恭亲王是总理衙门首任的、也是长期负责的大臣，军机大臣兼户部侍郎文祥则是该衙门的主要大臣，他一直供职至1876年去世。

2．作为一个办事机构，它没有编制，没有定级别，只是一个出于权宜之需创立的临时机构。理论上，它只关心外交政策的执行而无干于政策的制定，因为最高决策权掌握在皇帝及其首要顾问军机大臣手中。但在实践中，总理衙门的奏请一般都获奏准，因为恭亲王和文祥两人均兼任军机大臣。

3．它分作五个股：俄国股、英国股、法国股、美国股和海防股。另有两个附属机构：海关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

4．它不仅办理外交事务，还开展一些现代化项目。它提倡新式学堂、西洋科学、工业和交通，这使它经常遭到一些死硬的守旧派抨击，而外国人也时常批评它步伐不够迅速。因此，总理衙门就处在一种两头受气的境地——外国人指责它因循守旧、办事拖延，仇洋派则攻讦它将中国的利益出卖给外夷。

5．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1869-1870年以后的影响日减，当时慈禧太后再度训斥了恭亲王；而阿礼国协议也未能获得英国的批准(参见下一章)；也正是在这两年间，李鸿章就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三口通商大臣之职。拥有这双重身分的李鸿章权力胜过了总理衙门(参见下一节)。

6．虽然总理衙门未能有效地发挥外交机构的作用，但它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却相当成功，它是中国在响应西方冲击时所设置的第一个重大的机构。

通商大臣 除总理衙门之外，另在天津设立了办理北方三口通商大臣，以满洲贵族崇厚为首任大臣，直到1870年才由李鸿章接任。该职署之设立是并行于驻节上海的钦差大臣。上海钦差大臣办理最初五个口岸及根据新近条约开放的长江沿岸和南方沿海口岸之事务。1862年，上海的钦差大臣被授予『通商事务大臣』的官衔，由江苏巡抚兼任；1866年下半年，它成为两江总督的兼职。设在天津和上海的这两个通商大臣分别被称为『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

设立这些通商大臣官职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管理贸易，以便杜绝在京城出现太多的外交事宜。恭亲王知道朝廷对外国使节强行驻扎于北京心怀恐惧和愤慨，他解释了创设北洋大臣之职的私下动机：『如天津办理得宜，则虽有夷酋驻京，无事可办，久必废然思返。』 这一计策相当成功，以至于李鸿章在1870年接任天津北洋大臣之后便实际上抢夺了总理衙门的职权。正如他在1870年解决了天津教案，1871年奏请与日本建立了官方关系，1875-1876年间解决了马嘉理案(Margary murder)(参见下一章)；也正如他在1884年与法国人进行了关于安南问题的谈判，并办理了八十年代初期朝鲜的开放事宜和甲午战争后与日本的谈判。在1870年以后的二十五年里，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外交部，但外国使节却并未离开北京。

同文馆 同文馆于1862年经恭亲王提议在北京开办，外国人则称其为翻译学院或外语学院。它原初设计为一所联合教习西文和华文的学校，故有了『同文馆』之名。该馆的创设是为了回应英、法《天津条约》中关于规定英语和法语文本为条约唯一正本的条款，中国因此需要训练精干的语言专家，以便摆脱对洋人翻译和半瓶子醋的广东通事的依赖，那些广东通事只能说『洋泾浜』英语。由于没有一个中国人有资格教习外国语言，故一开始便延聘了一名英国传教士，一名法国传教士及俄国外交使团中的一名翻译，诮他们到同文馆教习他们各自国家的语言，后来又添加了德语。该馆也教习汉语。 1864年，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丁韪良(w．A．P．Martin)作为英文教习加入同文馆。到1866年，在克服了守旧派首席大学士倭仁的反对之后，天文和算学被列入了课程表；次年，著名的学者型官员徐继畲被委任为专管大臣，这所学校逐渐具备了小型文学院的规模。

1867年，丁韪良返回美国入谶印第安纳(Indiana)大学，在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作为期两年的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1869年他返回中国，被擢为同文馆总教习，他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那里确保了财政支持。在丁韪良的指导下，同文馆八年的学制中添加了各类课程，前三年专攻语言，后五年则攻赞各门科学和综合课程。1879年该馆注册的在赞学生计163人，其中38人专攻英语，25人攻法语，15人攻俄语，1O人攻德语，33人攻算学，6人攻天文，7人攻格致，9人攻万国公法(即国际法)，12人攻化学，8人攻生理学。 然而，学生的素质是很低的，因为很少有满人和汉人的世家大族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来就赞，结果是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年龄偏大的庸才，他们是冲着津贴来就读的。

尽管如此，同文馆标志了中国施行西式教育的开端。由于许多洋教习也在他们的华人学生帮助下从事翻译，同文馆同时也就充当了传播外来学识的原始研究机构。1873年，伺文馆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印书处，是乃『大学出版社』的雏形，该处出版了十七部有关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化学、物理和自然哲学等领域的重要著作。

其它地方也开办了类似的外语和西学学堂，1863年上海开了一所(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开办了一所，1866年在福州也开了一所。 北京同文馆一直延续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同文馆比较杰出的毕业生中有两名驻外公使和一些外交官。

海关 恭亲王以总理衙门主持人的身分，于1861年4月7日任命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责成他『总理稽查各口洋商完税事宜，帮同各口监督委员，务将出口、入口各货分晰清楚，勿得牵混，且约束各口税务司及各项办公外国人等秉公尽力，如有不妥，惟李泰国是问』云云。 这项任命，使1854年已经在上海发展起来的外国人监督海关税务之成例，得以确认和制度化。现在追述一下历史。1853年9月，小刀会占领了上海老城，令到清廷海关监督 无法理事，洋商很高兴得以浑水摸鱼，他们不支付任何进口关税。但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记住十年前璞鼎查爵士要求英国领事保证英国公民缴纳关税的训令，他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连手设计了一套临时制度，据此，两国领事代中国政府从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那里征集关税。

英法美三国领事担心其它地区的商务会受损害，遂与两江总督展开谈判，并建成了一项协议，即在上海成立一个外国税务司，帮助清政府从所有洋商那里公平征收海关关税；中国方面则废除了内地关税，以示对这项协定的回报。

1854年7月12日，经中国海关总监督的完全同意，英国的威妥玛(Thomas Wade)、美国的贾流意(Lewis Cart)和法国的史亚实(Arthur Smith)就任上海海关税务司。繁重的日常事务落到了威妥玛的头上，这三个人中间只有威妥玛一人懂汉语及海关程序。威妥玛发觉工作太繁重，以至无法进行汉学研究，于是他在一年后辞了职。随后，在1855年6月1日，英国驻上海代理副领事、时年23岁的李泰国挣得了这份差使。他那强有力的监督，为中国政府征收到的关税比从前清廷海关监督收得的还要多。1858年，李泰国暂时离职，以便在《天津条约》谈判中为额尔金勋爵效命，之后他重返海关税务司之任，为新的海关奠定了基础。上海模式的洋人监督制度被推广到其它一些条约口岸，每处海关由一个洋人税务司负责，这些洋人税务司后来被称作关长’他们接受上海总局的总税务司也即李泰国本人的指令。由于这一背景，1861年4月恭亲王给李泰国的任命，便相当于正式确认一种已经在操作中的制度。

李泰国对这项任命的反应非常奇怪，也极其无礼。他既不接受也不拒绝任命，而是以健康为由返回了英国。他委上海海关税务司费士来(G．H．FitzRoy,一作费子洛)和广州海关副税务司赫德在他离职期间署理总税务司之职，直到他返回。赫德被派往北京接受恭亲王的委命。就性格和风度而言，赫德圆通、耐心，与李泰国截然相反。中国人对待赫德比对待李泰国更热情，当李泰国在阿本思购船事件(参见下一节)中表现得太无原则也过于专横时，赫德于l863年被任命接替他担任总税务司。在赫德的领导下，一个国际性的中国海关机构发展了起来，到1875年时，中国海关雇用了252名英国籍及156名其它西洋籍雇员。

在一份日期为1864年6月21日的通告中，赫德阐述了属于外籍雇员『守则』之类的种种规定。他建议他们学习汉语、做事耐心而『不带优越感』，工作时『力争说服他人而非发号施令』、『勤于补救而不发脾气，因发脾气便会暴露缺点』，他以果断明了的语气告诉他们：应时刻铭记，税务司署乃中国之海关而非外国之海关所有，故而，本署各员之天职应向着中国之官民行事，以杜绝任何冒犯与恶意之缘由……领取中国政府之俸禄因而身为该政府属员之人，处事理应不犯其禁讳，亦不惹其嫉猜厌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员与中国官员交往时应切记，尔等乃彼等之同僚，而与中国平民人等交往时亦应切记，尔等颇有义务及责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怀此念者即可趋于待官吏以礼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赫德勤于思考，办事得体、确当，使他得宠于朝廷，朝廷将他引为忠信之臣及外事顾问。在他有生之年，清廷再也未任命其它总税务司；清廷对这位洋员是如此看重，而他本人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谢绝了让他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聘请，以便继续供职于中国海关。在他的引荐下，许多杰出的外籍人士效命于中国的国际性海关；其中较著名的一位是187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马士(H．B．Morse)，他在退休后撰写了好几部关于中国贸易、行政和对外关系的开创性权威论着。

国际法的引进 在鸦片战争前，钦差大臣林则徐曾延请美国传教士伯驾翻译了瓦泰尔着《国际法》中的三个章节，但却还没有汉语的万国法(Law of nations)全译本。不懂国际法致使早期中国的谈判者犯了许多大错误：他们在关税自主、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等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轻易作出让步，而在诸如外交代表驻节和陛见不行磕头礼之类平常的、无关宏旨的事情上拼死相争。丁韪良目睹中国急需外交指南，决心自己翻译一部国际法著作，他把国际法看作是基督教文明最美好、最成熟的成果。在中国抄写助手的帮助下，他于1862年开始翻译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希望以此表明，西洋人有一些约束他们国际关系的原则，并不一味依靠野蛮的武力，也希望他的译本能促使不信基督的中国政府承认基督教的精神。

急于了解西洋外交的恭亲王，私下里很急切地想知道国际法。通过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善意帮助，丁韪良的译本于1864年呈递到总理衙门。由于译本手稿的格式和行文粗糙枯燥，它被交付总理衙门的四个章京作彻底的校订。

在校订手稿期间，总理衙门得到了一个验证其实用性的机会。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Yon Rehfues)于1864年春乘一艘战舰抵达中国，他在大沽口外发现有三艘丹麦商船，由于其时普鲁士正舆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立即下令捕捉这三艘商船当作战利品。恭亲王依仗新获得的国际法知识，抗议这种将欧洲的争端扩大到中国和在中国的『内水』这是中文表示领海的用词)捕捉船只的行径。恭亲王拒绝在普国公使表示悔改前接纳该公使，并申饬他以如此不得体的方式开始他的使命。处境尴尬的李福斯释放了这三艘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恭亲王验证了丁韪良译本的有用价值，他散发了三百本译本给各省当局。

运用这种新的知识并辅之以其它一些外交现代化举措，中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整个十年中，设法维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关系，从而得到了一段逼切需要的喘息时机，以实施其自强规划。

军事现代化和早期工业化

与恭亲王的外交现代化相媲美的，是他本人创建一支新式水师的努力及外省领袖——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通过试用洋船洋炮、置办军备工业和开办新式学堂来推行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他们的举措标志着自强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持续了三十五年，直到1895-年。不过，借鉴西方的想法早在这些领袖之前的二十多年就已出现了。

先驱者 钦差大臣林则徐是第一个倡导借鉴西方思想的人，他命人翻译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的报纸，收集西洋地理、历史、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情报。在他的倡议下，瓦泰尔《国际法》中的某些章节翻译了过来，慕瑞(Murray)着《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ia(C，of Geography)中的部分章节也在1841年译成了中文，冠以《四洲志》的书名。借助这些关于西方的粗浅知识，林则徐对英国的力量稍起敬意。他购买了二百门洋炮加强广州城防，并命人翻译西式铸炮手册，这些事实即可表明，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夷人器械之精良，以及中国了解其秘密的需要。

鸦片战争的败绩，被中国的大多数士大夫说成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但是，少数一些与林则徐结交或受他影响的学者却高瞻远瞩，意识到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中的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当中最著名的是魏源(1794-1856年)，林则徐曾将关于外国情况的一应数据转交给他。魏源在1844年将这些资料编纂成一部共五十卷的大部头著作， 名为『海国图志』。这部著作的目的清楚地表达在该书的序言中：『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略述西洋列国的历史、地理和晚近政治局势；第二部分是关于洋炮的铸造和使用；第三部分为造船、开矿及西洋实用工艺的林林总总描述；第四部分为魏源及其同时代人提出的如何对付西洋的建议。该书是关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

其它一些开创性的著作包括，一部盛词赞扬美国政治制度的叙述性书着，名曰《合众国说》，及一部研究晚近外夷侵扰中华之情形的着作, 叫《夷氛闻记》，这两本书均由梁廷桐撰写。随后出现了一部由徐继畲撰写的著名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及何秋涛撰写的一部略述俄罗斯及其它北方国家之地理、历史和政治的宏作、八十卷的《朔方备乘》。除最后一种外，各部著作都强调加强海防以抵御西洋海国的重要性。他们的核心观念是，只要中国发展起充足的沿海防御，它就能不受制于来自海上的敌人。他们并不暸解或承认这样的事实，就是受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及迅猛工业化驱使的欧美之海外扩张，是很难被中国的地方性防御遏止住的。这个研究西方的初始阶段只是围绕着海防的狭窄主题兜圈子，而且这些身为民间学者的编着也对他们的国家影响不大。

1860年的战败更猛烈地震撼了学界和官场中人物，曾一度与林则徐交往的冯桂芬(1809-1874年)率先倡导『自强』主张。在他写于1860-1861年间的名著《校芬( )庐抗议》中，他非常现实地指出，中国以往所知的旧世界与已经强压过来的新世界之间有巨大差别，所以极力主张中国应采纳西洋的船舰火炮、在通商口岸开设船坞和枪械制造厂。他更断言，既然像日本那样的小国都感到需要按西洋模式加强自身，那中国就更应发愤图强了!考虑到新近与西洋列强缔结的和约，冯桂芬警告说，中国必须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来加强自己，否则将为丢失机遇而后悔不已。至于魏源所倡的以夷制夷之思想，冯桂芬认为这绝无可能；夷语的难懂及不了解夷人的习惯，将妨碍中国在夷人之间行离间挑唆之计。『魏源唯一言成理，曰师夷长技以制夷』， 造句名言代表了1861-1895年间『自强运动』的精神动力。

恭亲王舆李泰国——阿思本舰队 自强运动在京城的主要推行人是恭亲王和文祥，他们向朝廷灌输这样的观念，即中国之所以吃败仗并非因为将士不用命，而是因为装备不善。中国若要在将来抵御外侮，就必须采纳西洋的火器、船舰和训练军队。1862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迈出的第一步，其时，恭亲王授命署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委托身在英国的李泰国购买并装备一支火轮舰队。李泰国购得了八艘轮船，并雇用了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Sherard Osborn)管带造支舰队。李泰国在未经告知北京朝廷、更没有获得同意下，就于1863年1月16日与阿思本签订了一项合同，据此，阿思本将担任这支由欧洲人驾驶的舰队之总司令，而且只听从身为中国皇帝代表的李泰国之命令。如此专断行事的李泰国为他的行动辩解说，他不受中国普通的行动规则和正常的办事程序之束缚，并说：『我的地位是一个受中国政府雇用的外国人，为他们去做某些工作，而并非他们的下属。我不需申说，一位英国绅士在一位亚洲野蛮人下面做事的那种观念是悖谬的。』 李泰国立意要让自己当上中国的『海军大臣』兼海关总税务司；前一职务将给予他无可匹敌的(海军)兵权，后一职务则让他控制约七百万两的海关岁入。为昭示他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在北京拥有一座官邸供他居住，中国人对于他的所作所为难以容忍。

在阿思本率舰队于1863年9月抵达中国时，恭亲王告谕他，他的官衔是副管带，其权力仅为统带舰队中的外国人，他必须听命于他活动地区的总督和巡抚，即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李泰国抗辩称，他是来『效命于皇帝而不是做那些外省督抚们的侍从』，尤其不是听命于像李鸿章这样一个『无道德修养的官僚』。恭亲王毫不动摇，在这种情况下，阿思本建议解散舰队，以免其落入太平军、敌对的日本大名或甚至是美国南部联盟之手。

曾国藩承认，中国与其容纳一支桀惊不驯且或将引起无法预料之纠葛的洋人水师，还不如将其解散并大度地酬报其官佐。美国公使蒲安臣自愿作调停，阿思本被赏予一笔1万两的特恤金，而李泰国则获得了1.4万英镑，作为他在与中国政府争吵期间应得的薪俸和津贴。随后，他的海关总税务司之职便被赫德替代。中国政府花费了55万英镑购买了一支舰队，然后解散，除了惹上一身麻烦之外，一无所获。第一次组建一支新式海军的尝试可谓彻底失败。

各省自强运动的开始 大部分的自强规划是由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一些外省督抚推行的，他们从征剿太平天国期间与洋枪队和常胜军的交往中，亲眼目睹了西洋坚船利炮之精良，但这些奇技淫巧超出了儒家士大夫正常的领悟能力。有一则逸闻称，曾国藩的同代人胡林翼看到两艘洋火轮在江中毫不费力地飞速逆流而上，他惊诧不已，无可奈何地叹息说：『此乃吾等无法解喻之物也!』念及将来要面对如此一个深不可测的敌手，胡林翼惊恐万状，由于他在征剿太平军期间过度劳累而身体衰弱，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如果说火轮给了胡林翼如此强烈的震撼的话，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有此感受的人，在那些目光深远的人看来，造船成了求生的必不可缺之物。1862-1863年间，曾国藩在安庆尝试着打造了一艘船，但这艘船无法平稳快速航行，他受挫后并不气馁，而是更加坚定地去揭开制造船舰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西洋人对军力的垄断(monopoly of power)。

在曾国藩的倡议下，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该局的机器由容闳从美国购得，容闳是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1854年)的中国人，他在1863年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江南制造局不光铸造枪炮，也制造船舶并开设一个翻译馆，它所造的第一艘船竣工于1868年，长185英尺，宽27.2英尺。该局一共打造了5艘船，其中的最后一艘在1872年制成，拥有400匹马力，配备26门火炮。它的翻译馆在不到十年时间襄翻译了98种西洋著作，其中47种属自然科学领域的书籍，45种为军事和技术一类书籍。江南制造局无疑称得上是自强运动早期的主要成果。

如果说曾国藩开辟了西化之路的话，左宗棠和李鸿章则是斗志昂扬地紧握了西化的火把。左宗棠一向信奉知行合一，他的思维训练受林则徐和魏源的影响；他对造船的兴趣，导致了在1866年设立著名的福州船政局，以两位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年)和德克碑(Paul d' Aiguebellc，1831-1875年)分任正副监督，该局打造出了四十艘船舰。该局所属的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培养出了一批能干的官佐，内中有极其干练聪颖的严复(1853-1921年)，他曾就学于英国，后来翻译了一批西方关于思想、社会学、逻辑学和法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参见第十七章)。福州船政局是自强运动的第二大重要的成就。

自强运动的主要人物是李鸿章，他与常胜军及华尔和戈登等许多洋人军官的交往，使他认识到了枪炮舰船的可怕威力。他夸大其辞地赞扬西洋大炮和弹药乃『天下无敌之攻防器械』，并且颇为天真地认为，只需拥有汽船火炮及弹药，就足以抵御外来入侵。李鸿章对西洋军制和器械的崇拜，可见于他1863年致曾国藩的一封信函中：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中国所不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其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且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取资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李鸿章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在造船和枪炮制造方面急起直追的话，日本不久就会效法西洋而超过中国。局势的危急迫使中国必须立即施行自强规划，李鸿章在1872年大声疾呼，中国正面临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西洋人自印度而至南洋而至中国，步步紧逼而来，此种推进无法阻挡，中国必须迎头抗御这一挑战，断然采纳西式船炮来加强自身。

随着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及左宗棠在1868至1880年间投身于镇压西北和新疆的回民叛乱之役，李鸿章成为了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在1870年以后的二十五年里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之职，这使他得以在华北建立起一个全权独揽的军事和工业基地。虽然他只是一个省级大员，但他实际上行使着中央政府的一些职权，并充当一种类似于全国上下自强规划之『协调人』的角色。 他在三十年中一直是中国『洋务』 的主要设计师及倡导者，主要的功绩包括：1867年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1880年和1885年分别在天津开办的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以及1888年的北洋水师。

但是，李鸿章对船炮的过度专注和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及文化的相对漠视，限制了自强运动的范围。他的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他相信，除却武器之外，中国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西方； 部分则由于他乃是负责军备和海防之大员的事实。他意识到中国有增强军事力量的紧迫需要，但却没有作更大和更远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造。

守旧派的反对 虽然自强运动的范围有限，其领袖们看待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眼界也颇有局限，但洋务的倡导者已远远地超越了他们同辈的士大夫，这些人基本上对近代世界充耳不闻，对现代化视而不见。1867年，恭亲王奏请皇上旨准在同文馆添设一个天文算学绾，并延聘洋教习向那些已通晓汉学的生员讲授这类科目，此时他遭到了守旧派领袖、理学宗师大学士倭仁(死于1871年)的猛烈抨击。倭仁质问：『夷人称兵陵我畿甸、焚我园囿，凡我国人何能一日忘此仇耻哉?何能复举聪明俊秀之中华才士变而从夷?』恭亲王的反驳直截了当：既然倭仁有更好的救国良策，着其奏来：该大学士(即倭仁]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冑、礼仪为补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慈禧太后理解借鉴西洋的重要性，但也不想得罪守旧派，她一方面同意设立算学馆，另一方面又委命倭仁在同文馆内开设一个单独的汉学馆。她的伎俩是借用守旧派来牵制进步派，以免后者的势力强大，令她无法控制。倭仁不愿与同文馆为伍，所以在骑马赴馆途中故意坠鞍跌落，这样便有了不去同文馆任职的借口。保守的儒家社会和官方人士对创新开拓的敌意非常强烈，令到自强派人士不得不在开展自强运动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自强运动的各个阶段

第一阶段 根据着重点的变化和理念的变迁，自强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861年到1872年，强调建立翻译馆、新式学堂及派遣留学生来吸纳西洋的火器、机器、科学知识，并培养技术和外交的专业人才；推行一些确保与西方列强良好关系的外交措施，以便使中国能够获取这些国家造船和军火装备的秘诀。如前所述，此时的动力是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派丝毫不承认需要西方的其它任何东西。这一阶段跃跃欲试的领袖，在京城是恭亲王和文祥，在外省则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公，他们的主要成就如下：1861年 经恭亲王提议，在北京设立总理衙门，在天津和上海设立通商大臣署衙。

1862年 经恭亲王提议，在北京设立同文馆。

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三个洋炮局，另命属下向英国军官学习操用火炮，向德国军官学习操用步枪。

1863年 李鸿章在上海开办外语学堂(广方言馆)。

李泰国——阿思本船队抵达。

曾国藩派容闳前赴美国购买机器。

1864年 李鸿章在苏州开设一个小型洋炮局。

广州开办一所外语学堂(同文馆)。

1865年 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开设江南制造局，附设一个翻译馆。

1866年 左宗棠在福州城外的马尾开设福州船政局，机器从法国购得。附设一个船政学堂，内分前后两堂：前堂专授法语和造船，后堂专授英语和航海。

派遣斌椿率队的试探性使团前赴欧洲。

1867年 李鸿章开设金陵机器制造局。

崇厚开设天津机器局。

1868年 遣使团往聘列国，以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协助满汉使臣。(参见下一章)1870年 李鸿章将天津机器局扩充为四个厂。

1871年 筹划在大沽修筑一西式炮台。

1872年 经曾国藩和李鸿章提议，派遣三十名少年学童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康涅狄格州之哈特佛德(Hartford)省城。

1872-1881年间，共有120名学童分四批被遣留洋。

李鸿章遣官佐赴德国留学。

李鸿章奏请开设煤铁矿。

这一阶段自强的显着特征是强调发展军工企业，这些企业有如下特点：首先，它们均为『官办』企业，带着官僚机构通常有的无能及裙带作风，即使从事新式生产，但仍保留着老式的行政管理程序。第二，它们在企业运作和材料方面依赖于洋人，其时似乎存在一种对洋人能力的盲目信赖，不管洋人的学议和经验如何。金陵机器制造局交由英国人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督办，而此人的职业却是医生。福州船政局由两位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督办，此二人以前从未造过船。建筑材料全部从国外进口。由于领导不力和官吏的腐败，所制的船、炮在质量上根本无法与西方同类制品相比。第三，这些军工产业成了创办它们的外省督抚们的权力根基，因而带有了一种强烈的地方和『封建』的气息。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开设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左宗棠则以闽浙总督的身分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在各个地区性集团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合作和协调，即使在这些大员调任他所——左宗棠在1868年赴任西北，李鸿章则前往天津，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权力根基——之后，他们继续与其从前创办的企业保持着私人联系。

第二阶段 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中国人越来越认识到，财富是权力的基础——一个国家要强大就必须富有。新式国防远比传统国防花费大，它必须有更好的交通体系、工业和企业作支撑。李鸿章在1876年9月宣称：『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因此，在1872-1885年的第二阶段中，虽然国防工业仍然是主要的着眼点，但也有更多的关注投向了发展一些追求利润的企业，如轮船、铁路、开矿和电报等。这类『洋务』逐渐被看作是『时务』，因为它们乃针对国家的急迫事务而开办。

除了『官办』的军工产业外，此时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企业，以传统的盐政为模式，即『官督商办』。 它们中最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总局 。 这些企业的资本来自私人资金，虽然官府作为赞助人也会在一开始提供部分资金或日后须偿还的贷款，但正如李鸿章公开规定的那样，『所有盈亏，全归商认，舆官无涉。』 出资入股的商人被排斥在经营之外，经营权则掌握在官府指定的官员或没有股金的个人手中(这些人可以在日后认购股份)。例如，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是一名官员； 接替他的是一个从前的英国怡和洋行(亦称渣甸洋行)买办； 1884年后该局又由一名官员 办理。这些官督商办企业是一种混合体制，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及其通常所有的无能、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由于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它们便通过政府优惠或干预来打击平民的竞争，并趋向于垄断行业。它们也依赖于外籍人员的支持：『华商』聘用洋人任航运督办、船长和技师。

由于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而左宗棠则专事镇压西北回民叛乱，因此，在这第二个阶段，李鸿章显露为近代工业和企业的主要倡导者。恭亲王在1865年和1869年两次遭训斥(见下一章)后，已大大失却了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力，文祥也已于1876年辞世。李鸿章上升为自强逻动无可匹敌的领袖，而且，虽然他只是一个省级大员(直隶总督)，但由于他的职地靠近北京且得太后宠信，因此行使了中央政府的一些职权。超过90％的现代化规划是在他的襄赞下发动的。

1872年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开设『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

1875年 计划修造铁甲船。

派遣福州船政局的学生留学法国。

1876年 李鸿章派遣七名官佐赴德国。

从福州船政局选送三十名学生和艺徒赴英法两国。遣使往聘英国和法国，此后数年间又遣使往聘其它国家。

1877年 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开平矿务局。

丁宝桢在四川开设一个机器制造局。

1878年 左宗棠在甘肃创办一个织呢局。

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9年 大沽与天津之间开设电报线路。

1880年 李鸿章在天津开办一所水师学堂。

李鸿章奏请批准铺设铁路。

采纳一项建设新式水师计划并开始购买外国师船。

1881年 开设电报总局。

上海至天津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开通。

在天津以北铺修了一段长二十里(六英里)的铁路。遣十名水师学生出洋留学。

1882年 李鸿章在旅顺开筑一座军港和一所船坞。

1883年 李鸿章派遣十三名水师学生和四名艺徒赴英国、法国和德国研习造船，十三名学生赴英国学航海。

第三阶段 从1885年到1895年期间，对陆海军建设的重视延续了下去，1885年组建海军衙门，1888年正式成立北洋水师。同时，开办轻工业以求富国的想法也越来越获得认同，其结果是缫丝业和棉纺业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李鸿章继续控制住局面，但他此时面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日益强劲的竞争。与此同时，光绪皇帝的父亲、新设的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崛起为京内的实权人物，而恭亲王则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后在政坛失意。

在经济体制方面，两种新型的工商实业——『官商合办』和『商办』——向占主导的官僚型『官督商办』企业争生存。但由于官府对商人的传统歧视和嫉妒，这两类企业都未能发达。较大的『官商合办』企业有开设于1891年的贵州制铁厂和建于1894年的湖北缫丝局。在这两个事例中，官方员吏欢迎私人资本，但讨厌平民控制企业。争夺湖北缫丝局控制权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商人资本最后被迫撤出，使该局完全变成了一个官营企业。『商办』实业非常微弱，在整个工业实业和投资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与明治时代日本人筹集私人资本的方式有很大距离。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十年中，主要的活动包括：1885年 李鸿章在天津开设武备学堂。

北京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首，李鸿章为副。

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建一纺织局。

1887年 张之洞和李鸿章分别在广州和天津开设了一些制造局。

李鸿章在黑龙江开办漠河金矿。

1888年 设立归李鸿章节制的北洋水师。

1889年 张之洞在广州开设一家织布局和一家铁政局。

1890年 张之洞开办大冶铁矿、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

1891年 李鸿章在上海开办伦章造纸厂。

开设『官商合办』性质的贵州制铁厂。

1893年，李鸿章设机器纺织总局。

张之洞在武昌建四家棉纺和丝织厂。

1894年 湖北省建两家火柴公司。

创建『官商合办』性质的湖北缫丝局。

自强运动的局限与影响

以上所列或可提供一幅奋力拼搏的生动画面，但实际上它们只代表了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其活动的范围局限于火器、船舰、机器、通讯、开矿和轻工业，而没有开展任何仿效西方制度、哲学、艺术和文化的尝试。自强的努力仅仅触及了现代化的表皮，而没有获得工业化的突破，这一根本的缺陷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暴露了出来，其时中国经过二十年的准备却无法保护它的藩属国安南。十年以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更是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自强运动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在农业化的儒家社会基础上移植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以下的论点或许可以解释自强运动毫无生气的表现。

缺乏协调 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的中央权力急剧衰落，以至于除了同治朝(1862-1874年)时期的一丝活力外，政府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方向。现代化是由省级督抚在没有中央指导、规划和协调的情形下率先发动的，虽然李鸿章在1870年以后行使了某些中央政府的职能，但他基本上仍是一个封疆大员，不能替代中央政府。各省的自强倡导人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竞争，且把他们的成就视为其个人权力的根基。他们的地方主义意识和急于自我保护的倾向非常顽固，以致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竟拒绝前去救援受敌攻击的福建水师，而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期间，当北洋水师独力抗击日本海军之时，南洋水师竞保持『中立』。这两场战争的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

眼界狭窄 自强运动的倡导者推动现代规划，主要是为了使国家能够抵御外来侵略、镇压国内动荡，并加强他们自己的权位。他们从未梦想要把中国锻造成一个新式国家，事实上，他们竭力地巩固而非取代现存的秩序，而且全然没有经济发展、工业革命和现代变革的概念。由此，他们的努力只不过造就了散落在一个传统国家的一些新派孤岛而已，在这个国家里，占主导的仍然是旧式制度。

此外，缺乏大众的参与也限制了现代化的范围。自强运动的领导人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具备像明治时代的日本那样的底层民众支持。背负传统包袱的中国官吏们无法挣脱由来已久的对商人之藐视，他们继续压制民办实业和私家竞争，并且未能在官办工业或官督商办企业中注入个人的能动性，那些企业继续不断地备受官场中司空见惯的无能、任人唯亲和贪污腐败等现象之困扰。

资本匮乏 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家，资本供应有限，无论是官家的还是民间的资本都很短缺，这制约了工业和企业的创办及增长，当政府提高税收以开办新兴实业之时，它便削弱了大众原本就很有限的投资能力。我们只须注意到同一批人涉足了各色各样的企业——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总局和漠[阳]—[大]冶—萍[乡]诸矿——就可得知实业家圈子之小和他们掌握的资金之有限了。 另外，这些企业中的资本形成也很困难，因为大约一年8％到10％的利润被当作红利分配给了股东而不是用作企业增长的再投资。

外国帝国主义 自强运动年代恰好与外国帝国主义强化的时代相吻合：1874年日本人侵略台湾及1879年吞并琉球群岛、1875年英国试图打开云南大门、1871-1881年间俄国强占新疆伊犁、法国攫取安南和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日本侵略朝鲜和甲午战争。这些震撼性的事件，不仅分散了政府和现代化分子的注意力，还招致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和赔款，造吸走了大量本来可用于自强的资金。

技术落后和士风日下 西洋的机器和企业管理对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来说是陌生的，而且要克服技术的落后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当那些西洋顾问和教习自己就不很专业时，更是如此。自强规划所造出的枪炮船舰性能极其低劣，这就导致需要不断从国外购买船炮。北洋水师的九艘大型舰只均由外国制造，而旅顺港和威海卫水师基地的大炮则是克鲁伯(Krupp)制品。

除此之外，贤能正直之人通常对洋务避之惟恐不及，只有一些品格低下者愿意涉足现代化规划，这导致了腐败和不正之风，屡见不鲜。即使是李鸿章本人也不以人品高尚着称——据称他留下了四千万两的家产，他的追随者无情地榨取自己所负责的工厂和企业。最臭名昭著的事例是挪用三千万两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以博取归政后的西太后之欢心。

社会和心理惰性 大部分士大夫将夷务和洋务视为『卑』、『野』之事，有损于他们的尊严。守旧势力非常强大，朝廷不能漠然视之。李鸿章致友人 的一封信中的片段，可以说明现代化分子的困境：曾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官绅禁用洋人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文入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守旧派反对现代化的事例比比皆是：1874年，由于机车撞倒了一个看客，英国人修筑的上海至吴淞短线铁路被暴民们扒掉了路基。两年后，两江总督在当地士绅的压力下购买了这段洋路并将其拆毁;1876年，当郭嵩焘以公使衔出使英国时，文士们刻薄地讥笑他弃圣贤之邦而追随于洋鬼。郭嵩焘的日记因为赞誉已有两千年历史之西洋文明而被守旧派斥责为异端邪说，他们迫使官府拆毁了该部日记的印版。这寥寥几个例子，足以揭示西化倡导者所处的不利的社会和政治气氛了，就这些倡导者与反对他们的势力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而言，他们敢于拥护这样一场不得人心的事业，且取得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并不完美)，实属奇迹!

自强运动虽然有其种种缺点，但却标志着工业化的开始，并在中国播下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种子，它具有许多深远的影响：第一，大多数制造局、船政局、机器局、学堂和新派企业都开办在条约口岸和沿海及长江沿岸的城市，在那里最有可能获取洋人的帮助；这些事物有助于上海、南京、天津、福州、广州和汉口等大都市的发展。第二，周围农业地区的务农人口被吸引到这些都市中成为产业工人或劳工，促使了这些城市的规模飞速膨胀，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第三，这些新型的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型的职业人士如工程师、经理和实业家，而那些出洋留学的人士归国后，也成为陆军、海军、学堂和外交机构中的领头人，他们促使了中国新的管理和实业阶层之诞生。

对外事务

自强运动期间，中国仍然得到外国提供的建议和鼓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不断敦促中国『进步』。由于他们不断的要求，总理衙门于是在1866年派遣一个试探性的外交使团往欧洲。

斌椿使团，1866年 1865年，赫德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折子。在这份折子中，他强调铁路、轮船、电报、采矿和实行西方外交的好处。最后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在国外建立使馆，将使北京绕过蛮横的驻华外国使节，直接与外国政府交涉。赫德写道：『我认为，派遇驻外使节一事至关重要，其本身就是进步。我觉得它是中国保持自由和独立的最无可反对的方式。同时，我也认为，它将构成使中国与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并使中国义无返顾地从事改进事业。』 一年以后(1866年)，威妥玛也向恭亲王递交了一份题为《新议略论》的折子，同样强调中国需要铁路、电报、采矿、轮船、新式学校、西式军队训练和派外交代表驻国外。他警告中国不要回顾过去以寻求指导，而要展望未来以寻求启示。总而言之，赫德和威妥玛的要点，是要中国采用西方的方法和产品来求得进步。

他们的敦促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总理衙门在1866年决定派遣一个非正式的试探性外交使团往欧洲，并由正在休假的赫德做向导。这个使团由时年63岁的斌椿带队，他曾当过知府，当时是赫德的中文秘书。朝廷授予他临时三品官衔，以抬高使团的身价，随行的还有几位同文馆的学生。恭亲王明确表示，这不是正式的外交使团，而只是一支非正式的到西方收集资料的公费观光团。这个使团访问了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使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体面的欢迎。回国后，成员把这次出使记满了三本日记，详细叙述了他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不幸的是，他们的观察主要局限于西方的社会风俗、高楼、气灯、电梯和机器等新奇事物，英国的议会和其它政治体制只是一笔带过。

蒲安臣使团舆修约，1868-1870年 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政府执行『合作政策』(Cooperation Policy)时，在条约口岸特别是上海的外国商人和中国通(Old China Hands)，一直叫嚷实行一项更具侵略性的政策；而且鼓动要将中国全国向西方商业开放，并采用铁路、电报、采矿和众多其它的近代企业来促进『进步』。他们的声明，加上赫德和威妥马的折子，使总理衙门担心，英国可能在即将到来的修约时间，对中国提出更多的新要求——与英国签定的《天津条约》第二十七款规定十年之后(即1868年)修约。为了应付这个倒霉的时刻，总理衙门焦急地询问外省督抚——这些人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变得非常强大，征求他们对如下这些可能出现争端的问题的看法：铺设铁路和电报、开采矿产、传教士的活动、内陆航运和中国向外国遣使等。

曾国藩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时任驻南京的两江总督。他建议，中国应委婉及坚决地拒绝外国在铁路、电报、内河航运、中国水域内运盐，及开设货栈的所有要求，因为这些活动将严重危及中国的民生。另一方面，矿业却是一项大可获利的事业，在其运作初期，中国可以采用外国的器具。他明确认为，当具备合适人选和资金时，中国应该向外遣使；但他对传教活动并不关心，而且相信传教只会是有时成功或有时失败——视资金而定，而当时处于低潮——这样教士的存在可说是既无好处也无害处。曾国藩的观点很好地代表了那些比较负责及进步的官员的看法。

实际上总理衙门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英国政府并不赞赏中国通在中国推动仓促而又不合时宜的『进步』的做法。1867年8月17日，外交大臣斯丹立勋爵(Lord Stanley)通知在北京的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ford Alcock)：我们决不要期望中国的政府或是民众，马上会用我们同样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经过许多年所获得的经验，而且我们一定要引导而不是强迫中国采用一套优越的制度。我们必须安心等待那套制度的逐渐形成。我们必须有耐心等待在1868年修约中获得新的成果。

英国政府赞成在中国执行『安全方针』(safe course)，以巩固已经取得的地位，并且运用道德的影响、节制和耐心去获取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由于总理衙门在伦敦没有外交代表，所以对英国的政策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好的情报可资参考的时候，他们可按照常识，运用『以夷制夷』的老原则。恭亲王和文祥从离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那里得到暗示，他将很乐意像一名中国使节那样调停中国与外国列强的争执，因此恭亲王和文祥邀请他加入一个到西方的巡回外交使团， 以劝说欧美各国政府不要强行推动中国的西化步伐。蒲安臣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天才演说家，他宣告：『当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世界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寻求与西方建立关系时，它要求世界最年轻国家的代表，来担任这种转变的中介，这项使命是义不容辞的。』蒲安臣和随行的一位满族副使及一位汉族副使， 带领使团于1868年5月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致以热烈欢迎，称蒲安臣为『我们的客人，最年轻政府的儿子，最古老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答辞中宣告：中国欢迎『西方文明之光辉旗帜』，『这一天，这一刻已经来临。』在纽约，蒲安臣同样夸大其词的宣告，中国将邀请传教士『到它广袤山河的每一处，树起闪亮的十字架』。蒲安臣的雄辩和魅力征服了美国人，可能还有他本人；在与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作了一次殷勤万状的会晤后，他于1868年7月28日与国务卿西华德(Seward)签署了一项条约——这是他自作主张的行动，事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美国在条约中承诺，将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不干涉政策，条约还规定了中国派遣领事和劳工到美国，两国人民拥有在彼此国家内居住、宗教信仰、旅游和入学的权利。尽管没有事先磋商，北京还是非常感激地承认了这个条约。

使团又来到了伦敦，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待。接替斯丹立的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勋爵重新强调，英国将不强迫中国『发展过快，而要使它的发展安全稳妥、适当符合其臣民的情感』，并将反对任何欧洲国家强迫中国采用新体制的政策。 在柏林，蒲安臣促使俾斯麦公爵(Prince Bismarck)声明，『北德联邦』将以北京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方式与中国交往。在圣彼得堡，蒲安臣在觐见沙皇后染上了肺炎，于1869年2月23日死去。此后，使团由两位副使带领，访问了布鲁塞尔和罗马，1870年10月返回中国。

就其直接目标而言，蒲安臣使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使西方列强承诺，在即将到来的修约中采取节制和温和的政策。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助长了中国的保守主义，因为在这个使团上花费了16万银两的满洲官员开始认为，洋人毕竟是可以花钱来应付的。他们变得更加自满，对外来刺激也更加麻木。这个使团不期而然地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阻遏作用。

实际的修约谈判是在没有炮舰威胁条件下对等地进行的，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谈判达成了1869年阿礼国协议，即允许中国在香港建立一个领事馆；增加鸦片进口税，从每担30两提高到50两；增加生丝出口税，从每担10两提高到20两；限制最惠国待遇：那就是说如果中国有条件的赋予另国某种利益，假如英国亦希沾同样的利益，那么它必须接受同样的条件。这些条款遭到英国商人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中国驻香港领事，这名领事被认为是一个收税官和间谍。英国政府受到强大压力，拒绝批准阿礼国协议。总理衙门感觉到对外国善意的信任遭到背叛，而保守派和排外派迫不及待地指出，夷人只会掠夺而决不会给予，一旦商谈的条约稍微不利，他们就否认。这样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时，排外主义的浪潮又卷土重来。

天津教案，1870年 就在蒲安臣邀请传教士到中国广袤山河，树起闪亮十字架的时候，中国国内爆发了一场反洋教运动。作为一种异端信仰的基督教与儒家是相对立的，其男女混聚的惯例与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互相冲突，这就引起了有关洋教淫乱和堕落的谣言。传教士庇护中国皈依者免受地方司法制裁，建造教堂时无视长期以来倍受尊重的风水观念，这些都不断刺激了中国人的情感。 反洋教的小册子层出不穷，广为流传的一本题为《辟邪记实》，是一位自称『天下第一伤心人』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写成的。 士绅挑动的反传教士活动是屡见不鲜的，这招致外国驻华代表的立即报复。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自负地称：『一旦提出要求，任何退却都可能严重损害我们在东方行事所依赖的信誉和影响。』 1868年8月，当扬州一群暴民抢劫并放火焚烧由中国内陆会教士戴德生(j．Hudson)新建立的传教站时，阿礼国派遣了领事麦华陀(W．H．Medhurst)率四艘舰艇到南京，压迫总督曾国藩撤掉扬州官员并给予赔偿。炮舰政策和侮辱性惩罚立竿见影，但是不可避免地激怒了公众的感情，激发了排外情绪。就连伦敦也认为，阿礼国和麦华陀的行动与英国的政策相违背。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引发这场大规模反洋教动乱的导火线。天津成为爆发的地点不是巧合，因为，在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它曾两度被外国军队占领。即使在议和之后，英法继续在那里驻扎了五千到六千军队，确保中国履行条约义务。尽管法国军队在1861年11月、英国在1862年5月撤离了天津，英法的部分武装力量在1865年前一直驻扎在大沽。外国军队的存在总是一个刺激的原因，而1860年法国占领了在天津的皇庄， 并将其变为领事馆：令形势火上浇油。1869年，法国人在一座毁坏的佛教寺庙上，建立起全胜圣母教堂，在内办有一座育婴堂。因为几乎没有中国人愿意把孤儿送到外国机构里，修女们就为每个入堂孩童提供了一份酬金，因此鼓励了被称为『儿童贩子』的流氓绑架孩童。高死亡率以及酬金的提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猜疑。谣言传播开来：在深宅大院内，洋人对小孩施以魔法，伤害他们的身体，挖取他们的心脏和眼睛来制药。一场排外动乱在酝酿之中。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调查了育婴堂，并没有发现荒谬控诉的真凭实据，但是民众的情绪继续高涨。粗暴的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Fontanier)和一等秘书西蒙（M．Simon)，佩带着枪支前来为修女寻求公道。当见到当地知县正尽力驱散群情激愤的民众时，丰大业非常恼怒，便开枪射击，枪没有击中知县，但是打死了知县的仆人。民众沸腾，无法控制，并且杀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烧毁了教堂和育婴堂。十个修女、两个教士和两个法国官员丧命；三个俄国商人被误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遭毁坏。外国炮艇很快开到天津，来自七个国家的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赔偿和惩罚凶徒。朝廷任命最受尊重的大臣、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来调查这一事件。这位60岁的政治家正在保定病休，他怀疑自己是否有精力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在天津，他发现局势比他预料的更为棘手。法国代办罗淑亚(Julien de Rochechouart)要求处死陈国瑞将军及天津知府和知县，而保守的中国官僚和文人叫嚷着反对任何退让和安抚。曾国藩知道要避免与法国决裂，就必须在调查中不偏不倚，但是这样做将招致顽固保守派的攻击。总而言之，他得在正直和丧失声望之间作出选择。

曾国藩的品格和勇气又一次展现出来了，他没有一心求稳地去迎合公众的情感，也不忧他的政治前途；他公正地建议，朝廷应该澄清事件的真相，并且先对英国、美国和俄国作出赔偿，使它们不与法国搅在一起。随后，他亲自视察了育婴堂，从150名孩童那里获得了第一手实情，知道他们不是被拐诱来的，而是他们家庭自愿送来的。曾国藩要求朝廷发布一项声明，否认有关伤残孩童身体、挖取心脏的任何谣言，以恢复修女的名誉。为了结这一事件，曾国藩建议对涉及暴乱的人施以重罚：将道台、天津知府和知县撤职；处死15名主要的挑动者，流放21人。假如这些安排还不能使法国满意，曾国藩上奏道，可以施以更加严重的处罚。

保守派立即将曾国藩斥为叛徒，大学士倭仁嘲笑在惩凶问题上与法国讨价还价的主意，他尖锐地争辩道，自朝廷建立以来，还没有惩罚无犯罪证据的人的案例。朝廷也发觉曾国藩的建议有些难以接受。在这个关头，湖广总督李鸿章呈送了一份采取折中立场的奏折；他建议，法国作为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可能对过分严惩中国官员没有兴趣，处死8人、流放20人就足够了。朝廷把李鸿章调到天津来接管这一调查，曾国藩被派往南京担任总督。他受到了挫折，十分痛苦，陷入了深深的忧伤与苦恼之中。当他给朋友写信时，他经常在信中题写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李鸿章很快和法国解决了这一案件，同意为死者和财产损失赔偿40万两白银，派遣道歉使团，流放天津知府和知县，判18人死刑、25人到边疆服苦役。道歉使团由崇厚率领，到达法国后发现法国专心与普鲁士作战，无法接待它。在经纽约回国的途中，崇厚又被召回了法国。1871年11月23曰，临时总统梯也尔(M．Thiers)在凡尔赛接见了他。梯也尔宣布，法国对处死中国的滋事者不感兴趣，但是关心持久的和平与秩序。梯也尔接受了中国皇帝的道歉信，这个事件就正式了结了。

觐见问题，1873年 尽管外国外交官自l861年起就在北京居住，但他们觐见皇帝的请求一再被拒绝。恭亲王以摄政王的身分接见他们，并且向他们解释，在皇帝幼年时期参见他是不明智的，而由于不同的社会习俗，与两位皇太后相见也将引起极大的不便。中国推迟接见的真正原因，是这些外国外交人员声称，按照1858年《天津条约》他们免于行叩头之礼，这项条约明确规定使节不得被要求来行使贬低其荣誉和尊严的礼节。外国公使自己也不断地宣称，在未来的任何觐见中，他们都不会行叩头之礼。

总理衙门的策略推迟了觐见，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年幼皇帝将要长大。在1867年的修约谈判中，总理衙门就这个问题向主要的地方政要征求意见。湖广总督李鸿章宣称，外国使节应被允许行在其本国统治者面前同样的礼仪。两江总督曾国藩声明，应像康熙皇帝(1662-1722)以对等敌国而不是以附属国的方式对待俄国一样，朝廷也应该把外国公使当作来自对等敌国的使节对待，允其免行中国之礼。另一方面，许多保守的官员争辩道，中国不应只为了适应外国人的便利而改变其体制和惯例。

1872年，皇帝已届成年并成婚，但是没有邀请外国外交人员参加这个庆典，因此也就避免了礼制问题。次年2月，皇帝开始亲政。外国代表重提觐见要求，总理衙门看到无法再延迟这个问题了，遂就适当的礼仪问题和外交人员展开了长期的讨论，最后，他们同意外国代表在觐见时以鞠躬代替叩头。其时，日本外相副岛种臣抵达中国来交换1871年条约的批准书(参见下一章)，他坚持说，由于他的大使身分，所以有权先于身为公使级别的西方使节受到接见。这显然是想让别人明白，日本深谙西方的外交惯例，并借此申明日本舆西方列强平起平坐。

1873年6月29日是个星期天，外国外交官被要求于上午五时半集合，但是直到九点他们才在紫光阁受到同治帝的接见。日本外相首先受到接见，随后按照资历深浅分别是俄国公使倭良嘎哩(Vlangaly)、美国公使镂斐迪(Low)、英国公使威妥玛、法国公使热福哩(de Gcofroy)、荷兰公使费果逊(Ferguson)、德国翻译壁斯玛(Bismarck)。他们把国书放在皇帝面前的桌子上，皇帝通过恭亲王对各位公使代表的国家表达了友善之情。西方外交官期待十二年之久的觐见，仅得半个小时便要收场。 这次觐见有负众望，外国代表后来发现，他们受接见的紫光阁就是用来召见贡使的场所，这令他们更加兴味索然。

马嘉理案，1875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关税之战造成欧洲大萧条，连带对中国的贸易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在1872年后持续衰退。汇丰银行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亏损，并宣称1875年和1874年无红利可分。为了贸易方面有光明的前景，英国策划了一个方案，就是修建一条从缅甸到云南的铁路和贸易路线，以打开中国的后门，深入中国内陆。

1874年，迪斯累里(Disraeli)政府的印度部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命令印度政府承担考察建议路线的任务，并请求外交部指示驻北京公使征得中国政府批准，让一支从缅甸来的探险队在那里进入中国。

威妥玛怀疑这样一条线路能否用于贸易，令他吃惊的是，他发觉中国政府不仅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而且同意让28岁的英国副领事马嘉理(Augustus Magary)沿长江上溯迎接探险队。尽管马嘉理知道中国和缅甸的边境地区有匪盗出没，并且对外国人持有敌意，但他不愿中国地方官员的警告，冒险来到边境地区的八莫(Bhamo)，等候由上校布郎(Horate A．Browne)率领的探险队从缅甸前来。1875年2月21日，马嘉理在那里遭到伏击被杀。

国际法规定，当一位外国人由于自冒风险而身陷险境时，东道国没有保证其安全的责任。然而，英国政府坚持要中国政府对谋杀负责，并且指示威妥玛索取赔偿。野心勃勃的威妥玛利用这个时机，要求调查谋杀事件，抚恤死者家属，另派探险队，审判事发地所在辖区的云贵总督；他还提出了许多额外的议题，如未来的觐见程序、过境税、对待外国外交人员的礼遇、派遣道歉使团到英国。北京很快同意调查并作出赔偿，但是不赞成其它不相关的问题。威妥玛急不可耐地将使团撤到上海，威胁着要断绝外交关系。为了避免决裂，1875年8月29日，朝廷派遣郭嵩焘率领道歉使团前赴英国，并且派朝廷信任的外国雇员赫德到上海去劝说威妥玛重启协商。赫德技巧地暗示：假如不在中国重启谈判，郭嵩焘可能在伦敦开展外交行动，在那里解决争端将使威妥马无法邀功请赏。威妥玛同意与李鸿章在避暑胜地烟台会晤。1876年9月13曰，双方缔结了《烟台条约》，解决了马嘉理事件。《烟台条约》的第一部分规定，向英国派遣道歉使团，赔偿死者家庭白银20万两。第二部分规定应制定中国政府与外国使节之间的礼仪条文。第三部分规定开放四个新的港口，并划定条约口岸的免收厘金区域。然而由于来自如下方面的反对：(1)美国、德国、法国和俄国批评英国的单方面行动，(2)叫嚷着完全废除厘金的英国商人团体，(3)反对增加鸦片税的印度政府，这个条约直到1885年才获得英国的批准。

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中国派遣了道歉使团，该使团成为中国在国外的第一个常驻使团。使团的带领人郭蒿焘是李鸿章的朋友，时年60岁，思想进步。在赴英国之前，他被授予兵部侍郎衔。1877年2月8日，他把清帝的道歉信呈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之后，他在伦敦建立起第一个中国公使馆。在随后的两年，另外一些使馆也在巴黎、柏林、西班牙、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建立起来。到1880年，中国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大家庭。

中国在响应西方外交代表惯例方面的迟缓，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原因：在体制上，它从来没有向国外派遣过长驻性使馆，而只派遣过一些特别使团，其使命要么是在强盛和繁荣的时候扩展天子的威望，把边陲国家纳入贡赋体制，要么是在孱弱和混乱的时候向蛮夷乞和或与之结盟。在心理上，大多数满清官员把外交事务当作卑躬屈膝的事，把出洋任职视为流放，避而远之；敏锐精明的官场人士竭力规避与洋人联系到一起。蒲安臣的两个助手回国后遭遇不佳：一位被派到中国西部担任小吏，另一位在蒙古边疆了却余生，好像他们被那趟出洋所玷污。

御史、翰林和保守的士绅官僚的老生常谈是：向来是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他们提倡保守主义来反对现代化，谴责对外交往有失体统。保守主义的氛围是如此强大，致使反对创新的惰性也异常巨大，也使中国花费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得以克服这种障碍，赞同并实行西方外交代表制度。

慈禧太后及其政治

从1861年至1908年，慈禧太后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权倾一时。她争强好胜，行事果断，也不乏天生智慧，但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见识有限，对近代世界的本质一无所知。从根本上讲，她是个狭隘、自私的女人，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理会对王朝和国家的影响。她必须对未能振兴王朝、创新国家负很大责任。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违反朝纲祖规，掌握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权力颠峰稳居这么长的时间。答案可能部分地在于她炉火纯青的权术伎俩。

惩戒恭亲王 正如前一章所述，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出于权宜之计，在辛酉政变及其后时期内彼此合作。慈禧太后利用恭亲王在前台与列强打交道和蠃取国内的支持，同时她本人也可以趁机争取时间了解政务。恭亲王当然也需要她来保住强大、显赫的地位。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实际上他希图成为年幼皇帝同治的唯一摄政者——就像在王朝初年顺治皇帝年幼时多尔衮那样——让两位皇太后做做垂帘听政的样子。但是慈禧太后太精明，不让他成为唯一的摄政者。她十分精明地赐予他尊荣高位，但却十分戒备地把国家的最高权力抓在自己手里。恭亲王的美梦破灭了，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其志得意满的背后心怀一些不满。

恭亲王 是道光皇帝(1820年-1850年)的第六子，故咸丰皇帝(1851年-1861年)的弟弟，为人精明机敏，但文化素质不足。1861年政变之后，他遽升为政府首脑，得到两位皇太后的信任——然而转瞬即失——和外国外交使节的支持。他的权力和地位尽管不如王朝初年多尔衮那般居高临下和显赫，但在朝廷内也是罕有其匹。作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他是京城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每天有几百名官员和拜访者在官邸外排队等候他的决定和恩宠，不少人要通过贿赂才能接近他。他对其成功洋洋自得，沉湎于权力的享受中，傲慢有余而谨慎不足，就连慈禧太后在会见中都觉得他盛气凌人。朋友劝告他要谨慎、自控和节制，但他毫不在意。迫在眉睫的灾难气氛笼罩着他，1865年，一位翰林编修上疏弹劾他，其时慈禧太后觉得完全有能力管理国家政务，于是决定惩罚他。她把大学士周祖培和吏部、户部、刑部的高官召集到王宫中，要给恭亲王订定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窃取权力、组党结派和专横跋扈等罪名。然而，这些官员不敢卷入在他们看来主要是皇叔嫂之间的家庭纠纷之中，便请求两位皇太后自行决断。慈禧对他们的胆怯行为恼怒异常，亲自起草了一道懿旨——以错别字连篇而著称——解除了恭亲王的所有职位。由于突然失去强力领导，政府的正常运作受到严重损害。惇亲王和醇亲王以及其它高官代恭亲王向两位皇太后求情，强调在公众面前保持『家和』的重要性。慈禧认识到惩罚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并且她还需要恭亲王与外国人打交道，于是恢复了他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样，慈禧向恭亲王颈示了宽容心怀，保存了那些求情人的『面子』，也展示了绝对的权力。当恭亲王忏悔地来到宫廷感谢她恢复其部分职位之恩典时，她又故做宽大姿态，重新任命他为军机大臣。然而，『议政王』的头衔还是没有授予给他。受到这个教训之后，这位垂头丧气的王爷对政务失去了热情，在行动上变得缩手缩脚了。

1869年，恭亲王遭受了第二次打击。这件事关系到自1861年政变前起就一直是慈禧的亲信太监安德海。安德海曾在第一次惩戒恭亲王后插手不授予其议政王的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更令恭亲王恼火的是，越来越多见风使舵的官僚摩肩接踵地来到安家谄媚讨好。1869年，复仇的机会来临了。这位太监离开北京为慈禧办理采购任务， 这是与朝廷的规矩相悖的。朝廷规定，太监不能离开京城，否则就要杀头。在途经山东时，被巡抚丁宝桢逮捕，丁向朝廷征求指示。另一位皇太后慈安在舆恭亲王掌管的军机处协商后，命令立即将其处死。慈禧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慈禧谴责恭亲王背后操纵此事，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受此挫折，恭亲王就过起深居简出的生活来了。当他的得力助手文祥于1876年去世时，政府也就失去了重要的领导。

慈安太后在1881年去世，据说她是被慈禧毒死的。恭亲王失去了一位支持者，他在政府中的位置更加岌岌可危。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保守派官僚谴责他优柔寡断，另外的四位军机大臣被慈禧不问青红皂白地撤职。经过这第三次打击，恭亲王对政务完全失去了兴趣，逐渐淡出政坛。礼亲王成为名义上的领班军机大臣，而慈禧太后的妹夫醇亲王则在1885年成为海军衙门的大臣。两人均庸碌无能，自此以后，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和有效的指导，政府每况愈下了。

控制王位继承 1872年同治皇帝成年，他挑慈安太后推荐的一位年轻女子做皇后，而没有挑母亲慈禧替他选择的那位。慈禧用尽各种手段，阻挠皇帝去见皇后，相反鼓励他经常到她选中那位妃嫔处去。皇帝对其干涉很恼火，他报之以对皇后和妃嫔一概抵制，而且经常到宫外风月场去寻找慰藉。1873年2月，他开始亲政，由于讨厌母后干政，他突发奇想要重建圆明园——原来的已经于1860年被额尔金勋爵烧毁——作为慈禧归政之后的居住地。但是，1874年9月，由于涉及一位投机的广州商人和一位法国木材商的丑闻事件，建设工程被迫停止。不久之后，年轻的皇帝就疾病缠身，于1875年1月12日驾崩，时年19岁。在患病期间，慈禧太后非但没有帮助他康复，反而极尽其能地促其速亡。

同治皇帝无嗣而亡，尽管此时皇后已怀孕。王位继承问题变得十分微妙，充满密谋。慈禧立即看到了重新摄政的机会，早在同治帝驾崩之前，她就开始谋划了。他鼓动廷臣请求两位皇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她认识到，挑选一位成年亲王继承王位就排除了摄政的必要性；而如果选择一位大行皇帝下一代的年幼亲王，就会使她成为『太皇太后』，即与权力的合法来源——皇帝——隔两代。这两种方案都应该避免。为了保持她的摄政地位，新君必须是大行皇帝同一辈中的年幼者，这样她与皇帝也就只隔一代了。基于这些考虑，她抛弃了大行皇帝的临终选择， 对恭亲王关于王位继承应拖延到皇后生下小孩的建议也置之不理。1875年1月12日，在27位亲王参加的会议上，慈禧主动宣布了她的选择：外甥载怡（ ）。此人是她妹妹和醇亲王(奕让)的儿子，年仅4岁，和大行皇帝同辈。皇位在同一代人之间传承，违背王朝的继承法，然而没有人敢挑战她。只有一位莽撞的汉族吏部主事吴可读白缢以示抗议一这种行动被称为『尸谏』。

讽刺的是，新皇帝的年号命名为『光绪』，即『光荣延续』之意。1875年1月15日，两位皇太后『恩准』各位亲王和高官的『谏请』，同意皇帝未成年时仍共同摄政。同时还发布了一道懿旨，大意是皇太后将在皇帝成年时归还政权，而新皇帝以后生的儿子也应过继为大行皇帝的儿子。通过这种伎俩，慈禧保证自己再度摄政，又一次垂帘听政，执掌权柄。但是，她控制不了的一件事情是：孩童皇帝会长大。

1886年，光绪皇帝16岁，宣布了要于下一年亲政的意图。他的父亲醇亲王非常了解慈禧，知道她不愿放弃权力，于是他机智的建议推迟权力过渡。1887年2月7日，皇帝到达了他久已期待的成年，但是亲政时间又被推迟了两年，在这两年内，他要接受皇太后的训政。1889年3月4日，皇太后最终宣布『退居』颐和园，但是没有人怀疑她仍控制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她强迫皇帝按照她的选择与他表妹成婚，以保证她自己能监督并且直接参与政务。她通过亲信太监李莲英牢牢控制着宫廷及通过军机大臣孙毓汶牢牢控制着政府，皇帝只是个摆设而已。

为了使朝廷不受她的操纵，光绪帝和醇亲王重启再建颐和园的工程，希望她在此颐养天年，放弃对国事的把持。兴建资金大约三千万两，来自海军衙门的预算，这是由醇亲王点头同意的。因为造笔资金被挪用，1888年之后就没有再购买新船。因此，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海军惨败也就不令人惊奇了。

有人可能会间，一个女人怎么能掌控如此大的权力，官员又为什么不拒绝她的颐指气使。她的得逞可以归结为三个策略：首先，尽管她本人违背朝规祖制，但她强迫所有其它的满洲人严格遵守。她以帝室宗法严厉约束帝室成员，毫不留情地将违反者送到宗人府惩罚。她对他们待之以残酷，施之以恐怖，使他们对其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第二，对汉族官员，她强调儒家君君臣臣和以孝为本的重要性。她的意思很清楚：假如两个儿皇帝对我言听计从，敬我毫厘不爽，那么你们官员更应尊敬我!第三，她充分认识到满洲人的腐化和堕落，便依赖汉族的得力干将，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尽管她也担心他们势力提升、舆洋人为伍，及控制新式陆海军与近代企业。为了保护她自己的地位，她以高官厚禄迁就他们，但暗中又纵容保守派攻击他们，以作牵制。慈禧太后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控制了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 然而，她个人的成功对王朝和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灾祸。在她的专横统治下，清王朝未能振兴，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外国帝国主义的绝境。她1908年去世，刚过了三年，清王朝就被推翻了。

◇第十三章 外国侵估台湾、新疆与安南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加紧扩张的时期。而这时欧洲正经历着『物质主义一代』，并受到民族主义、宗教狂热、资本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加紧了活动。经济上，不独英国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也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引起了对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的需求。文化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当时的教条，它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既适用于物种，也适用于国家，这种思想认同了国家向海外的扩张。宗教上，各派教会的信徒受到神圣使命的狂热所激励，向异教徒传布福音。此外，『白种人的义务』所表达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原因之一。

的确，大部分的因素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新进展；却为这些因素提供了有效的方向和推动：1865年美国内战的结束、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1870年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同年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_这些划时代事件，使离心能量向外扩张，同时，1869年苏彝士运河的开通进一步助长了欧洲在亚洲的扩张。此时，不仅英、法、俄等老牌的侵略国，而且那些后起国家一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_也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却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1862-1874年)短暂的中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江河日下。外国列强利用中国的衰弱，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其后更开始对这个『东亚病夫』的心脏地带发动了正面的攻势。至十九世纪末，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厄运。

日本侵略台湾，1871-1874年

在1871年之前，中日之间的官方往来已中断了三百年之久。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为了通过经商增加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_从1433年至1549年，共有十一个朝贡与通商使团浮海来华。但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发觉这种关系很不体面，于是中断了朝贡的惯例，因此结束了与大陆的官方往来。但那些被称为『倭寇』(『倭寇』意指『矮小的海盗』)的日本海盗，仍不断骚扰中国沿海，令明王朝恼怒不已。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关系仍未恢复；满清统治者与明代皇帝不同，他们从未试图把日本纳入朝贡体制之中。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在商业与外交上对西方的开放，日本商人也搭乘英国和荷兰的船只来到上海。时至1870年，明治政府决定与清王朝建立官方关系，便派遣柳原前光来北京，谋求订约。总理衙门虽然赞同与日本通商，却不愿签订正式的条约。

进步的官员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赞同建立条约关系，李鸿章认为，虽然日本曾为明朝的朝贡国，但却从来不是清朝的朝贡国；其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鲜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关系的行为，并未受某个西方强国的引见或帮助，造就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和善意，所以中国不应当对它的要求漠然置之。李鸿章警告说，如果硬搞成一种不友好的关系，日本因其更邻近中国，将带来比西方列强更大的麻烦。而且不应该忘记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的铜，何况有众多数目的华人在日本。基于这些考虑，李鸿章建议应与日本建立平等条约关系。曾国藩赞同上述观点，另外还强调中日贸易的互利性质，很大程度上这舆只是一方有利的中西贸易不同。他赞成建立条约关系，但是建议不要给予最惠国待遇。

在这些建议的鼓励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准与日本缔结一项通商章程，它包括如下重要条款：(1)互不侵犯对方领土；(2)在和第三国发生冲突时互相给予帮助；(3)彼此享有领事裁判权；(4)只准在通商口岸，根据海关税则进行通商；(5)日本不在中国任命商务领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交换条约批准书，实际上却是为了参加觐见同治的活动，并试探中国在台湾事件上的立场。1871年底，有五十四名航海遇难的琉球水手被台湾原著民杀害，日本抓住这个时机，欲确立它代表琉球人的独占权力。日本的行动使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神秘模糊的琉球地位问题突出了。

自1372年以来，琉球一直是中国的正式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纳贡一次，与朝鲜和安南同为最重要的朝贡国。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背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而南部则仍由琉球国王治理。琉球成了萨摩藩的一个藩属，每年向其纳贡，还定期向设在江户的幕府纳贡。但是，萨摩藩为了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仍指示琉球继续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萨摩藩决定琉球的王位继承，但又允许中国派使册封，确认琉球王的合法统治。清代共有八批册封使团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1866年；在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间，萨摩藩小心翼翼地不让岛上的日本官员与物品被发现，并且教导琉球居民以一种掩盖日本存在的方式回答中国人的提问。琉球陷入这种双重的隶属关系，以中国为父，以日本为母，当与中国交涉时使用中国历法，与日本交涉时则使用日本历法。虽然中国册封使者私下已觉察到该岛上有日本人影响的迹象，但清廷官方对琉球的双重地位却一无所知，而只是把它看作向中国朝贡的藩属。

因此，当副岛种臣在1873年公开声称他有为琉球代言的权利时，总理衙门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由于琉球是中国的朝贡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方水手遭到另一方原著民的杀害一事，与日本毫无关系。何况，由于中国允许原著民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从来就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不能对原著民的行为负责。副岛种臣反驳道，对某一领土的主权基于对这一领土的有效控制；既然中国未曾控制过台湾的原著民，他们显然不受中国管辖，因此日本惩罚他们的一切行动，就不会侵犯中国的管辖权。在内相大久保利通的支援下，副岛种臣劝说东京政府派兵征讨台湾。这一行动一方面显示，明治政府的基本对外政策，是效法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推行扩张；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聪明的伎俩，转移了国内实行代议制议会要求的注意力，并满足了吵嚷着要远征朝鲜的武士。1874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了远征台湾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

日本军队很快在台湾登陆，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湾。在与李鸿章仔细检讨了形势后，沈葆桢认识到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防守_例如，由金陵机器制造局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铸造的大炮只能鸣礼炮，如果实弹射击就会使炮身爆炸，炸死的是炮手而非敌军。因而中方便与副岛种臣达成了一项协议，其中要求中国保证有效控制台湾，与原著民订立契约，确保以后的遇难水手免受他们的不当对待，并允许西乡从道在两个村庄内惩戒原著人。但是，西乡从道拒不遵守协议。1874年9月lO日，内相大久保利通亲自抵达北京主持这项谈判。

在法国法学家内佳桑纳德(Gustave Boissonade)的帮助下，大久保利通争辩说，中国在台湾岛上没有实行有效的地方治理，这便证明中国对该岛没有主权，因而日本在台湾登陆不能看作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但恭亲王坚称，中日关系不应受国际法一般准则的约束，而应以明确规定彼此不得侵略对方领土的1871年条约为依据。对此，大久保利通反驳说，1871年条约谈到的只是中日关系，而不是中国管辖权之外的的台湾原著民。由于双方都不情愿退让，两国陷入了外交僵局。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大久保利通起初要求中方赔偿500万两，后降为200万两。威妥玛认为这个数目并不过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恭亲王最后同意赔偿侵略者50万两白银了事。其中10万两赔偿琉球的受害者，40万两用来赎买日方在台湾岛上构筑的营房。此外，中国还同意对日本的行为不加谴责；这一让步暗示着中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 英国驻日本的公使巴夏礼爵士对此事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所受的侵犯花钱付帐，这不啻是邀请外国作进一步侵略。

俄国侵占伊犁，1871-1881年

伊犁是中国的一个府，下辖与俄属突厥斯坦接壤的新疆北部境内的九个城市。九城之一的伊宁被西方人与俄国人称为固勒扎(Kuldjia)，它常被他们错误地标为一个省份。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旷藏丰富，而且战略地位重要；其木扎提山口高速12,208英尺，是通往南疆的要津。控制了伊犁便等于控制整个新疆，因此，许多西方的军事专家将伊犁说成是中国突厥斯坦的堡垒。这样的战略与商业要地，自然会引起强邻的注意。1851年，俄国人与中国缔结了《伊犁条约》，获准在伊犁以及蒙古边境上的楚呼楚(塔尔巴哈台)建立领事馆和进行免税贸易。此后，伊犁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达到每年100万英磅。同时俄国人在中亚的不断扩张使他们日益逼近伊犁。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K．P．von Kaufman)将军策划利用在新疆发生的一次回民暴乱，开展一项新的征服。

清代在新疆的统治与回民叛乱 新疆回民叛乱的根源在于清帝国地方行政的腐败。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一直被当作一个军事殖民地管辖，行政首脑是驻在伊犁的将军，另外在一些要地派驻副将和王朝官员。约16,000名士兵被部署在天山北路，约5,760名在天山南路。高级文武官员几乎全是满族旗人，他们通过270名被称为伯克(begs)的当地首领统治老百姓_大都是讲突厥语和缠头的维吾尔族回教徒。满洲征服者轻蔑地将这些回教徒臣民视为不开化的土著，对他们征收重税，强纳贡品，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回教徒的不满是引发叛乱的强大驱动力，而那些被清帝国驱赶到浩罕(Khokand)的以前的统治者『和卓』(Khojas)们则一直热中于重建他们的个人统治地位。被认为是先知后裔的和卓们是当地的宗教领袖，在清帝国1759年征服以前，他们统治着喀什噶尔(新疆南部)。他们不断地怂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发动叛乱，而他们自己则组织入侵。在清帝国征服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暴动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年，在清王朝衰落和中国西北部发生一次回民叛乱之际，新疆的回教徒再度起事。清政府的地方当局软弱不堪，无力将它镇压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又正全力对付太平军、捻军和其它的一些叛乱，也腾不出手来采取惩罚性的措施。

在这动乱之际，一个浩罕冒险家阿古柏(Yakub Beg，1820-1877年)于1865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他于1870年自立为喀什噶尔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的影响向南扩张，便鼓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由于考夫曼将军担心阿古柏会在英国支持下入侵伊犁，同时也对贸易的中断焦虑不安，更急于在中国新疆扩展俄国的影响，于是他于1871年7月下令占领伊犁。沙俄对世界否认有任何领土企图，坚称只是为了维护边界免受回教徒的侵扰才采取了占领行动，并且称只要中国在新疆恢复统治，俄国就归还伊犁。俄国造成了一种慷慨的印象，似乎俄国人在这动乱之际监管伊犁是对中国的一种友善行动。但是，俄国显然认为，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能收复新疆了。为了使动乱持续下去，以便使他们能无限期地占领伊犁，俄国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商约；一年后，英国人也起而效尤。两国以承认阿古柏政权换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中国人必须先将陕、甘两省回民之乱平定以后，才能过问阿古柏的问题。1866年，清廷特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专事镇压那裹的叛乱者。可是在他挂帅之前又被调去平定捻乱，本书第十章中已有论述。直至1868年捻乱平定以后，左宗棠才得以负起征剿回民叛乱的重任。1873年，他以干练的领导、巧妙的战略和艰苦的战斗扑灭了这两省的叛乱，共耗军费4,000万两。随后，左宗棠的得胜之师摆出进攻新疆的态势。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台湾危机突然爆发；中国在事变处理中暴露出来的软弱，表明它亟需加强海防。这时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即它是否能够在实施一项更大海军计划的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新疆战事。随后，就两者中何者更紧要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海防舆塞防之争 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的不足感到惊慌。沿海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建立一支拥有四十八艘舰只的海军，编为三个舰队，分驻在中国的北、中、南部海岸。他们认为日本的威胁比俄国更为直接。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大胆地请求清廷取消新疆战事，将它的费用转移到海防上来。他请求购买外国舰炮、训练海军官兵、通过一种新型的『洋务』考试招募人才、制造军火，并增加鸦片进口关税以帮助支付估计年需1,000万两的海军开支。

海防派提出了五点论据：(1)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因而边防不如海防紧要；(2)朝廷财政拮据，而新疆之役毫无胜算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贫瘠，于中国罕有实际价值，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前代皇帝征战所得的领土，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来日的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其它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主张不应当用牺牲塞防的办法来发展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续推进，西方列强也会受到鼓舞，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这些官员认为，俄国比日本或西方列强的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_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比作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左宗棠说，西方列强为占有海港、口岸而开仗，而且通常仅仅是为了商业上的特权，而俄国既想获取商业让步，也有领土要求。

塞防论者也向朝廷提出了五点论据：(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若新疆有失，蒙古将不可守，京师也受威胁；(2)西方列强此刻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直接的威胁；(3)不应将塞防军费转用于海防，因为对海防已经拨了固定的军费；(4)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5)像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警告说，如果现在中止新疆战事，就是招致外人统治新疆。

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时沿海显然还未有直接的纠纷，新疆却发生了一场叛乱，有待镇压，同时伊犁为人所占，亦需收复。因此，清廷虽然没有放弃创办海军的计划，还是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坐镇甘肃兰州，为准备这次战役而弹精竭力。他的策略是『缓进速战』。到1876年初，他做好了出击准备，并于3月间将帅营移至南州。刘锦棠将军在猛攻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这时还固守在南疆的阿古柏对其前景惴惴不安，1877年春末，他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并暗示他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却快于在伦敦进行的讨论。阿古柏被彻底击败，于1877年5月29日自杀而死。他的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阅墙之争使他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仍为俄国人占据外，整个新疆全部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对新疆的统治，中国就具备了俄国允诺归还伊犁的条件。但是，由于俄国驻北京公使 采取拖延策略，推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时正在国外建立使领馆的总理衙门，便责成将派去俄国的外交官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率领使团的崇厚，曾于1870年赴法国致歉，此次他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即大使之职，并获授权便宜行事。

崇厚出使和《里瓦几亚条约》，1879年 崇厚(1826-1893年)是一个颛顶无能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俄国全然没有准备。当抵达圣彼得堡时，他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形势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承显然使他受宠若惊，戒备松驰。此外，他似乎急于了结此任回国。有人推测断言他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要料理紧迫的家务。他的无知与心不在焉使得他被坑骗，匆匆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Treaty of Livadia)，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实际上却将该地区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此外，该约使俄国得到500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满州境内的松花江航行600俄里(400英里)。 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时，惊愕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崇厚却荒谬地回电说条约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日，他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朝廷批准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总理衙门认定，与其如此这般地收复伊犁，还不如不收复。左宗棠则担心他苦心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行为而付诸东流，他竭力说服朝廷应在武力准备的基础上，以强硬的外交对付沙俄，『先之以议论，……次决之以战阵』。 另一方面，李鸿章一向都不赞成新疆战事和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他只是清淡的批评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废约，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其曲在我，侮必自招。』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尽管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士大夫中间却盛行着求战雪耻之心，无数奏疏像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并撤销条约。其中最为雄辩的奏折出自年轻的詹事府右庶子张之洞(1837-1909年)之手，他用优美的骈体文奏称：『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 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即使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由于张之洞道出了士大夫的心声，他声望鹊起。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的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出使俄国重订条约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崇厚被判秋审后间靳。这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抗议，他们强烈反对一位外交官同僚受到如此不入道待遇，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也亲自给慈禧太后写信求情。清廷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

中国对该条约的否认、对签约者的惩罚、以及那些挑衅言辞激怒了俄国，它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力。 战争阴云笼罩着北京上空，清廷十分害怕俄国海军会在沿海发动进攻，而其陆军则横穿西伯利亚进攻满洲和北京。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舆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廷起用了几名以平定太平军出名的湘军军官，而非李鸿章的淮军军官，充任防守的要职，另外又通过其信任的外国顾问赫德邀请戈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常胜军的首领，这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自1880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但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两天后，他就收到赫德的邀请电。戈登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会晤了李鸿章，与李一致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他前往北京并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从背后攻破，从而使北京门户洞开。他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尽管这种直言不讳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不受欢迎，但戈登认为战争不可取的确造成了强烈影响。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国内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进行一次灾难性的冒险，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之际并非没有朋友相助。

曾侯和《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手段之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备。为了避免重蹈他前任的覆辙，他通盘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详尽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寸土不让，在通商问题上讨价还价，而在赔款方面考虑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协助的保证，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 在暗中为他出主意。

俄国人起初拒绝在圣彼得堡谈判，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由于担心谈判将处于敌人舰队的威胁之下，清廷极力要求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在其首都启动谈判，但由于俄国人找不到一个体面归还伊犁的方法，谈判进展缓慢。1876年至1877年的土耳其战争，造成了俄国的经济萧条；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又在国际上孤立无援，这使俄方清楚了解到，他们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但是他们却无法从中国体面地解脱出来，经过近半年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结束这场纠纷，将伊犁全部交还中国，其中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但不包括西部的一些地方，因为那裹收容了不肯回中国的回教徒难民；俄国领事馆减为两个； 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为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万两。由于《里瓦几亚条约》已经空无内容，这些条款被全部载入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圣彼得堡条约》(Teaty of st．Petersburg)。

一般认为这次和平解决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第一，它助长了中国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尽管曾侯曾经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一个西方强国那裹赢得了胜利的想法激发了自信和自满。那些不负责任妄发清议的士子文人更加相信，这次胜利是来自于他们坚定的立场，因而过分地自信他们有能力解决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难题。

这个协议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作是『西域』，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本土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中国强盛时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接受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骁将刘锦棠为首任巡抚。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革新，建立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

争夺安南的申法战争，1884-1885年伊犁危机刚刚解决，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便出现了。安南古称越南，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受到中国的影响，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为漠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征服。『安南』得名于唐代(618-907年)所设管辖此地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安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处于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之下。在明(1368-1643年)、清(1644-1911年)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朝贡国。从1664年至1881年，约有五十个朝贡使团到过北京。

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教士带进安南的，但是在这个儒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裹，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于十七世纪末叶曾企图与安南进行贸易，但这一尝试失败了。可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那时1788年老政府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阮福映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家。 他被立为阮氏王朝的嘉隆帝，阮氏王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

法国的入侵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人士，他们提倡中国的学说与制度，支持仇洋暴乱，反对传教士和本国基督教徒。路易拿破仑幻想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并且摆出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支持者的姿态，他在1859年派遣军队前往西贡，惩罚反教会的越轨行为。这支军队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从中国撤回的。1862年，法国与西班牙联合强迫安南接受西贡条约，两国获得2,000万佛郎即400万美元赔款，法国同时获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安南对外关系的特权，另外还割占了被称为交趾支那的南安南东部三个省。进一步的探险发现，比起湄公河来说，位于东京的红河是前往中国云南省的更好通道。这一发现激起了法国夺取安南北部的野心。1874年签订的新条约，确认了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以及法国在红河的航行权。这项条约名义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此时正全力应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被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前进，只是以安南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为由，拒绝承认1874年条约。

法国在东方建设殖民帝国的行动得到德国的鼓励，据称，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告知法国代表，德国将回击法国收复欧洲失地的任何企图，但乐意支持法国在海外扩张，因而法国在安南加紧行动是不足为奇的。到1880年，法国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扎了军队，并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加强了同中国的联系，它不顾法国的反对，继续于1877年、1881年向中国进贡，并寻求驻在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 的帮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经开始与法国交火。次年，清廷又悄悄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希图保卫对安南的宗主地位，同时又不与法国公开交火。

此时，自强运动中的领导人物直隶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海防计划以前挑战法国。李鸿章极力主张，中国既然没有权力废止法国与安南的协议，又没有实力驱逐法国出安南，因此就不可轻言战事，以免酿成大祸，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他警告说，即使如此，其前景也是黯淡的，因为中方的任何胜利只能使法国重新努力延长战争，而法方的胜利将把中国军队逐回本国。李鸿章因而主张通过谈判迅速解决事端，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军机处领班大臣的恭亲王也同意，中国不应仓促挑战一个西方头等强国。

清流党的舆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受到一批志趣相投的年轻官员抨击及嘲笑为绥靖与失败主义者。这些人是些优秀的学者，出身翰林，长于奏疏，但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哗众取宠，正如在伊犁危机中那样主张好战方针。他们自称为清流党，其中呼声最甚的，一为在伊犁危机中博得盛名的张之洞，一为在目前的中法危机中效法张之洞的张佩纶。

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认为它是个濒临崩溃的国家。他们主张以战争来捍卫中国的荣誉和朝贡国，谴责姑息必然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声称，中国如果在安南问题上立场坚定，就会遏制日本在朝鲜、沙俄在满洲，以及英国在缅甸的冒险行动。他们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胆气舆美德方面的素质，而非取决于武器：人的精神决定胜负。他们嘲笑地抨击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独李中堂一无所知』；『窃虑李中堂为法人所愚弄，而朝廷又为李中堂所愚弄。』他们还鄙夷地将李鸿章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1090-1155年)，并对其他一些主和派大肆恫吓。李鸿章对一位朋友抱怨说：『不当事之徒草率妄言，仆不胜其忧……彼等轻议政事，继之臧否人物，大多言语欺凌不堪。』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它陷入了荣誉和恐惧的两难境地：荣誉要求它保卫自己的朝贡国，而对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开战又心存畏惧。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 发来的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可能不会贸然投入一场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河内和红河的贸易舆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源。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A．Bouree)进行谈判。他们达成的协议把安南变为中、法两国共同的保护国，但巴黎立即拒绝了这项协议，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前往安南。由于黑旗军与清军队在东京吃了败仗，慈禧太后忧心如焚，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于是她愤怒地免去了恭亲王和其它四名军机大臣的职务。 她再次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F．E．Foumier)于1884年达成协议，中国承认法国与安南签订的全部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允诺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的任何条约中不使用有损中国威望的字眼。法国议会拒绝批准这一协议，因为最后的一条暗示着法国承认中国对安南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这一协定也激起了清流党的极大忿懑，四十七份奏疏要求弹劾李鸿章。困窘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期限奏报朝廷。

战争爆发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因未接到撤退命令，拒绝当地法国人要他们撤离谅山的要求，于是战衅再起，中国军队杀死了一些法国士兵。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_福协议。中法又展开了一些谈判，却均无果而终。清廷由于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Courbet)率领十二艘法国船舰对福州发动全面攻击，在一小时内击沉和击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并将1866年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在山顶上见此情形率先脱逃。但他向朝廷的奏折却以模糊而华丽的言辞歪曲事实，以致北京还以为中国赢得了这场海战。几日后，真相大白，张佩纶被戍边，清廷最终也不再犹豫，向法国正式宣战。

和平解决 从1884年8月至11月间的三个月，慈禧太后果断地支持进行战争。到12月初，以下几件事令她心烦意乱：东京战局胜负难料，法军封锁长江及要塞港口，中国南方漕运遭阻。这使她又产生了动摇。预期中的英、德两国的援助并未兑现；另外还存在着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推进的威胁。法国也怀着与慈禧太后相似的和平愿望，因为法国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和支持远程作战的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堪重负。通过赫德在伦敦的代理人的居中斡旋，中法在巴黎达成了一项初步和议。中国决定承认李_福协定，而法国同意不再提出新的要求。幸运的是，就在这一协议成为正式条约之前，法国军队在谅山惨遭失败， 这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机会争取和平，也打击了法国的好战精神。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国驻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全部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军队。中国没有支付赔款，但它却在经济上损失一亿多两，并欠债约两千万两。

清廷在整个事件中的优柔寡断与举棋不定，令人哀怜。清廷并不想进行战争，但却为清流党所迫，自陷其中。如果从一开始清廷就立场坚定，决意打一场持久战，那法军也许就不敢挑衅。如果遵循始终如一的和平政策，福建舰队与马尾船坞或许可以幸免受到摧毁。领导集团庸碌无能的代价，是顿失了前二者及失去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集团必须为进行这场不切实际、意气用事的战事负很大责任。政治上，他们之中只有张之洞一人的仕途未受这场灾难的影响，其它人却渐次销声匿迹。讽刺的是，张佩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流放后，竟做了李鸿章的幕僚，后来还成了李的女婿。

中国舆法国短暂及灾难性的对抗后失去了安南，标志着有二十年历史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军事和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令中国强盛到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的衰弱，促使了英国仿效法国及引导缅甸于1885年脱离中国而独立。一年后，英国迫使中国订约，把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但允许缅甸继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朝贡国朝鲜，此刻也命若游丝，对此，机警的日本不可能不虎视眈眈。

◇第十四章 帝国主义加紧扩张：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的瓜分危急』

朝鲜邻近中国北部，在明清两代，它被中国人看成是极重要的『外藩』和主要朝贡国；朝鲜李朝(1392-1910年)每年三次派正式贡使前往明朝，清朝时则每年四次，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从1637至1894年这两个半世纪中，有507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169个中国使团前往朝鲜。 朝鲜对中国至关重要，明王朝曾不顾国库亏空与军备废驰，于1592年派出211,500人到朝鲜抗击日本入侵，为此耗费了一千万两，1597年的第二次抗战费用也与前次不相上下。这些花费耗尽了明王朝的力量，加速其覆亡。朝鲜人当然也对中国怀有尊敬与感激之情。由于在政治和文化上受中国的影响，朝鲜人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把与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同日本之间的较为平等的『交邻』关系。而自1637年以来，朝鲜闭关锁国，除了派贡使前往中国及偶尔向日本派遣使臣外，一概不与外界交往，西方人称它为『隐士王国』。

朝鲜的开放

1635年，一艘荷兰船漂流至朝鲜海岸，此为朝鲜与西方接触之始。基督教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开始在朝鲜传播，但却于1786年被朝鲜宫廷当作邪教加以禁止。随后一个世纪，基督教教士与朝鲜皈依者不时遭到迫害。

中国和日本开放之后，『隐士王国』日益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但是，朝鲜除善待航船遇难外，拒绝与西方建立任何联系。朝鲜人珍爱及守护着隐居的生活，并聋言国家太小太穷，不足以参与对外贸易，人民则『太愚』，不能理解基督教。1864年，幼王高宗 的父亲大院君摄政后，这一毫不通融的立场变得更加愠化。大院君提倡保守主义，反对变革。1866年2月，他再度迫害基督教徒，外国教士遭大肆屠杀。10月，法国驻华代理公使布隆内(Bellonet)派亚洲舰队司令罗兹(Roze)率600人、7艘兵船对朝鲜进行惩罚性的讨伐。他们占领了江华，却在城外战败，3人死亡、32人受伤。同年8月，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山大东沟开抵平壤，要求通商，却在退潮搁浅后被焚毁，水手全被杀害。1871年，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Low)带领将军罗杰斯(Rodgers)指挥的五艘兵船前往调查此案。在江华岛附近进行谈判的要求被拒绝后，镂斐迪命令兵船强行驶入通往汉城的淡江。朝鲜的江岸炮台开火轰击，美国人便于6月10日、11日大肆轰击江华城进行报复。然后，他们因没有得到授权开战而撤离。朝鲜人自满地认为打退了法国人，也打退了美国人。

清廷总理衙门正在学习如何适应变化中的东亚国际形势，因为它知道中国无力保卫朝鲜免受西方侵犯。从1867年起，总理衙门巧妙地劝告朝鲜与西方和解，但直至1879-1880年，中国才采取果断行动，力促朝鲜与西方列强建立条约关系，以抗衡日本日益增长的影响。

德川时期(1603-1867年)，日本与朝鲜的关系由对马岛的封建领主 负责，但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东京政府便直接掌控了对朝政策。日本向朝鲜派出三个使团，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并试图修订双方关系。但大院君蔑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和模仿西方的行为，因而拒绝修订两国关系，并以日本国书不合体统而将其使节拒之门外。

日本领袖 为了报复这次有意的侮辱，决定于1873年派一支讨伐队前往朝鲜。这一行动还有其它一些目的：(1)为国内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忿的机会，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国外问题；(2)对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地位进行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3)阻止英国和俄国在日本附近寻找立足点；(4)为1592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但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审慎的日本领导人 否决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此时进行对外冒险，国内的发展与巩固应优先于海外的扩张。

尽管远征付诸东流，但日本还是在1875年派出了一支配备炮艇的探测队。当日本人在江华湾遇到袭击时，他们进行了还击，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这次胜利以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 同时派遣了一名使者 前往北京探听中国的反应。总理衙门声称，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自为。这一推卸责任的懦弱的声明鼓舞了日本，使它强迫朝鲜开放，正如1854年美将培里强迫日本开放时那样。清廷一心避免冲突，其时又忙于应付马嘉理事件，便指令朝鲜与日本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签订了《江华条约》。条约规定：(1)承认朝鲜为独立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2)互派使节；(3)开放三口岸：釜山、元山与仁川；(4)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由于没有抗议朝鲜的独立，因而实际上已失去了对朝鲜的唯一宗主权地位。

继在朝鲜采取的强有力的行动以后，日本又于1879年吞并了琉球群岛。这些侵略行动震惊了中国驻日公使 与国内的官员。 他们敦促清廷说，应使朝鲜向西方列强开放，以抵销日本日渐增加的影响。北京委任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代替在传统上负责朝贡关系的礼部。

李鸿章决定推动朝鲜向西方商业与外交开放。1882年，他派曾在法国学习国际法的马建忠和提督丁汝昌这两位下属，率三艘战舰前往朝鲜，引见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R．W．Shufeldt)与朝鲜进行缔约谈判。1882年5月22日，《美朝条约》签订，两国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口岸设领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国承认朝鲜独立，但朝鲜另外发表了单独的声明，自称为中国属邦。

随后几年，马建忠又介绍英、法、德等国代表与朝鲜签订条约，这个『隐士王国』终于向西方开放，并且按照中国模式缓慢地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工作。李鸿章积极的外交活动，挽回了总理衙门推卸对于朝鲜的责任的部分声誉。

国内暴乱与国际政治

1882年兵变 朝鲜高宗于1873年亲政后，闵妃削夺大院君的势力而取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她支持改革，雇用一些日本军官训练朝鲜军队。大院君对此忌妒不满，决定削弱其影响，甚至想趁机干掉她。这场权力争斗于1882年发展成一场正面冲突。大院君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_他们是闵妃军事改革的牺牲品_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攻打王宫与日本使馆。闵妃乔装而逃，幸免一死，日本使馆则被焚，七名日军军官被杀，日本公使 逃回本国。这场政变使大院君重新掌权。

中国政府又一次派遣丁汝昌与马建忠赴朝鲜调查此案。一名朝鲜廷臣向马建忠坦言：一切混乱的根源在于大院君，大院君隔离了君王与外界的联系，并处死了与外交有关的官员。廷臣警告说，如果大院君得不到应有的处置，日本将可能采取惩罚性行动。于是马建忠迅速逮捕大院君，并送往中国监禁。

与此同时，更多的日本舆中国兵船来到朝鲜。按照马建忠的劝告，朝鲜国王与日本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支付日本5万美元赔款抚恤被害军官，另赔偿50万美元给日本政府，派使团赴东京道歉，并允准日方在使馆内驻军和建筑兵营。这项协议给予日本向朝鲜派兵的权利，标志着日本外交的重大胜利。这一条约后来造成了巨大的麻烦，马建忠尽管受过国际法的训练，他对此也始料未及。

1882年兵变之后，李鸿章开始积极行动，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中国和朝鲜缔结了一项商约，条约给予中国以治外法权，中国人则提供贷款给朝鲜政府，并送赠一批洋枪。李鸿章还任命一名中国商务代办监督朝鲜的贸易，并指令年轻的官员袁世凯负责训练朝鲜军队。前德国驻天津领事穆麟德(Paul George von Mollendorf)担任了朝鲜的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中国的六个营军队驻在朝鲜，以维持治安和防备日后日本的侵略。由于李鸿章的积极政策，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达到新的高峰。

1884年暴动 此时，袁世凯与闵妃连手对抗日本日渐增强的影响。此后几年裹，朝鲜人中的亲华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曾在东京受到热情款待的道歉使团团长建议朝鲜国王接受日本的帮助，进行改革，高宗任用了两位日本顾问。东京也作出了友好的表示，提出减少驻朝军队，并归还部分赔款，用于朝鲜的行政改革。一位新的日本驻朝公使 被派往朝鲜，竭力鼓吹朝日交谊，并操纵由金玉均领导的亲日派。

此时，袁世凯和朝鲜的亲华派掌管着朝鲜政府。但在1884年，中国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撤回了三个营的兵力，亲日派便决定发动政变。1884年12月4日，在汉城新邮政长官的就职晚宴上，所有的外国代表与中、朝高层要人均应邀出席。但惹人注目的是，日本公使却未露面。在宴会结束之前，朝鲜亲日派放火烧城，并在日军帮助下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滥杀了一些亲华的官员。袁世凯的军队在闵妃的请求下开进王宫，中国士兵远远超过日军与反叛者，他们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国王。这一图谋失败后，日本公使烧掉了公使馆，逃至一个海港， 而叛乱的主要煽动者金玉均却逃往日本。

东京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 前往朝鲜，强迫朝鲜政府为死难者与财产损失赔偿11万美元、致书道歉及赔款2万美元重建使馆。与此同时，伊藤博文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谈。李鸿章当时正忙于应付中法战争，因此迅即妥协，并于1885年4月18日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

(1)中、日两国应于四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2)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3)日后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乱，应事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

这一协议实际上使朝鲜沦为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的唯一宗主国地位，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另一方面，俄国于1885年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北纬39度)的不冻港元山港，英国又报复性地夺取了朝鲜南端外的巨文岛，这些国际纷争使局势更为混乱。日本意识到，西方国家在朝鲜的影响，将威胁它在朝鲜的利益，于是采取鼓励中国加强控制朝鲜的新政策。日本设想，假如中国成功地削弱外国的影响，那么，日本在将来只须与中国打交道。李鸿章没有识破日本的阴谋，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他遣送大院君回国，以安抚朝鲜人的不满，并且任命袁世凯为驻朝鲜大臣，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监督其内政。年轻、果断而又精力充沛的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与电报业务。在1885-1893年间，袁世凯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的影响，成为朝鲜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但他全然不知自己不知不觉地服务于日本的利益。他与李鸿章都没意识到，这种独自控制的政策，有悖于先前引入西方影响以对抗日本的政策。正当中国势力在朝鲜盛极一时之时，日本在经济上与军事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到1894年，日本已充分实行现代化，随时准备向中国挑战。

令事态火上浇油的一件事是：1884年政变中逃亡日本的朝鲜亲日派头目金玉均被刺杀。朝鲜曾屡次要求将金玉均引渡回国受审，但均告失败。1894年3月，他可能在袁世凯代理人的怂恿下来到上海。在上海，他被一个1884年政变受难者的儿子刺杀。由于缺乏商业运输船，他的尸体由一艘中国战舰运回朝鲜，并被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对他们的直接冒犯，并蠢蠢欲动地要以战争来惩罚。但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国会解释说，一名朝鲜人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这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不能构成发动战争的口实。但是日本人仍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煽动采取行动。为了制造出兵的借口，他们怂恿朝鲜东学党叛乱。

东学党叛乱，1894年 东学党运动原本是宗教性质的，带有一些民族主义色彩但不含政治意识，但后来由于官方的迫害，它才带上政治色彩。其创始人崔济愚(l824-1864年)是一类似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的失意士子，苦恼于官方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撷张对佛教与儒家的冲击，经过数年思索后，他声称得到了『不死之方』，并奉命传道。他所传授的教义号称集儒、释、道精髓为一体，故称作『东学』，以别于称为『西学』的基督教。尽管东学党徒强调『东学』，他们仍尊崇一个类似被禁止的天主教中的神灵。朝鲜政府因而视其为蛊惑人心的邪教而加以取缔。1864年，崔被逮捕，论罪斩首。东学党虽然转入地下活动，但仍吸引了约十万秘密教众。1892年，鉴于对天主教的禁令已被废去，东学党人向政府请愿，要求开禁及为其创始人洗脱罪名。然而政府不但不接受，还命令他们解散教派。

此后不久，东学党策划了一次叛乱。朝鲜王室向袁世凯求援。日本公使希图造成日本出兵的借口，怂恿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镇压叛乱者，并佯装日本的唯一目的只是保护贸易，无意参加任何军事干预。东京的中国公使也报称，日本政府不大可能发动一场战争，因为自1890年宪法生效以来，日本政府一直纠缠在与国会的冲突中。李鸿章受此蒙蔽，认为日本不会进行战争；但事实上，在中国派兵朝鲜时，东京已作好了充分的行动准备。

中国人刚扑灭东学党人，八干名日本兵马上就出现在朝鲜。随着叛乱被镇压下去，日本人要求朝鲜改革内政。李鸿章便指使朝鲜政府宣布，只有日军撤出朝鲜，它才可能进行改革，藉以阻止日本。

战争爆发

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取得到西方列强的同情，迫使日本和平解决事端。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Cassini)曾向他保证，圣彼得堡会代表中国出面干涉。但俄国政府未能行动，因为它得到其驻日公使警告，若俄国支持中国，英国可能支持日本。李鸿章转而请求英国调停，英国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军：中国向北，日本向南，在中部环朝鲜首都周围留下一块中立地带。日本拒绝了这一提议，但向英国保证，将在战争中保证上海的中立，并尊重英国在华商业利益。

李鸿章的外交不仅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效，而且延误了军事准备工作。直到外交解决的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同意袁世凯的紧急请求，派兵增援。清廷租用三艘英国汽船，在三艘中国战舰护航下向朝鲜运兵。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湾将汽船『高升号』击沉，950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 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在陆上，日本在平壤将李鸿章的淮军打得落花流水，随后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朝鲜独立。在海上，中国的境况更为悲惨。尽管中国海军吹嘘有65艘军舰，相比之下日本只有32艘；尽管中国海军力量在世界排名第8，而日本只排名第11位，但是中方并没有将所有船舰都动员起来作战， 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与日方交战，南洋舰队以及另外两支舰队 则保持『中立』，以图自保。日本人动员了21艘舰船，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建造的，时速可达23海里。北洋舰队在1888年正式成立时有舰船25艘，其中两艘铁甲舰排水量为7,000吨，而日本最大的船舰排水量也不过4,000吨。但是中国船只的时速仅达15或16海里。总之，中国舰队庞大、陈旧且迟缓；日本舰队小巧，新颖且快捷。

两支舰队于1894年9月17日在鸭缘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相遇。经过五个小时的交火，中方损失了4艘军舰，一千余名官兵战死，而日本只损失了一艘军舰。中方未沉没的7艘军舰退至旅顺港进行修理，并于10月18日开至威海卫的海军基地。11月，日军从陆路占领大连与旅顺，使该地要塞的许多大炮失去作用。李鸿章曾为建筑这些海军基地耗资几百万两，却未能派上一点用场。1895年2月，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卫，并用要塞炮台转而轰击在港内的中国船舰，中国的惨败已成定局，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僚属纷纷投降，把11艘战船交给了日本。

进行了三十年时间的自强运动，中国在海、陆两方面却落得这种耻辱的失败，使李鸿章面临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辩解说，单靠他的北洋舰队和淮军来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取胜。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遭到解职、贬谪，还被剥去了象征皇帝恩宠的黄马褂。

和平协议

早在中国海军败北之前，北京的朝廷已经开始着手和平准备。朝廷曾派遣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日本执行和平使命，由美国前任国务卿福斯特(J．w．Foster)担任使团顾问。1895年2月1日，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在广岛会晤张荫桓，故意冷落他，坚持说他无议和『全权』。他们暗示派一位诸如恭亲王或李鸿章这类地位更高的人前往。此时北洋海军已经投降，清廷求和心切，便于2月13曰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

日本政府提交的和平条款汇众了国内不同集团的各种要求。陆军坚持割占辽东半岛，这将便于日本控制朝鲜与北京。海军希望取得台湾，以此作为日后进军南亚的基地，同时也想租用辽东半岛。财界要求中方赔偿白银2亿两。进步党建议，鉴于不久即将到来的瓜分中国的行动，日本应占据山东、江苏、福建与广东，而自由党则力主割占满州与台湾。日本政府将这些观点综合为一个十条和谈方案，而把重点放在赔款、割地、朝鲜的独立、以及商业与航海方面的特权上。

在马关和谈开始时，李鸿章力劝日方谈判人员伊藤博文舆陆奥宗光牢记西方帝国主义时代亚洲的更大利益；并且请求，中日同文同种，不应互相拆台。李鸿章想在他年轻的对手面前恃老卖老，他已73岁高龄，而伊藤博文55岁，陆奥宗光52岁。 但在实际的谈判中，他却很难说服对手慈悲为怀，尤其在赔款上，日本坚持要求赔款3亿两。就在这一艰难时刻，李鸿章突然得到了其外交努力无法获得的『不幸中之万幸』：当某天李鸿章从会场返回时，他被一名日本狂热分子狙击。子弹击中了他左眼下方，但伤势并不致命。此事使日政府十分尴尬，便主动宣布休战。日本天皇还派御医为李鸿章诊治，日本报纸对李鸿章的态度也由攻讦转为称赞。在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前往拜会李的儿子_使团的一名随员时，称：『令尊之不幸实为大清之幸事。自今起，议和条款的商定将较前更容易了，日清之战也将停止。』 l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

(l)清政府承认朝鲜国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2)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

(3)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4)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商埠；(5)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和各种制造业。

中国国内的反应是严厉批评这项条约。许多学者指责李鸿章父子卖国自保。两江总督张之洞强烈反对批准条约，数百名汇聚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子几次联名上书清廷，请求清帝废除条约，迁都内地，继续战斗。 但清政府不顾这些愤怒的抗议，在日本压力下于1895年5月8日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

台湾岛上的居民强烈抵制割让台湾，这个岛屿在中法战争以后改为行省，由于1885-1891年首任巡抚 的努力，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这时台湾人反对将岛屿割予日本。1895年5月25日，居民宣布独立，建立了台湾共和国，并推皋时任巡抚 出任总统。6月2日，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芳前往台湾执行交接，大批日军也来到台湾。1895年1O月，地方性抵制运动终于被镇压下去，台湾共和国从此不复存在。

清朝失败的原因

重新评估这场战争，可以看到中国注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在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日本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作战。西方观察家就精辟地将这场战争称为李鸿章一人舆日本一国的战争。

其次，中国方面权责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动员起全国的力量。李鸿章掌管外交和朝鲜的军务，却无权决定政策性事宜，也无权控制北洋水师与淮军以外的舰只和军队。当然，在这么多年的训练与准备后，李鸿章的海、陆军竟表现得这样糟糕，也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仅由李控制区域内的力量与日本国家的全部力量较量，其失败也是在所难免，李鸿章的这套辩解也却是实情。

第三，清廷和北洋水师领导层的腐败，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劳而无功的命运。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筑颐和园和宠信太监，以及世风普遍败坏，这些都注定了中国的败绩。战前英国顾问曾建议中国购买两艘快舰，但由于资金缺乏，清廷也未予以重视。相反，日方购买了这两艘船，其中一艘『吉野』号在海战中战功卓著。

在北洋指挥层内部，腐化舆陋习泛滥一时。李鸿章本人并无廉正之名，他选用僚属时，只看与他个人的亲疏关系、是否为他私人效劳，而不管他们品行端正与否。许多陆海军将佐对太监总领李莲英阿谀奉承，自贬为其『门生』，还用贪污的公款送礼给他。李莲英又转而包庇他们的不法行为。据说，那两艘铁甲舰上的十英寸口径大炮每门仅配备三枚炮弹，而许多小炮却配置着口径不同的炮弹。装备军火的资金流入了李鸿章的外甥 这位军需官的私囊中。尽管北洋水师貌似强大一新近漆刷的船体，军官整齐的制服，但它只是中看而不实用，只适宜巡航港口，却不能打现代海战。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的弱点，所以他不愿开战，相反依赖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危机。

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本身的局限性，他过分相信那种『以夷制夷』的老策略。他被喀西尼误导，以为俄国会为中国介入此事，迫使日本和平解决。当这一允诺无法兑现时，李又孤注一掷地转向英美寻求调停，这两国均不能有效影响日本。李鸿章的外交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因为他不懂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质，过高地估计他个人的说服本领。当他最终意识到外交努力归于无益时，军事准备工作已被大大耽搁了。

总而言之，这场败仗无可否认地证明了自强运动的失败，这一失败在十年前的中法之战中已经显露出来。这种外交、军事与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努力，缺乏相应的体制与思想变革，无法振兴国家，并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政权。中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的反响

这次战败标志了清王朝的即将灭亡，并且引发了帝国主义的加紧扩张及国内政治运动的兴起。在这些影响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帝国主义加紧扩张 中国的战败暴露了满清王朝的腐化舆无能，也招徕了列强争相在华割占土地(见下一节)。外国帝国主义将整个中国分割为各自的租借地与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域内，他们修建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开办银行，并设立各种各样的剥削机构。帝国主义加紧扩张使中国陷入更深重的半殖民地状态’直至1943年，中国才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

民族工业受到压制 日本在和约中获得了在华设厂的权利，各国因享有最惠国待遇，它们也拥有了这项权利。这使得帝国主义可以在中国从事生产，因而避免了关税，并降低了运输费用。舆那些萌芽中的中国工商业者相比，外国投资者和开发商拥有大量资金、工艺技艺和特权地位，因而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外来的经济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的自发成长，并将中国的工业降低到依从、附属的地位。

日本的崛起 日本取代中国成为远东头号强国，它南有台湾，北有朝鲜，取得了日后向东南亚推进的稳固基地，也构成了进军满州的跳板。这次战争为日本1904年挑战俄国铺平了道路，也为其崛起为世界大国、日后侵略中国，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治东南亚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新政治运动 战败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满人无力应付时代的挑战，自强运动那种表面的现代化，无法使江河日下的统治获得新生。而且，新的帝国主义危机产生了瓜分中国的危险。此时，中国思想界认识到，只有一场激进的改革，甚或革命，才可拯救中国。进步人士倡导效法彼得大帝与明治天皇，进行体制重组；极端分子则主张革命，以中华民国代替满族王朝。在战后中国，政治运动主要由这两股潮流构成。

战后对外关系

三国干涉 1895年4月23日，即《马阕条约》签订仅六天，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柬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欺人之谈，并且还威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三国干涉的始作俑者是沙俄，因为沙俄对日本在亚洲大陆取得立足点，感受到威胁。事实上，沙俄自己也在觊觎辽东半岛南部的两个不冻港大连与旅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Witte)伯爵就公开声称：『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 在1895年3月30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俄国人决定努力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建议日本停止攫取该地；若日本对此警告置若罔闻，俄国将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本港口，逼其就范。对外，俄国宣称对中国无任何领土野心； 法国作为俄法同盟的一员，出于义务支援俄国，而德国一心想使俄国卷入亚洲事务，以减少它对欧洲的压力，也参加干涉。

日本政府决定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代价是中国在先前的2亿两赔款之外再支付5,000万两。三国将这笔额外赔款总额减至3,000万两。1895年11月4日，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签订了正式的赎辽协定。

俄国人成了中国人眼中的英雄，并因主动向中国提供对日赔款贷款，令中国人感激不已。第一批赔款为六个月内支付5,000万两，第二批为在随后六个月内再支付5,000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为8,900万两，清廷根本无法承受巨额赔偿，只有借款一途。为了筹集第一笔5,000万两赔款和3,000万两赎辽费，北京向俄_法银行团 借款4亿法郎， 利息为4厘。安排此次贷款的维特伯爵向中国保证，俄国的贷款是可靠的。后来，在l896年和1898年，清廷又向英_德银行团借款两次，每次l,600万英镑，利息分别为5厘和4．5厘。

中俄秘约 俄国伸出友好之手的行动，使中国高级官员感激涕零，张之洞与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纷纷赞成联俄，以抵制扫后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略，这种主张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对英国在中日战争中袖手旁观，深感失望，他这次是最强烈地认为联俄是中国未来外交的主要原则。李鸿章一向是亲俄反日的，这一点已充分清楚地表现在1874年海防塞防之争和1878-1881年伊犁危机中他所持的立场上。慈禧太后最后也完全同意中俄结盟方针。

俄国方面，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让俄国取道满州，把西伯利亚大铁路扩展到海参崴，所以他欢迎与中国结成更紧密的关系。这条铁路始建于1891年，已修至外贝加尔。问题在于，铁路是沿黑龙江北岸通过一些十分艰难的地带，还是穿过满州到达海参崴，后者可以使铁路缩短514俄里(350英里)。维特伯爵力主采用后一路线，以节省金钱与时间，并推进其『和平渗透』中国的政策。俄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受命向李鸿章解释，这条铁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保卫中国。双方进行了初步讨论，但未达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宇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曾作过所谓『喀西尼协定』(Cassini Convention)的报道。

俄国取得铁路修筑特权的想法与中俄结盟的愿望，终于在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加冕之际实现了。据说，沙皇曾给慈禧太后发电，称中国如果派李鸿章作为贺使，将使他不胜欣喜。战后失宠的李鸿章于是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和赴俄致贺使团团长出使西方。74岁高龄的李鸿章生平第一次出使西方，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并历访英，法、德、美诸国国君。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洲部分直达海参崴、贯穿蒙古与满洲北部的最短铁路线。维特向李鸿章保证，这条路线可以提高经过地区的生产能力，并且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可以把日本与欧洲连接起来。 维特舆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

(1)中国允许俄国沿赤塔到海参崴的直线路程修筑一条铁路，铁路可交由民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

(2)中国划出一片土地以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该区内拥有全权，包括警察权。三十六年后中国可用七亿卢布赎回铁路，满八十年后则可无偿交还中国。

(3)中俄两国同意，日本若进攻中国、朝鲜或俄国的远东地区，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

显然俄国强调的是前二条，而中国则强调第三条。

后来有传言说，李鸿章曾从俄国受贿150万美元，但维特否认此事。不过，即使贿赂属实，这笔贿款在李的考虑中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来俄国的明确的秘密使命，就是要缔结一项盟约。李非常热衷以夷制夷的政策_这一次是利用俄国对付日本_以致此时他自鸣得意地宣称，该条约将保中国二十年平安无事。 但是，和平并未维持两年。

割地狂潮 在三国干涉事件以后，德国向清廷要求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因为此时其它所有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北部湾，俄国则可以在胶束过冬等等。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此后，在1897年德皇访问俄国时，他问沙皇是否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这是海军上将蒂尔皮茨(Tirpitz)选中的优良海军基地。沙皇处境尴尬，不便拒绝。他知道俄国宁可在更靠北的地方寻找海军基地，于是含糊地允其所请。德国人随后便利用两名德国传教士于1897年7月11日在山东被杀害的事件，占领了胶州湾，并迫使中国政府将其出租给德国，租期99年。另外德国还取得在山东境内建筑两条铁路的特权。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Muraviev)受此事的鼓舞，又建议占领旅顺与大连，沙皇支持这一方案，而维特与海军大臣表示反对。维特强调履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诺言是很重要的，而海军大臣则主张在朝鲜建立基地。1897年12月，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侵略，强行占领这两个港口。1898年1月1日，库罗伯特金(Kuropatkin)将军就任陆军大臣，他坚持将占领区扩展至两港口周围的区域。3月，沙俄迫使中国签约，攫取了租借旅顺与大连25年的权利，同时获取权利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口，再修筑一条支线通至营口和鸭绿江。维特事后承认，俄国在这次谈判中，曾付给中方谈判人李鸿章50万卢布，张荫桓25万卢布。 现在俄国人占领了辽东半岛，而它是三年前中国以3,000万两库银从日本手中赎回的。

有了这些先例之后，割地狂潮如野火般蔓延开来。英国不甘落后于德、俄两国，租借了威海卫，为期25年；租借了展拓的九龙新界，为期99年；此外它还从清政府取得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保证，使这一地区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割让与其它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99年为期租借了广州湾，并在云南与两广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意大利对浙江三门湾的要求因为海关总监督赫德的建议而遭到拒绝，清廷也未受惩罚。美国当时陷于美西战争与古巴革命，未能加入这一狂潮之中，尽管它的海军曾一度垂涎三沙湾。

瓜分中国使清帝国面临被分割的威胁。事实上，外国日渐加紧的扩张，促进了中国内部的维新运动，并促使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 英国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利益范围，但它还要求其它列强享有特殊势力的地区开放自由贸易。作为割地狂潮的参与者之一，英国很难提出反对他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对英国贸易关闭门户的主张，而在1899年，在英国对华贸易总额5,500万英镑中3,500万英镑是来自其它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英国转而请求美国支持，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唯一『清白』的大国。1898年3月和1899年1月，英国驻华盛顿公使斯福德(Sir Julian Pauncefote)两次吁请美国务院联合发起一场支持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运动，但没有成功。然而，美国在结束美西战争和兼并菲律宾之后，对此事的反应变得积极起来。这时，英国仍坚持提倡门户开放的观点。贝思福爵士(Lord Charles Beresford)还为此事撰写了《中国的崩溃》(The Breakup of China)一书，并前往美国游说，鼓吹这一政策。另一位英国的中国通、中国海关税务司贺壁理(A．E．Hippisley)也使他的美国朋友柔克义(W．W．Rockhill)相信，这个主张是明智的。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此时已成为美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的远东事务顾问，他便在贺璧理提供的章程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主张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文件。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9月将它送交英、德、俄、法、意、日诸国。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1)一国应同意在其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不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其它国家的既得利益。

(2)一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等方面歧视他国国民。

(3)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各国在华势力范围，中国政府得以徼收关税。

对于这个照会，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各国都模糊地宣称，是否接受这个照会将视其它国家而定。但是海约翰却于1900年3月20日宣称，各国都已『断然而明确地』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只有日本对美国的解释提出了异议。后来，在义和团事件时期，『门户开放』原则眼看受到列强行为的威胁时，美国于1900年7月3日发表了第二份声明，宣称『门户开放』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权力完整。由于这声明仅仅是一项意向性宣言，它并不要求其它国家作出回复。

『门户开放』只是一项原则宣言，而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美国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强制推行。但奇怪的是，在宣布这项政策后，瓜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因为它们害怕互相之间会发生对抗与冲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势，挽救了清帝国，使其免遭立即覆亡的命运。

◇第十五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瓜分危机加速了1898年维新运动的到来，实际上，这场运动已蓄积了十年的动力，因为自从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失败后，有限现代化的弱点已很明显，而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则无可否认地证明了自强运动的失败。学者、官员，甚至是皇帝和皇太后都认为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变革，尽管他们对变革的性质、范围和领导权的问题存有分歧。自强运动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在政治上已开始失势，取而代之的是长期(1889-1894年，1896-1907年)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和位高权重的帝师、户部尚书(1886-1898年)翁同稣，这两人都提倡以『中体西用』的方式，进行一场以有限行政改组为基础的保守改革。第三派激进势力由理想主义思想家康有为领导，他鼓吹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模式，进行一场剧烈的制度性变革。最初在翁同稣的指导下进行保守改革的光绪皇帝(1875-1908年)，最终也被精悍的康有为拉拢过去。另一方面，视激进改革为威胁其权势的慈禧太后，则动用她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反对改革。

在这跌宕起伏的漩涡中，帝后之间的权力斗争、保守派和急进派之间的争执、温和的改革者和激进的改革者之间的冲突，以及满汉之间的民族仇恨，历历在目。由于外国对中国的瓜分迫在眉睫，这些冲突更加激烈。1898年，清帝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一场成功的改革可能会延缓它的崩溃，而失败只能预示着王朝的覆灭。

早期维新派和传教士的影响

制度性变革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冯桂芬，他的《校芬( )卢抗议》在本书第十一章中已略有提及。冯认为，强加给中国的新世界迥异于古代，中国应当采用西方优秀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几何学；而且也应该采取措施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强化地方政治组织、鼓励工业制造、开发荒地、开矿和改进农业工具。这些在1860年后首次发表的远见卓识，对于冯所处的时代来说太超前了，曾国藩认为这是不切实际，而李鸿章也仅采取了一部分。

中国第一位驻英法的公使(1876-1878年)郭嵩焘是另一位提倡渐进式改革的人，他对西方的直接观察使他公开承认，西方国家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优秀的政治体制和道德学说。他在谴责自强运动局限性的同时，赞扬日本派学生赴英国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并敦促李鸿章接受西方的教育体制、政治制度、法学和经济学。郭主张，这些知识，而不是军事，才是一个良好政府和繁荣国家的基石。他的呼吁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李认为自己已被委以保家卫国的重任，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加强军事方面的现代化。如果说郭的进步观点对于李来说是不合时宜的话，那么，他们两人在儒家卫道者的眼中就更是异端，这些人无法想象任何与孔子无关的文明。对他们来说，郭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应该排斥。

在非官方人士中，王韬(1828-1897年)因其进步的观点而名闻遐迩，他早年因同情太平军而见疑于清廷。1862年，他逃到香港，担任外国人主办的《香港新闻》的编辑。1867年，他应理雅各布(James Legge)的邀请前往苏格兰，协助从事翻译中国古籍的宏伟工作。旅居欧洲两年，王看到了西方的文化和制度。1870年，他返回香港，任《循环日报》编辑，后来又为影响巨大的上海报纸《申报》写稿。凭借这一有利地位，王发动了他的改革运动。像郭嵩焘一样，他赞扬日本仿效西方的制度，敦促国人改变科举考试、军事训练、教育和司法的方法。他抨击清政权内部的腐败、政府中的冗员以及厘金。他建议开发矿产、兴建纺织厂、制造汽船、铁路、电报线和发展海军。他警告，不要过分依赖肤浅的西方制造技术；并且说，西方的强大在于其法律、公正，政治体系、民主选举和立宪政府。但是，王不是一个激进者，并不急切地要求中国古老制度的全盘西化，而是主张逐渐使西方有用的东西同中国的基础相结合。

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制度性变革的主张吸引了不少学者，时事评论家、作家和官员。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郑观应和何启。郑观应从前担任过英国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c Company)买办，后来从事著述，写下了《盛世危言》；何启则写了几本有关改革必要性的著作。他们力倡采用诸如议会和君主立宪制之类的外国制度。

人们普遍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一部分原因是传教士的影响。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许多比较开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开始认为，他们的工作应当『世俗化』，由宗教宣传扩展到对西方知识和文化的介绍。以前的重点一直是『把异教徒从地狱的苦难中解救出来』，而现在的问题则是要『把异教徒从现世苦难的地狱中解救出来』。 他们设立学校、发表公开演讲、开办图书馆和博物馆，并出版报纸和杂志_这最后一项是外国人的特权，中国人不能办报刊。1875到1907年间(1883-1889年除外)，林乐知(Young J．Allen)在上海创办著名的《万国公报》月刊，主要『推广普及有关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和西方诸国概论的知识』。到1889年，约有16,000名中国人曾在教会学校读书。

随着1887年广学会在上海成立，传教士更易于接触到中国的广大读者和上流社会。学会所热衷的诸多活动，是通过翻译来推进改革事项、发表时事评论、公开演讲，以及与士人及官员进行讨论来介绍西方文明。学会的主要成员如英国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美国人林乐知、丁韪良都熟谙汉语。特别是李提摩太(1845-1919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制度性变革的事业。自1891年以来，他担任学会的秘书和1895年学会在北京的代表，发表了《时事新论》，写下了关于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著作，并翻译马恳西(Robert Mackenzie)的《泰西新史揽要》(The Nineteen Century：A History)一书。传教士的努力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令他们对外国人产生一种新的尊敬。不仅重要的政治家如恭亲王奕欣、翁同稣和李鸿章多次拜访李提摩太，激进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如此。

实际上，康的很多改革思想即来自于传教士。

保守的改革者：翁同稣 和张之洞

提倡保守改革的帝师翁同稣(1830-1904年)是北京的强势人物，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和张之洞_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地方_取代李鸿章成为现代化的领导者。他们的家世和教育背景极其相似：翁是一位内阁大学士的儿子，1856年殿试中了状元，之后担任同治皇帝的师傅，并负责给两位皇太后讲读古籍和史书。1876年，他被任命为年幼的光绪皇帝的师傅，任职达二十年之久，与皇帝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担任这样有利的职务，使他可以影响皇帝，并能和慈禧太后保持良好的关系。翁作为一个传统的学者，深深地为急剧衰落的清王朝面临瓜分危机担忧，并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不改革就无以为继。他也是一个极为机敏的宫廷政治家，看到了透过改革，可以从李鸿章和张之洞手中夺取现代化领导权的机会。他知道，要成就此事，皇帝和皇太后两方的支持是绝对必需的。因此，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力图赢得他们的支持，并确保自己在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翁小心谨慎地推动着一场有限的行政改革。他是一位极自豪的儒家学者，也是一位极为精明的政治家，不认为改革应更加深入。1889年，皇帝亲政，太后正式退居颐和园，翁向他们呈交了冯桂芬的《校芬( )卢抗议》的抄本来深化保守性改革的思想，但他申明，中国的道德准则和伦理教化，仍然必须作为国家根基，其所需的是西方知识的补充，而绝不是被西方知识取代。皇帝受到改革的思想所吸引，1889年开始阅读西方译着，1891年向两位既是同文馆的毕业生，也是丁韪良的学生学习英语。

翁的对手张之洞也是一位温和的改革家、优秀的学者。1852年，他取得直隶乡试的第一名，1863年殿试中了探花。由于他在中国文化和传统道德方面有高深的造诣，一位传教士将他描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没有人比得上中国人，也没有宗教比得上儒家。』 虽然他创办了许多的现代化事业，但他从不提倡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教化。张之洞采用了外国的装置和器械， 他认为这些东西使西方国家富强。但实际上，他的做法仍然是强化原有的体制，而不是为了进步。他认为，一些行政改革对于提高效率是必要的，但基本的旧秩序不应改动。

张之洞想通过复兴儒家、通过教育和工业，以及通过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和技能来挽救中国。1898年，他发表了名著《劝学篇》，使国人深刻意识到『五知』的重要性：(1)知耻，知道落后于日本、土耳其、暹罗和古巴的耻辱；(2)知惧，知道越南、缅甸、朝鲜、埃及和波兰的可怕命运；(3)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4)知要，知道中学和西学的要点_前者是实用的而不是考古的研究，而后者是政治体制而不是技术；(5)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前两点强调外国入侵的危险，随后两点是改革的方法，最后一点是传统道德的重要性。本质上，他的要旨仍是再次肯定中国道德传统的优越性，并且利用西方的科技来完善而不是取代这种道德传统。

『中体西用』 这句简练的口号，体现了张之洞的思想，即复兴儒家为国家的道德基础，采用西方的器械以备实用。这里，他实际上是在玩弄而不是正确的解读体(物质，原则)和用(用处，实用)的概念。中学和西学都有自己的体和用；他提出的体和用的混杂物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后者一定会影响前者。张之洞聪明但不正确的原则，是抵抗保守派攻击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顽固派，也不能责备他背叛儒家和中国传统。站在这个无懈可击的立场上，他继续为变革的必要性辩护。

张之洞说，不可改变的是基本的人际关系，而不是法律和制度；是圣人之道，而不是机器和工具；是人的思想和意图，而不是那些奇技淫巧。向外国人学习并不可耻，因为孔子自己不是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吗?中国历史本身就充满了制度性变革的事例：从诸侯林立到大一统帝国，从雇佣兵到府兵制，从战车战到骑兵和步兵战，从古文到今文，从物物交换到现金买卖。商鞅(卒于公元前338年)变法、王安石(1021-1086年)变法和历史上其它的变法都非常有名，即使是清代也不乏革新。早期在关外倚仗骑兵和射手作战的诸王，就改用大炮来镇压三藩叛乱；乾隆皇帝(1736-1795年)部分修改了科举体制；嘉庆皇帝(1796-1820年)在八旗兵和绿营兵之外创立了地方团练制。其它著名的变革包括创设厘金(通行税)、创建长江水师、设立新疆省、建造汽船和开通电报线路，所有这些都表明变革是不可抗拒的。张之洞靠着这一套思想及在武汉的强有力的基地，挑战了翁同稣在近代变革的领导地位。

1895年后，除了极端保守派外，变革似乎成了官员和学者们的共识，就像宫内北派领袖大学士徐桐(1819-1900年)这样的反动角色，也承认变革的用处，并试图让张之洞到北京来领导这一运动。但作为南派首脑的翁同稣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意图，保住了变革领导的地位。为巩固他的地位，他向年轻有为的士子和官员寻求支持，这些人在地位和年龄上都远逊于他，不会威胁其领导地位。康有为便是其中的一位，翁有意使他在这场温和变革中成为自己的主要助手，于是便把他推荐给皇帝。但康是一位与翁同鲜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人物_实际上，他是个有自己计划的激进改革者。

急进的改革者：康有为和粱启超

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位非凡人物，但他的思想却在两个极端之间激烈摇摆。他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富裕的家庭，七岁能文，被称为神童。他专心于圣人之道，由于经常引用圣人的教诲，因此赢得了『圣人为』的绰号。他18岁时成为广东理学大师朱次琦的学生。朱次琦强调中国的政治历史和学问与世事联系的重要性，康在其门下受教多年，从而打下了理学的牢固基础。

离开老师后，他山居独学， 想创建自己的学派。至此，他的思想背景完全是传统的，不受西方影响的。两年后， 他从自我强迫的隐世生活中复出，前往北京。他在归途中，像他以前到香港那样，参观了上海租界(此时是1882年)。在这两个英国控制的城市中，市政的条理和效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想，如果西方的殖民管理能有这样好的结果，那么，宗主国又该是多么进步啊!他对西方的兴趣油然而生，急切地购买和阅读所有能买到的江南制造总局和传教士组织出版的译着，包括《万国公报》。全新的景象突然呈现在他面前：他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及其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岌岌可危的处境。他接受了传教士的观点：西方国家所显示的进步不仅必要，而且令人向往。1883年，他毅然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把注意力转向新颖的西学。

1888年，还是平民的他(没有官职)尝试着向皇帝上书，其中，他赞扬日本仿效西方列强道路的现代化，主张中国亦应仿效，并对舆日俱增的外国入侵的威胁提出警告，这封上书送到国子监。国子监的官员因怀疑康神经不正常而拒绝转呈给皇帝。康意识到，要成功地推进改革，就必须：(1)取得知识界的学术领导权；(2)争取皇帝的支持。

康返回广东讲学着书，并以一个离经叛道者的名声吸引了年轻的学者，梁启超(1873-1929年)是其中之一。粱也是一位神童，十七岁即取得举人功名，随即受康有为的吸引，成了他的学生。康在学生的激励下，于1891年在广东开办了万木草堂，并在这里讲解经学，推进改革思想；他还经常到附近的圣公会图书馆，阅读有关代议制政府和君主立宪制方面的书籍。

今文经学运动 此时，康有为的思想倾向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变化，他像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起初是一位理学学者，现在却满腔是对西式政治改革的火一般的激情。廖平是今文经学派的支持者，其著作 中有助于改革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康有为，以至于他放弃了过去理学思想。康发现，能够用今文经学运动来推进自己的事业。

今文经学指的是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汉(公元前202-公元前220年)时期的经典及评注，与更早时期的古文经学相对。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的焚书大概销毁了所有的古代典籍，而随后的前汉学者，就把用当时字体『小篆』写就的古典经书当成真实不虚之作。这些今文学者控制了前汉时期的思想界，但到前汉末年，孔子的一位后裔 聋称在祖先房子的墙壁里，发现了用『蝌蚪文』写就的古代典籍。虽然当时很多学者怀疑这些古典文本_古文经学的真实性，但在篡位者王莽统治下短命的新朝时期(8-23年)，一位叫刘歆(约公元前46-公元23年)的学者竭力去证实这些文本。随着新朝的灭亡和汉朝的复兴_现在称为后漠(25-220年)，古文经学派衰落了。然而，到了后汉末年，出现了几位伟大的古文经学家，包括执学术界牛耳的大家郑玄(127-200年)。从此，古文经学地位上升，而今文经学衰落了。

清时金石学的复兴和随后在校勘方面的兴趣，更新了古老的今古文对立的话题，清代今文学者集中关注的主题，是已遗失了两千年的学问_公羊学。

康有为决定夺取今文经学运动的领导权，把公羊学的关键思想揉合进自己的著作，借此支持他提倡的改制。1891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主要著作《新学伪经考》，揭露诸如《周礼》、《仪礼》、《左传》和《毛诗》之类的古籍为伪作。康大胆地认为：(1)秦焚书并未殃及六经，儒家典籍完好无损地传给了后世；(2)因此，前汉时期并无古文这样的东西；(3)孔子时代使用与秦汉相同的『小篆』字体；(4)所谓的古文是刘歆伪造的，是歪曲儒家『微言大义』的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饰经佐篡』。 抛开历史的严密性，康一针见血的观点，大胆的假设和尖刻的批评，如同一场飓风横扫清朝思想界。他对古文的攻击，激发起怀疑精神，同时表明了重新评价古代典籍的必要性。

1897年，他完成了第二本着作《孔子改制考》。 他大胆论断：前人认为孔子只编纂六经是错误的；实际上，孔子著述六经及借此推进改制。其它的周代(公元前1122-公元前256年)和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思想家也像孔子一样提倡改制，所有这些人都在取法过去的托词下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们杜撰了理想化的辉煌过去，使当代的统治者相信变法是明智的，如同尧(公元前2357-公元前2256年)舜(公元前2255-公元前2206年)所为。这一切与历史事实毫不相关。通过推论，康实际上主张，既然改制为.孔圣人和过去其它的伟大思想家所拥护，那么，它在道德上就庶几无错了。通过这巧妙的曲解，康将对至圣先师的认同作为对付反改革者的盾牌。

今文学派某些隐晦的概念，完全被康用来推进自己的事业。『通三统』的概念，他解读为意指夏(公元前2205-公元前1766年)、商(公元前1766-公元前1122年)和周(公元前1122-公元前256年)这三个伟大的古代王朝，而王朝之间迥然不同，因此，变革是历史的内在本质。另一个概念『张三世』被他解释为，意指世界由『据乱世』进步到『升平世』，并最终到达『大同世』。简而言之，变化越多，进步越大。实际上，这些概念并非康的首创，而是从廖平那裹借用的。 但是，他综合并阐明了现存的今文概念，用他不寻常的解释来冲击思想界，并证明在人类的发展中，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的第一本书是飓风，那么，第二本书就是地震。知识界为他不合道统的解释所震惊：顽固的保守派指责他『惑世诬民』，而正统的儒家学者给他的解释以『野狐』的污名。 即使如此及尽管第二本书遭禁，康作为今文学派的主要支持者已声名鹊起。

这两本书基本上重新解释了古代的著作，但他的另一本完成于1887年初的著作《大同书》则是他自己的独创，内容非常激进。但书中很多思想受到了古书《礼运》的影响，有的部分这样写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谓大同。

受这些乌托邦式的思想的鼓舞，康设想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其中：

1．没有国家：整个世界在一个单一政府之下被分成不同的地区；2．中央和地方政府民选产生；

3．没有家庭或家族，而是男人和女人同居一年后，每个人可以交换伙伴；4．建立孕妇产前教育制度，为婴儿设立托儿所；5．儿童按龄上幼儿园和各级学校；6．成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农业、工业和其它的生产事业；7．病有医院，老有养老院；

8．根据工作收入，有公共宿舍和餐厅供所有阶层的人享受；9．对发明者、发现者和那些在产前教育、托儿所、幼稚园、医院和养老院的建立中贡献非凡的人给予特殊的奖励；10．死人火葬，化肥厂建在火葬场附近。

他的学生看到这本乌托邦式社会主义的著作，但它并未公之于众。因为康断言现阶段是个混乱的年代，只能讲『小康』而不是『大同』。万木草堂的学生们为这些新观念所鼓舞，并乐此不疲地讨论。

康有为努力争取认同 虽然康为自己树立起极大的名声，但他还欠缺较高的功名，以达到出仕的资格。他的天才学生梁启超已在1889年获得了举人头衔，但康直至1893年才获得。1895年，他们两人一起前往北京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这是个国家蒙羞的时刻，因为日本打败了中国，并正在马关对和会颐指气使。义愤填膺的康、梁起草了一份万言请愿书，并集结了603名举人 的签名来抗议和约，是谓『公交车上书』_『公交车』是靠官府驿站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的别称，某些人把这次当作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他们督促清廷：(1)拒和；(2)迁都再战；(3)变法。并且尖锐地申明：『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倘使今日而能变法，则可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祸更有甚于今者。』 这份上书被送到都察院，然而因为直率尖锐的言辞和慷慨激昂的弦外之音，都察院拒绝将它呈交给皇帝。

康的大胆地动员举人、对经书异于传统的解读，以及对改革的提倡，极大地激怒了保守分子，会试主考官徐桐决定不录取他。由于所有的试卷都是封名的，徐桐只能寻找一份风格怪异及观点异端的试卷_他以为这是康的特点。发榜时，徐桐否定的试卷却是梁的，而康的试卷是与儒家道德和中国传统严格一致的典范。虽然康和梁成功地骗过了徐桐，但在随后的殿试中，考官 故意歧视康。结果，虽然他取得了进士的头衔，但并没有被任命进入令人垂涎的翰林院，而是去了六部中最微不足道的工部任主事。康恃才傲物，不去上任，相反，他决定集中精力透过一连串的上书来获取皇上的注意。仅仅六品主事的职位使他没有资格向皇上直接上书；他还是不得不请求他所在的部或一些其它的部门来递交上书 @康在1895年5月29日的第三份上书，由都察院于6月3日呈交给皇上，这份上书建议富国、养民、育士和练兵。皇帝为这些观点所打动，命令将它抄呈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将军。这标志着皇上开始知道康。但他的下一份1895年6月30日的上书却为都察院和工部两方所阻，这份上书建议持续变革和开设议会。

这时，康、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组建和参与『学会』及报纸。1895年9月，他们加入强学会，其它成员包括另一位帝师且曾担任过几个部尚书的孙家鼐、袁世凯和几十个英美人士。保守的改革者翁同稣和张之洞对学会兴趣盎然，张之洞还捐赠了5,000两。学会每十天主办关于改革的演讲，并从事其它各种各样的活动，诸如翻译西方和日本的书籍、发行报纸和设立图书馆、博物馆、政治学会。康有为个人捐款给梁启超担任主编的日报《万国公报》， 该报日发行量2,000份。报纸上许多与改革相关的思想，是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出版物那裹借用来的。康亲自会晤李提摩太，梁担任秘书。由此，广学会和改革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支持。

在上海，有多达三十份推动改革的报纸和杂志；在天津，1897年11月，出版了由严复(1854-1921年)主编的有名的《国闻报》，他是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局的一位著名的毕业生和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者(见第十七章)。在此，他出版了译作一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介绍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在湖南，进步的巡抚陈宝箴邀请梁出任新创立的长沙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梁关于治理不良、有必要改革和人民主权的思想在这裹得到了充分的阐述。进步人士随后成立了『南学会』，并出版《湘报》和《湘学报》。一贯以保守性闻名的内陆省份湖南，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进步中心。至于康本人，他在几个省旅行、演讲、推动改革的进程。三年之中，他推动了许多学会、学校和报纸的创办，大多是在湖南、江苏、广东和北京。

康有为的崛起 1897年德国租借胶州和随后其它列强攫取特权的行动，加速了一场新的民族危机的到来。康有为赶赴北京作第五次上书，对被瓜分的危险提出警告，认为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他建议皇帝从三个方面行动：(1)采法俄日以定国是；(2)大集群才以变政；(3)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上书的结尾提出警告，任何延误将招致进一步的外国入侵和王朝的最终灭亡。工部尚书因为它的直言不讳而拒绝呈交上书；但是，上书的内容在上海和北京很快流传。尽管如此，上书还是到不了皇上那裹。康为此想回南方，但在翁同稣的劝说下留了下来。由于翁的外交事务知识有限，又受到张之洞的挑战，所以私下裹希望康担任自己的助手。翁支持给事中高燮曾在1898年1月11日的荐言，即康应当受到皇上的召见。翁对皇帝说康的才能强己百倍，皇帝应就改革事项亲聆其见。光绪皇帝随后准备接见康，但恭亲王奕欣提醒他，宫中成例不允许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皇帝勉强地作了让步，但命令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康。

这一有名的会见于1898年1月24日进行，康第一次正式宣传自己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述，会见的精彩部分包含如下对话：

荣禄 ：『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用于祖宗之法乎?』兵部尚书廖守恒：『如何变法?』

康：『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乎?』康：『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今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以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会见持续到黄昏，荣禄第一个离开，他明显厌恶所听到的东西。翁同稣也在会场，他有点被康的急进观点所困扰，他形容康『夸大其辞』和『狂甚』。

当皇帝看到报告时，他非常想召见康，但又一次被恭亲王拦住了。但是，1月29曰，光绪皇帝命令，允许康随时上书，宫廷官员不得阻挠和延误。康接近皇帝的门路因此有了保证。他的一份早先未被转呈的奏折现在到了皇帝手中，皇帝被其中直言不讳的陈述深深地打动了：如果不改革，皇帝将来很可能连作一个平民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会像明代的最后一个上吊自杀的皇帝那样凄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皇帝评价道，只有一个赤诚的人才会不顾自己的性命说出这样直率的言词，光绪对康的信任稳步上升。

1月29日，康第六次上书，要求皇帝选定国策、遴选才俊担任公职和创立『制度局』协助改革并草拟宪法。另外，应建立十二个管理局，每一个都类似欧洲的部：司法、金融、教育、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文化、国际交流和武备。在各省，应创立各级民政局，各地区设分局。各级局长应具有同总督和巡抚同样的地位，地区分局的官员应负责所有像教育、公共卫生、农业和警务这样的管理事务，只有诉讼和税收归普通地方官员负责。光绪皇帝对这些新奇的主意印象深刻，要求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臣商讨。

1898年2月，康第七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为使皇帝了解西方的改革，康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它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每天阅读这些手册，实行一场改制的决心更大。

1898年5月30日，恭亲王奕欣去世，康敦促翁同稣立即加速改革。翁同稣认为，康飙升的声望和对皇帝越来越大的影响，是对自身地位的威胁。翁催促他离开北京以避开保守派的攻击和弹劾，但康不以为意。6月8日，他第八次上书，不久之后，他又一次要求皇帝采取明定国策的决定性步骤。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发布了第一道改革法令，催促亲王、官员和普通百姓在不抛弃中国基本的道德教化的情况下，努力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之后，翰林院学士徐致清劝说皇帝亲自接见康。会见于6月16日进行。四个小时会晤的某些精彩场面_如梁启超所说_如下：

在皇帝问过他(康)的年龄和资历后，康说：『四夷交迫，分割存至，覆亡无日。』皇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今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所谓变法者，须自法律制度先后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皇帝同意康的设局研究各种体制的建议，并说：『汝条理甚详。』康：『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皇帝扫视了一眼屏风外面，然后叹息着说道：『奈掣肘何?』康：『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过了好长一会，皇帝点点头，说：『汝下去歇歇……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

康站起来离去，皇帝目送他出门。宫里的侍从说这么长的召见还从来没有过。

同一天，即6月16日，康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章京。三天后，他又一次通过总理衙门上书，要求采用一项变法的国家政策和设立政府制度局。皇帝完全被康拉拢过去，他命令此后康无须通过任何机构上书，可直接呈交。此外，皇帝要了几本康的书：《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和《英国变政考》。光绪现在完全确信了改制的紧迫性。康年届四十时，把皇帝抓住了，成了一场激进变法的领导者。

百日维新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在1898年之前十年的发展，可以归纳如下：他相信，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管理程序，是在中国自成一统、与西方列强没有发生联系的时候所制定的。统治王朝的主要考虑是防范内部的叛乱和起义，因此就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管理中繁琐的制约监督制度及科举考试中的非实用性质。现在，时代变了，内部安全不再是国家的唯一忧虑，旧的帝国体制彻底过时了，政府必须考虑对外关系和工业化的新问题，并相应地使其结构现代化。但为实现这个基本的变革，皇帝必须从皇太后手中夺取权力，在康的眼中，皇太后是进步的主要障碍。早在1888年，在康的第一份上书中，他就说：『国事蹙迫，是女谒阉寺弄柄所至。』在1895年6月30日的第四次上书中，康再次催促皇帝整顿行政，根据他个人的睿智来决断。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被不断引述，以作为光绪的榜样；鉴于中日之间地理上的临近和文化与社会的相似，康有为特别强调，日本的经验值得仿效。具体地说，康建议：(1)革新科举制度和法律规范；(2)设立政府制度局和创设十二个新局来取代无用的军机处、六部和其它现有的机构；(3)设立各级民政局和地区分局，作为地方自治的初步形式；(4)在北京设立议院；(5)设立国会；(6)采用宪法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简而言之，康设想以君主立宪制来取代老化的『儒家王朝』的体制。

这样宏大的计划是保守派改革者做梦都不敢想的，翁同稣震惊不已。翁在改革的领导权和皇上的恩宠输给康以后，也因为保守派指责他把康引见给皇帝而烦忧。因此，翁转而阻碍康的工作。1898年5月26日，皇帝要他收集一套康的著作，翁诋毁地说：『臣与康素不往来……此人居心叵测。』皇帝问他为什么以前没提到这一点，他答到：『臣最近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才发现的。』皇帝不理解翁态度上的突然转变，他被翁对康的轻蔑的评价深深地伤心了，因为皇帝现在已非常尊敬和喜爱康。翁和这位皇帝学生之间的那种长期信任和亲切的关系看得出是创伤了，皇帝变得能够接受黜退翁的提议了。这个提议由康的支持者们策划，以便为他们的领袖扫清道路。他们罗列罪名弹劾翁，包括从受贿到长期主宰户部时的胡作非为。皇太后痛恨翁把皇帝引入歧途及把康引见给皇帝，这样，在皇太后的准许下，翁于6月15日被解除了所有官职。

现在，皇帝和康在大胆的变法计划中加速前进，光绪因为害怕皇太后，不敢委任康进入非常重要的军机处，但他把康的助手安排在几个关键的职位上：7月3日，授予梁启超六品官衔，负责翻译局的工作；9月5日，授予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四个改革派人士四品官衔，任命他们为军机处章京。林和谭两人是康的学生。这四个章京成了皇帝和康之间的联系纽带；他们实际上是改革执行者_草拟所有重要的法令、阅读所有与改革有关的奏折，而对变法冷漠的军机大臣就被闲置了。

新政的精神表现在1898年9月12日的法令中，这些观点前所未闻，而且开明，即中外政府的基本原则一致，变法只是实施那些在西方已被证明是正确、有效和有用的方法原则：

国家振兴庶正，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若彼中全无调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家身，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

从6月11日到9月20日的103天中，教育、行政管理、工业和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的约40到55项变法法令很快地陆续颁发：

壹、教育

1．废八股改试策论(1898年6月23日)。

2．设立京师大学堂(6月11日，8月9日)。

3．各省设立新式学堂，致力于中学和西学的研究。各省会的书院改为学院，府州县学改为中学堂，乡学改为小学堂(7月10 日)。

4．设立编译学堂(8月6日)。

5．创办京师大学堂附属医学堂(9月8日)。

6．出版官办报纸(7月26日)。

7．举行政治经济特科考试(7月13日)。

贰、行政管理

1．裁撤冗员和不必要的机构，包括：a．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膻寺、太常寺、太仆寺、大 理寺。

b．湖北、广东和云南巡抚。

c．东河河道总督，漕运屯卫和盐运使(8月30日)。

2．任用政府中的进步人士(9月5日)。

3．涤荡拖延陋习，并且删改旧例，另定新则，提高行政效率 (6月26日)。

4．士民上书言事，不许稍有阻隔(9月11日)。

5．允许满人经营四民之业(9月14日)。

叁、工业

1．建设铁路(6月25日)。

2．发展农工商(6月20日)。

3．奖励发明(7月5日)。

4．美化京师(9月5日)。

肆、其它

1．高级官员游历外国(6月12日)。

2．保护传教士(6月12日)。

3．改进和简化法规(7月29日)。

4．筹备预算(9月16日)。

虽然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全力推行改革计划，但却受到大多数中央和省级高级官员的抵制。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即使是较开明的总理衙门对十二个新局的提案也感到不快。至于省级机构，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漠视或者延误改革法令。这些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敢于挑战或藐视皇帝的命令，是由于他们完全清楚，真正的国家权力不在皇帝手中，而在不赞成改革的皇太后的手里。

皇太后与政变

虽然自1889年慈禧太后就退居颐和园，但她还是紧紧地掌握着政府权力。她对最高权力十分敏感，不能忍受削弱其最高地位的任何变革，不论是保守的还是急进的。

任何影响儒家道德规范概念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激进变革，特别是影响慈禧太后地位和权威所依赖的孝亲概念，都是威胁。因此，她对焚烧祖宗牌位、鲁莽的行动和仿效日本_最后一个太羞辱人了_提出警告。 翁同稣或张之洞所提倡的保守性改革更适合她的胃口，他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对她有吸引力，迎合她的心理状态。据说，在『百日维新』开始的时候，她告诉皇帝：『只要你保留祖宗牌位，不烧掉他们，只要你不剪掉辫子，我就不会干预。』 简而言之，她接受一种不推翻基本制度或不威胁她权威的适度重组。

但是，随着变法的推进，由于废除八股文、裁减机关冗员和三个巡抚职位，以及大量的清除行政中的祖制和传统程序等其它激进变革，太后警觉起来。她本能地把变法当成是一个从她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而这正是康和改革派人士的企图。现在，变法成了皇帝和皇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一直在两人之间起缓冲作用的皇帝的母亲、也是皇太后的妹妹在1896年6月去世以后，矛盾激化了。1898年6月，随着一直试图调和两人的翁同稣被黜退，妥协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太后下定决心要教训皇帝，而在这一点上，她受到了太监总管李莲英的影响，这个人在内宫的腐败行径是进步人士所不能容忍的。

皇太后在荣禄的支援下，唆使一名御史，奏请皇太后和皇上于10月份到天津阅兵，那时，荣禄及其军队将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来废黜皇帝。 皇帝发誓不去检阅，而皇帝即将被废黜的谣言遍布北京。康建议皇帝在上海建立新都，剪掉辫子，改换服装，采用新国号来标志新的开始。改革派也制定了接近袁世凯的计划。袁世凯是荣禄的属下，正在天津附近训练一支七千人的新军，以前同情过变法和强学会。9月14日，袁到达北京，两天后他得到皇帝的召见，皇帝赞扬他在训练军队上的成就和对新学校的赞助，预授他候补侍郎的头衔，暗示他以后可以独立于荣禄行事。

9月18日，荣禄调动部队到天津和北京，并命令袁返回天津。袁以他还在等着与皇帝的另一次会见来搪塞。改革派感到形势的严峻，于是派谭嗣同当晚(9月18日)去见袁，催促他在即将到来的检阅式上保护皇帝。谭劝袁说：(1)包围颐和园，(2)杀死荣禄，而他自己(谭)负责派刺客去干掉那个『老朽』(皇太后)。袁巧妙地回避任何承诺，告诫谭行动不要过于仓促。他提出一项含糊建议来敷衍谭，即在不久就要到来的天津检阅式上，皇帝应尽快到自己营中下达杀死荣禄的命令。 谭告诉康所发生的一切。很明显，袁不会合作，康决定逃离首都。

9月20日，皇帝召见袁时，似乎是给了他一道秘密的诏令，任命他在完成使命后担任直隶总督。下午三点钟，袁返回天津，把全部的密谋告诉了荣禄，荣禄立即乘五点的火车到北京。 后党害怕迟则生变，提前了政变的日期。9月21日，西太后突袭帝宫，截取了所有的变法文件。就在那一天，她公开地宣布皇帝疾病缠身，她不得不接管执政。在她的生命中，皇太后第三次在一道丝织的帘子后面重新执政，而皇帝被拘押在宫殿西面的中南海瀛台。经过103天后，变法戛然而止。

逮捕康和改革派人士的命令很快就签发了。康已于一天前乘一艘从大沽到上海的英国汽轮离开了北京。同时，英国政府指示上海的总领事援救康。9月29日，康在一艘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安全抵达香港。康在得到东京政府答允保护之后，从香港乘船赴日本。 梁启超则逃进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在它的帮助下也逃到日本。本来谭嗣同可以出逃，但他发誓做一名殉道者，他宣称：『自古以来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仅仅委任十六天的四个供职军机处的改革派人士，还有监察御史杨深秀、康的弟弟康广仁，未经审判就全部处决了。他们一起被称作『六君子』。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翁同稣被永远剥夺出仕资格，因为陈提议任命四位改革者任职军机处，而翁此时已经因为把康有为引见给皇帝而被黜退。总共二十二个改革派人士被逮捕、监禁、解职、流放和剥夺财产；康的著作遭禁。

大多数的变法措施被推翻，而『百日维新』期间废除的七项冗职和三个巡抚职位得到恢复，八股文也恢复了。朝廷关闭了政府出版社；禁止结社；下令逮捕上海、汉口和天津的出版者和编辑；禁止百姓就国事上书。

但在某种程度上，适度的改革仍在继续。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和省会的学堂被允许存在。如果他们适合本地情况的话，地方和乡级的中学和小学也可继续运作。各省政府受命，可以取消或合并多余的机构和辞退闲置的官员。某些和翁同稣有关联的人保留在重要的职位上：礼部尚书孙家鼐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协理京师大学堂；前直隶总督王文韶任命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同时任总理衙门大臣。重印冯桂芬的《校芬( )卢抗议》，宣传保守的、有限的改革思想。皇太后清楚地表示，变法自身并不坏，但是康有为把它搞糟了。

由于皇帝推进了一场完全忽视祖制的变法，依靠不可信任的人物和试图从皇太后手中夺取权力，因此，皇帝必须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慈禧向全国宣布他病得很重，而皇帝即将被处死的猜测广为流传。北京的外国使节警告说，任何有关皇帝的暗中的不幸事件都将招致干预。在外国的压力下，朝廷同意一位法国医生去给皇帝看病。正是这位医生的证实，外国人才相信皇帝还活着。一心要复仇的太后要求各省就废黜皇帝的可行性发表意见。在南京的总督刘坤一激烈反对这一主张，他尖锐地声明：『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虽然遭受了挫折，但皇太后无所畏惧。第二年的冬天(1899)，又一个废黜皇帝的企图在酝酿着，与王朝的惯例相反，慈禧太后为光绪帝挑选了一位储王。 光绪的生命重新让人担心起来。外国使节不接受皇太后庆贺已选定继承人的邀请，一千二百位上海名流致电总理衙门，要求保护皇帝。自然，这一切使皇太后恼怒异常。

变法失败的原因和影响

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有维新派缺乏经验、战略欠周详、皇太后独揽大权和保守派大力反对。

维新派缺乏经验 1898年，康有为只有40岁，而他的主要支持者梁启超才25岁，两人以前都没有在政府供职的经验。变革前，也没有出过国，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了解只囿于表面，而且对于西方的认识，也只是局限于所读的传教士的出版物和对香港及上海的殖民管理中的见闻。张之洞讥讽他们没有真正领会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这并不令人惊讶。

尤其是康有为，他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实践的政治家。他对现实政治没有太多认识，也没有运用过政治权势。他虽然能把皇帝拉拢过来作为权力的法律来源，但他忽略了国家的真正权力是在太后这一明显的事实。他急于求成，毫不考虑变法对其它人的影响。他天真地相信在皇帝的支持下，能克服一切困难。他意识不到，急进的变法实际上是对整个儒家统治的国家和社会的一场战争，最终只会激起来自多方面的强烈反对。废除八股文损害了所有毕生准备科举考试的生员的前程，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学习的东西不是政府所需要的了，于是发誓要『吃』了康。裁撤不必要的机构和三个巡抚的职位与创设十二个新局的建议，在所有现职官员中引发了解职的恐慌；要求任用有实际知识的人而不是按资历擢升现职者，在官场中引起不安全感；军事改革危及满族八旗和汉族绿营的特权，而反腐败的指责终止了太监总管李莲英最热衷的敲诈行为；变寺庙为学校的命令激怒了僧侣。除了皇帝外，所有的改革者都是汉人的事实，在满族人中间引起恐慌。所有这些人_儒生、官僚、军官、太监、僧侣和全体满族人_都要取消变法。

进步人士对等着他们的危险不是一无所知，康的弟弟早就劝他脱身，但决定除掉康的翁同稣以皇帝忍受不了看见他离开为借口，劝说他留下。康自己对皇恩感激不尽，不想离开，说生死在天，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康的弟弟和梁计划以公使的身分送康有为去日本，但皇帝派出的是另一个改革派人士。 皇帝实在太依赖康了，不允许他离开。而康过于骄傲，不愿半途而废。太后进攻时，维新运动仅实行了103天。

慈禧的权势 自1861年以来的三十七年，皇太后一直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人物。她经验丰富及地位牢固，一小撮缺乏经验的改革派人士动摇不了她。虽然她在1889年就退下去了，但她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政治和军事事务。她在军机处的亲信向她报告所有的政策决策，宫里的太监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她在天津的党羽荣禄掌管北洋军队。没有一件事能逃得过她的法眼。荣禄的部队驻扎在大沽、天津、通州和京畿，随时保卫她的利益。这些士兵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可能派不上用场，但足以挫败改革派在国内的任何行动。确实，自1861年的政变以来，荣禄一直是皇后的近身侍卫。不直接掌握任何军队的皇帝和理想化的改革者只能求助于袁世凯，但后者过于精明和见风使舵，他知道皇帝和太后之间争斗的最终结果。袁选择了胜利的一方，加速了变法的失败。

保守派的反对 自认是儒家道德传统守护者的保守派 攻击改革派『无君无父』，在提倡民权和个人平等时混淆了人际关系中基本的『三从』。康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怀疑古文献的真实性，在这些儒家道德的捍卫者眼里不啻是亵渎和异端。叶德辉斥责康利用圣人谋私利，讥笑他：『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况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他轻蔑地宣称：『其言即有可用，其人必不可用。』即使温和的改革派和那些同情改制的人都难以接受康的解说。使康德到皇帝关注的翁同稣在读过《新学伪经考》之后，评述康有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吾惊诧不已』。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评论说，康的《孔子改制考》超出了对儒家的寻常的学术解释，含有危险和令人生厌的政治暗示。孙家鼐是变法的同情者和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也批评这部著作，如他对皇帝说的那样：

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已。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

因此，康才智的发挥为他赢得今文学派支持者的巨大声誉时，也疏远了一大批温和而谨慎的学者，他们实在无法接受康作品中危险的意含。康取自素王(无冕之王，指孔子)的名号『长素』，具有『无冕之王的忠实追随者』或完全是『永远的无冕者』的双重含义，这真是个尖锐的讽刺。

总而言之，康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实践的政治家。他的激进改革是一次挽救清王朝的勇敢尝试，但它也标志了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强运动开始的渐进变革总趋势的突然断裂。变法明显地远远超前于它的时代。鉴于王朝全面的衰落和老化，人们怀疑，即使变法得以全面实施的话，他的计划是否能挽救得了它。

1898年维新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是众多而深远的。首先，它证明从上而下的进步改革是不可能的。其次，在皇太后和重返政坛的顽固保守派的控制下，宫廷根本不具备领导能力。它怂恿排外主义和鼓励义和团事件，导致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它遵循反汉的政策来迫害改革者，因而扩大了满汉之间的分裂。反动的军机大臣刚毅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而满人之害也。设吾有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第三，越来越多的汉人感到，他们的前途在于彻底地推翻满人的王朝，这样的事业无法通过和平的变革实现；只有来自下层的流血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孙中山带头推进了这一事业。

◇第十六章 义和团事件，1900年

1898年戊戌政变翻转了整个权力结构，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势力，反动的满人重新占据了要职。荣禄、裕禄和启秀进入军机处，而顽固保守的军机大臣刚毅日益得到太后的宠信，对太后的影响较之荣禄更大。由于对国际政治的现实毫无所知，这些人拒绝外交和与各国互相迁就，反而提倡一种顽固的抵制政策。在他们的影向下，太后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作出更多的让步。考验的时刻来了：1899年2月，意大利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她下令浙江巡抚不用犹豫地击退敌人的登陆；10月，意大利人屈服了。新的不妥协政策的作用得到了确认。1899年11月21日，太后自豪地训令各省当局不要再抱媾和的幻想。

义和团事件的背景

强烈的排外情绪不仅充满太后统治下的宫廷，也渗入士人、官员、士绅和广大的民众中。半个世纪的外来羞辱，无论战争还是媾和，都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在中国土地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公使，咄咄逼人的领事、气势汹汹的传教士和自私自利的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折磨人的不公正的感觉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报复欲，直至在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中爆发出来。当然，大量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因素也导致了这场运动的爆发。

对基督教的憎恶 受儒家、道教和佛教教化的熏陶，中国人憎恶在炮舰保护下入侵的基督教。1858年的《天津条约》允许基督教在内地自由传播，1860年的《北京条约》保证了传教士租赁和购买土地建造教堂的权力。在国旗和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在中国自由地活动。由于他们很难争取到皈依者，所以便转而为皈依者提供补助金和为他们提供免受官方或非官方干扰舆侮辱的保护。 中国人轻蔑地称这些本国的基督教徒为『吃教』，也就是他们靠来自于教堂的收入为生。确实，那些接受金钱上的补偿来换取信仰的人，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大多数人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穷人，时常利用舆传教士的联系来欺凌乡邻，躲避法律。这些皈依者卷入麻烦和诉讼时，传教士经常来帮助他们，替他们向地方官求情。传教士对教民的庇护能力、对官府的影响能力，以及提供金钱财富的诱惑力，在公众面前显现出来，吸引了弱者和投机者入教，但强者和有民族自豪感的人却厌恶这些传教士。

乡绅把基督教当成是社会上一个分裂的、虚妄的和异端的教派。皈依者不向菩萨磕头、不崇敬孔子和祖先、不参加本地祭祀鬼神的节日活动，这大大地激怒了乡绅。作为自我标榜的儒家礼仪的卫道者，他们憎恨任何外来宗教和思想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他们往往是宗教事件的秘密煽动者。作为在中国的一种『异端』信仰，基督教成为排外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因和焦点。

民众对帝国主义的怒火 由于1897至1898年外国入侵步伐的加快，一种濒于灭亡的感觉与日俱增。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前，康有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越南、印度和波兰的危险。进步人士建议通过激进的改革来进行民族自救，而反动派和愚昧无知之流却渴望通过杀死外国人来发泄他们的怒火。

外国经济支配下的艰难生计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进口商品的涌入，对民族经济产生了一种阻抑的效果，而固定不变的5％的从价关税摧毁了中国的保护性关税。外国棉布售价仅为中国土布的三分之一，这导致国内的纺织者和纺织品制造者破产。家庭手工业在外国竞争面前每况愈下，很多的工人失业。太平天国时期，生活的困苦加剧了；由于饥馑流行，穷人成了土匪、游民和滋事者。虽然，许多极度贫困的人首先把自己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但他们最终把仇恨转向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以外来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引发暴乱。

太平天国后期，外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外国对中国市场支配的不断加重，而且，自强运动时期(1861-1895年)引入了大量的洋式企业和工业，还有相当数量的外国资本。1899年，中国的贸易赤字为6,900万两，政府预算赤字约为1,200万两(1.01亿两的支出对8,900万两的税收)。为平衡赤字，朝廷增加税率，并恳求各省捐款，这一负担最终落到了百姓头上。当生活对所有深受压榨的人来说变得不可忍受时，他们便在盗贼行为和秘密会社中寻求宽慰。

而且，外国铁路设施大大破坏了传统的运输体系。两条老的南北干线_大运河和从汉口到北京的陆路_在与铁路的竞争中失败，成千上万的船夫、车夫、客栈店主和商人失业。随着南来的贡米运输在1900年变成现金支付，大运河差不多就成为明日黄花了，这引起了沿岸城市和百姓生活的衰败。

到十九世纪末，乡村工业破产，国内商业日下，失业日增，民生日艰，这些都在困扰着中华大地。很多人把这个令人遗憾的现状归咎于外国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和控制。因此，对外国人和外来事务的敌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然灾害 经济凋敝之外，一系列的自然灾害进一步加重了生活的艰难。1852年，黄河从河南改道至山东，1882年后经常泛滥。1898年，黄河再次决堤，淹没了山东境内的几百座村庄，患及一百多万人。相似的水灾也发生在四川、江西、江苏和安徽。好像洪涝还不够似的，1900年华北大部(包括北京)一场大旱接踵而至。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士大夫把不幸归咎于外国人。他们坚决认为，外国人宣传异端邪教和禁止崇拜孔子、菩萨与祖先触犯了神霰。外国人被指控在修铁路时毁坏了地里的『龙脉』，在开矿时放走了山中的『宝气』。士绅认为外国人应对破坏土地的平静和扰乱『风水』的自然功用负责，因为这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争辩说，如果中国要安宁、美好地生活的话，就必须消除这样恶劣的影响。问题是如何能驱逐拥有坚船利炮的外国人?中国是一个贫穷、衰弱的国家，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赶走他们；但一些人天真地相信，中国可以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来使枪炮不起作用。

正是在迷信、经济萧条、极度贫困、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公愤和憎恨传教士的氛围中，一场大规模的排外暴乱在1900年爆发了。

拳民的缘起

『拳民』是外国人给一个叫做义和拳的中国秘密会社成员所起的名字，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都练习传统的武术_打拳。义和拳是舆煽动1796-1804年叛乱的反清秘密教派白莲教相联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官方第一次提到义和拳是在1808年的一道上谕中，它描述了山东、河南、江南(江苏和安徽)出现了以义和拳和八卦教名义众集起来的带剑流氓，他们在集市上搭起帐篷赌博，欺骗本地人。尽管遭到官方的禁止，到1818年，义和拳扩展到直隶并继续其活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反朝廷的秘密团体呈现出了排外色彩，它发誓要杀死外国人及其中国帮凶。保守的山东巡抚李秉衡鼓励他们的活动，李的继任者毓贤同样反动，1899年时给他们改名为义和团_『正义舆和谐的民兵』。

拳民称外国人为『大毛子』、中国基督教徒和从事洋务的人为『二毛子』、那些用洋货的人为『三毛子』，所有『毛子』都要斩尽杀绝。

拳民的众神包括传说的和历史上两方面的人物。在他们崇拜的众多的神当中有玉皇大帝(道教神祗)、关公(战神)、诸葛亮(聪明的战略家)和项羽(西楚霸王)。

义和拳的纲领和最能吸引迷信的老百姓的基本要素是巫术，他们借此宣称，在一百天的训练后就可以不受子弹的伤害，四百天的修习后就能飞起来。他们运用符表、咒语和仪式来祈求超自然的力量。在战场上，他们一边低声念着一些据称能招徕天兵天将的魔咒，一边焚烧画有赤脚人像的一种黄色的小纸片。由于排外，拳民宁用旧式的刀矛，而不要枪炮。

拳民原先是反清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变得支持朝廷和排外了。 他们发誓要抓住『一条龙、两只虎和三百只羊』_龙标志着发起1898年改革的光绪皇帝、两只虎意指从事洋务的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而三百只羊指的是与外国人有关系的在京师的官员。拳民宣称，只有十八个朝廷官员应该活着，这些人当然是支持拳民的顽固反动分子。

朝廷庇护拳民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山东拳民在大刀会的名号下特别活跃，他们在这个省得到反动巡抚李秉衡的暗中鼓励。李秉衡巧妙地庇护他们制造的事端，并采用和解而不是镇压的政策。 但是，当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时，朝廷在德国公使的压力下解除了李秉衡的职务。 这一事件也给德国要求占领胶州湾以口实，由此触发了其它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1899年3月，毓贤被任命为已经十分动荡不安的山东省的巡抚。他像李秉衡一样排外，继续支持拳民和大刀会，命令各府县官员和地方官像对待废纸一样，不用理会传教士和皈依者的请求和抱怨。在他的保护下，拳民竖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巡抚用白银资助他们，并邀请他们设立拳坛来教练士兵。八百多个此类的拳坛突然冒了出来，集中在大运河以西的地区，而这里的百姓受水灾最甚。如前所述，毓贤以新名字『义和团』来尊称拳民。在官方支持的鼓励下，拳民对传教士和皈依者的攻击逐渐升级。

但是，1899年12月，外国的压力再次迫使朝廷撤掉了毓贤的职务。毓贤到北京称赞拳民可用，并把任何的镇压行动谴责为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反动的端亲王、庄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对他的陈词深感钦佩，一致向皇太后建议利用拳民；太后因为愤怒受挫于外国人而欣然接受了这一主张。毓贤被擢升为山西巡抚，他在山东的继任、积极支持镇压政策的署理巡抚袁世凯，不断被北京告诫不要惩罚拳民。1900年1月3曰，北京指示袁世凯使用劝说与安抚而不是镇压的方法，但他拒绝顺从这一指示，山东拳民遭到镇压。

但朝廷继续恩宠拳民，1900年1月12日颁布召令，凡为自卫和保护村庄而练兵者不应被视为土匪。4月17曰，朝廷宣布，安分守法的村民设团自卫符合古代『守望相助』之义；因此，此类活动不应被禁止。拳民变得更加的大胆、热情高涨，他们毁坏了象征外国奴役的铁路和电线。

1900年5月初，朝廷考虑把义和团组建成军队，但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反对。掌权的反动人物不愿罢手；刚毅不断地向皇太后劝告，拳民有神的保佑，并且刀枪不入_中国要赶走外国人所要倚仗的正是这种人。太后暗中要刚毅把拳民召至北京，在一场宫廷表演中，他们在火器前的刀枪不入被『肯定』后，她表扬了他们的首领， 并下令包括侍女在内的宫廷侍从练拳。王公大臣马上聘请拳民守卫住宅，并焚香供奉拳民的神。半数政府正规军加入拳民，两者间的区别消失了。人们如痴如狂地习武。

高涨的排外情绪使北京的外国使节警觉起来。5月25日，他们从天津港外的兵舰上调来警卫以作防范。总理衙门起初不同意，随后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调动，同时试图把每个公使馆的此类警卫的人数限定为三十人。但是，6月l日和3日到达北京的第一分队却包括了75名俄国人、75名英国人、75名法国人、50名美国人、40名意大利人和25名日本人。

拳民还得到了5月29日的另一则朝廷召令的鼓励，这则召令告诫各省官员，不要不加区分地攻击拳民，因为练拳的人中有好有坏。此类的官方认可燃起了拳民的激情，6月3日，拳民切断了京津铁路线，形势迅速失控。

至此，朝廷完全被反动分子所掌握。端亲王取代庆亲王成为总理衙门的首脑，徐桐和启秀也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外国使节得出结论，朝廷要杀死在京师的所有外国人。英国公使向天津的海军上将西摩尔(Admiral Seymour)请求紧急援助。 6月10日清晨，一支2,100人的各国联军乘火车离开天津，但在北京和天津中间的廊坊遭遇拳民。激烈的战斗发生了，阻止了外国人的前进。京津之间的电报线被切断了，北京的外国人前途未卜，令人极为关注。6月10日，拳民焚烧了英国使馆在西山的夏季寓所；一天后，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被董福祥的部队杀害，这位反动的回教徒将军先前曾向慈禧太后吹嘘，他有力杀外国人。战争之幽灵被放了出来，现在，这个饥饿的幽灵在华北大地上垂涎地游荡着，无法控制。

6月13日，朝廷宣布，由于使馆人员有使馆护卫的充分保护，无需更多的外国部队来北京。同一天，大量狂暴的拳民涌进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并杀死或活埋他们看到的中国皈依者。他们掘开传教士的坟墓，包括那些早期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6月14日，他们数次袭击使馆护卫，6月20日，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

在天津，拳民同样无法控制，他们焚烧教堂和出售外国商品与书籍的商店，杀死中国基督教徒，并且冲进监狱，释放狱中的伙伴，强迫总督允许他们从政府的军火库中自由地挑选武器。面临如此混乱的局势，港口外军舰上的外国军官决定占领大沽炮台。6月16日，他们猛轰炮台，并于一天后把它占领。同时，受阻无法到达北京的西摩尔分队决定杀回天津。

此时，端亲王和刚毅主张全面进攻公使馆，是洗刷半个世纪以来国耻的唯一方法。在这一点上，太后同意了。6月16日，四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研讨是战是和。太常寺卿袁昶谨慎地反对与公使馆公开为敌，他指出拳民刀枪不入是假造的。太后打断了他，并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会议未作决议，但发布了招募『年力精壮』的拳民入伍的上谕。

在6月17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太后命令通知外国使节，如果他们的国家打算开战，他们就得回国。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召开了，还是没有做出决定。第二天，一份来自裕禄的迟到的报告说，外国人要求大沽要塞投降。太后认为战争已正式爆发，于同一天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清廷宣布与各国断绝外交关系。她决心借助拳民同列强开战。许景澄(1845-1900年)，前驻俄使臣和吏部侍郎，受命通知外国使节在中国人的武装护卫下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对拳民从无好感的光绪皇帝握着许景澄的手，喃喃而言道：『更妥商量。』太后立刻叫道：『皇上放手，毋误事。』6月21日，裕禄的另一份奏折到了，言词模糊但相当赞许地摹画了在大沽和天津的前三天的战斗。信心来了，那一天，朝廷向外国列强宣战。

现在，朝廷正式下令各省组织拳民抗击外国入侵。在北京，拳民被官方承认为『义民』，给赏赐大米和白银。庄亲王和刚毅认为官方掌握了30,000拳民，端亲王指挥着总共1,400个小队，每队由100-300人组成。他们与董福祥部下的政府军汇集在一起，向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每活捉一个外国男人，庄亲王奖赏50两，女人40两，小孩30两。刚毅宣称：『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太后对公使馆的进攻了如指掌并全力支持；不用说，这使得政府内外的反动分子极为心满意得。他们把破坏公使馆看作是向外夷发泄痛恨、解除外国对京师的威胁、销毁朝廷支持拳民的证据和激发民众普遍的爱国精神的一种途径。

公使馆区内约有450名卫兵、475名平民(包括12个外国公使)、2,300名中国基督教徒和约50名仆人，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拳民则穿着与自己神奇的超自然感应相称的怪异服装，肩披着一头杂乱而蓬松的长发，迈着巫师般规整的步伐。

东南互保

6月21日朝廷宣战之时，东南部的省级官员_广东李鸿章、南京刘坤一、武汉张之洞和山东袁世凯_一致拒绝承认其有效性，坚持认为它是一个乱命、未经皇室适当授权的非法召令。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同日，他们也封锁了组织拳民抵抗外国侵略的命令。张之洞巧妙地把6月20日的关于各总督联合起来保卫他们辖区的命令曲解为他们应该合作，以镇压拳民和保护外国人。在铁路和电信督办盛宣怀的建议下，长江流域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与上海的外国领事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协定，大意是：作为省里的最高权威，他们将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并在他们的管辖区内镇压拳民；而外国列强不派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李鸿章、袁世凯和闽浙总督同意这一协议。由此，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拳乱和外国的入侵。

盟国认为清政府应对公使馆的外国人的生命负责，但同时自组了一支联军来解围。7月14日，外国部队占领天津并威胁要开往北京。同一天，十三个东南省份的督抚集体敦促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他们在最近的骚乱中蒙受的损失和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国道歉。在督抚的压力下，朝廷的态度暂时有所缓和。为了外国使节及其家属的安全，朝廷允许总理衙门邀请他们搬进衙门，以便将来安排他们安全回国。充满疑虑的外国公使回答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衙门会比在公使馆更安全』。7月18曰，李鸿章受命于朝廷，要求中国驻外使臣通知各国政府，他们驻中国的代表平安无事。一天后，忧心忡仲的总理衙门再次表示，愿意武装护卫外国使节去天津。外国人还是起疑，要求总理衙门解释，『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保证保护在北京的外国使节，为什么他们确信在城外、在去天津的路上有能力这么做。』 他们宁愿待在公使馆区等待援救。7月20日和26日，总理衙门分两次给公使馆送了几车的蔬菜、西瓜、大米和面粉。在这短暂的和解期内(7月14－26日)，对公使馆的进攻暂停了12天。

但是，随着反动官僚李秉衡于7月26日抵达北京，战争的风暴再次爆发。在刚毅和徐桐的鼓励下，李秉衡有力和成功地使太后认识到，只有战斗才能谈判。战争和消灭外国人的政策被再次确定下来。敢于建议和平的高官倒霉了，他们中有五个被处决。 这种可怕的事态反映在8月2日袁世凯致盛宣怀的一封电报中：『无望；少说为妙。』联军的增援部队7月底到达大沽，8月4日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各国联军由18,000人组成，其中有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德国人很晚才到，没有加入这支联军。强大的联军猛攻天津至北京一线，驱散了行军线路前面的拳民和政府军。西方强国很快地就击败中国，大获全胜，以至于裕禄和李乘衡分别于8月6日和11日屈辱地自杀了。8月14日，联军攻进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公使馆。 约450名警卫、475名平民和2,300名中国基督教徒能抵挡住不知具体数目的大量的政府军和拳民约近两个月的进攻，这真是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是由北洋大臣荣禄促成的，他对拳民无好感，又没有勇气反对太后。他假心假意地进攻，放空枪且不用新式的大口径大炮。结果，公使馆的防卫没有被打破。

太后、皇帝和少数侍从在联军开进北京的次日乔装逃跑。皇帝实际上想留在北京与列强缔结和约，并且自己接管政权，但是，绝境中的太后如往常一样精明，不让皇帝以牺牲她来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在逃离前的最后一刻，她命令把建议皇帝留下来的宠妃 扔到一口井里，并迫使皇帝和自己一起逃走。他们穿着普通人的粗布衣服以免被官民认出，惶惶然向西逃亡。在长途的艰苦流亡之后，10月23日，朝廷在西安重建起来。

席卷华北、内蒙和满洲，并使231个外国人丧生和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教徒惨遭杀戮的义和团事件，终于平息下来了。特别是毓贤担任巡抚的山西，受乱尤甚。

媾和

在义和团事件的余殃之后，颇孚众望的年老政治家、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料理局势。朝廷于7月3日和6曰，两次催促其立刻北上。接着，在7月8日，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亦即从1870至1895年他担任的官职。这时，他才慢吞吞地乘船于7月21日到达上海。在那儿，他接受英国政府的忠告，在上海等待，直至外国使节安全到达天津。8月7日，朝廷任命他为全权代表与列强谈判，但他还是不想北上。

8月20日，流亡朝廷承认负有引起灾祸的责任，显示出后悔的迹象。朝廷一再『乞求』李鸿章北上，舆列强寻求解决方案。李鸿章的拖延策略源自于他相信：朝廷不会听从他的劝告，镇压拳民；除非解除对公使馆的包围且外国使节安全到达天津，不然，和平就没有希望。令他宽慰的消息是列强不认为他们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他们只是为镇压暴乱才派出远征军。俄国提出把它的军队、外交官和平民撤到天津，以便准备谈判，并秘密地表示它将为会议定下一个温和的基调，以预防其它列强提出过分的要求，李鸿章断定这是北上的时候了，他要求朝廷任命庆亲王和荣禄协助他寻求和平。当朝廷同意照办后，他便在俄国人的保护下北上，9月18日抵达天津。

流亡朝廷仍然受到端亲王和刚毅这样的反动分子的支配，他们提倡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为了牵制他们，李鸿章请求朝廷允许荣禄参与朝政。因为荣禄与进攻公使馆有关联，联军不接受他担任谈判者。11月11日，荣禄抵达西安，重新成为军机处的一员。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联军代表拒绝在清廷『回銮』之前开始和谈，他们意在『还政于皇帝』。他们提出这一议题作为清廷满足他们其它要求的手段。紧握权力不放的慈禧太后拒绝返回北京，理由是她担心遭受不幸的待遇和被强加给不能接受的条件。她明确表示朝廷将在和约缔结之后，而不是之前返回北京。东南各省的领导人眼下采取了把联军的注意力转移到惩处有罪大臣身上的策略。袁世凯尤为着急于实施这一手段，因为他知道，还政给他在1898年维新期间背叛的皇帝，将对他自身的利益有莫大的损害。这些东南领导人，还有庆亲王和李鸿章，对朝廷施加巨大的压力，要它接受联军的要求，惩处九名同情义和团的大臣，外加毓贤和领导进攻公使馆的将领董福祥。1900年12月3日，朝廷不情愿地剥夺了董福祥的官阶并把他流放到甘肃。在所有有关罪责的讨论中，一直没有提到两个主犯：罪责最大的慈禧太后和能够制止义和团兴起的荣禄，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

北京谈判期间，目的各不相同的联军代表很难就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德国存心报复，要求进行严厉的惩罚。德皇谈到一项严厉的惩罚行动，甚至是摧毁北京。在派出七千人的远征军的时候，他宣布：『让中国这样认识德国_中国人再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相视。』 由于克林德被杀，德皇获得了任命陆军元帅瓦德西(Waldersee)为侵华联军总司令的权利，瓦德西曾在参谋本部任毛奇(Moltke)的助手。瓦德西于10月17日抵达北京，此时，北京已被联军占领约两个月了，他把太后的金銮宝殿作为他的住所。英国人支持德国人牵制俄国在中国扩张的企图，与此同时，俄国人在动乱期间已经占领满洲，此时，俄国人却讨好清政府，希望获得在满州的特权。为俄国人的野心而焦虑的日本人，采取了把部分军队撤退到天津来赢得中国人好感的策略。法国声称它无意瓜分中国，对此无秘密的计划。1900年7月3日，美国第二次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支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和『长远的安全与和平』。

在进行了很多喋喋不休的争辩之后，联军终于在1900年12月24日合议出一则包括12项条款的联合照会，以这个联合照会为基础，经过讨论，达成了最终的解决办法，它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1．惩办罪犯。联军原先要求处死12名官员，包括庄亲王、端亲王、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将军。 最后决定，庄亲王被赐死，端亲王发配新疆终身监禁，毓贤被处决，董将军被革职，已死的刚毅、徐桐、李秉衡身后受辱，夺回原官。 各省共119名官员受到了从死刑到申斥的惩罚。

2．赔款。1901年3月21日，在北京的美国全权代表柔克义提出一项4,000万英磅的惩罚性赔偿，但德国代表代之以要求6,300万英磅。4月25日，联军确定赔款为6,700万磅，包括至1901年7月1日的占领费用。5月7日，数目进一步修订为6,750万磅，或4.5亿两白银，分39年偿清(也就是到1940年)，年息4％，以海关税、厘金、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为帮助赔付的实现，同意把现行关税由实际的3.18％提高到5％，对迄今为止的免税商品征税。赔款的分类如下：俄国 130,371,120两 占总数的29％德国 90,070,515 20％

法国 70,878,240 15.75％

英国 50,620,545 11.25％

日本 34,793,100 7.7％

美国 32,939,055 7.3％

意大利 26,617,005 5.9％

比利时 8,484,345 1.9％

奥地利 4,003,920 0.9％

其它 1,222,155 0.3％

3．其它的重要规定。除了以上两款外，列强对很多其它的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包括：a．向德国和日本道歉。

b．建立一支永久性的公使馆卫队。

c．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之各炮台。

d．两年内禁止进口武器。

e．北京至海道的重要地点驻扎外国军队。

f．暂停拳民肆虐的约4-5个城市的科举考试五年。

这些条款被正式写入由12款和19项附属条款构成的《辛丑条约》，由李鸿章、庆亲王和十一国代表于1901年9月17日签署，此时距清廷解除对公使馆的包围已一年零二十四天。联军于9月17日撤出北京。不过，朝廷直至1902年1月7日才返回北京。

俄国占领满洲

联军和中国之间最终恢复了和平，但是，俄国占领满洲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俄国人以恢复满洲秩序和镇压『暴民』为借口，在1900年7月派出了二十万人的军队，野心勃勃地想把它变成第二个布哈拉(Bukhara)。他们经过三个月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对整个满洲的控制权。11月30日，俄国辽东半岛总督阿列克息夫上将强迫沈阳的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了一项九款的临时条约：增棋应解除满洲军队的武装并解散之、交出军火库中的全部军火、拆除要塞和防御、同意俄国人在渖阳派驻一名驻扎官。愤怒、害怕和蒙羞的清廷拒绝承认该条约的有效性，它坚持增祺无权签署。

随后谈判在圣彼得堡开始，库诺帕特金将军和陆军舆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赞成，在正在与北京谈判的总条约之外，和清廷单独缔结一条满州条约，意图排除其它列强在满洲和长城以外地区的影响和投资。1901年2月16日，俄国人提出一则十二款的条约(代替增祺_阿列克息夫协议)，名义上把满洲还给中国，实际上通过把俄国军队伪装成『铁路驻军，使占领满洲合法化。这条条约禁止中国未经俄国同意向满洲派出军队，或给与其它国家筑路和开矿的特权。但是，最大的耻辱是规定中国支付占领费、支付铁路与中东铁路公司的财产损失，还有授权俄国修筑一条从中东铁路朝着北京方向的通往长城的铁路。

俄国侵略满洲在列强中引起了深切的忧虑，特别是与俄国有利益冲突的日本。在北京的日本公使 警告庆亲王，任何对俄国占领满洲的让步都可能会引发对中国的瓜分：英国肯定会接着占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而日本将别无选择，只能保持其自身的行动自由。英园和德国也提出警告，反对中国在与联军签订《北京总条约》之前与俄国缔结任何单独的领土与财政条约。美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力劝中国抵制俄国的要求。另一方面，维特威胁说，拒绝已提出的条约将导致俄国拒绝在满州问题上的合作。还在西安流亡的倒霉的清廷摇摆不定，它不敢触犯列强或者是俄国；它只能命令庆亲王和李鸿章想办法既不惹怒俄国政府也不激怒列强。李鸿章的亲俄倾向占了上风，建议朝廷签署条约，以避免和谈破裂。但是，其它各省的强人，如长江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强烈反对该条约。刘坤一争辩道，中国接不接受该条约，俄国都不会把满洲还给中国；而张警告说，如果中国屈服于俄国的威胁，中国可能被瓜分。纠缠于这些矛盾的意见及俄国、英国和日本方面的压力，朝廷根本拿不定主意。清廷绝望地把决定权交给中国驻俄公使杨儒，授权他见机行事。现在，李鸿章要求他接受条约，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力劝其拒绝，以免他成为公众谴责的目标。杨儒对卷入这一僵局深为焦虑，在1901年3月22日的一次事故中，他的腿受了重伤。第二天，他致电朝廷若果没有明确的指示，他是不会签约的。在此之前，驻东京，伦敦和柏林的中国公使纷纷告诫北京，反对签字。最突出的是东京公使，他认为俄国肯定不敢面对英日的联合力量，中国在这一点上的任何让步只会造成英国和日本的憎恨，并使即将到来的在北京的总解决方案复杂化。在这样的压力下，朝廷最后于3月23日决定拒绝俄国人的条约。面临强有力的国际反对力量，俄国只是在4月6日发布了一则不高兴的声明：他们很想撤出满洲，但国际政治的现实不允许他们此刻这么做。已危险地悬而未决了几个月的紧张的圣彼得堡谈判突然草草收场了，而未产生一再被预言的对中国的可怕结果。在外受俄国人的逼迫、内遭国人的耻笑中，年老、虚弱和羞愧的李鸿章突然于11月7日去世了，终年78岁。

李鸿章未完成的工作由庆亲王和大学士王文韶来继续完成。国际局势对俄国极为不利，特别是在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签订之后。最后，俄国于4月4日与中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承诺分三个阶段，每隔六个月为一个阶段，撤出满洲。中国方面同意保护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及它的雇员和财产，还有它所有的联合企业。第一阶段的撤军如期执行，但在1903年4月第二阶段到期的时候，俄国人借助于把军队制服改变成『路警』制服的欺骗手段，没有撤出。另外，他们要求新的垄断权利，并重新占领了一些撤离的城市，如沈阳和牛庄。俄国侵占满州预示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

义和团事件的影响

回顾历史，义和团事件明显是由反动的满族朝廷、顽固的保守派官僚和士绅，以及无知和迷信民众的联合力量所推动的。这种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感情和愤恨的爆发是愚蠢的、非理性的，但也不能忽视其中所固有的爱国主义成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今天把义和团事件看作是一场动机正确、方法错误的爱国的农民起义的初步形式。

义和团事件及最终的解决办法造成许多重要的影响：1．联军占领北京和俄国在满洲的扩张使中国面临瓜分的威胁，并加剧了国际间的猜忌和竞争。列强日益担忧在其自身中间爆发冲突，并深切关注在华平等贸易的前景，这使得国际上各国普遍想缓和紧张的局势和维持在中国的现状。美国出于保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及『为全世界』维护『在中华帝国全境实行贸易均沾的原则』的目的，于1900年7月3日第二次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接着，英德于1900年10月16日签订一项协议(要求其它强国遵循)，规定签约国不在中国谋求领土。接下来的帝国主义活动中的对峙局面使中国免于立即崩溃；不过，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地位也卑微可悲地一落千丈，跌入谷底。

2．《辛丑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第五款规定禁止进口武器，第八款规定拆除大沽炮台和其它的炮台，第七款规定外国部队在公使馆区驻扎，第九款给予列强在从北京至海的地区部署军队的权利_所有这些损害了中国的自卫能力，并限制了中国主权的自由实施。第十款规定，国内的许多地区暂停科举考试五年，以作为对士绅阶层的惩罚，这是对中国内政的莫大干涉。

3．四亿五千万两白银(3.3亿美元)的赔款，加上其39年中每年按4％的利息，总数达982,238,150两，超过原先数目的两倍以上。赔款必须以外币而不是用中国白银做出偿付，这招致每年在兑换上的几百万两的额外损失，特别是在银价大跌的年份中。例如，中国在1903年不得不支付5,350万两，而不是原先一致同意的4,250万两。 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外流，虽不至于使中国经济瘫痪，但却抑制了它的增长。

4．北京的外国公使从此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外交使团，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而清朝的威望跌入谷底。

5．在国际社会中，拳民的野蛮行径暴露出中国不文明的一面。另一方面，外国远征军的残暴表现，造成了一种不可战胜和至高无上的形象，中国人的自豪和自尊被击得粉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由蔑视和敌对变成畏惧和奉承。

6．为了苟延残喘，满族朝廷作了一些三心两意、肤浅的宪政改革；很多汉人目睹了满族政权毫无希望的领导能力后，转向了革命，革命成了国家的唯一希望。孙中山提倡的、一直被有身分的中国人当成非法行动来回避的武力推翻清王朝，这个时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他的形象由一个不忠的叛乱者，变成了一个志高、爱国的革命家；结果，革命的脉搏加快了，加速了满族王朝在1911年的最终覆灭。

◇第十七章 清末新政和立宪派

对慈禧太后来说，义和团事件是一场痛苦的经历。她经常流泪，后悔地说：『没想到我会变成皇帝的笑柄!』慈禧太后对政治的敏锐和精明的本能使她意识到，除非自己表露出某些后悔的样子和制定政治改革的措施，否则就难以重新得到外国的尊敬和国人的敬仰。1900年8月20日，当她还在逃亡的时候，慈禧太后屈尊发布了一道上谕，就中国的不幸而责备自己。朝廷在西安重建以后，她表示要实施一场由自己主导的改革。

清末新政，1901-1905年

在1901年1月29日的一项声明中，太后恳请朝廷大臣、各省督抚和外国使节就改革发表建议，她给这些人两个月的时间，并且要求建议要建立在中国和西方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目的是指出如何最好地革新现存的政府体制、行政程序、人民生活、教育方法、军事组织和财政制度。

1900年2月14日，朝廷再次肯定了实行改革的决心，并承担了对义和团事件的责任。4月21日，清廷成立了督辫政务处来设计一项合理的计划。庆亲王、荣禄、李鸿章和其它三个人被任命为主管，而张之洞和刘坤一则获协同办理的任命。

长江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在1901年7月联名三次上奏，回应朝廷的号召。在第一份奏折中，他们强调忠实于现有体制，但指出需要改革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并且建议：

1．设立各级现代学校，课程要混合中国经典和西方的历史、地理、政治学、科学和技术。

2．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加入中西两方面学科的问题。

3．停罢武科。

4．奖励游学。

张之洞的奏折用流利、简练的文笔论断：『非育才不能图治，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不足。』第二份奏折继续讨论立国之道，研究实现富强的方法。上奏者建议崇尚节俭、招募异才，及增加养廉银以终止政府中的陋规。奏折也建议废止捐纳，裁减陈旧的绿营和清除衙中无用的书吏差役。

上奏者在第三份奏折总结了他们的倡议书，建议采用『西法』。其中，他们建议扩大军事拨款、引进西式军事训练、发展农业，鼓励工业与技术和有组织地汇编舆采矿、铁路和商业相关的规章。他们也建议使用银币、实行印花税、改进邮政服务和积极翻译外国书籍。他们提出建议，目的在于『调整中国的体制以实行西方的制度』。

太后主要以他们的建议为基础，开始了一场在内容上与1898年的改革几乎雷同的改革。这次改革持锁了一个更长的时期，从1901年开始至1905年结束。太后无奈地承认部分的、零星的改革救不了中国；完全的重整和自强是未来的唯一希望。这计划的明显特点是：

壹、废除陈旧的官僚机构

1．裁汰各官署书吏差役。(1901年5月)2．废止『捐纳』。(1901年8月)

3．詹事府并入翰林院。(1901年8月)4．撤销云南、湖北(1904年12月)和广东的巡抚建制(1905年7月)，以及东河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职位。(1902年2月)

贰、创设新官署

1．督办政务处。(1901年4月)

2．外务部取代总理衙门。(1901年7月)3．铁路局和矿务局合并为商部。(1903年8月)4．练兵处。(1903年12月)

5．巡警部。(1905年10月)

6．学部。(1905年12月)

叁、军事改革

1．废武科。(1901年8月)

2．一年内裁减20％到30％的绿营和防勇。(1901年8月)3．创设武备学堂。(1901年8月)

4．铁良和袁世凯在北京训练八旗兵。

5．建立练兵处。(1903年12月)

肆、教育改革

1．为地位高于撰修的翰林学士开设政治经济考试。(1901年5月)2．由使节征召留学生回国供职。(1901年6月)3．1902年开始在各省和大城市考试中以时事策论取代『八股文』。 (1901年8月)4．命令改省级书院为分科大学堂，府州级书院为中等学堂，县级书院为初等学堂，课程包括儒家『四书』、『五经』、中国历史，沓有西方政治研究。(1901年9月)5．命令各省当局挑选学生出国留学。(1901年9月，1902年10月)6．命令宗人府选派旗人子弟留学。(1902年1月)7．命令翰林编修和进士功名持有者到京师大学堂各科学习。 (1902年02月)8．对回国学生进行年度考试。(1905年7月)9．废除科举考试。(1905年8月)

伍、社会改革

1．允许满汉通婚。(1902年2月)

2．解除妇女缠足。(1902年2月)

3．禁止鸦片。(1906年9月)

陆、其它改革

1．革新贡米制度，发展铁路建设。(1901年6月)2．各省征收烟酒税。(1903年12月)3．命令草拟商法。(1901年12月)

4．设立难民营收容留流浪者和失业者。(1905年6月)5．减少宫廷费用。(1904年6月)

在太后方面，这计划是掩饰她在义和团事件中耻辱角色的一次精明的尝试，其伪善泄露在这样的事实中：她一边公开征求中央和省级政府官员的建议，一边私下裹暗示她对外国事物的深深厌恶。军机处因此机智地劝告官员们不要轻言采用西法。张之洞在一封日期为1901年3月24日的致一位军机大臣的电报中，沮丧地评述了皇室的表裹不一：『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遗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太后的改革计划本质上是一场没有什么内容、也不准备实行的喧闹表演。它只作出了三项具体的改进，也就是：(1)废除了科举考试；(2)建立了现代学校；(3)派送学生出国。

除了太后没有诚意之外，歧视汉人和无能的满族领导也使得计划没有效率，重要职位越来越多地授予了满族人。例如，督办政务处 由满族人荣禄控制，而新成立的外务部被置于庆亲王的领导之下，而他还控制了练兵处。这种一边倒的职位分派，在汉族老政治家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1901年及1902年死后变得更为明显，改革的成功前景更加遥远了。

立宪运动，1905-1911年

1905年，清朝的改革计划在日本于日俄战争中获得辉煌胜利之后，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大专制强国被东方的小君主立宪国打败，是立宪政体有效的证明。中国人也发现，差不多所有西方重要强国，都在立宪政府的基本原则上运作，而俄国人自己也在公众重新召集杜马(Duma，即国会)的要求之下，向立宪政体方向前进，因此印象深刻。挣扎中的中国人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种生存模式。著名的由士人变成工业家的张謇激动地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立宪主义的思想突然风行，在士人、社会领袖和高瞻远瞩的督抚中迅速传播开来。

改革家梁启超充满说服力的呼声，极大地促进了全国要求实行立宪政体的声浪。自从『百日维新』失败以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接触了具有新思想的日本人，并广泛阅读了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译着。他热诚地接受了民族主义和诸如自由与平等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之类的概念。在他创办的杂志《清议报》(1898-1902年)和《新民丛报》(1902-1907年)上，他持续地陈述这些思想，试图向中国国民灌输这方面的知识。他对中国衰弱的诊断表明：中国人个人的忠诚对象是统治者，而不是中国国家；儒家学者谈论天下一统，没有优先有效地重点强调中国国家的重要性；专制和暴政是腐败和中国衰弱的根源所在。他热烈地坚持，中国必须接受民族主义作为实施平等、自由和主权此类权利的先决条件。但是，他相信他当时处身的中国，还没有为一个真正民主和代议制的政府做好准备，反而认为君主立宪制作为一个急需的目标更为有效．他倡导渐进的政治改革，反对激烈的革命，并采用了一种混合古文和口语措辞的新式写作方法，读者蜂起效尤。他的杂志极受欢迎，青年学生蜂涌往书店购买最近期数，目的是要吸收人民主权、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这些新思想。梁启超一跃成为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新闻业和政治哲学的一颗闪烁明星。

但是，孙中山领导下的急进人士发起了对梁的君主立宪制思想的有力还击。他们激烈地辩称，中国有必要推翻满族王朝及建立共和国，以开创新时代。他们在1905年创办《民报》来和梁论战。太后对革命的痛恨程度超出了她对君主立宪的厌恶，于是决定支持她认为为害较轻的立宪运动。太后同意派满族王公贵族出国考察外国的政治体制，作为引入宪法的前奏，她知道这个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对她有利。

在满族贵族载泽领导下的五人考察团成立了，三个成员访问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而其它两人前往美国、德国、奥地利和义大利，使团于1905年12月11日出发，第二年7月回国。

代表团汇报了对英国和德国政府体制的良好印象，但断定因为中日间甚大的相似性，日本宪法体制更加适合中国。使团的满族领导人载泽个人建议，在五年内采用宪法。他指出，一个规划良好的宪法能变成政权的工具，为中央政府提供中央集权。这项建议得到了皇室调查团的支持及太后于1906年9月1日的签署，但她精明地遗漏了指定颁布的日期。

政府中不同的派别对立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太后把立宪当成是用来安抚公众而不需真正损害她自身权力的一个方便工具；满族人则把它看作是实行集权和把汉人排除出核心集团的机会，从而攫取各省汉人总督的权力。于是，立宪成了满族人反汉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立宪给汉人渴望摆脱偏狭、暴虐的满族人的歧视和统治带来了希望。

在认同立宪的原则之后，朝廷于1906年9月2日任命了一群官员来商讨政府机构改革，作为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第一步。但是，因为利益冲突和害怕责难，朝廷决定把五个部门排除出讨论之列：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翰林院和太监。最后提交的关于行政重组的报告，强调集中职责、消除政府根深蒂固的衰弱和提高效率。根据这些重点，朝廷在1906年11月7日签署了一道改革法令，仅把六部扩大成十一个听起来是现代化的部门，除此以外并无其它内容。这道法令创造了现代立宪政体的表象，但保留了旧政府程序的本质；也带来了一次倒退的机构重整，因为与汉人的权力相比满人的权力更为加大。重整之后，汉人在政府高层中占据了不足三分之一的职位。满汉之间扩大了的裂痕，使很多立宪政体的支持者失望。

在各地方政府中，满人的权力也得到了巩固。1907年，朝廷通过直接任命各省的司法、警察和农工商局长来约束总督和巡抚的权力。朝廷详细地制定措施并按照执行，以收回各地政权中两项最令人垂涎的权力：朝廷任命各省的财政局长，并把各省的军队移交新成立的陆军部。袁世凯失去了他六镇北洋军中的四镇。1907年8月，朝廷发出了致命一击，它把两个最有权势的汉族总督张之洞和袁世凯调到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后者同时任外务部部长。在立宪的伪装之下，满族人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反汉计划，权力空前集中。

但是，立宪运动也有一些好兆头：清廷在1907年8月成立制宪局；1907年9月委派三名官员到日本、英国和德国学习立宪政体；任命一满一汉两个人来为国会举行筹备；命令成立省、地、县议会。

仍在日本流亡的1898年的改革派，明显为中国的发展而振奋。梁启超希望加入立宪运动，于是暂停了《新民丛报》的发行，继而在日本组织『政闻社』来推动：(1)责任制议会政府；(2)保证司法独立的法律改革；(3)地方自治和与中央政府明确的职权分工；(4)谨慎外交，以争取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权利。该会会员显示出与清廷合作的兴趣，但曾于1898年背叛改革派的袁世凯拒绝与他们发生联系，痛恨康、梁的太后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派嘲笑梁及其同僚与反动朝廷调情。受朝廷和革命派的排斥，政闻社成了中间派别。但是，该社的一些成员秘密地返回中国，试图推动社会贤达、学生和海外团体，要求早日成立议会和立即颁布宪法。各省涌现出几十个所谓的『宪友会』，一批批代表团来到北京，请求早日颁布宪法。汹涌的浪潮使满族旗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在这样的压力下，朝廷于1908年8月27日发布了『宪法大纲』，并规定在宪法生效以前有九年预备期。

太后从未真正考虑过在中国引入君主立宪制。清朝的『大纲』实际上给了皇帝比日本模式更大的权力，因它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属于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皇帝，而他将继续千秋万代地统治这个帝国。议会可以商议，但不决定政府的政策。它通过的法律和规章需经皇帝的批准才生效。而且，与公民的权力和义务相关的条文不过形同虚设。『宪法大纲』是皇室试图集中王朝权力和延长满族统治的一个拖延工具，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太后还是不愿实施『大纲』，而是按照日本的模式，要求有九年的酝酿时期，以寻求在她有生之年拖延在中国引进宪法。

当时已经73岁的太后明显对她的长寿和拖延策略极为自信；但是，不到三个月后，她重病罹身，并于1908年11月15日寿终正寝。太后死后第二天，一则有关37岁的光绪皇帝奇怪地也随太后而去的通告发布了。尽管有报道说他得了布赖特氏病(Bright's disease)，但与皇帝接近的宫廷消息认为他身体非常健康，生平很少患病。传说他私下里可能不够小心，为太后即将死去而欢欣，后来，太后复仇般地发誓道：『我断不能先之而死!』这显示了太后在死前毒死皇帝的可能性。流传甚广的谣言说袁世凯参加了密谋，因为他在1898年背叛了皇帝，害怕他重新掌权，但没有证据证实这一说法。

太后3岁大的侄孙溥仪 继位，他的父亲第二位醇亲王载澧 任摄政。由于袁世凯背叛了光绪皇帝，醇亲王似乎一心要将他除去，但由于担心北洋军的兵变而缩手缩脚。据说，汉族政治家张之洞也劝告他不要在国丧期间杀高级官员。随后，醇亲王坚持袁患了腿疾，需要静养。1909年1月2日，袁被迫退出政府。

醇亲王成功地为遭背叛的光绪皇帝复仇和加强了固有的反汉政策之后，刻意假装为君主立宪制奔走。1909年2月17日，他命令成立省咨议局，10月14日举行典礼。随着这些大众团体的成立，要求召开国会的声势更大了。十六个省的代表于来年三次_1910年1月26日、6月22日和10月3日_到北京请求早日召开国会。朝廷斥责他们干扰国是及命令他们回去。受到了这样的侮辱，这些代表大多数是各省谘议局局长或副局长，在一次秘密集会上碰头，据说就此下决心把他们的同情悄悄地转向革命派。 尽管有来自省咨议局和立宪主义者个人的巨大压力，醇亲王所做的，只是在19lO年11月4日宣布把宪政筹备期从九年缩短为六年。同时，他在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十三个任命者中有五个是皇亲国戚，以此强化他的反汉政策。这个内阁中，有八个满人和一个蒙古旗人，但只有四个汉人。当省咨议局反对皇室主宰内阁的时候，朝廷尖锐地提醒他们，皇帝对委任权的绝对控制是在『宪法大纲』中列明的。汉人越来越确信，在满族的统治下，真正的立宪是不可能的。

幻灭和失望导致了日益增强的反满情绪，并把公众的情感转向了革命派的事业。不出数月，孙中山的政治团体就把清王朝扫进了历史的废墟。

◇第十八章 晚清的思想、社会和经济变化 重点讨论1895-1911年

晚清是一个大转型时期，其变化的步伐在1895年以后加快了。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前几章所述的政治改革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思想、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思想方面，除了今文经学运动外(见第十五章)，一些观点和行为也从根本上重新定位，这是由传统学术的变动趋势和西方思潮的涌入所引起的。社会方面，个人代替家庭和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买办和军阀两个新兴阶级备受瞩目，同时，城市数目激增。经济方面，对政府财政的困难增多，贸易逆差加剧，而且外国对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分的控制加深。中国从来未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经历这么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变化。

思想的再定位

传统思想的变质 晚清思想潮流与清代中期回然有别，国内起义和外国侵略的双重挑战，迫使士人重新审视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考证学派致力于古文物研究，对为知识而求知的举动引以为豪。但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裹，他们却演奏着不和谐的音符。两种新潮流日益明显：『格物致用』(即知行合一)思想的复兴，以及思想上包容与整合的趋势。在外国侵略和国内动乱等重大问题迫在眉睫时，士人感觉到道义上有义务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贡献一份力量。即使是专研汉学的学者也放弃了传统的不问世事的态度，所有晚清士人都坚信，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士人对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有广泛的兴趣，例如：政治家曾国藩试图把宋学、汉学、文学和格物致用，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基本学识，即礼学，以反映儒家礼的概念。康有为从理学研究转向今文学，再转向西方政治改革著作。学术上的广泛兴趣和调和折衷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因此，晚清的学术界由一枝独秀(汉学)转向多派并存，由分裂而趋向整合。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晚清士人的学术视野也较以前宽广得多，打破了传统的界限而开始了对西学的研究。

新学 西方思想的涌入始于鸦片战争前圣经和宗教小册子的翻译。 在1810-1867年间，由基督教传教士翻译的795部译著中，宗教类占86％、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类仅占6％。 1861-1895年自强运动期间，译著范围扩展到外交、军事、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1850-1899年之间的567种译著中，应用科学占40％、自然科学占30％、历史、地理占10％、社会科学占8％，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占3．5％。 在这段时期，科技类是重点，英美国家著作是主要来源，占全部译著的85％，而日本作品仅占15％。

1894-1895年中日战争后，该趋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狭隘性日益明显：有远见的人士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必须拓宽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和工业技术，而应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系、社会结构、科学和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对这些领域的西方作品进行翻译，成为改革和革新最主要的前提条件。义和团事件后，京师大学堂合并了同文馆译书局，完成了大量的译著和教材的编纂工作，内容涉及数学、物理、三角学和哲学。1907年，清政府正式成立译书局，任命了许多旧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在此工作，王国维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踏实的学者，对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有很深的研究。总的来说，官方译书机构不如私人译者对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在私人译者中，严复和林纡是特别杰出的两位。

严复(1854-1921年) 是福建侯官人，他开启了中国努力理解近代西方文明的先河。少年时，他完全接受国学教育，14岁进入福州船政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习英语、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机械、地理、天文和航海等多门知识，187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876年被选派去一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并于次年抵达英国，当时正值伟大的思想家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以他们的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震撼着世界之时。达尔文理论吸引严复之处与其说是他的生物学说，不如说是它所强调的人的决定因素，及在竞争形势下人的潜在能力之发挥。 因此，严复开始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角度审视中国的问题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因为急于想发现西方、特别是英国富强的原因，严复孜孜不倦地研究了英国的政治体系、经济体制、社会哲学及法律思想，他最终认为英国强大基础的来源在于『法律观念：公正不偏』(impartial justice)。

1879年严复回国，担任李鸿章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在此呆了近二十年，尽管1890年被提升为该校的总办，但他从未被李鸿章当作心腹，其海军生涯也从未辉煌过。而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日本人，如伊藤博文和东乡平八郎都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领袖，把日本变成了强国。 严对对自己无法帮助祖国深感沮丧，尤其是在中日战争北洋舰队惨败后，严复的许多旧同僚和学生在这一战争中牺牲。严复开始通过写作和译书来鞭挞中国的软弱，由此他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职应是政治评论家，能自由地阐发其被压抑禁锢的思想。

他大声对同胞宣称：西方发展的关键是『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观念』，包括理念和价值观。使一个国家变得强大和富有，是思想而不是军事强权。为了使人民直接了解西方思想，他在随后的十五年时间里，翻译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其中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1900年)，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年)和《名学)(1905年)，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1909年)、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及耶方斯的《名学浅说》。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了进化论、自由贸易、社会法则、政府分权等理论。

在其所有的论著中，严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近代西方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对人的能量的不同态度。为了实现人的无限潜力，西方高度赞扬行动、自信、斗争和人的活动；政府和社会为此提供了有效的条件_自由、日益增多的平等机会、自治政府、公众精神、公平正义_以方便个人内部潜力的发挥，并引导他们实现集体目标。政府鼓励而不压制个人具有积极意义的自利行为，因此公众和个人的利益相得益彰，所以当英国为人类潜力的发挥培育了思想、价值和提供适当的环境时，当它提高了其国民的才能、智慧及道德水平时，它就变得富足而强大了。

而严复认为，在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圣贤之道不鼓励发展人民的能力，并抑制其重要活动力的自由施展。从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以后，传统的统治者都被称为『窃国大盗』，他们搜括民脂，而不提升民智。严复在其拟定的《拟上皇帝书》中指出，这就是中国之根本大患。这封上书，严复是在短暂的1898年改革中准备的，但是未来得及呈送给光绪帝。他大胆地宣布，中国七成的麻烦来自于内部，只有三成来自于外部。中国所需的并不是细枝末节的改进，而是对国内祥宁及有秩序之观念的根本转变。他坚持认为，传统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国家，一直尽力使老百姓处于无知虚弱的状态。为了保持稳定，他们贬抑竞争和革新，训诫老百姓遵循祖制。他们鼓励节俭，反对发展财富。他们祟古贬今。他们反对积极进取，推崇知足。为了防止造反，他们向老百姓灌输温柔顺从习性的思想。严复表明，所有这些都违反了西方通过竞争、发挥能量、提高人类能力与智力，来加速进步和发展的原则。

严复高度赞扬西方的果断和活力，批评中国的消极和虚弱，之后又将西方文明描述成动的文化，中国文明为静的文化。

严认为，如果中国传统的维持国内秩序的方法导致了贫穷、无知和虚弱，那么即使这些方法是圣人之道，也应抛弃。另一方面，他坚持，如果西方的方法能改变悲惨的境况，那就采用它们，因为知识是无国界的。中国必须改变古制，在近代世界中竞争求生存，中国必须发展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培育广泛的科技教育体制，鼓励民众经济上的私利，并且创建了一个『合理的国家机制』， 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严复对国民所灌输的思想。

严复受到重视，不仅是由于他的思想，而且也由于他优秀的写作风格。在其译著中，他遵循三项标准：信、达、雅。由于中西方句法上的差异，严复的译著基本上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对原著进行综合或意译。他的方法是让自己沉浸在原著中，抓住其精神和本质，然后用简洁的古典汉语表达出来。例如他将"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和"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译成『物竞天择，优胜劣败』。

严复那高尚、深奥、精炼及优雅的文风，深受好评，但却妨碍了群众的接受，其文章仅仅吸引那些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因此，他的影响范围极其有限，但是严复之不朽，在于他是中西方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他第一次对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对比研究，并且对由来已久的问题作出了大胆的回答，如『什么是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的？』，『西方富强的源泉是什么？』。

林纡(1852-1924年) 是与严复同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翻译家，擅长翻译西方小说。1872年和1882年分别考中了秀才和举人，但对于所渴求的进士却屡试屡败，于是作为一个不得志的文人，他听天由命地开始了其教书生涯。

林是一个结核病人，敏感、紧张、伤感，而且易冲动。家人的陆续死亡_1895年母亲去世，1897年妻子去世，随后两年里两个孩子也死去_使他陷于绝望和孤独之中。为了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他的一位朋友 提议两人合作翻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他的这位朋友曾是福州水师学堂的学员，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因为知道林纾不懂外语，他的朋友便口译原著，林纡同时用平易近人的中文译出。这种『口译』十分成功，为林以后的翻译设定了模式。林的文笔十分迅捷，以致于他的译文常和口译同时完成。 他的译著范围广泛，内容包括：爱情小说、社会小说、寓言、传记、剧本和侦探小说等，他最著名的译著，除前面所提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外，还有狄更斯的《贼史》、《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和《冰雪姻缘》、《滑稽外史》(这些作品都于1907年到1908年间出版)；哈葛德的《锺乳髑髅》、《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红樵画桨录》；瓦尔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和《剑底鸾鸯》。在其一生中，他完成了159部、l,200万字的译著。

尽管林欣然承认其口译不太准确，但由于其敏感和优异的文学才能，他能凭直觉把握原作的精神、语气和幽默，所以他特别能接近所译原著的本质。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在翻译的同时，他能自然而然地把自己融入到角色之中去，正如他所解释的：『书中的人物立刻成了我最接近和亲切的亲人一般，当他们有困难时，我感到绝望，当他们成功时，我便得意洋洋。我已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作者用绳子牵动的木偶。』 他用严谨的、经典的风格表达原著的感情非常成功，因而有时人们认为其译文比原作更胜一筹。当代从事东方作品英文翻译的顶尖人物韦利(Arthur Waley)在比较了狄更斯的作品和林的翻译后，曾评论到：『译文中的幽默更为准确简洁；狄更斯作品里过于繁琐的缺点，都被林纡不知不觉地和有效地加以修正了。』 但另一方面，林纾的译文中也存在一些错误和歪曲原文的现象，例如，他把莎士比亚的一些剧作翻译成散文式的故事。但总的来说，跟那些刚开始学习外语的中国学生从原著中可能直接获得的相比，林的译著更多地反映了西方文学作品的原有精神。

西方文学通过林纡多方面被介绍到中国，通过他的翻译，中国人对西方的风俗、社会问题、文学思潮、伦理观念、家庭关系，以及文学本身的精彩世界，有了宝贵的认识。除了译著外，在其作品的序言和介绍中，林也提倡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进步和人际关系的改进，无论怎样强调他对年轻人的影响也不为过。尽管他固执地坚持运用古文使他落后于时代，但他的贡献却使他和严复一起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翻译界中的两颗明星。

日文译著 除了西方作品外，许多关于西方主题的日文译著也被翻译成中文。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和梁启超极力渲染运用日语媒介，作为接近西方思想本质的快捷方式。因为日本不仅已经翻译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西方经典作品，而且学日语比学一种西方语言更容易。

尽管改革计划的失败也连带清除了日文译著的影响，但康、梁二人在日本流亡期间，继续积极推动这一事业，他们影响了一大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清廷各省当局以及一些私人团体，派遣越来越多的人留学日本，直至1906年，数量达到13,000人。留日的学生不仅把大量的日文和西方译著介绍到了中国，而且在一些关键的学科方面也借用了日语的一些术语，如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晚清的新教育体制和大多数教材都是模仿日本而设置的。1902年至1904年，译著中来自日本的占全部573篇著作的62.2％。而来自英国的减少到10.7％，美国的占6.l％。在573部译著中，社会科学占25.5％，历史和地理占24％，自然科学占21％，应用科学占10.5％，哲学占6.5％，文学占4.8％。 很明显，日本代替英美成为思想的主要来源地，重点也从自然科学和科技工程转向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中国对西方的兴趣，已毫无疑问地从军事科学转向了社会研究和人文学科。

西方和日本著作的翻译，使外来理念在受教育的中国人中广泛传播，民主、议会政治、立宪主义、分权、自由、性别平等、达尔文主义和其它外来的观念，进入到知识分子的讨论和话题之中，这些观念不可能不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的变化

中国的家族社会有着古老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并且强调家庭和宗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清末最后十年裹，这一基础摇摇欲坠。儒家思想中诸如家庭忠义、孝、贞节、三纲五常等观念已被西方思想中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想和男女平等观念代替。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社会、国家的一员，而且个人拥有即使是家庭中的长者也不能剥夺的权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开始宣布从家庭中独立出来，并把儒家教导的各种人伦关系，斥之为过时和封建，家长的全能地位受到了挑战。

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瓦解 直到晚清时期，传统的中国家庭如同一个微型王国，家长拥有君主之权位，他有权实施家法并操纵家庭成员的生死大权。政府承认家庭的这种全能作用，而且不干涉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外国学说和政治哲学的传入，许多研究西学的学者开始推行这样一些基本观念：家长的权利逻辑上隶属于国家，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不受家长控制的权利；男女作为国家的基本分子，是平等的。这些观点，动摇着家庭关系的根基，在年轻人中间广为流行。而且，在世纪之交，近代学校的开办实际上表明政府已经取代家庭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因此，当国家干涉家庭关系时，家族社会的政治支撑也就土崩瓦解了。

随之而来的，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的法律支持也崩溃了。旧的司法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以血缘为主的社会结构，它承认家长的特殊地位；男女不平等；妇女无财产继承权；妾所生的和私生的儿子不能列名族谱；一人犯罪，连坐全家；以及所谓的『十恶不赦』。 在夫妻打架方面，这种司法制度对妻子的处罚比丈夫更重。它认同儒家教诲，认为父子应互相庇护，逃脱司法审判。这些反映封建社会关系的准则，显然与快速变化的时代是不协调的。在晚清和早期民国时代的新法典中， 已承认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男女平等，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等等，家族社会的古老的司法基础瓦解了。

同样，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摇摇欲坠。在优惠关税下，外国商品的涌入和1895年后外国人在中国设厂生产方面享有的特权，给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外国人主宰了中国的公用事业建设、通讯业、采矿业、银行业和其它近代企业，外国企业由于拥有巨额资本和强大的生产力，即使在偏僻的山村，其产品比中国商品也更畅销。像棉花这样一种普通的农业产品，外人销售的也比中国人自己生产的便宜得多。把传统纺织作为副业生产的农村妇女失去了工作，农民则连勉强糊口也日益艰难。

这种经济困境给家庭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宗族和家庭不能再为那失业的、患病的、贫困的家庭成员提供帮助和慰藉。被剥夺饭碗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离开家乡进城谋生，同时也摆脱了家族和家庭对他们的控制。即使有幸开始新的生活，其微薄的收入也难以维持其自身，更不用说资助其族人。像这样的人和宗族之间的关系已是细若游丝，而这类人的妻子儿女经常要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为谋生而挣扎，因而不仅是家族人员，甚至连直系家庭成员也更加颠沛流离。无疑，在外国经济入侵的影响下，旧的家族关系瓦解了。

剥夺了其政治、法律和经济支柱，家族关系为主的社会自然也就无法生存了。而且，采用西方式的小家庭模式合乎社会潮流及经济利益。当中国从农业、前现代化国家迈向准工业化、现代化社会时，大家庭体系和家族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

新兴阶层 第二个大的社会变化，是两个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即买办和军阀。前者是新兴富豪阶层，后者是新兴权力阶层，二者都对士人出身的官僚阶层形成威胁；为此，士、农、工、商四个传统的社会阶层再也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的基本功能等级了。

买办阶级承担外商的贸易代理人或者经理人的功能，由于他们的语言优势，而且熟悉本土情况，所以他们成为外国银行、贸易公司、工业企业和工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帮助其外国雇主寻找商业场所、招募工厂员工、销售成品、购买原料、进行投资，并且安排给中国政府和私人团体的贷款。根据合约，他们取得的报酬是丰厚的薪水和可观的佣金。作为中间商，他们能够操纵外商和国人之间的交易条款，从而获得快速而丰富的利润。因为他们与官方和私人团体都有联系，因而他们比以前的公行商人的生活更为优裕。他们和有影响的外国公司的联系、他们的操纵权力、他们与各方面的交往，以及他们的财富等等，都使他们无可争辩地成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

在商业交易中，买办必须根据合约为外国老板的利益工作，所以他们常常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帮助外国银行发放高利贷款给中国人，反对任何抵制外国商品的爱国运动，并帮助外国人从中国市场榨取最大利润。所以，买办受到当代中国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厉谴责为无爱国心、卖国及寄生虫。但许多买办一旦获得了足够的资本和拥有管理技能，便转而发展自己的工业企业。 明显地，买办的确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罪人及寄生虫。

第二个新与的社会力量是军阀。俗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士兵是被鄙视的。但在清末，一个新的军事阶层崛起了；和传统粗暴的、没有文化的形象不同，他们都受过一些近代军事教育和训练。李鸿章的淮军在中日战争中瓦解后，清政府训练了新军，而军阀是和新军相关联的。袁世凯是负责练兵的重要官员之一，他在距天津70里的小站，训练一支7,000人的新军，其方法或多或少地遵循了德国模式。袁的部下大部分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他们对他个人效忠。1900年出任山东巡抚期间，袁曾使该省免受义和团事件之扰，这使得他干练的名声雀起。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继任最重要的直隶总督。尽管后来他遭到满州贵族的嫉恨而被迫放弃了指挥权，但是忠于他的部属军官仍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这些军官中有段棋瑞、冯国璋、张勋和曹锟，他们注定要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这段时期重要的实权人物。袁世凯及其同党，即北洋系，通过他们手中的军权，在政治舞台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袁的嫡系队伍里后来产生了五个总统或总长、一个总理，中国北方出现了许多军阀，这表明，他们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已经崛起了，袁世凯被称为『军阀之父』。

城市的成长 第三个新兴的社会现象是大城市的兴起。政府发起的自强运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条约口岸，这些地方更容易获得外国的资助，外国人及其企业如银行、贸易公司和工厂也主要分布在这些港口和租借地。而且这些地方比较安全、外资集中，使得中国商人都移居那里，同时，失去生计的农民也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他们往往在外国人或中国企业家的工厂里聊以度日，越来越多的条约口岸成为中国金融、工业和人口集中之地，如上海、南京、广州、汉口和天津都发展成为相当规模和拥有一定财富的中心城市。城市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的成长，勾勒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

经济困境

预算赤字 晚清的政府财政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清朝早期和中期的情况，那时收入常常超过支出。康熙时期(1662-1722年)，尽管不断地减免税收，而且总额超过1.2亿两，但国库还有800万两的盈余。乾隆时期(1736-1795年)虽然开销巨大、军事行动费用高昂，但财政储备仍增长到7,000万两。

但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情况恶化了，国内起义、对外战争、旱灾水患、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使得1850年库存白银只有800万两。两年后，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减少到只有300万两。正常的收入渠道不能维持昂贵的军事行动，因此1853年开始征收一项新的商品交易税(即厘金)，每年得到1,000~2,000万两的收入。随后的二十年，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方面，共消耗了7,000万两。这些巨额花费拖垮了政府财政，以致于预算失衡已经习以为常了。同治时期(1862-1874年)平均每年赤字增长到1,000万两，即总收入为6,000万两，总消耗7,000万两。

光绪时期(1875-1908年)，虽然政府收入迅速增加，但支出却增长得更快，收入和支出二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财政支出的急剧上升，是由于对外战争赔偿、偿还外国贷款，以及新的自强运动项目的支出。下面以几笔重大的财政支出来说明政府所负的重担：1875-1881年，新疆的军费开支是5,200万两；伊犁赔款是500-600百万两；1884-1885年，中法战争3,000万两；1894-1895年对日战争花费6,000万两，对日赔款2.3亿两；庚子赔款4.5亿两；治河费1,000万两，救灾费3,000万两。还有其它名目繁多的赔款，如对教案事件的赔款，以及对损坏外国财产的赔款。此外还有每年500万两的海军开支。1899年，政府的开支高达1.0l亿两，而当年总收入为8,840万两， 2,400万两即占总收入的30％，是偿还外国贷款，也是赤字的主要来源。从1874年至1911年期间，根据合约，政府借款为1.714亿英镑， 但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为止，只偿还了3,230万镑，有1.39亿镑未付。这种以借钱来偿还以前贷款的方式，使清政府陷入了一个无望的泥沼中，并使新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诞生时便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

贸易失衡 对外贸易同样也是一幅令人沮丧的图画，进口连续超过出口，使得资金持续外流。下面的数值是以十年为间隔的外贸概况：

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进口从5,500万两，增长到4.7工亿两，几乎增加九倍，而出口则增长七倍，即从5,400万两增加到3.77亿两。除了在1872至1876年短期内出现微小的顺差(250万两到1,000万两)外，整个晚清政府都面临贸易逆差的困境，1905年赤字竟高达2.19亿两白银。

每年约有5,000万两中国海外侨民的汇款，稍微减轻了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同时外国使节、传教士和其它团体组织的花费，也减轻了这一逆差。他们的花费在1893年共有1,000万两，1896年2,600万两，1895年3,000万两，此后，每年平均1,000到1,500万两， 这些款额也部分缓和了晚清财政赤字造成的困难。

外国投资及其控制作用 晚清的经济发展是外国人在近代中国工业和企业中起了支配的作用，如果说这不是反常的，可也是不正常的。他们的控制程度和活动范围在独立国家中极为少见，故晚清经济被称为是『半殖民』经济是合适的。下面的扼要考察描述了外国涉足近代中国经济几个关键部门的情况。

1．银行业 由于旧式的中国钱庄不经营外贸业务，故在条约口岸的外国银行及其分行垄断了中国进出口金融业务，几乎长达半个世纪_从1842年开放港口开始到1898年第一家近代中国银行成立为止。首家在中国开设的外国银行是丽如银行，它于1845年在香港设立一家分行，1848年在上海开设另一家分行。最有势力的银行是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于1853年和1864-1865年开设。这两家英国银行实际上一直垄断中国的外贸、财权，直到1889年，德华银行进入该领域才有所改变。为了获得丰富的回报，其它外国银行也纷纷仿效，这包括：1892年日本在上海开设的横滨正金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为了投资兴建在满洲的中东铁路于1895年成立)；美国的汇源公司(归万国宝通银行)和花旗银行， 当然还有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银行。

这些有进取精神的外国机构，不仅经营正常的银行业务，同时，还发挥不寻常的作用，如充当本国政府的财政代理，接受作为偿还外国贷款担保的中国海关税收及盐税存款，甚至还发行自己银行的钞票。虽然发行钞票并未获得中国政府明确的认同，但这些外国银行坚持认为他们享有的治外法权赋予了他们此种权利，软弱的清政府无力制止他们。事实上，这些钞票只是一种承诺的便条，『是中国老百姓对外国银行的无息贷款』。 这些外国银行真是两头受益：一方面，用这些钞票买下中国商品；另一方面，利用清朝政府以及中国私人与官方存款，在中国进行高额利润投资。当然，银行也有破产的事情发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银行发行的钞票变成了废纸，毫无用处，中国的存款也就灰飞烟灭了。估计到1910年为止，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的流通总量在3,500万至1亿两之间。

为了和外国银行竞争，1898年，清政府允许创办中国私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立， 其最初资金有500万两，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资金为1,000万两，三年后更名为大清银行。1912中华民国成立后，再次改名为中国银行。1907年，政府筹办交通银行，1919年共有59家中国的银行。

2．轮船运输业 除了贸易以外，外国商人陆续创办船运公司，导致中国沿海和内陆水域地区国际工业的迅速扩大和更加激烈的竞争。通常在一个独立国家里，外国是无此特权的，这是不平等条约将这种状态强加给中国的。1862年，由美国旗昌洋行创建的旗昌轮船公司(亦称『上海轮船公司』)，是首家外国在中国开设的航运公司，其最初的创建资金为100万两(即1,356,000美元)，在十五年时间里，它便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船运公司。

但是，在中国占有份额最大的外国船运公司是英国。1872年，英国太古洋行投资97万两组建中国航业公司；一年以后，中国航业公司也获得了英商怡和洋行的32.5万两投资。那些又快又大而且高效的外国轮船，很快抢占了速度慢而陈旧的中国帆船的大量业务。为了保护国家利益，1872年李鸿章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其最初投资为47.6万两，1877年它收购了所有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船只。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怡和洋行又组建了两间船运公司，即1879年开办的扬子航运公司和1881年的怡和轮船公司。前者创办资金为30万两，后者为137万两。 日本虽然比较晚加入此市场，但其通过合并也成为强大的竞争者。1907年在政府大量财政补贴下，四家航运公司组建了日清汽船株式会社。1900年以后，日本和德国占有该市场的份额迅速增大，而英国在整个晚清阶段都保持其领先地位，美国仅在1868-1876年之间才占据可观的数量。

在华的外国航运

由于外国航运公司日益占上风，中国航运业所占份额急剧下降，从1880年的30.4％降为1900年的19.3％。

3．铁路 中日战争后，对铁路特权的疯狂攫取可能是经济帝国主义最明日张胆的形式。无力抵抗的北京政府于1895年允许法国修建从印度支那到云南全长289英里的铁路。次年，俄国获得修建横穿满州的中东铁路的修建权，作为跨西伯利亚铁路延伸至海参崴的干线，全长1,073英里。两年后，它又从中国政府勒索到修建南满铁路特权，即到旅顺和大连港的铁路修建权，长达709英里。1905年，俄战败后，此铁路修建权又转让给日本。德国，当然也不甘落后，于1897年获得在山东境内修筑胶州到济南之间的长度为285英里的铁路权。这四条主要由外国单独修建的铁路总长为2,356英里，占了中国1911年整个铁路总里数的41％。 而且，许多中国铁路的修建也是靠外国贷款修建的，自然也就无法摆脱外国的控制或影响。

除了蒙受帝国主义的侮辱之外，还要加上经济损失的伤害。外国把获得的特权当作是清政府让与的，因此，他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同时也不允许中国政府的代理机构对铁路的财产和收入征税。外国拥有的铁路，不仅是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也是外国政治和军事影响进一步加深的武器，在战争冲突时可以方便其运输部队。

4．采矿业和制造业 在华的外国人不只局限于银行、航运和铁路运输业，而且还涉足采矿业和制造业。其中规模最大，最出名的外国人经营的矿业公司，是日人控制(自1902年开始)的汉冶萍煤铁公司，英国控制(自1900年开始)的位于直隶的开平煤矿。汉冶萍煤铁公司于1912年合并中国经营的滦州矿业公司，组建开滦矿业公司。关于外国制造业及相关的活动，最好的例子便是搞多种经营的怡和洋行，除了外贸，他们还经营茶叶加工、缫丝、修船、酿造、棉纺织、保险、包装、冷藏和贷款等行业，是不折不扣的无孔不入的工业经济联合企业。其它外国企业的经营活动，还包括造船业和修船业、纺织品制造、制糖、缫丝、纺织、烟草及公用事业。近代中国经济中，没有一个阶段是不受外国资本的侵占和外来的影响及控制的。到1897年为止，在中国的636家外国商业公司中，有一半以上即374家公司是英国公司。

外国的控制甚至扩张到中国的邮政机构，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中国传统驿站缺乏效率，外国人利用这一点，于1860年在条约口岸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邮政机构，虽然清政府从未给予这种特权。由于清政府的默许，外国邮政服务在沿海扩展，并且深入内地。1896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负责下，清朝建立了大清邮政服务系统。最后，1911年，新的邮传部最终接管了邮政业务的管理，中国的邮政服务才摆脱了外国的控制。

帝国主义的两面性 1902年在华的总外资，是7.88亿美元，1914年达到16.亿美元， 1907年84％的航运业，34％的棉纺业及100％的钢铁生产，处于外国控制之下；1911年，外国控制了中国铁路的93％，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外国主宰中国经济的程度。外国影响的范围几乎同中国近代经济部门一样广泛。中国经济沦为半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中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把外国控制的这种程度作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证据。他们控诉外国人妨碍了中国工业，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以外国人享有的不公平的有利条件为论证依据，认为外国优于中国竞争者是在于他们庞大的资本、技术力量，从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特权，以及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不交税、并免于官方干涉等。当然，这一切都是事实，外国人在中国投资是为了挣钱，几乎没有人考虑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他们每年从中国赚取超过10％的利润，并控制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多数部门，这使得中国人赚钱和在商业领域占据合适的地位变得很困难。

但是，帝国主义不是没有起有利的副作用，外国投资者引进了近代技术和创业精神，并且投资了许多近代工业；他们成功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从事工业获得利润是极为可能的，因此，这促使中国人仿效他们。此外，外国工厂和贸易机构雇用中国员工，对他们的培训，产生了具有生产技术知识和管理才能的本土人才，而对他们的利用也为中国人带来了好处。当买办们掌握了外国商业方法和积累了可观的资金后，开始自己投资工业和在政府开办的企业里任职，也就不足为奇了。唐景新便是其中之一，他以前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经营中国轮船招商局。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外国租借地和条约口岸地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所需的和平秩序，而且外国企业也承担了大部分『社会开支』，如公用设施、道路和通讯设施，这些都是使中国工业发展更加容易。很明显，外国的投资对中国人起了一个『模仿』的作用，并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既有害又有利：一方面，它妨碍了本土工业的成长；另一方面，它通过激发保护民族经济及公平竞争的欲望，引发了爱国主义，并对经济现代化提供动力。许多中国工厂和企业诞生于帝国主义高峰期，是帝国主义有利方面的明证。从1904-1908年，政府登记在册的近代中国公司有227家，而到1912年时，仍然运作的本国工厂已有20,749家；即使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型或中等规模，以及只有750家企业雇工超过100人。 尽管这些中国企业的确在大型外国公司的阴影下为生存而拼搏，但也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是在外国的刺激下才出现的。

中日战争后的十五年，是一个异常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十五年里，旧的思想、社会和经济秩序已荡然无存，而新的秩序正蓄势待发。这种快速的转变，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将翩然而至，历时两个半世纪的大清王朝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它不能与时代同进，并提供一种替代暴力革命的方式，它将注定灭亡。

◇第十九章 历史透视下的清王朝

前面对清代历史的考察必然使人间及这一时期的意义、成就及过失。事实上，客观地考察中国二十五个连续王朝中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便会发现它在中国历史上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与元代八十九年的统治相比，清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是异族统治的最为长久的一个朝代。清朝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的兴起，仅次于元代，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长久的和平舆繁荣。这种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从1650年的1.5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因此疆域与人口这两份清代的遗产，奠定了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

此外，清代还经历了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划时代变换。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儒家国家和社会，以及延续于清代中、前期的习俗，在西方冲击下发生了根本转变。只有认识清代历史，才能明白新秩序诞生之艰辛，从而有助于理解中国向现代社会调整时的艰难脚步。

清代给中国既带来了辉煌的成就，也带来了屈辱的苦难，但比起明代君主，清代统治者总的来说表现较佳。 对清朝进行历史的分析，可以得出一条确定的教训，就是生存的关键，是在于对时代的挑战所作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响应的能力。满人在十七世纪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作出了这种适应；而在两个半世纪后，因缺乏相应的调整能力而导致失败。

满人夺取政权是通过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这样的杰出领导的宏图完成的，他们出现在明朝政权饱受政治腐化、宦官专权、税收繁重和致命的民众叛乱之困扰的紧要关头。满人领袖灵活地克服了满族的部落心态与组织，争取到汉人的合作并吸纳了明朝既存的体制。1644年清朝正式建立后，一批有远见而又能干的君主相继登位，康熙、雍正与乾隆颁行了英明且影响深远的政策。

长期的和平、繁荣与军事胜利随之而来。由于儒家被认为是异族统治成功的根本因素，所以儒家秩序得以保存。此外，政府二元制的体制也建立起来，即在行政职责的职位上同时任命满人和汉人，以吸纳汉人精英，减少种族敌视，同时还引入了一种互相监督与制衡的体制。事实上，新兴清帝国所依赖的基础是继承自明朝的行政体制，而补充以满族人的革新，例如建立理藩院和军机处。理学得以发扬，『忠』及『维持现状』等观念得到适度渲染，这主要是为了稳定现存社会。满人也竭力在广阔的汉族群体环境中保存自身的特色，并特意设置了诸如宗人府等机构，以对满人贵族进行严密的监视。他们还阻止汉人移往满人故地，禁止满汉或汉蒙通婚。权力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集中于君主手中。同时阻挠满族贵冑建立封建制的运动，禁止满贵和旗人发展省际的联系，以预先遏止分离之趋势。禁止提升太监，限制外戚的影响，阻止官员间结党拉派。此外，清廷一方面通过文字狱在反抗的汉人学者间制造恐怖，另一方面又通过科举考试与诱人的官职任命，尽可能笼络他们进入政府任职。

这些努力成功地巩固了满人在中国的地位，但物极必反，正如中国古谚所说：『日高而陨，月盈而亏。』乾隆统治下的灿烂辉煌已经播下了衰败的种子。中国过度沉溺于奢靡，而忽略了本质问题。人口增长超过了土地增长，导致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下降；军务废驰；腐败与陋规在帝国官僚中广泛蔓延，这些问题造成所谓『王朝循环』这一历史图景的再现。到1775年，清王朝的国运便开始走下坡了。

经验表明内部衰败将引起国内叛乱和外部入侵；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常与帝国权力的衰落相伴而行。清朝威势的消减既经历了白莲教起义(1796-1804年)，也遭受到日益强烈的要求开放中国，以进行贸易和外交的西方冲击。在整个十九世纪，清王朝一直困扰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清朝虽能够镇压国内的叛乱_一个已知数，却完全没有能遏制西方的侵入_一个未知数。在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年)后，王朝的解体加剧了，政权日渐从中央向地方、从满人主导向汉人主导转移。尽管同治中兴(1860-1874年)暂时遏止了王朝衰败的趋势，但清朝的灭亡已成定局。

清朝统治的最终失败，在于它不能通过实行影响深远的变革，把中国迅速地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以充分对付西方的冲击。虽说十七世纪的满族领袖们在采用汉族体制和儒家秩序上表现出灵活性；但他们的子孙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却软弱无能，无力超越传统。他们未能成功地开出一条革命以外的路，创造性地回应当时的挑战。事实上，行政混乱、国内叛乱及外来羞辱，已使清朝元气大伤，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清朝的快将灭亡已是不言而喻了。这犹如在十七世纪初，明朝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二百六十八年后，满族王朝不再是『真命天子』，它走到了中国人称为『气数已尽』的地步。

清朝之经历与明治时期日本的经历相比，形成尖锐的和人所共知的对照，让人们能够进行充分讨论，并从相互冲突的观点进行多样的诠释。阻碍中国前进的那些主要原因，看来正是那些限制新观念传播的因素，例如，幅员辽阔、通讯落后、自给自足、缺乏借鉴国外的传统，以及知识界的保守姿态；在其它导致清朝衰败的原因中，下面一些因素是值得思考的。

软弱的领导舆不完善的体制 清朝的专制统治将权力集中于皇帝，这样皇帝的领导是否精力充沛就至关重要了，像康熙、雍正、乾隆这些能干的君主，便为中国带来了诸多辉煌与成就，开创了一个光辉的时代。但是，平庸的帝王却亦步亦趋，小心谨慎，竭尽自身之力来保持而非光大昔日的荣耀。对于中国舆清朝而言，不幸的是在其最需要强大而又有创造力的领导者时，却无人应运而生。在乾隆这位最后大帝之后，嘉庆与道光先后继位，两人均循规蹈矩，才智平庸。咸丰朝十一年时间的统治，因太平军革命和与英法的亚罗号战争之羞耻而被毁坏。同治与光绪均为孩童皇帝，他们在位期间，政权实际归于慈禧太后，她作为最高统治者，执政近半个世纪。虽然慈禧远非天生愚钝、优柔寡断之人，但基本上浅陋、保守、唯利是图，而且自私自利，常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与王朝利益之上。她支持自强运动，但并非旨在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是为了维护旧秩序及她个人的地位。她从自强运动中所追求的是镇压国内反叛和抵制外部的帝国主义；她只允许枝节的修补而非全面的革新，部分原因在于她害怕那些负责现代化的汉人会谋反。因此，很大程度上，慈禧应为无力提供建设性的领导而承担责任。

若果中央官僚体制中存在富有活力与远见的治国之才，王室领导能力低下或者可以得到弥补。在儒家国家中，尽管大臣应该效命于帝王，而非领导帝王，但他们可以出谋划策，进而影响官方政策。可是在晚清，大多数士人舆官员却是『受益最大之流』，他们太醉心于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无意改变现存秩序。身处保守的官场之中，建议和拥护洋务的人只是凤毛麟角。这些进步力量也没有能联合组成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少数』(引汤因比(Toynbee)语)，只是单枪匹马行事，寻求采用西方器具以响应时代之挑战。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官员一样，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发挥作用，他们只是单独行事，没有统一协调的整体计划作指引。在早期自强运动的领袖中，只有恭亲王奕欣与文祥身处中央政府，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为地方人物。1876年，奕沂再次被慈禧整治，文祥也溘然长逝，此后，中央细若游丝的指导也消失了。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此后，在一定程度上，他成为近代化事业的协调者，担负起中央政府的部分职能。但是，他却面临着司法裁决权上的限制，无权指导自己辖区之外的省份。而后来的现代化人物张之洞、刘坤一也同样只能在其所辖省份内推行细枝末节的变革专案。总之，与明治维新日本的中央政府决策相比，这些仅是一些地域性而非全国性的计划。此外，这些地域性的努力主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民众参予不足，因而阻碍了现代工业与观念的广泛传播。

在既无有效的皇帝领导，也无少数富有创造力的人士的情况下，要引导全国力量指向复兴民族的集体目标的努力，即使并非不可能，也变得日益困难。

满人对汉人的猜疑 尽管在朝廷的公开政策中，宣称满汉不分畛域，在官府机构中任职时兼用满汉，但是，事实上，满人以征服者自居，而汉人只被当成『外来人』。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前，军政要职均由满人担任，即使那些分配给汉人的职位亦可由满人充任，反之汉人则无此权力。太平天国革命之后，这些惯例松驰了，但满人对汉人的猜疑却未减弱，李鸿章的一生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作为自强运动的领导人物，李遭到来自各方的反对与阻遏，保守分子经常讥笑他将国家利益出卖给洋人。对此，慈禧太后认识到她需要李为其效力，但同时又担心李权势日升会使王室势力下降，因而，她只是虚应故事地支持李的现代化计划，并允许反对势力攻击李却不加惩处。她还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容许、甚至怂恿保守派的『清议』来牵制进步人士。1874年，李请求奕欣向两宫皇太后言明铁路的可取性，但奕欣却回复说，由于清议的强烈反对，即使两位太后也难对此作出决定。 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像李鸿章、曾纪泽这些干练的汉人却不为所用，而由一个浅陋的满人醇亲王掌管。满人沭于汉人的颠覆，汉人又惧于满人的妒忌，这阻止了双方的有效合作，而长远的改革计划也就不可能了。1898年康有为提出的体制改革计划，也被满人斥骂为损满肥汉的阴谋。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中，满人遏制汉人影响的努力不断强化，如军机大臣刚毅便声言：『汉强则满灭，汉衰则满盛。』 满人认为改革与宪政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因而满汉间的种族敌视便阻碍了真正的现代化。无疑，满汉间的分歧遏止了旨在复兴民族的有效合作事业的产生。

对西方挑战本质的无知 西方扩张的特征有多方面，例如舰船、火炮、贸易、传教、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而且由一种在诸多方面均优越于中华文明的生机勃勃的近代文明所支撑。它为中国带来了罕为人知的新奇境况，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袭来时，中国毫无准备，应对无措。在1898年改革之前，大多数的士人与官员依据中国历史的经验，认为夷人的入侵均是昙花一现，因此，十九世纪西方的扩张也被归入此类，仅被当作转眼即逝的暂时的不幸。甚至中国屡败于西人的事实也被解释为偶然事件。西方冲击的真实本质、程度及范围就这样被误解了，甚至那些进步的自强运动措施的提倡者也是如此。例如李鸿章，他虽认识到当时『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对西方潜力的认识也是井底之蛙。他的现代化方案主要集中于改进军事与外交；至于清王室，也只是采用防御姿态从事自强运动。当外部压力衰减时，行动便迟缓下来，阐明内政外务政策的全面纲领也就无从产生。清廷的努力是随遇而安的，犹如用新布补旧衣、旧瓶装新酒一般。他们付出的零零碎碎的努力，没有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突破。显而易见，在陈旧的儒家基础之上，无法成功地移植近代资本主义舆政治革新。

当我们考虑到1898年改革前官员与士人的总体心态时，便不难理解清廷对当时世事何以如此无知。那些官员及士人大多生活在过去之中，沉溺于中国『文化主义』的梦幻世界之中。他们从过去寻求出路而非面向未来获取启示。传统的旧制得到宣扬，而当代的事例却遭受唾弃，机器．轮船、枪炮、电报通讯与铁路交通均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他们满怀中国至上主义的傲慢，却少有民族主义的情怀；他们引述历史说教以为自己以华制夷的态度寻找合法性证据，但却对师法夷人之制恼羞成怒。对于他们而言，以西方的形象来改造天朝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正是为反对这种狭隘的、倒退的观念，严复鼓动接受新的生活价值，建议学习西方思想来领略现实的不同景观。同样，梁启超在世纪之交也倡言『革新』中华，他们的努力为后来知识界的萌动播下了种子。

内忧外患舆资本不足 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是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舆充足的资金，但在晚清，两者却均告厥如。国家一直为内乱外患、教案以及天灾所困扰，使得法律舆秩序广泛崩溃，同时，政府的支出急剧上升。1830年后，中国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亚罗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叛乱、回民叛乱、天津教案、台湾危机、马嘉理案件、伊犁危机、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及义和团事件，罕有和平稳定之日。

除了阻碍经济发展的连续不断的动乱之外，战争开支与赔款也使资本不断外流，财政开支也开始依赖于外国的借款与从各省榨取的资金。从1842-1895年，中国对外赔款加上赔款利息共3亿两。庚子赔款总额为4.5亿两。在1902至1910年间，中国政府偿还了其中的2.25亿两，这一数目中的1.64亿两(占72％)来自地方收入，0.33亿两(占16％)来自海关，另外的0.27亿两(占12％)来自国库。资金流失自然而然阻挡了经济发展，在中央财政每况愈下的局面下，现代化成功的前景变得日益黯淡，这一点在上一章中已有探讨。

外国的作用 外来影响在晚清是一股主要的推动力量，因此需要作一概括性的分析。尽管外国政府及他们的代表希望看到中国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也尽管他们不断地使清帝国机构意识到接受西方制度与物产的紧迫性，但是他们显然认为中国应永久依赖西方。一个适度进步、繁荣而软弱的中国，依靠着外国提供的建议、友好、贸易与援助，将比一个完全独立、果断的中国更符合西方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不应允许中国现代化程度太高而获得能驱除西方的力量。例如，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先生曾就赫德先生领导下的中国海关的作用，作过一番政策宣示，这席话支持了上述的立场：

我们英国人尤其关心它(海关的外国监理)能运作良好，这不仅是因为它能规范贸易，而且因为它是把进步引入中国的一个通道。事实上，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因而也没引起它的猜疑。最后，如果我不是大错特错地话，还应千方百计、未雨绸缪地防止中国建成一支舰队或组建一支军队。

如果这席话反映了英国的对华政策，我们便不会惊诧于清廷国力的的经年衰弱。这也使马克思主义论点更为可信，它认为清政府由于依赖同外国的合作而非奋力反抗，因此它无法获得真正的力量。

国内外这些因素使现代化的成功成为泡影，满汉领导人都要因未能克服障碍而受责难，而失败的代价则是王朝的覆灭。马戛尔尼勋爵在觐见乾隆后，于1794年说过一段预言，到现在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他说：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飘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飘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事实上，中国已无法在其古老的基础上重建，只有一场革命才有希望使之获得再生。

◇第二十章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在外国帝国主义和王朝衰退加剧的局势下，实现民族救亡。为此，两大政治运动推展开来，代表着解决这一问题的不同途径。一个是由康有为领导的1898年维新运动，如前面的章节所述，这场运动进展成二十世纪初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另一个是由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主张彻底推翻满清王朝。起初，进步改革派居于主导地位，但当清廷的努力被证明是敷衍了事和排斥汉人时，革命派在年轻知识分子、秘密会社，以及海外华人社团中获得了与日俱增的支持。革命的力量稳步扩张，最终扫除了古老的帝制，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_中国悠久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转变。

革命的背景与特征

清朝的衰败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历史主要是连续不断的国耻纪录：从1842年《南京条约》至1901年《辛丑条约》的一长串不平等条约；十九世纪八十及九十年代朝贡国的丧失，以及清政府的内政欠缺生机，都证实它完全无能力在现代世界中保护中国的荣耀。以前所引以为豪的天朝皇国如今沦为半殖民地，1644年作为征服者进入华夏的满人在公众面前丢尽脸面。当朝廷在求生的绝望挣扎中，以改革舆立宪之借口制造排汉的政策时，它的丧钟便已敲响了；在王朝的急剧衰败中，这种公然的歧视政策加剧了被统治者的反抗。

人民起义的传统 在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中，反满情绪自始至终从未消失，清初汉人思想家如顾炎武、王夫之反复不停地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活动并未导致异族统治的立即覆灭，但革命的萌芽却在地下组织与秘密会社中保持着活力。各种由明朝遗民发动的运动、三藩之乱、天地会的活动、白莲教叛乱，以及太平天国革命，都表现了无休止的民族或种族反抗趋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正深深地植根于这一传统。

外国的影响 近代西方的伟大革命，如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均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主、独立、人权、平等、自由等观念风靡于中国青年的思想中。而且，义大利与德意志在1870年民族统一的成功，也为前瞻的中国人提供了光辉的榜样，推动他们采取相类似的行动。此时，民族主义、民主、共和思想成为了中国革命性变革的推动力。

政治变革的必要 孙中山认为，封建王朝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年，而政府的本质却没有改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君主专制体制。孙注意到，中国历史是沿着分裂、混乱、统一、专制的圈子反复循环，紧随每一个混乱时期之后的是众多王位争夺者漫长而又无情的争斗，直到最后一个胜出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人民无辜受难，历史模式周而复始的循环着，要打破这一循环和为那些有识之士创造充分的发展空间，就必须以共和制或联邦制来代替君主制。在这种制度裹，所有人都可实现其希望，行使其权利，并担任省与国家的领导。为实现这一目标，孙激励全中国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到民族革命中来，以推翻帝制与满清王朝，并引进近代共和制，摆脱外国的干涉舆侵扰。

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 孙中山看到，尽管西方列强拥有繁荣、独立与民主，但他们也为工业化的问题所困扰。劳资纠纷、罢工、高工资要求以及财富在少数资本家和多数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都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的来临。尽管中国尚未工业化到可目睹同类难题的地步，但资本主义的种子却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强运动以来便已播下。为预防资本主义的罪恶，孙主张节制资本，以防止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另外，鉴于中国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面积的增加而带来持久的土地问题，孙提倡平均地权，从而实现远古时代『耕者有其田』的乌托邦理想。

总之，孙设想了一场由全体中国人推进的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革命：即推翻满清与帝制的民族革命；建立共和与民权的民主革命；平均地权并节制资本主义罪恶的民生革命。这种宏大的革命方式，在世界历史的革命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孙中山与革命

中国革命之父孙逸仙 (1866-1925年)，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州附近香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父母生下六个孩子，但只有两男两女存活下来。由于土地贫瘠，香山人长久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出外谋生的传统。孙的长兄(孙眉)15岁时便前往檀香山治业，生意颇为兴隆。孙本人6岁入学，至12岁便完成启蒙教育及读完四书五经。由于家境贫寒，他并未能接受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孙生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年幼时，他便常听人讲述起义军的故事，暗地里渴望成为『洪秀全第二』。

檀香山舆香港的影响 1879年，孙与母亲前往檀香山，与兄长相聚。他第一次目睹了轮船的神奇，看到了繁华优裕的生活，以及檀香山(Honolulu)公平的税收。他进入圣公会教士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读书。后来，1883年从奥阿湖书院(Oahu College)毕业，那年他17岁。由于兄长担心孙会皈依基督教，这使他无法遂其在美完成学业的雄心。于是他回到香港，就读拔萃书院，并用了近一年时间来提高英语水平。此后，他转入皇仁书院，并在那里受洗入教，他于1885年结婚，在赴檀香山作短暂旅行之后，返回中国，恰好得以目睹中国在对法国的战争中的败绩。由于对清廷的衰败极度厌恶，他开始形成推翻这个王朝的理念。

20岁时，孙就读于广州博济医学院，同时阅读二十四史，以提高自己的国学水平。在众多的同学中，有一位叫郑士良，此人与会党有着广泛的接触。他们二人经常就革命的必要性展开长久的讨论，而郑自愿从其秘密会党朋友那里为孙寻求帮助。1887年，孙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读书，这里有更佳的课程设置，而且这块英国殖民地给革命活动提供自由。孙一边从严格的英籍主任康德黎医生(Dr．James Cantile)那里接受科学与医学的完整训练，一边又利用学校作为革命活动的总部，往返于港、澳之间来推动革命事业。经过五年学习，孙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并于1892年在澳门开始执业行医。一年后，他移居至广州，免费为穷人提供服务与医疗物品，以便能广交朋友、发展新的关系。在这里，孙遇到了一个老道士，此人建议他说：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必须寻求会党的支持。孙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些秘密团体的组织与地址，并指派郑士良与他们联系。

在孙的人生观形成时期，夏威夷舆香港显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在这些地方所目睹的，以及这些地方与其故乡香山县之间的反差，必然在其年轻的心灵中烙下深深的印迹。在他呆在夏威夷的时间裹(1879-1883年)，夏威夷虽仍是一个独立的小岛王国，但美国的影响迅速侵入，为它带来民主观念、现代法律体制、现代学校，以及工业发展的需求。岛上的进步派其时正倡导推翻君主制，支持美国式民主，而保守派却反对外界的介入与共和主义。夏威夷历经的问题与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同。尽管夏威夷于1893年最终成为一个共和国，它却一直处于美国兼并的威胁之下。 从这个历史教训中，孙确信仅仅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此基础之上重建国家，保持民族独立。

香港也是一个富有激励与指引作用的地方，英国殖民管理的效率，近代卫生的发展以及有序的社会运行，均与孙的故乡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孙追问：为何两地距离仅50英里却判若天壤?及后，他发现省城与京师比其故乡更为腐败不堪。虽然香港被英国人统治仅数十年，但在中国四千年文明中，却无一个城市像香港这般管理得当，这种反差在孙的心中点燃起了推翻无能的清廷的强烈愿望。但是，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具有很大的『策略灵活性』，而且『熟于同时矢志于两个矛盾的目标』。 在1894年前，他一面计划推翻满王朝，一面还考虑将改革作为拯救中国的可行手段。受著名报人王韬以及自己曾就读的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何启两位受人尊敬的的改良主义者影响，孙曾抱有加入改良派阵营的想法。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也无传统科举功名的农民后代与基督徒，孙明确地意识到，他是一个为传统社会核心圈所拒斥的『外人』，但是，加入士绅改良派的阵营可以帮他挤入当权派的精英之中，于是他决定接近士绅改革的象征人物李鸿章。

1894年夏，孙与同伴陆皓东北上观察京师局势，并试图面见李鸿章。孙在一封信中向李建议道：欧洲国家之所以强大、富足，是因为它能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而并非是靠舰船大炮获得的，所以中国应靠普及免费教育、指导就业、提倡科技与农业来发展人才。他自称是一个游历海外并学习过外国语言文学、政治、数学与医学的人，并说：『吾尤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 但是，李当时受中日战争缠身，所以既没有接见他，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随之而来的失望加上亲眼目睹北京满族政权的衰败，更坚定了孙推翻满清王朝的决心。

兴中会，1895年 孙决定重返其最初的革命目标，并寻求海外华侨、秘密会社、基督徒、传教士这些中国社会的边缘人、也是他最熟知的一部分人的帮助。 l894年秋，他前往檀香山，在兄长帮助下，于1894年11月24日组织了兴中会，最初会员为112人。孙计划将活动扩展至美国，因此他匆匆返回中国，以便利用中日战争的有利局势。他返回香港，并于1895年2月21日在此建立兴中会总部，并在各地设立支部。会员均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这样，第一个革命团体便诞生了。

3月16日，兴中会着手动员三千人进攻广州城，以把它建成为革命基地。陆皓东为革命者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此旗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旗。这时在广州征集的抗日援军突然被解散，全城动荡不安。孙与三元里的民兵联络，计划于10月26日起事，但是计划泄露了，革命党人失去军火，并有48人牺牲，其中包括第一名革命烈士陆皓东。

孙逃至香港，但发现英国当局已同意清廷禁止他人境五年的请求。孙遵从康德黎医生的建议，与一个追随者陈少白逃往日本。到达神户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当地新闻将广州起事称为『起义』而非『非法叛乱』。孙受宠若惊，命令以后的起事均应称为起义。在横滨，兴中会支部成立起来了，革命党人也开始跟一些同情他们的日人进行接触，其中包括宫崎寅藏兄弟(宫崎寅藏与宫崎滔天)，孙的形象也改变了，他剪去了辫子，穿起西式服装，并前往檀香山策动革命。

伦敦蒙难 檀香山之行毫无成果，许多支持孙的人在广州起义流产后，对革命事业变得漠不关心。到美国后，孙继续在华人社圈中寻求支持，但发现他们在政治上觉悟更低。『洪门』组织已经忘记了原来『反清复明』的目标，而几乎成为一个称兄道弟的社会俱乐部，这些组织是在孙的反复宣传之后，才重燃起过去的革命热情。

1896年10月1日孙抵达伦敦，在康德黎医生的安排下住进葛兰旅社。10月11日，在前往教堂的路上，孙被诱至中国公使馆，遭到绑架并被幽禁在三楼。清廷公使此时已获总理衙门准许，准备以7,000英镑包租的一艘轮船将他秘密遣送回国。但是，孙却设法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将消息透露给康德黎医生。康德黎无法从伦敦警厅那里寻得干预，他便将此事上诉至外交部。1O月22日，《伦敦环球报》以醒目的标题披露了这则非法的绑架。外交部表示震惊，于是迫使清公使馆于翌日将孙释放。这则绑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后果，它使孙在一夜间声名大噪。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吧!

孙在英国呆了九个月，以便直接研究新近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他目睹了诸多任务业化国家日渐增长的社会改革与革命的趋势，因此想令中国在将来免于类似的罢工与劳资纠纷问题。1897年，他形成了一种社会革命的观点，以补充其先前的民族与民主革命，这些成了他著名的三民主义的基础，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自豪地将此比之为林肯『民治、民有、民享』的言论。

三民主义成为孙及追随者的革命宗旨。第一个宗旨民族主义，不仅要求推翻满州异族统治，也要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第二个宗旨民权主义，旨在实现人民的四大权利_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与罢免权，以及政府的五大权力_行政、立法、司法、监察与考试，其中后两者反映了传统的都察院与科举考试的职能。第三个宗旨民生主义，则强调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必要性，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耕者有其田』乌托邦观念的遗产与太平天国土地革命的影响。但是它更直接、更积极的部分，则来自著名的单一税论者乔治(Henry George)与穆勒(John Stuart Mill)，孙从他们那里认识到，土地价格固定后(在革命后)，所有的价格增值将归政府所有。这样，孙那种在1897年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革命观念，到1905-1906年时已充分发展成为指引革命的第三个宗旨。 直至今日，三民主义仍是台湾国民政府遵守的信条。

艰难时期，1896-1900年 孙中山此时已经树立了声誉，并且还逐渐形成了一套革命思想，但是他还缺乏实质的成功。孙认识到，在欧洲，中国学生与商人为数甚少，于是决定在1897年年中回到日本。在这里，华侨团体规模较大，并且便于指导大陆的革命工作。由于与日本民主自由领袖犬养毅的朋友关系，孙得以结识大隈重信首相与枢密院副院长副岛种臣。其它一些无官职的人也成为孙的忠实支持者，其中包括宫崎兄弟与平山周。

这些日本人和孙一样感受到亚洲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满，其中许多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只是处于暂时的消沉之中，如果有适当的外部帮助和新的领导力量，它是能够崛起的。因此，已经首先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应该通过帮助中国改革，推行现代化与脱离外国帝国主义取得独立，从而偿还其所欠中国的那笔古老的文化债务。这些观点在1898年『大隈重信主义』中令人信服地提出来，并广为日本高历人士接受。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在实现泛亚洲主义的事业中，复兴中国的注定是孙。

与这些热心的日本同情者相反，日本华人小区大部分不关心政治，而且保守。在一万人中，仅有约一百人支持孙中山。由于对卷入反满活动普遍存在畏惧，革命工作在中国本土进展得相当缓慢。尽管会党例外地支持革命，但却缺乏提供领导力量所必需的教育、凝聚力以及指导能力。

在命运多蹇的百日维新后，康、梁东逃日本，领导保皇党。这个敌对党派使孙的革命工作雪上加霜，康、梁与其追随者强烈地反对革命与共和。同为身处异域的政治避难者，孙对康表示出有意修好的态度。但孙寻求合作的提议却为康轻蔑地拒绝。此时康仍以高贵的帝师自居，不屑与叛党为伍。犬养毅曾善意地居间调停，也仅能为二人安排一次会谈，但康却未能按时出席。然而，梁并非如此傲慢，显得易于接受革命观念，但其师康有为却禁止他舆孙合作。君主改革派与革命派的冲突犹如水火一般，直至日本政府命令康离境后方才发生转机，梁与孙开始商讨合作事宜，甚至商讨两个组织合并的可能性。由孙任总裁，梁任副总裁。那时正在英国、加拿大旅行的康赶忙将梁调至夏威夷去负责保皇党支部。但梁仍倾向于和解，而且还建议由光绪帝就任将来共和国的总统。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对孙来说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趁着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之机，孙派郑士良去香港北面的惠洲组织一场起义，同时还派史坚如到广州策动响应。他本人则计划与十几名日本友人与官员同赴香港，以便领导革命军北上。不幸地，计划又一次败露。香港当局仍拒绝他人境，孙只好逃往台湾。在这里，日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款待了他，并允诺帮助。那时，革命分子在会党帮助下已于广东海岸发动起义。起初，他们取得一些胜利，然而很快弹药便告用罄，所以只能焦急地等待来自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增援和补给。但出乎意料的是，日本政府突然发生变更，新首相伊藤博文禁止官员在孙的革命军中任职，并命令儿玉源太郎总督中止对孙的一切支持，孙甚至还被禁止离台。由于缺乏增援和补给：革命军无法长撑下去，最终只有解散，领导人郑士良也逃亡香港。其间唯一的一位日本人山田良政为清军抓获并杀害，他成为第一位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外籍人士。同时，史坚如因企图炸毁广州总督的衙门而被逮捕，也失去了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这样，惠洲起义以惨败而告终。

但是，此时孙的形象却极大的改善了。清廷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举止失措，使许多人对孙投以赞美的目光，他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叛乱者与罪犯，而是一个为改善国民的境况而工作的爱国的、忠诚的革命者。国内学生及旅日留学生均热情地支持他，在日本的学生还出版了《国民报》和《二十世纪之支那》以推动革命事业，并且倡导暗杀满清官员。一些知名的学者回国之后创立了《苏报》。年青革命者邹容于1903年向《苏报》投了一份二万字文章<革命军>，攻击清廷，支持革命。《苏报》编辑章炳麟因此遭监禁两年，而邹容本人年仅20岁便死于狱中。

除了这些出版物，还涌现了大批支持革命的社团。在上海，著名学者蔡元培创立光复会；在长沙，曾在日本秘密学习军事的黄兴于1903年组织了华兴会，最初会员达五百人，其中包括后来脱颖而出成为革命领袖人物的宋教仁。华兴会的成员多为知识分子与会党分子，其中以会众十万之多的哥老会众为尤。1904年，在夺取长沙的企图流产后，黄兴逃亡日本，在那里，他逐渐获得一批坚定的支持者。

同盟会成立，1905年 在1902-1905年间，革命的前景极大地好转，这与刚刚过去的黑暗岁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孙穿梭于越南、日本、檀香山与美国之间，为其事业寻求支持。留日学生的热情回应鼓舞了他，于是形成他组建一个革命政党的想法。 当时，许多学生渴望从事军事学习，却为清使节所禁止。但是通过孙中山与犬养毅的帮助，十四名中国学生得以在两位日本军官的秘密指导下，学习有关武器制造、军事战略，以及游击战的知识。这些学生在孙面前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檀香山，由于保皇党已占据了孙以前发展的许多势力据点，他便采纳了其舅父 的建议，加入洪门组织，并被选为『洪棍』(首领)。由于拥有这一头衔与身分，1904年，他作为『孙大哥』为美国洪门组织热烈欢迎。孙通过强调洪门原有的反清宗旨，成功地修改了洪门的章程，并掺和进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新目标。这样，他又将美国华侨社团从保皇党那儿拉回自己一边。

1905年春天，旅欧中国留学生邀请孙访欧。双方的讨论使他决意不仅要从学生与会党，还要从清廷新军中寻找支持。在布鲁塞尔，他发动了三十个学生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他又先后在柏林组织二十名学生、在巴黎组织十多名学生组建了革命组织。所有这些团体均立誓矢志于上述的四项目标。然而，最大的革命组织却在东京，在那里会集有来自中国十八个省份中十七个省的数百名学生，此时甘肃没有赴日留学生。组建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的种子已经播下，孙也因而备受鼓舞，认为革命此生可成矣。

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曾称赞孙是位世界上罕有其匹的伟人，通过他的联络沟通，黄兴、宋教仁于1905年7月28日在他们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办公室中会晤了孙。孙强调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以避免浪费精力和相互间的权力斗争。在几次会商后，他们于1905年8月20日决定联合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37岁的孙被推选为主席；31岁的黄兴成为执行部庶务长，并有权在孙缺席时代行其职权；23岁的宋教仁成为司法部的一员。在成立仪式上，约有七十人加入该会，在立誓遵守上述四项原则之后，孙教给会员一种暗号和三组暗语：『汉人、中国事物、天下事』。之后，孙舆会员们一一握手，并兴奋地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正值此时，屋上的一块木隔板『蹦』地一声落了下来，孙风趣地说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孙为革命设计了一个详尽的步骤。首先，在被革命军解放的地区，应有三年的军政时期。在此期间，军政府将在县级政权中控制军政与民政。同时，它将与地方人民合作以清除诸如奴隶制、缠足、吸食鸦片，以及官僚腐败等一些政治与社会恶瘤。第二期为训政期，时间至多六年，在此期间将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由民众选举地方议会与官员。但是军政府仍将保持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这个时期，一部暂时性的宪法将会明确军政府与民众的权力与义务。当训政期结束后，军政府将会解散，而由一部新宪法来统治全国。总之，孙设想通过一个三段式的革命，以使国家走上宪政之路。

尽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被当作革命宗旨而为同盟会所接受，但多数成员仅注重前两项，即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这是因为华兴会与光复会均强调倒满舆建立共和国，这二者构成了同盟会的主干，而孙的直接追随者仅占一小部分。现在黄兴成为党内的强势人物，孙、黄经常被合称为并肩作战的领袖。至1906年，同盟会会员迅速增至963人，其中863人是在日本入会，其它会员则来自欧洲、夏威夷、香港及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及主要的海外华人小区，同盟会支部也建立起来了。

此时，黄兴将《二十世纪之支那》转变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此刊忙于与梁启超进行激烈论战，因为梁这时贬斥革命与共和而支持君主立宪。不久，由于《二十世纪之支那》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的文章，触怒了敏感的日本政府而被停刊。革命党人于是将之改名为《民报》，并于1905年11月26曰首次发行，撰稿人有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等，可谓才子云集。他们奋进的热情与汇聚的才智压倒了梁，尽管梁文笔清丽，文风流畅，但他却无法孤身一人为保皇党守卫阵地。此外，梁在私下里也赞同革命事业，他对宪法必要性的强调，揭露了满清政府的无能，因而间接地促进了革命事业。 而且，在青年人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革命一边。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极大地转变了革命的特征与方式。孙不必再只在社会边缘人中开展工作，他已溶入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之中，他能从归国学生、不满现状的文人与进步军官中寻找到支持，而传统上这些人是中国的领导群体。革命的社会基础与革命工作的潜在领域大大地扩展了，跟由广州人占绝对优势的兴中会相比，同盟会是个涵盖多省份与多阶级的组织，因而能够在沿海、也可以在内地发动起义。最为重要的是，如同一个近代的政党，同盟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中央组织，它为全国所有革命与进步力量提供了汇众点。 有鉴于此，它当之无愧地享受到『中国革命之母』的赞誉殊荣。

此时，革命脉搏的跳动加快了，在1906-1911年间，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广东六次，广西、云南各一次，加上1895年广州起义与1900年惠州起义，总数达到十次。最后一次起义发生于1911年4月，旨在夺取重要的广东省府广州。这次起义对清廷产生了非常巨大的震动，并预示了半年后武昌起义的成功。七十二位著名的烈士在此次起义中献身，其中许多是从日本归来的学生，他们后来葬于广州北郊的黄花岗。

共和国的兴起

前十次失败的革命尝试，均发生在中国南部与西南部，这一地区临近香港和河内，便于策划与组织活动。但是此时，同盟会的强势人物主张，跨越这些边缘地区而攻击王朝的致命之地_要么在北京要么在长江沿岸的华中要地。他们这样推论：若能夺取武汉三镇，革命党就占据有利位置，既便于响应南方，又便于向北进军京师。因而，同盟会中部总会于1911年7月13日在上海成立，宋教仁任领袖。华中的湖北、湖南两省成为革命的主要目标。

在湖北，已经有两个组织存在，它们虽与同盟会有联系，却不是同盟会的一部分。一个是1907年8月成立的共进会，成员多为从日本归国的学生与会党分子。另一个是1911年1月30日成立的文学会，前身为振武学社。这个组织的名称与性质很不相符，因为主要成员是已参与革命事业的湖北新军。二者中，共进会聋望较隆，文学会则由于对新军的渗透而实力较强。1911年6月1日，双方同意共同合作，在武汉发动一场联合行动，并邀请在沪的黄兴舆宋教仁(孙此时在海外)前来指导革命。新军的叛乱是非常快捷及非常成功，所以一场迫在眉睫的起义已不可压制，而触发这场起义的原因，是因为铁路纠纷而造成的骚乱。

铁路国有化 在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中国人曾强烈地反对在华修筑铁路，而至甲午战争后，却出现了修建铁路的热潮。1896年，清廷委任盛宣怀为一家新办铁路公司的总监，盛原本希望从政府与私人，也从外国贷款那里来募集资金，但由于政府与私人无力出很多资金，从而使筑路资金主要来自外国人。此后十年中，在外国资金的赞助下，许多铁路兴办起来了，其中最著名的为京汉线(北京_汉口)与沪陵线(上海_南京)。1898年，华美合兴公司曾与中方达成协定，由其提供一笔贷款建造粤汉铁路(广州_汉口)，但由于士绅与商人的强烈反对，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5年又付出675万美元从美国公司手中收回这一建路权。而这笔钱则来自香港政府给予的一笔120万英镑的新贷款。在设计路线经过的广东、湖南、湖北，允许各省人民自建。此外，四川人民也有权修建从汉口到该省内的铁路。

但是，省一级的能力与资源却是不敷用的。在湖南，虽然对土地、稻米、财产及薪金征收了新税，但也仅筹集到500万两，而建筑开支却是6,000万两。广东省仅凑集了所需的半数资金。四川士绅与官员也发现，很少有人出资购买铁路公司股票。另外，由于公司监理侵吞了200万两而使局势更加混乱。在此情况下，清廷于1908年责令张之洞负责管理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湖北段。1909年6月，张开始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谈判，准备贷款600万英镑筑路。但几个月后，张于10月5日去世，谈判押后。

与中央集权的政策(如第十七章所示)相适应，清政府于1911年春接受了一个下层给事中 的建议，拟将铁路干线国有化，而将其支线留给私人管理。5月9日，清廷正式将粤汉、川汉两路收归国有。5月20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个四十年的年息五厘贷款协议。

四省的士绅与民众强烈抗议国有化政策与外资的入侵。他们在铁路上的投资虽然不足但毕竟数额巨大，因此组建『保路会』以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动员各省咨议局来争取应有的权力。他们派代表团往北京向朝廷请愿，并要求解除盛的职务，因为他向外国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人民的不公平感非常强烈，以至于川、湘的民变已不可避免。

6月17日，朝廷提出补偿铁路投资者：对湖南、湖北两地，实行全额偿还；在广东，仅偿还60％，余下的40％将以政府债券支付。这种债券在铁路盈利后的十年内由政府赎回。在四川，由于既成事实的侵吞行为，政府将仅发给可赎债券，这种债券包括铁路资金700万两与实际建筑费用400万两，年息为6厘。对四省的处置相当不公平，湖南、湖北获益最多，广东次之，四川最少。所以，人们就不会惊诧为何四川民众这么愤怒，而其它三省民众却相对安宁。

代表士绅、富裕地主与富商的四川省咨议局率先而起，反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它攻击北京出卖四川的利益给外人，强烈反对北京没有与四川咨议局商量，便商订贷款、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这样一种高压、专制的做法。受袁世凯密使唐绍仪的激励，以及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私下支持的鼓舞，四川省咨议局领袖组织了一次学生和民众的群众运动，要求推迟国有化政策，弹劾盛宣怀。 1911年8月24日，万余名川民在省会成都发起集会，民众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他们决意停止纳税；发动罢学、罢市，并在曾颁授他们自建铁路权利的光绪帝的灵牌前致哀。新任总督赵尔丰急于邀功，以保住自己的位置，便下令逮捕士绅代表，军队与示威者之间的公开冲突爆发，民众中有32人丧命。此后，川民与政府军队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必须指出，尽管四川士绅此时怒而反对朝廷，他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无心将王朝推翻_咨议局中绝大多数人是信奉君主立宪的。 但是政府无视他们的要求，他们便转而支持革命。一位川人领袖 声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着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谋进行。』 至此，铁路纠纷与革命融合成一个紧迫的问题。

武昌起义 为控制四川省骚乱，清廷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往那里，这场调动使武昌要枢防守空虚，而这一时机也很快为革命党人所利用。仍在上海的黄兴曾打算在10月底发动起义，但10月9曰，一枚炸弹在座落于汉口俄租界的革命指挥部中意外发生爆炸，巡捕随后突击搜查，并逮捕了32名革命分子，查获一些武器、弹药及一些重要文件，其中包括已投向革命的新军人员名单。为了保护自己，新军工程营与炮兵营决定于翌日起事。

10月10日，工程营率先夺取了武昌的官方军火库，炮兵营也与工程营联合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总督与提督一同潜逃而去。 新军起义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至中午时分，他们便完全控制了该城。由于没有真正的革命领袖在场(孙此时在海外，黄仍在上海)，他们于是推举并不情愿就任的清军恊统黎元洪担任军政府大都督。同时，长期以来对革命表示支持的湖北前任咨议局局长汤化龙获推举为军政府的民政部长，负责组建初步的行政机构。汤一面电告各省，敦促他们宣布脱离清廷，一面成功地使在汉口的外国领事认识到，他们在混乱之际应保持中立。因而当逃去的清朝总督要求外国领事调来炮舰轰击革命军时，法俄领事只简单地说，此时的形势与义和团事件之际是回然不同的。而其它领事们则严守中立。 10月12日，汉口与汉阳亦落入革命军之手。

孙中山后来追忆，这样迅速的胜利的确是十分侥幸的。如果满族总督没有被吓跑，如果提督仍坚守职位，便可能击溃那估计仅二千余人的单薄的革命力量。当然，列强的中立也帮助了革命事业，而最令人鼓舞的则是其它省份与重要城市迅速相继宣告独立：长沙于10月22日；云南于10月31日；上海于11月3日；浙江于11月5日；福建、广东于11月9日；四川于11月27日。在一个半月内，十五个省或者说三分之二的中国均已脱离清廷而独立。

为了平息公众的怒火，清廷于10月26日罢免了盛宣怀，并释放被囚禁的四川士绅。同时，清政府的北洋军于11月2日攻取汉口，11月27日收复汉阳。但是，上海在1911年11月初和南京在1911年12月4日先后落入革命党人手中，这也使清军在汉口汉阳的暂时胜利显然得不偿失。在南京_个临时革命政府建立起来了，选举黄兴为总司令，黎元洪为副总司令，但二人均拒绝就职，而等待孙从海外归来。

孙是在卡罗拉多州(Colorado)的丹佛(Denver)旅行时，从一篇地方报纸的报道上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当时的第一个想法，便是要尽快回国，以实现亲自指导革命的夙愿，但理智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便东赴纽约，从那里搭船来到伦敦。他成功地使英国政府保证，停止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防止日本援助北京政府，并取消对他进入英国领土以及殖民地的禁令，以便能自由回国。同时他还得到四国银行团主席的许诺：只要列强承认革命政府，银行团便将与之进行贷款谈判。带着这些外交上的成就，孙又来到法国。在此，他受到法国总理克里蒙梭(Clemenceau)及法国人民的热悄欢迎。12月25日，孙返回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黎元洪选为临时副总统，黄兴任陆军部长。新政府采取公历代替了阴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国的纪元。经过二十七年的艰苦奋斗， 孙中山一生的梦想终于得以辉煌的实现。此时，南京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推翻清室，实现国家的统一。

清帝退位 在求生的垂死挣扎中，清廷派陆军部长荫昌与海军军官萨镇冰到武昌进攻革命军，并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记恨于1908年曾被罢官的前嫌，而且也不满足这一权力有限的职务，便以『足疾未愈』_这正是清室强迫他辞职的借口_为由不肯复出。荫昌军队中的军官多为袁旧部，军队无心作战且屡屡战败。海军军官萨镇冰在黎元洪的规劝下，也于11月11日反叛清朝。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别无选择，只好求助于袁。袁于是提出六项要求：(1)一年内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大赦革命党人；(4)废除党禁；(5)袁有指挥陆海军之全权；(6)保证军费充足。前四项要求旨在安抚民众与革命党人，而后二项则是为使袁自己成为国内最强势的人物。以也许是最重要的第二条而言，袁并非意指一个真正的『责任』内阁，这只是他剪除先前逼他『归隐』的摄政王醇亲王的权力，并扫除皇室内阁的一个阴谋。

在军事失败与各省迅速独立的压力之下，摄政王屈从了袁的要求。1911年10月27日，授袁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海、陆军。他的两名主要副官冯国璋与段祺瑞也分别被任命为第一军与第二军的指挥官。然而袁仍不满足，他继续讨价还价，并拒绝复出。但是，为了显示他有控制形势的能力与权势，他命令冯对革命军发动一次猛烈的攻击，11月2日，北洋军夺取汉口。

大约在此时，华北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事件。10月29日，清军驻滦州(在沈阳与北京中间)第二十镇的两位长官 要求清廷一年内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原本期待清廷对此拒绝，而为其提供进军北京以实现『中央革命』的借口，但他们吃惊地发现，清廷被同日山西的独立搞得晕头转向，顺服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醇亲王自称不配充任摄政王，庆亲王也辞去总理一职。11月1日，授袁为总理大臣。直至此时，他才真正复出，并南下指挥与革命军的交战。二天后，清廷匆忙地公布了『宪法十九条』，试图平息民愤。

袁出任总理大臣职务，组建了自己内阁，并派其心腹全面控制京师地区与禁卫军。12月4日，摄政王退位，每年获五万两补贴，清廷仅剩下一个幼帝和一个孀居的太后， 袁视他们为傀儡，并开始为个人的未来对革命党人玩耍各种手段。

11月10日前，袁三次遣使拜见黎元洪，建议和谈；与此同时，他的儿子袁克定却会见汉阳革命总司令黄兴，建议双方合作及联合行动。但是，由于革命党深谙袁惯于玩弄『持其两端而抑其中』的权术，袁的两个企图均未得逞。遭此怠慢后，袁便命令其部队击溃革命党在汉阳的防守。11月27日，汉阳失陷。在展示实力之后，袁停止了进一步的进攻，以显示自己的宽容，并劝说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指命英驻汉口领事居间调解停战，这次和谈安排于12月1日。袁的和谈使节唐绍仪又赴沪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谈判，黄兴此时电告袁，如果他支持共和并迫使清帝退位，将来共和国的总统将由他出任。袁垂涎这一职位，于是当孙在12月29日当选临时大总统时，袁非常愤怒，中止了和谈。

令人诧异的是，这时绝大多数革命党人认为袁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只有他才能使国家免于内战及迫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并不主张妥协，但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只要能推翻清室，坚守共和原则，他并不在乎是由他还是由袁出任总统。此外，孙还为其部属而感到苦恼，这些人无视其三段式的革命程序；也无视其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而仅强调排满的民族主义。在这样的心境下，加上认识到袁远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他有意急流勇退。他幽默地向袁解释说，他之所以接受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目的是为了将正式大总统的职位留给袁。但袁仍愤愤不平，命令手下四十多名军官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同时，他还借口募集军费以与革命军交战，从无助的清太后那里榨取了8万盎司的黄金。孙不得不再次向袁保证，如果能避免内战，他将会得到公正的回报。当一批海外的清朝外交官 于1912年1月3日敦促清帝退位时，袁知道清朝已是日薄西山了。他通知南京政府，如果他能出任大总统一职，他将诱使清帝逊位。孙中山为防止袁出尔反尔，便通过新闻传媒具体规定了政权转交的程序：

(1)将清帝逊位的消息通知外国大使、领事；(2)袁公开声明拥护共和；

(3)孙在从外交官与领事官那里得知清帝逊位后，便主动辞职；(4)国会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

(5)袁保证遵守国会即将通过的宪法，在此之前他将不享有军事权。

袁便动员其友人庆亲王向清室施加压力，他指出，与其一无所剩，不如在革命党人主动提出的有利条件下体面退位。在1月17日至19日间，为讨论这一问题曾召开了三次御前会议，大多数满族与蒙古族亲王反对逊位。袁于是发动约五十名军官宣布支持共和。段祺瑞更过分，他通告清室说，如果满州贵族仍对共和持有疑议，他将率兵赴京与他们辩论。冯国璋也公开地向部属宣布支持共和。与上述举动相配合，袁的密使还多次拜见清室，敦促清帝早日逊位，他们巧妙地劝说皇太后，既然光绪帝开启了宪政运动，但他无法亲眼目睹，那么她就应该推行光绪帝的事业，接受共和主义。据说皇太后回复说：『我晓得国家为公众、非满人所有。但满人毕竟沿承了二百余年。我只求能保存并修复光绪帝冢，勿贬贱皇室的身分。』1月30日，醇亲王与前摄政王即总理大臣庆亲王建议道：『既然官军已丧斗志，趁时退位为佳。』1912年2月1日，太后召见袁入宫，抽泣着宣布：『我将诸事付汝处理，只求保全皇上的尊荣。』南京政府提出可将清废帝同外国君主一样加以礼遇，每年补助400万两， 允许他住在颐和园，并可拥有昔日的卫士与侍从。2月12日，孙发出警告：如果清帝二日内仍不退位，便取消这些优厚的条款。同一天，袁向公众公布了早已拟就的、由他这位总理大臣与全部阁员签署的一份清室通告，宣布清帝正式退位。这样，中国二十五个王朝中最后一朝清朝，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之后，寿终正寝。

清室诏书授权袁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并与革命党就国家的统一问题进行谈判。这一声明是最初诏书文本中没有的，它是由著名学者张謇为南京政府拟就的，也得到了袁的认可。但是后来，袁却私自将它塞进清室诏书中，以显示他是从逊位的清帝手中而非从南京政权那里获得临时大总统一职。对此，孙十分震怒，但木已成舟，他也无可奈何。

同一天，袁宣誓拥护共和，这是他出任总统一职的先决条件：『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荐由袁继任，其前提是袁接受三项要求：(1)都城仍设在南京；(2)袁赴南京就任临时总统；(3)袁遵守即将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第二天，临时参议会正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2月18日，一支由知名领袖们组成的使团赴京迎袁赴南京。

而袁却无意离开他势力强大的北方，前去革命党势力强大的南方。他指使手下士兵发动骚乱，以证明他必须继续留在北京。革命党领袖别无选择，只好允许他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一天后，孙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临时约法》，全文共56条。 1912年4月1日，孙正式辞去临时总统职务。4月5日，参议院投票决定以北京作为首都，美国率先承认了新生的中华民国，此后为巴西、秘鲁、奥地利、葡萄牙及其它一些国家所仿效。

历史意义 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它结束了长达二千余年的王朝时代。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革命的胜利不仅实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民族主义革命传统的梦想，而且还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诉求，将政权从满族那里解放出来，将它扩大到所有中国人：汉人、满人、蒙古人、回人及西藏人。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1日共国和成立，其间仅共有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上其它任何伟大的革命中是罕有其匹的。

但是，革命并不彻底，而且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令孙感到沮丧。他的多数追随者仅致力于推翻满人，建立共和国，而很少有人关注民主重建与解决民生这些更重要的任务。当帝国被推翻、民国成立之时，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他们非常渴望和平，因此不顾孙的反对，情愿同袁这种毫无原则的人进行妥协，而孙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更被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至于三民主义，他们完全抛弃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只接受了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即反对满州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他们并未意识到在民国建立后，必须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抗争。他们也无视孙中山三阶段的革命方略，而只是乐于同遗老遗少合作，并优待废帝，这些都为以后军阀割据及复辟帝制的企图(1915年袁复辟与1917年张勋复辟)铺平了道路。孙对其政党的失望，正是他放弃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曾这样质问道：『没有革命重建，革命总统又有何益?』

袁世凯背叛共和

袁一旦当选临时大总统，便开始扭曲共和制度。在首届内阁中，外交、内政、陆军与海军四个实权部长均由其亲信担任，而教育、司法、农业、林业四个权力较弱的部长则分配给同盟会员担任。革命党提名的陆军部长人选黄兴仅担任南京留守使一职，而且由于袁拒绝为黄兴手下的五万士兵提供军饷，黄不久便被迫将部队解散。总理唐绍仪是1872年赴美留学的幼童，他真诚地想将国家引向法治轨道，这明显与袁的野心抵牾。为了羞辱唐，袁未按照临时宪法关于命令须经总理副署的规定，便将直隶都督 派往南京帮助遣散部队。1912年6月16日，唐与四名同盟会会员辞职，以示抗议。

继任的总理是一名无能的外交官，前驻俄公使陆征祥。他缺乏政见，没有指导能力，从而遭到国会的弹劾。7月27日后，陆便以生病为托词不再办公。袁的亲信、内政部长趟秉钩此时充任代总理，9月24日赵又接任总理一职，赵的内阁不过是总统玩弄的一个傀儡。在五个月内，袁便成功地将『责任内阁』搞得混乱不堪。

但是，袁对南方的革命领袖们却表现得格外尊重，他友善地邀请孙和黄北上拜访他。孙、黄由于害怕同时遭袁陷害，虽接受邀请，却没有同行。孙先到了一步，在他留在北京的二十六天中，他得到了袁热情的接待。袁十三次聆听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单一税理论、把首都由北京迁入内地的重要性，以及建设二十万英里铁路的必要性等等。9月9日，袁任命孙为全国铁路督办，全权负责起草一份全国铁路体系建设计划。孙然后离开北京，此时他相信袁是一个有能力与有诚心的人，『在未来的十年间，总统一职非他莫属』。 然后黄兴来到北京，这位『中国革命的拿破仑』也受到同样的热情对待。袁同样聆听了他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及建立一个有效的国会制度的益处。黄被任命为粤汉、川省铁路总督。在摆平这两位革命元勋后，袁在追寻独裁的路上比以往更加胆大妄为。

二次革命 根据《临时约法》，在政府成立后六个月内应举行国会的选举。1912年8月，临时政府颁布了《选举法》与《国会组织条列》，包括采用两院制的规定。时至大选的12月份，同盟会吸收了四个小党派，组建了由宋教仁有效地领导的国民党。宋曾在日本学过国会理论，此时，他得到黄兴的支持，并为党外的知名立宪人士所尊重。尽管他不反对选举袁出任总统，但是他强烈主张政党政治，并要求由责任内阁引导国家通向宪政，并且制衡总统的越权行为。

国民党的反对者为一些小党派，如统一党、共和党，以及由梁启超领导的民主党。大选中，国民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占据了下议院总席位596席中的269席，上议院274席中的123席。国民党得到的选票比其它三个党派得票的总和还多，此时三党联合成进步党，支持袁世凯政府。

国民党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宋教仁的工作，他的组织能力及经常公开演说，倡导采用责任内阁制与制约总统滥用职权的忠诚反对党体制，极大地激怒了袁。在用贿赂的手段争取宋失败后，袁决定用暗杀方式将他铲除；担心总理之位会为宋取代的赵秉钧，也参加了这个阴谋。1913年3月20日，就在宋要离开上海火车站就任驻京的国民党代表这一新职务时，他遭到枪击，并于两日后死去，年仅31岁。缴获的证据舆随后的调查牵连到总理趟秉钧，可能还有总统袁世凯。但是在公共租界公审会堂的一个听证会后，凶手却暴死狱中。趟总理以疾病为由拒绝传唤出庭，后来赵又被调往直隶出任军事长官，并于1914年2月17日被神秘地毒死。卷入此案的其它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毒死，此案便无结果地拖延下去，从来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判决。但是，人们一般猜想袁是宋案的幕后主持人。

为了增强其对抗国民党的力量，袁于1913年4月同五国银行团 签署了一笔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孙、黄均敦促国会否决这一非法借款。但袁世凯的代总理段祺瑞却带兵包围了国会大楼，并飞扬跋扈地宣称：『事已至此，无须再言。』当国会中的国民党成员提出弹劾政府时，袁舆革命党之间便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缝。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罢免了江西、广东与安徽的国民党都督，其军队也集结待命，准备南下。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 宣布独立。一个月内，又有六个省份相继宣布独立。 这样，众所周知的『二次革命』开始了。袁军势如破竹，击溃了这些装备不佳的南方军队。数月之内，战争便结束了，袁的将军作为地方军阀控制了长江流域。

袁的帝制之梦 二次革命轻易地镇压下去，这使袁得意忘形，私欲无限膨胀。他不再满足于临时大总统的头衔，而渴望担任终身正式总统，以为最终称帝的目标作准备。1912年，他在就职时曾宣誓维护共和，反对任何君主制复辟，但时至今日，他在追求极权的梦幻中已将这一切置诸脑后。

袁的计划的第一步是，促使国会在宪法尚未制定之前于1913年10月5日通过《总统选举法》。一天后，国会两院在所谓公民团(实为袁手下伪装的士兵警察及便衣特务)的叫喊声中，举行总统选举。这些人包围了国会，叫嚷『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但即使在这种恐吓之下，袁在前两次投票中仍未能获得足够当选的票数， 而只是在第三轮投票中才得以获得多数选票。1913年10月10日，袁正式就任大总统，临时政府也变成正式的政府。

三周之内，国会便于10月31日颁布了《天坛宪法草案》，它没有采用总统制，而是采用内阁制来制约袁的权力。袁非常愤怒，他要求手下军官攻击此法与国情不容，实为国民党试图控制国会的工具。当国会坚持己见时，袁索性于11月4日解散国民党，并以参与二次革命的罪名，取消了358名(后来又有80名)国会议员的资格。1914年初，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袁在废弃宪法及击败国会与反对党之后，他已取得了事实上的独裁地位。

出于对合法之重要性的考虑，袁于1914年3月18日召开了国民大会，以修改1912年的《临时约法》。二十二省各派二人参会，首都舆全国总商会分别派四人参会，另外还有八人来自蒙古、青海舆西藏，共计六十人。会议决议变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授权总统与国会准备制定一部新宪法。1914年5月1日新的《中华民国约法》通过，此法将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无限期地竞选连任。此外，总统还有权提名继承人，这样保证了袁世凯的终身任期和将总统之位传给子孙的权利。他成为一位无冕之君，其意已逞，但他仍不满足。他既想做事实上的君主，也想成为一位合乎法统的皇帝。长子袁克定急于成为未来的统治者，也尽力煽动其父的野心和政治欲望。至1915年，袁已完全准备好背叛共和，正如拿破仑三世在法国所做的那样。

为了防止列强的反对，袁同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并与英俄签订协议，承认各自在西藏舆内蒙的特殊利益与地位。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一番引人入胜却暧昧不明的言论，进一步鼓舞了他。这言论大意是，如果中国转变为帝制，其政治体系将与日本一样，而既然袁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政权，那中国转变为帝制，将使局势与国情相符。袁认为这些话是日本对其恢复帝制梦想的认许。

袁的美籍宪法顾问，霍布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Frank J．Goodnow)博士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美国人一直怀疑中国是否适合采用共和政体，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独裁的传统已使君主立宪制更为适宜。袁的日本顾问也强调：君主立宪制，正如在英国与日本所示的那样，是民族力量的源泉。在这些专家的认可下，帝制复辟运动从隐蔽走向公开。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杨度公开倡言，通过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民族的救亡。1915年8月12日，组织了筹安会，拥袁称帝。著名的西方思想翻译家严复曾怀疑中国是否适合实行民主，在非其本人意愿下，也被列为六委员之一。尽管袁本人仍不断否认有任何复辟之心，并一直对帝制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冷漠态度，但帝制运动却如火如茶般开展起来。

无论如何，帝制运动变得日益明显，请愿书如雪花般飞进政府，支持改变国体。1915年11月20日，为讨论此问题而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之名，请求袁同意就任中华帝国皇帝。在以无德无能对之婉拒之后，袁『极勉强』地同意了代表们直2月12日的第二次请求。一天后，他下令翌年，即1916年，是他新朝政的开始，此年讽刺地称为『洪宪』元年。

像他前后时代的许多独裁者一样，袁狂妄自大，以至于不知适可而止。看起来，他没有看到，尽管在共和国初年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帝制不可复辟。他对共和的背叛及对帝位的无耻追求，超过了国人可以容忍的限度。这对批评他的人来说，是如此；对他的追随者来说，也是如此。

其间，孙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他确认党内不统一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在1914年7月8日将国民党重组为一个更累密的组织，名曰中华革命党。党员要对孙效忠及要在本人的书面誓词上按下手印。孙严格控制了组织总部及各支部，并且享有各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_这正是后来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胚胎。此时，孙担任中华革命军总司令，开始对袁非法破坏国会、破坏《临时约法》，以及对共和的卑鄙背叛，进行讨伐。

在云南，包括前任都督蔡锷在内的一群革命者组织了一支护国军，声讨复辟运动。蔡锷与从前的老师梁启超宣誓讨袁，一个用枪，一个用笔来捍卫共和，保卫中国四亿黎民的荣誉和骨气。云南革命党人决意率领护国军 『清除国贼，保卫共和，捍卫民主，发展自治精神。』12月23日，他们向袁发布通牒，给他两天时间取消帝制运动。当袁拒绝时，云南便于12月25日宣布独立。由一万余人组成的护国军分三路展开进攻。12月27日，贵州亦宣布独立。袁迫于时局的发展，推迟了定于1916年1月1日登基的计划，袁的两大主将段棋瑞舆冯国璋均以有病为托辞，婉拒就任征讨护国军的远征军统帅。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同时，一支独立的反复辟军队在山东崛起。日本政府也声明：鉴于此时，北京无力维护国内安宁及无法获得列强支持，它已无权代表中国，今后，日本将把南北双方视为平等的交战团体。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国内外形势，袁别无选择，只好于1916年3月22日放弃了『洪宪帝制』的美梦，然而，他仍想借恢复内阁制来平息革命党人，以便赖在总统职位上。但是，事情的发展远非他所能控制，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至5月5日，各支革命军联合成军事委员会，拒绝承认袁的总统地位，十九个省的杰出人士也和委员会一样，甚至康有为也两次敦促他退位及往海外游历。 此时，袁的事业已烟消云散，其追随者也开始背弃他。当他要求冯国璋动员将军与都督支持他留任总统时，冯却要他退位。5月9日，陕西宣布独立，其后四川于5月22日、湖南于5月27日，亦宣布独立。 旧部下的抛弃，加上羞愧难当、焦虑过度、悲痛欲绝，1916年6月6日，袁因尿毒症暴卒，时年56岁。复辟帝制的闹剧至此戛然而止了。

在评价袁的一生时，梁启超认为袁未能区分人与动物的不同，以为金钱可以购买一切，武力可以恐吓一切。袁对宪法的嘲弄，对议会非法的操纵，施用的贿赂、威胁、谋杀，以及监禁等手段，无可挽回地侮辱了公众的人格与道德，也为此后十年的法律失调与社会无序，留下了隐患。

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7年

一个强权人物的消失产生了离心力，令国家陷入杂乱无序的状态。军阀为了权力和自我扩张而互相攻战，毫无理智、逻辑与理性可言，造成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1916年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此举究竟是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继任总统，还是根据1914年袁的《中华民国约法》代行已故总统之位，这立刻引起了法统问题。简而言之，即两部宪法中哪一部是合法的?南方的革命党坚持1912年的《临时约法》是合法的，认为整个反对君主制的运动和国内战争的目标就是为了维护它的合法性；然而，北京的段祺瑞总理却支持已实施两年的1914年宪法的连续性。当驻沪海军军官 于6月25日宣布脱离北京支持南方时，这一争论才得以解决。曾在上海建立起势力基础的冯国璋害怕失去此地，对北京施加压力，以使其接受1912年约法。8月1日，黎元洪允其所请，重新召开了曾于1914年1月1O日为袁非法解散的旧国会，并以1912年约法为依据，任命段为总理。鉴于国家统一的利益，革命党人也同意解散军事委员会。

清帝复辟，1917年 中国是否应加入对德作战现在成为重要问题，总理段棋瑞未经国会与总统的许可，便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17年5月14日对德宣战。为了克服国会议员的反对，他重演袁的故技，发动来自商、政、军界的约三千『公民』包围了国会，要求国会通过对德战争宣言。段的将领与督军粗暴地要求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而国会报复性地督促黎解除段的总理职务。5月23日，黎草率地解除了段的职务，却发现段在陕西、山西、浙江、山东、直隶、福建诸省的同党迅速宣布独立，他们并在天津组织了督军团，决定向北京进军。黎总统于绝望之际，只好求助于安徽督军张勋。1917年6月7日，张率五千士兵进入北京，但他要求将解散国会作为调解黎、段争执的先决条件，黎别无选择，只得于6月12日答应，虽然黎深知根据1912年《临时约法》，这是非法的。

在北京立下脚根之后，张在康有为的支持及北洋头目冯与段的私下同意下，于7月1日重新拥戴末代清帝溥仪登基。 清代机构也恢复了，并分封了官职，张勋充任内阁总理并接替曹锟兼任直隶总督，但段却没被分封官职。段与曹感到被张勋愚弄，便纠集北洋军队反对张的两万辫子军，并于7月12日将之逐出北京，从而迅速结束了此次复辟运动。

军阀混战 在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的支持下，段再次出任总理，梁此时也担任了财政部长。研究系声称：既然复辟运动已经使共和国寿终正寝，那就应该在段的领导下重建一个新共和国。达到此目的的第一步，是要召开一个临时国会，11月1O日，段召集了临时国会，而非重开曾被黎元洪于6月12日解散的旧国会。此时，南方的革命党人指责他违反了1912年《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又一次组织了一个军政府来开展护法运动。

为粉碎国内的反对势力，段以参战为由舆外国签订贷款协议，他重演袁的故技，操纵临时国会修改1912年约法中的选举与组织法，并着手组织安福俱乐部， 以汇聚其所有的军事与民众的支持力量。在1918年8月12日重新选举的国会中，安福系控制了三百三十多个席位，研究系也得到了约二十席。这个安福系国会轻易地便如段所欲，于8月14日通过对德宣战的决议，这使段能以支持中国战争实力为由，签订了总值达1.45亿日元的所谓『西原借款』。

在充足的准备后，段开始着手打击南方军政府，派遣军队进湖南，以便对广州的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同时，派军四川，以防止云南的任何叛乱。这样段便发动了又一场国内战争。但是，黎的继任者，总统冯国璋却主张和平解决国内分歧。段与冯原是袁手下的同僚，二人此时的分歧使北洋集团一分为二：安徽段祺瑞集团称为皖系，直隶冯国璋集团称为直系。冯的手下破坏段对护法军的进攻，这使段的军事计划失败，并于11月22日辞去总理一职。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两派之间的疯狂内斗时期，最后，直系因得到来自满洲并曾为土匪的张作霖所领导的奉天军队的支持而取胜。1922年4月，奉直之间亦爆发了战争。直系再次取胜，但是张仍能保持对满洲的控制，并独立于中央的统治。

获胜的直系推黎元洪任总统，希望与广州政府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内统一。但是遭到了直系内一个强势派别的反对。至1922年中叶，直系终于发生分裂：(1)吴佩孚领导下的洛阳系主张武力统一全国，并支持总统黎元洪；(2)反对吴的天津、保定系支持曹锟出任总统，最终，总统黎元洪在极其屈辱的方式下被驱逐下台。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令自己成为总统，约五百名国会议员每人据称得到5,000银元的赃款。公众信心一落千丈，民众深恶北方政治，唯一的希望便落在广州的革命党人身上。

但孙在南方也是麻烦缠身，护法运动进展缓慢，因为自1917年8月25日广州军政府建立后，他虽名为总司令，却受困于无权直接控制军队，真正的指挥权仍掌握在西南省军阀(如广东、广西的陆荣廷)等人的手中。陆荣廷私怀野心，并于1918年5月迫使孙中山离开军政府。在极度的失望与沮丧下，孙逃往上海，过着隐退的生活，主要从事《建国方略》的写作，并计划重建政党。1919年10月10日，他将中华革命党进一步严密化，并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之后，他挥军南下以惩治广州的叛军，而且不与北方的段棋瑞交战。经过一系列巧计，他得以收复广州，并重建军事政权。1921年4月2日，共和政府正式成立，由孙中山任总统，与北京的军阀政权相对峙。

1922年2月3日，孙着手准备北伐，继续开展护法运动。但因孙以前的支持者陈炯明于广州意外叛变而受挫，总统官邸遭到严重炮击，孙侥幸得以逃至一艘支持他的军舰上，后来又在英俄的帮助下到达上海，因此，护法运动只不过是有名无实。

在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之后，奉军便从满州向北京推进，引发了第二次直奉之战。出乎意料的是，当统领十七万军队的直军总司令 开赴前方之时，其第三军军长冯玉祥却于1924年10月23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并占领了北京，导致直军全线崩溃。冯在其国民军的支援下，重组了内阁，并迫使曹锟于1924年11月2日下台。

这时，『国民军』、奉系、皖系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联合邀请段棋瑞出任临时执政，并邀孙进京商讨和平统一事宜。尽管孙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仍坚持前行，并于1924年12月31日抵京。虽然段祺瑞明显的欠诚意，令他恼怒，但他因首都十万人对他的热烈欢迎而倍受鼓舞。1月20日后，孙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并于1925年3月12日溘然长逝。在弥留之际，他仍在念记着『和平，奋斗、……、拯救中国』。在他一天前签署的遗嘱中，他敦促其同志去完成他未竟之事业。中国革命之父的一生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他将自己生命中的四十余年，奉献给了改善国民境况的事业之中。

孙中山抱憾而逝，革命与民国并未带来预期的和平舆秩序：民国时期较以前经历更多的痛苦与失序，它重现了传统上紧随王朝衰亡而来的失序与混乱。但孙为进步奠定了基础，其追随者得以在此基础之上继其遗业。1926年，年青将领蒋介石重新发动了还未完成的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并在较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终于达成了长期未竟的统一目标，尽管这统一仅是表面上的。

◇第二十一章 思想革命，1917-1923年

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相反，民国早期的特征是道德沦落、君主复辟运动、军阀割据，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加剧。明显地，采取共和体制而带来的政治面貌，并不足以革新国家；还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运动来唤醒国家及人民。

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一场激烈变革。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乐意地舆引致中国衰弱的那些因素决裂，并且决定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同时，他们发动一场以白话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学运动。这场知识风暴给儒家，包括传统伦理、风俗、人际关系和社会习俗，以粉碎性的一击；同时，还对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1895-1911年期间的变革(见第十八章)。的确，有些论者认为自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22-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及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

这场发生在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被奉为新文化运动，有时也可能被夸大的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动荡不定时期里的一个高峰，是1919年5月4日北京浩荡的学生游行，这场游行很快引起全国的回应，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

背景

知识酝酿的激荡年代不可能在没有国内外某些重大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从国外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和民主情绪格外强烈，威尔逊(Wilson)的民族自决和取消秘密缔约的理念，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相继发生：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芬兰、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的反抗运动；1918年日本的米骚乱(rice riots)。相比之下，中国却饱受混乱和军阀割据之患，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感有责任来复兴受冲突弥漫和内战蹂躏的祖国。

这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情，肩负这项任务，部分也为1915年日本提出的令人屈辱的二十一条所激励。 这个条约分为五项，前四项中日本要求控制山东、满洲、内蒙古、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最阴险的要算是第五项，日本要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管理方面，雇用日本的顾问，还要求中国至少从日本购买百分之五十的军火。

这些条款激怒了中国民众，然而，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压力下，袁世凯接受了前四项，对第五项则予以保留。接着，在没有征得立法机关的同意下，袁世凯于5月25日与日本缔结了这项条约。

为表抗议，旅日中国留学生成批回国，而中国商人也组织了一场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二十一条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加速了逼近灭亡的恐惧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的爆发。

导致新的民族主义兴起的，是政治上觉醒的工商阶层和1919年已达二、三百万之众的劳动大军的迅速崛起。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国内外的有利条件，中国工商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特别是在纺织、面粉、丝绸、火柴、水泥、烟草和近代银行与股份公司这些领域。国内，1912年新建立的民国取代了帝制王朝，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政府不再将企业家和商人视作怀疑对象；也没有像清朝那样禁止私人『团体』和协会的形成。由士人变为实业家的张謇担任工商总长，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规定。

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华的帝国主义势力迅速衰退的时期，这场战争也给欧洲的工业和它与亚洲的贸易带来负面影响，然而却为中国本国工业的畅通发展创造了一个黄金时机。1913-1918年期间外国进口中国的数量变化，分别是：英国进口量由9,600万两降到4,900万，法国进口量由520万两降到150万；德国进口量由2,800万两降到零。以相反比例计算，中国的外贸赤字从1913年的1.66亿两关税降到1919年的1,600万两，同时丝绸出口从1914年的87,517担上升到1919年的131,506担。 与此类似，中国本国的工商业飞速增长：纺织公司从1911年的22家增长到1919年的54家，到1921年已达109家；面粉厂从1916年的67家增长到1918年的86家；近代银行从1911年的7家增长到1923年的131家；蒸汽船从1913年的893艘(总吨位连141,024吨)增长到1918年的2,027艘(总吨位达236,622吨)；煤产量从1913年的1,280万吨增长到1919年的2,010万吨；钢产量从1914年的100万吨增长到1919年的180万吨。

这些新兴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这些人不同于旧式的不关心政治的商贾和懒惰的农民，而是对中国在帝国主义压抑下的困境很敏感，并且决心保卫国家利益。这些人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使城市的中心和其经济得以扩展。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和广州都成为大都市，那里养育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从1907年至1917年，这些阶层中至少有一千万人接受了某类近代教育，被灌输以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决心，要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混乱的双重苦难中『救国』。

那些本来在国外学习的归国留学生，特别热衷于引入改革，从1903年至1919年，这些学生中有41.51％在日本学习、33.85％在美国、24.64％在欧洲。 近代西方文明摇篮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吸引了大量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以及一支劳动大军，到1918-1919年期间，这支劳动大军约有二十万人，并在道路、码头、工厂和军火临时堆集处工作，其中至少28,000人接受了教育。从1872年起就有培养中国幼童传统的美国，到1915年接收了约1,200名中国留学生。但是，因为日本的地理位置靠近和生活费较低，所以吸引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多，到1906年有13,000人。

最杰出的归国留学生代表有：从法国归国的陈独秀和蔡元培；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和鲁迅(周树人)；从美国归国的胡适和蒋梦麟。陈、蔡、胡很快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1879-1942年)，安徽人，年轻时曾接受全面的国学教育，1896年考中秀才。1902年和1906年，两次东渡日本，但只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907年前赴法国，受到法国政治和文学的强烈影响。尽管不是同盟会成员，但于1910年回国参加了民国革命。随后因为牵涉入二次革命，东逃日本。1915年，回国反对二十一条。

蔡元培(1876-1940)，浙江人，1889年和1892年分别考中举人和进士，并成为令人钦羡的翰林院编修。之后，1907年前赴德国，在来比锡(Leipzig)大学学习。四年后，及时回国参加了民国革命，获委任为孙中山政府教育总长。在袁世凯接任总统后，辞掉了这个职位。1912年夏，重返德国，呆了大约一年。随后三年，在法国度过，为中国留学生和劳工管理着勤工俭学项目。1916年，婉言谢绝浙江省长之职后，回国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1891-1962年)，清朝前期著名学者胡渭(1633-1714年)的后裔，年轻时也是接受国学教育。1909年从中国公学毕业后，获得政府资助到美国学习，先后获得康乃尔(Comell)大学哲学硕士和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哲学博士。受杜威和赫胥黎的影响，强烈信奉实用主义，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进化的社会改进观。旅居美国七年，深谙美国文学和社会运动，这时期正好是一个以迷恋新事物为标志的解放时代，如：新人文主义、新民族主义、新历史、新艺术、新诗学和新女性。胡适受到门罗(Harriet Monroe)《诗刊》(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提倡以平易语言进行诗歌创作的影响，他的观点是在文学创作中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一点在他的思想中很重要。 1915年，当他还是康乃尔大学的学生时，便和赵元任大胆地发动一场运动，介绍白话文的写作方式。

这些新知识分子都是转型时期的产物_他们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然而同时也深谙西方文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科学和民主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当他们归国的时候_陈独秀在1915年，蔡元培在1916年，胡适在1917年分别归国_他们充当了中国文学和知识分子人格转换的发酵剂。他们有关对『国粹』进行批判性重估与引介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呼吁，燃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既粉碎了传统主义，同时又开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新文化运动的展开

陈独秀与《新青年》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归国后，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月刊，随后改名为《新青年》，矢志唤醒国内的青年来摧毁死气沉沉的旧传统，创建一种新文化。陈独秀在第一期号召年轻一代来冲破老的、腐朽的社会因素，并且改革他们的思想行为，以实现民族的觉醒。 青年受到感召，要从世界上各种文明中选择有活力、新鲜的元素，以便为中国创造一种新文化。在这个不朽的任务中，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指导性的原则：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进取的而非隐退的；

(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猛烈抨击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是中国罪恶的根源，在他的作品中，儒家更成为恶之渊薮。他认为，儒家是农业和封建社会秩序的产物，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必须彻底根除，因为儒家：(1)提倡『繁缚的礼仪和宣扬柔顺的美德』，这使中国人软弱、消极，不适应现代世界的斗争和竞争；(2)承认家庭而非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3)支持个人地位的不平等；(4)强调使人顺从依赖的孝忠；(5)宣扬正统思想，完全无视思想和表达的自由。 陈独秀厉声疾呼打破保守主义，以便为新文化的建立营造空间。

于此而言，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消亡也。……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耳，保守云乎哉!

陈独秀对传统主义的大胆攻击，在陈腐的思想界开启了新的景观，也使他很快在受教育的青年中赢得了一批热情的追随者。

蔡元培和北大 当蔡元培于1916年12月担任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校长时，新文化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推动力。这所国立高校具有保守的传统，教授大多来自官场，学生无心向学，只把学习当作出仕的敲门砖，大学的轻浮气氛和师生的散漫士气是声名狼藉的。

担任校长一职之后，蔡元培便警告他们，大学是学习的地方，并不是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他根据三项原则管理：

(1)大学应该是研究机构_不独致力于介绍西方文明，还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不但要保存国粹，还要用科学的方法对之重估；(2)大学教育不是旧时科举考试的替代品；(3)容许绝对的学术自由，保证不同理论与观点的自由表达，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在蔡元培的指导下，北大成为令人振奋的高等教育机构，教师中有不同政治理念的教授一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反动的。北大以数量众多的著作与思想生活而闻名，国内许多重要和前程远大的学者纷纷加入教师队伍中。1917年，陈独秀获聘为文学院院长，胡适从美国回国后成为文学教授。翌年，李大钊获委任为图书馆馆长，他雇用了年轻的毛泽东为助理。

胡适及其贡献 胡适是科学思维、实用主义和白话文写作的积极倡导者，因为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胡适创见的主要来源是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这也是他评价传统伦理和理念的主要方法。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是按照实用的程度变化的，而实用则基于实验之上，这种态度明显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舆儒家中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胡适眼中，儒家与近代世界中的现实毫不相干。 他创造了『孔家店』这个侮辱性的词汇，而他的追随者则疾呼『打倒孔家店』。

如果说胡适反对儒家，那么他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科学和民主。从实用主义出发，他提倡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实验和解决，逐步地改造社会。在他的支持下，『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那个时代的口头禅，因为两个『先生』都来自西方，因此他提倡完全西化，『到西方去』是他的要旨。

胡适自己的话是对其哲学的最好解释。他说：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是再造文明。

胡适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可能是提倡用白话文写作。他谴责传统写作重视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坚持认为文言文死气沉沉，这种死的语言并不能产生有活力的文学。他建议用白话文来写作，并且成功地创造了非常清晰、有活力的文体，这种文体立即成为自由而有前瞻性的人所接受。他建议学生避免用典、陈句和骈体；避免模仿古人；要以真意义、真内容、真感情来写作。

保守派的反对并非少数。传统思想的支持者出版了《国故》杂志，以保存古体写作方式，但是杂志吸引力很小，只出版四期后就停刊了。但是，那个世纪之交的两位著名翻译家严复和林纡，坚持抵制这场文学革命。林纡在给蔡元培校长的一封信中，嘲笑白话文写作是『引车卖浆者流』的工作，而严复则斥责用『粗俗』的白话文代替优雅的文言文是倒退，这种新文体不可能在进化与竞争的法则下生存。蔡元培的回答异常简洁：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不同只是在形式方面，而不是内容方面：赫胥黎、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严复和林纡翻译的狄更斯、大小仲马和哈代的小说，都是以平易的语言写就的。公平而论，难道他们能说文言的翻译就超过原文吗?当1920年政府在学校中采用白话时，白话文就得到了官方的肯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至少部分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1902年废除『八股文』后，中国学生缺少可仿效的明确样板，在追求新鲜异常事物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被梁启超半文半白的新闻文体吸引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白话文的出现，他们很快便追随新的潮流。

1918年，北大学生组织了一份名为《新潮》的杂志，以三项标准为圭臬：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维和改造的修辞。《新青年》和《新潮》以及包括《每周评论》 在内的许多其它杂志，对传统主义的堡垒_旧文学、旧道德、旧式人际关系和儒家_发动了全面攻击。这些杂志嘲笑旧的思维方式、旧习惯、官员对个人的忠诚、孝亲、迷信、男女贞洁的双重标准、大家庭体系，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君主制度和军阀主义。他们批评对国粹全盘的接受，并要求对所有经学和古典文献进行批判性的重估，创造新文化。他们津津乐道科学、民主、科技、不可知论、实用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制度和个人主义。

这些杂志都是思想炸弹。在中国，有关国家和社会的重要问题，第一次得到公开的探讨和争论，中国的青年迫不及待地阅读每期新杂志。1919年，杜威访问中国时就评论道：『世上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的学生这样，一致而热切地追求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已建立的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不被重视_事实上，闭口不谈。』 这种社会和思想的酝酿，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

五四运动，1919年

1919年5月4日，大约五千名北京学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反对凡尔赛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定。这场游行很快就引起公众愤懑情绪的爆发、民族主义的宣泄、对西方的深深失望及对『卖国的』北京军阀政府的强烈谴责。这场运动来势汹汹及影响深远，全国立即响应，迫使在凡尔赛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和约。民族主义、公众舆论、群众游行已崛起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兴力量，有些历史学家更称赞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五四运动要追溯到1898年，当时德国从清政府租借山东省的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租期为9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是中立国，而日本加入了协约国，并将德国驱逐出胶州湾；随后，日本占领了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为了使占领合法，日本将这一点包含在确认其山东地位的二十一条条款中。此外，为了进一步巩固其要求，日本还与列强签定了一系列条约。1917年2月20日的日俄协定，俄国承认了二十一条，而日本则同意承认1912-1915年期间俄国在外蒙古所获得的利益。翌日的英日协定，英国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在山东的地位，同意日本对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国所窃取领土的权利；而日本则同意支持英国对太平洋赤道以南德国所占岛屿的权利，作为回报。日本也和法国及意大利签定了类似的秘密协定。及后，1917年11月蓝辛_石井(Lansing-Ishii)协议签定，美国承认『领土相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_即日本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而日本则口头支持门户开放政策。

对山东问题的致命一击，是1918年9月北京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秘密协议，日本给中国军阀政府2,000万日元的贷款，以获取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在各要塞驻军，及训练指挥中国路警的权利。在北京的指示下，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欣然同意』这些条款。

日本带着这些秘密条约来到凡尔赛，自信能在山东问题上获胜。毋庸赘言，日本如能保住山东，便是间接承认了『二十一条』的有效性和与北京政权签订的秘密协议的可行性。这些条约使日本在满洲和中国其它地区获得了比在山东更多的特权。日本对待条约的行径，显示了它在国际关系的务实态度，这与中国人信奉西方思想的天真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中国代表团 来到了这个他们认为是忠实于民主、自决、保护弱者原则的公正法庭上。事实上，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十四点和平计划已使中国人着迷，许多人相信，久已期待的世界民主终于到来了，威尔逊要从破碎的旧世界中锻造出一个新的世界。1918年11月17日，六千名中国人在北京游行，庆祝西方民主在对抗德国专制和黩武主义上所取得的胜利。正是在怀抱这种高期望，中国代表团来到凡尔赛，发誓要寻求收复山东，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热情澎湃的乐观情绪迅速变成为沮丧，因为他们被冷酷地告知，和会并不是为了调整昔日所有的国际间的恩怨而召开，而是为了解决战争结束后出现的问题而召开，因此，只有山东问题被列入了议事日程。

中国代表团申明，山东是孔孟的出生地，属于中国的圣地，而且自从1917年中国参战和废除所有对德条约时，日本所声称的继承自德国的权利就不复存在了。还有，在1898年有关胶州湾的协议的第五款规定『德国应许永远不转租他国』。同样，二十一条也是无效的，因为条款从来未得中国国会批准。再者，中国从1917年参战后，地位有了很大变化_从中立国变为交战国_这样就有资格援引国际法中的『情势不变』 的原则，废除二十一条。作为反驳，日本代表团平静地公开了1918年舆北京的秘密协议，指出中国参战后已『欣然同意』山东问题。中国的争论决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山东的命运木已成舟。

协约国因为与日本有秘密协议，所以支持日本的立场，这使得威尔逊成了中国立场的唯一支持者。日本发出威胁，要提出种族平等的议题来讨论，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就退出和会。很明显，日本不可能在山东和种族两个议题上都遭到否决。最终，威尔逊被协约国代表和他的顾问 劝服，首要的是先建立起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后再为中国争取公正。1919年4月28日，和会支持日本的立场，裁决了山东问题。

当巴黎决定的消息到达北京时，中国对威尔逊及其理想主义信条的信任粉碎了。学生为威尔逊的背叛行为而激愤，发誓以血保卫山东。具影响的《申报》评论道：『巴黎和会之始，我们多闻所谓的『公正的胜利』、『支持弱小民族的权利』，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求助他人者是注定要失望的。让国人今天知道，一劳永逸的是自力更生。如不是国人抛弃了自己的利益，谁能侵犯它们？』5月4日，几百名归国学生众在一起，讨论民族危机和民族受辱时能做些什么。他们决定向凡尔赛发电报，抗议这个不公正的决定；另外，向中国代表团发电报，督促他们，如果有关山东的条款不修订，就拒绝条约。他们也决定发动一场群众游行，向外国公使提呈请愿书，转递巴黎。

参加游行的有来自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的大批学生，人数激增到五千人。巨大的横幅在人群上空飘舞，上面书写着『誓死力争青岛』和『诛卖国贼曹汝霖』的字样。 当游行队伍经过曹的住宅时，游行群众的秩序消失了。这时，学生不能自制，衙进曹宅。由于曹已经逃掉，他们就痛打其它客人(这人正是『欣然同意』1918年秘密协议的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并且放火烧了曹宅。当姗姗来迟的警察到达时，大多数游行者已离去，只逮捕了十人。

逮捕事件引起的实时反响，是北京学生的总罢课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辞职。罢课很快扩展到其它主要城市的学生当中，全国的店主、工厂工人和商业机构的雇员也参加了游行。一场联合抵制日货的行动紧随而至，人们停止购买日货和乘坐日本汽轮，而码头装卸工拒绝卸载日货。在公众持续增加的压力下，5月7日，北京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同时，上千封电报发往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拒绝条约，并且威胁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惩治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中国救国会发的一封：『举国对山东问题之失败而愤慨。永不签约。我们要求你们立即退出会议，与其主动投降不如被迫强占，否则责任独在于你们。』 北京军阀政府混乱不堪，无力采取明确立场，于是将签约的决定留给了代表团本身。为了防止代表屈服于外来压力或者政府的秘密命令，在巴黎的中国学生组织起来，二十四小时监视他们，以确保无人离开其住所。6月28日的签字仪式上，没有中国代表。威尔逊明显感到失望，有人听到他喃喃道：『这糟糕至极，它将引起严重混乱……不幸至极，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为了拉拢日本参加国际联盟，威尔逊牺牲了中国；然而他却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加入到这个国际组织中。更加讽刺的是，1933年第一批退出国际联盟的国家中，日本位居其一。至于中国，虽然拒绝了对德和约，但却和奥地利签定了条约，因此自动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革命的催化剂，随后对西方的兴趣仍在持续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却出现了分歧。那些对凡尔赛和会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另外，迷恋传统的知识分子则归咎西方的物质主义，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因而建议用中国的唯心论作为矫正方法。这些不同的思想脉络_再加上对东西方文明、科学舆形而上学孰优孰劣的大讨论，以及用现代的方法和标准重估中华民族遗产的努力_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高峰。

外来访客 1919年5月1日至1921年7月11日，杜威舆妻子到访中国，由胡适担任翻译。杜威作了多场公开讲演，内容包括：他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他自己关于教育、思想方法和道德的理念；他对当时三位大哲学家的观点，即博格森(Bergson)、罗素、詹姆斯(James)。他演讲的厅堂总是人头攒动，包括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杜威告诉听众：『[如果]没有一场基于理念转变的社会转型，中国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政治革命是一场失败，因为它是外部的，形式上的，只触动社会运作机制，而没有影响实际控制社会的生活观念。』 杜威讲解的哲学和社会理念，在美国学生听来一定会感到枯燥无趣，但中国青年学子却热切恭听，对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热情的描述道：『这里求知若渴_我确信，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的青年中这是绝无仅有。』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在中国居留了大半年，由赵元任担任翻译。他也作了一系列公开讲演，但内容要旨却舆杜威的大不相同。罗素是一位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他没有告诉中国人应该作些什么来适应现代世界，相反，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对生活静谧、人道、忍耐舆和平的看法。他说，尽管儒家中亲孝的观念缺点很多，但是『比起西方倡导的爱国主义，则危害较少。』后者更容易导致帝国主义和黩武主义。 他深受道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理念吸引，这很接近他的理念：『推进创造冲动，消除占有欲望。』他歉意地评价道：『至于我们和中国人之间有着不同的道德情操，区别是我们在坏的一面，因为我们精力更充沛，所以每天犯下的罪恶更多。』罗素讲演内容的本质，是西方应该学习中国『正当的生活观念』，而中国应该『获得西方的知识，但要抛弃机械主义的观念』_意谓把人当作原材料，用科学的操纵方法来塑造。

罗素的建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他们急于成为现代人，盼望成为爱国的、民族的、积极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和平的、孝顺的和消极的。他们更急于摧毁儒家来推进西化，而不是教导西方如何获得中国人有关生活的人道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是妨碍中国人努力仿效前进的、有活力的西方的枷锁，为了进步，必须抛弃它。在向西方式变化的速度和节奏中，没有为儒家昔日的静谧留有余地。

其它访客包括：1921年，美国教育家盂禄(Paul Monroe)；1923年，德国哲学家德里施(Hans Driesch)；1924年，印度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R．Tagore)。邀请博格森和欧肯(Eucken)的计划没有实现。

除了外国访客的贡献外，西方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所热切追求，他们的兴趣反映了从英美来源向德俄来源的转变。法国哲学家博格森的著作由张嘉森 译介过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的著作由王国维译介过来。陈独秀和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李达写了有关辩证法和列宁、布哈林(Bukharin)，普列汉诺夫(Plekhanov)思想的文章。李石曾介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并推广克氏认为是进步的基本力量的『互助』和『合作』的理念_这是对达尔文『竞争』思想的直接反驳。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政治家采纳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越来越获得激进分子的欢迎。对渐进式社会变革和迅速根本变革孰优孰劣的一场大辩论很快便爆发了。

问题和『主义』 在中国，胡适是实用主义的主将，他不遗余力地提倡研究和解决具体及实际的问题，『一点一滴』进化式地改善社会。李大钊与在他之后不久的陈独秀，则主张效仿苏俄的形式，进行直接和彻底的政治社会转型。胡适在一篇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的文章中，督促国人避开那些高谈阔论和无所不包的『主义』，因为那些『主义』一无所是，而且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造的丧钟!』他强烈主张：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个那个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他反对盲目的行动主义和漫无目的的革命，而建议自发的和逐步的改造，以消除社会进步的五大敌人_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混乱。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回答道，『主义』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个『总方向』，是必须的。他以同样犀利的词锋争辩：『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族(Romanoffs)没有被颠覆、经济组织没有被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胡适反驳，没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难题；每个问题必须分而攻坚，分而解决，而『主义』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浪漫假设。虽然李大钊承认最后这一点，但仍然支持政治行动：『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1919年年中，陈独秀还不像李大钊那样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承认『与其模棱两可地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如提倡教育和工人解放的实际问题』。但到1920年底，他也成为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相信政治行动的功效；他争辩说，『主义』在社会改造中起着与航海定向一样的必要功能。但他还是承认，革命与社会改造不能在一夜之间笼统完成。

表面上，争论以胡适占上风而结束。然而，这却是空洞的胜利，因为年轻人当中讨论『主义』成为时尚，甚至胡适本人也经常提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等。一位风趣的批评家这样描述胡适和实验主义者：『你们应当放弃所有『主义』来接受我们的『主义』，因为根据我们的『主义』，没有『主义』应当被看作是金科玉律。』自相矛盾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社会和政治问题亟须迫切和直接的解决，但胡适及其追随者在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后，竟钻研起文学批评、古代史和考据这些不大实际的工作来。另一方面，许多『主义』和提倡根本变化的人走到工农中，直接研究他们的问题。很明显，胡适没有看到实用主义是稳定的美国社会的产物，那里容许自由检验问题和实行改造，而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完全缺乏实验和逐步改造所必须的社会政治条件。

到东方去!到西方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中国人恍然大悟，梁启超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和盲目崇拜科学是冲突的根源，并且认为中国重精神的思想可以矫正这种不平衡现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作者梁漱溟也为努力保卫中国文明的完整性而反对科学与民主，他宣称人类的生活依赖其基本的精神，所以牺牲中国自己的精神而支持外国的道德准则和体制，这是自损其命。然而，我们应该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发展本身的长处。 二梁贬抑西方的物质文明，也相应地颂扬中国的精神文明；两人都督促国人：『到东方去!』相反，胡适和其它一些西化提倡者喊道：『到西方去!』吴稚晖痛骂梁漱溟为『十七世纪的无用之物』。胡适宣布，中国不但是在科学与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而且在每一方面_政治、文学、音乐、艺术、精神面貌，甚至是体形。 尽管如此，提倡西化的人仍对科学地和批判地重估中国的文化遗产表示兴趣。胡适用西方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无先例的理论：中国古代的名家严格讲来并不是一个学派，百家中的每一个学派都有它自己的逻辑思维方法。梁启超也表现了同样的近代学术风范，重新研究了古代哲学家墨子的著作，也编撰了不少著作，其中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和《清代学术概论》。 同样闻名的是北大的『疑古派』， 他们彻底研究古代典籍和历史，对它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并推翻传统观点认为孔子是这些作品的编纂者。毋庸置言，民族遗产的重估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大功绩，也极大的扩展了它的领域。

结论

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第三阶段回应。第一阶段_从1861年至1895年的自强运动_在外交与军事现代化方面做了粗略的尝试；第二阶段_从1898年至1912年的变法与革命时代_是接受西方政治体制的时期。1917-1923年的思想觉醒，标志了从传统的中国基础向完全西化的进一步转变。到1920年，中国已名副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了。

对新文化运动意义的评价，因立场不同而出现分歧，自由主义者宣称这是一场解放旧思想、旧道德、旧价值观及肯定人权的运动。新文学文体的诞生和白话文正式的采用，令一些人视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然而，保守主义者却攻讦这场运动对青年产生腐化影响及对传统思想不尊重，尽管他们也承认这场运动在激发民族主义方面的作用。激进者颂扬这场运动，李大钊称赞它不仅是一场爱国运动，而且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毛泽东形容这场运动是由知识分子领导，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所策动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同样，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学家把1919年5月4日视为分水岭，将八十年的『旧民主』时期和『新民主』时期分开，在后一历史时期，无产阶级成为一支自觉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共产主义发展成为中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中越来越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

撇开这些不同的观点不论，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_政治_思想』革命，目的是要赢得民族独立、个人解放，以及创造一种新文化，批判地和科学地重估民族遗产及有选择地接受外国文化。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认为，『思想基础』的彻底改变，是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成功的先决条件。旧道德、旧习俗、旧文学、旧的社会关系，以及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受到了贬抑性的攻击，以为新兴的体制开辟道路。然而，新文化却姗姗来迟，五四运动在摧毁昔日方面比在创造未来方面更为有效。

然而，有三项功绩却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文学革命导致1920年白话文的正式确立和以方言写作的新文学的兴起，这种文体以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基础。现在，文学扮演了给公众灌输社会意识的训导角色_『从文学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学』。

第二，各种的外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涌入，在社会重建和民族振兴方面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观点：由胡适阐释、后来为国民党部分接受的实用主义及逐步进化方法；与中国共产党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从1921年以降的中国现代史，主要是这两个党派及其不同途径斗争的历史。

第三，民族主义的加强刺激了少年中国(Young China)的崛起，使它对自己在现代世界中岌岌可危的地位异常敏感，对掌控自己的命运十分珍惜。这种态度所产生的心理重建和民族自信，部分地补偿了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孱弱感和卑贱感。结果是，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猛烈反抗及对结束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意愿。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对思想革命的特点有些夸大，但它的主要成功，在于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推毁了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创造了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哲学学派。批判性地重估中国与西方的文明来锤炼一种新文化，这一公然的做法，只是激起了一系列争论和论战，而没有创造出新文化。但是，却为创造性地采用外国的观念和体制，以处理中国的局势，奠定了基础。不管是沿着进化的抑或革命的路线，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创造一个完全现代但与众不同的新中国来拯救民族。

◇第二十二章 思潮澎湃和反帝运动中的国家统一

思想革命之后，两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发展起来，作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的反响。一件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另一件是国民党的改组。两个事件的发展对塑造中国现代史的进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

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大约开始于1905年左右，这时《民报》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马克思(Karl Marx)的传记。1908年初，无政府主义杂志《天义报》刊登了译自日文版本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写于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序言》，也即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和节选自恩格斯《家庭的起源》的片段。尽管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建之父有了初步认识，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仍很微弱，一直要到五四运动时期、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取得成功，才充分显示这一思想的威力。在凡尔赛会议上，外国宣布对山东问题的处置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并且发觉很难将西方同时间地看成为导师和压迫者。因此，批判西方的理念和思想成为当时的风气，而知识分子中极有影响力的人士受到圣西蒙(saint-Simon)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和巴枯宁(Bakunin)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革命哲学所吸引。社会主义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够提供摒弃『中国昔日传统和西方今日操纵』的实践思想。 此外，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还没有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中国如能接受社会主义，将可以在思想上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微妙的心理满足感，来自与西方打交道时的普遍失落感及为克服这种情绪的内在欲望，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特别具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吸引力，因为有苏维埃的友好示意和诱人的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而进一步增强。莫斯科急于要赢取友谊和树立新形象，两次宣布_1918年和1919年 _愿意放弃旧沙皇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尽管在1920年的时候，苏维埃的立场有些改变，并且建议透过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_作为赢取中国承认的方法_但苏维埃的举动最终还是带来了良好的影响，因为这不仅显示了一种主动和单方面的友好姿态，而且舆傲慢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完全不同。

在这种友好示意之外，还有那振奋人心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列宁宣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当资本主义到达顶点时，正如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那样，便不得不追求海外市场，以销售过剩产品及购买原材料。此时，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猜忌与竞争，必将导致冲突和最终灭亡。因此，亚洲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受压迫人民，应该奋起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加速摆脱外国枷锁。列宁主义的理论，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慰藉，因为它不仅谴责西方应为中国的苦难负责及预言资本主义的即将灭亡，而且也在世界革命中给亚洲一个席位_反驳了大多数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先前的立场，坚持认为世界的问题只能在西方及靠西方来解决。

事实上，马列主义在思想上的吸引力、苏维埃政权的主动示好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实际成功，共同在中国创造了一股澎湃的思潮。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开始大量涌现，以追求知识和言论自由而着称的国立北京大学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早在1918年中期，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便公开承认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称赞布尔什维克革命舆法国大革命同样重要，是一种『伟大的、世界性的及基本的力量』。他预示中国将经历一场更伟大的再生革命，并于1918年秋创建了新潮社，不久又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号的《新青年》上，撰文庆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又于1919年编辑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他在图书馆的办公室也幽默地冠以『红楼』的名称，年轻而热切的追随者经常到这里来拜访，包括他的学生瞿秋白和张国焘，以及他在图书馆的助手毛泽东_逭几个人注定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冲击，与五四运动的力度一样，产生令人震惊的效果。然而初期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民主、自由和国际主义，而没有太关注帝国主义问题，现在他们坚决地切断对西方的依赖，并发誓要将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政治上的行动主义成为新的口号。在这批如梦初醒和热情好战的知识分子中，最重要的是陈独秀。他深受五四运动中学生所起的作用的强烈影响，也参加了随后的游行，但于1919年6月11日被投进了监狱。他于9月时获释后，在保守派的压力下辞去大学的职位。他以上海为其新居所，更加沉湎于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中期，他对西方的信任已彻底破产，并且认为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类以保持政治力量』的工具。 陈独秀成为第二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人物，并于1920年5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8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

与此同时，另一个小组也聚集在李大钊周围，1919年12月，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由社会主义研究会代替。1920年3月，北京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组成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两名俄国人穆勒(A．A．Muller)和布尔特曼(N．Bortman)给李提供了帮助，但组党的具体步骤，一直要到1920年初维经斯基(Grigorii Voitinsky)来华后才开始，他是第三(共产)国际或简称『共产国际』的代表。3月，他和李就组党一事进行交谈；不久，前往上海与陈商谈。这两次重要会谈的结果，主要是决定在上海建立由陈领导的党支部，在北京建立另一个由李领导的党支部。只要联合两个党支部，便可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统一起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_后来称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_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召开。 代表57名党员的12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但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_陈在广州，周佛海代表其小组，而张国焘代表李的小组。尽管他们两人都缺席，但41岁的陈独秀和32岁的李大钊仍然被尊称为党的共同创始人。虽然中央党部在上海建立，但李在北京的支部却仍然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南陈北李』的说法显示了紧密统一的党组织还没有诞生。

他们不仅形成两个地方派系，而且对于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的看法也大相径庭。陈独秀赞同欧洲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工人及明显贬低懒散的农民大众的普遁看法。他认为进步的城市力量应充当运动先锋，而落后的农民应顺服的跟从，并说：『农民分散，力量不易集中，文化低落，生活欲望简朴，并且易倾向保守主义……这些环境因素使农民难以参加革命运动。』 瞿秋白同样不接受农民能在改造中国社会中充当领导的想法。另一方面，对社会变化充满浪漫想法的李大钊却持相反的观点，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总人口中，他们占据了重要地位，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当我们估计革命力量时，我们必须强调农民是重要一部分。』 李大钊对乡村的纯朴有着天生的热爱之情，而深厌城市生活的腐化。他督促年轻的知识分子，要以俄国民粹运动 的精神到农村去解放农民，激发他们的革命能量。实际上，他在农民的解放中看到了中国的解放。

尽管党支持陈的立场，但李的看法却也提供了另外一种强有力的选择，并且深刻影响了年轻助手毛泽东的思维。1918年，李向毛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成功地以民粹派对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的民族主义观点激发了他。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遭军阀张作霖处决后，毛泽东坚持农民斗争，将其导师的理念付诸实践。

国民党的改组，1923-1924年

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且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长期以来，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对于党内缺乏团结舆纪律，以及西方不愿意帮助他发展中国，深感失望。自从1912年民国建立以来，他面临着党内的阻力和抗命，而且难得有合作的机会。两次重大改组_从同盟会到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再到1919年的中国国民党_之后，党内合作仍无改进。孙中山依然不断受到明目张胆的反叛行为的困扰，比如1922年陈炯明的军事政变及先前发誓对他效忠的南方督军的公开阻挠。

同样令孙中山困恼的是，西方只是支持军阀，而对他制定的国际发展中国计划则不感兴趣。早在1913年，西方帝国主义者就透过五国银行团，赞助袁世凯2,500万英镑的贷款，袁用这笔贷款镇压了『二次革命』。特别是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提供军火给袁世凯，阻挠孙中山和黄兴在香港登岸。袁死后，帝国主义者支持各地军阀，煽动国内冲突，对孙中山的求助装聋作哑。巴黎和会对中国在山东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而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见本书第534页)也只不过是平息了英美两国和日本的关系，遑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切都证明西方欠缺诚意。

民国期间，孙中山受到三方面问题的折磨：外国帝国主义、党内纷争和国内冲突。对这几个问题，他难以回避，但也无能为力。在挫折中，他发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辉煌成就倍加令人鼓舞，苏维埃的友好示意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教人欢欣振奋。正如他将俄国的成功归于良好的党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孙中山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纪律窳败、组织松散及思想灌输不力。孙中山急于采取苏维埃的成功模式来改组国民党，并且为其国民革命寻求苏维埃的援助。

孙中山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它已经和劳工组织形成密切联系；另一个是五四运动后，年轻一代人所怀抱的热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高涨的民众精神。因为两种力量都舆他一样，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主义』的共同目标，所以孙中山准备将新鲜血液注入他那有些陈旧的组织。

然而，孙中山需要等侯时机，才可以学习苏维埃成功的秘密和改组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只不过是广州革命政府而不是北京合法政府的领袖，所以不可能是莫斯科与之谈判的首选对象。1920年，俄国派遣了优林(M．夏．Yurin)和巴伊开斯(A．K．Paikes)到北京谈判一项条约，但军阀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建议下，婉拒了这个友好的示意。苏维埃又转向了强势军阀吴佩孚，并且顺势地将其改称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然而，在英国的压力下吴佩孚没有做出响应。在这个情况下，苏维埃才『重新想起』孙中山，据说他于1918年发送了祝贺电报给列宁，而令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深受鼓舞。

1921年春，共产国际的荷兰代表马林(H．Mating)与孙中山在广西会面，他对孙的民族主义者精神和革命观点，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孙中山而言，他很高兴得知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而且天真地比作自己的实业计划。不久，马林深信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利用国民党已经建立的基础，发挥其影响力。他鼓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本身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所有阶级的联盟。陈独秀和李大钊勉强地屈服于他的压力，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李大剑通过国民党要员张继的介绍，首先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愿意接受共产党员的原因很多。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感到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有权参加其国民革命。实际上，他想利用共产党舆工农的联系和苏维埃的援助来改组国民党。此外，孙中山也确信在苏维埃的庇护下，进行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如果迅速独立的成长，将最终颠覆他的国民革命事业，因此，吸收他们入党内并及时同化他们是很明智的。最后，孙中山也忧虑苏维埃可能援助一些对他不友善的军阀；李大钊和陈独秀已经在苏维埃的指示下与吴佩孚和陈炯明发展联系，而这两个人都是国民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与苏维埃和共产党的友好和联盟政策将削弱这些军阀。

共产国际派遣了越飞(Adolf Joffe)来中国，精心策划『苏维埃_国民党_共产党』合作的基础。1922年8月12日，越飞到达北京。他受到了新潮社和其它十三个组织非常热烈的的欢迎，这令西方公使团很是嫉妒，也令军阀政府十分不悦。随后，他与孙中山进行了长期的通信和谈判；此时，孙已决定了『联俄容共』的政策。9月4日，五十三名国民党领导人在上海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一政策。这项政策也成为国民党改组的最重要的原则。一个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委员会获任命掌管改组之事，并于1923年1月1日公布了一份由胡汉民起草的宣言。

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命令，因为他担心国民党会对中国共产党中的工人农民党员产生腐化影响。陈评论道：『只不过是因为第三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才勉强承认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的必要性。』 然而，中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解散；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同意接受国民党领导者的命令。在公开场合，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和中心力量。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谈判达成一项联合宣言，包括四个要点：(1)目前在中国不适宜实行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体制；(2)苏维埃政府再次确认早在1920年9月27日有关放弃在华特权与利益的宣言；(3)就未来中东铁路的管理舆重组达成相互谅解；(4)苏维埃否认在外蒙古有任何帝国主义企图或政策。

孙中山在与越飞的谈判中，展现了一位冷静务实的政治家的风采。尽管他急于寻求苏维埃的援助，但他拒绝用共产主义代替三民主义；也没有把领导权放弃，交由马克思主义者来执行纪律和命令。他决不怀疑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占据领导地位，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是相反。共产党人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名义加入，目的是避免『党内集团』或『党内有党』的尴尬情势。从表面看来孙中山是以自己的条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苏维埃在孙中山和越飞的协议之后，派遣经验丰富的外交家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来中国，帮助孙改组国民党；另外，派遣格林(Galen)来帮助训练一支党的军队。此外，随行的还有约四十位苏维埃专家。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年轻的将军蒋介石 直接赴苏维埃学习军事体制、红军的政治思想，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纪律方法。蒋介石经过三个月的访问后回国，不久，孙授命他组建位于广州城外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第一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举行，共有165名代表参加。孙中山在大会上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以及为了民族统一和重建而发展一个强大的组织。他号召党员为了革命目标，应不惜牺牲个人自由和无私奉献自己的才智。会议期间，列宁于1月25日逝世的消息传来，大会休会三天，以示悲伤和悼念_这是公开确认舆苏维埃友好和结盟的新政策。

当然，尽管有些国民党党员不反对与苏维埃结盟，但却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孙中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既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致力于反帝反军阀，那么在共同的斗争中两党就应该联合起来。1924年1月28日，李大钊技巧地宣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献身革命，并没有任何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名义加入；因此即使他们有双重党员身分，也不能谴责他们在国民党内形成『党内集团』。李反复强调，只要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他们将会遵守其命令，并接受其训练行动。他强烈否认从内部渗透和推翻国民党的任何企图。 尽管李大钊已解释，但不变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解散，加入国民党的成员也没有失去共产党员资格。事实上，国民党内有了一个共产集团。

孙中山为了革命的利益，接纳了共产主义者，但他似乎没有认识到其行动的全部含义。他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认为共产国际既然赞成这样一个联合，那么就会帮助他控制共产党员，甚至会教导这些人服从他。他还抱有幻想，以为在适当的时候，少数共产主义者有可能会纳入在人数众多的国民党的官僚组织内。孙中山没有认识到的是，莫斯科的真正意图是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嫁接到已经成长的国民党的身躯上，这样共产党就能够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像榨『柠檬』一样将右翼分子排挤出去。

同时，大会还创建了一个包括李大剑在内的五人主席团。 大会以一份宣言结束。这份宣言强调反帝反军阀的立场，致力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宗旨，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决心。

国共合作只不过是一场追求利益的结合，双方都需要对方，但也厌恶对方。国民党在振兴党、发展一支党的军队和进行国民革命中渴望得到苏维埃的援助；并且期望利用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想利用国民党的基础来扩大影响，并最终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在这微妙的关系中，只要对双方有利，合作就会持续下去；而双方都希望在对方表现不济时，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孙中山的地位与威望是把各种成分连接在一起的决定因素，但一旦他去世，分裂势力就不受约束，日益坐大。

北伐与国共分裂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后，急于恢复拖延已久的北伐来扫荡军阀，并挫败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支持者。但他于1925年3月12日去世使这个计划流产。

孙中山的政治重任就落在汪精卫和胡汉民身上，两人分别是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领导人。但是军权却为蒋介石把持，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负责发展军官团体以充实党新建立的军队。军官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也受到政治思想教育，以便士兵在革命的政治使命方面得到正确的教导。孙的亲信廖仲恺担任党代表，何应钦是军事总教官。在军校及党的军队中，一切命令和规章都要经过党代表的联署，才可以生效及由校长执行。军校政治教育部的副主任正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周恩来，第四期毕业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林彪。

军官很快成为势力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镇压了1924年10月的港粤商团叛乱， 驱逐了叛变省长陈炯明，挫败了各种各样的西南军阀。1925年7月1曰，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这处与敌对军阀的对抗中相对安全，并与北京军阀政府相对立。汪精卫获选为主席。随后国民政府在广东和广西进行了一系列平息军事叛乱运动，到1926年2月两省的所有反抗势力都遭到镇压。国民政府决意再度北伐，并于6月25日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包括6,000名黄埔军官和85,000人的军队。7月27日，蒋开始了著名的征伐北方军阀的军事行动。当时北方军阀分布如下：

1．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河南、湖北，直隶和湖南的部分地区，以及京汉铁路。

2．奉系军阀张作霖已在北京自封为总司令，控制着东北、直隶、山东，以及京奉铁路和津浦铁路。

3．已从直系退出的孙传芳在南京自立，统治着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和安徽东南五省。

此外，西北还有两派独立的武装力量，既不属于那些军阀集团也不属于革命军队，然而，他们倾向同情后者。分别是：

1．冯玉祥的『国民军』，早已撤退到西北而受直系和奉系势力的压迫。

2．阎锡山在山西所建立的稳固根据地，没有参加国内战争。

蒋介石的战略是首先讨伐吴佩孚，然后是孙传芳和张作霖。由于得到苏维埃的援助， 共产党的先遣代表又组织农会、工会，并在城市中发动罢工和破坏，加强了国民革命军的力量。从广州到华中，北伐军势如破竹，1926年9月攻下武汉，11月拿下南昌，12月占领福州，1927年3月进驻上海和南京。九个月内，占中国半个部分的南方被攻占了。军事行动成绩斐然，前途一片光明。就在此时，国共分裂的征兆出现了，威胁着要破坏党、中断北伐。

争论主要是发端于双重身分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党内有党』的推论。国民党员接纳了个人身分的共产党员，希望他们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及服从命令。但是，共产党要求其党员接受自己的命令，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个秘密集团。简而言之，持有双重身分者被期望成为名义上的国民党员而在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冲突的命令自然引起涉及纪律逭一敏感问题的摩擦。尽管紧张气氛持续上升，但孙中山在世时，公开破裂仍是没有发生。

1925年8月廖仲恺遭刺杀后，大约15名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右翼成员 离开广州，前往北京城外的西山，并于11月23日在孙中山的灵柩前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在这里，他们发布了一个宣言，号召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通过有效决议而谴责西山会议派。左派召开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并且要求于1926年1月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的权势非常慑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中赢得了新的席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成员也增加了。在执行委员会的九人常务委员会中，三人是共产党员，三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国民党中央党部九个部中有五六个是受共产党员的控制：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海外部和青年部。 面对这些发展，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党部，这标志着与广州党部的分裂。

火上浇油的是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这一天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中山舰船长绑架蒋的企图失败，蒋反过来解除了船长、所有的苏维埃顾问、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及其隶属的军事人员的职务。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蒋与共产主义者决裂的第一步，然而，为了即将到来的北伐的利益，没有宣布公开分裂。但是蒋很快采取了针对共产党员的一些限制性措施。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九项决议，限制所有委员会内共产党员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而且从中央党部部门的领导职务上清除共产党员，并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尽管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这些决议，并决定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史太林(Stalin)不希望在这时候加速分裂，因此命令中国共产党为了留在国民党内而忍受这些决议。

在国民党成功地将这些限制强加给共产党之后，蒋于1926年7月开始北伐。如前所述，蒋的军队进展神速，平定了华中之后，国民党决定于1927年1月1日将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同时，中国共产党收到了史太林的一项日期标注为1926年11月30日的命令，指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强化政治工作，改善军事知识，以待军中要职。

武汉政府处于鲍罗廷和国民党左翼的统治下，两个重要的部门工人部和农民部皆由共产党员负责。 后者积极执行史太林1927年3月3日的新命令，这项命令号召强化群众运动，武装工农，并动员群众，扰乱及攻击国民党右派。这些额外的活动在武汉的控制区，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特别明显。

蒋同时指挥了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迅速地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建立了权力基础。他故意对鲍罗廷所提出跳过上海以便进攻北方的建议置之不理，反而挥军直攻那个金融中心的大门。在上海，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已经发动了一场破坏性的罢工，动员其武装的纠察队，进攻地方要塞，并从内部成功地控制了城市。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与蒋介石合作，只好等待莫斯科的命令。史太林仍然希望避免分裂，要求上海工人『埋起武器』与蒋『避免任何冲突』。这样，3月22日，蒋的军队未遇反抗就开进了城里。 北伐军乘胜继续进攻，3月24日攻占南京，随后控制了福建、浙江，以及江苏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很明显，武汉和南京形成国民党统治阶层内的两个权力中心。分裂迫在眉睫了。

蒋在宁沪金融财团的支持下，下定决心惩罚共产党。1927年4月1O日一场『清党』运动组织起来了，并且发布命令，解散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部。从4月12日开始，全面的清除共产党的运动开始了_首先是在上海，然后是在南京、汉口、福州、广州和其它一些地方。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和特务袭击共产党小组，枪击可疑者，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及解散工会。当清党运动结束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令人吃惊的是，蒋在清党期间公开宣称与莫斯科的友好关系，显示他的争执只是局限于与本土的共产党。

在共产党的抗议下，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武汉政府于4月17日解除了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蒋对此不可能置若罔闻；一天以后，在胡汉民的帮助下，他在南京组织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两个权力中心之间的裂痕扩大成为不可跨越的鸿沟。

鲍罗廷为了与蒋在上海和南京的成功互相抗衡，建议武汉政府应自己向北京发动『二次北伐』， 以寻求与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合作。

这个计划受到共产国际的新代表罗伊(M．N．Roy)的反对，理由是依靠冯和阎的支持太危险了。罗伊和鲍罗廷之间发生了尖锐而相互贬抑的交锋。4月18日，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政府决定双管齐下，先发动北伐，随后发动东征。这个军事计划的部署，是武汉军队与冯玉祥军队在京汉铁路会师的三个月后占领北京。

如计划所定，武汉军队成功攻进河南，重创奉系军队，与冯玉祥在重要的铁路中心郑州会师。然而，冯一旦在河南站稳脚跟，就比鲍罗廷所想的更为独立。阎锡山的问题也更为棘手；阎拒绝联合，因为武汉代表了共产主义政权而南京是真正的国民政府。同时，蒋沿津浦铁路成功地进行了自己的北伐，并于1927年6月2日占领徐州。

这时，冯玉祥建议由蒋、武汉和他自己进行联合北伐。对鲍罗廷和陈独秀而言，联合北伐就意味着『联合清共』，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随后，冯玉祥于6月20-21日在徐州拜会蒋，表面上是要在南京和武汉之间进行调停，实际上是要协力进行反共行动。 会议以冯玉祥公开要求驱除鲍罗廷和共产党员而结束。

冯玉祥的变节和阎锡山的拒绝合作，不仅粉碎了鲍罗廷的北伐，而且使武汉陷入敌对势力的包围中。雪上加霜的是史太林与托洛茨基(Trotsky)权力斗争的影响。随着蒋的胜利，托洛茨基指责史太林在中国的拙劣领导及违反列宁最重要的原则，即只有当共产主义者保留他们的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由的时候，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暂时合作甚至是结盟才是允许的。托洛茨基问道，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行动自由何在?为了证实他的中国政策是正确的，史太林极度需要一场胜利。1927年6月1日，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命令他们：(1)组织一支包括二万名共产党员和五万名工人农民的新的武装力量；(2)在武汉重组国民党；(3)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增加工农成员；(4)不待武汉政府的命令，没收当地土地；(5)设立一个国民党特别法庭，审判反革命者，而不可涉及共产党员。事实上，它是号召组建一支独立军队，把武汉变成一个仅置于汪精卫傀儡领导之下的共产主义政权。鲍罗廷和陈独秀认识到这个命令是行不通的，于是就要求罗伊去执行。为了显示他的善意和诚信，罗伊就向汪精卫展示了这封电报。到这个时候，汪精卫才认识到史太林的真正意图是要摧毁国民党左翼，把武汉政权变成共产主义的傀儡。然而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来阻止这个阴谋。相反，他于6月6日会见了在郑州的冯玉祥；冯提出在汪与蒋之间进行调停。

7月13日，鲍罗廷宣布共产党员将退出政权，但不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将党部迁往江西九江，并且对武汉的攻击也逐步升级。7月14日，汪做出了报复，宣布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在言语和行动上，都违反了国民党的政策和思想，是有罪的，并且将会受到严厉惩罚。两天后，他进一步宣布，如果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就要同时退出国民党、军队和各级政府。

尽管看起来汪精卫已经和共产党分裂，但还能够容忍他们，没有立即进行清洗，也没有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内和军队内强制解散。直到7月26日，武汉主席团才在共产党继续不断的辱骂声中，命令从国民党内和政府职位上驱除共产党员，除非他们放弃共产党员资格。同时，国民党员不允许参加其它党派。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鲍罗廷别无选择，只好于1927年7月27日离开武汉，经蒙古返回俄国。

8月1日，共产党员借着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在南昌起义，最终引致致命的打击。汪决定命令全面清洗共产党员，重组重要组织，比如总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和商会。

既然南京和武汉都清洗了共产党，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就提议和解。一个特殊的中央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行使党部的权力。在12月10日，武汉和南京之间的所有分歧都解决了：蒋被重新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汪精卫宣布了出国计划。

尽管1928年2月武汉政府解散，但政治委员会的一个支部继续存在着。随着党内冲突的最终解决，蒋重新开始北伐。尽管在山东省济南市受到了日本军队的阻遏，蒋仍然能够越过障碍。在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帮助下，蒋向当时为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的北京进军。张逃往东北，1928年6月4日，日本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制造火车事故，把他炸死。 7月，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宣誓效忠国民政府。此后，12月31日，他支持三民主义，『放弃』对东北的地方控制，并且使用国民政府的旗帜，显示支持国民政府。1929年初，在经过十三年内乱后，蒋统一了中国，或者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南京是新的政府所在地，旧首都北京重新命名为北平。

回顾历史，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共分裂证明了史太林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史太林想攫取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优势，像榨『柠檬』一样将国民党右派排挤出去，但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他曾经认为的那样松散和低效的群体。鲍罗廷恢复了党的结构，而党的军队在格林的帮助下也接受了训练。最重要的是史太林没有看到共产党并未控制军队。而且，蒋的政治敏感力看起来处于颠峰，行事果断坚决，在远在千里之遥的史太林有机会回击之前就排挤了共产党。 十年后毛泽东对一位美国记者评论此事时说，鲍罗廷犹豫不决，罗伊是个只说不做的蠢人，而陈独秀则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民族主义外交

在中国，思潮和政治酝酿的时代，也就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在外交舆国内战线上，中国人的行为受强烈爆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支配。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人为了独立与国际尊严，努力拼搏；而在会后的时期内，中国人为了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外国租界，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列强作斗争。中国人要求废除这些国耻的强烈愿望，导致了与外国警察和雇佣军之间许多的冲突，而且经常遭到高压和不必要的残酷镇压手段，结果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充满了中国人愤怒地称之为『惨案』的事件。民族主义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动人精神，最终也在中国燃起熊熊烈火，推动人民走向新的使命，将国家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混战的双重苦难中拯救出来。

华盛顿会议 巴黎和会在平等解决山东问题和处理许多太平洋争端上的失败，使美国背上沉重负担。美国为了纠正错误及解决巴黎和会的遗留事项，于1920年开始计划召开另一场国际会议，这就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的华盛顿会议。在远东和太平洋有切身利益的九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即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

中国代表团满怀希望而来，并提呈了一份九点建议书，要求舆会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相互之间停止缔结有关中国的条约，尊重中国在未来战争中的中立权，废除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对中国的所有限制；再次审查外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权、治外法权和租界，为其承诺设定时间期限。这个提议从美国和欧洲代表团那里得到热切而同情的响应。

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的建议被合并为四项总原则，而且最终被写进了1922年2月6日九国公约的文本中。签约国同意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放弃进一步追求势力范围的企图，尊重它战时的中立，尊重所有国家的平等商业机会。列强也分别同意于1923年1月1日关闭除了租借地之外的所有在华的外国邮政所，允许中国增加进口关税，从按照价格的3.5％到按5％征收。

至于山东问题，则由中日两国在英国和美国的善意帮助下直接谈判。世界舆论，尤其是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压力，使日本放弃了山东，而只保留了一些经济权利。允许日本保留在山东的日本社团所需要的一些土地和房屋，比如领馆建筑、公众学校、墓地和神像。日本国民应被任命为各种公用设施、畜栏和重要企业的顾问；他们也可以在胶济铁路担任五年的总工程师、交通经理和总会计师，而胶济铁路由中国用日本贷款购回。总的说来，中国达到了大部分目标，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在会议的其它场合还缔结了两项重要的国际协议。1921年12月13日的四国公约，旨在取代英日同盟。英国、美国、日本和法国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在太平洋的争端。另外，通过1922年2月5日的五国海军条约，这四国和意大利同意维持远东的军事现状，禁止在东经110度以东建设新的防御工事和海军设施。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主战舰的比例确定为5：5：3：1.75：1.75。这个比例使英国和美国各有总吨位为525,000吨的主战舰15艘，日本有315,000吨的主战舰9艘，法国和意大利各有175,000总吨位的主战舰。

表面上这个海军条约是牺性日本的利益，而有利于英国和美国，但实际上在几方面是对日本有利。首先，英国和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保留两列舰队，而日本只在太平洋保留一列舰队。而且，条约签定时日本的海军力量是美国的一半；5：3的比例在实际上容许日本增长10％的海上力量。 总而言之，海军条约保证了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操纵地位，也保证了日本在英国或美国攻击下的相对安全。

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九国公约基本上是签约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善意表示，但是它缺少强迫实施的权力，因此既没有使列强在华的现行特权归于无效，也没有使他们必须以武力保护门户开放政策或中国的独立，这样，中国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并没有减轻。外国人继续趾高气扬地凌驾于中国的这种感觉之上，继续在中国海关、盐政局和邮政局占据高级职位。外人住地与城市租界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日本人还在控制着南满铁路，把它当作侵略的工具。而英国也继续通过香港控制华南的贸易。对中国的爱国者来说，帝国主义的这些侮辱性象征总是令人烦恼，时刻叫人难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而这一切是难以忍受下去的。为民族主义所激励，中国人开始开展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和军阀混战的“救国”运动。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年轻学生和大城市中正在成长的工人阶级是主要角色二他们发誓要消除国内外的罪恶，并在有必要时使用武力。

民族主义爆发事件中最有名的是1925年的“五卅慘案”，起源是當年上海一家日本棉纺厂的中国工人为反对低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商会和其它民间团体达成了初步解决方案，随后为日籍工厂主人拒绝。工人继续进行第二次罢工，5月15日又派八名代表与管理层谈判。这种对抗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场暴力冲突，导致一人被杀，另外七人受伤。英国控制的工部局不但没有惩罚开火的日本人，反而逮捕了许多中国工人，控以扰乱治安的罪名。5月22日，为数众多的大学生和工人为被屠杀者举行公开追悼会，并发表街头演讲，谴责日籍工厂主人。其中许多人被警察逮捕，这引发了5月30日南京路上三千名学生的游行，抗议英日的暴行。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名英国中尉捕头下令手下开枪，杀死11名中国人，射伤几十人。此外，约50名学生被捕。

『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学生、工人和商人的抗议、罢工和抵制日货运动。直到12月，当英国籍巡捕房总巡及其中尉捕头被解职，以及工部局给死者和伤者赔偿75,000中国银元，众怒才得以平息。五卅惨案之后，民族主义骚动在国内不同地方风起云涌，与帝国主义爆发冲突。

在这些爆发事件中，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中国人不遣余力地抗议『交税却无代表权』。1926年，外国选民作出让步，决定允许三名中国人被选人先前由九名外国人控制的工部局。但这个提议一直要到1930年中国人的名额增加到五名的时候才被接受，而外国人的名额则保持不变。

在反帝运动的其它领域裹，中国人成功地收复了许多城市的外国租界地，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关税自主权(见下一章)。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民族革命已经取得了显着的进步：外国帝国主义遭到了沉重打击，北伐也减缓了国内军阀割据的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

随着1928年北伐的成功，孙中山三阶段革命论中的军事阶段完成了，第二个阶段即训政阶段也到了实行的时候。1928年1O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称为《训政纲领》，目的是令国民党对政府的指导成为合法。国民党获授予双重责任：督导人们行使四权_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并监督政府行使五权_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试。党的最高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权力将委托给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设有常委会_权力的真正所在地。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列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纪律事务和监察财政。

政府的主要特色是民国主席之下的五院结构。 五院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院，即通称为『内阁』的行政管理机构。行政院包括十个部，每部由一位部长和两位副部长领导，另外有一些特别委员会，负责国民建设、海外事务和蒙藏事务等。 与西方的惯例相反，行政院不对政府的立法机构负责，而是对党和国家主席负责。

立法院包括44名到99名委员，他们是按照地理区域大小选举出来，任期两年。立法院与西方国会不同，本质上是法律起草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用的立法原则变成法律，职责则包括审查法律、预算、特赦、宣战，以及缔结和平条约。

司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负责解释法律命令，发布赦免、减刑及民权赔偿，协调法庭体制。然而，却不干涉法庭裁决。

考试院设定为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一定程度上是承袭自传统的科举考试。属下有两个部：考试委员会，管理不同类型的政府考试；人事部，掌管公务员评比。

监察院在功能上与旧的都察院相似，包括19至29名成员，监察政府运作，审计预算，弹劾渎职官员。

五院各由一位院长和一位副院长领导，通常是国民党的高级成员。国民政府关键官员的首份名单如下：

民国主席：蒋介石(蒋中正)

行政院：院长，谭延闽 副院长，冯玉祥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副院长，林森司法院：院长，王宠惠 副院长，张继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副院长，孙科监察院：院长，蔡元培 副院长，陈果夫

新政府致力于完成孙中山的遗愿_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国民建设大纲，以及孙中山弥留时的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为执行革命的未竟事业，新政府誓言对外要争取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令中国赢得一个与列强平等的地位；对内要发起民主建设和社会改革。大家希望六年的训政时期在1929年结束时，国家可进入宪政时期。

三阶段革命_民族的、民主的、社会的革命_的挑战确实重重，政府的责任重大，其能力是否堪当其任，还要拭目以待。

◇第二十三章 国民政府：挑战重重的十年 1928-1937年

从1928年成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受到内部纷争和外来入侵的困扰，几乎没有一天享受到安宁。成立之始，国民政府就发现受国民党党内不同派系的政客和桀惊不驯的『新军阀』之挑战。还有两个更重大的威胁与这种混乱交织在一起：共产党在东南部地区不断壮大的对抗和日本在东北、上海和华北日益加剧的侵略。要谈论的这十年，真可谓充满着『内忧外患』。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在这种势不可挡的环境下，未能开展急需的社会经济改革，缓解农民的苦难——这一疏忽将在十年以后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尽管局势如此不济，国民政府还是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进步——尤其是在金融、交通、教育、国防和轻工业等领域。关于这十年国民党统治的盖棺定论，还有待于新的档案资料的开放，然而我们仍是可以比较深入地、准确地追溯这个时期的主要发展线索。

『新军阀』和派系政客

北伐所取得的国家统一只是徒具表面罢了。尽管有许多北方军阀被歼灭，但仍有一些军阀以支持北伐的名义而可以继续享有权力。蒋中正急于要达成全国统一而与这些军阀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授予确认军阀地方性半独立地位的委任状，换取他们承认南京政权为中国的中央政权。

其实，部分军阀在观念上是相当『进步』的，他们在辖区内大力推动现代化。但他们缺乏效命国家的意识，因为对国家负责就等于失去半独立的地位。只要与南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地舆南京合作；但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这些军阀就将见机行事，甚至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较量．他们被称作为『新军阀』，统辖的地盘如下：

1．以李宗仁和李济琛为首的桂系，控制广西、广东、湖南和湖北等省份。

2．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华北和西北省份占据优势地位。

3．少帅张学良控制着东北(满洲)和热河。

4．阎锡山在山西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将势力扩展到河北、绥远和察哈尔。

各人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既用来扩张地盘，也用作自保。他们抽走了一大部分国家本来就很贫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国家重建所迫切需要的。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强调：『一切军政军令之权，皆完全属于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握，务求军事绝对统一。』决议还规定将地方财政管理系统集中起来，以防各省挪支法律上属于中央政府的收入。新军阀认为这些决议的目的，在于剥夺他们的权力，故要求蒋中正率先裁遣军队。但蒋把他的黄埔系将佐和军队视为新国军之骨干，坚持要从各省部队开始裁遣。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全会决议从一开始便注定无效。

除了有这些新军阀的麻烦外，国民党还受着派系倾轧的严重困扰。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领导的右派， 舆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 持续争斗；而掌握军权的后起之秀蒋则代表了一股第三势力。蒋在党内地位逊于胡、汪两人，因此他根据政治需要和权宜之计，定出交替支持左右两派的权术。蒋在南京新政府中与胡汉民合作，并推选胡为立法院院长，而汪精卫及其左派门徒则被排挤在外。左派因此抨击蒋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和主张，要求按1924年——大宣言的精神改组国民党——故被冠以『改组派』的别名。

当南京召开国民会议讨论训政时期临时宪法(《训政约法》)时，汪精卫舆陈友仁等人于1931年5月，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分裂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进行抗议。面对一个对立的政府和不利舆论之压力，蒋于12月辞去了南京政府主席之职。接任的是温和的元老人物林森，而孙科(孙中山之子)则出任行政院院长。这样的改组之后，广州方面同意自行解散组织。新的领导人恳请蒋和汪为了国家的利益捐弃前嫌，蒋汪在杭州会晤，并相偕前来南京以示『和解』。1932年1月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留待汪精卫接任，而蒋则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值得注意的是，汪蒋之所以能够和解，是由于蒋已在1931年3月与胡汉民分道扬镳。

这次政治改组在国民党党内恢复了某种和平，但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和平。1933年在福建又发生了一场事变，发动事变的是广东十九路军的将领， 该部曾于一年前在上海英勇地抗击了日军(参见下一节)。在1932年5月的上海停战以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与中共军队作战，但一到那里，该部将领便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野心勃勃的华南政客 招揽了过去。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将所属部队改名为『人民革命军』，并于1933年11月起反抗中央政府。他们号召对日本开战，并与中共和苏联合作。虽然这场运动具有清晰的左派倾向，但它却未能从中共那里获得援助，中共自己也受到国民政府军的强大压力(参见后节)。由于没有得到关键性的支持，福建事变在1934年1月遭到镇压，十九路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七路军。

我们从以上的概述中可清楚地看到，南京政府在其最初十年中，一直受到内部倾轧和内战的困扰。虽然应付了这些危机，但本来可用于国家重建的精力和资源，却被大大消耗掉了。南京政府要不是两次从少帅处获得了帮助的话，命运或许就更不一样了。然而，正是由于张学良将所有部军队调赴华北，而使东北处在一种易受攻击的境地。日本人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一点。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富饶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农产丰盛和矿藏丰富而着称。自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就一直觊觎这个地区。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取沙俄从前在东北的权益，更加助长了它的野心。随着1910年吞并朝鲜，许多日本人『顺理成章』地把东北看作下一个征服目标。日本人三次——1912年、1916年、1928年——策划挑唆『满蒙自治运动』，尽管这些企图归于失败，但那种『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的观念却越演越烈。

日本的活跃分子普遍认为中国的混乱无序，将可使计谋得逞；因此任何统一中国的努力都必须予以制止。他们得到了驻东北关东军的同情和鼓励。关东军是日本军事建制中颇不寻常的一个单位，而它的缘起可追溯到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作为和约安排的一部分，日本接管了辽东半岛的俄国租借地和沙俄在东北的铁路及经济权益。1906年，日本将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南部地区更名为关东租借区，受一名总督的节制，该总督的辖区还包括东北的铁路路区。在十三年时间里，充任总督的将军同时也出任当地军队的司令。1919年，总督一职改由文官担任，而另设立关东军司令部，负责守戍租借区和东北铁路路区。关东军效法俄国人以『铁路护路队』名义驻扎下来，在东北站稳了脚跟——事实上，由于地位非常稳固，所以在1928年将其司令部从旅顺港迁到了沈阳。关东军基本不受日本国内的控制，而且享有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自行展开从中国抢夺东北的使命。

关东军的这一自我设定的使命，在1928年10月石原莞尔中佐及1929年7月板垣征四郎大佐到来后获得了新的动力。这两个谋略家很快便成为关东军的灵魂人物，完全架空了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板垣和石原公开宣扬占领东北，声称要将东北用作对抗苏联南进的缓冲地带和一旦与美国开战时的补给基地。此外，东北辽阔的领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缓解日本的人口过密和资源不足，提供商业机会并减轻国内的失业难题。为了辩解这一掠夺行径，关东军声称东北的三千万受苦民众，正殷切期待日本将他们从军阀和贪官污吏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他们认为1931年行动时机非常有利，因为中国正深深地陷入内部动荡和自然灾害的困境。中共的威胁日趋严重，中央政府投入了一连串代价高昂的围剿(参见下一节)。大运河、长江和淮河水灾肆虐，致使中部十个省份十四万人被淹死、二十五万人流离失所，更是雪上加霜。

在国际形势上也同样有利。西方列强受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忙于国内事务，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而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也毫无力量进行干预。1922年的九国公约保证中国的政治和领土完整，1928年的凯洛格——白瑞安(Kellogg-Briand)(巴黎)公约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但这两个公约没有力量执行其目标，因而沦为一纸空文。

在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困难的不祥之兆，在萧条冲击之前就不断显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获得巨大发展的工业正承受着生产过剩的影响，导致了企业失败和失业增加。1927年，包括台湾银行等大银行在内的三十五家银行倒闭，而在1929年7月到1930年6月之间，约有六十六万人丢掉了职业。 此外，世界性的大萧条急剧地削减了日本与美国、英国和中国的贸易。许多扩张主义分子利用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动荡，鼓吹征服东北将可使国家摆脱困境。言论得到了陆军和财阀的赞许。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军人传统上是远离政治的。但随着田中义一将军在1925年被推选为政友会总裁及在1927年出任首相，军方领袖便呈现为国家政策中的一股强大势力，损害了政党政府机制。军方领袖指责文职领导人失职无能，尤其是接受华盛顿会议(1922年)设置的『侮辱性』的5：5：3海军吨位比例，并批准了确认这一比例的伦敦海军协定(1930年)。军方抨击、嘲笑、欺凌文官政府，大肆叫嚣要推行一项令日本控制中国，并最终控制世界的极端政策。他们坚称这项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征服东北。由于东北75％的外国投资出自日本，尽管财阀倾向于和平渗透而非赤裸裸的军事征服，但也支持加紧行动。

东京的军事当局设定1932年春为占领东北的行动时间，但关东军急不及待。按例行规定，1931年夏季板垣和石原可能调任其它职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关东军的迫切感。1931年6月，派往东京请求立即入侵东北的花谷正少佐，成功地赢得了最有影响力的军方人物之赞同。

日本天皇担心军方桀惊不驯的行为，于是在9月10日和11日一再敦促谨慎忍耐。9月15日，陆军大臣南次郎派遣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将军前往沈阳『约束关东军不要采取卤莽行动；并警告他们不能指望从政府方面获得支持』。当这项使命的消息被参谋本部的第二部偷偷传给了关东军时，板垣和石原断然决定在建川信使得以发布约束指令之前策划事变。建川于9月18日抵达沈阳，他被狡猾的板垣迎去出席一个丰盛的酒会，随后被灌得不省人事。据说建川私下里赞同关东军的阴谋，故他听凭自己落入延误发布指令的圈套。

晚上十点，一枚炸弹在沈阳郊外的南满铁路路段爆炸。事实上炸弹的损害微乎其微，并没有中断正常的铁路运营，但日本巡逻队声称爆炸过后中国士兵从野地里开火，所以别无选择，只得还击『自卫』。至翌日凌晨三点四十分，沈阳城墙遭攻破，该城被占领。9月19日长春被占，20日安东和营口被占，21日吉林被占。

东京舆本庄繁司令官都知道这次蓄谋已久的入侵阴谋，但没有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听由关东军的战地官佐掌握了日本的命运，并把日本带上了军国主义、征服和最终败亡之路。许多人认为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事变的消息于9月19日凌晨两点正传到了东京。政府在未来行动方针上发生了分歧。陆军大臣和参谋本部要求支持关东军，理由是该部官佐的爱国热情不应受打击。以若榇为首的文职内阁原则上反对军事占领东北，他们对关东军的顽固举动大为头疼，但无力予以阻止。9月19日中午时分出现了难以挽回的分裂局面，此时，内阁宣布了一项不侵略政策，而陆军大臣却宣称陆军毋需就未来计划与内阁商议，而将依靠关东军的判断行事。尽管内阁驳回了本庄繁要求增援三个师团的请求，并禁止朝鲜驻军统帅部派军队赴东北，但关东军却继续独自推进，朝鲜统帅部也在9月21日违抗命令，派遣援军前往东北。若榇一度扣押了朝鲜征讨部队的军费以作抗争，但9月23日最终屈服于军方的压力，这样便实际赞同了东北事变。当国家亟需政治领导之时，若榇没能提供这种领导。 此后出现了一段『互不信任』时期，文官政府一再宣称它不扩大战事的政策，而军方则继续在东北推进。若榇一步一步地被迫接受陆军的『既成事实』，由此而来的尴尬导致了这届内阁在1931年12月垮台。

国际制裁姗姗来迟。新一届英国政府上台才一个月，便受困于国内难题。英国公众舆论令人惊讶地偏向于日本，认为日本在东北的行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伦敦《时报》声称《日本有充足的理由，但却令人遗憾且毫无必要地把自己放在了做错事的位置上』。美国采取宽容的姿态，称东京不可能对这一破坏巴黎公约的行径负责，因为关东军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行动的。苏联只需西伯利亚边境不受侵犯，也就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样，就只剩下中国单独面对敌人了。

事实上，日本的进攻在中国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1931年9月11日，蒋中正告诫少帅不要与日本人交战，9月15日，驻沈阳的东北军主力被调离开。当9月18日冲突爆发时，病倒在北京的少帅再次请示，但再一次受命不作抵抗。深深陷入内部争斗的蒋中正经不起一场对外战争。于是他决定向国联呼吁，尽管他完全明白国联没有力量实施干预，但他找不到其它任何办法。他指望通过向这个国际组织呼吁来拖延时间，组织防御，并等待日本国内政治发生有利于他的转折。处于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他并没有寻求与东京直接谈判。南京政府的这种政策经常被简单化地称作不抵抗政策，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抵抗、不妥协和不直接谈判』的混合。这样一种消极的方法是很难达到积极的结果的。要是南京政府授命东北军抵抗入侵者，侵略的气焰或许会被压制一下，从而给东京较为温和的文官政府，提供一个在中国问题上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机会。此外，要是南京执行一项与东京谈判的积极政策的话，也许可能获致更为有利的结果。 不幸的是，南京没有遵循这两种方针中的任何一种。相反，它依赖于向东京抗议和向国联呼吁。12月10日，国联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前往东北。

美国方面则于1932年1月7日借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之口宣布了『不承认主义』。通过这个宣言，美国宣布不承认任何与1928年凯洛格——白瑞安(巴黎)公约条款和义务相悖的手段所获致的状况、条约和协议，该公约槟弃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在未遭受任何有效的国际制裁和中国方面协调一致的抵抗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在五个月裹席卷了整个东北。中国方面仅有的英雄主义闪光发自于一位地方将领——黑龙江代省长马占山——他不顾众寡悬殊的不利局势顽强抗击敌人。他挫败入侵者的能力激励了地方民团和『义勇军』的兴起，他们尽最大努力打击日军。然而，这些零星的、缺乏协调的抗日运动最终都没有能抵制住敌军的侵略。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企图将国际视线从东北转移开来，但在那里遇到广东第十九路军和现代化的中央军第五军的猛烈抵抗。舆敌军周旋达一个多月后，中国的防线崩溃了。

南京政府撤退到中原的洛阳。后来，通过国际调解，1932年5月5日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据此，日本人同意撤出上海和吴淞的占领区。

为使赤裸裸的侵略合法化，日本人在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满洲国』为傀儡国，以图给即将来临的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留下东北事变具有『地方特性』的印象。1912年逊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受册立为执政，一帮大清遗老文士充任大臣。 由印度代理总督李顿(Lytton)勋爵率领的委员会在东北逗留了六个星期(4月21日-6月4日)，至9月提交了调查报告。委员会没有被假象蒙骗，谴责日本为侵略者，并驳斥日本方面声称『满洲国』乃东北自发运动。报告还反驳了日方所谓的在东北的军事行动纯为自卫所必需的论调，并将『满洲国』标明为在日本文武官员控制下的一个傀儡国家。因此，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但除了这个道义谴责之外，根本没有其它任何事情可做。

日本的反应是极其傲慢和无礼的：它撤出了国联。

日军的推进最后因为有1933年5月31日签定的《塘沽协议》而告一段落，该协议将冀东划为非军事区，中日军队从该区撤走。结果，北平和天津的防御便失去了屏障。

在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征服以后，日本人于1934年3月1日让溥仪登上伪『满洲国』的皇位，定年号为『康德』。

共产党的挑战

除了受日本的外来入侵、派系政客及新军阀的内部倾轧之威胁外，国民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共产党的更大、更根本的挑战。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共分成了两个性质各异的实体：由莫斯科培养的党员所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转入地下活动，而毛泽东则在湖南和江西农村自行其是。政治局遵循共产国际在城市中发动罢工、怠工和暴动的策略，但毛泽东却在远离国民党控制的地方组织农民力量及发展苏维埃区。毛泽东所采取的非正统做法，令他处在了舆莫斯科和中共政治局『对立』的地位；然而他最终取得了共产党采用的所有策略中最大的成功。

共产国际的政策 中共的革命策略基本上是由史太林在几千英里以外遥控的，而他的指令时而是凭空想象的产物，时而是舆托洛茨基争吵的结果。在国共分裂以后，托洛茨基宣称中国革命已跌落到了低潮时期，所以要求采取一项谨慎的和平渗透政策。但是，史太林却坚持说中国正经历着一个革命高潮，故完全应当开展武装活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史太林在苏联权力斗争中击败托洛茨基，确保了他的路线得势，于是向中共发来了举行武装暴动的指令。

1927年8月1日，一批共产党人 在一支新建的一万五千人工农军队的支持下在南昌发起暴动。他们控制了南昌城三天，随后国民党军队就将他们团团围住了。8月5日，共产军冲破封锁逃至粤闽赣交界地区。南昌起义这个史太林空想的产物完全失败了。

就在这时，中共领导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组。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于汉口的一次紧急会议上，陈独秀因提倡『投降主义』而遭罢免了党的领导权，由史太林的一个门徒瞿秋白以中央政治局总书记的身分接替。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取代中央委员会角色的新设机构。史太林中意的另一人李立三被推选负责宣传工作。在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B．Lominadze)的指导下，这些领导人接受了莫斯科称在中国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教条。备受屈辱的陈独秀在谭平山的支持下组织了第三党。

毛泽东自行进入了湖南，鼓动民众的不满情绪，这种激愤孕育成了1927年9月7日的秋收暴动。在毛泽东的鼓舞和指导下，暴动农民捣毁了粤汉铁路的一些路段，控制了湘省的几个地方，开展『清算斗争』和土地革命。然而，毛泽东发动的这第一次暴动远算不上成功。在政府军的进攻下，毛泽东被迫逃往湘赣交界处的井冈山整顿队伍。素不赞同农民运动的瞿秋自在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上，主持通过了一项决议，称『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和帮助的纯粹的农民暴动，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秋收暴动的失败使毛泽东丢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为加强武装暴动，莫斯科派聂伊曼(Heinz Neumann) 前来中国。在他的指导下，1927年12月11日，广州爆发了一场暴动。 共产党人控制了广州城三天，建立了『广州公社』和一个苏维埃政权。但这个胜利维时很短暂，在政府军和广州工会工人的联合进攻下，暴动遭突然镇压了。

随着这些城市暴动接连失败，毛泽东在农村的活动开始呈现出重要性。1928年1月23日，朱德和陈毅前来井冈山与他会师，他们合并后的部队组成了红四军，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党』代表。从此诞生了闻名遐迩的朱毛领导。7月，他们将司令部迁至江西瑞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权。 在陕西，刘志丹和高岗也创立了另一块共产党根据地。这两个边区中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管辖范围以外活动。

在1928年7月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避免国民党的袭击，也为了与共产国际的国际代表大会同地举行，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召开是为了清除托洛茨基的影响——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批判，而瞿秋白则因他的『左倾偏离主义』受到抨击。大会号召(一)推翻国民政府及摧毁其军事力量；(二)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三)开展土地革命及没收地主财产；(四)通过驱逐帝国主义者以达成中国的统一。朱毛在江西一湖南腹地的活动被承认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合法的(虽然并不是模范的)手段。大会选举向忠发和李立三为新的领导人，前者担任总书记，后者担任宣传部长。党的总部机关仍秘密留在上海。

在上述两人中，李立三充满活力和口才出众。他在1929年6月到1930年9月之间上升为党内的强人。1929年1O月，共产国际告诫他应充分准备好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之来临。不久，1930年7月，在华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李立三利用这种形势发动罢工和怠工，并在彭德怀率领下派新组建的红军，进攻湖南省会长沙。长沙城被攻克了，但这个胜利转瞬即逝。三天之内政府军就夺回了长沙并给予作乱者以重创。卤莽的『立三路线』之失败，导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PavelMif)请求莫斯科解除李立三的职务，米夫对李立三严密控制中共的做法很是不满。共产国际派瞿秋白调查这件事，但他攻击李立三就必然要批判克里姆林宫(Kremlin)的政策。进退维谷的瞿秋白于是作了隔靴搔痒式的指责。但是，共产国际和『留学生帮』(参见下文)对李立三发起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大批斗，指责他的(一)『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因为他一味依赖世界革命的前景；(二)『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大中华主义』，因为他夸大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三)『冒险主义』，因为他错误理解了『高涨』和『直接革命』的意思；(四)托洛茨基倾向，因为他提到了将中国革命直接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 作为史太林在中固的失误的代罪羔羊，李立三被送往莫斯科作检讨。他在那里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严厉谴责，并被送到列宁大学学习以纠正错误。瞿秋白的遭遇更惨：他被指责为两面三刀、宗派主义、『见风使舵』，以及受鲍罗廷、陈独秀和其它那些讨厌人物的影响，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持错误观点。 一个月后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共政治局。

党的领导权落入了王明(陈绍禹)和博古(秦邦宪)手里，他们是中共内部『国际派』的领导。该派由二十八个曾于1926-1930年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留学生组成，在1930年初回国后，被称为1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1中国的史太林派』。1931年1月，他们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接管了政治局。

毛泽东的自行其是 相对来说，在中共中央机关管辖范围以外活动的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受党内斗争的影响。他们在江西和湖南腹地，开展着独立的、相对来说不太正统的活动，组织农民和创建苏维埃。他们采取了游击战术，发动了『平均主义』的土地革命，将重新划分的土地一视同仁地分配给富裕和贫穷的农民。他们在不依靠共产国际或驻上海党领导人之帮助或指导的情况下，发展了一块自给自足的根据地，而对驻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保持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来没有真正赞成毛泽东的活动，而莫斯科也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的其它所有起义均告失败才勉强容忍它而已。毛泽东日益壮大的力量和越来越强的独立性，与党中央机关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中央机关备受领导层不稳定、从自身埋头作经济重建的苏联那里得不到财政支持，以及国民党大肆迫害等因素的困扰。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以致中共在汉口的秘密机关首脑 遭逮捕并被迫供出了党人的名单。这也使总书记向忠发在l931年6月24日被捕及随即被处决。党的命运一落千丈。

毛泽东意识到政治局处境的狼狈，因此大胆邀请政治局委员出席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降格地驾临毛泽东的首都，他们的意图不是来支持他的运动，而是来改变他的非正统行为。在大会召开之前，他们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会上通过决议，谴责毛泽东没有采取坚定的『阶级和群众路线』、搞游击战术、在土地革命中持『富农』思想等错误。他们指责毛的狭隘的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和『总体的理论贫乏』。会议结束时，他们号召无产阶级领导土地改革、扩大红军、开展正规战争以替代游击主义。这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完全地槟弃毛泽东式的方法，并企图取代他建立的机制。

但是，毛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控制了局面。在粉碎了国民党的头二次围剿(见下文)以后，他们充满着成就感和自信心。由于他们控制了大多数选票，所以轻松地挫败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且保住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位。一些前任的党领导人被吸收进他的政府，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职位分配中受到冷淡对待。他们中只有三个人，包括缺席的王明，被选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博古则没有获得任何职位。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的胜利，以及使他的活动赢得更多的承认，并非靠苏维埃政府的护佑，而是由于他自己根据五个重要原则发展起的一套非常现实的策略：(一)农民大众的支持；(二)他自己的党政机关；(三)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四)一块远离国民党控制的稳固的根据地；(五)自给自足。 但是，毛泽东的胜利还是不彻底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严密把持着政治局，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仍然是一个处在与中共中央机关对立地位的『局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博古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返回了上海，筹划舆毛泽东的下一轮较量。

布尔什维克与毛派在一些非常根本而难以调和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将各类土地一视同仁地平均分配给小地主、富农和贫农，而政治局委员们却坚持要彻底剥夺地主，并按牺牲富人偏袒穷人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他们指责毛泽东持落后的农民思想，阶级意识动摇及薄弱。在军事战略上，毛泽东倾向于诱敌深入的灵活的游击战术，红军在根据地内『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之薄弱点』，确保『各个击破，每战务歼灭敌军或大或小之一部』。通过『急速迂回包抄』，红军可以迷惑敌人，赢得战斗。 相反，政治局则坚持打阵地战以保卫根据地，并向白区推进而非等待敌人入侵红区。在日本侵略的敏感问题上，毛泽东宣称他愿意结成统一战线，建立一支由有愿意抗击敌人的武装力量组成的联合军队，而政治局则拒绝与改良派合作，主张迅速扩大红军队伍，以便当需要来临时，红军能担当起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的崇高职责。毛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隔阂非常之大，因此要达成『和解』似乎不太可能。

毛泽东的问题不光是面对政治局；他还必须对付国民政府的进攻。确实，蒋一直在马不停蹄地组织对中共的清剿。

国民党的围剿 蒋在1927年驱逐俄国军事顾问后，越来越多地寻求德国的帮助以发展军队。1928年，他任命一次大战期间鲁登道夫(Ludendorff)将军的助手鲍尔(Max Bauer)上校为他的顾问，从此一个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逐渐开始成形。1933年，著名战略家席克特(Hans von Seeckt)将军前来协调对中共的围剿，次年他负责德国顾问团。1935年3月他因身体欠佳被迫辞职，此后顾问团便由福根浩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领导。通过这些顾问的努力，蒋发展起了一支五十多万人的德式中央军。

从1930年到1934年，蒋对中共发动了五次围剿。 前四次从1930年12月19日到1933年4月29日，均告失败。就在此时，中共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1932年下半年或1933年初，博古和其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抵达瑞金，他们的目的是打击毛泽东的威信，并撤换他在军队和党内的亲信。他们斥责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方法，强行开展一场激进的土地调查，以求消灭地主、打击富农、使中农中立，并使贫雇农站到党的一边。从这场运动中筹集到的资金将用于扩大红军。毛泽东无奈地同意此举，因为他无法反对支撑和扩大红军的资金需要。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正组织第五次围剿，战事开始于该年10月，共有七十万人参加。蒋在舆德国顾问商讨后，采取了一种『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的态势，命部队步步为营，并依靠封锁和步步进逼的经济扼杀手段。部队在推进中修筑要塞碉堡，不断加紧围困，直至切断红区的所有外来补给。蒋宣称中共问题的本质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故他在光复地区大力推行乡村重建和保甲制度。这次围剿进展很慢，但很稳健。

此时的毛泽东面临着一种极其危难的处＋一不仅是国民政府正在实施猛烈的进攻，而且政治局委员也在竭尽全力地从内部诋毁他。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几乎丧失了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支配权。虽然他在1934年1月再度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却失去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控制，该委员会被置于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十七人主席团之下，其中的一位张闻天从毛泽东手里拿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该职务相当于苏维埃政府的总理。尽管毛泽东保留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但这一职位已被布尔什维克架空为某种虚衔，他们一意要让毛泽东成为有名无实的领导。最后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34年7月，其时，在瑞金的博古和在莫斯科的王明合谋从共产国际获取了一份指令，将毛泽东隔离起来，禁止他出席党内会议。从7月开始的三个月里，他被软禁在瑞金以西六十英里处的雩都，直到是年10月长征开始时才被释放。

长征和遵义会议 国民政府的第五次围剿，将敌人赶出了创建十七年之久的江西根据地。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共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李德的战略错误，他以阵地战取代了毛泽东的经受考验的游击战。在1934年上半年，红军一直承受着难以计算的损失，到了年中，几乎要被打垮了。毛泽东想让红军突破包围及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但李德控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以整军而不是分散成小股游击队突围。身体强壮者获准参加突围，而伤病者则受命留下。1934年10月15日，长征正式开始，参加者有八万五千名战士、一万五千名党政干部和三十五名高级领导人的妻子。一些不受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喜欢的毛派分子和党的前任领导人被留下来保卫根据地，其中有粟裕、陈毅和瞿秋白。毛泽东的两个孩子也被留了下来。1934年11月10日，瑞金落入国民政府之手。

最初指挥长征的是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部队的士气非常低落，政府军的狂轰滥炸，促使一些军政领导人逐渐对李德和博古的无能领导感到失望。这些人感到奇怪，为甚么共产党能在前三次反围剿中战胜国民党，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败得那么惨。此外，他们对李德的傲慢和专横作风也很不满。他们认为，李德的做法俨然是总司令，而他实际上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而已。更糟糕的是，全面负责的党总书记博古与他沆瀣一气排挤他人。各人强烈地感到必须把这两人赶下台。

一位主要的政治局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率先表达了这种感受。王稼祥认定李德和博古必须『拉下来』，并向毛泽东透露了他的忧虑。毛泽东表示赞同，但竭力主张谨慎行事，先仔细作准备再最后摊牌。随后王稼祥对几个重要干部进行了游说，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这些人中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他们全都对李德的领导怀有相似的疑虑。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党的领导人在会上决定不久后将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自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和西征(长征)以来的军事形势。此时，两种趋势变得非常明显：第一，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希望改组领导层，第二，毛泽东的威信大增，因为他代表了与李德和博古相对立的正确路线。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遵义，两天后，中央机关进入该城。经过几天密锣紧鼓的筹备，1月15-18曰，在一个从前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共有十八个正式成员和两个列席成员参加会议。与会者全都是中共党内和红军内的重要干部，即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及主力部队的司令和政委。 会议主持人博古首先作了政治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补充的军事报告。随后，毛泽东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领导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他们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并坚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军的差点毁掉应由这种冒险主义负责。

毛泽东说话完毕，王稼祥就发言强烈支持毛泽东。其它人，包括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都发表了相同的看法。在猛烈的批评面前，博古无法否认失败的铁定事实；他就一些客观困难作了苍白无力的辩解(即：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支持、敌人的优势兵力等等)。李德拒绝承认错误；他与翻译坐在门口绝望地一根接一根抽烟。 只有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为他辩护，但无济于事。木已成舟，李德和博古必须让道。没有记录表明会议结束时作过投票表决，尽管毛泽束后来说过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但这或许是指他在安排召开遵义会议中所起的作用。同样，当时也没有通过任何决议，虽然来张闻天起草了一份决议总结了会议议程。

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及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 1935年2月5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3月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在这三人中，王稼祥病得很重，而周恩来则唯毛泽东是从，毛泽东现在成为了同僚中的首要人物；因此，本质上他掌握了实权。不久，在张闻天的帮助下，毛泽东取得对军事的绝对控制权，这成为他权力的基础，以后再也没有放弃这个控制权。

遵义会议并没有给予毛泽东彻底的胜利，但它却是他争取最高权力道路上的一大跃进。然而即使在他大获全胜之际，毛泽东仍然免不了经受挑战。中共元老张国焘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拒绝承认会议决定。他对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最终目的地有异议，而主张向南或向西朝西康或西藏方面发展。分裂发生了，张国焘率所部进军西康，而毛泽东和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及所部推进陕北，在那里，高岗和刘志丹已建立了一块苏维埃根据地。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经过一段时间极其艰难的爬山涉水之后，到达了保安县的吴起镇。在这场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六千英里)长征结束之时，毛泽东所辖的部队只剩下了八千人。此后，由贺龙、张国焘和朱德率领的其它队伍陆续到达，加上当地的中共武装，队伍扩充到三万人。1936年12月，中共首脑机关迁到了延安；毛泽东在那里以自己为核心整顿了党和军队，并从事理论著述。他现在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实际领袖。1938年，毛泽东获得了另外两项对他权威的承认：苏联的一部百科全书承认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当选为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主席，七大后来于1945年召开。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才完全胜利：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另外，他的思想被接受为党的指导原则。

回顾历史，遵义会议必须看成为一次政治会议而非一场军事政变。 不过，有那么多身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及部队指挥员的军事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这本身就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进行批判。严格来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不符合党章或党内规则和附则；但不管怎样，它是中共党史上和毛泽东上升到权力顶峰之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地位的急剧改变，与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转变相符合。共产国际在欧洲面临着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崛起，而在亚洲则面临着军国主义日本之崛起；在1935年8月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共产国际敦促各国共产党舆左派和反法西斯团体组成联盟，反对那些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之威胁。在中国，组建统一战线的政策还可以有缓解国民政府对中共之进攻的好处。

从1936年起，中共开始提倡与各方党派、团体和军队结成一个反日大同盟。在中共的倡导下，『全国抗日解放联盟』、『人民抗日同盟』和『全国救亡社』等民间组织应运而生。一些颇具说服力的口号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立即对日开战；停止剿共』等广为流传，在爱国民众尤其是在北平、南京和上海的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民众的压力激烈高涨，要求停止内战，将枪口转向日本人。

如前所述，南京政府已定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随着共产党突入西北孤地，蒋急切地想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于是自信地下令张学良督率的东北军 和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对中共发动进攻。但战事无所进展。思念家乡且厌恶内战的东北军官兵越来越受统战宣传的影响。中共代表开始渗透到东北军的军官训练团，到]936年夏季，张杨两位统帅也被招揽到了统一战线一边。

12月3日，蒋飞抵张杨驻节地西安，希望稳定那里的不安局势，并加强围剿力度。在那里，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第一零五师和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发动了兵变。蒋被囚禁，少帅提出了八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派各党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将领。

4．释放一切政治犯。

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一切政治自由。

6．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7．确实执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4日，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军队组成了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张学良出任委员会主席，表明他或许抱有某种领导统一战线的秘密野心。

西安事变和绑架蒋震惊了中外。国民党右派领袖立即决定进行讨伐，并派飞机到西安展示实力。中国再一次处在了内战的边缘。此刻共产党发觉发动兵变者急于反蒋甚于抗日，并且料定任何大规模的国民党进攻将必然把他们(中共)卷入其中，从而损害他们的事业。莫斯科也意识到中国的内乱只会有利于日本，蒋应该被放出来领导抗日。中日开战肯定将缓解日本对苏联的压力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力。在这些考虑的促动下，周恩来从幕后现身前台进行调停。中共的态度一夜间从『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

这一转变令少帅措手不及，迫于舆论压力，他终于同意释放那位本想待价而沽的俘虏。1936年重2月25日，蒋在一度囚禁他的人之陪同下飞回南京。张学良自愿听从惩罚。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十年监禁外加剥夺五年公民权，但蒋以张学良迅速悔过为由出来说项，由此监禁处罚被免除。但他还是被软禁起来。

尽管蒋坚持不会以获释为条件而签署任何协议，但他最终还是承诺，只要共产党答应支持三民主义，就可以参加未来的抗日战争。剿共停止了，但政府对西北红区的封锁仍然继续。

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一件不幸中之大幸的事，既帮助统一了国家，也停止了内战。蒋中正不再被看作是抗击日军的绊脚石，而是具新使命的民族英雄，领导中国统一战线以抵抗外来侵略者。

成败得失：十年回顾

虽然国民政府处在无穷无尽的内外交困境地，但却努力继承孙中山重建国家的遣志。这头十年结束时的记录，表明了在金融、交通、工业发展和教育领域的一些进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却忽视了十分急需的社会和经济根本改革，并推行一种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政策——这两点都造成了根本性的深远影响，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以下是对这十年得失的简要回顾。

金融改革 最显着的成就是用银元代替银两，舆推行纸币『法币』为合法货币。尽管在1914年就推行银元为基本的货币单位，但由于传统及感觉上的便利，银两仍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这两种交换媒介的并行引起了混乱和纠葛，因为两者之间的兑换率受地区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化。1933年4月4日，国民政府断然废除银两，以0.715(两)兑换一(元)的比值用银元来取而代之。

这个改革刚刚推行就出现了新问题：世界市场上银价的急剧上扬导致白银迅速从中国外流。持续的外流引起了通货膨胀、高利率、货币短缺、股市跌宕，房地产萧条和企业倒闭。1935年11月3日，政府最终采取了白银国有化的大胆措施，并由四大国家银行以25％的储备银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法币。此后，在1936年2月，一套十进位制的镍币代替纸币的辅币投入流通，这套镍币分成五分、一角和两角，另外还有半分和一分两种铜板。

四家国家银行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责。其中最大的一家，1934年拥有一亿元资金的中央银行，成为负责保持货币稳定的国家核心银行。拥有四千万元资金的中国银行负责外汇管理，而拥有两千万资金的交通银行则委以协助国内工业企业的重任。中国农民银行经营价值五千万的农村信用和土地抵押业务。前三家银行获准无限制地买卖外汇，目的是稳定汇率。这样，外汇就由政府银行控制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关税自主 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的值百抽五的固定关税率，时时刻刻让人想起中国之半殖民地地位，而且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断高涨。废除关税限制是国民政府自成立起就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国民政府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为后盾，在1928年7月7日宣布了两项指导原则：业已过期的条约和协议将由新的条约和协议取代，而尚未过期的条约和协议将根据法律程序予以废除或重新签订。美国率先在7月24日舆中国签订了一项平等友好的关税协定，随后德国(8月17日)、比利时(11月22日)、意大利(11月27日)、英国(12月20日)、法国(12月22日)和日本(1929年5月6日)迅速仿效。根据这些协议，列强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并进而在原则上同意放弃领事裁判权。

收回外国租界 配合争取关税自主，国民党成功地收回了一些外国租借地。英国在1927年2月同意放弃汉口和九江的租界，1929年2月放弃了镇江租界，1930年4月放弃了威海卫租界，同年9月放弃了厦门租界。比利时在天津的租界也在1931年1月收回。中国收回损失的权益一直到1943年才得以完成，是年，美国和英国带头自动废除所有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结束了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

交通 改善交通体系是国民政府的另一项建设性成就。1928年成立了铁道部，指导改善现有的线路及铺建新线路。最突出的工程有东西主干线陇海铁路在1934年延伸到西安，1935年延伸到宝鸡，1936年中南主干线粤汉铁路竣工。其它一些重要的成就，包括在南京建成一套渡轮体系，将京浦铁路和沪宁铁路连接起来，1937年在钱塘江上建造了一座铁桥，将浙赣线和沪杭甬(宁波)线连接起来。可与这些全国性的成就相媲美的，是各省完成的一些小型工程。从1928年到1937年，铁路网络从八千公里增加到一万三千公里。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公路的修筑，因为公路成本较低——大约是铁路成本的二十分之一。1936年，公路网络总长度为儿5,703公里，而1921年仅有一千公里。

现代航空也起步了。 1930年筹建了中国航空公司，由中美联合投资，在上海和成都、上海和北平、上海与泉州、四川与昆明之间开通了四条航线。第二大的是中德联营的欧亚航空公司，在1931年开通业务，经营上海至新疆、北平至广州、北平至兰州和西安至成都的四条线路。第三大的西南航空公司由西南各省当局创办于1933年，在广东和广西两省内通航，并经营两广至昆明和福州的航线。

在这十年间，邮政和电讯有很大的改善与扩展。1921年邮政局的数目不到一万间，邮路总长40万里。到1935-1936年，邮政局增加到了14,000间，邮路总长584,800里。在军阀统治时期遭受严重损害的电报线路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扩建；到工936年，电报线路总长达95,300公里。同时，长途电话线路从卫925年的4,000公里增长到1937年的52,200公里。

工业发展 人们普遍承认，经济发展是建立现代化国家所必不可少的。虽然丢失了东北，而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也对这个枢纽港口的外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重型机械的进口却从来没有减少。在1927-1937年期间，工业设备的进口总计达五亿元，尽管这个数目以西方标准来看是较小的，但在一个兵燹肆虐、贫穷不堪的国家，却代表了相当大的努力。虽然在工业化方面没有取得显著的突破，但在一些轻工业如棉纺织、面粉制品、钟表、水泥和化工制造等领域还是出现了颇大的进展。

教育 教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教育部将一些公立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重组合并成了十三所国立大学 、五所学院和九所省立大学，并把经费资助扩展到一些水平较高的私立学校， 用于开设新学科和购置设备。在二十所私立大学和三十三所私立学院中，1934年和1935年有三十二所获得了资助，1936年有四十所获资助。不应低估的成就是，在这十年中，中等教育也取得了四到五倍的增长。到1937年，有2,042所中学、1,211所师范和370所职业学校，就读学生达545,207人。

新生活运动 为了实现恢复民众道德素质、实现思想觉醒的目标，国民政府于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强调培养卫生习惯、雷厉风行、信守诺言、礼貌待人和礼义廉耻这四种传统的价值观。学者和官员被督促去研读十九世纪政治家曾国藩的著述，培养精忠报国的精神。虽然年轻一辈人并不把这些老派的价值观当一回事， 但新生活运动和一些相关的活动，如体格健壮者接受军事训练和在学校开设军训科目等，确实造就了某种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在日本人入侵面前有所作为的情感。

文学界 回顾这十年，文学活动非常活跃，大多数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个声势浩大的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共的赞助下于1930年成立，旨在占领中国的文学舞台。左联的成员抨击国民政府，嘲弄右派作家和那些偏爱传统文化艺术的人；批评英美学派的作家，呕歌苏俄文学和左派创作。左联的灵魂人物就是下台的中共领袖瞿秋白，而代言人则是著名作家鲁迅。左联通过本身众多的出版物 赢得了对文学界相当有力的控制。

不过，有两个派别坚定地站在左联的对立面，并通过他们自身的特长赢得了喝彩。一个派别以林语堂为首，他创办的那些诙谐，讽刺且稍带戏谴的出版物如《论语》、《人世间》和《宇宙风》等，一直在出版界大受欢迎。第二个派别主要以北平高等院校的教职员为核心，出版了《文学季刊》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他们之所以赢得广泛的读者，是由于他们有见解的批评态度和采用了西方作家先进的写作技巧和策略。这三个主要派别的竞相争鸣，造就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文学氛围，使这十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为昌盛的时期』。

这十年中最重要的作家是鲁迅(1881-1936年)， 尽管他可能已过了创作的颠峰。他是以对旧秩序和现状之颓废和不公正进行尖锐的、讽刺的揭露而著称，批判传统生活的虚伪和残忍。

鲁迅最有名的作品或许是<阿Q正传>，其中的主人公象征着一种国民弊病。出身非常低贱的农村野小子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他不断遭受同村人的欺凌。无力与他们对抗的阿Q为自己想象出了一个梦幻的世界。一当受辱，他便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装出赢得了一场『精神胜利』。为台高自己的声誉，他进城盗窃，回乡后却向村民夸耀自己新近参与了革命。当真的革命者到村里来时，他们与绅士们合谋，以偷盗罪将阿Q送官治理。这篇小说的寓意是，阿Q乃是中国国民弊病的缩影，而那场革命则与旧的势力妥协，丢弃了它所宣称的进行社会改良的目标。

另一位重要的左翼作家是茅盾(1896-1981年)。 他是《短篇小说》的主编，创作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包括《幻灭》、《动摇》和《追求》三部曲。他的主要作品《子夜》描写了上海的一个民族工业家徒劳的拼搏，这个工业家面临着随共产党起义而来的经济衰退和生意失败，于是投身股市以求挽回损失，但被一个由洋人撑腰的买办欺骗，蚀了大本而破产。作者暗示，这个工业家因为没有能力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故注定是要失败的。

如果说茅盾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的话，老舍(1898-1966年) 则相信爱国主义和个人责任。他曾在伦敦住过五年(1925-1930年)，深受英国作家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骆驼祥子》(1937年)，英译本书名为Rickshaw Boy，内容描写一个人力车夫不断的抗争，梦想通过纯粹个人的努力——拼命工作、与老板之女结婚等等——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却发觉社会障碍大得难以逾越。他灰心丧气，只得认命，开始抽烟喝酒，安于旧的状况，沦落为一个哭丧人。小说的寓意很清楚：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联合的行动才能改善穷人的生活。

另一个非左翼作家是巴金(1904年一 )， 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到1937年时已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和四本短篇小说集。巴金出生于四川省的一个小康之家，他的创作带有一种伤感主义色彩，经常取材于爱情舆革命、善舆恶、英雄舆懦夫、勇敢与怯懦等主题。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直接地震撼了年轻一代，而他的自传体三部曲——《家》(1937年)、《春》(重938年)、《秋》(1940年)——则是对一个大家族中年轻成员之困厄磨难的感人描述，赢得了广泛的喝彩，这些年轻人努力想摆脱他们的长辈，却遇到了顽固的反对和悲惨的结局。在这部作品中，他让读者理解了这样的启示：中国社会中的弊病必须由中国罪恶的制度负责。

无论他们的政治信念如何，三十年代的作家有两样是共同的：他们都怀有强烈的说教喻世意识；作品都反映社会现实。他们通过讽刺、挖苦和同情来揭露旧社会的颓废和落后。也许，在一个正在发生革命性变革而传统也在不断与现代性对抗的转型时期，这些作家不可避免地投身于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控诉和社会抗议。

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忽视 与在金融、交通、关税自主、工业发展和教育等领域取得的种种成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非常粗心地忽视了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问题和农民的困苦，而农民人数占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这一失误，部分是由于北伐以后与『新军阀』的妥协。急于迅速取得胜利而统一国家的蒋中正与比较『进步的』军阀谈判，接纳他们加入政府。这些军阀对民众的利益和农民的苦难漠不关心，进入国民党统治层之后淡化了该党的社会意识。此外，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将领和官员本身也与土地利益联结在一起；因此并不急于开展任何将危及他们地位的急进改革。中产阶级——主要是各种商人、实业家和高利贷者——在这方面也同样无所用心。他们生活在条约口岸或作为高利贷者在农村活动，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不希望发生任何将激起波涛的改变。国民政府赖以支撑的正是这些人——军阀、将领、官员、商人和高利贷者。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开展所宣扬的社会和经济措施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上，在许多踌躇满志的国民党人中盛行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农民已经世世代代地受苦受难，因此要他们再等待一段时间并无所谓——让他们等到政府解决了更为紧迫的内忧外患问题时再说好了。

可是农民的苦难已经到达了极端危急的地步。国际联盟的一份调查表明，华南地区的雇农和半雇农占了农村人口的60-90％，他们除了将年产庄稼的40-60％交作地租外，还要替佃主交纳正常的地税和附加税——附加税为正常地税的35％到350％不等。 农民被剥削到了极限；只有一场革命能解救他们。但国民党所做的仅仅是在1930年通过了一项将地租降低到主作物之37.5％的决定，而即使是这一适度的措施也从未真正兑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从未实现。

财政上的不负卖任 以下的事实同样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土地问题的漠不关心：国民政府将地税这个旧王朝时代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委托给了各省行政机关办理，而依靠关税和商业税作为自己的财政基础。国民政府以沿海地区为根基，并起用宋子文和孔祥熙等西方培养的金融家来确定经济方针，从来不接近农民和土地，或许压根就不关心或理解土地问题的严峻。在1928-1935年间，国民政府42.23％的收入取自关税，17.13％取自盐税，9.16％取自商业税。然而，这笔总收入只能支付80％的开销，这些开销主要包括军费(40.3％)和债务(25-37％)。 在这些年里，政府从未达成财政均衡，而是靠赤字开支来维持。年复一年的预算不平衡导致了滥发纸币，这在日后的中日战争和内战中将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1949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综合地看，国民政府在头十年结束的时候，外表显得比内里更强大。表面上，它似乎正在从混乱状态中锻造出一个新秩序——绥靖了新军阀和派系政客，并与他们达成了可行的协议；将共产党逼到了西北一角；训练了一支德国式的中央军；在上面提到的一些领域里开展了某些现代化规划；与各党各派结成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粗浅的观察家可能会说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呈现。但在这进步的表象之下，存在着社会经济不公正和积年财政亏空等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在1928年确立的三项目标中——民族主义革命、内部重建和社会改革，国民政府到1937年时在第一项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第二项上稍有进展，而在第三项上则彻底失败。此外，国民政府以内忧外患为藉口，延长原定起自1929年的六年『训政时期』之举，也令自由派分子心寒，他们逐渐把这种延长看作是国民党试图以牺牲宪政为代价，拖延独裁专制期限的伎俩。

我们所回顾的这十年可以用一个简洁的词语来概括：外强中干。

◇第二十四章 中日战争，1937-1945年

中国统一起来反对外来侵略的前景，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分子担忧在大陆的扩张政策之前途。与1931年一样，急于在中国变得强大之前展开攻势的人，仍然是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受轻而易举地征服东北、没有遭到国际制裁及法西斯和纳粹在欧洲崛起等因素的鼓励，急于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日本的大陆基地。在西安事变和中国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仅仅半年的时间，即1937年7月7日，这些军官就在距北平以西十英里的芦沟桥策划了一次事变，突然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一当战事开始而所有和平解决的希望破灭，中国政府为了生存，痛下战斗到底的决心。日本人原本指望的一场征服华北的短期战争，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一直延续到1945年。在不到半个世纪里爆发的这第二场中日战争， 对两个国家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导致了日本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也彻底消耗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势力，同时又给了中共一个扩展军队和政党组织力量的机会，并最终夺取政权。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兴起

虽然1937年的『中国事变』表面上是由关东军策划的一个地方事件，但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有预谋的阴谋。这次事件令日本军方与文职政府之间，以及军方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一连串冲突达到了顶峰。自从关东军成功侵占东北以来，军国主义者就以牺牲文官政府为代价，一举跻身于国家政治。这些少壮派军官对军人不应干政的传统戒律置若罔闻，并公开抨击党派政治家不懂处理国务，从而降低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在沙文主义热情的刺激下，他们奚落官僚的无能和腐败，并言之凿凿地责难财阀们造成了经济萧条。这些少壮派军官自许为国家的救星，发誓要清除这些邪恶势力并开创一个『昭和维新』，在这个维新中，天皇将通过军队重新建立与农民和全体人民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个使命非常『神圣』，令少壮派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形象，即不允许让任何事情损害军队的威望和地位。他们冷酷地追求权力，公开宣扬扩张，乐意诉诸谋反、阴谋、恐吓和暗杀等手段，这暗示了某种『非正常行为』。 确实，他们桀惊不驯的行为连讲究军纪的老派军官也难以容忍。然而少壮派很难被遏制，因为他们声称代表着人民的心声和日本的前途，还得到极端派政客和秘密会社的支持。在1932-1936年间，军国主义者始终在国家政治中稳步崛起，直到他们完全将文职政府驾空。这是现代日本的一段悲剧。

1932年的『五．一五政变』 军国主义者的迅速崛起，部分是通过政变和暗杀等残酷手段实现的。在1931年春两次流产的政变之后，少壮派采用了政治暗杀的手段，在1932年春，他们有效地清除了前藏相和日本银行总裁兼三井财阀领导。 随后，1932年5月15日，一帮陆海军军官进攻东京警察厅、银行和政党总部，成功地谋杀了犬养毅首相，此人反对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赞同以谈判解决事端。厚颜无耻的暗杀者公然藐视事件的后果，事后他们向警察自首。随后的审判变成了一个向公众散布谋反者之哲学的场合——通过消灭软弱的政客、腐败的官僚和自私的财阀来拯救国家。他们的论点激起了广泛的同情，以至于连起诉人和报纸都把谋反者当作是英雄而非暗杀者。自1918年起就存在的政党政府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直到二战以后才能复元。

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 尽管军队在反对文官统治上团结一致，但也存在着内部纷争。一些年长的、较有责任心的军官严守避开政治的传统律令，但许多人却变得满脑子政治，一心要干政。后一种人中有两个派别。一派是皇道派，由少壮派活跃分子、校级军官组成，首领是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和宪兵司令火田俊六。他们要求建立军事独裁、控制国家预算、扩充陆海军、基础工业国有化、在亚洲作领土扩张、在中国采取直接行动。另一派是统制派，成员是一些年纪较大的、更讲军纪的高级军官，如长田铁山将军、阿部信行将军，但奇怪地，东条英机将军也包括在内。他们也想采取坚定的对外政策，扩张日本在亚洲的霸权，但他们不赞成直接的和恐怖主义的方式，而倾向于通过合法手段和正当途径来取得成效。

军队内部的纷争造成了动荡和混乱。在1933年7月，一伙少壮派军官不满于斋藤首相无力推行皇道派所要求的改革，密谋杀死所有的内阁大臣和政党领袖。虽然这场疯狂的阴谋被及时发觉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但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的环境中，四十四名被告却在1937年前逃脱了审判并在1941年获释放。不过，这场政变的失败还是使统制派得以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荒木将军的陆军大臣职务由林铣十郎将军接替。为了缓解两派之间的水火之势，1935年7月，林铣十郎起用一位比较温和讲理的军官渡边重太郎中将替代真崎将军担任了教育总监。这次改组的策划人是统制派的永田将军，他春风得意的时光只持续了一个月——1935年8月12日，一个少壮派激进分子相泽三郎中校将他刺杀了。可是，对这个刺杀者的死刑判决根本没能挫伤少壮派军官的狂热情绪。当1936年1月大藏相削减了军队预算之时，他们决定再次行动。

2月26日，一帮少壮派军官和1,400名士兵由安藤哲郎上校率领，夺取了对东京中枢要地的控制，占领了国会议事堂、警察厅和陆军省。他们袭击首相官邸，误杀了首相的内弟。其它被杀者包括一位前首相、 大藏相 和教育总监。 直到忠于政府的军队包围了兵变者并宣读了天皇命他们返回军营的圣旨之后，政变才得到了控制。随后的审判处决了十三名少壮派军官，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被判处监禁。

随着1936年3月冈田上将辞去首相之职，广田弘毅接管了政府权柄。他自1933年秋起就担任外相，并以其与极端分子过从甚密及支持对中国侵略的政策而着称。在军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他承诺要『革新』政府，并任命了许多军队认可的人进入内阁。

广田弘毅的对华政策 广田弘毅的政策旨在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分离开来，以便压迫中国屈服。在华北的日本人策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五省的自治运动，并于1935年12月建立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国政府则成立了总部设在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作制衡。但是，随着日本浪人、朝鲜人和台湾人公然从事大规模的白银和毒品走私，摩擦不断加剧。显然，华北正开始显得像第二个东北。

中国民众要求抵抗日本的呼声日益高涨，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成功地削减了三分之二的贸易。广田为满足民政党占优势的国会之愿望，在1936年夏开始与中国谈判，建议：(1)取缔中国的排日活动；(2)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3)中日联合防共，特别是在外蒙古地区；(4)中日经济合作；(5)日本向中国政府各部门派驻顾问。这些条件，尤其是带有1915年『二十一条』味道的最后一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中国提出反建议：(1)终止日本人、朝鲜人和台湾人的走私；(2)日本军队从冀察两省撤离；(3)压制日本人策动的自治运动。谈判于1936年12月破裂。

在国际上，广田采纳一项朝向孤立苏联、准备对美英开战及与德义合作的政策。日本在1936年舆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议，一年后又与意大利签订了同样的协议，越来越走近战争的边缘。

广田政府在1936年12月倒台，次年2月林铣十郎将军出任首相。新任外相佐藤尚武建议通过恢复经济关系，并在一些次要争端上达成初步协定来争取与中国和解；但华北仍将保持为一个特殊地区。此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统一战线，无意作进一步的妥协。四个月后林铣内阁垮台；以近卫文麿公爵为首的继任内阁完全受军队的左右。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鼓吹对中国使用武力。虽然他的想法遭东京拒绝，但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决定自行其是，在1937年7月7日挑起了冲突。

不宣而战，1937年

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关于允许外国签字国在北平(北京)到渤海湾之间驻扎军队的条款，驻华北日军于1937年7月初在北平郊外芦沟桥附近举行了一场实战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在7月7日午夜前进入附近的宛平县城进行搜查。在遭当地中国驻军——宋哲元将军麾下的第二十九军——拒绝后，日军轰击了宛平城，并于7月8曰凌晨4：30占领了该城，这样就挑起了两国之间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战衅一起，来自东北和日本本岛的日军增援部队便拥至华北，占领了北平周边的所有战略要点。显然，芦沟桥事件只不过是一个更大图谋的开端而已。已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南京政府决定抗战。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牯岭召开的一次暑期会议上，蒋中正果断宣布，到最后关头时，中国别无选择，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自1931年起一直被推延的抗战终于具备了内众力和意义。中国人民和各个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团等等——都热忱地宣誓支持抗战。

虽然中国准备进行一场持久战，日本却不想陷入亚洲大陆的泥潭；在参谋本部的心目中苏联仍然是主要敌人。日本企图速战速决夺取华北及迫使南京同意经济合作。日本军方藐视中国作全面抗战的能力和意志，许诺要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预言似乎是很正确的。

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显然远胜于中国军队。在予二十九军以重创之后，日军在7月下旬作好了进攻北平的准备。为保卫这个古代文化珍宝名城而作任何有效的抵抗，无疑会给珍贵无价的历史遗产和艺术品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害。国民政府决定让北平免遭这样的可怕命运，于是在7月28日下令军队撤离该城。两天后天津也沦陷了。

8月13日，日军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以图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经济能力。出乎意料的是，蒋在那里投入了最精良的德式训练的部队——第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该部相当成功地阻挡了敌军的推进达三个月之久。但日军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计谋最终得逞，引起了中国军队防线意想不到的迅速瓦解。通往南京的道路暴露无遗，敌军迅速向中国首都的大门推进。

蒋将首都迁至四川重庆，那里崎岖的地形、陡峭的峡谷和湍急的长江使它几乎不可能被敌人突破。蒋自己作为中国军队统帅留在战略重镇武汉指挥作战，而学校、工厂和沦陷区的其它设施则被敦促迁至内地。西南成为了一个新的抗战基地，破毁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

南京沦陷后发生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约有十万平民遇难，同时还有难以计算的妇女受辱。这个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致连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向国内公众隐瞒了真相。当真相最终在战后的东京国际战犯法庭揭露出来后，日本人民都为这种暴行感到羞耻不已。

在攻陷南京后，日军主力向北进取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州。但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1938年3月底到4月初，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伤亡达三万人之众。这是自南京沦陷后中国方面的第一个大捷，但中国军队最终在5月19日不得不撤出了徐州。稍后，在6月份，中国人炸毁了黄河岸堤以阻挡敌军的推进。

接下来的会战在蒋的行辕所在地武汉展开，日军十二个师团从长江和淮河沿线两个方向合击该地。经过四个半月大小数百次战斗，武汉最终在1938年12月25日弃守。武汉的丢失加上10月21日广州的陷落，把一些不坚定的国民党领导人推到了绝望沮丧的地步，但蒋一如他宣誓的那样坚持抵抗。

武汉的失陷标志着持续十六个月的战争第一阶段之结束。在这一阶段，中国以空间换取时间，将敌人引入了内陆。日军深深陷入中国腹地的泥潭，再也无法自拔。

国际制裁姗姗来迟，因为欧洲本身受着纳粹和法西斯的威胁，而美国则还严守其中立。然而，无论形势如何，日本人却不能立即赢得战争。东京听凭自己陷入僵局，采取了靠傀儡政府帮助来维持占领区的政策。1937年10月29日，在察哈尔和绥远建立了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内蒙古的德王为前台的统治者。12月14日，另一个傀儡『临时政府』在北平建立，以王克敏为前台人物，管辖河北、察哈尔、绥远、河南和山东五个北方省份。1938年3月28日，第三个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梁鸿志为形式上的首领，管辖江苏、浙江和安徽华东三省。但这三个首领都没有获取统一所需的全国性威望；因此日本人加紧寻找一个名望更大的人物。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1938年11月3日，为纪念明治天皇的生辰，日本首相近卫亲王宣布了一项『亚洲新秩序』声明，其基本的六个原则如下：(1)东亚的永久和平；(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3)联合防共；(4)经济合作；(5)创建新文化；(6)世界和平。这是一种日本式的『门罗宣言』(Monroe Doctrine)，显示了日本人由来已久的统治亚洲的渴望，这种渴望曾体现在十六世纪后期丰臣秀吉征讨朝鲜和中国的战役中，也反映于二十世纪初日本领袖们的泛亚主义思想中，更表现在1927年所谓的『田中奏折』中。

对于那些因看不到胜利或和平的前景、因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生活日益困苦而沮丧不已的中国政客们来说，近卫的声明似乎提供了迅速解决事端的一缕希望。汪精卫与其它一些人一样，觉得日本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他于1938年12月18日飞离重庆，前往河内开展一场和平运动。四天以后，近卫宣称日本决定摧毁国民政府，在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与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1)亲善友好：日本将不仅不提任何领土或赔偿的要求，而且将把所有的割让地和租借地交还给中国，并废除治外法权；(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议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3)经济合作，日本一方决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汪精卫敦促重庆政府接受这些条件为和谈的基础。蒋干脆利落地否决了这个主意，并劝说国民党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随后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八项协议，包括承认满洲国及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军以便于联合防共。协议的其它方面，包括承认日本根据一项『经济合作』协议控制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日本有权在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务中指派顾问。

1940年3月，在日本的卵翼之下，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五院制的政府，该政府吸纳了北平和南京原有的傀儡政权。这个政权得到了『满洲国』、三个轴心国及其仆从国 的承认，但主要的西方国家都不承认。

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亲密信徒及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的第二号人物，为甚么会不顾声誉叛变投敌?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他在失败主义的驱使下认定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现实。第二，他曾与蒋进行过权力斗争，因此认为蒋篡夺了他作为孙中山接班人的位置。第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他的主要助手周佛海则提供了第四种饶有趣味的解释，周佛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狡猾地辩解说，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不会损害中国；如果蒋打赢了这场战争，汪精卫与日本的协定将自然被取消；而如果蒋不能赢得战争，那他将来舆日本达成的和约，就不可能超过由汪精卫取得的条件。处心积虑地博取同情的周佛海接着提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汪精卫没有站出来负责，谁会来照料沦陷区的芸芸众生?人们或许会推测，汪精卫在失败主义和对蒋的嫉妒之驱动下，决定充当凶残的日本征服者与无助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缓冲物。也许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和平使命从长期来看不会伤害中国，而在短期内又可实实在在地减少大量的苦难。他的真实动机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就死掉了。虽然他逃脱了公审的下场，但他的高级同僚却在战后很快被当作卖国贼枪决了。

国民党的抗战建国计划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党内和政府内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38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该大会通过的四项重要决议：(1)设立新的总裁职位为党的领袖，以蒋中正为首任总裁；(2)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把青年训练成抗战建国的基本力量；(3)设立国民参政会取代全国国防参议委员会，以作为战时国家最高民意机构；(4)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参政会成立，容纳了持各种政治见解的成员，包括毛泽东和其它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成立大会于1938年7月7日到15日在武汉召开，共有162名代表与会，他们庄严宣誓，所有中国人，无论其党派、宗教、信仰和职业如何，都有责任支援抗战直到赢得最后胜利。

中国在抵抗日本的斗争中联合了起来，但在这全民团结的激昂表象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裂痕和不和谐的种子，在涉及共产党问题时尤其如此。

统一战线及其衰败

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1937年9月22日，中共就发表了一个题为『共赴国难』的宣言，解释它在战时的立场：

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共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2．中共将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蒋欢迎共产党的誓言，表示希望中共通过对抗战和国民革命事业的实际贡献来证明其忠诚。三万名红军被改编为第八路军——后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和彭德怀统率。该部被派往山西北部抵抗日军。稍后，在1937年12月，共产党在长江以南的队伍被整编为新四军，由叶挺和项英统率，全军一万人。如前所述，国共合作的又一个象征，是毛泽东和其它共产党领导人在1938年被选人国民参政会。这样，两党在日本侵略面前再一次合作了。

然而，如同前一次1923-1927年间的联盟一样，这一次的联盟也是命运悲惨。从一开始，共产党就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避免国民党的进攻并在抗战期间积蓄力量的手段而已。为了不使党内的任何成员误解这些秘密的目标，毛泽东告诫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战争的时机壮大自身。他说：『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作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 干部们被要求根据这个原则相机行事，即使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络时也应如此。毛泽东非常清楚地表明，与国民党的暂时合作并不是背叛原则，也不是向敌人投降，而是进行休整及为将来保存革命力量的一种现实手段。他向追随者们重申，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及以边区政府来替代苏维埃政权是换汤不换药。总之，与国民党的合作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机会作休整扩充，并采用新的方式来替代业已证明不很成功的老方式。

既然要充分利用统一战线，毛泽东便设计了一套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舆国民党妥协以求保护中共的存在；第二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第三步，向华中渗透，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以便发起反攻，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依照这些解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甚么共产党专意做自我发展和扩张、努力完成招募『百万红色战士和百万党员』的目标了。 1939年3月，共产党创建了他们自己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来又建立了晋察冀绥边区政府。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摩擦开始越来越频繁发生。

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给国共之间日益累张的关系火上加油。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随后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一除去了统一战线的学说基础和权宜之利。国共冲突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新四军驻扎的鲁西地区和江苏，局势尤为严峻。1941年1月5日，新四军舆国民党第四十师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冲突，致使政府在1月17日决定解散新四军，并拘捕该军军长送交军事法庭。中共立即任命了另一位军长 并报之以将新四军的规模扩充至七个师。这次『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几乎毁坏了统一战线，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代表拒绝出席该会会议。1943年3月两党重开谈判，但终因共产党要求获得四个军十二个师的正式编制而归于破裂。到1943年年底，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离开了重庆。

在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国共冲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蒋一再宣称中共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因而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 但他却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封锁了西北的共产党地区，其意图是——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爆发内战即动用这部分部队。共产党方面也不停地扩充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在根据地实施一些意义深远的纲领，为未来的对抗作准备。

延安经验与外国的观察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为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时间，整顿政党和军队，组织民众，创设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毛泽东正处在创造力的顶峰时期，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形势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所以，延安经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来说就具有创新的意义；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毛泽东最后胜利的种子。

延安道路的核心是完善群众路线和在农村加强革命的民族主义，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支柱。 当然，这些思想在江西时期就已先行发展， 但由于来自外部的国民党之不断进攻和来自内部的党内之不断倾轧，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等莫斯科培养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毛泽束的政策，鼓吹倾向城市的苏联模式之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在延安，毛泽东已解决了外来进攻和内部纷争，因此得以推行他自己的战略及发挥他自己的工作方法。这些战略舆工作方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特色标志。

根据他的群众路线方法，毛泽东热忱地关注农民的需要，开展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促使农民全面地参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确实，陕西和边区的贫瘠刺激而非阻碍了『农民激进主义』的诞生， 而抗日战争则给予了革命的民族主义以新的动力。因此延安时期乃是一个最终夺取政权的壮大和准备时期。

为了动员起缺乏经验的农民阶层，毛泽东在乡级以下创立了贫农团和农会，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分地运动。农民直接参加针对农村贫穷和压迫等地方问题的群众性社会政治动员，不仅加强了阶级意识，也迫使他们驱走传统的怯懦心理。此外，在1937-1941年，所有16岁或以上的农民，都通过不记名投票的平等直接普选机制，加入了政治活动的潮流。毛泽东认为『所有人都能超越阶级、经验和思想的界限，创造性地参加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他还阐述了『三三制』，该项制度将参加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中共党员限制到三分之一，将其余三分之二的席位让给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及其它人士。至少在表面上，统一战线政策给边区一种民主的色彩。

生产自给运动 根据合作和参与的原则，延安时期发起了六场大的运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毛泽束日后政策的许多主要特征。

1．采纳了『精兵简政』原则，精减军队和政府机关。

2．推广『下乡』运动，使知识分子及党员干部与工农相结合。

3．在不搞土改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减少额度在25％到40％之间，以便使地租不超过田地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4．推行互助合作运动，改组乡村经济。

5．推行『组织性经济』，使各个组织和干部参加经营和体力劳动。

6．开展新式的教育运动，促使农业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改造。

这样，在政治、经济、战争和革命各方面开展的群众路线方法，在领导人和人民之间锻造了一条紧密的纽带，成为延安经验的核心。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花了很多时间就党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及奠定最终胜利之基础的策略进行思考、理论化和写作。年届40多岁的他精力极其旺盛，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经常熬夜到凌晨时分。1938年他曾几乎没有间断地工作九天九夜写就了《论持久战》一文，当脱稿时他已筋疲力尽。这段时间里他写的其它许多重要的著作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l0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论持久战》(1938年5月)和《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撰写的论着有200页是关于战略方面，165页关于政治，55页关于哲学。 此后，他还撰写了许多其它著名的作品，包括：《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和《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949年7月他写了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拥有自己的领土、政府、纪律严明的政党和军队，以及卓越的领导层的『另一个中国』之存在，吸引了外国人的好奇心，他们想亲眼一睹这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到底舆国统区有甚么不同。结果，一些外国来访者进入到中共控制的地区，并报道了他们的发现。

外国观察家 1936年7月，斯诺(Edgar Snow)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入共区。此前他曾把中国的共产主义描述成一种『农村共产主义』，但在他访问了延安并与毛泽东交谈后，他把中国共产党撞高到了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地位。斯诺批驳了所谓中共不过是从属于莫斯科之傀儡的看法，断言中国人已发展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他的《西行漫记》是一部经典性的新闻体著作，它曾对美国大众关于红色中国的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部书中，斯诺把共产党人描述成俭朴的爱国者，而国民党人则是腐败的不可信赖者。他的妻子在比较国共两党时则更为坦率。她曾于1937年访问了延安，并把这次旅行说成是『一次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群新的人类的旅行，这些人正在地球上最古老、变化最小的文明之心脏地带创建一个新世界。』在她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种『新型的』中国人，他们『极富人悄味』——这种性格特征『深深地』感染了她。 她甚至说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更像我们(美国人)。』他们正『通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架起一座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并试图成为他们自己时代的主人』。她赞扬中共努力『摧毁封建主义及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并断言称中国共产党人『属于同我自己一样的那类人。』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怀有对国民党反感和对中共倾心的感觉，只有一个天主教神甫比较明显地例外。 虽然这些来访者中有些人抱有偏爱红色中国的先人为主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共产党人的活力、希望、诚实及对大众的关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恩来把国民党的『封建中国』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作了区分。美联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庆称为『哀怨之城』和『一场噩梦』。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 《时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国其它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强壮健康』，而合众社和细约先驱论坛缈(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尔曼则在1943年认为红军战士『大约是我所曾见过的营养最好的部队』。

用作比较的标准不是共产党中国与美国，而是重庆和延安。前者代表着『旧中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任人唯亲，而后者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斯诺称——颗红星正在中国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则认为国民政府正因其行为不当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沦丧和滥施暴政而腐朽枯萎。虽然白修德『不信任共产党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被淹没在红色浪潮中』，但他还是认为国民党『颓废衰微』而共产党则『生气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

美国记者们出于偏向穷人敌视富人的态度而觉得共产党人是一些比国民党人『更好的』或『不那么壤的』人。这些记者来自一个习惯于憧憬社会改良和民主进步等理想的社会，故他们期待着人民大众的福利和智力能有不断升级的改善。因此，舆中共的价值观相比，国民党的传统价值观不太适合他们的品味，而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乐观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唯物主义则舆他们产生了某种共鸣。 在记者的报道中，中国共产党人显得像是『超人』，犹如『穿草鞋的勇士』一般；他们舆中共的相遇被说成是『令人诚服的』，而他们与国民党的相遇则是『令人讨厌的』。

根据外国来访者对边区的观察，他们对这里实行的『三三制』、选举程序、民众之参与政治进程，以及公民权的扩大等事物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致他们认定红色中国称得上是『一种民主制度』。 他们描述中国共产党人是社『会改革家和爱国者』或『农民改革家』，实行着『代议制民主』、『农村或农民民主』或一种『有效的大众民主』。中国共产党人乃『农村改革家』及有别于俄国共产党的神话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变得非常普遍。

回顾历史，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些外国报道者是一些新闻记者，他们写下所见所闻，而不像训练有素的政治学家们那样，有能力去精确地把握中共的理论本质和最终目标。这些记者们没有能力在民主的手段和中共的目的之间作出区分，也没能意识到统一战线政策只是推延了而非抛弃了夺取政权和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则。

如同人们意料的那样，蒋中正叱责这些报道『不公正……带有偏见』。 毛泽东也驳斥有关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向外国记者澄清说中共『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者。斯诺据此报道称中共的改良主义倾向『仅仅是一个非常暂时的事务』，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尽管有毛泽东的抗议和斯诺的报道，那种中国共产党是『农村改革家』的形像还是无法从美国人的心目中消除。

外国观察家自然对俄国舆中国共产党之联系的问题感兴趣，但他们只发现1937-1938年间有一个塔斯社记者在山西，1944年夏有三名俄国人在延安：两人是塔斯社记者，一人是外科医生，全都是经国民政府的准许到那里去的。西方记者很满意地看到那里没有甚么苏俄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迹象。确实，毛泽东在1945年4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称，中国的制度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来建立，正如俄国的制度是根据俄国历史建立起来一样。

迪克西使团 经蒋中正批准进入共区的第一位美国军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Evans F．Cadson)，此人曾于1927-1928年及1933-1935年间在中国担任过情报官。他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被派来考察中共的军事行动，并且颇为同情地把中共武装与美国革命战争时的民兵相提并论，赞扬他们的『道德教训』做法，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意味着较高的政治觉悟、道德行为和官兵之间更加民主的情谊。他关于中共军队与人民之间紧密相连和『有机结合』的报告同样地充满热情：『八路军和人民如鱼得水』。

1943年初，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见下节)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Davies)建议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前往中共控制区，但这个建议没有被史迪威采纳。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和1944年1月15日再次向史迪威和国务院递呈了他的建议；他指出中共军队是华北地区最有凝众力、纪律最严明也最有进取心的抗日部队，而华北也正是未来苏联参战时苏军最有可能进入的地区。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国使团可以搜集军事情报、判断苏联的意图，或许还可以消除俄国对中共的影响力。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虽然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但由于蒋的反对，他将这件事搁置了起来。美国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John s．Service)作了另一项提议，他报告说中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下中国境内最有活力的力量，建议华盛顿应利用中共来平衡苏联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最后，在1944年6月23日，罗斯福获得蒋中正同意，派一个军事观察团前往延安。

第一支美国派遣队于7月22日抵达中共的首都，第二支则在8月7日到达。这个团队被称为『迪克西使团』，共有十八名成员，带队的是包瑞德(David D．Barrett)上校，他曾是一名汉语教官和派驻北京的武官。使团的主要目的成了『了解这些人』，『判断他们未来如果装备美式器械将具备的作战潜能』，评估『(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潜在贡献』。

包瑞德发现『(中共的)训练方法基本上是程序化的，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没有多大价值。』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是一些出色的游击战士，但就大规模作战而言……他们决无能力与强大的日军硬碰硬地较量并打正规战。”

中共领袖们亲切地接待了迪克西使团，并于1944年8月底，谢伟思对毛泽东主席作了那次被长期压住的著名采访。毛泽东宣称他希望避免内战，但只有当美国人能够实施干预以迫使蒋中正接受妥协时才有可能。这样的干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是无法用武力压服中共的。内战『在所难免但也不一定要爆发』，这最终要由美国人来决定。毛泽东又补充说，无论怎样，美国自己先得将中国从日本解放出来，而在这一点上，他的军队之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战争的影响将在军事上以及在战后时期限制苏联的帮助。 华府阅读了谢伟思的报告，但置之不理。美国继续扶持蒋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首脑，同时希望他能革新他的政权以求挫败中共。不过，美国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中共的部队融合进对日本的战争。

戴维斯和谢伟思确信蒋消灭不了共产党，极有可能的是共产党打垮了他，除非国民党实行激烈的改革。1944年11月初，接替谢伟思在延安的戴维斯得出结论，『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戴维斯和谢伟思确信支援中共比支持国民党意义更大。他们考虑了各种选择，包括利用中共的民族主义特征尽可能地把中共舆俄国人分隔开来。但在最后，他们相信蒋不会改革他的政权，而他们也担心美国会把蒋一脚踢开。戴维斯向华盛顿建议『我们现在不应该抛弃蒋介石。在目前时刻这样做，我们将得不偿失。』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背景下，美国驻华人员考虑暗中与中共建立关系，尽管蒋的反对是众所周知的。在延安的军方使团把共区称作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延安是厂中国最现代的地方』。美国人一再注意到中共的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1944年秋，他们就预见到中共非常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就连那位以亲国民党立场着称的罗斯福总统驻华特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也在1944年11月访问延安后评价说，中共是『中国唯一真正的民主分子』，他们『事实上不是共产党；他们正在为民主原则而奋斗。』高斯(Clarence Gauss)大使也认为他们可能赢得最后胜利；高斯主张『退出中国政局，听凭它(国民政府)垮台，自行了结』。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将军的一些参谋人员舆战略情报局合作，决定向中共建议一项武装两万五千名游击队和更多民兵的计划。美国特种部队将前来训练这批人，并率领他们进攻一些由魏德迈选定的战略要点，所有中共军队将舆魏德迈将军合作。但是，美国驻华情报机关中最保守、舆国民党秘密警察渊源也最深的美国海军情报局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蒋。魏德迈和赫尔利都声称对这一计划的拟议一无所知而委过于包瑞德，包瑞德因此被剥夺了晋升准将的机会及被迫承受许多其它的屈辱。

延安的经验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就内部而言，它根据群众路线创立了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毛泽东创造性地为他的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就外部而言，它吸引了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一些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一个美国总统特使前来访问，另外还有大批外国记者前来采访。它实际上取得了一种半国际承认的地位。到1945年，延安控制着十八块根据地，共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约一亿人口。它拥有一百万党员和相同数量的武装力量。毛泽东事实上建立了与国民政府争夺国家最高政权的另一个中国。按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观点，毛泽东的政策中，没有哪一项比『在抗战环境下的第二次统战政策』更有益于他的最后胜利。

战时外交与美国卷入中国事务

从1937年7月战争爆发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中国都是独自进行抗战。尽管它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了同情、道义支持和一些小笔贷款，但唯一给予中国实际援助的国家是苏联。由于中国的战争，苏联直接免除了来自日本的压力，所以在1937年8月主动与中国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派来了一些『志愿』飞行员，并三次向中国提供了总额达2.5亿美元——1937年和1938年各5,000万，1939年1.5亿——的3％低息贷款。到1939年年底，苏联已提供了一千架飞机，派遣了大约两千名飞行员和五百名军事顾问。事实上，苏联的一些最优秀的军事专家都参与了援华项目。

同一时期西方的援助少得可怜——这是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动荡局势所致。西方的援助总共才2.635亿美元——刚刚超过俄国的2．5亿——其中美国提供了1.亿美元用于购买非军需品、5,000万美元用于稳定货币，而英国和法国则分别提供了微不足道的7,850万美元和1,500万美元。不过，美国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后购买的中国白银达3.5亿盎司，价值2.52亿美元，这间接地帮助缓解了沉重的军费负担。然而，荒谬的是，在1939年7月日美商务条约终止之前，美国是日本丝绸的大买主及石油、废铁和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者；它还满足了日本对金属、棉花和纸浆总需求的将近40％。 毫无疑问，日本与美国市场的关系，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它在中国的战争行动。

但是，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外来援助的格局。俄国的援助不断减少，直到最后竟至断绝，而英国和法国也缩了回去，以免开罪日本。在日本的压力之下，法国在1940年6月中断了越南至云南的铁路运营，一个月后英国也关闭了滇缅公路，从而完全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了开来。这种局势，因美国随日美关系的恶化逐渐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而稍有改善。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虽然在1941年对华租借的总额只有2,600万美元，只占租借给所有国家之总额的1.7％，但这毕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开端。此外，美国和英国的其它一些贷款期限也获得了延长，以帮助稳定中国的货币和外汇汇率。

袭击珍珠港改变了中国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外来援助的结构。英美对日宣战和中国对轴心国的宣战，使亚洲的战争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反侵略和反独裁斗争之组成部分。同盟国成立了中——缅——印战区，以蒋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自1942年1月5日开始生效。早年曾在北平当过语言教官的史迪威将军被派到重庆担任蒋的参谋长。而且，自1941年8月起就一直在昆明参战的一批美国『志愿者』飞行员——飞虎队——在1942年7月4日并入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将军为司令。 从此时起，美国的援助大幅度增加。从1942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美国对中国的贷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租借法援助也相应地增加到13亿美元，加上1941年的2,600万美元和1946年的2.1亿美元，租借总额高达15.4亿美元，占对各国租借总额的3％。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相继攻占了香港、新加坡、缅甸和菲律宾。盟军黯然失色的表现与中国的长期抗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的抗战现在赢得了西方新的尊重。国防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对罗斯福称『中国人已经作的和正在作的对侵略之卓越抵抗，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给予所能给予的最充分的支持。』华盛顿不仅向中国提供了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货币稳定，而且还说服伦敦在1943年1月11日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废除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一切不平等对华条约。此外，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还决心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反对，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不喜欢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到处奔跑』，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Molotov)则坚持中国在欧洲根本没有利权可言。最后这两国都听从了美国的劝说，接纳中国为1943年11月1日莫斯科宣言的签字国之一。这个重要文件是四大国所作的一个不间断地进行战争直到赢得最后胜利的誓言；它特别否认了任何舆敌国签订单独和约的意图。

1943年的开罗会议 罗斯福喜欢与世界领导人会晤，并就战争目标和未来和平方案做出重大决定。同样，各国领导人也急于同他会晤，以便保证得到美国更强有力的援助。在这样的环境下，罗斯福很想与蒋中正和史太林面谈，但中国领导人蒋中正却不太愿意同这位俄国领袖照面，因为1941年的日苏中立协议及据称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之支援令他怨恨。蒋请求首先获得单独会见美国总统的机会，如果不能安排这个会晤的话，那他宁可推延会见。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安排了两次会议，在开罗会见蒋及在德克兰(Teheran)会见史太林。

在同盟国的大战略上，欧洲位居第一，太平洋其次，中国居第三。丘吉尔担心美国总统对中国的偏爱，而可能对蒋作出过分的承诺，从而使欧洲的战争受损，故他请求首先与罗斯福举行预备性的会谈。但罗斯福害怕这样一个举动会引起中国和俄国的怀疑，便径直前赴开罗。蒋与罗斯福举行了长时间亲切的会谈，由毕业于韦尔斯利女校、英文非常好的蒋夫人充任翻译，但这却令丘吉尔恼悔不已，他评价说：『英方舆美方人员的会谈令人苦恼地被中国的事情搅乱了……总统……很快就关起门来与(蒋)委员长长谈。劝使蒋及其夫人去参观金字塔放松放松自己，直到我们从德克兰返回的一切希望，都付诸东流了，结果，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竞占据了首要位置。』 蒋要求立即收回所有失地的请求，获得了罗斯福的赞同，并随后得到了丘吉尔和史太林的认可。总统进而同意增加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供应中国的运输航次，执行对日本的远程轰炸，给予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较高地位。罗斯福总统感到，通过给予中国体面的奖赏，中国会加强对敌作战。

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第一次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全部归还中国被日本抢去的失地，归还日本在本土以外的领地，即萨哈林岛和库页岛归还给苏联、一些日本在太平洋的托管地交给美国。美国总统在向美国人民发布的圣诞贺词中，热情地宣布：『今天，我们舆中华民国在深厚友谊及共同目标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站在了一起。』

史迪威危机 中美关系内部的一个危机，是蒋中正的美方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性格。绰号为『醋约瑟』的史迪威倔强固执，缺乏他的职位所需要的军事外交官之素质。1943年9月6日，他提了一项虽然在军事上颇为合理但在政治上却极为敏感的建议：蒋应解除对西北共区的军事封锁，并允许第十八集团军与政府军一起对日作战。美国驻重庆的使馆人员估计，至少有20个师、或许多达40万人的蒋中正之最精锐部队受命去封锁中共区域，他们本可以用于打击日军的。史迪威干涉中国政治的行径激怒了蒋，蒋打算请求美国将他召回，但蒋夫人劝阻了，理由是这样一个行动将在美国不受欢迎。蒋史两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缅北战略上的分歧而更加恶化，史迪威一直在缅甸北部训练中国军队，以图打开一条通往自由中国的新的供应线。 在日军发起的1944年总攻(『一号攻势』)面前，争吵白热化了，日军的这次攻势旨在开辟一条自华北经华南到印度支那的『大陆走廊』。在这场进攻中，日军前进至广西省的重要城市桂林。此前供美军B-29轰炸机用作轰炸日本的飞机场失陷了，而且重庆本身也受到了威胁。史迪威重新提出了利用中共部队的建议，而蒋则予以顽固拒绝。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难以修复的地步。

对中国的共产党问题及中苏的总体关系深切关注的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前来中国，并训令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向史太林灌输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观念。史太林和莫洛托夫答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奶油共产党』、『卷心菜型共产党』和『萝卜型共产党』——意谓红皮白心。 当蒋听到这些描述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表面上是天真的农村民主分子，但实际上他们比俄共更共产主义化。他向华莱士保证，他将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共问题，但希望中共放弃它独立的军队和领土，将其并归国民政府。关于中苏关系，他起誓如果罗斯福总统同意充当『仲裁者』或『中间人』的话，他甚至愿意前赴苏联会晤史太林。

蒋严厉地控诉史迪威缺乏合作和判断力。为了舆白宫建立直接的关系，他请求美国总统派一名私人特别代表前来重庆。 他希望通过这种策略绕开给史迪威撑腰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华莱士评价说：『我被一位身处困境之人的这种吶喊深深地感动了。』随着日军的进攻迫近重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史迪威的劝说下，请求罗斯福总统要求蒋把包括中共武装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对罗斯福说可以接受这个『苛刻的但也真诚的』建议，不过必须首先满足三个条件：(1)明确界定史迪威的权力；(2)中共军队不包含在他的指挥中；(3)由蒋中正本人完全掌握和分配租借物资。罗斯福总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称：『蒋委员长的话相当有理。』胡佛(Hoover)总统时期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赫尔利(Hurley)将军，以总统特使的身分被派来重庆，协调史迪威与蒋中正的关系，并帮助史迪威出任中国军队统帅之职。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赫尔利保证了蒋同意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尽管蒋坚持要保留在重大战略决策上最终定夺的权力，以免史迪威的权力超过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9月19日——『醋约瑟』前往中国领袖蒋中正的官邸，并且不听赫尔利的劝告，传达了一条罗斯福总统发来的措辞强硬、含有指责味道的电文，要求蒋立即给予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无所限制的指挥权』，否则蒋就应对中国迅速恶化的军事局势承担『个人责任』。赫尔利评价说，这份电文好像『在蒋的太阳穴上狠击了一下』那样令他头晕目眩。

蒋告诉罗斯福总统，虽然他愿意接受一位美国将军及重组自己的军事指挥系统，但他却不能将如此重要的责任托付给史迪威，此人想要控制他而不是与他合作。蒋直截了当地请求将史迪威召回。担心可能丢掉指挥权的史迪威缓和了态度，同意取消使用中共部队一项。但木已成舟，蒋不会改变立场。

尽管联席参谋长在这场争吵中继续支持史迪威，但赫尔利的一份巧妙的报告打消了罗斯福总统或许有过的任何疑虑，赫尔利写道，他相信蒋是可以被说服并接受领导的，但史迪威却认定蒋委员长非得靠逼迫才会行动；故而史迪威的任何动作都会被当作是要制服蒋而非舆他合作。赫尔利机敏地告诉总统：『若是没有史迪威的话，您与蒋之间就毫无纠纷』；『窃以为，如果您在此次争端中支持史迪威的话，您或将失去蒋，而且会因失去他而失去中国。』报告的结尾称他相信，如果委派另一位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蒋将会与他合作并规划出制止日军推进的方案。赫尔利的建议证明是决定性的，于是史迪威在1944年10月19日被召回。

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中将被任命为驻华美军总司令兼蒋的参谋长，但不是中国军队的司令。魏德迈谦和体谅的举止与史迪威刚愎自用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这使他立即得到了蒋的接纳，中美关系转眼就改善了。奇怪的是，日军的攻势也在此同时自行减弱了，原因是日本将其部队转调至太平洋与美军作战。从此以后，驻华日军再也没有发起大规模进攻。

赫尔利的调停，1944-1945年 因国共摩擦妨碍了中国的战争效率并威胁到未来的国家统一和重建，赫尔利寻求促成两党和解的方法。1944年11月7日，经蒋和美国总参谋部的同意，赫尔利飞赴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了两天的会谈。中共因赫主动倡议这趟行程而动容，并给予了热情的接待。随后的讨论在11月10日达成了五点建议。建议倡导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共代表参加一个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实行公民及政治自由，以及在一个全国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合并所有的武装部队。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在建议书上签了字，赫尔利则以『合众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分签了字，虽然美国国务院后来坚持他只是作为一个『证人』签的字。 为表示对美国之努力的感谢，毛泽东在11月10日致函罗斯福：『与蒋介石委员长达成一项将促进中国人民幸福的协议一直是我们的愿望。通过赫尔利将军的斡旋，我们突然看到了实现这一愿望的希望。』 延安访问后使赫尔利相信，『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所秉持的原则与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原则之间，即使有所分歧的话，分歧也不是很大。』但是，蒋却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共问题。对他来说，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失败，并为共产党渗透进政府开了方便之门。当他提出自己的三点方案时，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五点建议。三点方案要求中共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将他们的军队交给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则将给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及在全国军事委员会中的代表权，同时实行一些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总之，他要求毛泽东交出军队并信任国民党在未来政治权力分配中的诚意。毛泽东在他的《论联合政府》中评论说：

这些人(即蒋及其部下)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然而他们没有自由……正因为他们(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他们也一概没有自由。

迫于公众舆论和美国建议的压力，蒋同意召开一次国是会议，它将包括所有党派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表面上，这次会议将商讨结束国民党训政、制定宪法、草拟共同政纲及在宪法正式颁布之前所有党派参加政府等相关事宜。但实际上，联合政府是蒋和国民党极其讨厌的事物；他们暗中策划阻挠联合政府的产生。1945年3月3日，未经与共产党的事先磋商，国民政府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来通过一项新宪法。由于这次大会的代表是1936年在国民党操办下选举产生的，因此蒋能够指望通过一部有利于国民党的宪法。周恩来谴责国民党这个行动的『欺骗』性，毛泽东则拒绝承认1936年国民大会的合法性。事态陷入了僵局，谈判破裂了。

1944年11月17日，高斯大使辞职，由赫尔利接任为驻华大使，但他没有得到使馆人员的完全支持，许多使馆人员已开始公开批评蒋及其政权。他们敦促华盛顿绕开国民政府直接与中共及其它对日作战的党派打交道。罗斯福总统否决了这个想法，并赞成赫尔利无条件完全支持蒋的政策。但是，到1945年5月，那种向蒋施加压力促使他与中共达成协议并扩大其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得到华盛顿的赞同。与此同时，在国际层面上，与对日战争之高潮相关的重要决策正在制定之中。

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 到1944年底，德国的战败已经在望，同盟国领袖们将战略重心转向了日本。华盛顿已经决定直接从太平洋进攻日本，而不是像原先计划的那样从中国发起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在德国战败之后的十八个月里就能取得对日本的胜利，而德国的战败预计将发生在1945年7月1日到12月1日之间。对日本实力的过高估计，导致了讨论邀请苏联参战以缩短战争时间，并减轻盟军的牺牲。光复了菲律宾的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估计，摧毁日本在东北的驻军将需要苏军的60个师。为了确定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1945年2月在雅尔塔(Yalta)召开了一次三巨头会议。

在会上，史太林同意在德国战败后两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条件是1904年被日本侵占的所有俄国从前的权利及俄国在东北的特权归还给苏联。具体地说，他要求得到库页岛、南萨哈林岛、大连和旅顺等不冻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对外蒙古现状的支援。他告诉罗斯福：『很清楚，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俄国为甚么要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由于许多条件都涉及到没有与会的中国之主权，保证中国同意这些条件的事宜就托付给了罗斯福。在史太林方面，他同意将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并与蒋签订一项承认他为中国唯一领袖的条约。

罗斯福此时病魔缠身，非常疲劳，他没有在雅尔塔会议上据理力争。他认为自己已完成了会议的主要目标，即史太林同意(1)在德国战败后三个月内参战；(2)支持蒋为中国领导人；(3)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然而，他又确实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签字让与』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权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坚持完全没有必要为让苏联参战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为苏联或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参加战争。但是，丘吉尔否决了艾登反对签署雅尔塔协议的建议，以表示他对罗斯福总统判断力的信赖并保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雅尔塔协议的具体条款瞒过了蒋和赫尔利，但这两人都间接地获悉了某些部分。赫尔利感到被驾空及受到侮辱，因此决定在1945年3月返回华盛顿时质问总统。令他吃惊的是，他在与罗斯福握手致意时觉得总统的手『骨瘦如柴』，脸颊上的皮肤『像是贴在颧骨上一般』。赫尔利日后表白说：『你知道，我胸中曾有的所有斗志都垮掉了。』 4月12日，罗斯福去世，杜鲁门(Harry Truman)在对雅尔塔协议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任总统，那份协议收在海军上将李海(Leahy)的特别档案中。

苏联已在4月5日照会日本，两国之间的1941年中立协议已失去了意义；故『不可能』再持续。事实上，根据协议条款，它将在这份照会发出以后的一年内仍然有效，苏联显然不愿再等到那时了。现在事态发展迅速。5月1日希特勒(Hitler)自杀，一星期后德国投降。苏联军队开始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蒋派妻舅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以图在苏军进入东北之前舆史太林达成一项协定。史太林向中国提议订立一项为期三十年的反对未来日本侵略的友好同盟条约。史太林承诺支持蒋为中国的领袖，保证不支持他的敌人，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周之内撤离东北，两到三个月内完成撤军。作为回报，中国应在东北给予苏联许多重要的让步：在一个包括旅顺、大连及邻近地区的军事区襄驻扎海空军的权利，拥有东北铁路及相关企业、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在这些条件被写成一项正式的条约之前，史太林前往波茨坦(Potsdam)会晤丘吉尔和杜鲁门。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他在离开时得悉了日本已在7月6日请求他调停，以谋求日本舆同盟国达成和平。

在1945年7月16日波茨坦会议第一天的晚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 消息传到了杜鲁门那里。曾在丘吉尔和史太林面前颇不自在的杜鲁门总统『因它(这个消息)而胆气大壮……并称它给了他一种全新的自信心。』丘吉尔以诗一般的华丽语言说．：『炸药还有何用?一钱不值。电力又有何用?毫无意义。原子弹是二次(基督)降临。』 这位英国领导人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了。美国的军方将领同意这个观点，但他们坚持说苏联的参战将更快地结束战争而相应地减少生命牺牲。无论如何，当时存在着一种固执的感觉，苏联对东北的控制无法阻止，除非美国愿意以战争来保卫东北；否则最好还是让俄国作战而赚得他们的酬劳。

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招致迅速彻底的毁灭』。当东京对这个警告置之不理时，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两天以后苏联参战。8月9日，第二枚原子弹落在了长崎，一天后日本政府宣布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同一天，史太林警告宋子文，如果同盟条约不尽快签订的话，东北将处在落人中国共产党之手的危险中；于是在8月14日条约签了字。 苏联同意给予蒋中正为首的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事的和物质的支持；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在日本战败后三周之内苏军撤离，三个月内完成撤军行动；不干涉新疆事务；承认外蒙古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方面则同意让外蒙古通过全民表决行使自决，承认在三十年之内与苏联共同控制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三十年之后它们将无需作任何赔偿自动转归中国。大连将在三十年之内作为一个对所有条约国家开放的自由港，而旅顺港则将成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

虽然这项条约代价昂贵，但却被蒋满意地接受了，因为它为中国保证了北方边界的和平，并使苏联承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并且不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诚然，与苏联的和平对中国的战后重建是至关重要的，蒋感到即使苏联不履行其条约义务，这项条约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检验其行为的标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了一项结束战争的诏书，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Missouri)战舰上签署了投降书。在经过八年抗战以后，中国终于胜利了。蒋的威信空前地高，因为他领导中国渡过了最艰难的战争岁月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地受人尊敬——它已完成了最漫长的反侵略和反极权主义的抗战。

中国为战争的结束欢呼雀跃，并急切地盼望相当时间的和平和重建。然而在欢欣激昂的表象下面，却存在着对仍未解决的共产党问题及内战可能性的深切关注。确实，毛泽东再也不能耐心等待而要夺取政权了。

战争的后果

战争对中国、日本和东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如下：

东亚的国际新秩序 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开创了东亚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取代了日本的主导国家地位，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的创始国，拥有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一票否决权。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与此相对，日本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了，并且要在美国的占领和指导下重建经济。虽然老牌的欧洲殖民列强——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战争中获胜，但昔日的威望却大大降低，因为这些国家在战时被日本赶出了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且从前的殖民地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都吵闹着要独立。始于十六世纪的欧洲在亚洲之殖民主义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在打败日本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崛起为最强大的太平洋国家。这一转折预示着亚洲国际关系发展中一个全新篇章的开始。

国民党的衰竭 尽管对日本的胜利主要由美国人取得，但中国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牵制了相当比例的日本军队，令他们不能投入到其它地方。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独力抗战，抗击了在中国本土的50万到75万敌军——大约是日本总军力的一半——此外还有20万到70万的驻东北关东军。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230万日本的海外派遣军中有120万被钉在了中国。在中国的战事耗费了日本战争总开支的35％——即340亿美元中的120亿——另外还有396,040名日本人战死，更多数量的日军受伤。 在中国一方，中国动员了1,400万人，总伤亡达3,211,419人——包括1,319,958人阵亡、1,761,355人受伤、130,126人失踪——而且还招致了14,640亿元法币的可怕战争债务。 平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在交战中首当其冲的国民政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消耗非常惨重，导致无力应付战后时代新的挑战。

经济灾难 国民政府自1928年建立起计，就一直受连年的赤字开支的困扰，在抗战期间，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省份落入敌人之手，导致关税收入丧失，财政赤字更加严重。下列三个典型年份的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收入舆开销之间巨大的差距：

政府没有办法弥补这个差距，只有采取公认为不明智的增加纸币发行量的手段，尽管明知道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货膨胀。纸币发行量从1937年战争爆发时的19亿元法币猛增至1941年底的158.1亿法币，1945年时的10,319亿法币。滥发纸币的后果是暴升的通货膨胀和平均零售价的急剧上扬：

通货膨胀最终损害了军队的士气，打击了行政效率，破坏了平民的生活，并使中产阶级沦为贫民。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灾难，使大部分中国人与政府离心离德，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谴责政府的管理失措和不负责任。尽管通货膨胀是维持战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弊病，但它在战后时期便成了一种祸根，损毁了政府根本的经济基础。

心理的疲惫 在耐心地忍受了八年抗战的一切困苦之后，中国人民疲惫不堪，一当赢得了胜利，便再也不想进行任何类型的斗争了。他们期待着和平安定与休息养生，而一旦这种愿望得不到满足，便怪罪政府和执政党。毛泽东早在抗战初期，就正确地预见到了这种事态的转折，敏捷地利用了民众的这种不满。一当和平恢复，他便立即开始挑战国民党的统治权。内战的阴霾再一次不祥地笼罩了神州大地，令这个筋疲力尽的民族之未来继续充满了动荡。

◇第二十五章 内战，1945-1949年

日本遭到两枚原子弹打击后的崩溃来得比预期的快得多，令到国民政府对战争突然结束所带来的后果完全措手不及。一些紧迫的问题急等着解决，其中最逼切的是，中共进入日军占领区收缴敌方武器的威胁。然而更可怕的是东北的局势，苏联军队已深入到那里的腹地，并拒绝随日本的投降而停止推进。尽管史太林许诺将在三个月之后撤军，但苏军的意图仍然是秘而不宣的。因此，战争的结束给国民政府造成了极其危急的军事形势。

随着日本的投降，政府军队与中共军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赛，双方都力争首先到达敌占区接受日军的投降，从而收取大量的敌方武器和军事装备。在这场竞赛中，中共似乎占有明显的地理优势。中共在华北、华南和华中控制着人口达一亿之众的十八个『解放区』，并声称拥有一百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 分布在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农村。位于这些江河流域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汉口和广州的大都市，成了中共控制下农村海洋中的城市孤岛。为充分利用这个有利形势，毛泽东在1945年8月9日_即苏联参战后的第二天_宣布，日本的崩溃在即，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来临。8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属部队，夺取日军占领的所有城镇和交通中心，并接受敌军的投降及其军事装备。8月11日，林彪率一支十万人的大军沿平渖铁路突入东北。在日军投降后的两星期之内，中共的地盘从116个县扩展到了175个县。

政府军队分散在几条战线和中国的西部地区，所以在这场竞赛中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但蒋中正决意不让胜利果实从他的手指缝间溜走。8月10日，他要求中共领导人不得独自行动，并命日本军队和伪军坚守阵地对付非国民政府军队。朱德谴责蒋的行为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并直接命令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向中共代表投降。为压倒中共的地理优势，蒋请求美国支助，将部队空运和海运至沦陷区。

美国立即前来援助，命令将政府军队运输到沦陷区，并派五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到一些重要港口和交通枢纽，等候政府军队的到达。政府的三个军被空运到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随后有总计五十万部队运到了全国各地。此外，华盛顿对东京的总一号命令明确指示驻中国(东北除外)、 台湾和北纬十六度线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本军队向蒋和他的代表投降。8月15日，蒋亲自命令冈村宁次在沦陷区内维持秩序及控制所有军事装备。8月22日，冈村进一步受命只允许政府军队进驻沦陷区。这位日本司令官完全服从了这些指令。

国民政府依靠美国的帮助和日本的合作，在第一轮竞赛中取得了胜利。政府重新获得对华中、华东和华南几乎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的控制，而中共的部队则暂时撤退至乡村。然而，尽管中共遇到了这个挫折，但在竞赛的头两个星期内也设法取得一些收获，赢得59个大部在华北的城市及广大乡村地区的控制。

东北呈现出一幅特别火爆的场面。8月8日，马林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总司令率领的苏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东北，两天后又与从外蒙古前来增援的突击部队会师。苏军没有追随8月14曰日本的投降而停止推进；也没有在东北的地理界在线停顿下来。苏军深深渗入至热河和察哈尔腹地，以便帮助中共部队进军东北。苏联人将相当数量投降日军的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 然而，苏军并没有让中国共产党接管东北。

为设法解决这些棘手的难题并与中共达成和解，蒋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会谈。尽管毛泽东很不情愿前往和担心国民党的诡计，但在美国特使赫尔利赴延安担保他的安全之后，最后还是决定前往。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充满盼望和感到困倦的中国人民，全神贯注于这次历史性的会谈，期盼会谈达成一个和解的结局，从而可以避免一场内战。

毛泽东在重庆

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就精心部署了谈判的策略。虽然国民政府在收复大城市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毛泽东坚信中共将最终控制长江下游和淮河以北的地区_山东、河北、山西和绥远大部，热河和察哈尔全部，以及辽东一部。但是，他预见到了在不远的将来还存在许多困难；他决定在重庆采取一种灵活妥协的行动方针，但在一些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则坚持立场。 因此，他在逗留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期间千方百计地表现出通情达理，愿意作让步一这种姿态旨在赢取公众与论和中间派的同情。他处处表现出是一个友善、热情的人，而不是一个强硬暴躁的革命者。在外表上，宾主双方都显得友好客气，这激发起了公众对和解及和平的期望。

在正式的谈判中，毛泽东树立了通情达理和愿意妥协的形象。他不再坚持联合政府，但要求召开国是会议 来研究与建立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相关的问题。

在国共兵力及改编双方兵员为一支国家军队的问题上，毛泽东提议只要国民政府同意将其部队裁减到一百二十个师，共产党将只保留二十到二十四个师的兵力。

在解放区间题上，毛泽东基本上要求在华北、内蒙古和一些重要城市不受约束。当国民党不同意这个想法时，他建议暂时保持解放区的现状，以待宪法的通过，宪法将规定民众选举产生地方政府的事宜。显然，毛泽东努力想保持对解放区地方事务的控制；但在这一点上，国民党顽固地拒绝让步。

至于接受日本投降问题，国民政府坚持有收缴敌方武器的垄断权利，而共产党则要求在本身已经有积极活动或包围了敌军的地区享有同样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达成协定。

六个星期的谈判无疑没有取得甚么进展。尽管毛泽东表面上持和解的姿态，但他并不想在那些涉及中共根本地位的基本点上让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凭借实力进行谈判坚拒妥协，以免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损害。蒋的威信正处在顶点，因为他已领导国家顶住似乎难以克服的厄运而取得了抗战胜利。此外，蒋除了拥有对其敌手的巨大军事优势 外，还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并与史太林签订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蒋对毛泽东此刻愿意达成的某种和平『临时协议』毫无兴趣。

蒋已承受住了八年退却的艰难，现在他要求得到大部分的(即使不是全部的)胜利果实。他绝对不想与共产党分享他的荣耀。如果赫尔利更加积极地劝说蒋接受一项符合毛泽东胃口的权宜妥协的话，也许共产党将会被限制在华北地区。但赫尔利决定做一个消极的和平缔造者，他一丝不苟地保持中立态度；他最想要做的是敦促双方领导人首先在『基本原则』上努力达成协议，然后再厘定『细节』。但恰恰是在这些细节问题上两党无法靠拢。

由蒋和毛在10月10日发表的最后协议，强调他们同意召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并共同认识到和平建国的重要性。他们之间分歧的程度没有透露给公众，但显然谈判未能产生具体的结果。在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号召党人通过发动群众、扩充人民军队去缔造一个新中国来加强『和平』努力。他的这一胆大气壮的态度，部分源于东北事态的新发展。

苏联在东北的行动

苏联在东北的活动，完全违背了史太林在雅尔塔和中苏条约谈判中所作的将在占领后三周内撤离、三个月内完成撤军的承诺。他在1945年2月和7-8月间做出这样的承诺时，似乎没期望中国共产党立即起而夺取政权。他好像并不在意美国在中国的调停，实际上他建议毛与蒋达成某种协定。毛表面上听从史太林的告诫，但私下里却决定与国民政府展开军事对抗。 史太林本人后来也承认自己错误地判断了中国的形势。

战争开始后不久，中共的魄力和智谋给史太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此时的态度明显地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一当由雅尔塔协议和中苏条约确定的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和特权，因苏军的实际占领而确保之后，史太林便觉得无需遵守诺言了。苏军洗劫了东北的工业厂矿，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设备当作『战利品』运往俄国。 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以阻挠国民政府部队进驻东北。

蒋决意收复东北，他称此举乃中国进行八年抗日战争的根本原因。魏德迈将军怀疑国民党是否有能力控制东北，他曾建议蒋首先巩固长城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地区，以及确保华北的交通线。蒋否决了这项建议，把最精锐的近五十万部队投入东北_他日后将为这个决定而后悔不已。 最后，苏军统帅允许(美国)空运国民政府部队到东北的大城市，于是政府军在1946年1月5日进驻了长春，三星期后进驻了沈阳。同一时间，中共军队几乎已完全控制了这几个据点以外的农村，以此来对抗处于困境的国民党。苏联军队最后于1946年5月撤离了东北。

马歇尔使华

到1945年11月，华盛顿已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该政策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条件是国民政府不可使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并且努力与中共达成协定。实际上，这一政策转变代表着推翻了以前那种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的政策。幻想破灭的赫尔利在11月27日辞职以示抗议，指责国务院里的那些职业官僚在他背后搞鬼及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杜鲁门总统于是任命二战期间最杰出的美国军人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担任总统驻华特使。 马歇尔受命协助国民政府尽可能广泛地重建其权威，包括在东北的权威，但不得使美国卷入任何直接的军事干涉。他还应敦促蒋召开一次由各主要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仔细审议停止内战和统一国家等事宜，其目的是期待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之出现。最后，他还要向蒋阐明，大规模的美国援助将依据达成一项停火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情形而定。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中旬抵达中国，他发现两党代表都接受调停及准备承认三项实时目标：(1)内战停火；(2)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建立联合政府；(3)将国共两党军队编成一支国家军队。这两个敌对政党殷切的欢迎和守诺的支持是令人振奋的表示，但明摆着的是，它们除了这样也别无他途。马歇尔崇高的威信、显露的真诚，帮助中国取得和平、统一和民主的公开目标，以及最关键的是美国之巨大权势，足以促使国共两党表现出诚挚的举止。然而，在这热情和感谢的表象底下，两党的极端分子都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之典型例子，因而抱有反感的情绪。

国共两党互不信任的程度非常深，国民党在1946年初拥有比共产党多五倍的军事优势，自信有能力一举摧毁敌方。另一方面，共产党轻蔑地称国民党为『纸老虎』，并且肯定自己能在一场延长的斗争中，将这只纸老虎撕个粉碎。双方都坚持一套对方无法接受的合作条件。国府要求共产党在建立立宪政府之前交出军队， 而共产党则坚持这样的合并应在立宪政府建立之后实施。国府鼓吹在联合政府中实行总统制；中共则坚持要内阁制。由于国民党最有可能控制中央政府，特别是其执行部门，所以共产党坚决要求较大程度的省级自治和强有力的立法机制来制衡行政机构。如果要控制住日益加强的好斗情绪，就必须使这些关键的争端得到双方满意的结果。

马歇尔积极的调停产生了迅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同意召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立即停火及恢复交通。此外，成立了一个三人军调处执行部，由一个国民党代表、一个共产党代表和一个美国代表组成，以美方代表为主席；执行部的决定需全体一致同意。同样，为监督停火事宜，也由三方代表组成的调查小组将派往战场巡视。

政治协商会议在1月10日到31日停火期内召开，由三十八名成员组成：八名来自国民党、七名来自共产党、九名来自民主同盟、五名来自青年党及九名来自无党派人士。经过冗长的磋商达成了这样的决议，即国家的最高机构为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多党参与之国府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由四十名委员组成，其中一半人将由国民党提名，另一半由各党派和无党派提名。国府委员会的决议在涉及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时应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同意；这样，任何党派或集团只要能凑集到三分之一票数_准确地说是十四票_就享有否决权。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主要是民主同盟，自信能够集合必需的票数来挫败国民党任何修改政协决定的企图。

政治协商会议采纳了内阁政府制，当中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这样进一步确定了未来的宪法将承认各省为地方政府的最高机构，而且拥有民选产生的省长和自己的宪法，以确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适当的权力分配。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有利于共产党而非国民政府，这反映了渴望和平和民主统治的普遍愿望。马歇尔虽然没有参与政协的讨论，但他赞同这次的成果是『一部自由和向前看的宪章』。自抗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缕和平建国的希望之光。

马歇尔取得的另一个重要的成就，是1946年2月25日达成的关于国共双方相对兵力及其合并为一支国家军队的协议。该协议规定在一年之内国民党军队裁减到九十个师，共产党军队裁减到十八个师，在此后六个月内双方继续将军队分别裁减到五十个师和十个师。裁减后的军队分布如下：东北：国民党十四个师，共产党一个师；华北：国民党十一个师，共产党七个师；华中：国民党十个师，共产党两个师；华南(包括台湾)和西北：国民党分别为六个师和九个师，共产党没有任何部队。 显然，国民党从这个军事安排中获利甚丰，因为共产党在东北和华北的影响被大大地削减了。同样，国民党还得以接管共产党在西北的根据地，从而阻隔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直接接触。

马歇尔的迅速成功导致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2月25日宣布，成立由魏德迈将军率领一千名官兵组成的美国驻华军事使团。根据马歇尔早前的承诺，人们理解到，中共的部队将包括在美国训练计划之内，而且将在编入国民政府军队之前获得美国的装备。1946年3月11日，心满意足而一身轻松的马歇尔返回美国，操办一笔由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五亿美元贷款。正是在他这段短暂离开中国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诚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相互不信任对方，因为各自是追求不同目的的革命政党。除非是在暂时的或权宜的基础上，否则两党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马歇尔初期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积极的劝说和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但同样真切的是，这两个对立政党都发现不讨好他会是错误的策略。在私下里，两党内的极端分子都觉得他阻碍了双方各自获胜的道路。被马歇尔称作『自私自利的不肯和解者』的国民党CC系 强烈地感到与中共的这些协议，是马歇尔强加给国民党的，要是没有他的干涉，国民党可能早就取得对敌人的胜利了。在共产党一方，只要协议基本上对他们有利或并非不能承受地有害，便尽可能长时间地敷衍马歇尔；但他们决没有减弱在私下裹扩充军队和地盘的活动。仅仅是马歇尔的在场防止了两党撕破合作的脸面。但一当他离开，他们便藐视停火协议，寻求改善在战场上的态势，以便在最终协定无法实现时自己能处在更有利的位置上。开始时的地方性冲突很快在1946年4月升级为大规模的战斗。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仍然是一纸空文。

东北的战事尤为激烈。中共军队对政府军队发起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于1946年4月18日占领了战略重镇长春。中共仰仗这个巨大的胜利，要求在东北与国民政府的驻军比例从1：14个师提高到5：14。蒋恼怒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下令发起全线进攻，结果在5月份夺回了长春。要不是此刻返回了中国的马歇尔之规劝，战事可能就迅速地失控了。6月6日达成了一项为期15天的停火协定。两党都受到了战争狂热的支配，那种觉得马歇尔妨碍了他们最终胜利的情绪日益普遍。1946年7月初，蒋告诉马歇尔说『首先必须强硬对待共产党，然后，在两、三个月后再采取一种宽大的态度。』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如果马歇尔将军耐心的话，共产党会呼吁一项协定，并会愿意做出协议所需的让步。』 共产党方面同样相信能最后取胜，所以谴责美国玩弄两面派手法，一边装作是不偏不倚的调停者，一边又援助国民政府。他们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中国。国共两党似乎都在1946年中期的某个时刻决定采取一种新的行动方针，置马歇尔的调停于不顾。马歇尔的影响跌落到了最低点。

国民政府乘胜追击，于1946年7月4日单方面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公然藐视了政协会议关于不在建立联合政府之前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中共和民主同盟宣布抵制这个『非法』大会；此外，毛泽东还号召展开一场自卫战争．原有的裂痕已扩大成了难以弥合的鸿沟。马歇尔呼吁中国人民对国共两党施加压力以促成和解，但他的呼吁犹如荒野中孤独的哀鸣，虽然赢得了极大的同情，却毫无结果。他警告蒋，经济可能会出现崩溃而共产党可能取胜，但这个警告也无所成效。蒋委员长依然相信，通货膨胀虽然迅猛可怕，但并不会造成经济灾难，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受着一些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之因素的支配。

从1946年的7月到9月，国民政府军队实际上打赢了每场战役，这个事实似乎加强了那种认为马歇尔推迟了国民政府胜利的观念。暂时退下来的共产党，公开指责美国在支持蒋打内战的同时利用调停来施放烟幕。由于他的信誉受到了怀疑，马歇尔于10月1日警告蒋，除非停止作战，否则他将终止调停回国。继续在战场上获胜的蒋拒绝停战。随后，他以一种宽宏大量的傲慢姿态在11月8日_国民大会召开前几天_宣布暂停进攻，以便让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蒋深信自己的方针正确和获胜的能力，以致他在1946年12月1日对马歇尔说，敌军将在八至十个月内被消灭。

马歇尔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可悲地失败了。1947年1月6日，杜鲁门总统宣布将他召回。在对中国人民的告别辞中，极其失望的马歇尔谴责国民党内的『不妥协集团』『对中国实行封建统治』，缺乏履行政协决议的兴趣；他也批评共产党『不愿意作公平的让步』。他说，中国的希望依赖于自由主义分子，但他们缺乏行使『控制性的影响』力量。 和平统一的前景确实很黯淡，美国在中国调停之梦就结束了。

马歇尔回国后出任国务卿，但在华的经历令他怨恨自己无力制定一项积极的对华政策。 他采取了一种『等着瞧』的态度，希望事情会在中国自行了断。唯一一个显得有点积极的行动，是1947年7月在共和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的建议下，派遣了魏德迈去华执行一项调查使命。周以德从前是一名来华传教士医生，是蒋的坚定支持者。魏德迈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努力想说服蒋进行改革，但徒劳无功；他回国后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一万名美军官兵的监督下，向国民政府提供『充足和迅捷的援助』。报告还进而吁请提供为期五年的经济援助，将东北置于美国、苏联、法国、英国和中国的五国保护之下，如果这样办不成，便由联合国来『托管』东北。马歇尔彬彬有礼地收下了这份报告，然后将其束之高阁，他想不出有甚么办法美国能够在迅速裁军只剩下一又三分之一个师 的兵力之时，抽调出一万名部队来华。显然地，魏德迈的使命没有对蒋和马歇尔产生甚么影响，确实令人沮丧。

内战

1946年中期以后，蒋决定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以便证明如果不是受美国调停的妨碍的话，他可轻而易举地消灭敌人。胜利将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并表明美国人要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浪漫之梦不切实际。尽管美国一再警告不会支持他打内战，蒋却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华盛顿会偏向共产党而非他本人。国民党内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美国不会无视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美国的警告是不能当真的。如果局势变得十分恶劣的话，美国人将别无选择地前来援助国民党。

在内战初期，政府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共产党预见到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将要度过许多艰难岁月。毛泽东在1946年预言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打倒国民政府，中共准备好要进行一场长期艰苦的斗争。

从1946年7月到12月，国民政府从共产党手里夺取了165座城镇和174,000平方公里土地。1947年3月国民政府取得了最大的胜利，攻占了共产党的基地延安。蒋充满信心地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mart)，敌人将在八、九月份被彻底打败或被赶到偏僻腹地。确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被迫暂时退却。他们于3月18日撤出了延安逃匿起来，背后有40万国民政府大军在拼命追赶。 到1947年6月第一年内战结束之时，共产党的『解放区』减少了191,000平方公里面积和1,800万人口。

受一连串军事胜利的鼓舞，蒋非常自信地发起了政治攻势。1946年11月15日，他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抗议，召开了国民大会。大会的1,744名代表在圣诞节通过了一项含十四章175条的新宪法。这份在1947年元旦颁布的文件，重申三民主义为国家的基本宗旨，确立五院制政府，保障人民创议、复决、选举和罢免的四大自由。民国总统将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六年。文件中还规定了行政首长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院长，以及经行政院院长推荐，任命该院部长的权利。立法院委员按地域和职业基础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司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利，从而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确立了司法审查的独立性。从根本上来说，这套政府结构既非完全的总统制、也非完全的内阁制，而是两者的混合。比如，行政院经民国总统同意，可以否决立法院的决议，但如果立法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驳回否决，则行政院必须接受该决议，否则便应辞职。至于地方政府，宪法中有公民选举产生省长和县长的条文。

不出所料，共产党激烈地抨击这部宪法是非法的。国民政府对这些指控泰然处之，他们在l947年11月着手选举新一届国民大会和立法院委员。大会在1948年3月29日召开，并于4月l9日选举蒋中正为民国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随着这次选举，长达二十年的国民党训政期_最初设定只延续六年_正式告终了。但正是在蒋中正接任总统职位之时，内战进入了一个对国民政府来说十分关键的阶段。

1947年年中似乎标志着战争形势的一个转折点。取得了充分胜利的政府军队出现了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部队担任起守戍克复地区的职责，实际作战部队便相应地减少了。相反，共产党军队的规模已稳步地扩大，1947年6月达到了195万，而政府军队则为373万。 共产党在1947年下半年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河南和河北取得了一些胜利。

对国民政府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东北。在1947年圣诞节以后的三个月内，林彪的部队使国府的精锐部队遭受了十五万人的损失。余下的部队被压迫到沈阳、长春和锦州一线的一小块三角地带，只占东北总面积的不到l％。要守住这样一块无法坚守的阵地是毫无希望的，但蒋决定血战到底。到1948年年中，林彪将敌军围困得密不透风，足以令敌方窒息。在消灭了十万名政府军后，林彪于10月14日占领了锦州，10月l8日攻取了长春，11月2日攻克了沈阳。东北的战役令蒋损失了四十七万最精锐的部队， 并对整个政府军的士气给予了致命的打击。用巴尔(David Barr)将军的话来说，它『揭开了国民政府崩溃的开端』。

在东北战役进行的同时，由陈毅率领的另一支中共野战军发动攻势，在1948年9月26日的济南大战之后占领了山东。一当取得了这样的战果，中共五十五万的大军便进取位于津浦线和陇海线交汇处的古战场徐州。蒋部署了四十万配备有坦克、重炮和装甲车的机械化部队，来保卫这个通向南京的门户。但在敌军不懈的猛攻之下，蒋手下的许多军官斗志全失；再加上暴雨和风雪，令机械无法操作。1948年10月淮海战役 刚一打响，国府两整个师便叛变了。从11月11日到22日，十万名政府军被歼灭了。徐州于12月15日丢失。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时，国民政府已损失了不下二十万部队，而两位著名的将领 更被敌方俘虏了。洋溢着成功激情的毛泽东信心十足地预言一年内取得胜利。 他的军队现在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进逼。

与此同时，林彪的八十万大军从东北的战事中腾出手来，与中共华北军团 一起，在1948年12月形成了钳形合击态势对付平津。国民政府的平津守卫者、曾在绥远击败过共军的傅作义将军手头有五十万人。但当他的防御计划被司令部里的一名共产党间谍 偷走时，所有的抵抗希望全泡汤了。政府军队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在数量上也毫无希望地远远少于对手，于是，驻天津和北平的守军分别在1949年1月15日和23日投降了。傅作义将军自己率二十万军队投诚。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政府损失了一百五十万人。 在如此惊人的损失面前，国府兵败如山倒。

政府的前途如何?蒋中正在党内主和派的压迫下于1949年1月21日辞职，副总统李宗仁以代总统身分接管了政府。仍指望保住长江以南半壁河山的李宗仁试图与共产党开始谈判，但无法实现。胜利在握的毛泽东觉得没有理由作出妥协。4月21日，他的部队渡过长江，三天后占领了南京，迫使国民政府逃往广州避难。现在中共军队向各个方向迅猛推进，根本无法抵挡。在整个中国尚未征服之前，毛泽东就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民政府于10月13日从广州逃往重庆、又于12月8日逃往台湾之时，共产党完成了对中国大陆的征服。经过二十八年(1921-1949年)的奋斗，毛泽东登上了权力顶峰。

美国的作用

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做了些甚么?它因所做事情而犯的『罪责』或它因袖手旁观而犯的『罪责』又到底是甚么?首先必须声明，当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12月派马歇尔来华时，他非常明确地表明，大规模的对华援助将以国家统一的实现为条件。马歇尔自己也在1946年年中一再警告蒋中正，美国不准备支持一场中国的内战，而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将导致经济崩溃。当蒋不听这些警告一意孤行地开战之时，木已成舟矣。

华府的主要错误，是未能制定一项积极的对华政策。它既没有声明脱离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没有使自己从中国完全解脱出来，而是执行一种部分撤离和有限援助国民政府的方针_诸如在1947年10月提供2,770万美元经济援助和成立一个为国民政府提供咨询的小型军事顾问团等。这种听天由命的政策，促使蒋在华府的朋友及『中国游说团』的活动，阻挠欧洲复兴计划，以便倡议一项富有意义的援华方案。麦克阿瑟将军强烈要求向中国提供更大援助，并嘲笑美国要求国民政府在打一场内战的同时实行改革的压力：『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同步进行的，就如同在一所房子被火焰吞没时，要求改变这所房子的结构式样一样。』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请求美国提供一笔15亿美元的四年援助计划_其中第一年将拨出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l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响应这个请求，杜鲁门在1948年2月18日建议在十五个月内拨款5.7亿美元，用以制止中国的经济崩溃。援华议案在国会通过时削减了13％，援助总额减少到4亿美元，但这项拨款一直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几乎垮台时还未兑现。这笔援助既是太少也来得太晚。1948年7月30日，毛泽东宣布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不太遥远了』。据报道，马歇尔在8月13日曾说：『我从这个问题上抽身，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和做出判断的能力。』国民党的厄运还因为与正在选举之年的美国政治纠缠在一起而变得更加复杂。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对民主党政府感到失望，并预测1948年的大选将导致政府的更替，而竭力结交共和党人。纽约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Thomas Dewey)在0948年6月25日宣布如果他当选，他将对中国提供大规模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但杜鲁门却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令全世界_以及蒋_不知所措。杜鲁门就任总统，在1948年11月和12月两度拒绝了国民政府的援助请求。 在1949年1月蒋辞职以后，华府存在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美国应尽快地从中国脱身。

回顾历史，美国虽然因许多失职行动和错误举措而『有罪』，但却不能要它对『丢失』从未『拥有过』的中国负责。中国共产主义是一场经历了三十年之久、有着巨大生命力的内部力量，外国的干涉不太可能改变它的方向。在1948年春季以前，美国积极的武装干涉可能会暂时延缓共产党的胜利，但绝对不能永远地制止它。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的观点，这样一种干涉将需要投入十五万美国军队，当然根据日后韩战和越战的经验，一百万或两百万似乎更实际。接着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当美国国内已确定了部队复员和回复正常生活秩序之时，美国军人能在中国驻守多久？

就事实而论，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想卷入中国的内战。华府明确地声明，大规模的干涉『既不可行也不可望』，因为它将『要求我们(美国)参加这场内战，并担负起指导军事行动和行政管理的责任。』 中国的战略价值未能支持美国发动大规模的介入决定，即使俄国有可能控制中国，也不能改变华府的立场。 华府觉得共产主义中国的兴起虽然不合意但还能容忍，因为中国人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在几年或甚至几十年内构成威胁。调停的失败使美国人别无选择，只得接受中国局势的现实。

对美国政策的重新评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放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更大背景中、特别应根据美国对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态度来进行考查。尽管在公开场合大讲中国的友谊，但美国政策的长期目标，肯定不是建立在利他主义或依恋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美国对战后东亚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实际考虑之上。

华府想要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均势，而美国在其中将占据支配性的地位。然而，由于欧洲是战后全球关注的核心，美国人便想到用最低限度的资源投入来达到他们在东亚的目标。这样一种政策要求与该地区的一个大国结成坚强的同盟。1944年，国务卿赫尔推想中国将占『任何安排中的中心地位』，但他也认为中国只有一半的机会成为一个大国。 随着赫尔从国务院退休下来，以前担任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怀有公开的亲日情绪的格鲁(Joseph Grow)出任代理国务卿，他倾向于将复兴的日本看作是美国中意的选择对象_如果证明中国不能充任它在美国战略中指定的角色的话。 1945年春，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直截了当地询问国防部长史汀生：『我们对俄国影响远东的政策是甚么?我们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对抗这种影响的抗衡者?这个抗衡者是中国还是日本?』 当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根本的问题仍然摆在美国的东亚政策订定人面前：如果中国能够符合他们的设想，就值得美国予以支持；如果不符合，一个复兴的日本也可以充当美国在东亚利益的支撑者。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坚持占领日本应完全由美国来操办，而不应与苏联或其它大国搞甚么分区占领。

美国的长期目标，是鼓励发展一个有能力抗衡苏联，并对美国资本渗透开放的相对强大而友好的中国。 华府认识到，无论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还是一个将招致俄国渗透的虚弱的中国，都不能完成这些目标。因此，罗斯福总统推动让中国成为大国之一的构想，而国务院也鼓吹帮助造就『一个统一的、民主进步的和合作的中国』之政策。 正如国务院在1945年指出的那样，这个目标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中国将『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提供一个庞大的市场。』 事实上，早在1939年，财政部官员便恬不知耻地声称，中日战争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在未来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的大好机会，我们将获取中国战后重建工程的大头……处在和平状态下，并由一个复兴的中央政府统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美国商品和企业的大好市场。』正是出于这些理由，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租借物资、『货币稳定』贷款和一些其它形式的军事和经济贷款。华府把这些贷款当作是阻止中国的『失败主义者』叛变投日，并鼓励中国努力作战的一种手段，这样就能把相当数量的日本军队钉死在大陆，以免他们调往其它地方与美国人作战。

华府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向来评价不高，只有战争初期例外，其时中国独自抗击日本的进攻，而同盟国却在日本皇军面前接连打了败仗。1943年年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评估中国的能力时总结说：『我们感到，目前最多只有不超过五分之一的中国军队有能力进行防御性作战，且只有在(美国的)空中支持下才能作战。』 此外，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评价中国负责金融的官员『全是一帮窃贼』，杜鲁门后来也把国民政府领导人说成是『贪污盗窃分子』。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五角大楼认真地考虑把中国当作一个美军向日本本岛发起进攻的部队集结地区。但是，这个战略随后受到了质疑，并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被否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在1944年明确指示史迪威，中缅印战区的作用是将日本军队从美军的中南太平洋战场分散和撤走：『虽然通过在亚洲大陆与日本决战，可以完成击败日本的目标，但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去打败日本。』 显然，美国想要避免在中国与日军展开陆战，那样做胜利的代价将是以人力而非物力来衡量。正是这种意愿构成了战争期间美国在东亚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它也是美国努力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并力邀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原因。此外，美国人也意识到，蒋正试图将美国军队拖入他与共产党的内战。史汀生宣称正是『这件事情，我下定决心，打死我也坚决不干』。

恐惧卷入中国的纠葛，促使美国在国共争端中采取调停的策略，以平息政治上的纷争。与此同时，华府强烈地敦促蒋革新他的政府，以求通过改革来挫败共产党。但是，蒋不仅拒绝听取建议，而且还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解决政治上的纷争。美国在华观察员非常现实地警告华府，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中国内部深刻的问题，将产生巨大的冲力，国民政府无法承受这股冲力；国务院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大胆宣称，他们相信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而是由共产党掌握着。1945年4月，国务院向杜鲁门建议，美国应继续支持蒋，因为他仍然『代表着统一中国及使中国免除战乱的最佳希望』，但如果『现政府之权威发生可能的崩溃』，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利益便要求『保持与其它任何更有前途的领导集团进行合作的灵活性』。 6月，国务院在一份政策报告中建议保证中国统一时，丝毫没有提及国民党或蒋；只是希望有『一个有力和稳定的政府』_一个将『保护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的政府』。 在1947年初召回马歇尔后，华府全然放弃了对蒋和国民党的指望。由于欧洲是美国的首要考虑，（**太平洋第二重要。）也是美国将投入其主要人力和财力的地区，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援助次序表上充其量只占据一个第三的位置；事实上，到1947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把中国放在了应给予援助之国家的顺序表中相当低的地位』。 到1947年下半年，美国已决定将日本重建为美国在东亚势力的重要基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重建日本比起在中国实施干预，所需投入的资源将少得多，且显得有更多的成功把握。这样，日本便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之利益的柱石。

美国在中国的调解没有赢得国共两党任何一方的好感。国民党指责华府毁坏了他们摧毁对手的最佳时机，而共产党则抨击美国表面上装作是中立的调停者，实际上却支援国民党。由于蒋追求以军事手段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丧失充当美国在东亚利益之支撑点的机会。他没有像美国人向他建议的那样，通过改革来巩固现有的地位及打击共产党；相反，他采取了一项使战后中国脆弱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的策略，并为共产党夺取胜利打开了大门。蒋设想美国人将不会容忍共产党做他的继承者，但美国政策中并没有任何指示可真切地促使他相信：美国不会抛弃他的政权，即使代价大得难以承受。

美国在中国的冒险事业，不仅未能达到利用国民政府来维护美国在东亚利益的目标，而且还疏远了共产党。美国没有能力正确地评估中共在战后世界的力量，也没能与他们建立缓和关系，削弱他们对苏联的依赖。这反映了一种判断失误和『在中国丧失了机会』。 从根本上来分析，美国的失败源于它没有能力跨越其目标与中国现状之间的差距。

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

评估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垮台这个重要事件的原因，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盖棺定论或许为时过早，还有待于更彻底地开放档案资料，但我们也许可以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来作一些尝试性的解释。国民政府倒台的最重要的近因是八年抗战，这场战争在军事上、财政上和精神上彻底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元气。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话，中国的局势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因此，上一章中已讨论过的许多抗战之灾难性影响，将继续在国共斗争中折磨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赢取抗战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导致最终垮台的首个原因。

虚有其表的军事力量 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军队在装备和训练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良，但却是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支军队在抗战最后阶段已经显示出了疲倦的迹象，只是靠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对盟军即将胜利的憧憬勉力支撑着。日本的投降给了这些部队一种解脱感和一种完成使命的情绪，他们期盼着放马南山。对他们来说，再打一场内战的想法简直是讨厌至极。他们虽然奉命作战，但士气却很低落，体力也很虚弱。他们在1947年年中以前的可靠表现，只是代表着最终崩溃前的最后拼搏而已。

相反，共产党却在抗战期间大大扩充了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束也正是他们得到承认的时刻，他们现在生气勃勃、斗志昂扬，对前途充满信心。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国共两军斗志上的差距也影响了国共较量的结果。

除了厌战问题之外，政府军队的战略也大有需要改进之处。蒋本可以集中兵力守卫长城以南的地区，但他却不听美国的建议，将大批部队派往东北，结果只是让其中的四十七万人惨遭屠杀或被俘。攻占延安并将逃亡的中共领导人追剿至战略意义并不重要的西北山区，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决策，为此又消耗了四十万军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指挥不当，再一次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兵员损失。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短时期内，国民政府损失了一百多万部队；政府军队的锐气烧毁殆尽，余下的部队再也无力作战了。

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急升的通货膨胀比厌战情绪和战略失误更具灾难性，这在抗战时期就已很猛烈，而到了战后则完全失控了。这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滥发纸币，流通纸币从1937年1月的13亿元狂升到1948年年底时的245,589,990亿元，结果是在1945-1948年间，物价以每月30％的幅度递增。仅在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之间，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价指数则上扬了天文数字般的135,742倍。通货膨胀和财政失措毁坏了千百万中国人的生计，并彻底破坏了政府的信誉。人民大众不仅反对国民政府统治，甚至还期盼改朝换代，这是不足为怪的。

失却民心和政府威信 除了导致急剧通货膨胀的财政失职外，那些在战后返回日占区的国府官员的讨厌行为，也对国民政府的威信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回来，轻蔑地对待沦陷区的民众，好像民众都曾是汉奸和叛徒似的。这些官员只是关心私利而接收敌产，却不理会在日占时期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的民众之疾苦。他们堂而皇之地与人民争利，垄断有利可图的商品和财产，公然拍卖救济物品以中饱私囊。最糟糕的是，他们强行以200：1的比率将华南和华中地区的日伪货币兑换成法币，而比较适当的兑换率应该是此比率的一半。 民众的存款和现金积蓄就这样突然骤减了，他们的直接反应是怨恨不已，尤其是因为几年前伪政权曾以2：1的比率强迫他们将手头的法币兑换成了伪币。这两次兑换竟以四百倍的比率将人民的现金积蓄沦为废纸一般!沦陷区的人民等待了八年，盼望国民政府统治的重返，但却遭遇了这样残酷的压榨和轻蔑的对待，以至于他们困惑地想象，在日本人统治之下生活，是不是还要更好一些。国府官员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最终结果，是疏远了千百万受苦受难的人民。

美国调停和援助的失败 如果美国在抗战时期遵循另外一种方针的话，战后中国的事态发展可能就不一样了。首先，如果在战争头四年即1937-1941年间美国对华援助的力度更大一些的话，或可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加强到在较早时期就遏制住通货膨胀的地步。如果能防患于未燃，那后来的失控状态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发生，这样就能避免最后的经济崩溃。其次，如果美国坚持那项通过中国大陆打击日本的初始战略，美国士兵将在中国的沿海省份登陆，从日军那里抢夺领土，再将收复的领土交给国民政府。但是，这项计划被抛弃了，原因是1943-1944年间盟军的战略发生了变化，提出要完全绕开了中国，从太平洋进攻日本。这项决策将国民党中国置于一种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当战争突然结束之时，国民政府对不期而来的和平之后果显得措手不及。

除了这些可能发生的经济和军事考虑外，美国至少丧失了三次通过外交对中国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机会。第一，如果赫尔利在1945年8-10月毛泽东访问重庆期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或许就能说服蒋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临时协议』，从而避免内战的直接爆发。这个大好机会却被毫不经意地放弃了。第二，马歇尔更强硬地『压迫』国府和蒋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战事也可能被制止。第三，当1948年春国民政府处于大溃败之际，美国还有最后一次实施军事干预的机会，但它却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头看来，美国似乎由于失误而丧失了所有这些机会。

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迟滞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原因造成国民党的垮台外，一个更加基本的原因，是当时极其需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之持续迟滞。对改革的忽视或许部分是由国民政府无法控制的总体环境所致。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受到『新军阀』和派系政客的挑战，当日本侵略和共产党起义的威胁日益加剧而令国民政府焦头烂额之时，它还未解决好新军阀和派系问题。国民政府动员了它所能动员的全部能量、资源和技巧来规避一场与日本的战争，并对共产党发动了五次围剿。国府没有多少时间或意向来应付经济公平和社会改革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非常根本，却似乎并不太紧迫。不仅是民生主义原则_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_从未得到实现，就连较为温和的将地租减至年产量37．5％的规定也从未兑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始终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一当抗日战争爆发，军事就占据了最优先的位置，进一步把长期耽误了的社会改革降低到附属的地位。

尽管有这些难以扭转的环境，但也可以确切地说，国民政府本身就缺乏发起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必要动机。南京政府以远离内地的沿海地区为根本，依靠海关关税和城市商业税来维持生计，因此对农村问题甚少关注。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

◇第二十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

随着将近完全征服整个国家，毛泽东于1949年9月12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新的政府。政协会议举行了十二天，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基本上是一项关于国家目标的宣言。会议还确定了国旗，图案以红色为底色，左上角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周围镶四颗小星。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则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以更名为北京的北平为首都，一天后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其它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很快地相继表示承认。 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国家有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英国和法国。 但是，美国在1979年1月1日之前一直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新中国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整风运动中所表达的理念。《新民主主义论》写于1940年，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不单止创造性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形势，指导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转变，而且提出了经济结构将由三个部分组成：国营经济，政府控制大工业、大矿产、大商业和公共设施；农业经济，个体农民发展成集体农场；私营经济，中小资本家获准经营。在这三者中，国营部门担负起领导的位置，努力争取比私营部门更快地发展生产，以消除可能的竞争；此外，负责指导其它部门走向社会主义。政治结构方面，这部著作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个阶级之共存。选择性地采纳外国文化之有用因素是可以的，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能够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是1942年的整风运动，用以反对：(1)主观主义和不正派学风；(2)党内的宗派主义；(3)党八股。这场运动旨在向党员灌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总路线的正确理解，避免他们犯上『右倾』和『左倾』的错误。这场斗争是原则的斗争，而非人员的斗争，目的是通过教育、思想改造和认识错误，将犯错误的同志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纠正思想的运动，来避免重犯苏联所特有的不断清党的错误。

政治组织

1949年的《组织法草案)，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由中共领导的、以四个阶级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四个阶级的共存赋予了中共政权『民主』的特性，而对反革命分子坚定不移的态度，则显出了『专政』的特征。新政府遵循的一项主要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规定了各级政府拥有普选的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官员，呈报上级机关批准。这个过程中的『选举』部分是『民主的』，而对上级机关的服从则表明了『集中制』。这个词语也可引申为表示在决策讨论中畅所欲言，而一当作出了决定则要不折不扣地坚决服从，无论个人原来的立场如何。

新民主主义时期一直延续到1953年，这一年开展了一项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到1956年，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也就开始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阶段展示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进程。

政府结构 根据《组织法草案》，新中国的最高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执行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职务。每月举行两次会议，审议国家的重大政策。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毛泽东)、六名副主席和另外五十六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委员。在委员会闭会期间，权力委给国家政务院，政务院的二十来个委员组成了类似内阁的班子，对中央政府委员会负责，而在委员会闭会期间则对国家主席毛泽东负责。国家政务院以总理周恩来和几个副总理为首；下属四个委员会：政法、财经、文教和人民监察。每个委员会领导一定数目的部、委、局，共计有三十个。舆政务院并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总检察署。

处在中央政府之下，但高于省级机关的是六个颇为独特的大行政区， 每个区各管辖几个省。设置这些中介性的机构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帮助中央政府巩固对各省的控制，但正如后来表明的那样，这些机构逐渐呈现出损害中央权力的离心倾向。于是，这些机构在1953年被取消了，政治结构回复到了传统的中央、省和县三级行政体系。

《组织法草案》实行了五年，其间采取了起草宪法的措施。1953年进行了人口普查，颁布了选举法，授予除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以外所有年满18岁的公民以投票权。1954年初举行了选举，村和乡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人民代表大会，随后县人大选出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再选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9月15日到28日举行，通过了一部含四章106条的新宪法。第一章重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四个阶级的联盟，确认了国营、联营、个体和资本家四种所有制。第二章规定了政府机构，特意取消了大行政区设制。第三章规定了通常的公民权利，但特别的是规定政府有权『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剥夺了那些不幸而与政府唱反调之人的法律保护。第四章确定北京为首都，并规定了国旗(如前所述)。

根据这部宪法，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应该每年召开，审议重大政策决定及选举政府最高官员。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权力比以前更大了，因为原有的六名副主席减到了一名(朱德)。其它重要的中央机关包括国务院、国防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政府之下设省、县行政机构。

政党 最主要的政党自然是中国共产党，该党在1949年拥有450万党员，1961年有1,700万党员，1988年有4,60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通过代表、执行、行政和监察这四条途径组织起来。根据1956年的党章，代表部门的最高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代表由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执行部门有权力极大的中央委员会， 也是每五年选举一次，其首脑是一名主席和四名副主席，1958年又增设了一名副主席。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闭会期间则将权力委托给政治局， 政治局又设有常委会，由中国权力最大的七个人组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七个人包括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五个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林彪)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 中央委员会设有六个大区局和一些部委，如组织部、宣传部和社会部等。

党的行政部门有中央书记处，监察部门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下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的概貌。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党和政府密不可分，骨干党员占据了政府以及工会、农业合作社和群众团体等半官方组织中的重要职位。毛泽东在1949年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但是，在1956年中共改组以后，他辞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1959年，他又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主席)职务，改由刘少奇担任，刘少奇同时兼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在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国家主席职位一直悬空，直到1983年李先念当选为国家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允许一些民主党派存在。最重要的民主党派有：(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由一批国民党左派党员组成，这些人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不是加入台湾的国民政府；(2)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国共争斗期间始终支持共产党；(3)第三党（*译者注：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曾努力促成国共和解，但未成功；(4)致公党，主要由华侨组成，是由旧时的会党洪门发展而来：(5)民主建国联盟(民建)；(6)中国人民救国会，在三十年代拥有坚决抗日的卓越声望。

共产党的专政不承认西方所理解的『忠实的反对派』，也不承认政党的自由结合，因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基本上是装饰品，也就是只拥有赞同中共和政府并与之合作的权利。

中国共产主义的特殊性 中国和俄国在革命经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许多特殊性质。首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是一批获得农民阶级广泛支持的职业革命家；而在俄国，给予职业革命领导人以决定性支持的是城市工人。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纯正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只占很小的比重。中国经验的成功表明，掌握正确的理论比在形式上保持与无产阶级的组织联系更加重要。然而，中共领导人坚持称，虽然他们在社会背景方面称不上是无产阶级，但在精神上却是无产阶级。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并不存在适当的资本主义阶段。于是，中国共产党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替代了资本主义阶段，提出中国要从这个阶段进入一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第三，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四个阶级将共存共处，允许民主党派活动，尽管其活动方式很有限。与此截然相反，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允许一个阶级和一个政党存在。

第四，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基础是在农村，而且经历了长期的奋斗才取得胜利。俄国革命的特征则是在中心城市发动罢工、怠工和起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时间比中国革命短得多。

第五，苏联持续的清党使得1934年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70％被杀， 相反，中国则强调进行思想改造。在六十年代中期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领导历一直非常稳定、团结。唯一引入注目的清党是与1953-1954年的反党活动相关，这次阴谋的主角是中共的东北领袖高岗和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

中共革命的成功促使毛泽东宣称，中国的经验将为亚洲提供一个革命模式。他想暗示的是否认苏联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而将其贬低为一种欧洲革命模式。中国方面的这种理论对中苏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一点；这种理论可能不期而然地鼓动了东欧卫星国主张『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

经济发展

1949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经济烂摊子。通货膨胀完全失控；洪水影响了30-40％的耕地；工业产量和食品产量分别骤减到战前最高点的56％和70-75％。因此，首要的任务便是整顿国家的经济生活，使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

为了促进财政稳定，政府在1949年5月发行了人民币，禁止外币作为交换媒介流通。此外，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达到物价和工资的稳定，大幅度削减纸币的流通，依据米、油、煤、面粉和棉布这五种基本货物的价格，实行工人报酬『折实单位工资』制度。由于这些货物的价格每星期都在波动，『折实单位工资』也相应地增减，这样，工人平均工资的钱数不断变化，但实际购买能力却不变。类似的措施也用来保护储蓄和银行存款。此外，解放军采取了恢复交通线的协调行动，以便保证货物的交换。另外还推行了一套新税制，涉及到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销售税和所得税等各个方面。通过这些措施，到1950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政府的预算趋于平衡。

土地革命和农业集体化 除了消除通货膨胀和恢复财政稳定的努力外，政府还发动了一场生气勃勃的农业革命，以图解决古老的地主所有制难题。 1950年6月，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号召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财产和农具，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农村人口被划分成五类：(1)地主：即那些占有大量地产、自己不劳动、靠高利贷和剥削他人生活的人；(2)富农：指那些拥有土地、但自己做农活、同时也雇佣雇工、放债并将部分土地出租给贫农的人；(3)中农：指那些自己有地，但自己耕种、不剥削他人的人；(4)贫农：指那些占有土地或农具极少、不得不靠卖地过活的人，或是那些不得不租用他人耕地的人；(5)雇农：指那些不占有土地、不得不靠做工或借贷过活的人。

理论上讲，政府允许地主在重新划分土地时拥有自己的一份田地，也规定富农自己耕种的那部分土地不在没收之列。但在实践中，各地方的『控诉大会』做出了许多不公正的和暴力的举动，这些控诉大会受头脑发热的党员干部和急于报仇的农民引导，对地主和富农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地主和富农在这些大会上遭受了可悲的损失，许多人在草草公审之后就立即被枪决了。在以往传统社会中充当统治精英和主干的士绅阶层，现在被摧毁了。

到1952年12月，土地革命完成了，约七亿亩(一亩合六分之一英亩)的土地分给了三亿农民。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华东和华南，人均土地面积是一亩；在华中是两到三亩；在华北是三亩；在东北是七亩。总的来说，土地革命牺牲了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而有利于贫雇农，中农所受的影响则最小。

一当土地革命在1952年12月完成，政府就发起了第二阶段的农村改革——1953年的集体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宗旨是提高产量、防止富裕农民重新冒头、争取更大程度的农业专业化，以及加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集体化分成几个层次，最低层次是『互助』组。互助组里的农民合并或出借农具，并在春耕和秋收季节合伙劳动。第二层次是初级合作社，合作社社员不仅合并农具和劳动，也合并土地，尽管理论上他们仍保留各自的土地所有权。第三层次是高级合作社，类似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所有社员集体拥有土地。到1956年年底，约96％的农户正式成为合作社社员。当1957年集体化运动完成时，全国总计有76万到80万合作社，每社平均含160户或600到700人。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推广。

工业发展 列宁宣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真正的基础，那就是大工业。』中共认识到工业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不遗余力地争取这个目标。到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不仅达到了战前的最高点，而且超过了1949年产量的77.5％。1951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到次年秋天，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东北行政区主席高岗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在1953年开始启动，但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缺乏统计知识、计划技术和方法，因此不断被拖延和修改。『一五』计划一直到1955年2月才最后启动，比规定开始的时间约晚两年，因此实际上只是一个两年半计划。该计划号召建设694个工业项目，其中的156个工厂将在苏联援助下修建。到五年规划期结束之时，工业产量预计要翻一番，农业合作社要加以推广，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将要完成，这样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在预算总支出中，58.2％投入工业建设，19.2％投入交通、邮政和电讯业，7.6％投入农业、林业和水利业，7.2％投入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

1956年的工业产量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超过了前一年的25％，同时资本投入也增加了60％。虽然增长步伐在1957年慢了下来，但根据『1952年的固定物价』，第一个五年计划仍超额完成了原有目标的17％。钢产量达530万吨，生铁产量达580万吨，电力产量达重90.3亿千瓦——各项产量均比原有指标增长了25％。1.22亿吨的煤产量超额完成了8％，而粮食产量则超过了指标11.6％。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激励政府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这个计划号召到1962年时工农业生产总体增长75％，国民收入增长50％。几个工农业生产的指针数据体现了计划者的信心：煤，1.9亿-2.1亿吨；钢，1,050万-1,200万吨，电力，400亿-430亿千瓦；原油500-600万吨；粮食，2.75亿吨；棉花，240万吨。

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彻底修改了高等教育制度，旨在短时期内培养出大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为鼓励技术教育，人文学科受到了抑制，许多所工科学院创办起来，而综合性大学则被削减。课程目录被修订，院校内的系科得到调整，目的是要让学生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到专业上。这样，掌握狭窄领域内的专业知识便优先于接受整体教育。根据一位美国著名科学家的研究，1960年时中国的二十五万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90％是在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培养出来的，而在1960年，中国工科毕业生数量大约是美国工科毕业生的75％。

『大跃进』和公社 第二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政府就急切投入了一场狂热的新运动，以图使业已过热的经济加速增长。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在今后三年内开展『大跃进』运动，号召在1958年钢铁增产19％，电力增产18％，煤增产17％。毛泽东提出要在十五年内(即1972年前)赶上或甚至超过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乐观主义的鼓动下，浮夸的计划者们在随后数月里不断提高生产指标，希望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长率。钢铁生产指标从1958年2月份的620万吨台高到5月份的800万到850万吨，8月份又上涨到1,070万吨。人们大胆地预计本年度的工业产量将总体增长33％。 为了达到这种奇迹般的发展记录，每个人都被鼓动参加工业生产；这样，每个人，不管其职业是甚么——政府官员、农民、学生、教授、工人等等——都成了无产阶级。到1958年秋，全国树起了约六十万座小高炉。

舆这场狂热的工业化运动相伴而行的是，政府通过建立人民公社迈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步伐。1958年春，河北、河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将农业生产合作社逐个合并；到这年7月，这场运动达到了『高潮』，『人民公社』一词正式出现。毛泽东和其它高级官员视察了河南和河北的一些早期样板，8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人民公社的诞生。到1958年11月，出现了26,0001个人民公社，容纳了98％的农业人口。每个农村公社平均含约三十个合作社，约五千户人家，也即25,000人。公社担负起对各村庄的行政管理职权，控制本地的工农业资源，征集税收，开办学校、银行、托儿所、公共食堂、老人院、公墓等等。公社占据一切私有财产如土地、房屋和牲畜。但是，家庭结构没有被摧毁，一家人继续一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只有那些孤寡鳏独人等才生活在公社住房中。公社的规模后来减小了，到六十年代初，全国有74,000个公社，每个公社分成若干个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以提高工农业产量。

与农村公社并存的还有城市公社，其中华北郑州的红旗公社是个样板。该公社在1958年8月建立，以郑州纺织机械厂为中心，包括了4,134户人家，含18,729人。集体生活开始之时，工人们搬迁到厂区，在厂区周围，公社开办了布店、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医院、学校，公园、银行、电影院。另外还有老人院、储蓄所和为公共食堂种植蔬菜、饲养猪禽的农场。由于80％的妇女上班工作，『家政服务站』和街道服务单位也就必不可少了。这些站点由老年人操办，他们做各类家务，如代交各种费用、缝补衣服、打扫屋子、照看孩子、看护病人等，收取很小一笔报酬。在组织上，郑州纺织机械厂厂长兼任公社社长，而厂党委则同时是公社党委，对公社进行严格控制。公社下设工业、农业、财会、计划、保卫、福利、卫生、文化等各部门。当然还有各生产团队，按军事编制组成，如团、营、排等，任务是提高工业、农业和其它各方面的产量。

在历史上，人们只进行过两次公社实验，而这两次实验都很快就不光彩地失败了。一次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从3月17日持续到5月28日，共七十三天；另一次是苏联革命初期的农村公社。1930年，史太林宣称，公社单位尽管是遥远未来的理想，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现状。毛泽东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些经验，但他似乎更多地受到了晚清维新分子康有为所著《大同书》的影响，这部书受古代典籍《礼记》中<礼运>篇的启发。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倡导建立一个乌托邦，那里将没有私家财产，没有私家产权，没有土地买卖，没有私家工业，没有私家商业；那里将有公共医院、公共护士、公共福利、公共教育、公共老人院和公共墓地。这种乌托邦的基本特征是冲垮家庭，将妇女从厨房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决非偶然的是，毛泽东称公社的特点是『大』和『公』，这恰恰就是<礼运>篇开头的基本概念。<礼运>的开篇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中国共产党欢呼：公社的推广是『东亚广阔地平在线初升的太阳』，而且满怀信心地夸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由于大跃进和公社的推广，政府在1958年年底自豪地宣布，这一年的工业产量超过了1957年的65％。机器制造增长了三倍；煤和铁翻了一番；石油增长了50％，电力增长了40％。即使这些数据难以避免有夸张的情况，但该年所取得的进步也是很可观的。然而，正如政府后来自己承认的那样，对数量的追求牺牲了质量要求。1958年生产的1,100万吨钢铁中，有300万吨在1959年8月被宣布不适合用于工业——小高炉根本取代不了大型钢铁厂那样的作用。在这些一步登天的乌托邦梦想中间，一种实用主义情绪开始抬头，强调计划中的现实性和技术操作中的专业性。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仅仅靠精神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

西方的研究一般都同意，五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巨大，但六十年代则不那么大。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人民币738亿元增长到了1959年的人民币1,234亿元，增长了70％，相比之下，1959年到1970年(人民币1,714亿元)间只增长了30％。如果把1952年到1970年看作一个时段的话，其间的年增长率为4％到4.5％，这是相当不错的了，但却并不惊人。

社会和心理控制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成分是，不断组织群众运动去实现党预先设定的特定目标。确实，群众运动的汹涌波涛加速了共产党中国日常生活的节奏，以往被说成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现在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的人都组织得更严密。实际上，每个中国人都隶属于某些群众组织；党和政府则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控制，推行国家政策。此外，党和政府垄断了通讯媒介，公安干警和党员干部无处不在，使社会变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封舱。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之下，没有所谓自由，除非它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群众组织实际上是规模庞大的半政府团体。在1953年，最重要的群众组织有：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有会员1,800万人；中华全国工会联合会，会员1,020万人；中华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会员7,600万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员329万人。此外，接纳9岁到14岁之间孩童的少先队拥有八百万队员，而接纳14岁到25岁年龄段成员的民主青年联盟则号称有1,200万人。政府通过这些庞大的组织教育人民，并组织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投入各项运动，如1951年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1966年，最大的群众运动也许是将千百万学生组织成红卫兵去捍卫毛泽东思想。

社会主义新人 共产党统治的新社会，鼓励培养新的作风，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要求人民不仅要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要相互督促思想和行动，出席各种政治集会，参加『学习』班和『批斗』会。社会主义新人要不讲面子，勇于做公开检讨，把国家放在家庭之上；还应自始至终地完全献身于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不是像在封建旧时代那样寻求个人发达或光宗耀祖。《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要求社会主义新人有『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尽管有人担心，这样一位社会主义新人可能太严肃太不自然——是一位可敬而不可爱的人——但只要发现新人仍然保持着一丝的人性，这种担心也就可以稍稍缓解了。

心理控制 与培养新作风联结在一起的是，中共发明了一套极具摧毁力但又很微妙的思想灌输手段，这种手段在新闻术语里称作『洗脑』。 这是一种以巴甫洛夫(P'avlov)理论为依据的心理压制过程。巴甫洛夫理论称，环境控制可以改变人的意志，重塑个人的性格。因此，洗脑不仅用来感化敌人、获取招供，也用来教育党员干部，改造知识分子，以便让他们继续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像革命后的俄国那样将他们完全清洗掉。

思想灌输过程通常持续几个月到一年不等，视受训目标的重要性而定，但无论怎样，受训总是安排在一个偏僻的受管制营地，在那里，个人与外界完全隔绝，被剥夺了一切安全感。受训者一到营地，就强烈地感受到，逃避是不可能的。他们被分成一些小组，每个组由一名积极分子带队。他们被指派去做重体力劳动，以便使他们筋疲力尽，这样他们的抗拒意志也就削弱了。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相互批判出身和履历。这个开始阶段约持续两个月，其间伙食和住宿条件很差。

下一阶段持续三、四个月，其间伙食和住宿条件有所改善，而体力消耗也有所减弱，但依然足够保证在一天劳动之后人很疲劳。这一阶段的学习班和小组会议增多了，这些会议强调个人的无足轻重、党组织的无所不能。马克思、列宁、史太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成了新的《圣经》。过去的生活被斥责为黑暗、腐朽和堕落，而共产党政府下的新生活则代表了解放和进步，为新的、有意义的生存提供了机会。阶级斗争和共产党必定取得最终胜利的思想被不断灌输给受训者。

在第二阶段结束之时，受训者十有八九会经历一场精神危机。经过这场思想斗争，他会得出结论，隐瞒和抗拒毫无意义，无论如何党将取胜。于是他寻求解放，抛弃自己的情感，全心全意地接受党和党代表的一切。这样，他就丢掉了包袱，获得了再生。他在共产党的术语和宣传中找到了新的含义，并急于去帮助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转变完全正确。巩固这种心态大约需要四个月。当受训结束时，四分之一的毕业学员将调派去开办新的学习班，而其余的人则深入社会组织和领导群众。事实上，整个社会就是一座控制大众的实验室。

通过群众组织、秘密警察、大众通讯媒介和思想灌输，政府成功地控制并改造了社会和人民，其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曾经是个人主义色彩很重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受节制的民族。

对外关系

虽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深深地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心底里却是怀着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熟知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里遭受的灾难。他们像其它持各种不同信仰的中国人一样，急切地想要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合法位置，争取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剥夺的大国地位，并力图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屡遭外来屈辱的一个世纪里，中华民族已丧失了自信和自尊。中共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西方列强采取了强硬的姿态，并清楚地表明它与在帝国主义炮艇面前卑躬屈膝的满清王朝和国民政府不同，不惧怕西方列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主要的力量来源，是与苏联的紧密联系。毛泽东在1949年毫不含糊地宣布他的『一边倒』政策：『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推出这一政策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共性，也有实际的考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需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和保护，以防止像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发生在西伯利亚的那种西方列强的干预。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掌权后不久，就前往苏联寻求一项友好同盟条约——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莫斯科－北京轴心』正式缔结于1950年2月14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大部分时间里对外政策的基石。史太林给予毛泽东一项军事同盟和三亿美元的贷款，并答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毛泽东在1952年赞扬这个轴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而刘少奇则这样热烈地歌颂中苏同盟：『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固有的情形不同，在我们之间没有尔虞我诈，也不存在一国对另一国的压迫和掠夺。』尽管苏联人自己也很窘迫，但他们仍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1953年，在中国的空军和海军中各有一千到两万五千名苏联顾问，在陆军中则有五千到一万苏联顾问；到1954年2月，中国的各种共矿企业中约有四十万苏联专家。当1954年赫鲁晓夫(Khmshchev)和布尔加宁(Bulganin)访问北京之时，他们同意援建一百五十六个生产企业。到1955年，莫斯科加封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副帅，正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部长会议上宣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是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更正确地说是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民主阵营，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平起平坐。』中苏相互表达的友谊和热诚反映在许多方面。苏联方面表示友谊的行动包括：1952年将东北『战利品』交还给中国，1953年将苏联对中东铁路的联合所有权还给中国，1955年宣布废除苏联将旅顺港用作海军基地的权利，并放弃苏联在新疆企业中的『联合股份』。1957年，苏联人做出了又一个慷慨表示，同意援助中国开发核技术；一年后又赠送给中国一个重水反应堆。北京方面则在1956年调停莫斯科与其东欧卫星国之间的纠纷，以帮助维持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这件事我们将在以后讨论。

北京与其它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反映出它急于争取对亚洲的领导权。在这一方面，历史上中国与其周边小国的关系，尤其是舆明清时期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和越南(安南)的关系，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僚。1950年，当他们自己刚刚建立起政府之时，就毫不犹豫地派出了一百万『志愿军』援助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们充当了北越的『老大哥』，而在北越对南越和美国人的战争中，他们向北越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对于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亚洲的非共产国家，北京试图通过强调和平共处原则使他们保持中立。和平共处原则是：(1)互相尊重领土主权；(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通过这五项原则，北京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国家与西方保持距离。在1955年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重申了和平共处原则，周恩来因此而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获公认为亚非国家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士。事实上，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使中国取得了亚非国家集团领袖的地位。作为一个弱者，中国找到了一条扭转自己的命运及迅速提高国家地位的可行途径，这样，北京便成了一些不发达国家的鼓舞和灵感。

从以上的概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的对外政策至少有五个基本动因：(1)民族主义和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3)内政考虑；(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5)[基于『传统空间-意识形态』世界秩序之上的『战略一政治』想象]。

初期紧张的征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十年，成果丰硕，但也不无压力和紧张。第一次的内部冲突出现在1953-1954年，其时，两位权势显赫的地方领袖对中央政府中的第二号和第三号领导人提出了挑战。中共的东北领导高岗 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 连手倡议采纳苏联的经济发展制度，党组干部与企业脱钩，在各级工业管理上实行『一长制』。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在指责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现行政策。周恩来抵制这个建议，提出要在工业管理上实行『集体领导』。挑战者要求刘、周两人及总书记邓小平下台，于是冲突达到了顶点。三位应战者靠北京市长彭真的帮助，指控两位挑战者搞反党活动及妄图建立『独立王国』，于是在1954年把两人赶出了中央委员会。高岗最后自杀身亡，饶漱石被囚禁，第一次权力斗争告终。

1956年，民众方面出现了对政府的第二次挑战。共产党长达七年的严密统治已经引发相当严重的不满和受压制情绪，最终在匈牙利叛乱之后爆发出来。如毛泽东描述的那样，『千万人上街反对人民政府』。 一方面为了给人民提供一个发泄怨气的机会，以免匈牙利式的叛乱在中国重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诱导出真正的批评，毛泽东精明地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许多知识分子天真地误认为这个口号意味着言论自由，于是就袒露出他们的心迹。由此引出的批评超过了政府的预期。毛泽东发现局势难以容忍、极为不利，于是迅速予以镇压。提意见的人被揪住不放，虽然他们为自己的卤莽后悔不已，但要收回说出去的话就太晚了。许多人被送往劳改队，或者被迫签署一份『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决心书』以改正立场。在这场反右运动刚结束时，政府于1957年在工农业人口中，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派军政干部从事体力劳动，为人民群众树立榜样，更多地强调思想意识的『红』而非『专』。

综合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的成就相当卓著。在对内方面，巩固了对国家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的经济增长。在对外方面，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打成了平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在日内瓦和万隆会议上扮演了大国的角色，调停了苏联和卫星国之间的纠纷。另外，核技术开发也已经起步。正是在这样一种欢快愉悦的心态之下，毛泽东推行起人民公社，希望把中国带到一个比苏联更高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并在迈向共产主义大门的竞赛中超过苏联。

然而，在这辉煌成就的表象之下，已经出现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内部分歧和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分离倾向。随着1959年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政府面临舆苏联关系恶化和高层领导人中间出现权力斗争的双重挑战。

◇第二十七章 中苏分裂

『莫斯科——北京轴心』这个象征着牢固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阵线，到五十年代末迅速地恶化了。曾被称为『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一种关系，竟这么快就变质成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激烈的边界冲突，打破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神话，并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这真是一个谜。历史学家对如何解释这一复杂的事态进展兴趣盎然。

冲突的历史根源

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之时起，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接触就既不愉快也不满意。他依靠在农村发动农民来开展革命，这被看作是非正统的革命手段。莫斯科容忍他在革命运动中的合法地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暴动都失败了。史太林始终不认为毛泽东的方法适合中国革命。史太林继续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在苏联留过学的中国人，责成他们领导中国共产党，而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即使到1936年长征结束、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之后，史太林仍然不愿意承认他的领导地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38年。即使在1938年到1945年间，史太林还继续把王明看作是可能取代毛泽东的候补性领导人。

毛泽东虽然尊重史太林是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但他亲眼目睹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愚蠢政策。因此，他不信任莫斯科的判断，不承认史太林『为中国革命制定政治和军事策略的权威』。 1962年，毛泽东在回忆过去三十年的事情时宣称：『理解中国客观现实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共产国际中那些关心中国问题的同志。共产国际的那些同志一点不理解，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去理解中国的社会、国情和中国的革命。』 只有一个知道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人，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奋斗，取得成功，并不是靠史太林的支援。毛泽东与史太林的关系很不和睦；事实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暗地里的相互不信任和相互厌恶。史太林认为毛泽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限，缺乏国际眼光，局限于自己的革命经验。 赫鲁晓夫回忆说，『史太林一直对毛泽东有批评』，把他称作『仿造的马克思主义者』。 其它一些苏联的说法称中共是『卷心菜型共产党』和『萝卜型共产党』，意思是红皮白心，以此来贬低中国共产党，破坏毛泽东的威信。早在1936年，毛泽东便告诉斯诺：『我们努力解放中国肯定不是为了把本国交给莫斯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期待最终避免完全依附于苏联。1945年1月，他们秘密提出建议，希望『以中国重要政党之领导人』的身分访问华盛顿，与罗斯福会晤。他们希望让罗斯福相信，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他们期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按铁托(Tito)的模式接受美国的援助，获取美国承认中共为主要政党而非非法政党，及中共具有交战者地位，从而参加战后中国的安排和联合国的组建。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如果蒋中正拒绝联合政府，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有多少。

毛泽东的请求在赫尔利大使那里耽搁了一段时间才递交给罗斯福，赫尔利在呈递建议时评论说，与延安的军事合作将构成『承认中共为交战者』，并将导致『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混乱和内战，使美国对华政策失败』。 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1月14日收到了这份报告，其时他正埋头于筹备雅尔塔会议和因盟军即将获胜所产生的问题，包括战后对德国的处置、战犯问题，苏联要求在联合国中取得十六个席位问题和波兰边界问题。另外，在召回史迪威刚过去五个月之时，他不想在与蒋中正的关系中再添波澜。于是，罗斯福总统不接受毛泽束的请求。

虽然访问华盛顿的指望落空，毛泽东继续与驻延安迪克西使团的政治官员谢伟思讨论美国援助的需要。毛泽东在1945年3月13日指出：

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经济发展。它自己缺乏开展这项任务所需的资金……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相互补充：它们不会竞争。

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以供应它自己的市场，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美国不仅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合适的国家：它也是唯一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的国家。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和美国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任何冲突。

把美国称作援助中国战后经济发展的『最合适』和『唯一的国家』，强调了毛泽东不想只依靠苏联援助的愿望。美国人对他的暗示毫无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苏联军队突入东北，将价值20亿美元的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掠走，并没收了30亿美元的金条和8.5亿元伪满币。 尽管苏军交给了中共军队大量日军武器，但他们却不让中共控制东北，实际上他们有时还与中共军队发生摩擦。 毛泽东对苏联与蒋中正签订的友好条约很不高兴，这项条约大大贬低了他的地位。史太林还建议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这也令毛泽东不快。1962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抱怨：

(中苏争执的)根子早就埋下了。他们(苏共)不让中国搞(共产主义)革命。那是在1945年，史太林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说我们不应该打内战，必须要同蒋介石合作。不然中华民国就要垮台。那时我们没有听他的，结果革命胜利了。

即使在1949年毛泽东完成了对大陆的征服之时，史太林还策划让新疆宣布独立，就像1921年外蒙独立那样，他保证将在外交上承认新疆独立，并将随后使它作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由于新疆国民政府军司令 不予合作，这个计划失败了。新疆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侥幸逃脱了外蒙古的命运。

1949年12月，中共胜利后不久，毛泽东前往莫斯科祝贺史太林的七十周岁寿辰，并寻求获得援助和同盟。史太林有好几天对毛泽东不予理睬，直到毛泽束威胁要回国。 只有在这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才同意谈判，但随后进行的谈判却是一场持久和艰苦的拼搏。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议，表面上代表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坚固『莫斯科——北京轴心』之形成；但实际上，这个同盟更主要是一个事实上的需要，而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体现。 与他期望的相比，毛泽东得到的太少，而付出的却太多。毛泽东获得了一项同盟以及五年内区区三亿美元的贷款，而他付出的却是被迫承认外蒙独立、中苏联合开发新疆矿产资源、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即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加在一起)、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港。史太林的所作所为像个『新沙皇』，就连赫鲁晓夫也觉得他的行动『不明智』、『侮辱了中国人』。 苏联人直到1952年才归还了东北『战利品』，1953年才归还东北铁路，1955年归还旅顺、大连港和在新疆企业中的『联合股份』。毛泽东对史太林要求获得在华特殊利益行为的愤恨，清楚地反映他在1962年9月28日八届十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中：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史太林还害怕中国会成为南斯拉夫，我会成为又一个铁托。后来，1949年12月我到莫斯科去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这里面也展开了一场斗争。史太林不想签，但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他最后同意了。史太林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我们的呢?那是在1950年冬天，我们国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史太林到那时才相信我们不是南斯拉夫，不是铁托。

取得史太林『信任』的代价是高昂的：中国派遣了一百万『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为购买这次冒险所需的苏联装备和物资支付了13.5亿美元，而毛泽东还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

在中苏同盟的初期阶段，意识形态争论的种子就已埋下了。苏联人明确反对中国人把毛泽东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宝库的创造性贡献者，也反对把『毛泽东道路』说成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样板。1949年11月23日，亚澳国家工会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宣称：

中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应遵循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道路。它将是其它许多情况相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

中国特别坚持『毛泽东道路』的两个特点：(1)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2)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

195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宣称：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中尤其是中国革命中的新发展。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论不仅仅对中国和亚洲具有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有普遍意义。它的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宝库的一个新贡献……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革命经典是十月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革命经典则是中国革命。

随后，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赞扬毛泽东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并盛赞毛泽东成功的革命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在到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新的总结』。一本中国的杂志骄傲地预言，『中国的今天就是越南、缅甸、锡兰、印度和其它许多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明天。』苏联的宣传家们不同意毛泽东宣称他在理论上具有创造性、他的『道路』适合于亚洲其它地区的说法；他们告诫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连同史太林关于民族及殖民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观念得到了运用的必然结果。

在1951年11月12日的莫斯科科学大会上，首席发言人茹科夫(Ye Zhukov)警告说：『如果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亚洲其它国家人民民主革命的某种『样板』，将是十分危险的。』就苏联论者而言，并无『毛泽东道路』或『毛泽东思想』；亚洲各国人民应遵循的唯一道路，是马克思、列宁和史太林指出的道路。苏联人想方设法限制毛泽东的重要性和贡献，也努力诋毁毛泽东在亚洲和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权威。但是，在莫斯科科学大会之后，关于『毛泽东道路』的争论逐渐平息了，很显然是由于相互达成了协议。

如果说毛泽东与史太林的关系是很苦涩的话，那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则是辛辣的。史太林至少因为本身的老资格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而赢得某种尊敬，但赫鲁晓夫则完全不具备这两种特征。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54年和1958年两次试图与赫鲁晓夫讨论外蒙古的地位，但却无法得到任何反应。关于中苏边界问题，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的地图『太让人恼火了，我们气得把它仍到了一边。』 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评价说，中国和苏联的力量加起来要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大，赫鲁晓夫听后就教训他说：

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到今天已过时了。你不能再根据谁的人数最多来估算力量的大小。放在过去用拳头和刺刀来解决争端的时候，谁的一边人多、刺刀多还有意义……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军队数量的多少实际上对决定实力大小和战争结果没有任何意义。一方的部队越多，被原子弹炸成灰的也越多。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个胆小鬼。

1959年又出现了不愉快的事件，其时，赫鲁晓夫来中国请求获准在中国领土上开设一座无线电台，以便与苏联的潜水艇保持联络；他还要求获准让他的军舰在中国加油、维修，让苏军水兵上岸休假。毛泽东愤怒地拒绝这个请求，宣称：『最后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也不想再听到任何这类的事情。』当赫鲁晓夫还坚持时，毛泽东宣布：『不行!……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里来。我们已经把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赶出了我国的领土好多年了，现在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他们自己的目的使用我们的领土了。』赫鲁晓夫述说他失去了耐心，并回忆说，早在1954年他就预见到了与中国的冲突在所难免』。

以上的概述表明，毛泽东在三十年里一直与苏联领导人相处不愉快。他最初被史太林排挤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层，而后又受到了史太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无礼的对待。个人的受伤害感和不满情绪只会对国家关系造成有害的后果。

意识形态争论

从外表上来看，中苏分裂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批判史太林和抨击『个人崇拜』。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无所敬意，而且他自己也实行着『个人崇拜』，因此他不赞成苏联的事态发展。然而，他表面上还是与莫斯科合作，按苏联的样板将中共中央委员会改组成『集体领导』。『莫斯科——北京轴心』携手合作的表象保持了下来，但毛泽东确信，是他而不是赫鲁晓夫代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舵人，中国的经验为亚洲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革命的样板。他含沙射影地将苏联的道路贬低为一种欧洲模式，否认它具有世界普遍性。

毛泽东决心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领袖，并使北京成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新的中心。俄共在史太林死后未能产生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卓越领导人，这种情形有利于他的计划，而紧随『非史太林主义运动』在东欧卫星国出现的动荡不安，则为实施这一计划提供了大好时机。继1956年匈牙利叛乱之后，波兰人要求获得『人民民主』走『不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调停者，并派热情洋溢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出使东欧执行缓和使命。周恩来强调，在资本主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苏联领导下团结一致，以及强调承认各卫星国的情况不同有重大意义。毛泽东的动作虽然只是个权宜之策，却制止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瓦解之势，并维护了苏联在集团中的首席地位。北京第一次在亚洲以外发挥了影响，发出了一种不同于莫斯科的声音。受这一成就的鼓励，毛泽东在1957年对铁托的修正主义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批判，使自己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原则的捍卫者。到1958年，毛泽东已经使北京成为莫斯科之外的另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固结构松动了，苏联的领导地位也被打破了。

毛泽东的崛起和共产党中国对苏联霸权的挑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世界能不能容忍两种声音和两个中心?不管这个问题如何解答，它无疑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有关全球战略和世界革命方式问题上尤其如此。当1957年8月和10月苏联成功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时，毛泽东兴高采烈地宣布『东风压倒西风』。他认为形势非常有利于推进国际社会主义的事业，但赫鲁晓夫却犹豫不决。1958年，在金门——马祖危机中，苏联人没有支持北京攻占这些沿海岛屿的努力。对中苏关系损害最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干涉中国的内政；1959年，他鼓动访苏的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并在同年6月彭德怀回国一个星期之后单方面取消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意圆削弱毛泽东的地位。 1957年的协定规定，莫斯科向中国提供一枚原子弹样品、科学数据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在1958年赠送了一个重水反应堆之后，赫鲁晓夫后悔起自己的承诺。原子弹样品再也没有送来，而且，在1959年，科技情报的输送也受到了限制，苏联技术人员撤离了中国，带走了已完成一半的工程蓝图。毛泽东被深深激怒了，他指责赫鲁晓夫屈服于美国的宣传、搞『修正主义』、在战争性质和世界革命总战略上持异端观点。他以暗示方式，表示怀疑赫鲁晓夫是否适合于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争论的烈度加强了。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根据北京的观点，战争将推进而非阻挠共产主义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苏维埃俄国的出现成为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共产党中国的建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共产党夺取美国的政权，从而埋葬资本主义世界。

北京宣称战争并不可怕；虽然核武器的灾难可能会消灭三亿中国人，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遭遇将更坏。据说，周恩来声称，下一场战争之后，将剩下『两千万美国人、五百万英国人、五千万俄国人和三亿中国人』。 这种大胆的立场也许旨在消除对战争的恐惧，防止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烽火熄灭。

赫鲁晓夫批驳中国人的观点，并争辩说，战争的破坏性太大，应设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彻底毁坏地球，使共产主义的胜利成为毫无意义之事。相反，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具有优越的制度，它将能够通过和平竞赛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取得辉煌胜利。在北京看来，这些观点是离经叛道的。1960年4月，中国人猛烈地批判赫鲁晓夫『割裂、背叛、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行为必将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灾难。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像史太林，只记得自己的利益，编造一些脱离现代世界客观现实的理论』。 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争论促使了1960年l1月在莫斯科召开一次由八十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参加的大会，试图来裁决中苏争论。

中国代表团奚落和平共处的观念是个幻想，主张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和民族独立运动，贬低和平取胜的机会。苏联人反驳说，全球战争的危险太大，由于共产主义集团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因此就要谨慎行事。此外，经济竞赛将是决定性的因素，时机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 会议在1960年12月6日发表了最后公报，宣告拥护苏联关于和平共处的观点，另外为安抚中国人作了一些小的改动。北京很不情愿地在公报上签了字，以维护集团的团结，但在这表象之下，分歧依然存在。尽管苏联人在会上取得了胜利，但很明显，北京已能够对莫斯科提出挑战而无被逐出集团之虞。苏联的霸权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下面一些事件是使中苏关系进一步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莫斯科的单方面行动；莫斯科未经与中国人磋商即接受禁止核子试验条约；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拒绝支持中国。 到1964年，中苏之间的敌意已变得非常强烈，其时中国的核武器眼看就要研制成功，赫鲁晓夫竟考虑要摧毁中国的原子弹基地。其它一些苏联领导人被这个计划吓呆了，他们立即通报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威胁要入侵外蒙古，以表明苏联连它的亚洲卫星国都保护不了。冲突在最后时刻避免了。1964年10月15日，比较务实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柯西金(Alexei Kosygin)在中央委员会中成功地征集到足够的支持者，解除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一天以后，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在新疆爆炸——这是苏方人员撤走后中国科学家们独立取得的功绩。

尽管中苏关系暂时改善了，但很快就表明，新的苏联领导层并没有对赫鲁晓夫确定的方针改弦更张。北京重新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裂缝扩大了。全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中有几个表示同情北京的强硬立场，而其它政党则分成了亲华派和亲苏派。苏联不断尝试把中国人驱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均没有成功。

领土争端

对中苏边界4,150英里的领土争端、沙皇俄国及史太林施加给中国人的严重伤害意识，与意识形态争论和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问题纠缠在一起。毛泽东立意要夺回所有丧失的领土和权利。

中国人对丧失领土的怨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俄罗斯签订的最初两项条约，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虽然一般都被认为是公平的条约，但中国仍因此分别丢失了93,000平方英里和40,000平方英里的领土。其余那些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毫无疑问是不公平的：1858年的《瑗珲条约》将黑龙江流域重8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块地方成了阿穆尔省；1860年的《北京条约》确认了《瑗珲条约》，另外还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的133,000平方英里领土，它成了俄国的滨海省；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割去了15,000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在1912年民元革命时期，俄国煽动蒙古独立运动，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将它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由俄国保护的国家。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中国在1919年重新获得了对外蒙的控制，但苏军在l921年7月入侵蒙古，恢复了它的『独立』，同时吞并了唐努图瓦。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苏联的第一个卫星国，以库伦为首都。现被称作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随后，根据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议，以后又经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确认，苏联重新获得了1905年俄国战败后割让给日本的沙皇在东北的一切特权和特殊利益。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史太林还从毛泽东那里强行索取了许多屈辱性的让步。

与中国所有的爱国者一样，毛泽东一直想纠正中国在以往遭受的伤害。早在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直接的任务是取回我们所有的失地』，包括外蒙，它应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

1963年3月8日，北京开列出一份失地的清单，包括西伯利亚南部、滨海省和俄国中亚地区的至少500,000万平方公里领土。北京要求苏联书面承认，目前的中苏边界是诸多『不平等』条约因而也是『不合法』条约的产物。莫斯科否认与任何邻国存在领土问题，拒绝承认与中国旧有条约的不合法性。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说：『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之后，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它地区才变成了苏联的领土。这笔帐我们还没清算呢。』 莫斯科谴责毛泽东的声明，称它令人想起了希特拉寻求『生存空间』的说法。赫鲁晓夫公开驳斥说，如果说沙皇俄国是扩张主义者的话，中华帝国也彼此彼此；这两个国家都从别人那里抢夺了土地，它们的行为应相互抵销。因此，1964年2月25日在北京开始的边界谈判毫无成效，在同年10月15日就破裂了。在这之后，边境冲突的频率越来越高，烈度也越来越大。到1968年11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领导决定对领土纠纷采取强硬态度，大规模冲突显得不可避免了。

据中国方面声称，从1964年谈判破裂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界4,189次。边境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进而在1969年3月2日和3月14-15日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冲突。中国和苏联都声称珍宝岛是自己的领土，这个岛屿位于东经133"51'、北纬46"51'，大约有一英里长、三分之一英里宽。中国人坚持称，这个岛屿在历史上曾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在晚夏季节低水位期间，中国人徒步涉水就能到达该岛，而且中国的渔民一直用它来晒渔网。苏联人则争辩说，他们从1922年起就在这个岛上设立了一个哨所，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于1950年撤销了这个哨所；此外，中国人定期申请借用珍宝岛的事实，就可证明苏联拥有这个岛屿。

3月1-2日夜间，约三百名伪装的中国战士抵达珍宝岛，在一片灌木地带开挖散兵坑，准备打伏击。翌日上午约十一点钟，看上去没带武器的中国人列队走向俄国人；当他们走到敌方面前二十英尺远时，第一排人迅速闪到旁边，第二排人便开枪射击，打死了七名俄国人，包括他们的长官。其它一些中国战士从隐蔽处冲出，一举解决了这支苏军队伍，俘虏了十九名士兵和大批苏军装备。俄国增援部队最后抵达该岛，逐走了中国人。双方都宣称取得了胜利，同时指控对方进行了侵犯。

3月14-15日的第二次冲突是俄国人发起的报复行动，投入了坦克和许多士兵。战斗从上午十点打响，持续了九个小时，造成了六十名俄国人和八百名中国人伤亡。 双方都竭力渲染冲突事件，举办展览会揭露对方的残忍，组织庞大的示威游行以鼓动民族情绪和战争恐怖。随后在黑龙江八岔岛和新疆边境在线发生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急迫感。

战争危机

1968年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宣称，如果其它共产主义国家被认为背弃社会主义事业，苏联有权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中苏边界冲突紧随着这些事态爆发，冲突引发了苏联进攻中国的不祥前景。事实上，莫斯科的一些较为大胆的军政首脑认真地建议，对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基地实施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并试探拉上美国一起干或至少让美国默许的可能性。先是苏联驻东京和坎培拉(Canberra)使馆的武官，后来又是更高级别的官员，向美国提出了联合打击中国的建议。但尼克逊(Nixon)总统下令对此作『激烈的、愤慨的反对』。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席完胡志明的丧礼乘飞机回国，在飞抵伊尔库茨克附近上空时，接到指令返回北京，在那里，他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他们达成了以下谅解：应该在不使用武力的条件下签订一项协议，维持边境现状，防止军事冲突和摩擦，在有争议地区隔离军队，通过谈判解决所有边界问题，互不侵犯。在这次会晤后，边界纠纷平息了，并且于1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复了高层谈判。然而，在1970年7月，苏联再次向美国建议，应达成共同协议，以对付中国或其它任何核国家的任何『挑衅行动』。这项建议不仅涉及到中国，还牵涉到北约同盟内的核国家，因此遭到了华府的拒绝。

在北京重新开始的边界谈判中，中国人并不要求全部归还割让给俄国的所有领土；但是，他们坚持要以旧的条约作为谈判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另外坚持要苏联承认，沙俄的旧有条约是不平等和不合法的。中国人要求，超出沙俄旧条约之外苏联得到的所有领土应无条件还给中国，包括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七百个岛屿中的六百个，总计约400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另外还有在新疆帕米尔山区的12,000平方英里土地。为论证这些要求，北京援用了国际法中的『主航道』原则，即按照界河『主航道』的中心线划分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属于这种情况，据此，中国将拥有这六百个岛屿，包括珍宝岛和八岔岛。至于帕米尔段边界，中国人宣称，它是由俄国军队破坏1884年边界议定书而非法占领的。

苏联代表主张，由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那些条约并非『不平等』，从法律和历史来说，中俄边界业已确定。虽然苏联人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改变边界，但愿意为了表示他们的善意，在一些特殊的边境地区，也即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疆和海参崴地区，做一些小的修正。至于帕米尔段边界和黑龙江、乌苏里江，苏联人则否认在帕米尔有任何非法占领的情况，同时还反对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按『主航道』原则划界，坚持那六百个岛屿属于苏联。谈判中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可接受的妥协。

显然，双方都在利用谈判来拖延时间，以达成其它目标。到1973年年中，苏联已将他们在中苏边境的兵力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人，而且配备有导弹和核武器，另外还在太平洋驻扎了至少150艘军舰。他们还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周围部署了约一百枚被称为『加洛什』(ABM)系统的反弹道导弹，以获取对中国的第一次打击优势。 与此同时，他们努力寻求与西欧尤其是西德达成谅解，以求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也调集至少一百万人增援边境地区，并作出了巨大的外交政策转变，以求与美国、日本达成谅解,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圈，防止美苏可能勾结起来。避免两线战争是毛泽东的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中国在最坏的可能性上看，在各大城市修建庞大的防空洞网络，配备有水、食物和医疗设备。坐落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设施悄悄地搬迁到了西藏腹地某些不知名的场所，而旧的基地则伪装成很逼真的原子弹设施。中国的短程导弹被部署来打击海参崴、伊尔库茨克和其它靠近边境的苏联城市，射程在1,200到2,300英里之间的中程导弹则用来打击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的目标。到1973年，射程达3,500英里、能够打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中程导弹投入了生产，1980年，中国又掌握了6,000英里射程的洲际导弹。 中国迅速发展了第二次打击能力。从军事上来说，苏联不受惩罚地发动核袭击的时机早巳过去了，而从外交上来说，国际社会也不会容忍这样一种核打击。据报道，尼克逊在1972年5月访问莫斯科时，『以最坦率的措辞』警告勃列日涅夫，苏联进攻中国将威胁世界和平，并将被看作是触犯美国的国家利益。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质问，美国是否有资格充当共产国家间事务的仲裁人。然而，苏联盼望获得美国的小麦、技术和谅解，这大体上阻止了莫斯科对美国的警告置若罔闻。一些强大的欧洲共产党，如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也强烈反对苏联进攻中国。此后，勃列日涅夫设想了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试图通过加强苏联与印度、日本、北朝鲜和印度支那国家的联系来包围中国。但除了对印度和越南之外，这个计划没有产生甚么效果。

说到底，中国人正埋头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发展、领导问题和『接班』等事务，它不想开战。苏联人也对中国问题头疼不已，不知道究竟怎么办。克里姆林宫似乎在恐吓与和解之间来回摇摆；1973年6月中旬，苏联提议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协定，遭北京拒绝。 随后，在1974年11月初，中国人出乎意料地建议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提议根据1969年9月柯西金与周恩来之间的谅解，使有争议边界地区的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但勃列日涅夫又对此嗤之以鼻。中苏关系的状态反映在1980年中国拒绝续订三十年前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战争危险虽然降低了，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延续了下去，这只能让三角关系中的另一个主角美国占便宜。真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苏关系受到以下三个障碍的影响：(1)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2)苏联入侵阿富汗，(3)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中国坚持，两国关系正常化应以消除这三个障碍为前提。在1987年苏联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典上，共产国家中只有中国未派正式的政党代表团出席。不过，中国密切关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S．Gorbachev)的『公开化』和『政治改组』政策的进展，因为中苏两国都在作同样的努力以振兴国内经济。戈尔巴乔夫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作头等大事。1987年11月，他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晤，但邓谢绝了这个提议，因为苏联还没有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然而，在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出军队之后，两国关系中的升温趋势清晰可见。1988年5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一项文化交流协议，据此，波尔索芭蕾舞团将赴北京作访问演出，列宁格勒的修道博物馆将与北京的故宫博物馆进行交流展出。1988年下半年，所有迹象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将在1989年5月与邓小平作最高层次会晤，两国之间也将随即恢复正常关系。

◇第二十八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分裂加剧了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一批比毛泽东更加务实的老党员开始怀疑『领袖』制定的方针。他们觉得这些方针太冒进、太不稳当，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最初结果感到失望，对毛泽东处理与苏联分歧的方式也颇为不满；他们认为，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学发展非常重要。他们对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发展的过快步伐、在技术和军备领域强调『红』轻视『专』的做法，以及不断发动消耗国民精力的群众运动等事情产生怀疑。这些领导人长期以来协助毛泽东工作，实际控制着党和政府的日常运作，因此他们认为自己身在其位，比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更准确地了解国家的需要。他们忧心忡忡地觉得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过于浪漫、过于仓促，决心要巧妙地阻止、规避或放慢他的政策之实施。这两条路线的冲突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动荡_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些领导人之所以执意要改变毛泽东的方针，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过去几年里权力大增，尤其是在1956年中共改组以后。这次改组设立了四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位、一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一个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主席不再兼任书记处首脑，书记处现由党的总书记负责。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权力的核心，它由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四个副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组成_代表着六个人的集体领导。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但刘少奇成了第一副主席并代行主席职权，邓小平则被任命为总书记。通过这次改组，毛泽东退居『二线』，而将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了『一线』，大力提高他们的威信和地位。正如毛泽东在十年后(1966年)回顾时说，他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在我去见马克思时，国家可以避免大的混乱』。

有了新提升的职位，刘少奇和邓小平感到有足够的信心对重大的政策事务大胆发表意见。他们赞成采取较为温和的行动方针，以求营造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使工业发展优先于农业集体化。而毛泽东却继续推进群众运动，加快搞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速度。到1958年，中央委员会已被刘邓牢牢控制了，它很快发现人民公社的想法『不妥』。1958年12月10日的六中全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是修改公社制度，另一项是『接受』毛泽东不再担任新一届国家主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的请求。毛泽东提出这项请求的理由是他要摆脱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用更多的时间来钻研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著作。有关人士千方百计地传达这样的印象，即毛泽东是主动作出这个决定的，但实际情况是刘少奇不动声色地『把他挤出了』国家主席职位。1966年10月，毛泽东本人评价这个事件说：『我对那个决定非常不满，但我无能为力』。 他进一步抱怨说，他被当成『死人一样供了起来』。

1959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尤其值得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后果令人非常沮丧。土法上马造成了巨大的原料浪费和高昂的生产代价，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却质量低劣。小高炉炼出的钢材不能符合工业的要求，许多简易的高炉还在暴风雨中坍塌。由于水利设施不健全、土壤施肥不当，农业生产也严重受损。为了赶上高额生产指标，机器超负荷运转，又缺乏适当的保养，这造成了生产工具的迅速老化和损坏，而拼命招收不熟练工人也引发了管理上的麻烦。 人民公社造成了农业的减产而非增产。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两亿吨下降到1959年的1.65亿吨，再下降到1960年的1.6亿吨。如果农业生产总指数以1957年为100的话，1958年为108，1959年跌到86，1960年又跌到83。工业生产指数相比之下好一些：假设1957年为100，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6，1960年为161-163，1961年为107-110。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整体情况令人失望，从1958年的950亿美元一路下降到1959年的920亿美元，1960年的890亿美元、1961年的720亿美元。 总而言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初几年的结果是相当不让人满意的，人民中存在着巨大的不满情绪。

务实派人士越来越对毛泽东的政策不满。他们觉得，毛泽东是在用完全与时代不合拍的游击战思想来管理国家，作为一个大国的最高治理者与他原先作为革命家的成功角色相比，相差太远。开始有人巧妙地暗示他的才能有局限性。确实，『三面红旗』_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_已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这促使务实派人士内心中对毛泽东路线的疑问与日俱增。他们大胆提出要改弦更张，哪怕冒触犯领袖的风险。

彭德怀的下台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庐山会议，党内第五号人物、主要的经济设计师陈云在会上主张采取几项重大的变革，包括从人民公社退回到合作社，制定更切实的经济发展规划，与苏联进行有限合作，更多地强调『又红又专』。陈云的发言也许事先得到了刘少奇的首肯，而这无疑令毛泽东一派的人不快。

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了更直率批评。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老战友，一名杰出的军人，他刚刚对东欧作了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回国，其间他在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会晤了赫鲁晓夫。两人讨论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彭德怀为劝说赫鲁晓夫不要收回对中国提供核援助的诺言，轻率地透露了中国的混乱状况和大跃进的缺点。赫鲁晓夫鼓动他反对毛泽东。在彭德怀回国一个星期之后，苏联宣布终止两年前与中国签订的核技术协议，也许是希望以此来加强彭德怀对抗毛泽东的地位。在庐山会议上，这位卤莽的国防部长散发了一份『意见书』，批评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草率、过分』，指出混乱的原因是推行人民公社，而『小高炉』又浪费了20亿元人民币。他尖锐地批评：

我们被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迷惑了，一些左倾思想台头，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按一些同志的观点，政治挂帅就能替代一切……但政治挂帅不能替代经济规律，更不能替代经济手段。

他把大跃进比作『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称它是空想主义的『头脑发热』_这肯定讽刺了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彭德怀抨击十五年超过英国工业产量的想法，斥责中国的经济『大错特错』。他批评党控制军队，呼吁建立一支拥有最新装备的现代化职业军队。由此，他主张与苏联保持更密切的关系以便获得新式武器的供应，他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观念提出质疑，也激烈批评不断让军人参加政治活动而分散其精力的做法。彭德怀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他并未鼓动拉毛泽东下台，只是主张修改他的政策。

陈云认为这样批评毛泽东会产生反作用；影响他的更有效方式应该是，把他的政策所造成错误的事实和数据摆到他面前，让他自己做决断。这样毛泽东就不会感到受人挑战，也许就会自行终止或缓和大跃进的进程。

不出所料，彭德怀的批评之激烈震惊了毛泽东，他称之为『大有炸平半个庐山之刘。彭德怀一向以性格急躁著称，因此，如果他不是刚刚同讨厌的赫鲁晓夫会晤过的话，他空前尖锐的批评或许能被容纳。但是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勾结却是不可饶恕的，而且很自然地使他成了一个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要求建设现代化装备的职业军队，这种主张将必然导致更多地依赖苏联的援助，并使中国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军事上去，这就需要重新调整政策重点的主次缓急。毛泽东后来指责赫鲁晓夫参与了『反对兄弟党的幕后分裂活动』，还抨击彭德怀『卖国』、『在外国唆使下散布不和』，这表明，毛泽东对彭德怀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暧昧』关系极其恼火。 彭德怀显然指望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但这两人都不给他撑腰，于是他失败了。

毛泽东对待彭德怀气急败坏，但对其他人则持调和姿态。他主动道歉，承认不恰当地倡导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人都有缺点。就连孔夫子也犯过错，马克思也有错。他认为在他有生之年欧洲会发生革命。我看过列宁的手稿，上面到处有改动。他也犯过错误。』毛泽东是个炉火纯青的策略家，他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自责对经济灾难负有责任：『我自己专注搞革命，对摘建设不在行，我不懂工业规划。所以不要写我领导有方，因为我还从来没有管理过这些事情。但是，同志们，我应该对1958年和1959年负主要责任。要骂就骂我吧。』 他言下之意是，他的错误是指导有误；其它人的责任是跟他犯更多错误。然后，毛泽东话锋一转，声称中共是集体领导，责任必须分摊。

毛泽东坚持，挫折是暂时的_『十年后再回头看一看，我们是对还是错』。 他用一种不可抗拒的气势警告说，要是他得不到支持，他就到农村去，再发动一支农民武装推翻政府。『但是，我想你们是会跟我走的。』事情到了逭一步，政治局委员都表示拥护他，毛泽东胜利地结束了庐山会议。重959年9月17日，彭德怀元帅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并由林彪接替。 毛泽东宣布大跃进的高速步伐跨完了，『不再允许搞浮夸风』。他至少暂时默认了温和政策。

紧缩和松绑

庐山会议后的三年中，出现了农业歉收、气候恶劣、工农业减产和苏联撤走专家等不幸事件，这种情形使中国不得不采取了巩固和务实的方针。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失调。1961年春，刘少奇考察了湖南。虽然毕生的斗争经验已经使他性格变得非常坚强，但他还是被人民的赤贫状态深深打动了。到处是疲倦、辛酸和冷漠的景象。刘少奇私下评论说：『这些问题不是由天灾害引起的。它们是人为造成的。』意思是毛泽东造成的。

务实派领导人于是决定开展一项支持农业的紧急计划，并执行一项松绑政策以调动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1月通过了『三自一包』的国内方针，以求消除毛泽东『三面红旗』运动的后果。『三自』包括允许农民耕种自留地、自办私人小作坊、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一包』是农民承包政府规定的农业生产指标，要求保证完成。在对外事务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三和一少』政策：『三和』是指缓和与『帝国主义、反革命和修正主义』的冲突，『一少』是指减少对国外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

毛泽东警觉到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新官僚阶级擅头和与苏联修正主义妥协的前景。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他毕生所做的动员群众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党将会失去群众基础，国家将再次沦落到要依赖苏联。

毛泽东对党员干部不愿进行继续革命的倾向感到忧虑。他觉察到他们中存在着追求安逸、寻求物质刺激和工资待遇的倾向，这无疑将导致党越来越官僚化，并促使个人主义抬头_与之相应，革命热情将会丧失，一个类似于苏共『官僚集团』的新官僚阶级将会产生。这些官僚将努力维护现状，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损害集体经济，培养出脱离群众的精英主义。毛泽东发觉这些倾向极其可怕。中国绝对不能仿效苏联模式，赫鲁晓夫的那套使政府『自由化』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思想极其有害，它们的影响必须予以消除。

毛泽东同样担忧，年轻人中缺乏革命鞭策，教育制度不健全。文艺界中也存在危险的讯号：党员知识分子不创造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许多人似乎退回到了旧的文化传统。1962年11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山东发起了『孔子讨论会』，纪念这位哲人逝世2,440周年。在毛泽东派看来，这次活动是处心积虑地宣扬旧的『仁心』仁政观念，破坏『毛泽东加强政治斗争的成果』。

为了扭转这些状况，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搞阶级斗争。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向群众学习。他们受鼓励去创造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真实面貌的作品。但许多人觉得『下放』运动是一场痛苦的折磨而非值得怀念的经历。1964年，在毛泽东夫人江青的主持下，一些新的革命文艺形式出现了_比如，戏剧《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但是，对这种新动向出现抗拒。北京市市长彭真公开表示爱好京剧，并赞助一些舞台作品，与江青的革命样板戏唱对台。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所成效，因为执行这场运动的党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不回应他的指导。毛泽东逐渐认定，问题不出在他的政策，而是出在党内的高级领导人身上，他们狡猾地拖延、阻挠、歪曲、冲淡政策的实施。毛泽东坚持认为，大跃进以后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党的路线错误，再加上1959-1961年的农业歉收和1960年夏苏联撤走技术援助。

权威问题也变得很敏感。毛泽东有一个根本的信念：『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一个拥有绝对决策权的最高中心权威_『中央』』，而刘少奇一派人的行为则对这个信念提出了挑战。六十年代中，毛泽东无疑是这种中央权威的生动体现。 但是，如果党敢于违背他的意志，如果刘少奇执行另一套方针的话，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肯定要遭到削弱。

说到底，毛泽东感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正在暗中破坏他毕生建立起来的权威、他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他的领导风格。中共越来越远离他，远离群众，而且不愿开展斗争去反对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倾向』，农民『搞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和滑向苏联修正主义的势头。毛泽东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中共和刘少奇能在他死后执行革命任务。他决心给予他们一场彻底的震撼，改变权力结构，促使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据当时与毛泽东很接近的林彪称，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最早预见到了刘少奇及其一小撮人反革命阴谋的危险』，他想夺回党的『一线』控制权，但没有成功。 到1964年年中，毛泽东已经非常怀疑刘少奇是否适合做他的接班人_他认为刘少奇会背叛他，就像赫鲁晓夫背弃史太林一样。 由于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刘少奇建议修复中苏同盟。这时，毛泽东在1965年1月25日一次党的会议上决定，必须剥夺刘少奇的接班人资格及彻底打破党的组织，以便随后对中共进行改组。

毛泽东想重新确立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革命路线和工作作风，激励年轻人，动员群众；他想同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和旧思想作斗争_他要通过一场直接的清洗来达到目标。对健康的考虑也许加剧了他的紧迫感。1964年，他已年届71岁，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并可能在该年秋天得了一次中风。他对斯诺说『他很快就要去见马克思了』，1965年8月，马尔罗注意到他身边站着一名护士。毛泽东很有可能感到，他能用来纠正所看到问题的时间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是由上海《解放军报》总编辑姚文元打响的。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吴晗。吴晗曾当过大学教授，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海瑞骂皇帝』，用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撤职前不久。海瑞是十六世纪中叶的一位明朝官员，据说曾这样责骂过皇帝：『天下的人不满意你已经很久了，内外臣工都知道。一意玄修，只想长生不老，你的心迷惑了；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 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历史剧，题为《海瑞罢官》，刊登在1961年1月的《北京文艺》上。在这个新编剧中，海瑞被描写成一个忠臣，他上书要将被富裕地主抢占的土地还给农民，遭到皇帝的厌恶，由此丢掉了巡抚官职。后来毛泽东一派的人认为，作者是用皇帝来影射毛泽东，用被罢官的海瑞来代表彭德怀。正如毛泽东后来在1967年12月21日说的那样：『彭德怀就是『海瑞』』。

北京市政府的另外两个人批评领袖人物时更尖锐。他们是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委理论杂志《前线》总编、曾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1954-1959年)的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从1961年10月10日到1964年7月期间，吴晗、邓拓和廖沫沙三个人用『吴南星』 作笔名，在《前线》杂志上联合发表了67篇文章，又被毛泽东一派认为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评伟大领袖毛泽东。邓拓特别敢说话，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之间，他在《北晚报》上发表了置53篇文章，总标题为『燕子夜话』。发表在1961年6月15日的一篇『夜话』，用讥讽的语调把大跃进比作是建造空中楼阁。另一篇刊登在1962年7月25日《前线》上的文章『专治『健忘症』』中有以下这些话：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烦，不容易治好……得了这种病的人……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说话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另一个症状是他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疯子。如果发现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现象，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这类用含沙射影或借古喻今的方式批评毛泽东及其政策上的讽刺文章频频出现，表明这是由高层人物指导的协调动作。由于这三个合作者均为北京市政府的成员，毛泽东一派认为，他们背后的人显然是北京市市长彭真或党内职务更高的某些人。毛泽东准备发起反击，但北京市长将北京控制得密不透风，以至毛泽东觉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 1965年夏天，他悄然出京，前往上海，九月份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部门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号召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作好了准备。在毛泽东及其夫人的授意下，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以批判『海瑞罢官』剧本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吴晗被批判为鼓吹『人道主义』，缺乏『阶级观念』，因为他坚持说统治阶级中的官员海瑞能够理解并帮助另一个阶级，也即农民阶级。其它针对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的批判也接踵而至，这三个人被冠以『黑帮』称号。他们的罪名是伪造历史人物来讽刺伟大领袖，鼓惑人民学习旧的封建道德，混淆阶级斗争，鼓吹复辟土地和经济私有制度。

毛泽东选择吴晗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也是与邓拓和廖沫沙为伍的重要知识分子，对他进行声讨必然会牵出另外那两个人，或许还能牵出市长彭真。如果能证明彭真是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成员的话，彭真的保护人刘少奇也就逃脱不了关系。由于他们对毛泽东经济措施和『个人崇拜』做法的批评与赫鲁晓夫对史太林的批判很相像，他们就能被斥责为修正主义者。这样，一场文学和文化的革命就扩大成一场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残酷的权力斗争。

全面清洗

吴晗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在1965年12月30日做了检讨，承认在剧本中没有运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派的人仍不满意，坚持要查明『真相』。刘少奇显然不知道这场批判运动的深浅，也相信自己能控制党的机构运转，他在1966年3月26日离开北京，按预定计划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进行国是访问。就在他离京这一天，身为副总理和政治局第八号人物的北京市长彭真销声匿迹了。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军队支持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明确宣言。在刘少奇出访期间，毛泽东派的人围攻中共北京市委，要求黑帮认罪。5月初，毛泽东在上海的代言人姚文元控告说，刘少奇一派人企图用彭真来取代周恩来，并想要牺牲林彪来为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及其修正主义路线平反。5月16日，由毛泽东的私人秘书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刊登一篇文章，其中质问说『谁在包庇邓拓及其一伙？』6月1日，毛泽东派的势力接管了《人民日报》，该报随后便姗姗来迟地加入了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健康看上去有了好转：1966年7月，他畅游长江以显示他的活力，并鼓励年轻人与他一道『乘风破浪』，体验革命经验。 毛泽东证明自己在体力上有能力指挥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依靠军队来冲击党，这使林彪的权力和威信迅速上升。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此时林彪及其军队已确保了北京无虞，林彪成了铁腕人物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顶梁柱。8月1日，毛泽东提名林彪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也即权力阶梯中的第二号人物，而刘少奇则跌落到第八号。毛泽东和林彪肩并肩检阅了正在成立的『红卫兵』，毛泽东亲切地称林彪为他『最亲密的战友』。8月5日，毛泽东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七项重要决定。这次会议将『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定为打倒对象。它号召建立『红卫兵』，作为推广运动的『战斗队』，使革命从北京扩大到各省_绕开由刘少奇控制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它号召建立各级长久性的『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运用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阶级斗争和矛盾论的思想。1966年11月22日，成立了一个十七人的中央文革小组，由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红旗》杂志总编)担任主任，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这个委员会与林彪控制的军队和周恩来控制的国务院一起，成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头马车。林彪的权力尤其大，在文化大革命后半期，他似乎接管了搞清洗的大权。

年轻的红卫兵把自己看成是『革命接班人』和『革命造反派』，献身于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他们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决心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修正主义倾向。他们写大字报，没收私人财产，招摇过市，改换街名，批斗衣着打扮时髦的人，羞辱外国外交官。到1967年春，红卫兵的胡闹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红卫兵批判刘少奇是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强迫他和夫人接受公开批斗。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他的住处周围游行，要求将他撤职。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刘少奇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其它一些重要官员也受到冲击，遭受羞辱，被撤销职务，接受改造。他们中有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红军的创始人朱德、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以及几百个党政领导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周恩来自始至终扮演了一个卓越的『冲突调解人』的角色。他支持毛泽东，与林彪的军方和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保持过得去的关系_与此同时，他努力发挥缓冲力量，以图将混乱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多次公开反对红卫兵的过激行动。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调解，在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成立了由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班子_这样就在各种不同派别中间达成了某种调和，不然的话，它们将会自行其是，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周恩来还保护了一些受红卫兵冲击的官员和将军。1968年冬春之际，他保护了指导先进武器研究的国防科工委主任聂荣臻，使其免受好战派分子干扰原子弹研究和武器计划的威胁。总之，周恩来孜孜不倦地使文化大革命得到约束。

然而，军队的帮助不可或缺。1967年1月，毛泽东指示军方干预恢复秩序。回顾历史，这是个意义重大的决定，因为它给了林彪和解放军一个大好时机，得以填补各级党组织瘫痪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并得以将势力渗透到工矿企业和其它机构。军队史无前例地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红卫兵造成的剧烈混乱或许震惊了最初鼓动他们起来的人。1968年7月，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北京各大红卫兵团体的五个学生领袖，批评他们『持极左倾向，搞派性，疯狂地自相惨杀』。他含着眼泪说他们让他伤心。

与此同时，召开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也密锣紧鼓地进行着。第九届党代会最后于1969年4月开幕。这次会议一致推选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新的党章重申毛泽东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导，并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央委员会扩大为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军队首长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回顾

毛泽东派的人欢呼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它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权威及其思想体系的绝对地位，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中国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它是一场有计划的动荡，从一开始就由毛泽东领导部署。它被看成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整风运动的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必须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以确保党的纯洁和党的路线的正确。 毛泽东在1967年告诫说，今后将要开展『一次、两次、三次或四次文化大革命』。

显然，文化大革命使林彪和军队得益，但在持久的动乱时期里，毛泽东的妻子也令人瞩目地上升到了国家的领导层上。六十年代初，在毛泽东的赞许下，江青对文艺改革产生了极大兴趣，她推出了八部『样板戏』。随后她接管了新闻媒体，为争取控制全国的文化和人民的思想做准备。为她写传记的美国作家这样评价道：『她感到，她需要这样来控制公众的意识，包括群众的承认，以便为她建立个人权力和权威打下基础。』 毫无疑问，她在背后推动了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1965年，她陪同毛泽东去了上海，共同指示姚文元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一年后，她被推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位置上。她火箭式的上升当然是靠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在清洗他的高级同僚时，无意识地，也可能是故意地，为她和她的追随者建立权力基础铺平了道路，而她则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当她被问及文化大革命是否牵涉到接班斗争、是不是一场内部权力争斗时，她很爽快地承认说：『这样说有些道理』。 有人可能会说，无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其它什么样的动机，他肯定为把他的夫人推向政治前台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她有了最终争取接班的条件。

回顾地看，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十年的动荡和内部争斗，把国家推到了一片混乱和崩溃的边缘。党组织遭受了沉重的破坏，许多党的领导人或被清洗，或被撤职。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教育系统的瘫痪致使国家损失了整整一代训练有素的人材。实际上，不仅是年轻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还有许多中老年的学者和科学家也被送往农村干活，失去了好多年做研究和教学的时光。逭个损失影响了三代人。非常讽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竟然是反文化、反知识和反科学的，因为知识被看作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的根源。无数官员和百姓被错误地斥责为摘反革命活动，被逼得自杀或遭囚禁。然而，对那些一心要革命的人来说，为了确保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永不变色，无论代价多高、牺牲多大都在所不惜。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评价(参见第三十六章)。

◇第二十九章 林彪的垮台与后果

林彪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并且显得战无不胜的样子。林彪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在中共党史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共党章以前从来没有规定过接班人的事项，新党章的这一修改，反映了林彪的巨大影响和毛泽东对他的关爱。毛泽东信任地称他为『最亲密的战友』，看起来已经选定林彪担任中国日后的领导人。

林彪的显赫权势受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解放军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因此逐渐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占据了关键性位置。在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中，44.1％是军方人员。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4位帅、6位将军，还有林彪的夫人叶群——如果这些人在表决时投票一致的话，他们就达到了多数。在各省，军队的发言权也同样巨大。有19名省革委会主任和20名省革委会副主任是解放军人，这样就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省级最高职务。此外，部队中省级和地县级的司令和政委人数，往往比同一级别的党组书记和政府负责人多出一倍。

林彪的崛起

林彪出生于1907年，十几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岁不到就成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长征时期，他一路打先锋；内战时期，他又统帅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战军，横扫东北，挥戈直捣华南华东，战无不胜。1954年，林彪被任命为副总理，一年后又获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58年当选为政治局常委。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同时也成为中央军委的实际负责人，这一职务意味着主管所有的武装部队。他运用监督职权，改善部队的战备状况及增强他们的政治可靠性。对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教育，明确提出政治挂帅，党『绝对指挥』枪。林彪保证部队的政治委员掌握大权，享受特殊地位。林彪赢得了党内同志的夸奖，被称读为『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1961年他获得了林『总』这个独一无二的称号。 1962年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林彪与解放军的威信和地位。

林彪每取得一点成就，就更加起劲地歌颂毛泽束，称赞毛泽东思想是任何时候的精神指导。林彪的影响几乎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军人监督党的活动，尤其是那些关系到生产和经济管理的事务。这样，军队一改中共渗透到军队的做法，反而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党政机关。核能力的开发进一步提高了林彪的地位和军队的威信。1966年10月第四次核试验之后所发表的声明，最引人注目，这份声明强调，参加这次项目的全体人员都『热情地』响应了『林彪同志的号召』。 1965年9月，林彪发表了两万字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后，声望随之陡然上升，俨然不再仅仅是一个军人了。林彪巧妙地利用了毛泽东关于组织农民反抗资产阶级的思想，并提出处在世界『农村』地区的不发达国家，可以包围并打败处在『城市』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由于这篇文章，林彪成为一名重要的理论家、毛泽东思想的解释者和宣传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被进一步神化了。人们把毛泽东放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行列的第一位——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太林都高——有意识地把毛泽东说成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峰。1967年，林彪热情地歌颂毛泽东：

正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检验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提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分发和政策。毛主席以他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胜利地领导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最大的标志。

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让解放军干预文化大革命以恢复秩序，这个决定对林彪和军队来说意义重大。他们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渗透到工业、农业和教育战线，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他们的权力。党组织的瘫痪所形成的权力真空迅速地被军方填补了。到1967年4月，林彪被普遁地称作毛泽东『最忠实的支持者』和『最好的接班人』。在1969年4月的中共第九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林彪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他被指定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泽东的接班人。

林彪是一个精明的阴谋家，非常清楚自己的崛起有悖于毛泽东『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格言。他明白自己的地位很脆弱，并且意识到，在他真正成为领袖之前，他的成功是不完全、不确定的。在这一时刻来临之前，他必须竭尽全力保卫胜利的果实，确保继承权。因此，他在公开场合千方百计地表明他绝对忠于毛泽东，总是像一个谦虚的学生一样亦步亦趋地跟在毛泽东身后。但是，在这种谄媚举止的表象背后，他孜孜不倦地扩大对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的控制。他的地位变得非常牢固，因此对他的接班权的任何挑战都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和混乱。从各个方面来看，林彪在1970年的地位显得是固若金汤；他需要做的仅仅是耐心地等待权柄传到他手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满了变量，只有时间才能表明毛泽东的心裹究竟想些甚么。

林彪的垮台

中共的武装力量历来严格遵守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格言，克制自己不参与政治。朱德从1928年与毛泽东会师的那一刻起，就心甘情愿地服从身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虽然他率领的部队要比毛泽东的部队强大。在随后的岁月里，政治挂帅原则从未受到怀疑。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也并不是自动进行干预，而是受毛泽东之命发挥政治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正中林彪的下怀。 毛泽东这样做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他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军队来冲击党，这个党正在狡猾地敷衍或抵制执行他的政策。

但是，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的意图。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对林彪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

我的朋友(林彪)……擅长谈论政变问题。这类想法以前从来没有过，它让我非常不安。我从不相信我的几本小书能有那样神奇的力量，但在他的倡议下，全国都来赞扬它们。这就好像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不得不(同他)走在一起，好像我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在重大问题上，这是我第一次违心地同意别人。

随着林彪继续利用毛泽东的名义大肆抢权，毛泽东私下里感到震惊，但他没有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然而，在九大之后，毛泽东开始改变立场，越来越多地依靠周恩来来重建党内文职人员的势力。还有证据表明，1968年秋，在清洗党内干部之力度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已经产生了意见分歧。 毛泽东称自己是『中左派』，并认为军队在清洗和对待党员干部问题上太积极、太猛烈了。

由于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不信任，他在1970年3月决定撤销国家主席职务。新起草的国家宪法中没有规定国家主席职务事项，这样就防止了林彪夺取这一职位。林彪感觉到有可能被剥夺接班人地位，遂坚持要求重设国家主席，但毛泽东却在六个场合对林彪说，他认为毫无必要。林彪提议要在宪法中列上一条赞扬毛泽东的『天才』，也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决。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的洋学堂，到二十五岁那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我怎么能是天才呢?……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1970年8月，在庐山举行了九届二中全会，会上第一次公开地争论了这些问题——设国家主席、什么是天才，还有其它一大堆问题。起草新宪法的毛周派人士受到了挑战，有人对新宪法的思路、权力结构和政治路线是否正确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反对派林彪和陈伯达 得到了一帮军方要员的支持，其中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毛泽东在1972年3月17日的一次报告中回忆说：『庐山会议上他们先搞隐蔽，后搞突然袭击……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这次『突然袭击』从8月23日持续到8月25日中午，随后就失败了。袭击的性质一直到1973年8月的第十次党代会上才被揭露，当时周恩来把这次袭击定性为两次失败的暗杀毛泽束行动中的第一次。

庐山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公开分裂，林彪竭力要保住接班人的位置，而毛泽东则努力想收回这个位置。毛泽东知道，如果仓促摧毁反对派势力的话，势必要冒触发叛乱之险；故必须谨慎行事。他没有直接与林彪冲突，而是把陈伯达当作『极左分子』和『政治骗子』开刀，并让那几个林彪手下的军队领导人做检讨，批判陈伯达的观点。当军队领导人屈服时，陈伯达就销聋匿迹了，而林彪也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周恩来随后组织了一场简短的运动批『五大干将』——前面提到的四位加上林彪的妻子叶群，接着便宣布问题解决了。

为了削弱林彪的地位，毛泽东采取了三种策略，分别被生动地称作(1)『甩石头』，即清洗陈伯达以告诫林彪；(2)『掺沙子』，即派他自己的人渗透进中央军委以监视林彪；(3)『挖墙角』，即在1971年1月重组北京军区以捣毁林彪的根基。

随着陈伯达被撤职及几位干将失势，林彪知道下一个目标就轮到他本人。在1970年冬和1971年春，他逐渐得出结论，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武装政变。 他派遣儿子林立果(空军少将、空军作战部副主任)负责拟订政变计划，政变将得到一小撮铁杆死硬分子的支持。1971年3月22日到24日间，阴谋分子秘密云集上海，准备了『五七一工程纪要』 ——在汉语中，『五七一』的发音与『武起义』几个字的发音相近。在这份纪要中，毛泽东被冠以『B-52』的代号，林彪被叫做『首长』，他的追随者则被称作『联合舰队』。

这份计划宣称，『目前敌我双方都骑虎难下。是生死搏斗，不是我们吃掉他们，就是他们吃掉我们』。 『纪要』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虐待狂，疑心病十足的人』，并接着说：

B-52总是挑动一派斗一派……他今天可能会对他需要获得支持的人甜言蜜语，但明天他们可能就会被扣上捏造的罪名往死里整……一旦他认为某人是他的敌人，他不把这个人整死就不会善罢罢休；只要得罪了他，他就会坚持到底——罗织各种罪名，让对手承担他自己犯下的罪行。

『五七一』纪要接着谈了行动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中央高级负责人)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轰炸，543(大约是一种秘密武器，性能不详)、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队。

据说，这个计划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而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林彪主张与苏联靠近，反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美国缓和的政策，他的理由是，与华府资本主义势力的任何妥协，都将构成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

林彪指望他任命的许多外省军队领导人会因感激而支持他。但毛泽东是一位炉火纯青的斗争大师。为了防止发生军事对抗，于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视察了南京和广州，向军区将领们强调他们需要放弃参与政治。这些地方军事首脑被毛泽东严肃的态度慑服，也意识到反抗没有用，于是便无奈地采取中立立场。在这次视察途中，林彪的死党试图刺杀毛泽东，但未能得逞。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从根本上来说，林彪的力量是依靠毛泽东的庇护和军队的支持。当他失去了毛泽东的恩宠和军队的大力支持时，只剩下身旁的一小撮铁杆追随者了。林彪不顾一切地策划将『五七一』阴谋付诸实施，但一个同谋者突然告了密，此人叫李伟信，属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林彪急忙调一架飞机到他在北戴河的避暑地，此地在北京以东175英里处。毛泽东命令所有飞机停飞。林彪的儿子设法搞到了一架编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尽管这架飞机没有足够的燃料、没有驾驶员、连无线电操作员都没有，但林彪一家三人和其它六人还是登机起飞，飞机朝苏联方向飞入蒙古。飞机试图在外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一个简陋机场迫降以便加油，但机翼碰撞到地面，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都死亡。当天是9月13日。

林彪与毛泽东之间提前来临的最后摊牌就这样草草收场了。根据那位告密者的供词来判断，林彪的优柔寡断似乎是垮台的主要原因。在陈伯达被清洗及『干将』挨批之后，黄永胜和林彪的妻子感觉到大祸临头，他们鼓吹行动，但林彪犹豫不决，丧失了主动权。相反，林彪和儿子考虑调动空四军和空五军占领上海，将上海变为堡垒，以对抗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可能发动的军事干预。万一这个意图失败，林彪的部队将撤退到浙江山区打游击。 但是，这些计划都没有机会落实，因为在最后时刻竟没有出现对抗。林彪在64岁上背着『叛徒卖国贼』 的名声死掉了，而他的主要支持者则全部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毛泽东把林彪事件称作是中共五十年历史上第十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路线斗争，并告诫说以后还将出现许多次这类的斗争。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作风，每隔七八年必然要有一次厂大乱』(一种七年发作一次的痒疾?)从这个角度来看，林彪事件是无可避免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斗争规律的副产品。言下之意是，所有那些包庇过像林彪这种坏蛋的人都无可非议。

中共十大，l973年

林彪及其死党垮台后，党和政府中出现了许多空缺职位。二十一人的政治局只剩下十人，政治局五个常委只剩下三人，即毛泽东、周恩来和病怏怏的康生。因此，有必要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选举新成员，填补空缺职位，同时也需要正式地批判林彪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卖国贼、政治骗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思是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抢班夺权，推行右倾目标。

新的权力结构 第十次党代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在会上拼命抢夺权力，显然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江青和姚文元被选进了政治局，张春桥则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最令人吃惊的是选举了37岁的王洪文担任党的第二副主席，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从前是上海的一名棉纺厂工人，是张春桥的门徒。

国内外形势评估 第十次党代会上作了两个重要报告。75岁的副主席周恩来作了第一份报告，37岁的王洪文作了第二份报告。周恩来大概代表了温和的政府官员和党员干部，而王洪文则为激进的文革小组代言。周恩来尖锐地谴责了林彪的反革命活动——包括阴谋『刺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背叛九大的路线和政策，充当苏联『超级间谍』的卖国角色，企图将中国沦为『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王洪文初次亮相就在党代会上作重要报告，并宣称粉碎『以刘少奇和林彪为首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就。这样，就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进行到九大，并将继续进行下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每隔七八年必然会有一次大乱，因为，牛鬼蛇神出于阶级本性，必然要跳将出来。王洪文强调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和培养年轻领导人的重要性。中国的未来在年轻人手里，斗争和继续革命将是中国人政治生活的重点。

中美缓和

1971年7月15日，尼克逊总统透露，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在7月9-11日间秘密去了北京，而他本人接受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这个消息显示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逊总统的的声明震惊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震动尤为强烈，因为美国一直阻挠日本与中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这一『尼克逊震动』是外交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缓和了二十二年来对中国的敌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构成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的一个分水岭。

美国政策的变迁 当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取得胜利之际，杜鲁门总统似乎听任中共征服台湾，并考虑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共产中国的崛起虽然不称心，却也可以接受，因为它并不一定会威胁美国的安全和霸权。但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及随后中国的参战，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的观念。中国和苏联被看成是铁板一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决意要摧毁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毛泽东征服台湾就不再被华府看作是中国内战的必然结局了，相反，它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更大图谋的组成部分。杜鲁门于是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有效地阻止了中共占领台湾岛——这样就再次把美国推入了中国的内战。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军人在朝鲜战死，华府也越来越敌视中国。杜鲁门将遏制政策扩大到亚洲，加紧重建日本以平衡俄国和中国，使得与北京的和解成为完全不可能之事。而中国方面则宣布执行『一边倒』政策，表现出对于美国的承认和联合国会员国身分毫不在意。

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威尔(Eisenhower)政府显得更激烈地敌视北京。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坚信，共产主义不合人伦，且极具危险性，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尤其如此。美国不仅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顽固地反对它加入联合国。美国推行了一项对中国实施军事包围的政策，其中包括美国在朝鲜、日本、冲绳、台湾、南越、缅甸和泰国保持军事基地。为巩固这些军事基地，美国又通过《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与南朝鲜、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同盟，并于1954年于台湾的国民政府签订了共同防御协议。根据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的观点，『五十年代杜勒斯对北京发动的冷战根本就是错误的、不必要的，它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完全误解的基础之上』。

在国内，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威尔政府允许并暗中鼓励麦卡锡主义，这个主义给美国对华政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国务院中的一些官员被指责为对『丢失中国』负有责任， 他们被解除职务，饱受羞辱，或是被调到一些无足轻重的职位上，那等于就是被流放。华府的官场中和那些在大学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头上，弥漫着一种非常不利于自由表达观点的恐惧感。在这样的境况中，任何要求与北京和解的建议都将招徕政治灾难，并会冒被扣上搞绥靖主义和『同悄共产主义』帽子的风险。虽然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后来试图与麦卡锡主义划清界线，但这个主义的影响太强烈，足以阻遏任何积极的对华政策态度。众所周知，杜勒斯习惯使用诸如『痛苦的重新评估』和『大规模报复』之类的咒骂性词语，他极其不顾脸面，竟然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拒绝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在1954年和1958年围绕金门马祖诸岛的沿海危机期间，华府为国民政府撑腰，威胁要对中共使用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威尔政府就这样顽固地拒绝与北京改善关系。

虽然甘乃迪(Kennedy)政府总体上持自由派观点，但也继续执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传统政策。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威尔威尔警告新总统说，任何改变对华政策的举动都将使他重返政坛唱对台戏。 甘乃迪也认为形势不利于搞创新和修改，1961年，他向国民政府保证，美国将继续投票否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他的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认为中国是一个『东欧式的满州国』(Slovanic Manchukuo)( *译者注：意思是苏联所控制的『共产傀儡政权』。)，比起苏联来，中国更具冒险性，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大。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的迅速取胜被大肆渲染，加深了华府的忧虑。因此，甘乃迪政府不仅不考虑缓和中美之间的敌意，实际上还加紧在越南活动，以加强美国在中国南部边界的压力，从而增强了中美之间的对峙。

六十年代初，中苏分歧公开化，这戳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铁板一体的神话，那种认为中国是俄国应声虫的观点难以自圆，这也为同中国恢复邦交开了一个新机会。然而，华府对这种新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因为美国政策制定人相信，与中苏两国中的任何一方改善关系，将必然引起另一方的怨恨。鉴于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也鉴于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更大，美国方面觉得，与莫斯科而非与北京取得缓和似乎更有利，也更可行。 据称，甘乃迪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甚至考虑与苏联连手发动一场核打击以摧毁中国的核能力。 尽管这种企图根本未能兑现，甘乃迪不喜欢中国的态度却是明白无误的。

但是，国务院开始作了一些机构调整，表明中国的重要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1962年，新设了一个『大陆中国事务』科，科员是一些麦卡锡主义时代以后的年轻专家，相反，『中华民国事务』科的职员则是一些年纪较大的中国通。最初，这个新设的科没有甚么地位，但一年以后，它升格为完全独立的『亚洲共产主义事务』司。1963年11月14日，甘乃迪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们并不拘泥于一项敌视红色中国的政策』。据称，他留在第二次任期内再决定对华政策。

约翰逊(Johnson)政府穷于应付越南的紧急事态，将中国问题置于次要的地位——中国在文革期间埋头于内向事务则加剧了这种形势。国务卿腊斯克表达了他对『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十亿大陆中国人』的『恐惧性看法』。然而，约翰逊在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出乎意料地灵活，他似乎想表现出一种跨越太平洋的治国才能，以掩盖他在越南的步履维艰。1966年7月12日，他宣称要推行一项与中国『合作而非敌对』的政策。而且暗示了让北京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可能性，赞成一项『遏制但不一定孤立中国』的政策。约翰逊是自『丢失中国』以来第一位用和解的口气讨论北京政府的美国总统。但是，只有当国务卿鼓励他时，约翰逊才会采取行动，而腊斯克是不会建议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这样一种行动将被共和党抨击为绥靖主义。约翰逊有鉴于国内政治考虑和腊斯克的态度而压制了自己的情感。据说，他曾幻想在莫斯科或是北京举行最高层次会谈，从而让自己的总统任期功德圆满，但是1968年夏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美国的反应打破了这个美梦。

以上的简单考察表明，在二十年时间裹，美国的固执和中国的冷漠妨碍了双方改善外交关系。两国间存在的唯一接触是1955年到1967年间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的一百三十多次大使级谈判，但这些谈判的目的仅仅是向对手通报各自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 但是，当1969年尼克逊就任总统之际，改变的时机似乎比较成熟。国际上，中国的核国家地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日本崛起为美国经济上的竞争者，而中苏分裂的加剧则提供了利用来加强美国优势的机会。在国内，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自由派政治家和学者普遍呼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商界人士强烈渴望开展对华贸易，联邦政府承认美国不再是『世界警察』，而想从亚洲撤离。这些情形创造了有利于改善与北京关系的气氛。在政治上，尼克逊总统历来就是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他有资本采取一项对中国妥协的政策而毋需担心被人批评为搞绥靖。尼克逊得到了基辛格的调教，基辛格曾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专治十九世纪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的外交，梅特涅在各国间推行均衡原则，致力于维持一种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只是有限安全而非绝对安全的体系。在基辛格的影响下，尼克逊结束了遏制政策，转而采取一项新政策，其宗旨是在中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均衡，同时与日本和西欧保持良好关系。他对均势概念作了重新解释，提出现在是一个五极世界，其中的一极便是中国，它应该摆脱孤立局面，这种孤立局面一方面是中国自我设置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美国和苏联的包围所致。由于北京方面也出现了相应的政策变化，中美接近确实成为了可能。

新均势 尼克逊—基辛格的世界观是现实政治的产物。它假设战后时代以美苏霸权为特征的两极化状态已经接近尾声。在未来十年乃至本世纪以后的岁月里，世界上将存在五个力量中心：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五个力量中心中只有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因此，中国重新加入国际社会是『势在必行』的。由于苏联卷入了与中国的敌对，主动权就转到了华府一边。美国正在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核对抗的前景减少，这使美国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此外，美国与日本和西欧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此，美国只要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就可以开创一个外交新时代。 自然，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更容易地遏制俄国，而经济上强大的日本则能抗衡中国。在这样一种『新颖的』外交格局中，美国将独占鳖头，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对于尼克逊总统的外交攻势来说，中国是有关键性的重要。

早在196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尼克逊总统就提出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的思想。两星期之后，他指示基辛格博士研究追求和解的途径。然而几次向中国大使建议重开华沙谈判的尝试未能奏效，虽然中国也没有完全拒绝这个建议。中国方面很谨慎；他们在等待美国政策变化的更明确迹象。尼克逊总统在1970年10月欢迎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Nicholae Ceausescu)的宴会上，随后又在1971年2月的《世界形势报告》中，多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红色中国』)的说法，以此来表达他的愿望。齐奥塞斯库向北京转达了美国希望开展对话的秘密信息。周恩来随后公开地表示尼克逊使用了中国的『恰当名称』。与此同时，1970年1O月，在一次公开的检阅典礼上，中国策略地安排到中国作为期六个月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中间。毛泽东对斯诺说，中美之间的问题只能通过直接谈判才能解决，他将欢迎尼克逊来访，不管是以总统身分还是旅游者身分。

不久后就有了『乒乓外交』，周恩来热情接见了美国运动员。周恩来强调民间外交，宣称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新的一页』，并称『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尼克逊总统迅速作出反应，宣布了放松对华贸易禁运的五点措施。此后便展开了向中国派遣一名高级使者的秘密动作，因为北京方面向他保证将欢迎这样一位使者。结局便是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的神秘访问，以及7月15日总统的戏剧性声明，称他已经接受了周恩来总理邀他访华的邀请。这是尼克逊总统的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他向人们表明，是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尝试着打开中国的大门，并试图通过北京和莫斯科找出一条在越南达成和平的信道。此外，这次访问将安排向公众作电视直播，这在大选之年将带来政治利益。但是，总统知道，中国的大门微微张开完全是因为北京方面的首肯。

中国的动机 北京欢迎尼克逊来访既有实际原因，也有心理原因。虽然中国人以前谴责尼克逊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代表了一种可能有用的历史动力。中国人正是要同这个人讨论联合国席位、美国的承认、台湾问题的解决、日本潜在的重新武装、购买美国飞机和科学仪器等事项，最重要的是要同他讨论改善国际地位，以遏制苏联可能的进攻。无可置疑，这次访问还将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满足。

苏联的威胁 中苏关系已完全失控了。经过了1949-1958年十年的合作之后，两国在意识形态分歧、革命策略、核技术共享、苏联经济和技术援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和边界纠纷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开始凸显出来。形势已变得如此严重、尖锐，以致苏联领导层内的有些派别主张要对中国实施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该地区苏军的规模更加膨胀。『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提出使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勃列日涅夫主义』宣称，如果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话，苏联就有权利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在中国人看来，这种理论意味着他们将可能成为苏联入侵的下一个目标——这种前景可不是说说而已，特别是当人想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时更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相像，它也处在孤立的境地，也没有联合国席位。

1969年在乌苏里江和新疆发生的边界冲突，进一步证实了中国人对苏联意图的怀疑，战争危险似乎迫在眉睫。苏联在1969年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企图寻求美国同意对中国的核能力发动预防性的打击，但尼克逊总统生气地表示反对。北越政府也担心这两个老大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当同年9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河内时，越南人敦促他避免与中国开战。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苏联决定放弃战争首先是由于尼克逊的强烈反对，其次是由于河内的呼吁。

1969年夏季，苏联部署在中苏边境的地面部队似乎还不够发起一场成功的进攻。所以，苏联将不得不使用战术核武器，这种武器有可能导致污染日本、朝鲜甚至美国的危险。自1969年撤出战争后起，苏联大大增加了在东北边界沿线的地面部队，部署了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和火箭以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苏联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运送部队和辎重的动作是如此猛烈，以致在1970-1972年间非军事运输业务多次中断。 到1973-1974年，苏联在中苏边境的部队达到了45到49个师(一百万人)，他们还得到太平洋上的150艘军舰的支持。毋庸置疑，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和他与莫斯科的和解，使苏联人得以将部队从东欧调至中苏边境。

中国在中苏边界沿线部署了至少同样数量的部队，并在各大城市挖建防空洞以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中国认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比赫鲁晓夫坏得多』，因为两人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并一心筹划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它入侵中国。另外，北京还回想起1955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向德国总理阿登纳灌输『黄祸论』——『黄祸论』是德国末代皇帝提出的一种论调。

因此，似乎是迫在眉睫的苏联入侵促使中国寻求于美国接触、争取获得联合国席位及广泛的外交承认。结束孤立状态将营造一种约束苏联贸然动手的国际气候。此外，中国决心不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而俄国已质变成了中国的主要敌人，故美国就变得对中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了。

然而，与资本主义美国合作会被称为是意识形态上的背叛。故北京起劲地谈论1945年的国共谈判来解释现行的政策。毛泽东的<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一文重新拿出来广为传达，用来证明中美和解只是策略的改变，而不是世界革命最终战略的改变，也没有甚么出卖原则的问题。

台湾 根据斯诺的说法，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是毛主席『最终的国家统一目标』。毛泽东坚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一定要解放，但他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态度相当宽大——『如果蒋介石希望一辈子待在那里当省长的话，也许可以给予他某种自治地位』。 但是，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军事力量，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原则。北京将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孤立国民政府，迫使他们开始谈判并最终屈服。

日本的重新武装 北京把日本巨大的经济增长看作是其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基础，并且对日本开始向台湾和韩国施加影响深切关注。中国自1894年以来就遭受日本的侵略，因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可能复活极其敏感。由于日本受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中国就必须要同尼克逊讨论这个问题。

以上造三个主要问题，加上中国希望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获得美国的外交承认，以及发展贸易和经济交往，促使了中国邀请尼克逊访华。尼克逊访华是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的在任总统首次访问中国， 它无疑将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一些亚洲人把尼克逊访华看作是一次朝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皇帝是从不离开本国的；只有藩属国的国王和使臣前往中国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逊的访问将给予中国一种新的尊严感，同时也使它获得大国的地位。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精明杰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历史。他们知道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其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国探索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与他们自己的大构想相吻合，于是尼克逊成了北京欢迎的客人。

尼克逊在北京 尼克逊于1972年2月18日前往中国，乘坐的是刚刚油漆成蓝白相间色的总统专机『七六精神号』。他在夏威夷休息了两天，在关岛过了一夜，然后于2月21日飞抵北京。与他随行的有尼克逊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等人。周恩来总理率一批中国要员在机场迎接他们，但毛泽东没有露面，也没有人群和外国外交使团在场。欢迎仪式适当、正规，但气氛低沉，略带严肃意味，中国人似乎把这件事当作半官方事务一样对待。在经过了一万六千英里的飞行之后，尼克逊打起精神，面带微笑地走下飞机，伸出手与周恩来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而这是杜勒斯在1954年曾经回避的事情。尼克逊握手的姿势有力、亲切，好家是要弥补杜勒斯的不友好行为。随后，总统与其它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伫立倾听军乐队奏两国国歌，并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美国新闻媒体描述十五分钟的机场欢迎仪式『不冷不热』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华府与北京之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尼克逊一行下榻于北京市中心以西五英里处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宾馆。那里悬挂了一面美国国旗，这是二十二年来的第一次。几小时以后，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尼克逊和基辛格，这是一次事先未经安排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走进书房时好像是『去见识一个场合远大于去拜会一个人』。毛泽东说话『洒脱』，充满威严和自信，朴实巧妙，而周恩来则保持沉默。尼克逊『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魄力』，并表现出从未被新闻媒体见过的『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 这个安排标志了毛泽东赞成和解，中国人的那种克制且稍稍僵硬的态度立即变得热情洋溢了。

随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逊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国宴。总统热情奔放，而周恩来则是一位诚挚周到的主人。宴会厅里洋溢着亲切愉快的气氛。周恩来首先登上讲台致辞，强调这次盛会具有史无前例的特性，并强调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呼吁，在二十多年之后，『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现在应该争取关系正常化了。尼克逊显然是兴致勃勃，在答辞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著名词句『只争朝夕』，并宣称：

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一同开始一场新的长征，不是里足不前，而是殊途同归——实现建设一个和平公正的世界结构的目标，在这个结构中，所有国家将以平等的尊严站在一起，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不受外来干涉和控制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的权利……我们没有理由做敌人。我们都不寻求控制对方。我们都不想控制对方。

在谈判间隙，尼克逊参观了长城、十三陵、风光绮丽的西湖和上海工业展览会，而他的夫人则访问了一些学校、医院和商店。在整个访问期间，总统确保让中国方面领会，他对所见所闻高度赞美，对所受到的热情接待非常领情。尼克逊的姿态，如他援用『长征』和『只争朝夕』等广为熟知的词语，在宴会上由衷地迸发出亲切的神态等，乃是蓄意要树立自己的新形象——他是一位知趣领情的客人，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妄自尊大的外国政要和帝国主义分子。他的举止被理解为是深思熟虑的动作，旨在显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剥削压迫中国的时代之终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尼克逊的表现值得高度赞扬。

尽管双方的举止温文尔雅，但谈判却非常艰难。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北京经过了五天的会谈仍未达成协议。直到第六天在杭州西湖，僵局才打破；访问的最后一天，在上海发表了一份公报．中国人似乎获利甚丰，这得益于他们处在较强的谈判地位，因为是尼克逊前来恢复关系。他们对外界宣称没有作任何让步，但由于他们急于建立中美友好关系，因此最后的结果表现为是一种妥协。尽管尼克逊看起来让步较多，但他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前景。

《上海公报》 这份发表于1972年2月28日的文件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而且不同寻常，因为它既写上了双方同意的方面，也写上了双方存在分歧的方面。公报全文共1,750个字，基本内容如下：

1． 关于台湾问题，美国方面声明，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显然，尼克逊作了一个让步，但它或许是达成一项和解所需的最小让步。从长远来看，这项和解使美国得益，它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前景，减少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危险。但是，必须注意到，尼克逊一方面同意『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方面又回避了把台湾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也没有对哪个政府代表中国的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但是，由于大陆比台湾大得太多，且覆盖了传统上被称为中国的地域，因此，大陆中国是真正的中国的暗示就很明显了。中国一方的让步则是没有坚持要美国宣布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要它废除1954年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在此前的一项协议中，加拿大写上了『注意到』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并同意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日本在1972年9月更明确地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尼克逊的让步事实上承认了『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

2．美国赞成1955年北京方面在万隆首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这些原则本身并无害，但由于这些原则是由敌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结盟』国家所阐述，美国一直拒绝接受。尼克逊的赞成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让步。但它也降低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

3．双方同意不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言下之意，它们也反对苏联称霸这个地区。

4．双方保证要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并同意『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勾结反对其它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这段宣言防止了美苏联合反对中国的任何可能。

5．两国同意为发展相互间的科学、技术、文化、新闻和体育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便利。

6．两国同意，将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特派一名美国资深外交官前来北京，继续寻求进一步的关系正常化。1973年4月，美国国务院派了一个先遣小组前往北京建立联络处。5月14日，时年75岁的前驻伦敦、巴黎和波恩大使布鲁斯以联络处主任的身分进入中国。两星期以后，66岁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声望最高的外交官、前驻法国大使黄镇前往华盛顿特区就任中国联络处主任。

联合公报反映了合作的气氛、善意和相互的友谊。尼克逊从前是一名外国帝国主义的死硬分子，而当他离开上海之时，他却满怀激情地宣布：『再也不会有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降临到这座城市或中国及世界任何独立国家的任何部分了』。 尼克逊在中国的表现或许是他在任期内的最佳的表现。

和解的成就 中国人显然对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周恩来返回北京时受到的盛大欢迎即可表明这一点。尼克逊的『朝圣』尤其让饱受了一个世纪欺凌的中国人内心感到温暖，而且这次访问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尼克逊访华之行前不久，1971年1O月15日，中国就加入了联合国，这表明了追求和解引起的成果。美国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反对任何国家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态度，即使不是消除，至少也是限制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这样，中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安全感，而这正是开展这场外交攻势的最初目标。

至于台湾问题，中国取得了一个虽不彻底但却很实在的胜利，让美国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并使美国承诺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消除，撤出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是，北京未能使美国完全承认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美国也没有承担起废除与台湾的共同防御协定。然而，美国的新姿态看起来是间接地承诺以后要承认北京政府。

中美和解使北京得以购买美国的飞机、科学仪器及化学和工农业产品，这些是中国的现代化所急需的东西。学者、记者、运动员、科学家和官员的交流，方便了观念和知识的相互流动，改变了二十二年来互不来往的状态。

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美国的和解在意识形态上显得有点谬误，且让人觉得是损害了世界革命的原则，使中国在其它、尤其是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面前的信誉受到了怀疑。中美和解可能挫伤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热情。

对美国来说，和解开始了与中国的直接联系，降低了中苏开战的可能性，从而拓宽了世界和平的前景。一个繁荣友好的中国一直被认为符合美国的利益。五极世界的概念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北京承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意味着北京将不会对越南实行军事干预，也不会武力解放台湾。最后，被中国拘押的美国人获释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名被关押了二十多年的中央情报局特工 和两名越南战争期间在中国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确实于1973年3月被释放了。

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国最显著的收获是中美贸易的增长，这帮助缓解了美国的逆差问题。中国渴望得到美国科技和农业产品的愿望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尼克逊访华后不久，中国人向RCA全球通讯公司购买了两套地面卫星接收设备。后来，他们又购买了十架波音707飞机、四十台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生产的喷射机替换引擎、二十台地面飞机牵引车，以及大量小麦、玉米和棉花。中国仅向美国出口数量有限的马口铁和锡合金、猪鬃毛、丝绸、植物油和艺术品。下表显示了中美贸易的趋向：

总体来看，尼克逊通过中美和解得益匪浅。和解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促使苏联更急于在一些正在谈判中的问题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将一百万俄军拴在了东北——西伯利亚边境，因而相应减少了苏联在其它地区的军事压力。这样，在新的三角关系中，美国明显保持了平衡。正如英国政治家坎宁(George Canning)在1825年『把新世界拉过来矫正旧世界的平衡』一样，尼克逊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拉过来矫正了世界的平衡。尼克逊期待开创一个国际关系的新时代，在这一点上，他仿效了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为二次大战后时期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大部分的基础。

中日恢复邦交

1971年7月1 5日尼克逊宣布访华的声明和l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的内容震惊了日本人。他们认为，美国在这样重大的决策问题上事先不打招呼，是对日本的一种侮辱，日本甚至应对美国的举动采取报复行动。为了表明他们的独立性，也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日本人决定用一种比美国的行为更透明的方式与北京达成关系正常化。毫无疑问，在1971年7月尼克逊总统发表那份声明之前，东京就已经考虑要逐步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但『尼克逊震动』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

日本的媒体至少已经鼓动了两三年时间，要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而不管美国的态度如何。以下因素促使了这一态度的形成：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评估、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经济联系的前景、古老的文化纽带、左翼势力支持恢复邦交的宣传。一些日本商社接受了北京在1970年4月19日宣布的『四项贸易原则』：(1)与中国通商的公司不得与台湾和南朝鲜通商；(2)不得在上述两地投资；(3)不得向美国出口武器供在印度支那使用；(4)不得与美国人在日本开设的公司合资或成为其子公司。虽然两国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差异，但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却显得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尼克逊震动』则提供了加速实现这一前景的动力。

在日本国内，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坚定地倡导必须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一位日本社会党著名党员 要求日本为它过去的罪行向中国道歉，以便赢得中国的信任，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1972年3月，外务大臣福田纠夫表示，日本必须对九一八事变和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所犯的一切错误『进行反省并向中国道歉』。 的确，主动向北京发起外交攻势的时机似乎成熟了。但是，首相佐藤荣作是一个老派的政治家。基于蒋中正在战后对日本的宽大态度，佐藤在感情上倾向于国民政府，他觉得很难客观地作出反应。他无力扭转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潮流，于是在1972年6月17日提出辞职，结束了长达七年零八个月的任期。佐藤的辞职，为选举一位预计将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关系正常化的新首相扫清了道路。

田中角荣的对华新政策 田中角荣于1972年7月6日就任首相，他马上面临着要求与北京恢复邦交的呼吁。各方利益都在施加压力：有亲华的左翼政治家，有新闻媒体，有基于同中国开展贸易的商人，最后还有北京方面。

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业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再抨击日本的经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而是频频向田中表示赞赏，欢迎他来访。8月11日，田中正式提出了访华请求，第二天，周恩来宣布欢迎他来访的消息。访问的日期确定在9月25日的一周。为了进一步铺平复交的道路，周恩来明确向日本政府表示：(1)中国将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在日本的非官方场合，人们讨论将作几十亿美元的赔偿)；(2)中国不认为美日安保协定和1969年11月21日的《佐藤——尼克逊联合公报》是北京与东京建立外交关系的障碍；(3)中国将与日本签订一项新的和平友好条约，以替代日本与台湾国民政府的和平条约。

日本政府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日本不准备就台湾问题作明确的声明，因为日本认为，它已经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了对台湾的权利，现在再对台湾问题作出声明显得是多此一举。出于觉得有亏于蒋中正的情感，也出于希望保持或加强与台湾通商和在台湾投资的愿望，日本人也不愿意正式废除与台湾的和平条约。田中角荣需要时间来解决分歧，外务省也告诫不要草率和解。

1972年8月，基辛格博士出人意料地对日本进行了为时一天的访问。华府要确保日本不向北京承担任何有损于美日安保条约及其对台湾条款的义务。这项条约签订于1951年，又在1960年重订，它允许美国在维护安全的名义下调动驻日美军使用到东亚其它地区。1969年，尼克逊与佐藤首相发表了一份包含『台湾条款』的联合公报，该条款宣称台湾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十分重要，因此1960年条约的适用性应扩展到台湾。当基辛格抵达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向他重申，中日恢复邦交将不会损害美日安保条约，但日本拒绝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承诺，坚称尼克逊的访华巨大地改变了远东局势，因此台湾问题必须『现实地』解决。

田中角荣必须克服摆在他北京之行面前的三个障碍：(1)缓解美国方面对日本迅速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担忧；(2)确保台湾国民政府理解日本的立场而不至于危及日台文化和经济关系；(3)克服自民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以便促成该党一致同意他的对华政策。为解决第一个问题，田中角荣将赴檀香山会晤尼克逊；为消除第二个障碍，他派自民党副总裁、在台湾交友甚广的椎名悦三郎作为特使向国民政府解释日本的立场；至于第三个问题，他依靠一位前外务大臣 的劝人能力去调解右翼党员的工作。

田中角荣于1972年8月31日到9月1日出访檀香山，其时他希望『收买』美国支持他的对华政策。日本对外出口中有30％输往美国，在日美双边贸易中获得颇为尴尬的38亿美元的高额顺差，这种事态使田中角荣有能力表现出慷慨大度。

经过两天的会谈，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重申日美安保条约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及台湾问题，这样就使双方得以自由地对该条约作出自己的解释。在美国人看来，条约适用于台湾，但日本人却不这样看，因为东亚形势的变化已使『台湾条款』失效。确实，日本人认为，中美和解实际上已消除了北京方面武力解放台湾的前景，使用美军去保卫台湾的问题因而也就变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

田中角荣规避了台湾问题，并争取到尼克逊赞成他访问中国以进一步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作为回报，田中角荣作出了巨大的贸易让步，同意日本多购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以帮助美国平衡其贸易赤字。

如果说田中角荣靠慷慨的施与而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他派往台湾的特使却远没有那么幸运。椎名悦三郎一行在9月17日抵达台北。他们立即遇到了几百名抗议者，抗议人士堵截了他们的车队，用棍棒捶打他们的汽车。他们于国民政府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三天的会谈，其间他们极其耐心，不停地责备自己，但会谈毫无成效。日本人主动提出要援助台湾的经济发展，包括建造一座价值4,000万美元的核电厂和一条价值1,700万美元的公路，但他们的提议遭到了拒绝。椎名问行政院长蒋经国台湾想从日本得到甚么，蒋经国的回答是，日本应该停止出卖朋友，避免自己被赤化。如果日本承认北京政府，台湾决心与它断绝关系。椎名沮丧地返回日本，但许多日本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在意气用事淡化之后，台湾将不得不迁就形势，因为它严重依赖于对日贸易和与日本的经济合作。

田中角荣的第三项任务——安抚保守派分子——比较容易完成。自民党接受了右派的以下建议：『应予考虑延续以往我国同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但这个建议对自民党没有约束力；它只不过是让右翼势力得以保全其支持台湾的信誉，而又不妨碍与北京恢复邦交的一种策略。

在消除了三个障碍之后，田中角荣准备踏上他的中国之旅。

田中角荣在北京 日本代表团于1972年9月25日午前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五天的访问。代表团共有五十名成员，为首的是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机场上飘扬着日本国旗，这是自二十二年前日本投降以来的第一次。周恩来和其它中方要员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陪同来宾检阅了仪仗队——一切安排都让人联想起尼克逊访华的情景。随后忐忑不安的日本人被带到了国宾馆。午后，他们与周恩来进行了严肃、坦率的谈判。晚上，田中一行出席了欢迎宴会，席间，中国军乐队演奏了一首流行的日本歌曲『樱花』。此时田中角荣似乎比较放松了。周恩来首先致辞，简要地谈了一下日本的侵略，强调『中国人民严格地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者与日本的人民大众』；并宣称『现在是我们完成恢复外交关系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田中在致辞中强调未来关系的重要性，并为过去的错误道歉：

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中，日中关系有过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中关系停留在不正常和不自然的状态上。我们只能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

田中的『深刻反省』博得了中国人的掌声，虽然他为了安抚自民党内仍然批评他对华政策的右翼势力，非常谨慎地选择了表达遗憾和忏悔的措辞。但是，在最后的联合声明中，道歉就比较明确：『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在欢迎宴会之后，毛泽东在摆满图书的书房接见了田中角荣约一个小时。从前当过关东军骑兵军官的田中角荣显得很紧张。毛泽东觉察到了他的拘谨，便半开玩笑地说：『那么，你们(田中和周恩来)打架打完啦?』田中礼貌地回答说会谈很友好，毛泽东马上回答说：『不打不行啊。不打不成交嘛。』毛泽东送给了田中一套《楚辞集解》、两只大熊猫和一把折扇。田中向毛泽东赠送了一幅现代画，向周恩来赠送了一幅丝织挂毯，向北京人民赠送了两千棵樱花树和大批树苗。

诚挚的气氛反映在谈判中间。中国人放弃了一切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不再坚持让日本人在共同声明中写进废除1952年日台和约一条。日本人接受了以下的条文：

1．自本声明公布尔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2．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3．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6．两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开系。

7．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当周恩来在告别宴会上提议干杯时，田中错举起一杯日本米酒而不是中国的茅台酒。周恩来不落痕迹地提示了他。田中自责地拍了一下脑门，立即更换了酒杯。73岁的周恩来与54岁的田中角荣之间的遭遇，与中国甲午战败后的谈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年，73岁的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在55岁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52岁的外相陆奥宗光面前哀求和平。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傲慢、自大和不妥协的态度，与田中角荣对周恩来的谦逊、悔悟态度及他对毛泽东的敬畏之情截然相反。

据称中日联合声明显示出中国取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胜利， 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很欣慰。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得以宣称它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对该岛的权利，而没有直截了当地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日本人还获得了继续与台湾和南朝鲜保持经济往来的绝对权利。此外，日本并没有在联合声明中正式废除日台和约，虽然大平外相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台和约已经过时，因而予以取消。大平外相声明的合法性是值得争论的，但国民政府在获悉了中日联合声明后断绝了与日本的关系，这就使形势明朗化了。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日本保全了它与美国的安保条约，且加强了它在日后与苏联进行领土及和约谈判中的地位。 日本将得到中国的支持，双方都承诺将反对苏联或者美国在亚太地区称霸的努力。

在国内，势力强大的日本左翼『中国游说团』不再能够强迫政府向中国政府承担义务了。对中国的正式道歉消除了多年的负罪感，反省的时期结束了。日本可以不受美国的控制，与中国开展一种前景广阔的新关系了。

中国得到了大部分它想得到的东西，只作了一些细小的让步。日本的承认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亚洲国家具有巨大的心理影响。中日之间的新型关系加剧了台湾的孤立，制止了日本保守派势力支持台独的任何企图。中日和解也使日本的投资和技术援助，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并加强了中国在与苏联对抗中的地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协议标志着日本剥削中国的一个世纪之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其中，摆脱了外来束缚的中国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它的事务。

受中日复交最不利影响的一方是台湾。国民政府先是被尼克逊与北京的和解震惊，现在又被田中的行为气得晕头转向。他们谴责田中角荣背信弃义、不忠于条约义务、对战后蒋中正的宽大态度忘恩负义。日本驻台北的大使馆受到抗议者的威胁，不得不由三百名警察和便衣来保护。国民政府立即断绝了与日本的关系，重申它坚定不移的反共立场。 台北政府号召要依靠更紧密的团结和更坚定的自力更生，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争取生存。但是，在最初的狂怒和被出卖感渐渐平息之后，国民政府回到了务实的态度上。台湾这样一个小岛需要靠与日本的巨额贸易来生存，而且有许多华人生活在日本，也有数千名日本人生活在台湾，他们都需要得到保护。此外，许多对台湾友好的日本人希望保持某种形式的文化、经济、技术和科学交流。由于这些原因，1972年12月1日，日本的亲台派人士在东京成立了一个『日本对外交流协会』，在台北设有一个主分会，在高雄设立另一个分会。一天以后，台北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亚东关系协会』，在东京设立一个主分会，另在大阪和福冈设有分会。这两个组织的宗旨都是为了照顾生活在对方管辖权范围里的本方侨民，并促进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这些组织虽然是『非官方』的，但却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其工作人员俱是一些隐蔽身分的官员，享有准外交官的地位，履行着正规的领事职能。 这样，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官方关系虽然断绝了，但半官方联系仍然保持完好。

日本是第七十八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此后，其它国家纷纷仿效日本：西德在1972年10月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别在1972年12月和1973年1月、西班牙在1973年3月、马来西亚在1974年5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相形之下，台湾越来越孤立。到1988年10月，它只同二十三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大构想相当灵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代表人获得了在联合国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络绎不绝地来访。北京成了国际交往的一个枢纽。中国不再孤立，它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苏联和美国的包围。中国再一次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次不再是一个虚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地位优越、备受尊敬的大国。

◇第三十一章 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

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对抗的是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双方都自称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曾经是大明遗臣抗清基地 的台湾，成了一场新的抵抗运动的堡垒。

台湾又称『福摩萨』，葡萄牙语中是『美丽』的意思。台湾坐落在亚洲大陆以东约一百英里、日本以南695英里处。以最宽点计算，这座岛峡长240英里，宽98英里，总面积13,844平方英里——大于荷兰，略小于瑞士，大约相当于美国麻萨诸塞(Massachusetts)、罗得岛(Rhode Island)和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的总和。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同盟国许诺，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将在日本战败后交还给中国，据此，台湾在1945年回归了中国。

随着1948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处境的迅速恶化，蒋总统把眼光转向台湾，把它看作是一个避难的去处。为做好这个最后打算，他于1948年12月29日任命心腹干将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蒋于1949年1月21日辞去总统职位，随后他就隐退到宁波附近的老家， 为撤退到台湾岛制定应急方案。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正式辞去了政府职位，却仍然保留着国民党总裁之位，并控制着政府的军

队和资金。随着1949年4月南京的陷落，国民政府崩溃指日可待。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抵抗基地，蒋命令将政府军和军事装备，以及价值三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和外汇撤运到台湾。虽然代总统李宗仁名义上仍然是大陆上的国家元首，蒋却在台湾担负起实际的领导。当国民政府最终于1949年12月迁到台湾时，李宗仁去美国『就医』。蒋于1950年3月1日重新出任民国总统一职。

为了支撑台湾的防御，蒋从几处前哨阵地进行了『战略』撤退。1950年4月和5月，政府军撤离了海南和舟山群岛，1953-54年间，流落在北越和滇缅边境地区的国民政府游击部队撤了回来。1954年1月，14,209名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中共军队战俘参加了国民政府军队，加强了国民政府的军力。一年以后，即1955年1月，位于浙江附近海面大陈岛上的大批平民和部队撤回台湾。由于这些军队的回撤，加上一些新的训练和招募计划，台湾建立了一支六十万人的可观的军队，其中的五分之一驻扎在离大陆仅几英里外的金门岛和马祖岛。

美国的对台政策

美国对台湾国民政府的政策转了一个大圈子：从漠不关心到积极支持，又退回到适度的忽视，最终发展到1979年工月的撤销承认。在1949年下半年，华府看到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崩溃，打算听任台湾的陷落。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了一项不介入政策：

美国对台湾或其它任何中国的领土没有侵占意图。美国此刻根本不想在台湾获取特殊利益或权益，也不想在该地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没有动用其武装力量去干涉当前局势的任何意图。美国政府不会执行一项将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同样，美国政府将不会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

但是，在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对南韩发动进攻之后，这一政策转变了。杜鲁门在6月27日宣布，『共产主义已经越过了靠颠覆征服独立国家的界线，现在它将使用武装入侵和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 他命令第七舰队保卫台湾，阻止任何共产党军队的入侵，并敦促国民政府停止进攻大陆，以防止战事的扩散。随着这一政策转变，华府于1950年7月28日派遣了一名代办前往台北；三天后，麦克阿瑟将军拜会了蒋中正，讨论联合防御计划。8月4日，麦克阿瑟的副参谋长 抵达台北，建立与国民政府的常驻性联络。

因此，朝鲜战争标志了美台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为了使台湾『中立化』，同时防止它成为共产党的战利品，华府的『撒手』政策被抛弃了。当1950年10月中共『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的立场更加坚定不移。华府抵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反对接纳它进入联合国。与此同时，美国重新向台湾运输军事装备，并开始提供经济援助，从1950年6月1日到1951年6月30日，美国的援助总额达9,800万美元。 此外，在1951年4月，一个由116人组成、以蔡斯(William C．Chase)将军为团长的军事援助顾问团进驻台北，到1952年5月，该顾问团人数增加到四百人。台湾在美国的防御计划中获得了新的战略重要性。麦克阿瑟将军称台湾岛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舰，位置十分理想，它既可用来完成进攻战略，同时又能挫败驻扎在冲绳和菲律宾的我方友军发起的防守或反攻行动。』 1952年4月28日，日本决定与中国国民政府而非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平条约，这进一步促进了国民政府的事业。鉴于国民政府对整个中国声称拥有合法管辖权，日本在条约中声明，该条约条款适用于目前以及『将来可能』由国民政府控制的所有领土。

台湾地位的改善反映在美国的驻台代办于1953年1月升格为大使 级别，以及1954年12月台湾与美国签订的一项共同防御协议上。中共在1954年秋和1958年试图攻占金门和马祖，但国民政府在美国的鼓动下坚决抵抗，挫败了中共的企图。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观点，即无论这些近海岛屿的军事价值如何，放弃这些岛屿就等于是屈膝投降。甘乃迪总统宣称，如果对这些岛屿的进攻在美国看来构成进攻台湾的前奏，华府就将采取适当的行动来保卫台湾。这样，台湾的安全就受到了美国的保护。在1971年之前，国民政府一直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

然而，1971年7月15日尼克逊总统宣布他将访问北京的声明，导致了一系列损害台湾国际地位的外交行动。第一个重大的打击是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及随后国民政府代表团撤出联合国以示抗议。接着是中美和解，随后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废除1952年日本与台湾签订的和平条约。这些事件在其它国家中引发了一种赶时髦的心理，一个又一个国家抛弃了台湾，转而支持北京声称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的主张。1969年，台湾同六十五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到1974年10月，台湾只同三十二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而且，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数目还继续下降。美国也逐渐朝这个方向挪动，这表现在1973年5月北京和华府之间相互设立联络处。最后，在1979年1月，美国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到1988年，承认台湾国民政府的国家只剩下二十二个，虽然与它保持商务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五十一个。

政治结构

随着日本在1945年8月战败投降，台湾回归并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由陈仪 出任行政长官。选择陈仪是很糟糕的决定，因为他不是一个认真踏实的行政长官。他的任期内腐败盛行，大搞歧视，充斥着无数丑闻，包括公开拍卖充公的日本财产大获其利，并蛮横地歧视台湾人，把他们当作殖民地居民对待，不准他们在政府和大企业中担任行政和管理职位。那些原本欢迎国民政府接管的台湾人，很快便对陈仪的统治丧失了信心，逐渐认为他比日本的殖民统治还要糟糕。最后，公众的义愤无法遏制，1947年2月28日，一场暴力起义爆发了。陈仪为争取时间假装妥协，同时请求大陆增派援兵，当援军抵达后便对台湾人大肆杀戮。尽管陈仪随后被撤职 多少缓和了局势，但他的错误统治大大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基业，刺激了台湾人反对大陆人。 一直到1949年1月陈诚出任主席之后，双方之间的怨恨关系才开始改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参与了省和地方的政府，当然，中央政府中的高级职位仍然是不对他们开放的。到1974年，大部分省政府职位中，有三分之一的内阁职位和几个重要城市的市长全由台湾人担任。

台湾的国民政府以总统为首脑，由一名秘书长和一名参谋总长协助他处理军政事务。五院制结构保持了下来，但几个院的职能和法律地位有了变化。立法院的权力增加了，而行政院的权力则相应缩小。行政院长的任命要由立法院同意，立法院还拥有质询权。立法委员由选举产生，再由他们相互遴选产生总统和副总统。立法院可以倡议立法，质询部长，审查财政预算，进行独立的调查——与训政时期的立法院相去甚远，训政时期的立法院只不过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律起草部门而已。

司法院的构成也有了较大改变。它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1)『大法官会议』，解释宪法、法律和法令，由十七名成员组成，均由民国总统经监察院的同意任命；(2)『最高法院』；(3)『行政法院』；(4)『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监察院委员由省市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六年，监察院院长和副院长在该院委员中选举产生。考试院设一名院长、一名副院长和十九名委员，均由选举产生，任期六年。

台湾省省政府完全仿照五院制机构，只是没有外交部和国防部。省政府有自己的内政、财政、教育、农林、交通、公共卫生、公安等部门。从行政效率的角度来看，台湾存在两套并行的政府班子有点奢侈，让这样一个小岛来供养也有点困难。但是，这种机重叠是一种政治需要，因为设立一个中央政府不仅可以证明它所声称的对全中国的管辖权，而且也代表着它最终要回到大陆去的希望。

尽管中华民国宣称自己是一个立宪制民主政府，但它没有给与人民像美国那样完全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理由是，在一个全民动员以进行『反共戡乱』的时期，必须做出一些限制。国民政府严格控制出版和传媒，不允许任何人散发马克思主义书刊，也不准任何人阅读共产主义读物，除非是经过特别准许。批评蒋及其家族和国民党统治的人，还有那些鼓吹台湾独立运动的人，都有可能被秘密警察拘捕。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与对中共渗透的高度警惕，使台湾岛处在戒严法管制之下，在民众当中造成了一种紧张和谨慎的情绪。国民政府剥夺公民自由的做法遭到了国外人士的批评，但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自己的限制措施作辩护，并提诸批评者比较一下台湾和大陆的自由程度。总体来说，台湾人民似乎接受了这些限制，并且认为这是过相对自由和富足的生活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是蒋的总统任期。宪法规定总统由选举产生，任期六年，可以连选连任第二任期。1948年，蒋首次在南京当选为总统，1954年他在台湾再次当选。在任总统能否第三次当选是个微妙而又从未有过的问题，随着1960年的临近，这个问题出现了。由于蒋不赞成修宪，1960年2月的国民大会决定，在『全民动员戡乱救国』时期暂时中止宪法限制总统任期届数的规定。1960年3月21日，蒋第三次当选为总统，陈诚当选为副总统。1966年他又第四次连任，严家淦当选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

1972年，蒋第五次当选，严家淦当选为副总统，而蒋的长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对中华民国来说，这是一个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的国际困境：国民政府代表团退出联合国，华府与北京达成和解，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部，86岁高龄的蒋健康状况恶化，到1974年5月以前一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政府要务由副总统和行政院长掌管；他们认识到，台湾的前途依赖于同台湾人达成谅解，台湾人已经被排斥在高级委员会之外达二十五年之久。行政院长蒋经国时年62岁，注定要做他父亲的接班人，他委任一些台湾人充任政府要职，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六名内阁成员、台湾省省长 和台北市市长。 1972年12月，为选举立法院五十三个席位举行的大选，进一步扩大了台湾人在政府中的代表权。严家淦和蒋经国似乎掌握了确保未来台湾安定的三个重要秘诀：(1)蒋的接班问题；(2)接纳台湾人占据高级职位；(3)相应地放宽蒋的严厉控制，从而使现存政治程序自由化。在他们的领导下，国民政府在国际困境和北京的外交和心理攻势面前，默默地保持了尊严。国民政府号召人民『自力更生』，『以对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克服』国际上的安抚主义。

中美和解产生了一种意外的结果，使四百万大陆人和一千两百万台湾人联系更密切了。由于北京把国民政府和台独运动都视为非法之物，因此，国际孤立就意味着此二者都面临同样渺茫的前途。曾经屠杀过台湾人的大陆人和不满国民政府统治的台湾人，突然发现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意识到，联合起来对双方都有利。团结能使他们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而纷争则使他们成为北京的俎上鱼肉。这种认识缩短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差距；相互通婚也开始盛行了起来。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山区土著人外，台湾人和大陆人都繁衍自同一个种族，『无论是从其社会和政治观念，还是从其祖先来看，他们根本上都是中国人』。 在今天的台湾人中，75％是福建省移民的后裔，13％是来自华南的客家人。 在台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差别是一种人为的区分，现在，政府和民众都有意识地努力冲淡这种区别。

根据斯诺的报道，毛泽东把台湾回归大陆主权看作是他『统一中国的最终目标』，他坚持，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必须予以解放；但他将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希望一辈子待在那里当省长的话，也许可以给予他某种自治地位。』 在蒋和他的追随者看来，这个主意是十分荒唐和无礼的；他们顽固地拒绝与中共谈判。相反，北京面临着苏联在其北方边境的威胁，又与美国达成了和解，因此似乎不急于用武力解放台湾。北京方面相信时间在自己一边，故试图通过让台湾陷入国际孤立的外交行动，来摧毁国民政府的士气，并大肆渲染台湾与大陆统——乃不可避免的趋势，以震慑台湾孤岛。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似乎执行着一种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现状的政策，与此同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并保证国际纽带不受损害。

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国民政府认识到，他们不能忽视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紧迫问题。一当在台湾立住脚跟，他们就努力在从前失败的地方争取成功。依靠美国方面的建议(通过『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也依靠高度集中的智囊和技术手段，国民政府以坚定的决心，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从而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这场农村重建运动背后的灵魂人物是省主席陈诚，他在1949年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改革，强制推行降低地租，将地租从当时盛行的主要作物产量的50-70％降至37.5％。 在现有地租低于37.5％的地方，则地租照旧。此外，由于『口头租耕』的老做法不能给佃农提供任何法律保护，这种做法被勒令取消了，代之以书面的租约，有效租期至少为六年。通过这些措施，三十万农户的境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收入的增加使他们有能力购置耕牛和房屋，这些物件被冠以『三七五耕牛』和『三七五房屋』的绰号。

第二阶段的土改开始于1951年6月，销售四十三万英亩的公地。这笔地产占台湾全部耕地的20％，原来是由日本殖民政府留出来供安置日本移民的。国民政府允许每个农民从这批地产中购买一块足够大的田地以供养六口自家：七亩稻田或十四亩旱田。土地的售价定为这块地主要作物年产量的两倍半，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形式分作二十个半年期来偿还，欠款利息为4％。每一期的付款不得超过当前的地租。第二阶段的改革使139,688名农民成为土地拥有者。

第三阶段的土改开始于1953年1月，措施是强行将私田和出租田卖给政府，政府再将之以同样的价格转卖给农民，只收取4％的年利。至少有193,823户农户从这些措施中获益，使拥有土地的家庭总数达到了四十万户——也即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个人。土地改革计划的完成，将全部农田中的出租率从39％降低到15％。 到1968年初，佃农只耕种10％的土地，而90％的土地全由田地拥有者耕种。

由于这些田地改革政策，主要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了。农民生活的普遍小康反映在他们建造或修缮了大批房屋，拥有了大量自行车和缝纫机。

最引入注目的是工业发展的速度。最初阶段(1945-52年)主要是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设施，在这之后，政府贯彻了一项1953-56年的四年经济发展计划，优先鼓励中小型基础工业，因为这些企业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本，且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为了提高农村社会的就业率，政府还鼓励恢复家庭和手工工业。第一个四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依靠的是来自大陆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及争取使台湾成为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样板的坚定决心。几乎各项工业活动都取得了进步：铝、碱、纺织、电力、化学、造纸、黄麻、食糖、菠萝，蘑菇、工艺品，等等。到1956年末，约有两千家工厂在营业，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在1952年以后建造起来的。在这一时期，工人的数量从274,000人增加到340,000人，而1956年的生产指数比1951年增加了一倍多。1956年的人均收入比1953年增长了42％。

第一个四年计划的巨大成就，鼓励政府随后发起了更多的四年计划，这些计划都很成功。从1963年到1973年，台湾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7％。最高的一年1964年高达14.2％，最低的一年1966年也有8.07％，但各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最初7％的目标。197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3.9亿美元，而1952年只有12亿美元。政府官员在1973年自豪地宣称，台湾的年人均收入已达到了467美元，个人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达2,697，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亚洲国家中仅次于日本。 尽管1965年年中美国的援助停止了，台湾仍保持了相当的经济繁荣，1974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41亿美元，人均收入达702美元。在1965年到1972年之间，台湾巨大地得益于美国为进行越南战争而开的采购订单，但即使在越战结束后，台湾的经济仍继续兴旺。1973年的对外贸易增长至82.6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50.2％，其中出口总额为44.7亿美元，进口总额为37.9亿美元。1973年，台湾对其他所有国家的贸易都保持着顺差，只是对日本的贸易是例外，据统计，对日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 上述数据表明，尽管台湾的政治前途很不确定，但在经济上却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独立实体。然而，这也使它成为对大陆政府更具吸引力的争夺对象。

文化生活

到1967年，台湾达到了97.15％的高识字率。能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也许是因为宪法规定，国家预算的15％、省政府预算的25％和县政府预算的35％要投入教育。从1968年秋季学期开始，义务教育从六年延长到了九年。1973年，全岛总人口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在读学生，分布在2,307所小学、948所中学和99所大学院校中。自日本统治结束以来，台湾的教育制度得到了巨大改善，突出的是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1946年，台湾只有1,130所小学、215所中学、一所大学和三所学院。 到1974年年中，台湾每一千个人中有278名学生，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

与台湾教育制度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台湾研究机构范围的扩展和质量的提高。国立台湾大学是台湾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设有培养研究生的专业；从1960年起，大学与教育部联合授予博士学位。在纯粹的研究机构中，最富盛名的是坐落在台北城外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那里秀丽的院址和周围的田园风光，为严肃的学者们提供了天堂般的研究场所。研究院设置若干研究所，如数学、历史语言学、化学、动物学、人类学和近代史等。近代史研究所是最年轻的研究所之一，成立于1955年，已出版了一些有才华的年轻学者撰写的优秀专著。其它一些值得一提的研究机构，有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所和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

台湾学者把台湾岛看作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储藏地。许多从前收藏在北京和南京的博物院中的艺术珍品现在收藏在台湾。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运来了231,910件艺术珍品和善本书，从南京的中央博物院运来了11,729件无价珍品。这批中华艺术瑰宝定期在台北城外庄严的故宫博物院展出。

以上对台湾主要发展情况的粗略评述，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在大陆遭受惨败的国民政府，在台湾却成功地将这座岛屿建设成了一个『模范』省份和亚洲的出色地区。台湾人民在物质上享受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遍小康和高生活水平。然而，尽管有这些外表的繁荣，它终究只是个作为有限的小岛。它不是中国的精神之乡。年纪较大的大陆人感到没有社会根基，思想孤立，精神空虚。年轻人则因没有施展才华的余地而泄气。许多人的最大愿望是移居他处寻求新的生活。虽然大陆人仍然渴望回到大陆，但想法实际的人知道，这只是一个梦想，在他们有生之年很难实现。『回大陆去』的口号已经沉寂了，相反，人们更看重把台湾说成是一个具有永久价值的『宝岛』。台湾不再是一个最终回归大陆之前的中转站，而是成了一个可以逃脱共产党统治的栖身之地。物质上的繁荣与精神上的焦虑共生共存，这验证了一条出自《圣经》的真理：人不能仅仅靠面包生活。他需要有希望才过得有意义的生活。

1975年4月5日蒋的去世，对国民党的事业构成了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长期以来，蒋一直是亚洲反共运动的象征，他是二战时期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中活得最长的一位。台湾人怀着深深的失落感哀悼他的逝世，但这对权力结构或政府的政策都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政府从1972年开始就为这一时刻做好了准备。根据宪法程序，副总统严家淦于4月6日宣誓就任新总统，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首脑，而行政院长蒋经国掌握着政府实权。

蒋作于1975年3月29日的遗嘱中，要求他的人民不要因他的去世而沮丧，而应献身于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复兴文化遗产，坚持民主制度。他的遗嘱在风格上显得与孙中山先生作于1925年的遗嘱非常相似。福特(Ford)总统赞扬蒋是『一个正直、勇敢并具有坚定政治信念的人』。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蒋的死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对于他在台湾的追随者来说，实现他遗嘱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第三十二章 粉碎四人帮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凶年。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失去三位伟大领袖的悲伤之中：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及毛泽东主席分别在1、7及9月先后逝世。一系列自然灾害更加重了人们的悲痛之情：7月，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北京东南105英里处的工业城市唐山；在随后两个月里，黄河发生了七次洪水泛滥。伴随着这些灾难和政治不稳定的是，由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即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一伙人)挑起的接班危机。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份，真可谓充满了中国人所说的『天灾人祸』。这是一个悲哀的时刻，但正如黎明前的黑暗一样，它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一种新秩序正努力从混乱中脱胎而出，这个新秩序将带给人民更加安定、进步和更美好生活的期待。

国家领导人的逝世

周恩来(1898-1976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去世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他是党和政府的擎天柱，一直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发挥着缓冲作用。周恩来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彻底混乱中拯救了出来，并协助阻止了四人帮攫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周恩来在清朝末年出生于绍兴的一个乡绅家庭。他就读于南开中学，之后前往日本深造。1920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欧洲待了四年。在那里，他与同学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成为毛泽束的忠实支持者。自1949年起一直到去世，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服从毛泽东变幻无常的领导，默默地掌握政府的运作，不动声色地缓和毛泽束的某些过激行为。

周恩来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和温文尔雅的老练。他那精干的风度和对世界事务的广博见识折服了所有外国来访者。尼克逊总统说：『在二十世纪中，就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言，只有很少一些人能够与周恩来媲美……他的敏捷、达观和睿智无人能予匹敌，这些都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早在1972年，周恩来就备受癌症的折磨，他似乎策划了让邓小平在1973年复出担任副总理，并推荐他做接班人。激进派报之以发起批林批孔运动，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周恩来继续工作，即使在1974年夏入院治疗后也是如此。他在病床上处理国家事务，接见来宾，偶尔也公开露面。他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五周年国庆庆典，并在1975年1月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这份报告为后来被称为『四个现代化』的运动奠定了基础。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前列的强国。

七十八岁的周恩来逝世了，九亿中国人无不哀悼这位备受敬爱的护国长者，深切缅怀这位进行革命斗争和操劳国家事务的伟人。他长期以来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在『十年动乱』(也即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懈努力，使他当之无愧地赢得了人民的景仰。

华国锋的崛起 周恩来曾谨慎地推荐邓小平做他的接班人。在周恩来住院治疗的最后一年，邓小平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成为实际上的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接见外国领导人。然而，在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后不久，邓小平就从公众场合消失了，政府没有任何解释。2月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不改悔』的当权派。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极力推荐第二副总理张春桥出任总理，但许多党内和军队的高级干部都不接受张春桥。2月7日，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任命第六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为代总理。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不满这个选择，但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信，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受到妻子的压力，想过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但又不想贸然触犯高级干部和军队领导人。毛泽东似乎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选择了华国锋。华国锋是一位思想上可靠的忠实信徒，他将担任总理之职，直到江青一伙能接管政权。华国锋是一位农业专家，曾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省份湖南省的第一书记，选择他显然是一种妥协，因为他与务实派和激进派都没有瓜葛。舆此同时，毛泽东通过任命华国锋，巧妙地挫败了周恩来安排邓小平接班的计划。

在任命华国锋之后不久的清明节期间，爆发了一个重大事件。清明节是中国人按传统祭奠祖坟的节日。在3月29日到4月4日之间，数目不断的人每天前往天安门祭奠已故的周总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纪念碑成了周总理的象征性陵墓。当警察和保安人员搬走花圈时，激怒了群众。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十万名抗议的群众，高呼『秦始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口号，并张贴支持邓小平的标语，朗诵赞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及影射毛泽东的诗歌。 群众的情绪很快达到白热化的地步，示威活动无法控制。狂热的示威者放火烧四辆摩托车，砸碎一座军营的窗户，随后警察、公安和民兵驱散了群众。

北京市长吴德把这场暴乱与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人联系起来。邓小平遭公开指责为罪魁祸首、走资派和『右倾翻案风的幕后总指挥』。两天以后(4月7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宣布邓小平的『问题已经转化为敌我矛盾』，因此解除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与此同时，正式宣布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8日，十万名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声援新诞生的领导集体。华国锋成为总理接班斗争中出人意料的胜利者。

4月30日，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三条重要的亲笔指示：(1)『慢慢来，不着急』，(2)『按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把这些指示看作是表明了毛泽东指定他为接班人的意思。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恼怒的四人帮的面出示了前两条指示，四人帮一伙现在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了，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新的敌人。华国锋保持了冷静，他暗中留下了第三条指示以备日后之用。

唐山大地震 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和接班斗争的政治动荡似乎还是不足够的苦难，1976年7月28日，在拥有160万居民的煤炭中心唐山，又发生了一场里克特制(Richter)八点二级的大地震。地震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并给附近的大城市天津带来了相当大的破坏，天津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人口有430万。唐山市化作一堆废墟。一份政府的秘密报告统计出655,237人死亡、779,000人受伤，但中国地震学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要低得多。 根据传统，中国人把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看作是社会政治巨变的预兆。

毛泽东(1892-1976年) 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受帕金森氏疾病的折磨，这是一种慢性恶化的疾病，引起肌肉僵硬和颤抖。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他的健康因一次中风而迅速恶化，这次中风影响了左半边身体，损害了语言机能。他每天会交替出现清醒舒服和神志不清的时刻，因此等候他接见的外国政要会接到奇怪的会见时间和突然的通知。他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只有等待历史有时间整理他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影响之后，才能对毛泽东做出全面的评价；现在则只能作一些初步的评价。对中国来说，毛泽东是集列宁和史太林于一身的人物。他是二十世纪中叶最成功的伟大的革命家。他最大的成就，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相信解放农民是解放中国的前奏。他发明了一套组织农民包围城市的策略，并为第三世界树立了成功的革命榜样。他打算把这套战略运用到国际舞台上，鼓励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最终摧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在他的一生中，毛泽东经受着一种持久的不安分情绪的推动。他造他父亲的反，造地主资本家的反，造国民党统治的反，造苏联控制和修正主义的反，最后造他自己的政党和老战友们的反。他急不及待地要求变化，想一下子改变国家、社会和人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在内心是一个追求纯真的人，他造就不间断的变革，努力保持革命的势头，使国家和人民疲于奔命。国家的巨大精力都消耗在群众运动和内部争斗之上。他二十七年的统治几乎没有给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甚么改善。

因此，在1949年革命成功后，毛泽东似乎是江郎才尽了。引导他夺取政权的才华，不能引导他成功地治理这个庞大散乱的国家。经过解放后最初的几年实践，毛泽东的领导显得步履蹒跚。反右运动(1957年)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而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正是中国所急需的。人民公社开展得太匆忙；大跃进倒退了回去；与彭德怀的斗争是不明智的；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纤遭受的毁灭性破坏，则是一场十足的灾难。扶植江青做国家领导人和可能的接班人的主意，违背了人民及毛泽东的老同事的愿望。在他的最后岁月里，毛泽东本人越来越深地陷入作茧自缚的境地，对他一向声称自己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情感反应迟钝。他在去世时是一个孤独、悲哀的人，他那种改造人性、将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没有实现。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历史的透视，将能对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作出一个全面性的评价。至于现在，我个人对他一生的浅见可以用以下的话来概括：革命有余，建国不足。

四人帮

四人帮的阴谋 由于缺乏和平交接权力的宪法机制，当在位的领导人去世时，便会出现接班危机。毛泽东去世后突然爆发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是由他的夫人江青挑起的。江青期望接毛泽东的班当党的主席，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已经主管中央宣传部的姚文元也许会再担任一些职务，承担『文化沙皇』的角色。这四个构成中央文革小组核心的人物，勾结起来策划夺取政权，但他们的主要障碍是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也作为毛泽东的指示(『你办事，我放心』)所指的对象，华国锋有着牢固的接班权利。他还得到汪东兴的支持，汪东兴是毛泽东的首席警卫，是有两万人之众的8341部队的首长。

江青依靠的王牌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她手里还剩下的赌注是控制着新闻媒体以及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等关键地方的城市民兵。 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四人帮就已经策划向上海民兵分发枪支弹药，建立一个『全国民兵总指挥部』，以图与北京的中央军委抗衡。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六百万发弹药分发给了上海民兵。

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对江青及其同伙十分讨厌，但只要毛泽东还在世，他们就没有力量反对这帮人。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私下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发动一场反政变才能制止四人帮篡夺政权。他们委托国防部长叶剑英去做微妙的工作，与华国锋培养友谊，向他保证他们将支持他做毛泽东的接班人。

另一股反江青势力也在悄悄地行动。4月份被解职的邓小平遭到四人帮的逼迫，他在叶剑英和许世友的保护下逃往广州。这三人和另外几个人，包括日后的总书记赵紫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他们决定与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建立联盟对抗四人帮，并以广州为大本营。如果江青篡夺了政权，他们将建立一个临时中央与她抗衡。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悄悄回到北京静候事态的发展。

与此同时，四人帮也在策划暗杀政治局委员，以华国锋、叶剑英和其它几个人为主要目标。面对共同的威胁，华叶二人成了紧密的盟友，他们采取了发动政变所需的准备措施，包括笼络汪东兴。这样，一个三方联合建立了起来，在其中，叶剑英是策划者，华国锋制定行动计划，汪东兴则负责实施计划。首先必须稳住上海。为此需要有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的帮助，他在沪宁地区有着广泛的关系网，通过他可以得到上海警备区司令的合作，在城市民兵动手之前就控制住这个关键的城市。 在北京，华国锋得到了陈锡联司令员和吴德市长的支持，并与卫戍区部队、解放军总部和8341部队保持着合作。

在9月18日的追悼会上，华国锋引用了毛泽东著名的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暗示他已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华国锋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三要三不要』指示：(1)『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2)『要团结，不要分裂』；(3)『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能忽视这段引语的意义，因为毛泽东在最早作这些指示的场合，曾警告他的夫人及其同伙『不要搞四人帮』。

十月六日政变 到9月底，政治局举行了几次爆炸性十足的会议。江青指出华国锋不能胜任领导党的重担，要求让她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反驳说他不仅能够胜任，而且还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过后想一想，这是一种表明他有意要清除四人帮的预兆。

10月5日凌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五人：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北京卫戍区司令陈锡联、副总理李先念(他是邓小平的同盟者)。他们决定抢在四人帮发动政变之前迅速采取果断行动，一举逮捕对方的四个头目。华国锋和叶剑英负责各个方面，陈锡联受命担负保卫北京的重任，汪东兴则负责逮捕四人帮。与此同时，广州军区进入警戒状态，随时准备接到命令就派两个师空运到北京。

接着，华国锋邀请四人帮在10月5日深夜赴中南海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王洪文最先到达。他拒捕时打死了两名警卫，但自己也受了伤被制服。张春桥和姚文元随后赶到，两人都落入了圈套。当前往拘拿江青时，江青还躺在床上。她大叫：『主席尸骨未寒，你们竟敢造反!』 10月6日清晨，四人帮一伙被一网打尽。这四人隔离关押在北。

10月7日，华国锋和汪东兴分别向政治局作了两份报告，叶剑英作了一份报告。这些报告包括了对四人帮的详细指控，它们肯定事先就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写好了。四人帮被如此干脆顺利地粉碎，竟然没有引发任何内部纷争问题；这场胜利必须归功于那三位核心人物，他们具备多年的警卫和军事经验。政治局推举华国锋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军委主席，授权他主管编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0月24日，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华国锋在军队高级将领的陪同下微笑着出席庆祝仪式，这显示了军方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也表明了军队继续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被欢呼为党的『英明领袖』、接毛主席班的『伟大舵手』，几乎完全具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优秀品德的卓越领导人。 次日，经过整顿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稍后，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1977年7月)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中共党史上的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其重要性几乎同遵义会议(1935年)相等，并赞扬华国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华国锋的胜利。作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拥有在位领导人的所有优势。他获得了军队和党内领导人的支持，赢得了汪束兴和8341部队的合作。他把握住了国家的脉搏，深知人民痛恨江青及其同伙；他通过将四人帮粉碎表达了人民的『共同心愿』。最后，他曾担任林彪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因此他明白，林彪倒台的主要原因就是犹豫不决，所以他果断及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将阴谋者一举打垮。

另一方面，四人帮的失败归根到底要追溯到毛泽东的去世。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这四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号施令，对不合作者肆意挥舞大棒。他们虐待了几千名德高望重的长者和领导人，利用打砸抢分子和特工人员欺压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此外，四人帮过着颓废、特权的资产阶级私生活。比如，江青保留一架『银白色』的喷射飞机供自己专用，享用最昂贵的德国照相设备，穿着丝绸服饰，在奢华的场合招待客人。 尽管这些过分的行为脱离了群众，玷污了中国革命的理想，但毛泽东的保护却有效地制止了对他们的批评。

四人帮虚弱不堪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军事力量与媒体控制之间的不对称。四人帮控制不了军队，只控制新闻媒体，而媒体是缺乏组织和火力的。因此他们非常依赖对媒体和文化舞台的控制来制造公众舆论，营造出一种夸大的权力形象。他们听到了响亮的支持聋，也受到了广泛的报道，这些东西或许诱使他们认为自己非常强大，而实际上他们并不那么强大。此外，江青过分相信，身为毛泽东的夫人，没人敢反对她。但事实是，一当她成为毛的遗孀，她的命运就完了。

四人帮遭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他们被斥责为阴谋家、极左分子、反革命和国民党的代表。

毛泽东与四人帮

要使毛泽东与四人帮脱离关系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四人帮；没有他的夫人，四人帮就没有一个可以安心受保护的首领江青从前是个左翼电影演员，长征以后来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两人堕入了情网，毛泽东要迎娶她，令第三任妻子惊愕不已，她强烈抗议，拒绝与毛离婚。高级干部也不赞成这桩婚事，但两人还是在1939年结了婚。据说，在结婚之前，高级干部迫使毛泽东答应，他的这位妻子将永远不参与政治，或至少二十年里不从政。

毛泽东认识到了江青想当主席的『大野心』，他也听过她在文革期间冤枉、伤害、逮捕并杀害了无数的人。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警告四人帮一伙：『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1975年5月，他以『三要三不要』的指示警告他们，最后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 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察觉四人帮的过分行为，而且完全可以发一道清楚的指令，约束住四人帮的首领。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这表明了他作为党的主席和伟大舵手的失职。

美国剧作家米勒(Arthur Miller)在1978年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电影导演和剧院经理。他得悉中国有许多重要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遭到杀害或监禁及折磨。米勒认为，江青不可能在没有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做出这些不公正的事情，那是无法想象的。米勒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人可不是韭菜；他们的头断了是长不回来的』，米勒总结说：『一个『帮派』没有得到伟大的舵手的同意，却能肆意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不能让人相信的。』 米勒认为，毛泽东的失职不能归咎于他的年老体弱，因为，在六十年代他身体健壮得能畅游长江6,500米的时候，也有人被关押、杀害。米勒德最后的断言是：四人帮『仅仅是一块遮羞布，是用来维护毛泽东神圣的声望的。』虽然毛泽东被九亿人民奉若神明，但他在日常私生活里，却只不过是人家的一个老态龙钟的丈夫而已．随着他越来越屈从于江青的压力，他丧失了关于国家事务的适当触觉。受裙带关系玷污的共产主义显示出了某种厂社会封建主义』的色彩。然而，由于1976年的这些戏剧性事件和极左思潮的垮台，中国走向更加稳定和繁荣的希望出现了，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动力也出现了。

◇第三十三章 邓小平和中国的新秩序

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主席面临着三个紧迫的问题：(1)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合法性；(2)邓小平的复出；(3)重新调整经济发展计划，推动现代化建设。关于接班问题，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支持者 认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只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看法，而不代表党的意愿，关于党中央主席的选举，党章有专门的规定。言下之意，华国锋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看起来不符合党章；但是，如果华国锋同意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话，这个合法性问题便可以商量，甚至可以放弃。因此，这两个问题是可以抵销的。叶帅和副总理李先念极其希望平稳地过渡到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他们进行了斡旋，结果，华国锋原则上同意重新起用邓小平，并修改五年计划以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1976年11月下旬，华国锋宣布，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将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讨论。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和其它人支持他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三项决议，确认了此前政治局的一些决定。第一项决议是追认华国锋担任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第二项决议同意华国锋的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些都是党政军部门的高级职务。第三项决议谴责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批判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同志』，『疯狂攻击并错误批判邓小平同志』，『极端仇视并大肆反对』毛主席挑选华国锋同志担任接班人，并『阴谋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实行反革命复辟』。四人帮被正式开除出党。

邓小平争取政治控制权

权力基础的扩大 邓小平期望通过为在毛泽东和四人帮统治时期受迫害的人平反来扩大他的权力基础。他坚决反对那些参与文化大革命并与四人帮勾结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批判他及阻止他接替周恩来职务的人。这些人包括华国锋(他是在毛泽东的庇护下青云直上的)、汪东兴(毛泽东的警卫头领)、吴德(北京市市长)、纪登奎(一位教条式的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不批评华国锋，而是批判他的同伙，肃清他的政治外围，这样就将中心架空了。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扶植一些能干、年轻的拥护者，安排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以便让他们能够贯彻他的经济政策。

但是，邓小平也不局限于对某些人的批判或任命一些『年轻人才』；他同时挑战『毛泽东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至高无上地位，以推翻其从前对手的意识形态权力基础。为此，他在1978年5月和6月宣布了两项非常明智的指导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其言下之意是，一项政策或一个行动是否正确，不必再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标准来加以检验；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本身必须接受事实、实践和真理的检验。关于毛泽东的领导，及他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灾难所应负的责任等问题，成为四人帮倒台后政府主要的关注。

『经济挂帅』：清除反对派和输入『新鲜血液』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29日)标志着从毛泽东去世以后的过渡时期的结束。在这个时期，邓小平迅速地上升为中国政坛最大权力的人物。中共抛弃了毛泽东的『政治挂帅』，代之以邓小平的『经济挂帅』，希望到2000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国家。任何不同意这条路线的人都将被清除，任何违背这条路线的活动都将被终止。这样，虽然一些分歧的观点得到某种程度的容忍，但像在『民主墙』上张贴批评政府的大字报这类的反对行动却不被容忍。 党和政府担心，过分大的自由会搞乱脆弱的安定局面；但是，他们也决心不去扼杀国家新的目标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主动性和热情。他们的妥协导致了一种受到适当控制的『有节制的民主』。

消除国内分歧的倾向并不光是针对民主墙。四位对邓小平及其政策持冷淡或反感态度的政治局委员，也被解除了在党政部门的高级职务。另一方面，邓小平的两位得力门生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能干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邓小平在党务方面的助手胡耀邦。胡耀邦还出任新改组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主管党的日常事务。

与此同时，使邓小平得益匪浅的平反工作继续开展。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期间曾与邓小平一起被打倒及蒙受羞辱，为了洗刷他的名声，中共决定给与他平反昭雪。1980年5月17日为刘少奇举行了全国性的追悼会，他被称赞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这个事件被看作是对文革价值观的批驳和对毛泽东一贯正确观念的否定。

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980年8月29日-9月10日)上，邓小平一派的人达到了权力的顶峰。邓小平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党政部门职能分开和废除干部任用的终身制。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他的改组计划，保证要使权力有序地移交给较年轻的实干家们的集体领导，确保他们在邓小平和其它年长领导人谢世后，能继续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华国锋辞去了总理职务，提名赵紫阳做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和其它六位副总理也辞去职务，辞职理由或者是年事已高，或者是另任要职，或者是『自愿』让位。

必须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只审议有关政府的任命。那些引退或辞职的人仍保留着党内的职务。华国锋仍然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仍然是党的副主席，其它四位副总理则仍然担任着政治局委员。随着赵紫阳出任总理和胡耀邦出任党的总书记，实干派牢牢地控制了党和政府部门。中国似乎做好了以前的在位者仍然健在时进行的有序的权力交接，这为以后的领导人开创了先例，避免以往痛苦的政治动荡。

毛泽东的非神化

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五年裹，毛泽东作为中国『集列宁和史太林于一身』的人物，被神化为绝对不会做错事的全知全智的半神。

一当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粉碎，毛泽东的形象立即黯然失色。他对四人帮崛起所负的责任是众所周知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像赫鲁晓夫批判史太林那样揭露他。领导者小心翼翼地引用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说的话来批驳他后来的政策，但非毛化不得不谨慎地加以对待，因为，经1977年的党代会确认地位的华国锋，其职位的合法性主要是源于毛泽东的庇护。华国锋尊重毛泽东的遗产，以便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同时对毛泽东作重新解释，以满足他在新时期和新环境中的需要。

中国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毛泽东对中国近来灾难所负责任的问题。在提出答案以前，中共将周恩来提升到舆毛泽东几乎平起平坐的位置，结束了毛泽东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获推举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的夫人沦为阶下囚与周恩来的夫人荣登高位，象征了一种将毛泽东非神化的全民共识。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年中，涌现出一股日益强烈的解脱感和迈向新起点的使命感。毛泽东或四人帮所推行的观念框架，显然不再符合现实生活，现在的新秩序是稳定、团结、纪律和发展经济。革命的豪言壮语和文化上的不宽容，曾经将中国沦为毫无艺术气息的思想沙漠，现在让位于某种程度的松绑和表达自由。四人帮强加的文化禁锢(即中国只需要八部样板戏，或『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被批判为扼杀创造力的荒谬之举。曾经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之象征和帝国主义走狗』的贝多芬、莫扎特和莎士比亚，在1977年中期重新露面了，而所谓『封建旧时代产物』的李白和杜甫等伟大诗人的作品也重新亮相了。

随着1977年7月邓小平的复出，对毛泽东的非神化加速了。毛泽东的塑像先是遭到含蓄的批评，后来则受到公开的批判而被陆续搬迁掉了。在这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就违反了毛泽东的著名宣言，即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邓小平的『经济挂帅』得到胜利，确立为新路线。

197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的报纸重新刊登了毛泽东在1962年发表的一份讲话，讲话表明，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犯了错误，对经济规划、工业和商业不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就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还是懂得不多……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刊登这份讲话的实际用意再明确不过了——毛泽东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而是一个会犯错误的人。

1978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悄然度过。不久以后，作为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之象征的红卫兵也解散了；『红宝书』销声匿迹，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报头栏也不见了。在整个1978年下半年，大字报和其它文章不停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这表明人们一致的行动，对毛泽东进行非神化，侵蚀他神圣般的形象。《人民日报》社论逐步地称呼『毛泽东同志』而不再是『毛主席』，并提出了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批评，现在文革被称为是『十年浩劫』。

邓小平的两项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击中了毛泽东思想的要害。确实，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在实践获得成功之前，也只是理论，而不是真理。 毛泽东自己曾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11月22日一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字报，运用邓小平的口号来评论毛泽东的成就：

我们不怀疑毛主席的巨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犯错误……毛泽东是个人，不是神。我们必须给与他应有的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言论自由就是一句空谈。现在是全体中国人挣脱强加在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枷锁的时候了。

人们找到一种对毛泽东进行非神化的聪明的方法，即用邓小平的观念来评判毛泽东的行动，用马克思的话和毛泽东早期的话来批驳后期的毛泽东。这种方法也冲击了一些人的地位，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依赖于毛泽东的地位。

1979年9月，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又了无声息地过去。到次年的春天，大部分公共场所的毛泽东画像被清除走，街头十字路口那些写着毛主席语录的标语牌也大多拆除。1980年3月，中共对已经死掉的康生进行批判，此人是毛泽东麾下的特务头子。到1980年中期，毛泽东珍爱的生产样板、大寨大队和大庆油田,丧失了『示范样板』的地位——大寨被宣布为是失败的典型，而大庆则被揭露效率低下，不讲科学。甚至是毛泽东的革命摇篮延安(作者曾在1980年5月走访过那里)，也处于一种没有多少人关注的状态。延安被看作是往昔的革命圣地，而人们当前的注意力已集中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之上。

这些非毛泽东化的行动，是党内一直进行着的一场激烈争论的外在表现，这场争论涉及的是关于毛泽东领导的性质和对他的责任的评价。中共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仔细地考察了毛泽东思想，并鉴于他在其二十七年的统治时期内未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给舆他『抽象的肯定但具体的否定』。另一方面，『凡是派』——即那些完全服从毛泽束指示的人——仍然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并想以革命来统帅现代化。在他们看来，『实事求是』只不过是邓小平企图砍倒毛泽东旗帜的又一个巧妙的口号而已。

关于毛泽东日益下降的威信的分歧继续存在着，在此期间，叶剑英元帅在197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是对毛泽东的领导及其失误的一份审慎的责难：

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叶剑英考察了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明确了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党所犯的错误：

但是，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1957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1959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叶剑英指责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的最严重的挫折』。他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

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决不能贬低集体，贬低群众，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

中共通过这种方式抛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他从高高的神坛上拉下，恢复他凡人的面貌。不过，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悬而未决：对毛泽东的批判应走得多远。1980年2月，叶剑英针对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倾向，提出了一项诚恳的建议：

我们可以通过决议承认我党的错误。我们可以为刘少奇洗刷名声，给与他非常高的肯定性评价。但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毛泽东，挖我们自己的墙脚……苏联人迁了史太林的墓，我们就对毛泽东来个鞭尸。这不就刺激人民提问，社会主义对在哪里?共产主义好在哪里吗?我们可以偶尔打自己的耳光，但我们不能也没有时间完全重新开始。反对毛泽东的那些人不一定全错，正如支持他的那些人也不一定全对一样。反对他的人和支持他的人都是他的跟随者。跟随他是对还是错呢?谁把毛泽东抬得那么高、给与他那么大的权力?是不是全国人民？那是党、党中央和党领导下的军队……如果我们要追根到底，我们将发现，责任不在毛泽东一个人那里。我们全都有责任。

大部分党员都抱有与叶剑英一样的折衷感受，特别是那些农村地区和在文革期间或文革以后入党的党员，他们的人数占三千八百万党员中的一半。他们反对苛刻的批判毛泽东；他毕竟是个人而不是神。对他作全面否定将冒否定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风险。

无疑，中共既不会否认毛泽东的贡献，也不会掩饰他的错误，特别是他在『十年浩劫』中起的作用。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将在1981年中期的党代会上作出。在此期间，由华国锋负责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进行修订，这暗示了对这位编辑者和他所选篇目的不满。这样，不仅是毛泽东的地位，而且连他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地位也动摇了。

◇第三十四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1972年尼克逊访问北京之后，由于中美两国国内的不利形势，两国关系进展甚微。在中国，激进的四人帮势力处在鼎盛时期，并正计划抢班夺权；他们的路线是坚定地排外，对与资本主义的美国搞任何和解抱有怀疑。在美国，对中国的承认因台湾问题而步履维艰，因为北京坚持满足三项条件：(1)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2)废除1954年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3)美国军队撤出台湾。从全球角度来看，接受这些条件将被看作是抛弃台湾，并使美国对盟友所作承诺的可信性受到质疑。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国际形象的一面镜子，故解决台湾问题具有了超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之外的附加意义。

据称，尼克逊总统准备承认北京，但由于水门事件而未能做到。尼克逊的政治前景越来越依赖于国会中保守派人士的支持，这帮人是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而且，尼克逊能否保住总统职位显得远比对中国的外交承认更加迫切。他深深地陷入了为维护其政治生命所作的拼搏，因而未能在对华事务上采取行动。

在尼克逊辞职后，过渡总统福特先是面临了越南局势崩溃的灾难，接着又越来越企盼赢得1976年大选，他因此被捆住了手脚。福特虽然原则上赞成正常化，但他也意识到，需要得到保守派势力的支持，因而未为承认中国作任何动作。福特的继承人卡特(Jimmy Carter)也在原则上赞同正常化，但在任期的第一年便被以下这些麻烦搞得焦头烂额：巴拿马运河条约问题、与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苏联_古巴在非洲的活动、中东问题。这些紧迫的问题都需要得到国会中保守派的支持，而这些保守派人士经常自认为是『台湾的朋友』。

确实，台湾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横亘在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敏感障碍。美国的公众与论反对与台湾断交，但是也赞成承认中国。 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实现正常化，如何来保全台湾?政治家们同意，要是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就不会显得是抛弃了一个忠实的盟友，并大大减轻有关美国的信誉及其对其它国家所承担义务等方面的问题。

在中美双方感到已作好实现正常化的准备之前，两国的国内形势都必须要有所缓和。最后，主要是由于中国政策的改变，僵局被打破了。中方转而作出了一些微妙的让步，对这些让步，美国的三届总统已等待了将近七年。

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在水门事件和尼克逊总统辞职之后的三年里，中国方面时常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缺乏进展表现出不耐烦。卡特总统看不出有甚么紧迫的理由要去迁就北京，尤其是当时似乎还找不到一条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宜之策。然而，他感受到了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外交政策班子和开明的民主党人士对他施加的压力，这些人强烈要求为承认中国而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关系。等待时机的卡特派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前往北京执行一项『试探性使命』，实际上这是一项没有任何实质的『接触』使命。

万斯访华 1977年8月21日-25日，万斯在中国进行访问。虽然他是卡特政府中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高级官员，中国政府的接待却颇为冷淡。 万斯建议在北京建立美国大使馆，而在台北设立一个联络处，但中国方面拒绝这个想法，坚持要美国满足前述的三项条件。关于在正常化之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连谈都没谈。 中方不愿承担以非武力方式解放台湾的义务。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次使命投入得很少，获得的也很少。由于巴拿马运河条约正在等待国会的批准，华府觉得无需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仓促』行动。但是，中国认为万斯之行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倒退。

布热津斯基访华 如果说万斯在中国得到的接待很不热情的话，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访华(1978年5月20-22日)的情形则迥然相异，他成为中方竭力争取的对象。随着华府意识到苏联对中美轴心的恐惧猜疑，将是美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一张强有力底牌，对中国作出让步便突然被认为是『切实可行』的了。华府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的三项要求，同时希望中国不用武力去取台湾，亦不反对在正常化之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宣称：『美国总统期待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他决心与贵方一同克服在我们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道路上仍存在的障碍。』他评论说，美国拥有与中国一样的决心，『抵制任何国家寻求建立全球或地区霸权的努力』，并接着称厂我们两国都不容忍国际侵略者，他们打着不结盟的幌子在非洲推行大国的野心。我们两国都不寻求通过武力向我们的邻国强加政治服从。』为了表明美国的诚意，布热津斯基向中方透露了两份秘密文件的内容：第十号『总统评论备忘录』(美国对世界形势的评估)和第十八号『总统令』(总统安全政策实施计划)。另外一些美国专家与中国的专家就国防、技术和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尽管没有公开宣布正常化事宜，布热津斯基在私下里向华国锋和邓小平通报，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准备为实现这一目标展开认真的谈判。 中方对布热津斯基的访问感到满意，称之为『向前迈了两步』。

朝向正常化 1978年10月，卡特作出了有关正常化的最重大决定。卡特总统刚刚在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el-Sadat)与以色列总理贝京(Manachem Begin)举行的戴维营(Camp David)谈判中成功地扮演了调解人，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比较牢靠了，认定他终于可以废除美国对台湾所负的义务，于是确定1979年1月1日为外交承认中国的最后期限。美国方面慎重地考虑到，到那个时候，埃以条约将已签署，在那样一个愉快的气氛中，任何对政府处理台湾做法的批评都将显得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如果中东协议泡汤，成功地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将有助于向美国选民证明卡特具备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政治家才能。卡特想要塑造一个勇于决断的总统形象，希望利用中国来推进与苏联人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超越参议员甘乃迪(Edwafd Kennedy)等一帮鼓吹承认中国的开明人士的风头。

曾当过联合汽车工会主席的伍德科克是一位经验丰富及娴熟的谈判者。11月，他向北京政府递呈了一份联合公报的草稿，中方对此的反应是要求作一些澄清。随后，邓小平副总理出人意料地宣布，他愿意访问美国_这是他愿意谈判成功的一个讯号。12月4日，中方提呈了他们对联合公报的修改稿，12月11日，邓小平收到了访问美国的正式邀请。

1978年12月15日，忧心忡忡的卡特总统作了一次匆忙安排的电视露面，宣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同意在1979年元旦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包括在次年3月1日互派大使，设立大使馆。美国将断绝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并将根据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的提前一年先行告知的条款，在1980年元旦废除该项条约。总统保证『不会牺牲』台湾：美国将通过非正式代表继续与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它关系，美台关系将包括出售武器。随后，他以明显愉悦的神情宣布，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重月访问美国。

大部分美国人虽然对『猛然抛弃』台湾国民政府感到遗憾，但也觉得很难反对一个简单的可行性对比：与中国大陆九亿人建立关系相对于与台湾的一千七百万人保持关系。 通过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卡特表现出了一名意志坚定的总统形象，他在政治上所得到的利益超过了他在公众支持率方面的损失。

与此同时，华国锋主席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他特别指出，中国不喜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与台湾保持文化和商务关系，但它不想让这些问题妨碍正常化。

《联合公报》的要点如下：

1．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开系。

2．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开系。

3．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a．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b．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c．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它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d．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知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e．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4．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及建立大使馆。

美国方面就台湾问题单独发布了一份声明：

l．同日，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之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

2．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它关系。

3．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解决。

显然，主动打开台湾问题僵局的是中国一方，而邓小平则是主要的发起人。正常化将使他取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未能取得的成就，将使他得以访问美国，使中国扩大贸易，并使中国得以获取美国的科学、技术、资金和贷款。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无论如何，中国非常清楚，它缺乏对台湾岛发动攻击的海军力量，并且，它正埋头搞四个现代化，显然不会想对台湾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困难的且已经拖延良久的战争。接受现状是权宜之举，因为这使中国得到了美国承认它对台湾拥有主权，虽然并不是立即占有它。

北京接受了新的观念，即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关系比台湾更重要。1978年11月的苏越条约含有很强的军事同盟的意味，可能刺激了中国人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纽带。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两个昔日盟友越来越深的担忧，或许促使了它与从前的西方敌人和好。中国甚至有可能已经在为日益恶化的柬埔寨局势而考虑与越南进行军事行动，它或许指望利用一个友好的美国来遏止苏联的卷入。无论如何，苏联的报纸对中国寻求与美国和西方勾结的动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与台湾的关系 为了缓和对台湾的打击，卡特于1978年12月27日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赴台北，率团的是副国务卿克里斯托佛(Warren Christopher)。 他带来了以下的口信：尽管终止了正式的关系，美国希望商务和文化联系将继续发展。美国代表团遇上了一万名愤怒的抗议人群。

蒋经国总统对代表团称，他的政府和人民对华府在与北京达成协议前没有事先与台北磋商感到愤慨。他坚持，未来的台美关系应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进行，他的政府应被承认为实际控制台湾的政府，它将继续表现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美国只准备讨论一项非官方、非政府接触的框架。两天的谈判努力没有结果，代表团无功而还地回国了。

美国与台湾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除了共同防御条约外，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着五十九项次要一些的条约和协议。这些条约和协定保护双方在农产品、原子能、航空、产权、药品控制、经济和技术合作、教育、投资担保、海事、邮政、税收和商务贸易等方面的特殊关系。

美国在台湾的的投资是相当可观的。在台湾经商的美国大公司包括像Bank of America，Chase Manhattan Bank，Citicorp，American Express，Ford，RCA，Union Carbide，Zenith，and Coming Glass等商界巨头。1978年，220家美国公司在台湾拥有5亿美元的投资。 1978年，台湾繁荣的外贸总额达237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一(73亿美元)是对美国的贸易。显然，美国与台湾的经济纽带是不会轻易被削弱的；如果有甚么变化的话，那便是人们期望这些联系将继续发展，而不管甚么外交承认被撤销。

在最初的气愤发作之后，台湾领导人平静了下来，以尊严、勤职和自立经受住了这场政治风暴。他们意识到自己担当不起过分触怒美国，因为与美国的联系，虽然是非官方的，对台湾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由于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将如期于1979年3月1日关闭，因此就必须指定替代机构来处理继续下去的美台关系。国民政府竭力争取某种官方地位，而美方谈判者则坚持非官方关系。1979年2月15日，双方终于商定，在台北设立一个美国在台协会代替大使馆，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照料台湾的利益，该委员会在九个城市设立类似于领事的分会。美国在台协会的职务将由美国国务院和其它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担任，他们将不具备任何官街。

与此同时，国会发表了几个决议，以表达对台湾前途的关注。1979年3月10日，参众两院以绝大多数通过了两个文本稍有不同的法案(《美中关系法》或《与台湾关系法》)，批准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同意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法案表达了美国决心维持与台湾人民的广泛关系，并『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统一这项法案的两个版本需要由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进行协调，法案的最后定本于3月28日在参议院(85对4票)和众议院(339对50票)得到了通过。

越南入侵柬埔寨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得不到公开承认但极有可能的反响，是越南在苏联庇护下入侵柬埔寨。越东关系一直在恶化。1978年11月，越南与苏联签订了一项实际上的军事同盟。在美国宣布承认中国的十天以后，越南入侵了东埔寨。1979年1月7日，经过半个月惊人有效的闪电战之后，越南军队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了中国支持的波尔波特(Pol Pot)政权。柬埔寨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实施干预，而中国则把这场入侵看作是苏联在亚洲谋取霸权的证明，并迅速将部队调往中越边境。

尽管美国承认中国与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两件事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得到证实的，但许多人私下都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确实刺激了苏联和越南对柬埔寨采取行动。 中国面临着如何对待这场入侵的困难抉择。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肯定将有助于中国人评估美国的态度。

邓小平访美 短小精干的邓小平副总理于1979年1月28日飞抵华府，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这是三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美国，这使华府安排了比通常更豪华、更正式的接待规格。虽然邓小平在中国的正式官衔仅位居第三，但他毫无疑问是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华府急于想让他看一看美国，感受一下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和多样性，并理解国会在美国国家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私下希望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讲话和缓，且不要发表甚么刺激苏联的声明。

在抵达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白宫出席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仪式上鸣放十九响礼炮，并由来宾检阅仪仗队。卡特总统欢呼这次访问是两国『重新修好和崭新开端的时刻』，称『这是长久关闭的窗户重新被打开的和解的一天』。邓小平在答词中表示感谢，但也不失时机地对苏联进行了不指名的抨击：『今天的世界远不那么平静。不仅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而且引发战争的因素正明显地增加。』在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及其随员作了四个小时的会谈。

几百名公司总裁、国会议员和其它美国要员出席了白宫的欢迎晚宴。在宴会上，邓小平对苏联威胁世界和平作了又一次含蓄但明白无误的激烈抨击：『在建交公报中，我们双方都庄严地承担了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并将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在豪华的晚宴之后，宾主前往甘乃迪中心观看美国音乐舞蹈表演和哈林队(Harlem Globetrotters)精彩绝伦的篮球表演。但晚会的中心却是邓小平。他既是观众，也是光彩照人的表演者。他登上舞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并亲吻合唱团小演员的前额，这完全是美国政治家竞选公职的风格。副总统蒙代尔(Mondale)调侃说：『幸亏您不是美国公民，不然您是会当选上您想得到的任何职位的。』在会见美国参议员和众议院时，邓小平震撼了国会山庄。关于台湾问题，他指出中国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说法，而是改称『统一』祖国：

我们将充分尊重台湾的实际情况，直到达成台湾回归祖国、实现中国的统一。我们将允许台湾的现存制度和它的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我们将允许台湾的地方政府与日本和美国等国人民保持民间关系。通过这种政策，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实现和平统一。我们中国人是有耐心的。但是，中国不能承诺不使用其它手段。

这些话使参议员杰克逊(Henry Jackson)等国会议员感到放心，他们当然希望能得到更明确的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但他们尊重邓小平在行使中国的选择权力时的谨慎做法。

至于苏联，邓小平的批评非常尖锐。虽然他不反对美国将与苏联达成的任何战略武器协议，但他强调『你们不能相信俄国人』。议员们听了都点头表示同意。但单独会见新闻记者时，邓小平更激烈地谴责苏联，敦促建立一条由美国、日本、西欧和中国等组成的联合阵线，遏制俄国在全世界的扩张。他指责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建议美国应谴责这两个国家，或至少应谴责越南。邓小平坚持称，越南是『东方的古巴』，『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邓小平精彩地扮演了亲善大使的角色。他与卡特培植起了热情的友谊，并以他的机智、幽默和适度的自信倾倒了美国国会。他那机敏的仪态举止_握手、拥抱、亲吻、微笑、大笑和玩笑_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喜爱，让他们觉得，这样一个戴牛仔帽豪放的人，即使是个共产党人，也是很难叫人恨得起来的。中国人则通过电视卫星跟随了邓小平的每个行踪，心中无限自豪、开心。以前传说邓是一个直率、好争、容易发怒的人，但现在许多记者到处看，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物。邓小平把自己的形象塑造为一个热情洋溢的普通人，而不是斗志昂扬的革命者。他极力地表明，虽然中国贫穷落后，但它决不是国际乞丐。它需要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但也能为美国的产品提供一个广大有利的市场。由于邓小平极具感染力的人格和他对公众心理的了如指掌，亦由于美国人喜欢新鲜并崇拜新的名人，邓小平的杰出表现使美国人在心灵上向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次访问还有一个具备同等建设性的成就，那就是邓小平亲眼目睹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和现代化经济的运行。行政部门虽然权力巨大，但却有限制，邓小平看到了国会在国家政策制定中的独特作用。在参观福特公司的一个装配工厂、休斯机械公司和约翰逊太空中心时，邓小平认识到了美国企业管理的高效率，它能运用太空时代的技术和勤奋的员工提高显然舒适的美国生活水平。邓小平学到的许多东西很有可能在设计中国的未来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对自己美国之行的结果很满意。他和外交部长黄华与卡特和万斯签署了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和领事关系方面的三项协议。最后一项协议规定中国在旧金山和休斯敦设立领事馆，美国则在广州和上海设立领事馆。在致卡特的告别辞中，邓小平称这次访问『完全成功』，并表示他相信中美关系『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巨大的进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兴奋和希望甚至超过了邓小平的乐观情绪，他们现在能够公开地自由地相互了解对方，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

中国入侵越南 1979年2月17日，在邓小平回国后刚过了一星期，中国军队大规模侵入了越南。入侵的名义是对越南人无数次侵犯中国领土实施报复，但实际上，这是中国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与越南在接受了二十五年多中国的援助后公然忘恩负义的惩罚。

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向胡志明提供了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_著名的奠边府战役(1954年)，就是越南人主要用中国的武器、在中国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美国介入越南的鼎盛时期(1964-1971年)，中国派遣了三十万技术人员和部队前往越南，帮助他们开展防空、工程、铁路修筑、道路修复和后勤设施等工作；其中约有一万人献出了生命。1950年到1978年间，中国对越南的经济援助总计约在150亿到200亿之间，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做出了这么多友谊的举动，中国指望越南能表示出感激和善意，但一当河内控制整个越南，它便对中国无所表示了。或许是担心中国的巨大影响，越南拒绝对中国的依赖，反而转向苏联寻求帮助。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逐渐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虐待，接着发生了迫害浪潮，约有十六万华人被迫逃难。极度侮辱的是越南与苏联缔结了一项为期二十五年的友好和共同防御条约，这项条约的意图是使苏联包围中国，也表明了越南狠毒地抵制中国。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老挝及随后中国支持的波尔波特政权之垮台，令中国忍无可忍。

邓小平在逗留华盛顿期间，公开说要『教训教训越南』，但他没有点明中国将采取甚么样的行动。中国人想打一场快速的战争_像1962年入侵印度一样一轻松取胜，并在苏联能作出适当反应的决定之前迅速撤退。这是一场邓小平认为值得进行的合算的冒险。他预计，由于中国新近获得的国际联系，苏联不会作武装干预。为了平息世界与论，中国在入侵一开始就宣布，这将是一场时间短暂的有限行动，中国绝对没有意图侵占越南领土。

中国的入侵投入了25万部队、数百坦克、战斗机及火炮，沿450英里的战线分十个方向展开。这样的规模表明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的军事行动。中国军队在一开始推进神速，进展顺利，一星期内攻克了边境附近越南的四个省会城市。 然而，他们的推进不久就大大迟缓了，主要是由于缺乏现代武器。中国人曾希望吸引敌军投入决战，众而歼之，但越南人有意避免直接较量。在60万越南军队中，约有三分之二驻扎在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执行『占领任务』。越南方面不想抽调这些部队而冒危及这些地区安全的风险，它的计划是只动用地方部队和民兵来与中国军队作战，从而将它的精锐部队保全下来免遭围歼。

随着战争的拖沓，中国迅速取胜的前景暗淡了下来，而苏联报复的危险也相应增加。3月1日，中国提出和谈建议的同时，加强了对谅山的代价高昂的进攻。人们普遍相信，甚至希望，中国方面一当攻占谅山，就能宣称得胜而凯旋回国。3月2日，谅山城几乎

完全被夷平，越南人撤离该城，部署到周围山地。中国兵终于占领了谅山，但这个胜利来得很艰苦，也不怎么显眼一离中国人梦想的速战速胜目标有很大的距离。在攻占了越南北疆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和省会城市之后，中国宣称已完成了它的目标，宣布停火。3月5日，北京宣布中国军队经过十七天的战斗之后开始撤退，次日，河内同意举行和谈。至3月16日，中国完成了撤军。

西方军事专家很困惑，中国为甚么要为了很小的收获而冒这么大的风险，其中包括苏联的军事干预。他们没有理解，当中国被从前乞求它帮助的国家抛弃时，它有了被羞辱和被出卖的双重感受。而越南对待中国和其它弱小邻国日益傲慢的态度以及它与苏联的结盟，更加深了中国的被出卖感。中国感到，这样一种公然的敌对必须予以回击，否则中国的信誉就完了。邓小平还想向世界显示，中国不害怕战争，也不畏惧苏联干预的威胁。

如果说中国教训了越南的话，它自己也得到了一个教训：如果不好好整顿军备的话，中国就无法有效地打一场现代战争，另外，战争的经济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十七天的行动中，中国遭受了46,000人的伤亡，损失了四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共耗费13.6亿美元。国家贫瘠的资源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这直接对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迫使1980年度的军费预算削减了19亿美元。同时，军事上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也日益成为必不可少的目标。

商务和其它关系的正常化

在中国获得外交承认之后，中美双方展开了一系列谈判，以促使贸易、文化、科学关系，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关系正常化。中国尚未取得最惠国待遇，这使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极难有竞争力。要让华府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首先必须解决被没收的美国在华资产和被冻结的中国在美资产问题。

债务协议和商务协议 在1979年3月1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变成正式大使馆之后的第二天，年轻时曾在上海生活过的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萨尔(Michael Blumenthal)与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草签了一项协定，解决了关于『被冻结资产和被没收产权』的纠纷。这些纠纷可追溯到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其时，杜鲁门总统为响应中国的参战，冻结了价值8,050万美元中国在美资产。中国对此实行报复，没收了由美国教会、公司、学校和个人拥有的在华财产，价值1.969亿美元。事实上，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这些有争议的美国财产就已经在中国控制之中了。总共有384份美国的产权，其中最大的产权是由Boise Cascade Corporation拥有的。

在北京草签的协议使中国得以保留美国的财产，但要支付8,050万美元来偿还全部的美方产权_大约相当于用4角1美分偿还1美元。中国将在1979年10月1日支付3,000万美元，余款采用分期付款，每年10月支付1,010万美元，到1984年付清。美国方面将『解冻』价值8,050万美元的中国资产，但其中有多少属于中国政府，多少属于在中国境内外的银行、公司、学校和个人，就不得而知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付款虽然与它被冻结的资产金额相等，却不与冻结资产挂钩_美国产权人将立即得到他们的赔款。这在国际协议中是很少见的。与其它一些这类的国际协议相比，这显得是一项很有利的协议，中国的赔偿比美国人曾期望的更有利些。

这项草签的协议只需由两国政府的代表正式签署就能生效，无需提交各自的议会批准。为了签署这项协议并谈判一项新的商务协议，华府派贸易部长克雷普斯(Juanita Kreps)前往中国。1979年5月11日，她与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签署了关于『被冻结资产一被没收产权』的协定，最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纠纷。

此时，谈判一项商务条约的道路扫清了，这项商务条约将相互给与对方最惠国待遇，允许商人在对方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对专利、商标和版权提供相互保护，并将使按章开展银行储汇交易成为可能。这些问题每一项都要求得到详细的讨论，一直到克雷普斯访问的最后一天，双方才达成并草签了一份协议。

两个月后，这项商务协议正式签署了，但部分是由于美方担心中国纺织品的大量涌入，国会的批准被耽搁了。

不可能那么快就总结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好处_它们永远在发展着，对它们的评估受着评估人的不同立场和政治信仰的不同而异。但是，所有人都能同样地领悟到一些非常基本的好处。首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中国最能符合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虽然人们极为关注台湾的安全，但相比于美国承认大陆政府之前，台湾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并没有受到被武力占领的更大威胁。中国不断呼吁台湾与大陆统一，这种姿态缓和了许多人感觉到的极度的紧张局势。中美文化纽带的扩展，使中国得以谨慎地选择现代化的模式和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同时也使抱着浓厚兴趣和欣赏力的美国得以从容地走进中华民族智慧、技艺和艺术的巨大宝库，其中既有传统的珍宝，也有现代的事物。中国得以更便利地接触到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将有利于它进行迈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而正当美国需要增加出口之时，美国的商品获得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尽管仍是有限的)市场。最后，中国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将能捍卫亚洲的现存和平，而中美之间的联系构建了一个新型的、更加均衡的三角力量，这使世界得以从动荡不安的美苏两极格局中解脱出来。

四个现代化

如果中国存在某种全民共识的话，那便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抱负——即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这项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到200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现代国家。四个现代化被写进了党章(1977年8月18日的第十一次全国党代会)和国家宪法(1978年3月5日的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这项规划就不会受领导人更替的影响。

十年规划

在1978年2月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主席宣布了一项1976-1985年现代化十年规划；由于已经过去了两年，它实际上是一个八年规划。它详细地规划了应该在四个部门实现的重大目标。

工业部门 工业基础建设的投资将等于或超过此前二十八年的投资总额，据统计是4,000亿美元，年工业增长率设定为10％。华国锋提出要完成一百二十个大型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六大油田、三十个大电站、八大煤炭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七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政府希望，到本世纪末，中国主要部门的工业产量将『接近、达到或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

钢铁 1952年的钢产量(155万吨)已经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点，1960年增长到1,867万吨。大跃进降低了钢产量，1961年仅800万吨，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抑制了钢铁生产。一直到1970年，钢铁生产才得到恢复，1973年达到了2,550万吨。然而，在四人帮掌权时期，产量再度下降——1976年仅生产了2,100万吨。总之，在1960-1976年间，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

十年规划号召到1985年钢产量增长到6,000万吨，1999年增长到1.8亿吨。为取得这样巨大的增长，计划与德国公司合作，耗资140亿美元，在冀东(河北省东部)建立一个年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吨的大型钢铁基地；另外计划与日本公司合作，投入启动资金20亿美元，在上海郊区的宝山兴建一个600万吨年生产能力的基地。还将在其它一些地方兴建一些较大规模的钢铁厂，并对现有的钢铁厂进行更新。

石油 1957年以前，中国的石油生产微不足道(每年生产146万吨原油)。六十年代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东北发现并建成了大庆油田，在山东建成了胜利油田，在天津港区兴建了大港油田。1960年到1965年间，原油产量翻了一倍，1969年又翻了一倍。到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了1.04亿吨。十年规划号召要建设十个新的油气田，耗资600亿美元。

煤炭 中国能源供应的70％靠煤炭，但大部分煤矿规模都很小，设备很简陋。十年规划提出建设八个新煤田，同时对现有煤矿进行更新，以期使煤产量翻一番，达到每年9亿吨。这意味着平均年增长率将达到7.2％左右，而1970-1977年间的年增长率是6.3％。

电力 令人惊讶的是，电力生产是现代化规划中最薄弱的环节。1978年的总发电量为2,566亿千瓦小时，使中国位于世界电力生产国家的第九位，但人均耗电量却仍远远低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十年规划提出兴建三十个大电站，其中二十个为水电站。最大的项目有位于湖北宜昌附近长江上的葛洲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70万千瓦，以及青海省西宁附近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重60万千瓦。这三十个新的电站将使年发电量提高600万到800万千瓦——这远远低于维持10％的年均工业增产率所必需的13％-14％增长率，更不用说增加个人的耗电量了。

农业部门 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然而，自1949年以来，农业所获得的投资始终少于工业和国防。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没有提高多少农业产量。1963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宣传伎俩而已，而文化大革命则把农业推到了崩溃边缘。1977年8月8日，《人民日报》坦白地宣称：『只要出现自然灾害，就会发生巨大减产；小灾害则小减产；即使气候良好时也没有多少增产。』 一位中国领导人承认：1977年，全国的人均口粮与1955年的水平一样；换句话说，粮食产量的增长只大致等于人口的增长加上工业和其它用途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华国锋在宣布十年规划时号召要通过机械化、电动化、水利灌溉和更有效利用化肥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产量。具体地说，目标包括：

1．每年增长4-5％的农业总产值。

2．到1985年将食品产量提高到4亿吨(1977年是2.85亿吨，故年均增长率是4.4％)。

3．使85％的主要农活实行机械化。

4．发展水利工程，以保证每个农业人口占有一亩(!／6英亩)良田或一亩确保灌溉的农田，耕田总面积达到8亿亩(1.21亿英亩)。

5．在全国建立十二个商品粮基地。

为了提高自1957年以来农业生产每年2％的缓慢增长率，政府确立了几条新的指导原则。以前一直是自负盈亏的基本计量单位『生产小队』，现在被更大的『生产大队』取代。其次，采纳『按劳分酬的原则以刺激农村的创造性和劳动热情；这样，『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便成为一条基本的农村经济政策。此外，对家庭『副业』的鼓励将有助于补充集体经济。农村家庭不拥有公社分配的『自留地』，但有权耕种它们。农民不能出租、出售或转让土地，但拥有自留地的产品。『副业』生产占农业和农副产业生产总额的25％。最后，政府希望通过密集开发，使公社和队办企业能支持大工业和出口贸易。

科学现代化 科学技术被看作是其它三个部门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在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方毅副总理递呈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号召：(1)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达到或接近1970年发达国家的科学水平；(2)把专业科学研究人员的规模扩大到80万人；(3)发展最先进的科学实验中心；(4)完善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制度。《纲要》把27个领域里的108个项目列为重点研究项目。

中央希望，到1985年，中国将只比最先进国家落后十年，并拥有到本世纪末赶上先进国家的坚实基础。

军事现代化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常规武装力量，人数约为432.5万人。其中仅陆军就拥有325万人，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数量上也位居第三。 但是，除了在战略部门集中发展的武库(即核炸弹和弹道导弹)外，中国的军事技术仍落后于西方约二十到三十年。部队训练有素、斗志高昂、政治觉悟高，但武器装备却极其不相称。经费缺乏和技术落后所造成的状况，因毛泽东强调精神胜过武器而更加恶化。他的『人民战争』的想法是，运用大量经过政治动员和严格训练的游击队骚扰入侵者并将其赶走，这基本上是一种防御观念，缺乏进攻活力。1979年中国不甚出色的入侵越南行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卓越的战略家、前总参谋长粟裕宣称，毛泽东的观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军事思想的发展。』在五十年代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建立起了几乎自给自足的国防工业，一些产品(如AK-47步枪)位列世界最精良武器。 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的军事技术落后二、三十年。真正迅速的现代化要求大量购买外国武器和仪器，但这样的代价太大了，将使中国听由外国供货商宰割。中国长期军事规划中的最优先考虑仍然是控制本国的生产能力，因此，中国计划通过专门的订单，有选择地购买高技术系统和武器生产设备以帮助本国的武器生产。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大规模更新陈旧装备的迫切需要，但也看到这样做的惊人代价。虽然中国的国防预算是国家机密，但西方估计它在1976年为32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 一份英国的资料称中国1978年的国防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10％，或大约35亿美元。 新式装备的生产、设备及维修占该数据的58％。哪怕只是让中国军事的一部分实行现代化，那么，到1985年，所花费用也将高达3,000亿美元，这是不可能支付得出的。 由于这样一笔开支要求大量投入外国资本和设备，因此军事现代化在中国领导人的考虑次序上只占较次要的位置。

最根本的讽刺可能是，中国竭尽全力去获取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和武器，然后将花五到十年时间使如此新式的装备与现存机制整合起来，到那时，更先进的国家将已经采取了更新的装备，中国仍将落后十年到十五年。虽然这可算是现有能力的改善，可它也必须被看作是未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目标。

紧缩和调整重点

最初的十年规划是一种政治愿望而非一项经济蓝图，因此缺乏可行性方面的谨慎研究。在这个规划的第一年中，政府启动了十万个基建项目，耗资400亿美元；加上军事和科学方面的采购，总支出达到1978年1,980亿美元国民总收入的24％。一些大型的对外合同也在谈判之中，包括宝山钢铁基地(20亿美元)、冀东钢铁基地(140亿美元)和一项与美国国际旅店公司洽谈的旅店建设项目(5亿美元)。此外，地区机构也与外国供货商签订了大量相当规模的协议，这些加上基层基建项目，使1978年的投资总额达到国民收入的36％，接近大跃进年代40％的比例。如此过度的超支显然是无法承受的。

经济现状不久引发了批评性检讨。最高层内就投资的范围和重点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197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提出应对农业生产给与更多的重视，这反映了最高领导层重新评估的结果。 同样的情绪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表达。

中国有限的财政和科学资源迫使领导人重新检讨十年规划。中央决定，优先发展的重点应该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其次是能够满足国内需求并挣取外汇的轻工业，然后才是重工业。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从260亿美元(400亿人民币)增加到了500亿美元(900亿人民币)，轻工业和出口工业也获得了新的拨款。在重工业方面，钢铁生产指标从6,000万吨削减到了4,500万吨；但煤炭、电力、石油和建筑工业的投资比例保持不变。 能够立即完成并挣得外汇的项目得到鼓励，而以后的投资项目则计划依靠银行贷款而非政府拨款。另一方面，那些需要巨额资金以及在资源、原材料、选址、交通、技术能力或能源供应等方面遇到麻烦的项目或是推迟上马，或是干脆取消。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79年6月)上，华国锋宣布国民经济进行为期三年(1979-1981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紧缩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348个重工业大项目(包括38个钢铁厂和冶金厂)和4,500个小项目。1979年的资本投入削减到国家开支的34.8％。具体来说，钢铁、机械和化工工业方面的投资削减幅度最大，1979-1980年度它们的投资配额减少于30-45％。 基建投资也大受影响，上海削减33％，内蒙古削减了40％。与此同时，农业投资从1978年国家预算的10.7％提高到1979年的14％和1980年的16％，而纺织业和轻工业的投资从1978年的5.4％上升到1979年的5.8％和1980年的大约8％。

紧缩政策势在必行，不仅是由于中国的外汇存款、财政资源和消化能力都很有限，也因为1979年入侵越南的代价出乎意料地高昂。此外，最初对石油产量及其出口能力的估计也太乐观，能源部门不尽人意的表现，使中国利用石油出口来为现代化筹措资金的设想落空了。1978年的预算赤字为65亿美元，1979年上升至113亿美元。 显然，中国需要有经验、更精确的经济规割。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日本经济奇迹的设计师大来佐武郎受邀前来中国担任顾问。

由于紧缩政策，1985年国民经济应达到的指标大大降低了，下表显示的是降低后的新指标和1985年五大工业行业的实际产出：

应予注意的是，两种主要的能源煤炭和原油的产量增长很小。煤产量在1978年增长了12.5％，但1979年只增长2.75％。原油产量在1979年增长了1.9％，相比之下，1978年却增长了11％，而1957年到1977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是22.5％。这一巨大的落差或许表明，当时开采点的石油出产量业已过了顶峰，因此表示必须作新的勘探。发电量增长率也从1957年到1978年间13％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979年的9.9％和1980年的2.9％。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交通和能源仍然是现代化规划中的主要障碍。石油、煤炭和电力生产远远不能满足新的需求。尽管货运量从1950年到1978年增长了9.7倍，铁路里程却只增长了1.4倍——交通道路的负荷达到了极限。除非能源和交通的瓶颈能够缓解，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将被捆住手脚。石油产量的小幅度增长，已经巨大地削弱了中国赚取外汇为购买外国高新技术筹措资金的能力。

或许可以从纺织业和轻工业中获取一些附加的收入，这些行业能够比较容易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挣取外汇。由于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的增加以及较优质的原料，1980年第一季度的纺织品产量比1979年同期增长了30％，而轻工业则增长了21％。 但这些资源能否产生有力加速现代化进度所需的足够资金，却是大可置疑的。

快速现代化的后果

正如实现现代化会产生问题一样，现代化的加速实现也会产生问题。首要的是通货膨胀，这在以前时期几乎是完全不存在的，那时政府有意识地推行一种低工资，低物价的政策。当民众购买能力很小的时候，对货物的需求保持在较低水平，物价也比较稳定。随着工资的提高和政府购买农产品的价格上涨(1977-1979年间上涨了20-50％)，国家相应地提高了各种商品的销售价格，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1979年官方统计的通货膨胀率为5.8％，但实际可能达到了15％。物价毫无节制地一路飘升，1980年的年膨胀率达到了15-30％，而轻工业的增长仅为9.7％。当物价上涨快于生产力增长时，便产生了一种涨价心理，引发了黑市和投机倒把。政府预算也反映出赤字的不断增加：1979年为113亿美元，1980年为100到120亿美元，1980年可能为60亿美元。为了减少赤字，财政部在1981年春计划发行33亿年息为4％的十年期国库券。政府企业、行政机关、人民公社和军队被责令根据能力购买这些债券，但个人似乎可以自愿决定购买。 国库券的发行表明了中国正面临财政困难。

通货膨胀和过度超支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1981年决定削减40％的大型基建项目。许多有外国公司参与的大项目被突然终止了。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遭遇最惨：日本损失的总额估计达15亿美元，其中包括宝山钢铁基地和三个石油化工项目。德国的损失要小一些，而较晚步人中国市场的美国则损失最小。中国人坦率地解释说，他们目前没有钱继续搞这些昂贵的工程，他们同意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但他们不提确切的数额。 外国人理解中国的财政困境，但当中国单方面取消谈妥的协议时，他们必然对这个国家的国际信誉提出了怀疑。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可靠交易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

基建工程的下马导致了无数工人被解雇，加剧了已经很严重的失业问题。中国曾经夸耀，它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工作，自豪地宣称中国没有失业——只有待业!

现代化的另一个异常现象是，在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中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阶级。现代化使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工厂经理、作家、艺术家和其它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威望，他们将带领中国『腾飞』。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新的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科技高』。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和高干现在形成了一个特权的高级阶层；城市企业工人和基层干部构成了第二阶层，而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则构成最低等级。一些学者和学生被选派出国进修，他们中许多人是高干的直系亲属，这进一步加强了精英主义倾向，扩大了社会分层。

另一个不断加深的问题产生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和各种工矿企业本身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种『飞地』策略，把一些重要的工业落户到经过选择的城市地区，这些地区于是就较便利地享受了现代化的果实——更高的工资、更大的向上流动性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城市中一个普通产业工人每月大约挣40美元，外加奖金，而一个农民每月平均的现金收入只有5-7美元。一个城市工人收入超过一个农民六到八倍是很平常的事，而科技人员则比农民多收入十几倍。在工业部门内部，效益也大不均匀：1978年，石油行业享受40％的利润幅度；电力行业是31％；冶金行业13％；煤矿行业则只有1％。效益不仅决定投资水平，也决定奖金和福利的额度，因此，深刻地影响了工人的生活方式。奖励的差异导致了工作热情的程度差异。

在所有这些快速现代化的不利后果背后，隐藏着称得上是中国最严重的难题——信任危机。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仍然贫穷落后。以往的成就报道经常被揭露出是纯粹的宣传，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丧失了信心。人们的思想中还存在对实现真正现代化的明显不信任。年轻人对党员干部的特权地位和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尤其反感，根据这些人以往的表现，人们怀疑他们是否有执行现代化计划的能力和诚意。确实，许多担任中下层职务的党员干部缺乏一技之长，他们受到了现代化新要求的挑战，私下反对、抵制或延缓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的新举措。 现在流行这样一句话：『两头热，中间冷』——意思是国家领导人和人民都想要现代化，但中层官僚却反对变革。中国的报刊公开讨论中国的三重危机：对党和政府缺乏信念、信心和信任。

外来价值观和中国文化精髓

现代化一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目标。但是激进的中国共产党觉得借鉴西方和日本有失体面。1975年9月，四人帮的一名代言人宣称：

『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就是丧权辱国，全盘出卖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全盘西化』，在思想上就是颂洋非中……『全盘西化』，在经济上就是散布对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迷信，使中国经济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

因此，毛泽东主义派提倡自力更生。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同样也知道中国的资源有限。他担心，现代化会对诸如收入分配、工人地位和精英主义及官僚主义复辟等敏感问题产生副作用，从而牺牲他的平均主义。但二十年间(1958-1976年)的自力更生和排斥外国技术，却使中国处在落后贫穷的深渊，而在此期间，其它国家则通过技术革新大踏步地向前跃进了。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垮台，开创一个新的起点以弥补时间损失的道路扫清了。一项现代化的应急计划已经启动了，邓小平是腾飞的主心骨。中国领导人设想，科学技术和技术更新的动力基本上是中性的、无阶级的，它们可以无害地植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制度。

中国领导人宣称，他们不想模仿西方，而是要锻造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然而，与外国的技术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和技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获取这些东西的人的思维和行为。晚清时期的『体用』之争又以另一种形式再现了。在中国的西方科学家和在发达国家受训的『归国』留学生，无疑将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发挥新的影响。

虽然中共一再告诫不要受外国文化的影响，但与国外意识形态、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接触所带来的文化后果是无法完全遏制住的。一种期望是，中国人将能够得到一种折衷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将确实在思想和专业上现代化，同时又不失去他们中国血统的独特性。虽然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确保完全按一张特殊的时间表来进行，但中国领导层日益务实的目标似乎都指向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最终成功实现——或许要到廿一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才能大致完成。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集团

从1980年11月到1981年1月，中国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法律和政治大事：审判四人帮和林彪的同伙。过去，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异见者或政治反对派往往简单地被清洗、关押、清除或被『遗忘』。但是，现在新的领导层急于标榜尊重法律的形象，于是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对国家和人民所犯的罪行。

在逮捕四人帮到开庭审判之间有四年的间隙，这表明了问题极其敏感和复杂，也表明党内对这样做是否明智、将采取怎样的程序等问题有激烈的争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与四人帮的崛起及其活动大有关系。如果毛泽东被牵涉到审判当中，那么，为了澄清真相，中共就必须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后的作用作一个正式的评价。然而，由于各位领导人所持的意见分歧极大，无法很快达成共识；而等待这样一个评价将继续推延审判。此外，由于华国锋主席在四人帮左右国家政策时期担任公安部长(和以后的总理)，他的地位就十分微妙了。他完全有可能、甚至可以说是必然地会被当作证人传唤出庭。因此，使毛泽东和华国锋完全脱离审判的问题，就成了国家高层人士讨论的要点。不经过长久的争论、激烈的谈判和许多妥协，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在1976年10月被捕后，四人帮就不断受到政府调查人员的传讯，政府希望透过这样来收集证据、供词和其它任何相关资讯，作为正式起诉的基础。但这四个人都是些老练的政客，他们巧妙地回避问题，把行动的一切责任全推到了毛泽东身上。1980年5月，中共对四人帮举行了一次秘密的预审听证。江青激烈地申辩自己无罪，坚持执行的每项行动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她说，毛泽东的唯一错误就是选择华国锋当总理，因为这刺激了华国锋猎取更高职位的胃口；他最终背叛了毛主席的教导，像一个世纪前的李鸿章一样向资本主义国家屈膝投降。她坚持称，华国锋不仅完全知道并支持她的活动，而且事实上(作为公安部长)也深深地卷入了对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镇压；因此他必须被传唤出庭作证。

王洪文和张春桥也一样把行动的所有责任推给毛泽东，他们进一步指出，华国锋是局内人，他知道一切。姚文元的申辩只是稍有不同，他认为党中央应负责任，并且批评现任领导层通过与外国资本家合作来搞四个现代化是偏离了毛主席的路线。总之，四个人全都牵连进毛泽东和华国锋来作申辩。

在中共领导集团内部，很快出现了两种思路。总书记胡耀邦和党的副主席陈云主张，只有先评定毛泽东的贡献和错误，才能恰当地确定四人帮的罪行。要是毛泽东不藐视『党内民主』，不庇护四人帮掌权，这四个人怎么能对国家做出如此暴戾的伤害?另一方面，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主张，在审判以前对毛泽东的责任作任何评判，将减轻四人帮的罪责；必然的逻辑结果将是，毛泽东和党将负最终责任。他们要求在评价毛泽东之前先评判四人帮的罪行。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拖延，领导层最后决定，审判将按宣布的日程进行，不先对毛泽东的作用作评判。中央通过了几条指导原则，其中最基本的是，按邓小平副主席的意见，要分清『政治错误或判断失误』与谋害、非法拘禁和肉体折磨等实际罪行之间的区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被看作是『错误』而非『罪行』；因此不能对他提出指控。通过的其它一些原则如下：

1．正式审讯『四人帮』将在两、三个月内进行。为顾及保守『国家机密』及维持毛泽东『声望』，审讯仍将采取秘密方式。

2．有关毛与『四人帮』的关系，经协商决定：先定『四人帮』罪行，再正式评价毛功过，如此对于批毛问题可做弹性调整。但强调把握『多讲不如少讲，少讲不如不讲』原则，审讯中尽量回避与毛功过有关的问题。

3．王、张、江、姚四人罪行虽略同，但错误严重程度不一，江青因罪大恶极，为四人之首，王洪文因投靠提拔窜升要职，其资历短浅，属四人之末，根据预审决定，将四人排名顺序为江、张、姚、王。

一个有三十五名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成立了，分作两个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审判四人帮，军事审判庭审判林彪的六个同伙。由于林彪集团被指控阴谋反对毛泽东，而四人帮则被指控在毛泽东的庇护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将这两个集团捆在一起审判似乎不太符合逻辑。但政府解释说，这两个集团在文革期间阴谋勾结，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这样做严重损害了国家、人民和当时的领导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集团都在这个或那个时期得宠于毛泽东，而且这两个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都未得逞。

审判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正式宣布人们等待已久的审判。另外三、四十名法官中有军人、政治家和著名知识分子； 他们中有七个人未受过任何法律训练，但他们是推选出来表达人民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谴责的『特别顾问』。外国记者不允许采访，只有880名从各省和中央党政军机构精心挑选出来的代表允许轮流旁听。

聚焦点自然在67岁的大名被告江青身上，她神气十足地步入法庭。她穿着一身黑色服装，这种颜色据说象征着施加给她的不公平，或许也表示她对曾经由她代表的左倾思潮之没落的悲哀。四人帮的其它几个成员，63岁的张春桥看上去萎顿、冷漠，比他的实际年龄老一些；49岁的姚文元已经发胖；而45岁的王洪文显得很踌躇，或许是因为他在所谓的『认罪辩诉协议』中与公诉方进行了合作。其它的同犯有76岁的陈伯达，他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投靠了林彪，1970年被清洗；还有与林彪勾结的五位将军。 他们坐在罪犯席的铁栅栏后面，神情萎靡、举止局促，邋遢、憔悴、苍老，一看便知已被长年关押。只有江青显得高傲、倔强，全然轻蔑地直视法官和公诉人。

首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作为特别公诉人列举了六名已经死掉的人，他们如果活着也将被指控为被告：林彪、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在1971年空难中丧命的另一位追随者、康生(毛泽东从前的警卫头目)及其继位者谢富治。明显地是没有提及毛泽东的名字，也没有人觉得他是『五人帮』中『不被起诉的被告』。

随后，黄火青宣读了一份两万字的起诉书，指控这些被告篡夺国家政权和党的领导权。他们的主要罪状分成四类：

1．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2．迫害、杀害、折磨大批干部和群众，人数超过34,375人。

3．阴谋策划等毛泽东去世后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1976年8月王洪文负责向民兵分发三百门大炮、七万四千枝步枪和一千万发子弹。

4．阴谋策划刺杀毛泽东并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上述头两类适用于所有被告；第三类针对四人帮，而第四类则针对林彪集团。对被告提出了四十八项在法律上很严密的具体指控，没有包括意识形态上或政治上的错误。

在审判期间，江青选择为自己辩护。这位从前的女演员差不多做了她一生中最精彩的表演。她故作无辜和镇静状，其中还夹杂着一种自豪和傲慢，显示对整个审判程序的『高傲』鄙视。她试图塑造一种革命烈士的形象_一位中国的贞德*( *Joan of Arc(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1920年尊为圣女。)_她唯一的过错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她坚持所有的行动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而采取的。不然的话她能做甚么?许多称她为『巫婆』和『世界上最可恨的人』的中国人内心也同意她的观点，甚至私下承认她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得出结论，毛泽东是真正的罪犯，因为，如果没有他，江青是永远不可能那样的。

江青被指控是下述阴谋的主要策划人：1974年10月派王洪文去见毛泽东，诬告周恩来总理可疑地会见其它一些领导人，试图阻止周总理提名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她对这个指控轻蔑地回答说：『不，我(对这事)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事呢?』公诉人随后叫王洪文来作证。王洪文承认，1974年10月，他们四个人确实在北京江青的住处(钓鱼台国宾馆)碰头，密谋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他还补充说，『是江青叫我们去碰头的，目的是阻止邓小平当上第一副总理』。王洪文还表示姚文元要求他对毛主席说，现在北京的形势很危险，很像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林彪试图政变时的情形。姚文元不否认他自己做的事，但他强调是江青组织了这项诽谤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计划。两位其它的证人，毛泽东的外甥女王海容(外交部副部长)和唐闻生(毛泽东最宠爱的英语翻译)也作证，江青曾要她们在毛主席面前说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坏话，但她们拒绝了。

首席法官接受了公诉方的论证，江青集团(现在这个词代替了『四人帮』一词)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以便为他们自己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创造良好条件，此事证据『充分』、『确凿』。

四人帮还被指控在1966-1976年间非法迫害75万人们，其中的34,375人被杀。为了证明这些罪行，公诉方在一幅大银幕上放映了一位前煤炭部部长伤痕累累的尸体的图片，并播放了一些录音带，里面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尖叫、嚎叫和呻吟声，这些人拒绝与江青合作，结果在她的私刑室里惨遭折磨。

被人们以为在1970年下台后已经死掉的陈伯达显得虚弱．衰老。他承认曾在1967年7月与江青和康生密谋策划了打倒刘少奇并于狱中将他逼死。陈伯达进一步供认曾下令清洗邓小平(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陶铸(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和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67年后期，陈伯达甚至对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进行了诬告。陈伯达被指控在文革期间总共错误迫害了84,000人，导致2,950人丧生。

在不断的质问下，江青崩溃了，她承认曾写信给负责迫害刘少奇的小组，指示将刘少奇逼死。她还承认曾说过刘少奇『应该碎尸万段』。 这个无可辩驳的认罪证据使公诉方取得了审判中的一大突破。

为证明江青有罪，公诉方采取了最后一个动作，出示了她在文革期间准备的一份予以清洗的中央委员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元帅、北京市长彭真。公诉方强调，后来的事实表明，所有这些人都被搞下了台，而且他们都是由于江青提供的不实指控而被打倒的。

至于林彪集团的六个被告，全部服罪，承认在1971年9月毛泽东视察全国期间，按林彪的命令策划谋杀毛泽东。他们中最年长的陈伯达称无话可说，但请求党给与宽大，这表达了所有六个人的情感。

经过二十七天的审判，加上许多次累计长达近两个月的休庭，法庭于1980年12月29日完成了工作，但没有宣布判决结果。十位被告中有八位服罪，但张春桥始终拒绝合作，而江青则至死全无悔过之意。

公诉人江文请求，鉴于江青『特别严重、特别恶劣』的反革命活动，应给与她严厉的处罚(虽然不一定是死刑)。他说了以下这些话，接近于谴责毛泽东：『全国各族人民都明白，毛主席要承担领导责任。他应对他们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负有责任。他也应对没能看清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负责任。』然而，这位公诉人又马上补充说，毛主席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并领导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事业。这位公诉人援引邓小平的观点，称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江青还是那样激动、无悔和傲慢，她在法庭上大叫：『好啊。请便吧!你们不能杀死毛主席了_他已经死了_但你们可以杀死我。我仍然毫不后悔。我是正确的!』她宣称掉脑袋比向迫害她的人屈服更光荣，她对法庭说：『我量你们也不敢在天安门广场当着一百万人民宣判我死刑。』说到底，正如这场审判是一个政治行动一样，判决也必须反映当时领导层的想法；因此在三个星期里没能达成共识。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其它五名将军被分别处以十六到十八年的有期徒刑。

只要看一看中国领导人竟花费了那么长的时间才作出判决，人们就能想到，家长式的毛泽东之影响仍然很巨大。他在生前护佑了他的妻子步步高升，在死后还庇护她免于被立即处死。江青似乎知道，现在的领导层不敢完全否定毛泽东和党的第九次、第十次代表大会，那样做必然会严重损害党本身的威信。确实，她进行辩护的主要思路从未遭到控方的直接反驳。但是，她在迫害狂潮和34,375人丧命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她设立私刑室的做法，已经是无可宽恕的罪行，对此，即使判处死刑都太便宜了她。但是，对她的判决和对她的审判本身，都是受政治动机驱使的，因而也就要从政治的角度来决定。毛泽东的幽灵，制止了当政的领导层将她处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审判可以被看作是对毛泽东的间接审判，江青则充当了毛泽东的替代品。更深一步探究一下的话，人们可以说，这场审判是对整个制度的控告，这个制度允许毛泽东超越于中央委员会之上，并允许他的妻子一伙将国家推向大混乱和经济灾难的边缘。这场审判的最终效果是进一步侵蚀了毛泽东的形象和他所创制度的效力。

审判引起的一个未曾意料的反应，是对华国锋主席的日后命运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作为四人帮横行之时的公安部部长，他签署了许多授权逮捕、监禁、甚至处决四人帮之政敌的批件，一些人说他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在审判中，对话偶尔超出了预定的范围，影射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起的作用。邓小平派人士马上利用这种形势，指责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搞『个人崇拜』，在现代化计划中举措失当，强调革命热情而忽视踏实的经济规划。邓小平派人士认为华国锋的领导是毛泽东『错误』政策的延续，它将为心怀不满的极左分子提供一个将来东山再起、反对现任领导层政策的基点。华国锋受到了要他辞职的巨大压力。

据报道，华国锋在1980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辞职将在1981年6月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生效。在此之前，华国锋虽然仍然是党的主席，却沦为一个挂名的人物。党内实权落到了总书记胡耀邦手里，而邓小平则成为中央军委的实际主席。虽然没有人否认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但中国的报纸越来越多地宣称，这样一个辉煌成就不应该归功于个人，而应该归功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民大众的意愿。随着华国锋的淡出，毛泽东时代接近尾声了。

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中国政治中，很少有甚么事件像对毛泽东的评价那样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作为文革和四人帮牺牲品的实干派领导人，以及大批年轻人，主张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公正、严格的评价。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遗产不适合现代化的新使命，他未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路线不适当的证据。另一方面，有一大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和干部是由于毛泽东的革命而获得了地位，尤其是那些『老一辈人』和在文革中发迹的人。这批人认为，这样一种评价不啻是诋毁一个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后一种观点得到其它许多人的同情，这些人从小就受以下这种不断的思想灌输的影响：毛主席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了人民新的生活。这些人不能轻易地放弃对伟大领袖的习惯性崇敬。

处在种种这些对立观点的风口浪尖，共识是很难达成的；最接近共识的是邓小平副主席的声明：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中共采取了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区分开来的原则。毛泽东思想被说成是中国革命实践的总和：是参加这场革命的所有人作出的贡献。因此它并不反映毛泽东个人的思维，而是所有中国人的遗产，故他们必须继续珍惜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既作出了许多贡献，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公正地评价他的功过，必须做到实事求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中共的评价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终于作出了人们长久期待的党对毛泽东的评价。在领导层的换届上，全会接受了华国锋的辞呈，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打破了以往由一个人身兼这两个职务的传统。另一个人事变动是任命总理赵紫阳担任党的副主席，与胡耀邦和邓小平组成了『集体三人团』。华国锋降为六个副主席中排名最后的一位，虽无实权但地位仍相当高。

六中全会通过了三万五千字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详细评价了党在过去六十年里，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成就。但是，这份文件的一个重点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党的立场毫不含糊地严格：『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中共声称，这场运动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确实，从历史的回顾来看，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文革中充斥着错误的指责：被打倒的『走资派』事实上是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所谓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来就不存在。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学者遭到了打击和迫害。此外，文革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进行，但实际上却既脱离党也脱离群众。文件一针见血地宣称：『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和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成了狂热的个人崇拜的对象』。毛泽东的明显错误使得对他作一个认真的评价完全有必要，因为『忽视错误或粉饰错误不仅是不允许的，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毛泽东的结论是：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同志……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这份党的文件也评价了华国锋；决议虽然对他在粉碎四人帮和某些经济工作中的建设性作用给与了恰当的肯定，但也批评了他的左倾思想。华国锋被称为『凡是派』_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_因而使左倾错误得以持续。华国锋参与了『批邓』运动，在出任党的主席后又阻止纠正错案，包括阻挠为受害干部和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昭雪。他甚至搞『个人崇拜』。更坏的是，在1977年8月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阻止检讨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反而利用他的权势肯定文革；后来，他也对推行冒进的经济政策负有责任。文件宣称：『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胡耀邦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1981年7月1日)的第一份重要讲话中，对毛泽东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价。胡耀邦宣称，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是他早先抵制二、三十年代的那种崇拜外国(苏联)经验的『幼稚病』。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形势的新策略。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胜利的纪录』，它的创造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胡耀邦说，因此，它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我党的指导原则。在称赞了毛泽东之后，胡耀邦进行了正式的批评：

如同很多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伟大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一样，毛泽东同志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在他的晚年，由于长时期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而过分地相信自己，越来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党的集体领导，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这样就不能不发生许多失误，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不幸。当然，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和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党没有能够阻止毛泽东同志逐渐发展起来的错误，而且接受和赞同了他的某些错误主张。我们一些长期跟随毛泽东同志战斗的他的学生们，也深感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并且决心记取应有的教训。

虽然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那就十分清楚，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革命，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总战略，并且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和策略，使革命转败为胜。建国以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新中国很快站住了脚，并且开创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使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错误已经很严重的时候，他仍然警觉地注视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准确地把握住世界形势的新发展，领导党和人民顶住了霸权主义的一切压力，确定了我们对外关系的新格局。在长期斗争中，我们全党同志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培育了我们党的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教育了全国各族人民。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伟大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通篇讲话中一处都没有称呼毛主席，而只是称他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也加上了引号，以表示他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一个历史毕家的观点 在客观评价毛泽东时，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们将首先承认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人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创者的伟大。但如果他们忽略毛泽东的各种政策错误及其后果，那他们将是不称职的历史学家。最大的错误是他对人口全然不加控制。包括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内的一些专家 对人口爆炸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作了警告，但毛泽东争辩说人口问题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苏联没有作任何的人口控制，却没有遭受甚么消极后果_中国为甚么就不同了呢?毛泽东用人多力量大的天真信念来批驳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_越多的工作意味着越多的产量和越快的经济发展。结果是人口失控地增长，从五十年代初的五亿增长到今天的超过十亿；而由于全国性的灾害、工业用地的增加和穷人砍树烧火，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为十亿人提供衣食住行和职业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背这样重的包袱。它耗费了大量本可用于经济发展的国家资源。由于庞大的人口中有80％居住在农村，因此，提高农业生产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所在。但毛泽东却仿效苏联大力投资重工业而轻视农业投入的模式，造成了农业产量的极端低下。毛泽东没有注意到下列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格言：一个社会的基础在于，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超过劳动者个人的需求，从而生产出剩余物资来支持国家的其它部门。在三十年里，中国的农业部门处在被忽视和半自主的状态，使得必须进口食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因而消耗了大量本来就贫乏的外汇储备。在1978-1979年，农村人均年产值只有50美元_低得太可怜，根本产生不了有可能支持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剩余产值。除非农业形势得到大大改善，出生率得到严格控制，否则，中国向现代化的进军充其量是缓慢而又吃力的。回顾从前，毛泽东的人口和农业政策造成了对迅速现代化的最严重障碍。

第二个重大的政策失误是加强中国的孤立局面。除了中苏合作处在全盛期的五十年代之外，中国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达二十年之久。在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科学、技术、艺术、教育和其他文化方面损失了借鉴其它国家发展成果的好处。正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西方和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恰恰就在此时，中国却在搞内讧和阶级斗争。中国为这种孤立付出的代价是无法实际计算出来的。

第三个政策失误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1980年12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副主席、经济学家陈云尖锐地宣称：『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这种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 这种『错误思维』的一个明显观点是喜欢立竿见影，完全不顾客观的经济现实，所以导致了『把空想当作真理，顽固地根据自我意识办事，在今天做未来才有可能的事』。这种『左倾冒险主义』严重损害了经济结构中的生产关系。而且，不断革命的信条还导致了『盲动主义』，制定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这些目标靠超出国家支付能力的投资水平来支撑。由此而来的是上报虚假数据欺瞒领导的浮夸风，冒进主义和盲动主义这对交织在一起的双胞怪胎，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的第四大错误是自认为在党内占据无可置疑的最高地位，破坏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并开创了『一人统治』的模式。作为革命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自封为『家长』，搞『一言堂』。他的行为反映了『家天下』的封建主义观念。这样，官方文件开头经常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词句，表明了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使党的八大确立的集体领导形同虚设。特务头子康生之流的奉承者投毛泽东所好，宣称一部党史如果提其它领导人的贡献，将会贬低毛泽东，并制造一个对立的中央。这样，党史成了一部伟大领袖毛泽东与其它领导人接连不断作斗争的编年史，一直到最后他一个一个地将所有人全部打倒。 像过去的皇帝一样，毛泽东是个家长、导师、甚至是神，不会做错事。他泰然自若地『指定』接班人，并护佑妻子上升到她不该占据的高位上。阿克顿(Acton)的名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显得完全正确!

毛泽东的政治作风，除了给他自己以绝对的控制外，还给各省和各地县党委书记树立了榜样；他们在各自的辖区里像小家长和更小的家长一样行事。没有他们的同意，什么事也做不了，这样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官僚化的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前身_DQ注)。

党怎么能让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呢？中国人自己很难找出一个适当的答案，但他们最终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宣称，在中国，像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革命政党的领导人在夺取政权期间，被赋予了巨大的决定权和行动自由。一当取得胜利，这种权力集中便有继续下去的趋势；而由于领袖人物显然巨大的贡献，他的追随者们愿意接受他的崇高地位。他的地位最终成为制度化，得到了终生的领袖地位，并且将其它人的劳动成果算在他自己名下。

流传更广的官方解释则探讨中国过去的封建时代对所有人思想和行为造成的深刻影响。官阶和等级制度中高下之分以及家长作用的痕迹随处可见。农民和小生产者不习惯于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反，依赖于作为『救星』的皇帝之仁慈；作为回报，他们向他表示忠诚和感激。因此，由一个人掌握高度集中的权力有着强大的社会先例。即使是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反映了这种封建影响，造成了无人敢批评家长的情形出现。结果，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成了一句空话：在集体领导中，有一个人比其它人『更平等』，而在民主集中制中，集中压倒了民主。

这些解释无疑都站得住脚，但它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毛泽东牢牢控制了军队、秘密警察、安全系统、8341部队、情报网络和调查机关，这就使与他对抗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将冒身家性命之险。

总之，历史学家同意，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是极其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国家建设者却令人失望地乖僻无常。他在1957年以前的巨大成就对其它人来说是个灵感源泉，但所有人都应从他以后的严重错误中吸取教训。

新的领导层和新的秩序

随着评价毛泽东的微妙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及党的错误得到承认，沉重的心理包袱被甩掉了。新的权力结构使胡耀邦、邓小平和赵紫阳牢牢地控制了党、军队和政府，巩固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设计的蓝图。他们致力于一场现代化的革命。为了消除任何误解，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国强调了以下六点思想：

1．我们全体党员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不顾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我们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胡耀邦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3．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我们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党委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各级党委都要实行集体领导……讲求质量，讲求效率。(为了加强党内民主)，任何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的任何个人甚至中央领导人，不受打击。(但任何党员都不得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

4．我们要善于经常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在执政条件下永保革命青春。(胡耀邦非常坦率地承认)过去我们主要的错误是过火斗争，结果走向反面，导致人们既不愿自我批评，也不敢开展批评。我们要把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纠正过来。

5．我们要把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6．我们永远要坚持国际主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同任何强国、富国的交往中，都一贯保持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而决不允许有任何卑躬屈节的思想行为。我们决心同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一道，为台湾真正回到祖国，彻底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而奋斗。

显然，毛泽东的政治工作作风和经济发展方针将不被遵循：不再有甚么个人崇拜，不再压制党内会议上的发言自由，不再对批评领导人施加惩罚。但是，全体干部都将服从上级命令，开展经济建设，不得阳奉阴违。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对知识分子和涉外合同的轻视，以及对有限私有企业的反对也都遭到了排斥。

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为了确保这场革命的成功，胡耀邦号召促进党内团结和党群团结，并积极开展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国际交往，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将最终引导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胡耀邦的讲话和六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是务实派取得胜利的圆满体现。根据团结、稳定、和解、务实、民主和切实发展经济的精神，一个新秩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随着它的诞生，毛泽东时代走向了终结。

中国共产主义：三十五年回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多么洪亮的声音，多么吉祥的开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抗已经被一扫而光，中国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闻所未闻的方式统一了起来。对于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毛泽东来说，中国是一张巨幅空白画面；他那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力、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曾令中国五万万同胞充满了遐想。毛泽东周身散发的才能光环与他对革命胜利所作的贡献，似乎将保证中国达到国内安全、国际尊重并最终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

显然，这些目标至少部分地达到了。最大的成就有：中国(除台湾外)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它获得了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它消灭了地主制度，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改善了公共卫生，有选择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尤其是在原子能和火箭方面)，提高了识字率，取得了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将能够对古代中国历史作新的解释。为十多亿人提供衣食住行和就业是对一个巨大挑战所作的回应，地球上还没有其它任何国家遇到过这样的挑战。最后，统计数据表明，工农业生产总值和社会服务都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然而，最近的中国领导人公开承认，虽然取得了某些进步，中国仍然处在一穷二白的状态。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二十年里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由于其它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巨大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现在也许比1949年时更大了。是甚么东西阻挠了中国在解放后的三十年里取得更大的进步呢?

中国内部的主要障碍是政治不稳定和党内外民主原则的被破坏。除了洋溢着革命性动力和建设新世界激情的七年(1949-1956年)外，中国最近的历史一直受着动乱和斗争的困扰，以至国家几乎被拖垮了。政治动荡导致了杰出才能的大量废置、经济发展的中断、思想和艺术创造力的被摧残。

关于中国政治不稳定的渊源，人们普遍认为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政治发展中的分水岭。这次大会与前一次大会一样，强调党内民主和自由讨论问题。它确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的集体领导，1956年到1957年初被认为是中共历史上的『鼎盛期』。

在这个鼎盛期中，毛泽东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知识分子尖锐地批评党的某些政策。毛泽东的反应是觉得中国共产主义本身好像受到了批评的威胁，他发动了反右运动，伤害了一百万人。毛泽东推翻了八大的决定，宣称『八大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此以后，毛泽东就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范围，挑起了不断的动荡。家长制概念排斥集体领导，占据了上风，党中央成了一言堂。当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表达对大跃进的看法时，他被撤了职，并被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后，没人敢说真话了。党的民主被拖垮了。

一当毛泽东的『无所不能』表现出来，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便众集到他周围，通过紧跟在他左右来博取权力。他们的权力斗争把整个国家推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康生、林彪和四人帮的得势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法西斯专政，其中还附带着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征。

政治不稳定和党内民主的消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197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评论说：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当党内民主相对充分、民主集中制相对健康之时，党在经济工作中的领导就比较符合实际，问题出现时比较容易被发现并得到纠正，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每当党内缺乏民主时，就没有人敢于说真话。盲目服从便盛行起来，党的经政策往往就脱离实际，脱离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出现放慢、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中国方面的统计表明，经济发展出现了三个增长期(1949-1957年、1963-1965年，1977-1988年)和两个下降期(1958-1962年、1966-1976年)。在毛泽东的二十七年统治中，只有1952-1957年是真正增长的年份，而1949-1952年代表了从内战恢复，1963-1965年则代表从大跃进恢复。下列数据概括了过去三十年里的发展。

数据来自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79年第3期，第1-8页；CIA，China-Econom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1978(Washington，D．C．，1988)．

中国起伏不定的发展表明，擅长政治斗争的革命领袖不一定通晓经济事务。毛泽东尤其不愿注意经济专家的建议，也不根据经济规律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办事。五十年代，他接受苏联的发展模式，强调重工业而轻视农业和轻工业，而中国的实际状态却表明相反的方针更加合理些。当苏联模式被证明不合适时，他陡然转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此后二十年里便是众所周知的『左倾冒险主义』经历，导致了时间、精力、资金和才能的浪费。结果，中国的人均收入(300美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位居最后一名，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香港和韩国。

然而，尽管有政治的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起伏，中国在工农业生产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农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3％，工业增长率为9％-10％。在1952年到1987年间，粮食产量从1.639亿吨增长到4.02亿吨；煤产量从6,640万吨增长到9.2亿吨；钢铁产量从135万吨增长到5,622万吨；原油产量从44万吨增长到1.34亿万吨(***此处数据可能有误，大概应该为1.34亿吨_DQ)；电力从73亿千瓦增长到4,960亿千瓦。 但是，生产增长的许多利益，都因人口从5.7亿爆炸到10.8亿而抵销掉了。

从过去三十五年中吸取的教训是很多的。首先，必须要有政治和社会稳定，使政府得以开展有秩序的改革和发展。第二，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争取达到零点增长率。第三，必须在所有领域，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和艺术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第四，必须尽可能避免战争，因为战争是最浪费财政和人力资源的东西。第五，必须改革政治制度，以防止重新出现家长统治，并确保党内外民主。对官僚主义、干部任用终身制和特权，如果不能根除的话，至少应予遏制。第六，经济发展既不能过『左』也不能过『右』，而应『居中』，要依据实际情况和经济规律。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党必须记取阿克顿的格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除非造些严重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否则，党在人民中的信誉将大打折扣。(参见第四十一章『中国共产主义四十五周年』一节)。

◇第三十七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标志着邓小平上升为最高领导人，并通过了一些加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键性决定。邓小平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设计师，这场改革将使中国摆脱贫穷和发展停滞状态。

邓小平的构想

最初，邓小平并没有一个总计划。他只有一种务实意识，为了能使改革取得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中国的特色，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不无相似之处。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是必须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历史将把毛泽东的革命与邓小平的建设，当作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两个最重大的事件。这两个事件都将得到适当的认同。

在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年，邓小平逐渐把发展中国的未来的计划更清晰化了。1979年1 2月，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问：『阁下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甚么?』邓小平立即回答，目标是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从现在的2,500亿美元增加到本世纪末的1万亿美元，人均产值达到1,000美元。后来，考虑到人口不可避免地从十亿增长到十二亿，他又明确了他的声明，把2000年时的人均产值降低到800美元，而国民生产总值仍保持在1万亿的水平上。一旦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就将具备取得更大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随后就能在三十到五十年里步入较发达国家行列。2000年国民总产值1万亿美元的数字很快流行开来，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个确定概念。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需要加速经济增长，需要吸收外国的资本、科学技术和管理技巧。为此必须采取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政策。由于80％的人生活在农村，搞活农村经济、提高农村收入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成为首要的任务。在成功进行农村改革之后，将在城市地区开展工业改革。与此同时，将执行一项长期的开放政策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旅游业，吸引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技巧。邓小平强调，开放政策对中国的进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明朝中叶到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的闭关自守政策和1958-1976年的不幸时期导致了长年的愚昧和落后。

邓小平向人民保证，他们担心开放将意味着资本主义侵蚀社会主义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经济的主流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将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国家将继续掌握生产手段和所有基本的经济结构。外资的流入将不会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为与外商的合资企业中至少50％的股份是中方的。开放政策肯定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但它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即使人均产值达到几千美元，也不必害怕产生新的资本家阶级。邓小平反问说：『增加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有甚么错?』邓小平很现实地认识到，全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没有任何两个地区之间能同步发展。他愿意让一些地区和人民先富裕起来，为其它的地区和人民树立榜样。离上海七十英里远的苏州市是一个能给人启发的地方，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人均产值800美元的富裕水平。那里的生活质量可以预示2000年的中国将会是甚么样，对此感兴趣的邓小平在1983年视察了苏州。他发现当地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也比其它地方的人宽敞(人均居住面积达二十平方米)，且拥有电视，愿意投资地方教育；犯罪率较低，当地人流露出一种幸福、自信的神情。他们生活方式的特点是热爱本地，普遍不想迁居到北京、上海一类的大城市。

邓小平越来越相信，他的梦想能够实现。198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他自信地向全国宣布，1979-1983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9％，1984年的增长率为14.2％，这超过了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所需的7.2％年均增长率。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率，中国就能够达到预计的目标。世界银行似乎也同意这一点。 邓小平的务实策略是『一步一步走；边走边看，保持势头』。

农业改革

传统上，农业是中国国家和经济的基础。因此，首先在农业上进行重大改革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在1957年到1978年间的二十年里，农业一直处在糟糕的状态下，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6％，棉花增长率为2.1％。 中国不得不进口大批粮食来保证它日益增加的人口有饭吃。农村经济即使不是死气沉沉，至少也是有气无力的。二十年里，农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甚么改善，农民几乎没有劳动的热情。

人人都知道，对振兴农村经济最严重的障碍是公社制度。由于它是毛泽东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支柱，因此只要毛泽东在世，就没有人敢批评或削弱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体制。现在，人们认识到，只有根本性的改革才能给僵化的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才能重新点燃劳动热情，释放农民大众的巨大潜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1978年12月党的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些果断的决定，鼓励采用更大的物质刺激，放松此前一直束缚农业部门生产增长的控制机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地方和中央政府领导人之间的讨论导致了采纳所谓的『责任制』或『包产到户』。在这个制度下，土地仍然是公有的，但每个农户得到一块田地用于耕种，并与公社的生产队或经济合作社签订一份合同。合同上写明耕种庄稼的产量和上缴给生产队或合作社以支付土地使用费用的产量指标。这笔支付还包括水利费、卫生费和福利费用等公共开支。每家农户完全控制劳力资源，并可以留用或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超出合同指针的产品。农户对整个生产过程负完全的责任一从选择种子和化肥、分配劳力、作息计划、土壤准备直到最后收割的全过程。

责任制开始于1979年，1980-1981年间逐渐扩展到各省，1982-1983年间这个进程加速了。到1984年，约98％的农户实行了责任制。最初分配给每一农户的地期限为一个季度或一年。但后来，在1984年，责任期延长到十五年以鼓励在责任田上作长期规划和投资。确定更长的合同期限是基于一些生产上的考虑，如耕种强度、庄稼的选择(特别是生长较慢的果树)和土壤肥力的培养等。 更往后，土地合同被定为可以由耕种这块土地的农户继承，以鼓励更长期的投资。但是，如果最初的责任规定没有完成的话，可以出现取消合同的情形。

政府也鼓励农村劳动者进行庄稼、牲畜、家禽或其它各种副业的专业化生产。这与毛泽东对粮食生产的大力强调截然相对。『专业户』逐渐出现了，他们并不耕种田地，而是完全从事非庄稼生产。在专业户与普通农户中间还有『重点户』，他们耕种土地，但主要从事非谷物活动，如养鱼和饲养动物等。到1984年10月，这两类农户约达到2,400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3％。

包干责任制逐渐取代了公社的职能，最后公社全都灭迹了。今天，只剩下很少一些样板公社，作为历史性的里程碑，或作为展览点供外国访问者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人参观。1984年出现了更重大的调整，单个农户如果得到当地生产单位的同意，可以将责任田转让给另一农户。根据规定，当一家农户遭遇疾病、死亡或其它一些麻烦使其无法耕种自家责任田时便允许转让责任田。1987年，第十三次党代会进一步开放了农户之间土地耕种权的出卖。理论上来说，一家农户获得两、三户或更多户乡邻的责任田耕种权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一些批评者指出，这种可能性是资本主义台头的征兆，但这种情形很少发生。无论如何，土地仍然是公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似乎很少。

由于农业改革，农业产量和生产力都急剧提高了。1987年，稻麦产量比公社制度时期的产量增长了50％。更重要的是，农民现在每年平均在庄稼上只花60天时间，而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他们一年要在田里劳动250天到300天。空余的时间花到了旨在盈利的副业上。现金收入翻了两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参与改革的农户盖起了新的砖房，购置了新的电视和家具，穿着起色彩更鲜艳的新衣服。在四川和其它许多省份，责任田部分占全省总产值的将近六分之一。而尽管责任田的面积小于一英亩，却生产出足够供养每家农户的食物。农民过起有产者一样的生活，不少农户年收入超过了一万元(『万元户』)。

由上可见，公社的解体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而是经历了五年的过程。现在，一种新型的『乡－村－户』农村结构出现了，它担负起以前公社的一些职能，但有明显的分工。乡主要处理政府和行政事务，党委做党务工作，村则履行与每家农户签订责任书之类的职责。颇为常见的是，从前公社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变成了新的经济合作组(村)，而从前公社的若干部门则转变成为『乡镇企业』，从事制造、加工、运输、农贸和服务业。

农村改革的结果完全是个奇迹。粮食生产的年增长率从1957-1978年间的2.1％提高到了1979-1984年间的4.9％。1984年获得了创纪录大丰收，产量达4.07亿吨，而前一年则是3.05亿吨。人均粮食产量也超过了1957年取得的302公斤高产，甚至还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峰。庄稼和牲畜总产量在1978年到1984年间增长了49％。

资料来源：Xue Muqiao(ed．)，Almanac of China's Economy,1985／86(Hong Kong，1986)，P．19；国家统计局数据，1988年2月23日，Beijing Review, March 7-13，1988．

农业产出方面的巨大进展，使中国从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变成谷物、大豆和原棉的出口国。1980-1984年间，中国在农产品上获得了4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这是三十五年来的最大收获。 农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人民币134元提高到1983年的310元和1987年的463元。成功的原因不仅有农民的勤劳和计划周全，而且还有政府提高了对农产品的收购价(从1978年到1983年间提高了50％)，以及牲、鱼、林等副业带来的收入。国家农业投资的减少显着地成功，从1978-79年度到1981-82年度减少了50％。然而，人民银行提供的贷款和农机、拖拉机和建房方面私人投资大大增加了，1982年总额达到了人民币157亿元，1983年达到了214亿元，这些弥补了国家投资的减少。

公社解散后，大家越来越忽视以前由公社保养的大型项目，如机械化灌溉体系和利用重型拖拉机平整土地等。社会服务、卫生保健和基础教育也受到了影响。此外，国家背上了新的重负，因为它为农产品支付了较高的价格，但由于担心通货膨胀和公众愤慨，又不能提高商品价格。国家谷物和食油的补贴从1974年的40亿元增加到了1983年的200亿元。

另外还有其它一些农业问题。首先，艰苦奋斗和物质刺激是有限度的；过了这个限度，就达到了饱和状态，勤劳的程度或意志力的大小对产量的高低就没有甚么影响了。要提高生产力，就需要政府对农业加大投资，但政府的财政很紧，农业投资的预算额度实际上降低了，从1978年占国家开支的13.3％下降到1983年的6.8％，1985年的5.6％。第二，集体化的衰落导致了灌溉系统年久失修，机械化减少，以及更多地使用劣质化肥。耕作单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减弱。第三，粮食的低价格导致了种田相对于其它生产活动的低收效。1985年，在相对富裕的江苏省丰县，一个农民一年挣650元，而一个经营饲养业的人一年收入有2,375元，工厂工人的年收入达4,199元，建筑工人4,033元，运输工人4,762元。平均来说，非农业工人比种田人多挣4.1倍。 没甚么奇怪，一些粮食生产者转到其它行业以求贴补，或把农活变成纯粹的副业活动。第四，由于国家征用土地用于工业发展，农村建造新的住房，以及发展木材、牲畜和鱼业占用土地，农田不断减少。仅1985年流失的农田就高达1,500万亩(250万英亩)。第五，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持续存在，如高文盲率，缺乏农业技术员(每四千农户只有一人)，以及定期的洪、涝、火灾等。

更加深刻的挑战是正在出现的人口爆炸，它将消耗掉大部分(即使并不是全部)增加的工农业产品，从而抵销掉改革的成效。为了使人口增长不至失控，政府推出了『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对遵守规定的夫妇给与物质奖励(如保证职业、晋级、在住房和学校分配方面给与优惠等)，对不遵守规定的夫妇予以惩罚(降级、罚款、停发口粮等)。这项政策在1982年大张旗鼓地付诸实施，并在城市地区取得了成功，但在农村地区成效就不那么大。农民仍然想生男孩，以便日后家里有帮手和传宗接代的人。为了再有一次机会生男孩，他们经常虐杀女婴。再往后，农村经济的繁荣使许多农民藐视政府的禁令，情愿交罚款而故意生第二胎或第三胎以求得子。在今天的中国，独生家庭的孩子往往备受父母和祖父母的娇惯，以致变得像『小皇帝』。这些孩子通常是家庭疼爱、关心和各种活动的中心，这些孩子越来越被宠得沾染上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追踪这新一代共产主义孩童发展和成熟的情形将是饶有趣味的。

虽然有各种各样问题，1986年的粮食产量还是达到了3.9亿吨，比1985年增加了一千万吨；1986年的农村人均收入达到425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了7％。1987年，粮食产量继续上升到4.0241亿吨，增长了2.8％。

总之，五年的农业改革释放了农业部门隐藏的巨大的潜能，这鼓励了政府着手在城市地区开展工业改革。在这里，问题将复杂得多。

工业改革

1952－1983年间，中国的工业增长相当可观，平均年增长率为9.8％。 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不合理做法』遏制了效率、生产力和工作动力。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建立的工业结构是模仿苏联的制度，最大的特征是中央计划和强调发展重工业。国家作为所有人、经营者和雇主，计划并指导所有的公有企业并为之提供资金。国家也提供土地、厂房、设备、基本材料、启动资金、管理人员和整个生产过程所需的其它一切。它也确定产品的价格而不管产品的成本和质量。完全不承认『价值规律』或供需原则。国营企业被要求向中央政府上缴它们全部的利润和折旧资金。

在这样的制度下，企业不管它们的业绩如何都得到国家的支持，职工不管他们工作的质量如何也都得到他们的基本工资。有这样的说法，『每个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每个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这种体制在最初能够奏效是由于有革命的动力、爱国主义和人们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奉献精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或职工的业绩如何显然无所谓了。无论情况怎样，报酬都是一样的：工厂将得到同样的拨款，工人则得到同样的低工资。所谓社会主义保证充分就业的吹嘘，事实上保证了终身职业安全，开除懒惰散漫的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名厂长如想开除一名工人，将使这名厂长很不光彩，不仅是因为开除工人，还因为人们会说他的领导冷酷无情。同样，处罚经营不力或负债累累的国营企业的事也是罕见或闻所未闻的。1979-80年度，大约25％到30％的国营企业亏损经营。 @价格结构更加『不合理』。国家制定所有商品的价格，不管生产成本和质量。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产品的生产成本比它的销售价格还高，一种低质量产品的价格比高质量的同类产品的价格更高。这套体制虽然不合理，中国却习惯地运行了三十年。对它的任何部分进行改革，都将打破计划、管理、生产、销售和价格——系列庞大连锁网络中的平衡。这个过程牵涉了几百万干部，对这个过程的任何阶段作改革，都将影响他们的生活。令人担心的最坏情况是价格失去控制，而引发可怕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想避免任何会引起公众愤慨和不安的行动，所以采取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试探每一步的反应，评估它的后果，然后，要么继续下去，要么退回来。

第一阶段 1978-1984年间工业改革的精神是重新点燃工作热情，充分发挥工人的潜力，『活跃』工业结构，提高生活水平。所采用的方式无非是物质刺激——这是毛泽东统治的革命年代中最受鄙视的价值观。

1978-1979年间是开始时期。四川和其它一些定点地区搞起了利润提留计划的实验。当实验取得成功后，它们被推广到了全国。这项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工业责任制，在其中，国营企业与其主管部门签订一份『盈亏包干书』，同意将一定额度的利润上缴国家，但提留在这个额度以上的『基本利润』份额。到1980年，大约6,600家国营企业采用这种制度。提留的利润可用于发放奖金、职工福利和作进一步的工业革新。 公开申令多劳多得、工作性质的不同(熟练与不熟练，脑力与体力)决定报酬的不同。工作热情一夜之间恢复了。

在198l-1982年间，对利润提留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允许企业提留超出指标以上的更大额度的利润，也允许部分提留降低损亏带来的预算积余。提留额度在高利润行业平均为10％，低利润行业为30％，其它所有行业为20％。到1982年末，所有工业企业都实行了责任制。按照制度规定，它们要对自己的各种经济决定及由此带来的盈亏负责。厂长可以聘用和辞退职工，决定它们的工资和奖金，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制定价格。但厂长本人也不再是终身任职。他们从1985年1月1日起上任，任期四年，可以连任三次。

责任制的一个直接的效应是国家从企业收取的资金大大减少，企业和地方保留的资金则相应增加，这些资金被用于投入不受中央控制或协调的基本建设，到1982年底，地方基建资金投入达到了420亿元人民币。 国家遭受了财政赤字和失去对地方投资控制的双重打击。一窝蜂的建设导致了建筑材料的短缺和价格猛涨。

1983年6月1日，政府推出了『以税代利』政策。大中型企业要求将其55％的利润交作税收，小企业则按照分成八个等级的税则表纳税，这样就切断了国营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直接联系。 此外，将逐步征收三种不同的税收，它们在总利润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如下：(1)生产税，利润的40％；(2)所得税，33％；(3)调节税，即对沿海较发达地区征收的附加税，12％。现在国营企业提留的利润总额达到约15％。此外地方一级还征收其它两类税：对使用土地、道路、建房和城市设施征收的资本使用费和城市建设费。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征收所得税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以前，工厂作为公共财产，不需要付土地租金，运转资金所付的利息很少或完全不用付利息，国家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不需分期偿还或只需稍许偿还。即使许多国营企业经营不力或亏损经营，它们仍保持较高的利润。现在，工业利润成了征税的对象，而所得税则暂时起了调整价格扭曲现象的作用——一种价格改革的替代品。

这些新的措施确实带来了工业部门的改善，体现为更高的生活水平、新的商业红利和大兴土木的景象；但却没有甚么证据能证实企业的效益有多大改善。中国工业的业绩并不像最初预期的那样变得效率更高。 事实上，在1982年，约30％的企业仍然是赤字经营，亏损达4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预算收入的4％。在1983-1985年间，约42,000家工业企业被合并或兼并了。

经济改革的最显着结果，也许是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层出不穷。私营企业从1978年的10万家增加到1983年的580万家、1985年的1,700万家，它们中的一些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 被看作是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也迈开了大步。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的18.7％增长到1985年的21.3％。以1985年为例，它给了7,368万人就业机会。 农村自由市场的数目在1985年达到了4万个，城市自由市场总数约有3,000个。城乡自由市场加在一起，在1978年占据了零售总额的6.6％，1979年占9.5％，1980年占10.2％，1981年占11.4％。这些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构成了国有企业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颇具活力的孤岛。

城市经济改革所涉及的最敏感问题，是引进了一套符合现实的价格体系，它将最终排除政府对消费品提供补贴的需要。政府小心翼翼地放松了对一些指定商品的价格控制，试图尽可能地减小这个措施对市场造成的影响。从1979年到1982年间，煤、铁砂、香烟和酒类的价格提高了，而机械和服装的价格则下跌了。1983年，价格调整涉及了10万种商品，总价值达4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化工产品的价格提高20-50％，铁路运输价格提高20％，耐用的轻工消费品如电风扇和彩色电视机等的价格提高了8-17％。民众抱怨涨价，它超出了工资增长和生活费用调整的步伐。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1979年是4％，1980年是6％，1981年是2.4％，1982年是1.9％， 而非官方的估计则认为每年都在15％-20％，甚至更高。1984年10月，当中共宣布将加速进行城市改革计划时，人们为对付涨价，纷纷涌向银行提取存款去购买怀疑是紧绌的商品。中国人经历过1945-1949年间价格飞涨引起的苦难，他们对那种情形再现的任何征兆都怕得要命。

1979-1984年的城市改革并没有指望建立一种自由的市场体系。它们仅仅是一些七拼八凑的方案，旨在用一些现实的经济想法和市场机制来修补效率低下的旧体制，以图让原本僵化的躯体能有点生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抛开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官僚支配式经济，转而采取『指导性计划』的姿态。到1984年，工业生产中只有30-40％可以被归为中央计划的生产，20％是市场经济，40-50％属于地方计划或指导性计划的生产。

第二阶段 农业改革的成功和工业部门取得的进展使中共得到了鼓励。1984年10月20日，中共通过了一项新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加速城市改革的步伐。这是一份奇怪的、有意思的文件，因为它不是一份改革的蓝图，而是一项有关乐观意图和给4,400万党员指导原则的声明。这份文件是紧接着一连串好消息之后推出的，因此洋溢着对未来成功的自信。这些好消息有：创纪录的粮食产量(4.07亿吨)，前所未有的外汇储备(200亿美元)，中国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出乎意料的良好表现(32块金、银，铜牌)。此外，工农业总产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心理界限。

还有一个有利的发展加强了中国新的自信心。这就是与英国进行的关于香港回归的成功谈判。中英两国已经就中国在十九世纪经不平等条约割让或租借给英国的三块领土之前途，进行了两年多的讨论。这三块领土是：(1)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的香港岛；(2)根据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的九龙半岛南端部分和石匠岛；(3)1898年租借给英国的新界和235个附近岛屿，它们构成了香港陆地面积的92％；这些租借地的租期为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满。

鉴于租借地的租期即将到期，中英两国都期待谈妥一项友善的协定。英国方面希望在1997年以后保留某种行政权力，以确保香港的继续稳定和繁荣。相反，中国方面则坚持完全恢复对所有三块领土的主权。1982年9月，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问北京，之后便按照中国方面的愿望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984年9月26日，中英达成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协议。根据协议，香港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将在其司法、教育、和(更重要的)经济和财政制度方面保持高度自治，包括其自由的企业体制。 中国保证将在1997年以后的五十年里不干预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从而实际上达成了一种『一国两制』的协议，邓小平也希望有朝一日将『一国两制』运用到台湾。

1984年10月这项协议的草签和同年12月戴卓尔首相与趟紫阳总理正式签订该协议，标志着中国取得了一个划时代性质的胜利。它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痕迹的结束。英国首相为了这项协议两次前来中国，而且，英国女王在历史上第一次预定将访问中国，这些使这个胜利显得更令人满意。

正是在这样一种异常愉悦的气氛中，第二阶段的城市改革发起了。现存的经济究竟有甚么问题?赵紫阳总理宣称，经济的僵化是因为没有把政府和经济企业当作独立的实体分开，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太严。对商业活动、价值规律与市场因素之间的正当关系的忽视引起了一系列失衡，这些失衡必须予以调整。在分配方面，太强调『平均主义』，导致了每个人都吃国家的『大锅饭』，没有人想努力工作。企业和工人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性，陷入了普遍的瘫痪状态。这种不适应状态的最恶劣之处是从1957年开始盛行的『左倾』思潮，把任何发展商品经济的努力都斥责为复辟资本主义。赵紫阳承认，需要大胆解放思想，纠正这种僵化的思维：『社会主义的根本职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社会主义要结束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赵紫阳给经济输入活力的方法是放松国家对大中型企业的控制。公有制不一定等于国家的直接控制：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两个不同的功能。赵紫阳感到，在国家支配的框架内，企业应该赋予足够的自主权，在供应、销售、资本利用、聘用和解雇、薪水、工资、奖金，以及制成品价格等方面自己作决定。企业应具有法人地位，自负盈亏。

我们必须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作主。

赵紫阳认为，逐步放松价格控制是城市经济改革的核心，因为它将使国家能够取消补贴，并让价格根据价值规律和市场供需因素浮动。但涨价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人民的薪水和工资应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经济企业的利润应该来自于更好的管理，而不是靠自己决定涨价来实现，那样只会扭曲市场形势。为了肃清『平均主义』的恶劣影响，赵紫阳重申按劳取酬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被大大歪曲了的平均取酬做法，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障碍。

赵紫阳宣布，把『共同富裕』与『所有人以同样速度获取平等财富』等同起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将导致共同贫穷。某些地区、某些企业和某些人应该允许先富起来，以便给其它地区、企业和个人带来鼓舞作用。但中国将不允许一小部分人通过剥削而把大部分人推向贫困。

最后，赵紫阳赞成继续发展私有企业以补充公有制，并赞成将中小型国营企业租赁或承包给私人经营，以丰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发展将不会损害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应被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步骤。

就在这项决定被通过的同时，经济继续向前迈进。1978年到1986年间，工农业生产总值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国民收入以每年8.7％的速度增长。给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国家预算外基础建设的急剧增长，从1978年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16.7％增长到1984年的57％。到处都可以见到大兴土木的景象。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在1982年为25％，1984年为23.8％，1985年为42.8％。投资水平达到了1958-1960年大跃进以来的最高峰。

然而，这样的发展速度显然不能持续，它引起了建筑材料的短缺、浪费、混乱和价格飞涨。由于有如此高额的资本投入，工业增长自然很快，1984年增长率为14％，1985年为18％；但1986年费尽力气才保住了9.2％的增长率。1987年，增长率再次上升到16.5％，工业总产值几乎达到了14,000亿元人民币。

过热的经济对国家的长远利益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以下是最明显的影响：

1．1978-1985年间国家预算赤字高达一千亿元人民币，主要是由于过分的投资和大量的补贴。

2．1985年和1986年的贸易逆差达280亿美元。

3．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1985年为12.5％，1986年为7％，1987年为8％，而非官方数字则估计每年为15-20％。

4．经济犯罪和腐败横行，尤其是发生在高级干部的子女和亲戚中间，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搞徇私舞弊和其它违规交易。

5．1986年耐用消费品发展太快，如洗衣机(900万台)、电风扇 (3,300万台)、电冰箱(285万台)等。

6．基本能源供应增长缓慢(1986年增长率为2.9％)，无法支持迅速增长的工业发展(9.2％)需求，引起了能源紧张，迫使许多任务厂一周只开工四天。

7．乡村工业发展迅速，1985年达到82万家，总产值达1,375亿元人民币，占工业总产值的重5.7％。但农村工业产品的质量往往很低。

8．由于工业用地的增加、新建住房和每年1,400万人口的增长，耕地面积以每年2,000万亩或329万英亩的规模流失。

主要工业的产量

1952年 1957年 1965年 1978年 1981年 1984年 1987年煤(亿吨) 0.66 1.31 2.36 6.18 6.22 7.89 9.20原油(百万吨) 0.14 1.46 11.31 104.05 101.22 114.61 134.00天然气(亿立方米) 0.08 0.7 11.00 137.30 127.40 124.30 140.15电力(十亿千瓦) 7.3 19.3 67.6 256.6 309.3 377.0 496.0钢材制品(百万吨) 1.06 4.15 8.81 22.08 26.70 33.72 43.91钢(百万吨) 1.35 5.35 12.23 31.78 35.60 43.47 56.02生铁(百万吨) 1.93 5.94 10.77 34.79 34.17 40.01 54.33资料来源：《年鉴》，第26页；国家统计局，1988年2月23 日，Beijing Review，March 7-13，1988；，《每月统计简报》，中国，1988年3月。

面对迅速工业化的严重问题，保守派领导人在经济改革的方向、速度和规模等问题上舆实干派发生了冲突，他们批评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人生活中外来『精神污染』的根源。这场冲突导致了1986年1月的紧缩政策，它强调四个重要概念：(1)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充实改革基础，(2)消化由必需的价格改革和工资调整引起的变化，根据各个单位的财政和实际能力处理改革的问题，(3)补充和修正改革中的不完善和不健康的环节以加强协调，(4)完善微观经济控制，达到供需之间的更好平衡。

但是，紧缩政策无法阻止经济发展的惯性。1987年，农业产值比上年的4,447亿元人民币又增长了4.7％，工业产值比上年的13,780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6.5％——都创了历史纪录。但发展是不平均的，能源和交通继续滞后，煤产量只增长了2.9％，原油增长2.6％。能源的瓶颈将制约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并阻止其平衡发展。继续增长的总趋势还保持着，虽然有些杂乱无章。

对外开放政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十年(1949--1959年)中，中国只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保持外交和贸易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任何商务往来。1960年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完全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同时面临着美苏两个潜在敌人。直到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以后，才开始有一些有限的贸易关系。1972年，中美贸易额只有9,200万美元，但1978年猛增至11.89亿美元，1981年达到54.78亿美元，1986年增至80亿美元，1988年135亿美元，接近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

1978年以后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是由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的对外开放新政策。它与毛泽东的闭关自守政策背道而驰，闭关政策在1958-1978年间执行了二十年。邓小平和他的实干派追随者认识到，中国不能在孤立中发展，它必须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资本和管理技术以成功地实现现代化。

日本、香港、美国和西德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83年，日本的对华贸易份额达97.64亿美元，香港达83.41亿美元；美国44.25亿美元；西德17.43亿美元。中国进出口货物的种类也大大变化了。最初，中国方面始终大量进口原材料，如农产品(主要是谷物)、合成纤维、木材、化学品。但后来，当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够自给自足时，进口的重点转向了工业机械、制成品、技术、办公室设备、商用飞机和服务设施。

由于地理的接近和某种程度上文化的相通，日本与中国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使日本人能够比其它外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人的心理和中国的直接需要。日本在世界市场上的技术和财政成就，使它能够提供让利性的贷款、信贷和一般特惠制下的特惠关税。香港也在中国对世界贸易开放的过程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充当了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联接点。美国和西德不具备这些优势，但中国人传统上对美国和德国制造的飞机、机械和科技产品非常崇拜。

外贸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积累足够的外汇以增加现代化所需的资金。为了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中国人使产品多样化，提高质量水平，让人民币贬值，并急切地学习国际商务实践。在购买时，他们严格依据三项标准：好价格、好质量和优惠的付款方式。他们想获取最先进的技术，但他们也接受一些价格便宜的、不太尖端的工厂，如在1982年经济衰退时期在美国购买了一家老式的钢铁厂、一条半自动生产线和一家纺织厂。

通过严格控制外汇、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中国稳步地积累起了一笔外汇储备。当中国遇到西方针对它纺织品的保护主义时，它在中东、拉美、东欧和苏联打开了新的市场，虽然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仍然有限。1981年初，中国突破了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的界线。到1983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十位，排在拥有182亿美元的英国之前。一部分外汇收入用于建设长期忽视的能源、交通、通讯和轻工业领域的国内基础项目。

中国外贸体制的一个持续的困难是它的国内价格体系不合理。中国的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脱轨。虽然出口原材料和进口制成品对中国来说是可以盈利的，但按照2.8元人民币比1美元的官方兑换率，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就相当亏本了。1981年前，中国的出口普遍亏本而进口赚钱——这是人民币定价过高的确凿讯号，它迫使政府需要对出口进行补贴。为了抵销这些价格扭曲，中国在1984年把货币贬值为3.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但这又造成了对许多进口提高补贴，再一次产生了亏损。

外贸盈利的一个不期而然的来源，是通过北朝鲜和埃及向中东国家出售军火，这项出口从1980年的几乎零增长到1983年的15亿美元，1987年的50亿美元。这些武器中最著名的有卖给伊朗的蚕式短程导弹，卖给沙特阿拉伯的CSS-2中程导弹(2,000英里)。另外还向伊拉克、约旦、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出售武器。 旅游提供了另一个收入来源，在1987年达到18.4亿美元，比1986年增长了20.3％。

除了1981-1983年间的紧缩政策期间资本货物进口下降以外，中国的对外贸易每年都在增长，进口年增长率达20％，出口年增长率达10-15％。

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和投资，中国采取了一些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以下是一些比较显着的步骤：

1．1979年在深圳、珠海(靠近广州的珠江三角洲对岸)、汕头 (广东省北部沿海)和厦门(福建南部沿海)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享受优惠待遇)。这些特区与台湾的『出口加工区』不同，而是一些改造中国经济的『实验室』。

2．1984年将沿海十四个地方和海南岛向外国投资开放，在税收和进口开税方面给与优惠条件。

3．在国际会议上为一些需要外国咨询、资本、设备、管理和市场的项目做广告。

4．允许地方当局可不经中央政府同意即洽谈外国投资事宜，这导致了外国供应的进口骤增——钢铁、有色金属、木材和塑胶等，外汇储备大量外流。

5．通过了有关税收、债务、专利保护和外国商标等事务的法律和规章。

6．厘定了仲裁程序、劳动力补偿、外国利润返还等事项。

中国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的成功是很有限的。到1983年底，只有188家『股份制』和1,047家『合同制』中外合资企业，契约资金66亿美元，但实际投入仅23亿美元。最大的三家中美合资企业是长城饭店(1,100万美元)、建国饭店(1,100万美元)和美国通用北京吉普公司(1,600万美元)。大西洋瑞奇菲尔德公司在海南岛附近参与了油田的勘探和开采，耗资2.5亿到3亿美元。

外国人发现中国的环境不太有利于投资。继续不断的谈判和官僚式的拖沓耗尽了人的耐性，商务和居住条件也达不到标准。许多外国公司不得不将办公室设到旅馆，向中国的服务业支付高额的租金和费用。当然，他们的中方雇员只得到国外工资的一个零头，利润的大部分都落入了政府的商务部门。许多外国公司因生意受挫和看不到赚钱的希望而撤离中国。

中日贸易 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日本是现代化工厂设备以及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最大提供者。此外，日本为中国的石油和其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提供了市场。两国的需求互补。中国方面采取这样的策略：日本能卖给中国的货物必须与它能从中国买的货物相协调。这样，中国成功地保持了较小的贸易逆差。日本帮助中国发展出口，以赚取购买日本货物所需的外汇，也向中国提供让利性低息贷款。1983年，中日贸易达到了100亿美元，其中49亿是日本的对华出口，51亿是中国的对日出口。这种双边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2％，占日本外贸总额的3％。 1983年，中国最大宗的出口是原油(占出口总额的40.9％)——占日本石油进口总额的5.2％——和煤，占日本煤进口总额的4.4％。中国其它的出口包括轻工制品、农产品、肉、鱼、贝类生物、古董、艺术品和烟花。

日本向中国的出口主要是金属和金属制品(铁和钢)，它们在1983年占日本出口总额的49.6％；重型机械和机械仪器，占28.5％；化学制品，占11％；纺织品，占5.8％。

日本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1)地理位置的接近，降低了运输费用——东京到上海比到旧金山近五千英里；(2)文化的相似，使日本人能够获得对中国人的心理和口味的较深理解，使自己的产品更适合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依靠丰厚的推销礼物和免费赴日本旅游来有效地游说中国的官员；(3)日本的商人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和销售培训，而日本政府则在最惠国待遇之外，根据提供一般特惠制提供优惠的关税率；(4)东京提供让利性的日元贷款和信贷，利息很低，很有吸引力。1979-1983年间对华贷款为3,000亿日元(15亿美元)，利息3.5％；1984年的贷款额为4,700亿日元(21亿美元)，利息3.5％。这些贷款为中国的铁路、港口、电话设备和水电站等重点发展项目提供了资金；(5)在1978年到1982年间，日元对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下跌了，这使日本产品在价格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982年以后，日元对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上升，但有吸引力的让利财政协议仍然给了日本产品很大的好处；(6)帮助中国开发资源以获取购买日货所需外汇的基本政策。

但是，尽管有这些优势，日本并没能取得绝对的成功。中国人经常抱怨日本产品『质量较次』甚至很差，与最初的订单不相符合，也不满日本人刻薄的做生意手段：只是『示范』商品，不传真正的『技术』。

1979-92年的中日贸易

(单位：百万美元)

中国的出口 中国的进口 中国的贸易平衡1979年 2,954 3,698 -744

1980年 4,323 5,078 -755

1981年 5,291 5,097 +194

1982年 5,352 3,510 +1,842

1983年 5,087 4,912 +175

1984年 5,155 8,057 -2,902

1985年 6.091 15,178 -9,087

1986年 5,079 12,461 -7,384

1987年 6,392 10,087 -3,695

1988年 8,046 11,062 -3,016

1989年 8,395 10,534 -2,139

1990年 9,210 7,656 +1,554

1991年 10,265 10,079 +186

1992年 17,000(估计) 12,000(估计) +5,000(估计)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1992(Washington，D．C．)

中日向日本出口商品分类统计表，1980-83年(单位：千美元)

货类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3年份额(％)动物制品 297,108 316,311 272,910 262,467 5.2鱼和贝类 181,979 188,042 138,042 131,314 2.6蔬菜制品 321,623 407,377 377,977 484,236 9.5矿产品 2,514,233 3,060,980 3,212,072 2,926,877 57.5煤 116,519 188,676 212,536 212,958 4.2原油 1,949,172 2,332,960 2,340,918 2,080,959 40.9纺织品 682,967 691,504 722,582 806,577 15.9丝绸 171,611 116,587 153,262 158,487 3.1棉纺织品 92,180 115,865 118,248 140,121 2.8服装 230,704 242,748 263,896 270,895 5.3其它 507,443 815,628 766,876 607,200 11.9总计 4,323,374 5,291,800 5,352,417 5,087,356 100.0

日本向中国出口商品分颊统计表，1980-83年 (单位：千美元)

货类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3年份额(％)

化学产品 575,416 559,599 512,139 539,674 11.0化肥 244,476 213,120 84,712 17,509 0.4金属及制品 1,686,655 1,255,421 1,355,788 2,434,133 49.6铁和铜及制品 1,618,233 1,197,407 1,292,616 2,253,334 45.9机械和机械仪器 2,154,309 2,440,450 1,007,491 1,399,656 28.5普通机械 1,164,226 1,440,696 399,967 545,107 11.1电机 422,428 554,861 203,868 264,502 5.4运输机械 426,746 225,294 309,836 320,580 6.5光学和精密仪器 140,909 219,599 163,820 269,466 5.5纺织品 403,900 599,233 368,220 286,567 5.8手工织品 156,127 201,815 115,869 81,997 1.7其它 258,055 242,486 197,817 252,304 5.2总出口 5,078,335 5,097,189 3,510,825 4,912,334 100.0资料来源：U．S．Congress，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 2000 (Washington，D．C．，1986)，II，460-63．

中美贸易 美国人没有日本人那样的优势，但他们在中国人中间拥有巨大的好感。中国人喜欢美国制造的飞机、计算机、电子产品、电讯设备和石油钻探工具，这些产品以质量优异和经久耐用而享誉全球。美国进口大量的中国纺织品、服装、石油产品、各类手工工具、家用器具、药剂、家具、古董和艺术品。1981年，中美贸易跃居55亿美元的顶峰，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及美国外贸总额的3％。在1972年到1983年之间，中国对美贸易始终保持着逆差，累计赤字77亿美元。

随着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需要新的工艺水平，也需要化肥、化学品和木材制品。中国的三十万家国营工业企业可以采纳美国人在工艺改进、管理技术和基础发展方面的建议。在服务行业也存在巨大的潜力，美国还能够在植树、杀虫剂、水土保养、食物储备、采煤、货物装卸、出生率控制、集成电路方面——以及所有的发展活动方面——提供建议和指导。可能性是无限的。

中美双方肯定都感到贸易中存在不愉快和挫折。美国人不满的是谈判中似乎没完没了的拖延，缺乏双边投资协议，很难从中国获取返还资金。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采取的保护主义和限制美国高科技出口的做法让中国人不高兴。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受美国进出口银行一些规定的限制，如不得获得超出五千万美元的借贷。而且，中国还不享受一般特惠制的免税待遇。此外，美国关于商品『产地国』的原则，使中国感到受到歧视，美国对在华投资的拘谨态度也令中国方面失望。如果撇开不愉快，中美贸易有望在未来继续增长，达到新的高峰。

1972-92年的中美贸易

(单位：百万美元)

中国的出口 中国的进口 中国的出超或入超1972年 32 60 -28

1973年 61 741 -680

1974年 112 819 -707

1975年 156 304 -148

1976年 202 135 +67

1977年 203 171 +32

1978年 324 865 -541

1979年 594 1,724 -1,130

1980年 1,059 3,755 -2,696

1981年 1,875 3,603 -1,728

1982年 2,275 2,912 -637

1983年 2,244 2,173 +71

1984年 3,065 3,004 +61

1985年 3,865 3,856 +6

1986年 4,771 3,106 +1,665

1987年 6,293 3,497 +2,796

1988年 8,511 5,021 +3,490

1989年 11,990 5,755 +6,235

1990年 15,237 4,806 +10,431

1991年 18,969 6,278 +12,691

1992年 25,728 7,418 +18,309

1993年 31,530 8,760 +22,770

资料来源：1972-82年的数据出自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 the Year2000 (Washington，D．C．，1986)，Vol．2，329-30．1983-92年的数据出自U．S．Foreign Trade Highlights，U．S．Department of Commerce，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1989 and June 1993．

中国向美国的主要出口

(单位：百万美元，交货价)

1983年 1984年上半年

货类 价值 份额(％) 价值 份额(％)总额 2,244 100.O 1，482 100.O

制造品 1,026 45.7 689 46.5

服装和小饰件 774 34.5 499 33.7柳条编织品和篮筐 58 2.6 35 2.4 鞋类 34 1.5 24 1.6

燃料 430 19.2 263 17.7

汽油 309 13.8 149 10.1

原油 79 3.5 62 4.2

半成品 390 17.4 272 18.4

纺纱布 241 10.7 184

化学品及相关制品 131 5.8 79 5.3 烟花 29 1.3 19 1.3

药剂 25 1.1 13 0.9

食品 112 5.0 78 5.3

罐装蔬菜 34 1.5 30 2.0

茶叶 10 0.4 8 0.5

原材料 97 4.3 55 3.7

钡硫酸盐和碳酸盐 26 1.2 14 0.9 羽绒和羽毛

8 0.3 6 0.4

机械、运输设备

42 1.9 29 2.0

杂货

10 0.5 12 0.8

饮料和烟草 4 0.2 2 0.1

啤酒 2 0.1 1 0.1

动物脂肪／植物油

2 0.1 2 0.1

美国的主要进口

未来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的经济和技术效益是有目共睹的。农村地区不断繁荣，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城市生活越来越丰富、开放、宽松，与外国的贸易和科学往来飞速发展。外国观察家把邓小平的成功领导与法国的科尔伯(Colbert)、普鲁士的肼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和日本明治初年的领导人相提并论。 其它一些人乐观地预言，如果不发生诸如中苏战争爆发那样的大祸，或者像文化大革命那种规模的大动乱，那么，以年均增长率8％的速度增长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00年以前超过意大利和英国，到2020年时将超过西德和法国。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预言是有道理的。在进入改革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指数继续飘升，没有表现出任何放慢的迹象。但是，不能完全排除前面提到的几种大灾祸。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已经暗暗地出现了，这些因素从统计数据是看不出来的，从长期来看，它们将显得极其有害。最重要的因素有：(1)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对执政党领导地位的信任不断被侵蚀；(2)党政部门腐败横行，它将可能导致公共道德的崩溃；(3)急剧的通货膨胀将尾随价格失控而来，引起大众的不满。

随着改革开放的十年临近尾声，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意识形态混乱，经济失衡，社会不安定，道德沦丧。领导集团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第三十八章 转变中的中国，1986-1988年：开放政策对文化的影响

当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最先采纳对外开放政策时，中央领导人希望在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时候不要将外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放进来。但是，观念就像风一样能跨越边界；靠命令是无法阻挡住它们的。开放政策的文化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共领导层预料的范围，引起了保守派理论家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入侵斥责为外来『精神污染』。从正统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担忧和责备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观事实是，西化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全球性现象。

就中国而言，经过与西方的三十年隔绝之后，国门突然被打开：外国的观念、消息、电影、戏剧、音乐、文学和大众文化犹如一场风暴席卷而至。在此后的十年中，六万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数万名官员和代表团成员出国学习、访问，营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几十年未见的国际交往。

西方民主制度的高效率和西方人民的自由给访问西方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他们目睹了以下种种事物的运作：制度的制约和平衡、政府中的权力分割、司法至上和依法治国、政治多元化、议论、结社和新闻自由等。许多中国人逐渐确信，中国需要把政治民主当作第五个现代化，没有政治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改革的。大学生们尤其感到，在这个变革中充当先锋是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

不仅是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也是启发的源泉。把它们与中国作比较将必然引发以下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是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合适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带领中国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最有效代表？对这两点的疑问持续困扰着一些社会批评家、作家、新闻记者、艺术家、教授、科学家和大学生，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保持沉默。

放松束缚的需要与保持一定程度正统性的迫切愿望，形成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令中共本身非常不安。许多党员感到困惑：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应该采纳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手段和建立在市场供需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市场机制，是不是应该容纳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私有企业。而其它人则想发问，是不是应该淡化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便使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和台湾以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形象出现，变得相对不那么危险。

1986-1988年间的中国，正在经历着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愈益强烈的痛苦和改变价值观的极度痛楚。学生动乱、意识形态混乱、领导阶层危机、普遍的腐败、高通货膨胀率、方向感的迷失等种种厄运，折磨着中国社会。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代表『痛苦指数』的话，那么，1986-1988年是文革结束以来这种指数最高的一段时期。然而，在混乱和骚动的深处，隐约闪烁着某种复兴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学生示威

1986年12月，在中国的十五个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令党和政府阵脚大乱。来自一百五十所高等院校的十万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并要求进行民主选举。他们的讯息很清楚：中国的年轻人要求政治自由化。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学生的积极热情并不新鲜；在1986年12月事件以前就有过许多先例。最著名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最近时期，1985年9月，学生曾抗议日本的新经济侵略和中国政府一意迎合日本的态度。这次抗议与九一八事变五十四周年纪念恰好重叠。抗议也成了学生表达其它一些愤慨的渠道，如物价高涨、经济犯罪、官僚主义不当行为、高干子女的徇私枉法等。1985年12月9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策划的一次示威由于政府干预而流产了。但不满却继续存在。

1986年12月的抗议最早于月初在安徽省会合肥爆发。中国科技大学位于该市的选区范围内，该大学的学生抗议当地党委不与大学协商就指定了八名将来的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12月1日，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号召全面抵制预定在12月8日举行的『伪』选举。在次日的一次师生大会上，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和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号召采取断然行动，以求在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中取得突破。他重复了他那广为传诵的名言：民主不能从上面给与，而必须从下面争取而来——给与的东西可以收回，但争取来的东西却收不回。

当地另外两所高校 的学生加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生的抗议行动。12月5日，总共有三千名学生游行到市政府前，要求民主选举、新闻和集会自由、不受打击报复，并坚持允许媒体报道他们的抗议。他们进一步要求组成高校学生民主联盟。学生的目标是打破党对报纸和学生的控制。当地党委勉强地同意分配给大学选区四个代表席位并将选举推延到12月29日。 学生进而要求改革选举，高呼：『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新闻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在上海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声援运动。12月19日，约三万名学生 和据估计十万名工人游行到市政府。这标志了这场抗议的高潮。在北京，四千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焚烧了一捆捆党报《人民日报》。一名抗议者望着升起的烟雾兴奋地说：『乱世佳人!』这些抗议者申明，虽然他们要求民主，但他们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真正支持者。这促使《北京日报》讽刺地评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中共措手不及，无法对此采取果断措施。保守派要求进行强制镇压，但总书记胡耀邦采取了开明的姿态，认为对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不应打击，而应将其引向建设性的目标。国家教委副主任 自己在年轻时也参加过示威游行，他称，示威者占中国两百万在校大学生中的不到2％，他们大多数是爱国的、善意的，但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误导。他说，『上帝允许年轻人犯错误……我们对他们的政策是教育他们，劝告他们，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指导』。但是他警告，学生决不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则，中国艰难取得的安定团结局面就会受到损害。

其它一些要员也采取了缓和的举动。上海市市长 承认学生的行动是『正当的、合法的和爱国的』，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的。他保证不会采取报复行动。 警察和公安便衣保持了克制。他们拍摄了示威者的照片，但避免激怒示威者，以致示威发展到不可收拾。党的报纸敦促学生珍惜近年来中国取得的物质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大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 请求学生通过现存的渠道表达他们的不满，以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方式发表批评，以免把好事变成坏事。中共当局不追究学生的动机，只是担心他们的行动会妨碍交通或干扰经济生产!

比较保守的领导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斥责为麻烦的根源。少数学生被逮捕，但大部分人很快又被释放了。但是，有几个被关押了几个月。 时间对政府有利。学生不久就埋头于期终考试，随后又是寒假。总的来说，官方对学生的态度是先松后紧。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在校学生的控制，政府重新在校园开设了军训和政治课，并恢复了在分配毕业生工作之前先送他们到『基层』农场和工厂劳动一年的不得人心的政策。 但是政府对工人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非常严厉：工人被严格禁止参加示威。当局下定决心要防止在中国发生波兰式的工会罢工。

胡耀邦总书记处理动乱的方式激起了顽固保守派的愤怒。他们不能忍受他的开明姿态，越来越不满他的领导。一大批党政军各方的保守派组成了十个大同盟，到最高领导人邓小平那里告他的状。他们指责『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是动乱的外部鼓动者，但他们更强烈地抨击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满和不和谐的根源。这个保守集团在12月下半月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到月底，他们赢得了邓小平的支持。他们决定要严厉压制学生的骚动，严肃处理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的社论宣称：『是该清醒的时候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是一种思潮，它正在毒害我们的青年，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干扰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阻碍现代化的进程，难道我们还能够若无其事吗?』在新年来临之际，中央告诫全体党员要增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扩散的警惕性。 总书记胡耀邦的命运危如累卵了。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学生的骚动并不是年轻人热情的孤立、突然的爆发，而是几年来一直在酝酿的一场运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纳了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从那时起，国外的新闻、与外国的交往和到国外的旅行就使中国的公众大量接触到了曾经被认为是异己的、不可想象的文化和政治观念。中国人眼前展现出了一幅关于现代社会的全新景观。人权、民主、自由选举、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和『忠诚的反对派』等思想打动了中国人的心坎，赢得了中国人的极度赞赏。特别受到称道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新闻媒体的监督、不同政见者的权利和政治多元性，都能发挥制止政府行为过当的作用；通过这些制动闸门，统治团体可以受到被统治者的监督。在中国人看来，这些观念代表着民主制度的真正特征，民主制度将致力于人尽其才的目标。

几个国际事件有助于公众形成这种心态：1986年2月菲律宾的马可斯(Marcos)政权被『人民权力』推翻；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被民众起义躯逐；台湾政治开禁，反对派成立民进党；法国爆发反对推行精英教育政策的学生罢课运动。

在国内，知识界和文化界里也存在着强烈的骚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把党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到了经济建设，从那时起，知识分子就具有了较高的地位，因为现代化需要知识和才能。邓小平宣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要得到应有的尊重，也应该从国家得到较好的待遇——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臭老九』了。受他们新的地位的鼓舞，具有独立见识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开始表达他们的心声，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

这些不同政见者经常触动中共敏感的神经，中共非常警惕地捍卫自己行使统治和被绝对服从的权利。不同政见等同于藐视、不忠于和挑战党的权威。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爆发之后，政府将运动的领袖 判处了十五年徒刑。1983年，当中共意识到西方的观念、理论和实践正在侵入中国人的公众意识时，它发动了『反精神污染』运动以抵御『颓废的』价值观的入侵。

1984年4月，列根总统(Ronald Reagan)访问中国，他浑身洋溢着一种使命感，要大力宣扬美国的民主经历、对上帝的信念、自由、个人创造力、自由企业和进步精神。他在人民大会堂向六百名中国社会名流发表的一篇演讲中宣布：

从我们的根上，我们从两个伟大的动力中获取了巨大的力量，这就是信念和自由。创建美国的人追求崇拜上帝的自由，相信上帝能以智慧、力量、善和同情来引导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对自由的激情导致了美国革命，这是第一场追求人权和反对殖民统治以求独立的伟大起义。我们懂得，除非我们愿意与其它任何人分享自由，否则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享受到自己的自由。我们懂得，除非我们受到一套平等对待我们的法律体系的保护，否则我们的自由就不能真正地安全。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诉我们，我们将通过自由人的神圣博爱聚集在一起。林肯(Abraham Lincoln)定义了美国民主的核心，他说，『没有哪个人好到足以不经过他人同意就统治他人的地步……』。这些伟大的原则滋养了美国的灵魂，它们因诸如工作的尊严、邻里的友谊和家庭的温暖等价值观而更加丰富。

『相信人民』——这四个宇不仅是美国历史的核心和灵魂，而且也是当今世界人类进步的最强大动力……那些在最短时期内取得最显着进步的社会，并不是最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甚至也不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社会。不是的。那是因为那里的人民被允许创造、竞争和建设，被允许独立思考、作经济决定、从他们自己的冒险中获益，社会才变得最繁荣，最进步，最富有活力，最自由。

这是给一个无神论的、专制的社会带来的强烈而又刺激的讯息。中国领导人显然把它看作是冒犯，他们决定在后来的新闻报道中删除那些不能让中国人民听到的字句。中国的电视观众没有听到有关信念和自由的宣传，也没有听到『自由的人民建设促进所有人发展的自由市场』一类的告诫。代理总统新闻秘书斯皮克斯(Larty Speakes)声称，虽然决定审查是『中国人民可以选择的内部事务』，但他对剔除『总统关于美国人所珍惜的价值观之见解的关键段落』表示遗憾，『这些段落将使中国人民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

列根在复旦大学发表的电视演讲中重复了同样的主题，特别强调人权：『我们相信每个男人、妇女和孩子的尊严。我们的整个制度的基础是尊重每个人的特殊天赋——尊重他自己作决定和过自己生活的特殊权利』。 中国人在电视直播时不允许将演讲翻译成中文，但还是有足够多的人能听懂列根的话。两篇演讲的全文很快出现在自由市场上，立即被抢购一空。列根终于将他的讯息传达了出去，中国的听众私下赞赏他的大胆和『骨气』。

中国的年轻人通过到国外和列根的来访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观念，这些观念使他们深受影响。他们逐渐感到，任何偏离西方民主制度理想的政治制度都将抑制个人的充分发展，都应该被斥责为落后、专制、与时代格格不入。

随着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始，犯罪、腐败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培养第三梯队的幌子下偏袒高干子女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大学生们把自己看作是年轻一代的良知，他们感到肩负着抗议这种世风日下状态的社会责任。他们要人权，要民主，要法治，要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要求严禁专横的逮捕和其它种种超越司法规范的程序。

不仅是大学生，而且一般的文化界、艺术界和知识界也都受到了西方自由化的影响。作家和艺术家要求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开明的知识分子急切地讨论自由选举、三权分立、不同政见的权利和多党制度之类的话题。上海的一位知名作家写到：『思想意识应该是自由的、解放的、丰富多彩的……我为我自己树立了四项基本的思维原则——摆脱意识形态束缚、摆脱盲从和迷信、自主思考、帮助自己的思想意识从必然王国跳跃到自由王国』。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孜孜不倦地倡导人权和民主。他被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经常到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露面，作巡回演讲。他最喜欢谈的话题是法治、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他深信，学者具有对时代的重要问题发表内心看法的社会责任。他称他不害怕任何人，愿意承担行动的后果。他宣称，一所大学应该把科学、民主、创造和独立奉为四条基本信念。他鼓吹应该以这四条信念取代四项基本原则。他把四项基本原则轻蔑地比作迷信、专制、保守和依附。他充分分享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和观念——科学、自由和全盘西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这套主义对中国的持续落后并保证中共无所忌讳地行使权力负有责任。他指出，中共的统治建立在军事征服而非功绩的基础上，它在过去三十五年中的全部表现只能被认为是一场失败。方励之鼓励学生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奋斗，但他从没有要求他们上街游行。

《人民日报》的采访记者刘宾雁和作家王若望不适余力地揭露官僚主义的阴暗面和官方对文学和出版的控制。他们特别反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宣称文艺和新闻应该为政治服务。

刘宾雁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讽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质问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逻辑。他问道：如果1953-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1979-1986年间邓小平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又是甚么？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大，它们怎么可能都正确呢？他轻蔑地质问：

极左思潮的根本是甚么？它是相互厌恶、相互摧毁和相互残忍。它使人成为非人。它使自由的人变得不自由。它把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驯服的工具。它把人变成野兽。在这个过程中，良知丧失了，自我批评的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敌视和仇恨，是相互怀疑和残忍。最后，空气中充满了恐惧——对残酷权力的恐惧，对领导的恐惧，对权威的恐惧……因此，我必须承认，左倾思潮的根本是非人主义。

刘宾雁斥责国人受四种幻想的蒙蔽：(1)社会主义是完美的；(2)共产党是永远正确的；(3)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永恒的真理；(4)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过去几百年里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任何东西没有一样应该予以适当的承认。刘宾雁声称，为了这些错误的观念，中国付出了盲目牺牲和不必要损失的沉重代价。而这一切又换来了些甚么呢?

另一位批评家王若望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他在1986年11月直接批评邓小平本人。邓小平曾同意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华莱士(Mike Wallace)的采访，并宣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允许一些人先富起来，但要防止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无论如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很难有人能成为百万富翁的，因此不用担心中国会出现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这段声明听起来没有问题，但王若望对这条思路提出了几点争论。王若望主张，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与两极化相对的是平均主义和平等主义(『人人吃一样的大锅饭』)，中国已经实行了三十年，一无所获，只造成了共产主义的赤贫。王若望争辩说，避免两极化就是消除实现更大生产力和更多利润的动力。预言不可能产生百万富翁就是给一个人的期望值和上进心设置一条界线。王若望表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即使有三、五千个百万富翁也根本不算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产物，他们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资本家。

不仅仅是像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这样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对西方每一种东西的渴望。时常会有几千人排队等侯几小时看一场毕加索的画展，或是一场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或是一场米勒(Arthur Miller)的戏剧；但很少有人去参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几乎外来的任何事物都有吸引力：政治思想、社会理论、未来学、小说、戏剧、艺术、时装，甚至像可口可乐、麦氏咖啡和肯德基之类的庸俗事物。当时最受欢迎的结婚礼物是一套中文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央编译局局长这样解释公众的热情：

三十多年来，我们把西方的文化当作禁忌对待，抛弃来自西方的一切事物。结果，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直是空白。弥尔顿、萧伯纳、鲁索、巴尔扎克、薄伽丘和歌德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全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准出版，不准上演。不知道圣经故事的人到底有多少呢？

无可否认，西方的影响到处弥漫，而且日益强烈。

在党内，对这种新趋势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总书记胡耀邦对之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他相信，世界性的讯息革命已经使各国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检验新的观念并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创造一种新的形象符合中国的利益。他的开明方法使保守的老一辈人伤心，他们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具有捣乱性的影响力，是中国人生活中颓废和精神污染的根源。『的士高』音乐、滑板、牛仔裤、色情电影和鼓吹自由民主的外国出版物日益流行使他们恼火不已。他们认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入侵造成了党的威信下降，对领导人缺乏尊重，怀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对西方价值观的盲目崇拜。他们坚称，如果不及时遏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正统思想将没有立足之地。胡耀邦作为党内负责意识形态的领袖，领导这场斗争太软弱了。只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专家才能捍卫共产主义信仰的纯洁。因此，那些参加过长征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自认为肩负着努力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神圣职责。

正统理论家与进步改革家之间的冲突，只能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来解决。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邓小平集经济上的进步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于一身，他具有根据政治需要搞平衡的天才。在一个人治高于法治的制度下，他是最高的仲裁者。在他的心目中，改革开放政策只是引进外国技术、资本和管理技巧的手段。这些东西应该被看作是加强共产党统治的工具，而决不是把中国推向西式民主的步骤。他讥讽三权分立是一个国家三个政府，认为政治多元化完全是胡闹。只有他在1979年3月宣布的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稳定和秩序，为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环境。中国不能容忍诸如学生骚乱之类的混乱，也不能出现像西方自由主义这样的干扰影响。总之，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科学，而不是西方的价值观。

在1986年9月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保守派理论家们在邓小平的默许下，压倒主张推进改革的人士，制止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相反，他们通过了一项经过很大改动(八次修改)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决议突出了标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部分。对民主化事业的一记重拳落下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12月爆发了学生示威。

胡耀邦的解职 学生骚动的一个最大后果是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他太开明了，太直率了。他在总书记职位上坐了五年(1981-1986年)，主要是由于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曾推荐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并曾放心地说过，有胡耀邦管党，赵紫阳管政府，就是天塌下来他也不怕。但现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保守派纷纷要求邓小平让胡耀邦辞职，理由是他在对付学生和制止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入侵的问题上处理不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和其它三名理论家及两名军方要员带头攻击胡耀邦。 作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邓小平知道同这样一个强大的联盟作对是徒劳无益的；此外，他自己对胡耀邦的信赖也已减退了。经过1986年12月下半月的几次秘密会议，邓小平痛苦地接受了胡耀邦必须下台的决定。邓小平以牺牲胡耀邦来保住保守派领导人的支持。

过了元旦，胡耀邦就没有公开露面了；他的下台迫在眉睫了。与此同时，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密锣紧鼓地进行着，会议于1987年1月16日召开。在当天会议的最后时间，胡耀邦做了一次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犯有错误，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从在1987年年初内部传达的八份党内文件中，可以一见最高层会议上发生的党内争论。胡耀邦的检讨可归纳为六项，既暴露了个人恩怨，也反映了政策分歧：

1．搞帮派主义，优先提拔共青团系统的干部，他自己曾担任过共青团总书记。

2．在外交场合说话随意：在1983年访问东京期间宣称，如果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话，中国将考虑取消赵紫阳总理与列根总统的互访。

3．没有有效地开展平反工作。

4．推行过快的经济改革步伐，造成了经济失衡和对局势失控。

5．在主持党内工作时主张人治高于法治。

6．没有遵守组织原则,向外国人和新闻记者泄露国家机密。

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胡耀邦的错误如下：

1．违反党的集体领导。

2．在重大政治原则上犯有错误。

3．屡屡地、武断地干涉政府工作。

4．屡屡不听邓小平的建议。

5．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武断做决定。

6．政治工作作风中表现出全盘西化的倾向。

在这些正式指责的背后，存在着对胡耀邦不停地呼吁党内老一代人退休一事的深深不满。据称，他曾打算在预计于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央委员年满60岁退休，政治局委员年满72岁退休。年迈领导人退休的原则肯定得到了党和邓小平的认可，但具体实施则留待总书记执行。事实表明，这个问题是极其敏感的。要是没有退休制度，职务就意味着权力、政治影响和经济特权。长征一代的老人对他们责无旁贷的工作权利特别敏感。退休等于一钱不值，为了避免退休，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邓小平也许也对胡耀邦谈论退休感到不快，尤其是因为胡耀邦暗示说，邓小平应该首先退下来，以便给其它老同志树立一个榜样。确实，邓小平曾屡次抗议说他想退下来，但其它人不让他退。胡耀邦或许天真地把邓小平的话当真了，这样就触怒了他，导致邓小平怀疑起胡耀邦政治上是否足够精明。学生动乱和邓小平的不快给了老一辈领导人一个赶胡耀邦下台并保住自身职位的大好时机。

军方也不为胡耀邦所用，因为他与军队关系不密切，在四个现代化中给军队分配的利益份额较低。此外，胡耀邦曾提倡削减一百万军队，并坦率地批评过对越南的战争。从1986年9月起，军方就预言胡耀邦将倒台，并朝这个方向作努力。

顽固的老一代人决定在十三大召开前就拉胡耀邦下马，这样就可以不让他在挑选代表和准备会议议程上发挥作用了。由于有军方的支持，他们的力量大得惊人；邓小平在内心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的中间派，他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也许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思想的正统。

当胡耀邦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辞职以后，四十个与会者中有二十一个人发言批评他，包括一些他从前最紧密的同盟者。胡耀邦泪流满面，但同意『永不翻案』。问题的解决结果是，胡耀邦维持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地位。对他不作公开批评。事实上，他的名望骤增了。

赵紫阳总理被任命为代总书记，同时兼任他其它的职务。改革派的事业遭受了一记重创，保守派的势力上升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彭真和邓力群猛烈地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7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新闻出版署，监督新闻媒体和书报刊物的出版。三名主要的批评中共的人士被立即开除出党：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记者刘宾雁和作家王若望。但是，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肉体折磨。方励之被解除了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显赫职务，调任很不起眼的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一职。允许他继续搞研究，出席国内的——偶尔也有国外的——学术会议，但不得再作公开演讲。像其它两位批评家一样，他的声望或许保护了他免受更大的惩罚。还有其它几个文化界和知识界人士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但没有一个人遭遇文革期间那样的粗暴对待。

作为响应，一千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于1月19日联名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发了一封抗议信。抗议信表达了对胡耀邦被解职、方励之等人被开除出党及让人想起『文革暴行』的左倾思潮之回潮等问题的关心。留学生们重申支持改革、民主和法治，宣称反对倒退。

邓小平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不允许这场运动破坏安定团结。运动将局限于党政军机关和城市企业。农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将不在运动之列。也禁止使用带有文革遗风的表达方法或词语。

从1987年1月到5月，保守派思潮通过激烈的言词和恶意的影射渗透到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和新闻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似乎要席卷各大城市，改革派人士显得被打乱了阵脚，无能为力。强硬派号召要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做法，提倡节俭、艰苦、朴素、忠于国家等老的美德，以圆消除西方的影响。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又喊了起来。胆小的人开始把他们的西式服装收藏起来，换上中山装。

但是大多数人不想退回到老的日子。一旦接触到了某些自由和电视、冰箱之类的物质享受，人们就无法忍受退回到毛泽东时代斯巴达式(Spartan)的朴素生活了。强硬派的子女和孙子女也反对这些老人们空洞的道德说教，而全国人民也都希望避免重新出现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到5月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高潮就过去了。党内的老一代人痛苦地发现他们是在社会的主流之外游荡。他们的声明被人们置若罔闻；大多数人干脆在盼他们早点过世。

中共确实是进退两难。从1949年以来，它一直独享着权力，而行使统治的权利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现在，年轻一代人却在鼓吹民主化，向往其它现代社会中所能见到的自由生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失去了感召力，党本身也正经历着一场信任危机。如果不同意经济改革和更大程度的政治宽松，将进一步脱离人民，更加把党带离时代现实。但允许民主又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灭亡。最高领导层努力找出一条中间路线，使它既不会不忠于它的意识形态，又不会犯『正统马克思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它摸索一种将允许市场机制、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借鉴资本主义管理技巧的理论——所有这些都处在一个灵活的框架内，既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一旦找到，就能够用来论证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展，加强改革派的地位，挫折保守派的热情。

赵紫阳总理内心里是个专家治国论者，他与强硬派虚与委蛇，避免对立。他只同他们在1987年5月1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抗过一次，试图约束他们过分的左倾思潮。 引入注目的是，邓小平在整个春天里保持着沉默，疗治他因损失胡耀邦而引起的内心痛楚。他最终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谁应该辞职，而在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前途如何。如果不制止保守派的气焰，现代化本身就将停滞。沉默不语的悠闲过去了；邓小平被迫出来摆明自己的立场了。

5月和6月当中，邓小平在四个场合对外国来访者强有力地申明，需要制止左倾，扩大改革开放政策的范围。 一直在等候讯号的新闻界立即响应这条消息。这是反对左倾思潮的一个胜利，也是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一个打击。改革派人士重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凝聚力，他们开始筹划在7月份即将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起进攻。

在北戴河，各方代表政治权力的人物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斗，最后在四个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1)在预定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将发布一项关于未来发展方针的政治报告；(2)老同志退休，选举未来的领导班子；(3)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发表一项正式声明；(4)政治改组。这些考虑将暂时保密，直到由十三大最后批准。

中共十三大

万众期待的中共十三大于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与会代表1,936人，代表全党4,600万党员。两百名外国记者，包括一些来自台湾的记者应邀采访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会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申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并把经济发展当作全党的中心任务。第二，通过长征一辈的老同志主动引退，大会实现了领导集体的更新，并确保了较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的技术专家填补他们的职位。第三，通过了一项关于进行市场导向改革的新的理论框架，这在以前被保守派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确定了政治改组的范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

代总书记赵紫阳在开幕式上作了一份精彩的政治报告，总1978年12月以来九年中的巨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都翻了一番，全国十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按赵紫阳的话来说，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六十年历史上的『两大历史性飞跃』之一，另一个飞跃是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言下之意，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他们是在中国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位主要贡献者。许多人现在把目前的现代化看作是第二次革命或新长征。

人事变动 邓小平亲自导演了九十多位批评市场导向改革的党内元老引退。他们中有彭真，85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陈云，82岁，中共主要的经济学家和中央计划者；胡乔木，75岁，邓力群，72岁，两人都是正统理论家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者；李先念，78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邓小平本人也辞去了党内的所有职务，但根据一条专门的党章修改规定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这条修改规定允许邓小平可以不以中央委员的身分保留这一职位。大会还安排了总书记赵紫阳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担任常务副主席。这些安排可以说暗示了军方将接受赵紫阳为邓小平的潜在接班人。

285名新的中央委员中含正式委员175名，候补委员110名。原来的348名中央委员中有150名(占43％)年迈的委员未能再次当选。有意思的是，1976年接毛泽东班的华国锋保住了中央委员身分。赵紫阳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总书记。新的统治集团平均年龄为55.2岁，比上一届的59.1岁大大下降了。新增87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全体中央委员中有209名(占73％)受过高等教育。

政治局17个委员和一个候补委员基本上是较年轻的改革支持者。上一届20个政治局委员九个退休了。但前任总书记胡耀邦仍保留委员职位；还有他的亲密同事副总理万里和田纪云。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63岁，比上一届低七岁。在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平均年龄64岁，比上届低13岁。

在权力极大的常务委员会中保持了观点的平衡，当选的五人如下：赵紫阳，68岁；李鹏，59岁；胡启立，58岁；姚依林，70岁；乔石，63岁。人们普遍认为，赵紫阳和胡启立是市场导向经济发展的坚定支持者，李鹏和姚依林倾向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专搞安全的乔石立场居中。实际上，他们全号称是改革的支持者，他们只是在风格、方法、步伐和范围上有所不同而已。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强烈愿望，因此，没有那个政治家敢于自称搞其它东西。

其它一些重要的党内职务任命有，陈云担任两百人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胡启立担任四人书记处的负责人。

随着保守派的大部分批评被抑制，改革派获得了全速前进的授权。但是，他们知道，退休的老人没有放弃他们的影响。他们愿意退休或许是因为达成了这样的谅解：他们支持的人选李鹏将任命为政治局常委，并将在以后出任总理。事实上，在十三大闭幕后刚过了三周，李鹏就被任命为代总理，随后在1988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任命为总理。

李鹏是一名早期革命烈士 的儿子，他在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家中长大。李鹏17岁入党，1948年被派往苏联学习电机，六年后回国。他作为一名电力和能源专家扶摇直上，接近党内元老陈云、彭真和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等人，得到党内保守派、政府部门中周恩来的拥护者，以及在各条战线上占据重要岗位的五十年代留苏学生的广泛支持。李鹏对他的教育背景很敏感，因此他特别申明不赞成苏联的经济制度和中央计划。在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不久，于1987年11月2日宣称：『认定我支持中央计划经济的断言完全是个误解。(中国的)经济体制必须重组。』在他被任命为代总理时，宣布支持『在继续保持安定团结并一如既往地执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同时』执行改革开放政策。 总书记赵紫阳在十三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国家调节市场，市场指导企业』，可能是李鹏的一个贡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强硬保守派不断指责，其它许多人也总是有疑惑，觉得市场导向机制根本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论调对进步运动来说正是如鲠在喉。然而，做经济发展工作必须承认市场因素，而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是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对改革派来说，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一套理论框架，用来论证他们的工作既非资本主义的也非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极其需要也被允许的事物。经过一段长时期在黑暗中的摸索，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新概念：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市场因素、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技巧，以及多种所有制为特征的混合经济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套理论支持的鼓励下，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充满信心地宣布：『改革只是一个使中国得以振兴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赵紫阳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由于中国以前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国没有经过适当的资本主义阶段。坚持中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机械的思维，将犯政治上的右倾错误。但认为中国可以跳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也将是乌托邦的思维，将犯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赵紫阳总结说，『在这个(初级)阶段中，我们将完成其它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赵紫阳宣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十九世纪的欧洲理论家不可能预见到的实验。

我们不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条件下，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我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听从书本，也不能机械地模仿其它国家(苏联?)的模式。相反，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这些情况结合起来。我们必须通过实践找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赵紫阳敦促国人寻找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方法，以避免经济结构僵化，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套理论沿着以下的思路继续发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中心任务是结束贫困和落后。它不再是阶级斗争，虽然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矛盾仍然存在。要确保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必须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一百年，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时私有生产手段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它将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中叶，那时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长期的过程将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达到翻一番的水平，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第二个时期，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达到生活小康的水平；第三个时期，到下世纪中叶达到大多数中等发达国家享有的富裕水平。要成功地实现这些目标，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是关键。

持续令中国痛苦的问题是：『改革是不是正在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不是有一种新的衡量标准?』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倾向于把『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而把『中央计划』与苏联或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中共领导人现在满足于这样的观点：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都是『中性的手段和方法，它们并不决定一个社会根本的经济制度』。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允许采纳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技巧，采用以多种所有制为特征的混合经济，并让普通群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事务。一种流行的说法称：『不管甚么东西，只要能推动经济发展便是好的，而妨碍经济发展便不是好的。』这些观念听起来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何其相似。

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并不意味着一种西式的改革，将不会涉及包含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三权分立和不同政党轮流执政等形式的完备的民主制度。相反，它仅仅意味着提高行政效率、精简臃肿的官僚机构、消除人员过剩现象。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将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日常运转分离开来。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将由间接控制来取代，并对官僚机构进行从上到下的合理化，建立量才录用的公务员制度。

按照中共领导层的说法，中国必须保持独特的政府形式及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特色。在提高普通群众参政意识的同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集中制、和『多党』合作将继续运作。通过发展有效的司法制度，人民的权利将得到保护，不受官员和不合法程序的粗暴侵犯。通过这种途径，社会主义民主就能建立起来。

评价 中共十三大之所以值得重视，有以下几个原因。它有力地将中国推上了加速经济发展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道路。没有其他哪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层自愿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的领导集体。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发现，传统的共产主义制度如果不容纳市场机制，就无法有效运转。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似乎发现了同样的道理，但中国在苏联之前就挣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国已经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发明了一种符合现实的理论，而不是使『现实适应于理论』。 邓小平将经济改革变成了一种获得人民广泛支持的不可逆转的义务。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仍然拖着几乎整个苏联官僚体系，『开着低档吃力地慢慢爬坡』。有识之士相信，中国经济成功的可能性比苏联大。

但是，中共十三大虽然成就斐然，却也留下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首先，它的成果并不代表进步改革派的明确胜利，而只是党内各个不同派别之间的妥协。保守的老一代人退而不休，能够继续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阻挠更加激烈的开禁。 许多敏感的问题，如价格放开、通货膨胀、国有企业租赁给私人经营、破产法、土地使用权(实为私人所有权的委婉词)的转让等，仍然显得是一触即发的禁区。尤其是赵紫阳最赞赏的温州私有制模式，仍然将触发争论。

第二，邓小平安排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却丝毫没有保证赵紫阳能继承他担任统帅和最高领导人。在过去，所有被指定的接班人都在掌权之前就下台了：刘少奇在1966年，林彪在1972年，华国锋在1978年。任何共产党国家都天生存在着领导人继承的不稳定。常识促使人发问，即使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有生之年得到邓的保护，那么邓小平逝世以后又将会怎么样呢？就这一点而言，如果要取得稳定的话，就必须使法治取代人治。

第三，加速的经济发展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必然会使『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经久不衰的『体用』之争等问题再次出现。十三大回避了这些问题。

第四，党政职能分离将影响几百万人的既得利益。贯彻这一方针会是极度缓慢而艰难的。

第五，四项基本原则的至高无上排除了共产党以外的任何统治的可能，也排除了共产党允许范围之外的任何自由。只有极少数的不同政见者被允许存在——如一位著名天体物理学家、一位知名记者、一位作家或一位艺术家——那只是为了做做样子，仅此而已，但宽容的程度是严格控制、严格限定的。

总而言之，十三大表示了各派领导人一致同意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此而言，十三大称得上是成功的。但探索民主、多元化和人权等更高的目标，则需要有另一次长征。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

在1987-1988年间，中国逐渐发展了一套沿海地区的经济战略，根据这套战略，将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并使之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沿海经济发展规划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1)从国外进口原材料，(2)向世界市场出口加工制成品以赚取外汇。由此积累起来的基金将用于购买高科技现代设备，这意味着帮助为中国的重工业筹措资金。这些反过来又将帮助农业的发展。沿海经济将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生产过程的两头——原材料的供应和制成品的销售——都深深参与世界经济。外国材料的进口在一开始被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中国的内地省份不能提供这些材料；但随着条件的改善，中国的西北地区可以提供一些原材料。从长远来看，全国都能从中获利。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是1978年12月采纳的对外开放政策之必然延伸。从1978年12月开始，中国一直在向着更大开放和更密切国际接触的方向发展，体现在1979年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十四个港口的开放；再后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开放，以及1985年海南岛被确定为第五个经济区。沿海经济发展规划表明中央现实地承认了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各个地区间不可能以同步的速度发展，中国现在应加速沿海地区的发展，以便最大限度地从出口贸易中获利。

这个规划的理论基础由一位34岁的经济设计师于1987年6月提出。这位设计师有力地解释了使中国的沿海经济融入国际市场的好处，它将构成一个循环，进口加工用的原材料，再出口制成品换取外汇，为中国的现代化筹措资金。 这项规划提出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期五到七年，在其中，沿海将建成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别是在纺织、食品、小电器和轻工业产品领域。与此同时，将努力改善沿海与内地省份的交通，但对重工业的投资将必须等到出口挣够了外国资本之后再进行。第二个阶段也是五到七年，其间，内地产品将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大大地扩展维持劳动密集型工业能力的对外交往。第三个阶段从1996年到2000年，其问，尖端的、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产品出口将大大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将相应减少。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将流向高技术生产，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在第一阶段中，约有六千万农村劳动力可以被吸收进出口导向活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将吸收1.2亿农村劳动力。到本世纪末，中国将能够每年出口价值1,500亿美元的产品，这将要求年出口增长率达到12％。与其它一些国家在其经济发展顶峰时期的出口增长率相比，中国预期的这个增长率也不过分高：日本当时是17％，巴西是16％，南韩是40％。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考虑了自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的独特的二元化经济结构。在苏联的影响下，重工业得到了优先对待，轻工业则被忽视了；农业更是保持在很低的技术水平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捆在土地上。在这样的二元化结构中，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更大的工业化解放更多的劳动力，但发展高科技将排除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劳动密集型工业趋向于增加消耗，但发展尖端工业则需要资本。从哪里找资本?到全球市场去寻找!

中国的沿海地区非常适合于搞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性工业，因为这里具有丰富的优秀劳动力——聪明、勤劳、素质相对较高但也很廉价。这些地区还具备相当多的科学技术资讯和较好的电讯设施，这些为集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于一体的活动提供了合适的环境。确实，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乡村工业欣欣向荣：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山东和辽东半岛都是如此——简言之，沿海地区包括了广州、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等省；辽东半岛的南端(旅顺和大连)。乡村工业一向是自力更生、高效和自负盈亏的。在1987年，它们拥有8,500万训练有素的劳工，生产出价值4,500亿元人民币的货物，超过了农业部门的产值。这支庞大的、廉价的劳动力队伍，如果转向出口导向的话，将使中国至少在二十年里处在比亚洲四小龙更有利、更有竞争力的地位上。 此外，日本、南韩和台湾的货币正在升值，而美元和人民币则在贬值，这就使中国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吸引力。中国的沿海愿意『加工外来原材料』，『根据规格书接受外来订单』并『组装外来零部件』；中国政府则愿意『补贴与中国产品做交易的外国商人』(『三来一补』)。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引起了锐意改革的总书记赵紫阳的注意，并在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十三大之后，赵紫阳于1987年11月和1988年1月两次视察了上海、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完全相信了这个规划的可行性。他那份乐观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报告得到了邓小平的全力支持。 邓小平在1988年1月23日对这份规划的批示为：『完全同意。你们一定要大胆、快速向前走，不要错过这个关键的机会!』 1988年2月6日，政治局正式批准了这份规划，并指示沿海各省市领导努力完成这项规划，在各自的管区内欢迎外国投资，兴建合资项目，并欢迎外国专家参与管理中国企业。

沿海发展战略必须被看作是一项改革派们独创的高超举措，他们通过这项战略把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又阻止了保守派把中国经济推回到中央计划和经济孤立老路上去的任何企图。但是这项规划也使中国严重地依赖于国际经济，使它听凭变幻无常的国际经济的支配，从而剥夺了中国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权力。中国的产品必须以高质量来同其它太平洋国家的出口产品竞争，以确保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要争取到外国的订单和合同，就必须在外国建立起推销网络，这就要求中国培养大批销售和交易代表，他们应通晓外语、市场形势和国际商务的做法。此外，要使这项计划获得成功，时间是根本。如果在二十或三十年前就做这项工作，中国也许已经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驾齐驱了。但现在，由于西方和日本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以及九十年代初全球经济放慢或衰退的隐约威胁，中国将不得不面临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更加强硬的抵制。归根究底，沿海经济发展规划的采纳证实了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共产主义本身无法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它需要资本主义的帮助。

动荡中的社会：通货膨胀和道德败坏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官方宣布的幅度在1985年是12.5％，1986年是7％，1987年是8％，但非官方的估计是每年20％到30％。所有工薪阶层都感受到了涨价的急剧冲击，他们的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以及最重要的社会伦理都受到了影响。毫无疑问，在各种改革措施中，价格放开和工资调整是最痛苦也最不成功的。政府下决心实行物价改革，因为以往对副食品、食油、住房以及其它所有东西的补贴制度忽视了价值规律，消耗了国家预算。政府认定，价格放开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与其将来受苦，不如暂时受点委屈。但是，对人民来说，放开价格导致了总是比工资调整更快的价格上涨。1988年5、6月间，对四种副食品(猪肉、鸡蛋、蔬菜和食糖)的控制放开了，大城市中的价格一夜间猛增了30-60％。政府向每个工人补贴10元人民币，每个大学生补贴8元，每个中学生补贴7元，但这根本不能抵销价格的上涨，尽管政府声称过去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经减缓了解控的痛苦。

通货膨胀加剧了政府中的腐败，高干子女的裙带作风、走后门和黑市交易。一位政府顾问承认：『在今天，不靠贿赂官员要想办成任何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获利的动机压倒了其它一切考虑。一种货物经常标四种价格：国家定价、市场价、议价和外宾价。飞机票和火车票不仅是难买，而且对不同的旅客标不同的价格。要求大学通过搞副业赚钱来补贴教育。有见识的人士担心中国会变成『全民皆商』。社会上流行起一切『向钱看』的口号。占便宜、坑蒙拐骗、经济犯罪等情形到处蔓延；旅店、饭馆和国家机关普遍出现了敲竹杠和乱收费的现象。

八十年代普遍的困难似乎降低了人们的自我价值观，使他们变得脾气暴躁、心情郁闷。生活中充斥了冷漠、麻木和粗野。心理学家指出，这样一种态度反映了人们彻底的沮丧和无奈，而不是他们喜欢粗暴。人们已经在为经济麻烦苦苦挣扎，涨价给他们焦虑的心情增加了另一个重负。眼看着存款不断由于涨价而消蚀，人们害怕1945-1949年间的那种价格飞涨会重演，因此拼命想办法对付这种情形。

在1983年到1988年间，大部分城市工薪阶层发现购买能力下降了100％甚至更多；生活水平急剧降低了。1988年在一家好饭店吃一顿饭花的钱是1983年的五倍。1956年，一个大学毕业生每月挣55元人民币，能够养活一家四口，但到1988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涨到133元，却还无法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他每天的工资只够买两只西瓜！按黄金比价来算，1987年他的收入只值1979年的49％，1956年的15.7％。

1987年，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要把收入的35％到45％花在吃上，另外25％到35％花在其它生活必需品上。 这样就剩不下多少钱支付其它所有的必要开销了。挫折引起了焦虑、自私、不满和粗野。社会道德降低到瓦解的地步。价值观的混乱和管理的无序比比皆是。

放开价格为涨价提供了时机，但通货膨胀的另外两个基本原因也不应忽视。一是在1984-1988年间货币供应每年增长了20％，导致了纸币发行的迅速增加。二是银行储蓄(3,075亿元人民币)和流动资金中的大量过剩现金——到1987年底约4,200亿元人民币。人们时常冲到银行提钱，以便赶在新一轮涨价之前购买必需品。当太多的钱抢购太少的商品时，众所周知的通货膨胀便出现了。

公众对涨价的不满和抗议，促使政治局于1988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好几次争论激烈的会议。总书记赵紫阳继续主张价格改革是经济重组的核心，而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则主张，即使不是停止，至少应放慢价格放开，理由是工资增长跟不上价格增长的步伐。最后，对公众不满的关注占了上风。政府采取了控制信贷、紧缩银根、约束基建和资本支出等措施，让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8月，中央宣布，在1988年余下的时间里和1989年中，不再会有进一步的价格放开。人民歇了一口气。

但是，有一批人似乎在这段动荡时日里发迹起来。他们是那些崭露头角的个体企业家和个体户，这些人大都从事手工艺品、小制作、家用器具维修和销售、运输和消费服务业等行业。由于他们勤劳、有眼光、善于判断、勇于冒险和妥善经营而取得了成功——这在任何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在1988年6月，这些私营企业有225,000家，雇用360万人。国家承认这些企业合法，理由是它们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许多个体户成为百万富翁。辽宁沈阳的一个农民组织了一个运输队，1987年赚了一百万元人民币。另一位企业家投资一百万元建一座轧钢厂，雇用的在册员工有一百人。福州市一位31岁的年轻人经营一家柯达胶卷冲印店，控制有53.9万美元的资产，住在一幢价值10.8万美元、带空调的房子里。一位木雕『大王』雇用三千名工人，积聚了两千万美元的资产。北京的一位摩托车头盔制造商经营极其成功，以致一家外国公司主动提出与他合股，支付他82,000美元的年薪。 在较小的规模上，许多没甚么文化的个体经营者一小店铺主、茶农、出租车主——一年挣三万到十万元，是教授和外科医生年薪的十到三十倍。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一些最缺钱的人转而犯罪，从事盗挖古墓的勾当，希望立即致富。

追求金钱的疯狂是不是把中国推向了资本主义?大多数中国的理论家认为不，因为私营企业的总产值几乎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 然而，企业精神却抓住了中国人的心。因此，艾柯卡(Lee Iacocca)自传的中译本竟成了1987-1988年最畅销的书，也就不让人吃惊了，这本自传宣扬的便是个人的创造力。

在这样的气氛中，思想意识的首要地位被削弱了，导致了方向的模糊和自我怀疑的兴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尊重让位于更加现实的评估。赵紫阳称毛泽东的最后二十年是『失去的二十年』，邓小平则在1988年6月劝告来访的莫桑比克总统『不要搞社会主剥。 一位中国理论家发问：『谁知道马克思主义究竟是甚么呢?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超出马克思想像的技术世界中。』 另一位理论家称，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列宁『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见到多少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长处，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际上意味着采纳资本主义的一些机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完全正当的。

1988年的中国处在动荡之中。马克思主义秩序已基本消逝了，但替代它的秩序尚未诞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7％，而通货膨胀率达到26％，它正经历着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经历的日益强烈的痛苦。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日，经济的活跃、意识形态的混乱、世风的日下和腐败的普遍，构成了一幅极端矛盾的景象，在其中，一种新的秩序正在挣扎着浮现出来。

◇第三十九章 台湾的『经济奇迹』及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前景

走上台北的主干道，你将看到摩托车、公共汽车和小轿车车水马龙。街道两边则是酒店、现代住宅和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在办公室里，是一派成功企业的嘈杂而又不失条理的景象；电梯声、空洞声、打字声和计算机声，时而夹杂着电话铃声和打国际长途时提高的嗓音，组成了电子化的交响乐。在迷离台北之喧嚣的地方，农民自豪地层示他们的劳动果实；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在舒适的平房里，显得对生活很满足。

这就是现代台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了一个富强的工业社会。『日本第二』(Little Japan)的称法激起了一种混杂的反应：表面上不高兴，但心里很骄傲。在东亚，就工业化、对外贸易和生活质量而言，台湾确实是仅次于日本的。台湾的成功，是它争取生存、安全和国际纽带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走近看一看台湾的成就，将有助于解释它目前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

到1988年，台湾已经享有了超过三十五年的和平、安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五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为7.3％，六十年代为9.1％，七十年代为接近10％。据《欧洲货币》(Euromoney) 称，在1974-1984年的十年中，台湾享有世界第二高的增长率，仅次于新加坡。在八十年代，台湾的发展速度甚至更加快了。1980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产值达403亿美元，人均产值达2,100美元，外汇储备达74亿美元。1984年，增长率达到了10.52％，国民生产总产值因此达到575亿美元，人均产值达3,046美元，外贸总额达520亿美元， 外汇储备达160亿美元。1992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国民总产值高达2,110亿美元，人均产值10,215美元，外贸总额1,390亿美元，外汇储备820亿美元，跃居世界外汇储备榜首。令人震惊的是，只有区区两千万人的台湾居然占有了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10％。 台湾的大部分外汇储备来自于同美国的贸易顺差——1986年为136亿美元，1987年为190亿美元，1988年为141亿美元，1989年为130亿美元。如果到2000年之前经济增长率能一直保持在6.5％上，那么，到时人均收入将达到15,000美元，外贸总额达到2,900亿美元，这将使台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位于全球十大贸易国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财富并没有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是由大多数人分享，充分实现了『均富』的古代理想。1952年，受薪阶层中工资最高的20％与最低的20％之间收入的比例为15：1，但1964年只有5.33：1了，到1987年更降至4.69：1，比美国的工资差别还要小。 电视机、雪柜、洗衣机非常普遍；而失业率在1988年时只有1.69％。台湾的平均年龄男子为71岁，妇女为76岁；卡路里的日摄入量为2,845，蛋白质的摄人为80克，均超过了国际标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1988年仅1.1％。同时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财富的平均分配，这是不同寻常的，可以说，台湾享受着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

经济战略 台湾的经济战略是优先发展农业，其次是轻工业，再次是重工业。从1949年到1960年，政策的重点指向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一开始是分作三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随后是提高农业产量的劳力与技术革新。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大物质和社会基础，稳定物价，改革外汇体制，发展进口替代型轻工业。

狭小而资源贫瘠的台湾别无选择，只有依靠贸易。经济规划者认识到这一点，在六十年代强调工业化和出口。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增加耐用消费品(轻工业)的产量，鼓励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组装产业，使农业生产多元化以利于出口。电子、合成纤维、塑料等工业迅速发展并推进世界市场。台湾产品因劳动力价格低廉和高度的质量控制而在国外市场上富有竞争力。

七十年代，政策重点转向了发展尖端工业和重工业，并扩展基本建设。1973年开始了十大建设(其中七项与基础建设相关)，耗资七十亿美元：(1)称为『中山高速公路』的南北快速干道，(2)以蒋中正名字命名的台北郊外桃园国际机场，(3)西线铁路电气化，(4)北回铁路，(5)台中港，(6)苏澳港，(7)在台湾岛北端的金山附近，建造配备两套机组的核电站，(8)起名为『中国钢铁公司』的现代钢铁厂，(9)大型高雄造船厂——中国船舶建设公司，(10)一个石油化工基地。最后三个工程位于高雄或高雄附近，到1979年，高雄改设为与台北一样的特辖市。

随着这十项建设在1979年竣工，台湾展现出『富裕发展中国家』的面貌。这些建设向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资本，缓解了1974-75年间的衰退。此外，大批参与这些工程的经济设计师、工程师和技术员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无数工人在其中得到了培养，对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现代社会的能力有了一种全新的信心。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新的技能，进一步使台湾岛现代化，政府立即发起了十二项重点工程，着重建设技术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这些工程包括扩建钢铁厂，增添核电厂，修筑新的跨岛高速公路，完成台中港建设和环岛铁路系统，延伸快车道，改进区域灌溉系统，兴建大型海堤，提高农业机械化，兴建新的城镇、文化中心和住宅房。随着这些耗资57.5亿美元的工程胜利竣工，台湾成为新兴发达地区之一。

1985年，政府开展了十四项重点工程以扩大经济基础，预计投入资金200亿美元。这些工程主要由基础建设和改善现有结构组成，包括中国钢铁公司分三阶段的扩建，修筑新的铁路，台北市地下快速交通网络，电信设备的现代化，开发四大国家公园，增添防洪工程、大坝和垃圾处理场，开发石油和海上资源，保护自然生态。项目预定的完成日期是1990-91年。

现代化的手段 现代化需要资金、优秀的人才和科学的管理。虽然政府和岛内私人投资，构成了重要的资本来源，但外国投资和海外华人(新加坡、香港、美国等地的华裔人士)投资也很大，这要归功于台湾良好的投资环境。196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了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工业可蠲免五年的所得税，而且在免税期之后所得税的最高限额为25％，另外还提供了其它一些特权，如免交出口税、关税、营业税等等。1979年，这项法令又作了修改，进一步提供了税务信贷(tax credit)以吸引外国投资，来自岛外的大量投资继续增长。

六十年代三个出口加工区——两个在高雄地区，一个在台中附近——的建立，也通过简化关税程序和出口管理而鼓励了外来投资。到1974年，在出口区291个项目上的投资总额达1.56755亿美元，出口总额达5.11322亿美元，保持了两亿美元的顺差。

引进来自岛外的新生产技术，也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技术合作法》，1952年到1974年间达成了总计837项有关技术合作的民间协议。日本遥遥领先，参与了615项，美国其次，151项，欧洲57项，其它国家14项。

台湾卓越的教育体制提供了有利于投资和现代化的合格人才。所有人都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到1977-78年度，99.6％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小学；50.9％的15到17岁少年都在上高中；25.2％的18到21岁的青年就读于101所大学院校。此外，台湾还派了一大批留学生前往美国深造。 因此，岛内并不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

充足的动力和优惠政策、训练有素的人才和廉价的劳动力，促使外国和海外华人的投资迅速增长，从五十年代的每年几百万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2.13亿美元。在二十五年里，这些投资的总额达19.2亿美元——其中31％来自海外华人(5.95亿美元)，30％来自美国(5.86亿美元)，17％来自日本(3.21亿美元)，12％来自欧洲(2.27亿美元)。较合意的投资项月是电子和电动产品(6.33亿美元)和化工产品(2.91亿美元)，其次是服务业、机械和工具、金属产品和纺织品。

1979年1月1日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没有引起对台湾经济发展和外国投资的多大影响。1979年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增长了20％，外贸增长了31％，外国投资增长了50％。更引人注目的是，通过香港和日本转口的与中国大陆的非正式贸易在1979年达到了1亿美元，1988年达到了27亿美元。 1987年，台湾的对外贸易排名亚洲第二，世界第十四。

迅速的工业化引起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包括交通、污染、工业垃圾、通货膨胀、少年犯罪等，以及农村居民移居城市，使城市急剧膨胀而务农人口则持续减少。 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是高出生率，1980年达2.064％，造成了1990年时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64人，台北市达每平方公里10,160人——高于纽约的9,050人和东京的5,388人。 政府历年控制人口出生，最终在1990年将出生率降低到了所希望的1.24重％。1993年，生活在台湾的人口约有2,079万。

社会变化 在迅速工业化的影响下，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显着的是在最近二十年里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到1985年占据了总人口的50％。他们是一些成分各异、流动性很大的人群，包括小商人、职业人士、技术和管理人员，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可观的财富。比较突出的有律师、工程师、建筑师、医生、药剂师、会计、公务员和商界经理等。他们参与政治，对公共事务大胆发表见解。他们通过消费享受生活，而不是像传统的老一辈中国人那样一意省钱。他们达到了惬意的生活状态，因此害怕急剧的社会或政治变动。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

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父母在有关子女婚姻和职业选择等事务上的权威急剧衰落了。子女选择他们自己的配偶，或通过朋友或媒人的介绍结识对方：在事后才征求父母的同意，而且一般也只是做做形式。父母也失去了要求子女继承祖传职业的传统权力。大学教育和工业企业的众多机会使年轻人比以往更独立、更自信。他们通过努力工作而非家庭影响在社会上立足；接受调查的人中有74％表示对家庭继承作为获取社会承认的手段不感兴趣。那些住在家里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自动将腰包上缴给父母，而那些住在外地的人只是象征性地汇些钱给父母。传统社会的价值观迅速让位于快速工业化所树立的新观念；个人自由和更快的社会流动性是这些变化的标记。

财富的迅速积累对经济行为和社会伦理产生了负面影响。长年的贸易盈余和通常较高的储蓄率(34％)，使社会充斥着寻找用途的闲置资金。在股票、期货、商品和房地产上的投机比比皆是，进一步哄抬了物价。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犯罪和欺诈伎俩到处肆虐，损害了社会的道德。其它一些暴发户行为有肆意挥霍、过度享乐和沉湎于举办选美比赛。

当一个社会中旧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之时，就需要有认同和保证。美国政治漫画家卢里(Rarian R．Lurie)应邀创作一个台湾中国人典型的卡通造型。1985年12月，著名的『李表弟』诞生了——这是一个身穿功夫衫的小伙子，长下巴，大耳朵，粗眉毛，一头蓬乱的黑头发，浑身散发着决心、力量和活力。政府当局觉得这是代表台湾积极形象的造型，表示很满意。

蒋经国在领导台湾经济发展和应付美国与北京和解所引起的危急局势中，功不可没。他是一位能干的行政领袖，周围聚集着经济、科学和管理各方面的专家。他热切关心经济事务和人民的生计。他在1973年担任行政院长时发起了十大现代化建设，后来又发起了十二项更大的重点建设。1975年蒋中正去世时，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则当选为国民党主席。严家淦在1978年5月任期结束，六十八岁的蒋经国在国民大会上几乎以全票当选为任期六年的总统。

蒋经国对父亲保持着极端的孝顺，但父子俩在受业、观念、脾气和生活方式上都迥然相异。老蒋的性格较刻板、严厉、冷淡，关心军事；而小蒋较和善可亲，关心经济。蒋经国经常走访农民、士兵和医院的病人，他很平等自在地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和垒球手交往。他这样做颇具『亲民』的古风。台湾人和在台湾的大陆人都一样喜欢他，因为他象征着团结、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蒋经国统治的特点是政治革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繁荣，以及整军备武。他相信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敦促所有人把他们最大的力量贡献给建设美好的未来。他特别关注培养年轻人的才能，促进台湾本地人融入政府主流。副总统(谢东闵)、台湾省长、台北市长、多名内阁阁员、大批立法委员和议会议员都是台湾人。蒋经国的统治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由主义，但他顽固地拒绝放弃国民党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权，拒绝与北京谈判(除非它放弃共产主义)；他也不容忍台湾独立运动，不与苏联谈判，不允许在台湾搞共产主义宣传，或攻击国民党和三民主义。

蒋经国(1910-1988年)的遗产 蒋经国总统在198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台湾出生的农业经济专家李登辉博士为副总统。虽然蒋经国继续倡导大型的基本建设(如十四项重点建设)，以巩固台湾的经济基础，但他年事渐高，糖尿病越来越影响他的健康，因此他越来越多地专注于有关国民党和台湾前途的较大和较基本的问题。

到1986-87年，国际形势和岛内激烈的社会变化促使他相信，只有通过政治开禁和加强法治，台湾才能发展成真正的民主制度，具备经济繁荣、政治成熟和社会稳定的特征。他所想象的新秩序应该融西方民主制度的特性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于一体，造就出一种独特的政体，这种政体将可充当替代中国大陆之生活方式的样板。

蒋经国的思维无疑受过去几年国外和台湾主要发展趋势的影响。民主化的浪潮已席卷了好几个亚洲国家。在菲律宾，人民的力量已经在1986年推翻了马科斯(Macros)政权；在南韩，反对全斗焕总统独裁统治的抗议持续不断。在中国大陆，学生在1985-86年间抗议示威，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化。蒋经国想要通过采取主动迈向自由化来使台湾免受类似情形的折磨。

岛内迅速改变的社会状况，使蒋经国关注起新兴中产阶级日益高涨的抱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很富裕，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上非常活跃，政治意识强烈。他们把参与政治看作是现代公民资格的组成部分，毫不犹豫地在诸如人权、经济犯罪、出版自由、政治多元化、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等问题上畅所欲言。国民党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国民党最初创立时是一个志在推翻满清王朝、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政党，后来逐渐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成为训政时期(1928-48年)的政府，党的总裁行使最高统治权。总裁的话就是法律，通过政令进行统治的方式习以为常。但现在，时代改变了；人治将必须被法治替代。这种结构必须向民主立宪制演进。对台湾的民主进行制度化并使之摆脱人为因素的时机已经来临了。

在国民党党内，为打破元老对党的控制，似乎也必须进行内部的民主化和改组。党内职务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任期应该固定；党纲的关键部分，应该像在任何民主社会中一样，在全国性会议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同意。国民党内部的公众意识和开明因素，有利于把国民党逐渐从一个革命政党改造成一个正规的政党——准备放弃权力，如果当真的得不到民众支持时，愿意接受反对党的地位。

蒋经国总统留意了这些意见，转而相信，让人民、政府和政党担负起民主政治的更大责任的时刻已经到了。他采取主动行动，为民主立宪制度奠定基础，这个制度将集中体现法治、和平变革、社会稳定和国民党的更新。他知道，只有他这个最后一位至高无上、充满魅力的领袖，才能实施这些根本性的改变，启动一个无异于爬坡的进程——这个进程将非常吃力，耗费时日，但却也是振奋人心的。这就是蒋经国真正的贡献。他自愿放弃了蒋氏家族对国民党的控制，放松了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从而为法律和民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为了实施自己的鸿图大计，蒋经国于1986年3月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挑选十二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就下列六个问题进行研究并提交报告：(1)终止使戒严法得以成立的《紧急状态令》，(2)使成立新的政党合法化，(3)加强地方自治，(4)实行真正的议会制度，(5)国民党内部的改革，(6)世风日下和犯罪率上升。经过对这些问题的仔细讨论，最终作出了一些决定：终止实行了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法(1987年7月15日)，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允许成立新的政党，允许台湾居民前往大陆探亲(1987年11月2日)。

事实上，在这之前，政党已经『非法地』存在了；现在，1986年9月28日，六个政党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其中最大的就是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在1986年12月的选举中，民进党以18.9％的支持率获得了在国民大会中的十一个席位，以22.17％的支持率在立法院中获得了十二个席位 ——对一个反对党来说，这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果。

蒋经国的另一大贡献，是他持之以恒地向党和政府输入新鲜血液。大多数新党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且相对年轻——他们拥有国外尤其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高级学位。 他们对营造台湾更开明的气氛作出了巨大贡献。确实，国民党第三、第四代领导人与他们的前辈信仰大不相同。他们中许多是在台湾出生的，这表明了一种『还政于当地人』的趋向。

1988年元旦过后，蒋经国的健康急剧恶化，于1月13日去世。岛内沉浸在重大失落感中，因为他是一位倍受爱戴的领袖。几小时后，副总统李登辉严格按照宪法程序宣誓就任新总统。权力交接非常顺利、和平、迅捷；没有任何接班危机。

李登辉时期 李登辉总统在就任总统时年届65岁。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家，拥有康乃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博士学位。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眼界开阔，品性纯正，行政经验丰富，曾担任过台北市长(1978-81年)、台湾省长(1981-84年)和副总统(1984-88年)。他是新一代来自基层的领导人的象征，不依靠任何家族庇荫，而是凭借努力工作、管理才能和政治常识上升到最顶层。他发誓要继续推进前任的未竟之业，特别是在国民党领导层的本土化、更大力度向中国大陆开放和增进民主立宪三个方面。他的任期表现出高度的务实性。

在1988年7月的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李登辉获确认为国民党主席，许多台湾出生的党员提升到领导岗位。三十一人组成的中常委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台湾人占多数(十六人)的情形。在随后的内阁改组中，十五名新阁员有八人是台湾人，十三人在国外获得过高级学位，另两人拥有台湾大学的专业学位。 这个内阁无疑是世界上学历最高的内阁。

国民党十三大通过了几项关于台湾与大陆之间人员接触的措施，规定：

1．与大陆开展间接贸易及在大陆投资，这将使台湾的工业部门确保从大陆获得原材料，并在大陆重新安置过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台湾记者经委派自由前往大陆采访。

3．允许生活在国外的大陆知识分子和逃避共产主义及追求学术自由的学者访问台湾。

4．允许大陆居民探访得病的台湾亲戚，或出席在台湾举行的葬礼。

5．文化和体育交流。

6．设立专门的政府机关负责与大陆的关系，并确保台湾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不受损害。

李登辉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推进民主立宪，坚定不移地履行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政党政治的承诺。他清楚地看到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富足、高识字率、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民间组织和工会的数目逐渐增多，这些已造就了一种『参政文化』，把台湾变成了一个『有追求的公民社会』。

反对派团体，即所谓的『党外』团体，尤其是民进党，鼓吹更大的参政程度，要求清除阻止真正民主立宪的一切障碍。他们特别抨击三个中央代议机构中不公正的代表席位——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中的委员大部分是1947年在大陆选举产生的，经过五十年代初大法官委员会的宪法解释，他们得以不通过再次竞选即保留席位。在这四十年里，他们既不代表台湾选民的利益和意见，也不代表大陆人的舆情。虽然自1969年起政府已经举行过补选以增加当地代表在这些机构中的席位，但时至八十年代初，国民大会一千名代表中的九百名和立法院三百名代表委员中的两百名，仍然是在大陆选出的老代表或老委员。这些人年龄太大了，难以出席正规的辩论和讨论会议，他们唯一的作用是在投票表决的最后关头露面。因此，党外团体讽刺他们是『投票机器』，并争辩说，只要他们继续掌权，就不会有动摇国民党统治的真实可能性。因为，国民大会是作为选举团推选总统，修改宪法，而总统则任命省长和台北及高雄两大城市的市长。

1989年2月，李登辉总统建议让老代表和老委员逐步退休，并逐步增选新成员。他的计划号召将三个机构的总席位削减到579个，其中国民大会375个，立法院150个，监察院54个——全部规定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例如，国民大会分给新代表的席位将从84个增加到1992年的230个，再在1998年增加到375个；立法院的新委员指标将从98个增加到1989年12月的130个，再在1992年增加到150个；监察院的54个席位将在1992年全由新委员充任。

1991年6月，大法官委员会规定，三个机构中所有在大陆选出的成员，必须于1991年12月31日前退休。1991年12月21日，举行了自1949年以来著名的第一次大选。国民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倡实行宪法改革，以及最终与大陆统一。民进党主张台湾独立，以『台湾共和国』的名称取代『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大胆的纲领在民进党一方是一种故意的冒险，但其效果适得其反。北京不断警告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它将发动进攻，国民党领导层也谴责台独运动是非法的。许多选民显然在意这些警告，他们趋向于国民党倡导的较温和的方针。国民党赢得了71％的选票，在325席的国民大会中获得了254个席位，而民进党只得到24％的选票和66个席位——大大少于1989年赢得时30％的选票。一些零星的小党赢得了五个席位。

加上1986年选出的78个代表，国民党在国民大会中确保了79％的席位，超过了在第二年通过宪法修正案所需的75％的多数票。此外，根据给『全国』和『海外华人』留设席位的特殊比例公式，国民党在前一类上又多得了60个席位，在后一类上多得了15个席位，而民进党只分别获得了20个和5个席位。通过这些选举，三个代议机构中台湾出生的成员成为了多数，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大陆人的后裔。

在1992年12月19日的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显得比以前更强大、信誉更高了，它获得了31％的选票，相比之下国民党仅获得53％的选票。虽然国民党仍控制着103席的多数——80个地区席位、19个全国席位和4个海外华人席位——但国民党总体的代表率已从74％降到了63％，而民进党从14.4％上升到了31.1％。因此，台湾似乎正在向制度化的两党政治体制前进，民进党将在其中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在1980年到1989年间的所有选举中，国民党失去了14.4％的选票，而民进党则获得了14.2％的选票，从这个事实来看，民进党很有可能在十到十五年内成为执政党。

新国民大会和新立法院的选举，标志着台湾向民主立宪迈出了一大步。然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台湾省省长和台北、高雄两市市长仍然不是公选产生的；总统也非公选，而是由国民大会推选。要让一个真正的民主立宪制度运作起来，这些要职就必须是公选产生。此外，三大电视网络必须摆脱政府的控制，还应增添一些为公众所用的网络和频道。台湾的民主化可以激发大陆的民主激情，迫使那里的政府向政治开禁迈进。

台湾对岛内的『经济奇迹』和政治民主化非常自豪，但更自豪的是充当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角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三十多万件中国绘画、书法、陶瓷、玉器、青铜器和其它一些来自以前皇室收藏的无价珍品。1987年10月，中正公园新建成了国家大剧院和交响乐剧院，那里频频上演中国戏剧和西洋交响乐及室内音乐，极大地丰富了台湾的文化生活。台湾人公开宣称，虽然他们的本岛很小，但它充满经济活力和辉煌的文化，有着成为『明日之大国』的潜力。

台湾决心创造一种以自由企业和三民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发展模式，使之成为大陆制度的替代品。在大陆，人们密切地关注着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希望，北京将最终承认台湾模式是通向政治自由化的道路。

统一的前景

中国的统一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愿望。台湾公开表达关心大陆人民的福祉，而内心赞赏台湾经济成就的大陆人也为数不少。北京不再谈论解放台湾，而是改称让台湾回归祖国。台湾也不再谈论光复大陆，转而宣称要完成把全中国统一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下的目标。

北京把统一中国看作是八十年代的头等大事。为了这个目标，北京提出了以三条原则为基础的统一方案。台湾应(1)放弃声称是全中国合法政府的一切主张；(2)保持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制度；(3)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包括维持一支军队。为了开启和解之门，北京于1979年元旦提议与台湾建立邮政、商务和航运航空关系。在198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又提出了九点建议，提议双方的统治政党举行谈判。实际上，北京要求国民党为了统一大业放弃事实上的独立和坚持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停止在国际政治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接受与中国其它省份同级的自治特区之地位。

蒋经国总统坚决拒绝和谈提议，视之为『笑脸外交』，是中共变相的统战，旨在麻痹台湾的警惕性。蒋经国称，如果北京放弃共产主义，赞成自由企业和三民主义，合作是有可能的。至于目前，台湾将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指出，1924-27年间和1937-41年间两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已经表明，与共产党的合作是徒劳无功的。北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目前的形势更加恶化，这些原则使国民党不可能真正地参与联合政府。台湾也拒绝北京实行『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四流』(相互探亲、旅游、学术文化和体育交流)的号召。

在1984年，中国成功地与英国达成1997年香港回归协议以后，邓小平自豪地宣布，他的『一国两制』理论是统一的途径。正如中国将允许香港在1997年以后的五十年里保持其社会经济制度一样，中国也将允许台湾在与大陆统一后保持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只要台湾接受服从北京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地位。

台湾觉得这样一种方式非常不适，而且觉得将台湾等同于香港的想法也是完全不切实际。台湾人坚称，香港和台湾相对于中国的地位截然不同。首先，英国无意为香港而战，故不具备讨价还债的任何力量。第二，香港没有自己的军队，且靠大陆提供食物和淡水。相反，台湾人民政治上积极主动，食物能够自给自足，并且渴望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台湾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军队，时刻准备且有能力抵御任何入侵者。此外，台湾受1979年《美台关系法》的『保护』，根据这项法令，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大陆对台湾的任何入侵都可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

最根本的是，台湾领导人把三民主义等同于林肯的『民有、民占、民享』的理想。他们想让中国人民把台湾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替代品，接受三民主义为统一的基础。因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完全不能为台湾接受。

台湾的朋友和岛内的开明人士一直在敦促对大陆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他们称『三不政策』消极、自我限制、缺乏主动。李登辉总统把政治现实主义当作是他的执政期的基石，赞成采取一种灵活务实的外交。在1988年7月的国民党十三大上，他要求全体党员『以更坚强的决心、更强的务实精神、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开阔的眼界，努力开展主要基于客观关系的外交政策』。李登辉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总是注重实质而看轻言辞。1989年3月他在访问新加坡时被当地报纸称为『来自台湾的总统』而不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他决定不作抗议，解释说：『我们没有必要太在意名称。如果我们老是为这些小问题操心的话，就没有办法打破』台湾的孤立局面。1989年5月，他派财政部长郭婉容博士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他在6月3日对此作解释说：『中华民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我们有勇气面对这样的现实：目前我们没有能力对大陆行使有效的管辖。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自我膨胀和自我束缚，才能提出与变化的时代和环境相对称的务实方案。』李登辉的『务实外交』促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放弃了自称是全中国合法政府的主张。它不再宣称『只有一个中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它现实地承认，中华民国只管辖台湾、澎湖列岛、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周围小岛。因此，存在着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地区』和共产党控制的『大陆地区』。1991年4月台湾终止了已维持四十年的『全民动员剿共戡乱时期』，此时台湾不再把北京看作是『非法叛乱者』了。由此，台湾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对抗和冷战言辞转向了和平竞争和培植相互信任。

李登辉拒绝北京的『一国两制』纲领，认为它把台湾贬低到了一个省级地位。但是，如果北京同意(1)实行政治民主和自由经济政策，(2)把台湾看作是对等的政治实体，(3)取消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4)不再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封锁或孤立台湾，李登辉将与北京谈判。 北京不接受任何一个条件，它抨击李登辉的『务实外交』是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台湾建议说，对海峡两岸形势的比较现实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国家，两个地区，两个政治实体』。

统一的进程将是漫长艰辛的，不能操之过急。因此，台湾在1991年2月23日通过了《国统纲领》。这份纲领提出要争取一个『民主、自由和公平繁荣』的统一的中国——这些条件北京是明显地不会接受的。但纲领没有为这个目标设定时间表。这份文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坚持和平统一并适当尊重台湾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它建议分成三个阶段，让海峡两岸自身适应于一个统一的框架。

第一阶段鼓励非官方的交往和交流，以及人员的接触。第二阶段旨在通过开放官方交流渠道建立相互信任和合作。台湾将帮助大陆开发东南沿海地区，以便缩小生活水平的差距。双方都将参与国际组织及举行官方互访。在第三阶段，将建立一个商谈国家统一的联合磋商委员会，以筹备在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军队国家化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大业。台湾希望自己的『经济奇迹』和政治民主化，不仅能够成为大陆的灵感和抱负之源，而且将能推动大陆发生朝向最终统一的和平演变。

李登辉总统相信有可能在六到十年内实现统一，但台湾的公众舆论却不那么乐观。只有10％的人坚决支持统一，5％到12％的人主张台湾独立，介于两者之间不发表意见的大多数人则想要『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1992年4月的另一项调查表明，76.5％的台湾人不急于统一，7.8％的人完全不理会统一的想法。

台湾越来越民主，1992年的人均收入达到10,215美元，相比之下，大陆继续实行列宁主义的专制统治，人均收入只有350美元。由此看来，两者的差距大得难以弥合。还存在着担心统一会是大鱼吃小鱼的潜在恐惧。国民党和民进党都认为，统一是一个应该『应付』但绝对不能很快『解决』的问题。

在达到和平统一之前，台湾将继续攀登民主立宪的更高台阶，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开展一项为期六年、耗资3,030亿美元的基础结构发展项目，这个项目将使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到1996年再翻一番，人均收入从10,215美元增加到14,000美元。许多人相信，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的富足将有助于最终的统一。在此期间，台湾将小心地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现状，同时循序地推进三个阶段的统一进程。

北京讥讽台湾要求对等地位的主张，指出国民政府在1949年就丢失了对大陆的控制，因此也就丧失了代表中国的权利。北京政府得到全世界一百五十五个国家的承认，相比之下承认台湾的只有二十九个(1993年)。台湾的面积只有大陆的1／266，人口只有大陆1／55，它怎么能称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呢?北京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自治省份，警告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与外国勾结，以分裂中国或『过分长久地』拖延统一，北京将发动军事进攻。 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1992年11月宣布，北京将进攻台湾以阻止其独立，为此将不惜付出自己经济发展停滞的代价。

但是，北京欢迎民众、经济、商务和文化交流，1988年7月6日颁布了《鼓励台湾公司在大陆投资的规定》，对台湾投资者提供贷款、关税、税收和其它的优惠条件。显然，北京欢迎台湾的投资、资本和技术经验，为大陆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并使之加速。1987年到1992年间，约五百万台湾居民访问了大陆，每人平均在礼品、旅游和住宿等上面花费了四千美元，向大陆市场注入了大约两百亿美元。由于大陆有廉价的劳动力、充足的原材料和土地，约有一万家台湾公司将它们的生产设备转移到了大陆，投资额达一百亿美元。 台湾转口香港与大陆的间接贸易在1992年高达74亿美元，1993年或许高达93亿美元。

海峡两岸都越来越感觉到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对大陆而言，台湾的投资占大陆国民生产总值中的86亿美元，将人均收入提高了7.2美元。 另一方面，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发生经济衰退的时候，对大陆的间接出口，帮助台湾保持了1991年7.3％和1992年6.9％的经济增长率。 台湾享受着对大陆持续的贸易顺差——1988年17.6亿，1989年23亿，1990年25.1亿，1991年35.4亿，1992年51.6亿。 人们对台湾寄予希望，贸易顺差和中国巨大的市场将推动台湾经济出现『第二次奇迹』，而经济互惠也能有助于解决一些政治手段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伴随着经济上越来越强的相互依赖，学术、科学、新闻、体育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加。比较重大的事件有：1992年10月，中国中央芭蕾舞剧院访问台湾；1992年11月，由九名北京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抵台访问；1993年4月，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京剧名角梅葆玖作为期两周的演出。在台湾方面，1992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访问北京。

随后，在1993年4月28-29日，人们期待已久的两岸半官方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一方是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会长辜振甫，另一方是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会谈设定为非政治会谈，议题集中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如保护台湾在大陆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联合打击走私，相互遣送非法避难者和罪犯，解决捕鱼纠纷，挂号信遗失赔偿和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等。这次历史性的会谈提出了四份文件，并商定以后每年会晤四次。辜汪会谈开始了经过四十年敌对后海峡两岸之间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次会谈的安排本身就表明了双方务实的态度。 但是，真正的统一仍遥遥无期。

一百多年前，自强运动的领导者以追求『富强』作为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生存的关键。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生存需要国家独立和统一、科学和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再后来，出现了对思想自由和解放个人创造精神的要求。 人民的理想就是建立民主立宪制度。任何政府只要能满足这些愿望，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曾无数次地分分合合。假如历史是有指导作用，而政治是追求最大可能性的艺术的话，那么，任何人都无需对目前的困难灰心丧气。中国人民的智慧将找到一条使全体中国人再次统一的道路。

◇第四十章 天安门广场的武力镇压

1989年6月3-4日

1989年，蛇年。新年伊始，就出现了不祥的征兆，预示中国行将爆发的动荡。国家面临着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世风日下、普遍的腐败、官员渎职、少数特权阶层与普通群众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日趋淡薄。确实，这些现象在前几年就已经存在(参见第三十八章)，但潜在的不满浮现到了表面，现在到达爆发的边缘。全国许多地区充满了沮丧和不安的情绪。

民主和自由化的力量不停地与压制和专制的势力发生冲突，或是公开或是隐蔽，但紧张局势始终存在。鉴于国际政治中的两大趋势，这种冲突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这两大趋势是：在波兰、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自由民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共产主义却不断退却。即使在苏联，透明度和公开化也都正在改变共产主义的面貌。不稳定、动乱和妥协退让似乎成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特征，一些政治学家预言，共产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推动力。

1989年也是意义巨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年10月1日)四十周年，五四运动(1919年)七十周年，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两百周年。任何一项纪念，都可能爆发要求民主的示威，唤醒那些两年前曾经追求政治民主化但遭阻止的大学生。政府感到惶恐不安，号召党员和军队加倍警惕，防止动乱，严防波兰式的团结工会运动在中国发生。

黑云压城

新年刚过，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便于1月6日向邓小平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方励之特别提出释放魏京生，此人是一名电工，1979年因宣扬民主为『第五个现代化』及警告说邓小平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毛泽东而被判处十五年监禁。方励之的信得到了五十一名海外著名华人学者和三十九名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联名签署。被激怒的邓小平和政府拒绝响应。

1989年2月下旬布殊(George Bush)总统访问北京期间，民主事业遭遇挫折。按照列根总统前一年夏天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招待一批苏联异见人士的先例，布殊邀请四名主要的中国自由化分子于2月26日星期天出席国宴，这些客人包括方励之及其夫人李淑娴和另外三人， 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严厉批评保守派领导人。大多数中国人把这个邀请看作是美国支持中国民主和自由化的公开表示。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总理李鹏威胁称，如果方励之夫妇出席的话，他们将不参加宴会。但是，他们最终接受了这样的妥协：布殊总统将不走到方励之夫妇桌前与他们干杯。但即便是这样安排，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在最后时刻，中国领导人改变了主意，派警察前往阻止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布殊对这个意外一无所知，整个宴会期间一直以为客人中有方氏夫妇俩人。

政府的行为激怒了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等待机会发泄怒火，重新发起两年前遭到阻止的民主示威。4月置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胡耀邦在1987年1月因对待学生的态度温和而被解职，他在许多人眼里成为坦率和政治开明的象征。学生们希望郑重其事地悼念他，也计划利用这个机会来坚持为他昭雪正名，并进而提出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及大力整治腐败的要求。北京大学贴出了歌颂胡耀邦和嘲讽保守派领导人的标语：『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还没死』、『诚实的人去了，但虚伪的人还在』。

中共拒绝为胡耀邦正名，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所有将他解职的人都有错，包括邓小平和其它强硬派分子。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静坐，高呼『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腐败!』的口号。4月22日，三名学生做出讽刺政府的举动，他们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其中一人将一大卷写着他们的要求的纸轴高高举过头顶，高喊：『这是向皇帝请愿的方式。现在是甚么时代?我们还必须用这种方式，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自由。』学生们纷纷罢课，在广场上持续进行了六个星期的示威，唤起了各省大学生和北京及外省的工人、知识分子、新闻记者、教授、研究人员、音乐家、演员、普通市民，甚至一些党员和军人越来越强烈的声援。到5月中旬，民主抗议的队伍人数超过了一百万，在其它二十三个城市也爆发了规模较小的示威。这百万之众已成为跨越阶级的抗议巨浪，引起了国内外电视观众的关切注视。5月30日出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彻底侮辱。这一天，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起了一尊三十英尺高的民主女神像，塑像大致模仿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这尊塑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的北部，正对着故宫的大门，傲然注视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党的分裂

总书记赵紫阳与他的前任胡耀邦一样，表现出对示威活动极度的宽容和对学生动机相当的同情。作为改革和现代化的倡导者，他希望把共产党导引向更大程度的开放，逐步向政治自由化的方向转变，然而不一定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他与总理李鹏和其它一些强硬派元老如陈云、彭真和国家主席杨尚昆等人发生了冲突。赵紫阳受他在中国社科院的顾问和四个『智囊团』 的影响，希望把日益增长的学生力量拉拢过来，加强他对抗保守派的地位，并用来推进改革事业。另一方面，保守派曾在两年前打赢了第一回合的对抗，说服邓小平以错误对待学生示威的罪名将胡耀邦解职。现在，他们又策划影射赵紫阳是示威活动的秘密保护人，试图将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拉下来。这样，示威学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党内激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强硬派把学生示威看作是镇压民主运动和阻挠经济改革的良机。如果能巧妙地加剧学生与赵紫阳之间的冲突，将使强硬派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经济专家陈云和副总理姚依林暗中制定了一个计划，据此，总理李鹏将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断然的不妥协立场，从而刺激学生变得更加好斗。与此同时，赵紫阳将被指责是示威群众的暗中支持者一党内的叛徒。这样学生们的日益傲慢无理以及赵紫阳对他们的同情，将逼使邓小平发怒，促使他采取激烈的反应。那时邓小平就会被操纵，从而一举击垮学生和赵紫阳，就像两年前劝说他把胡耀邦赶下台一样。因此，成功的关键是激怒示威者和邓小平，以便让对峙升级到一定的程度，使军事镇压能够有充分的理由。

4月24日，北京市委书记 在保守派元老的指使下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战报』。报告称，根据学生的大字报、口号和国家安全局汇总的秘密报告，这场示威显然已经酝酿了两年，公开的目标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事业，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家主席杨尚昆都同意，示威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次日，邓小平宣布，示威已演变成一场必须予以镇压的『阴谋』和『动乱』。在他的指示下，两位曾与文革和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关系密切的党内作家 为4月26日的《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标题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文章的实质是，政府正处在一场反对『动乱』的伟大政治斗争中，这场动乱的目的是根本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文章警告说，向学生的要求让步，将会把一个有希望的国家搞成一个毫无希望、动荡不安的国家。社论的内容电传给了正在北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并得到了他原则上的同意。

显然，正如两年前一样，强硬派拉拢邓小平到他们一边。中共将对示威者采取更坚决的立场。李鹏拒不接见学生领袖，从而失去了一个可在较早时缓和局势并开展对话的时机。而当他最后在5月18日同意接见他们时，他又态度生硬地教训学生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不留一点对话和交心的余地。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江泽民解除了《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原因是他采取支持民主的立场。

4月29日赵紫阳出访回国后，他在顾问 的建议下，批评4月26日的社论，极力肯定学生的行动是自发的、爱国的，并且与政府的反腐败政策相一致。他试图修改4月26日的社论，但未获成功。随后，5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赵紫阳在讲话中暗示党内存在分歧，但他明确表示，政府将采取『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立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强硬派怒不可遏，他们指责赵紫阳在一份事先没有得到党内同意的声明中暴露领导集团的分歧。李鹏宣布，赵紫阳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的见解，党的观点只能由邓小平来代表。李鹏成功地挑起了邓小平反对赵紫阳。

进一步的对抗出现在5月16日。当天，赵紫阳告诉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以来，中共的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必须得到邓小平的同意，这即暗示是邓小平而不是赵紫阳对一切关键的决定和错误负责。邓小平和强硬派对赵紫阳向外宾透露『国家机密』恼火万分。

在戈尔巴乔夫三天的访问期间，上百万人占据天安门广场，令中国领导人丢尽颜面。欢迎仪式不得不从广场转到机场进行。由于大批人群聚集在故宫进口处，戈尔巴乔夫参观故宫的节目因而被取消，他和夫人赖莎(Raisa)向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计划也不得不取消。他的新闻发布会从人民大会堂改到了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除了时间很短的一次以外，他喜欢的散步也因安全原因被迫取消。这些临时的变动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中国领导人优柔寡断，没有能力控制局势。这就迫使邓小平愈发下定决心，等客人一走，就狠狠教训这些年轻人。作为扩大的中国大家庭的家长，邓小平也许感到，学生们对他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所有好处，包括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生活的改善忘恩负义。犯上不尊的代价将是毫不手软的责罚。

强硬派坚持认为学生动乱的根源在中共党内，正是赵紫阳及其前任胡耀邦对经济的处理不当，才导致了高通货膨胀、经济失衡和混乱。也正是这两人对学生的纵容态度和马虎应付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只持续了二十天)和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才导致了目前的麻烦。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赵紫阳支持和煽动示威者，他公开同情示威学生和向他们泄漏重要情报。学生们经常在其它人之前获悉政治局的决定。由于有赵紫阳及其自由派顾问的庇护，学生们原来已消沉的士气受到激励，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赵紫阳的两名智囊 遭指控起草了措辞『极其激烈、极其恶毒』的『五?一七宣言』，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公然宣称：『由于独裁者控制着无限制的权力，政府已经失去了它自己的责任和正常人的情感……虽然满清王朝在七十六年前已经垮台，但现在中国仍然存在着一个无名有实的皇帝，一个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下台。』矛头所指很明显，邓小平就是『老迈的独裁者』。 一些示威者焚烧邓小平的假人像，高呼『邓小平下台』、『李鹏下台』和『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事态的发展进一步使强硬派相信，赵紫阳及其智囊阴谋利用不受控制的学生力量来分裂党。赵紫阳对示威者采取不同于邓小平的方针，事实上在党内树立了另一个司令部，用另一种声音混淆党和人民的视听。除了这个严重的罪行外，趟紫阳还有其它一些错误，包括以前就指控的那些错误，如试图反对4月26日社论；在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擅自发表声明，向戈尔巴乔夫泄漏国家机密；允许他的两个儿子投机经商、牟取暴利。曾经亲自指定赵紫阳做接班人的邓小平现在称他是『叛徒』。分裂完全形成了，现在只剩下实施惩罚了。

5月17日前后，中共最高层召开了一次『战备会议』，只有七、八个对党和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资格最老的党内元老出席会议。 他们的用意是决定对示威和赵紫阳采取甚么措施。他们把首要议题简化为决定党是不是应该在学生威胁面前退却。随着抗议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并赢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学生的威胁一天天加剧了。退却意味着接受学生的民主和自由要求；不退却则意味着强行镇压动乱。

这些元老辈的领导人处在沮丧的境地。天安门广场上一百万示威者日复一日地游行、唱歌、喊口号、挥舞巨幅大旗的景象令他们感到无能为力。此外，其它二十三个城市也爆发了示威，呈现出一种无法控制的民众起义的景象。这几位元老经过分析后最终断定，当前形势是一场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战争。让步将导致领导集团的垮台，社会主义秩序被推翻，最终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希望的那样，出现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推论说，学生要求改变的愿望是无法满足的，而且会得寸进尺。到甚么程度才会满足？他们担心，学生们不推翻共产党和四项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会罢休的。也许是想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恐惧，年届85岁的老经济专家陈云作了一篇激动的发言：『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奋力拼搏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千百万革命英雄丢掉了生命。我们难道仅仅为了满足学生就放弃这一切吗？』与会者经表决，一致同意反对退却，立即解除赵紫阳党的总书记职务。

显然，这些元老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只有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维持他们的特殊地位。杀一些示威者无关紧要，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反党反革命分子』，被消灭是罪有应得。这么做虽然存在着丧失旅游收入、外国投资、贸易、信贷和贷款的威胁，但从保持共产党领导地位延续下去的更广泛角度来看，这些威胁也就无足轻重了。

邓小平宣布他不怕国内外舆论，也不怕任何对抗中的流血牺牲。5月19日他前往武汉，召集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目的是为他的镇压政策争取支持；并且，一旦北京局势恶化，就可能在这里设立『第二司令部』。据称，邓小平还作好了万一所有手段都失败，就秘密飞往国外的准备。在武汉，邓小平得到了海军、空军和实际上所有军区司令的支持。在得到这样的稳固保证之后，他于5月19晚下令李鹏总理宣布在北京实施戒严令。不久，邓小平还得到了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对他政策的支持。军事镇压的序幕拉开了。

老人政治的心态

中共元老的心理在决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长征一代仅存的硕果，长年经历了破坏、阶级斗争、内战、外战、这种或那种没完没了的群众运动。他们已对安定、安全，以及最重要的生存变得高度敏感。在长期的权力纠缠之中，他们接受这样的单向思维：权力就是生命，没有权力活着也没有意义。他们相信，在任何斗争中，绝不容许有仁慈和人道。如果要生存就必须坚定、残酷，甚至狠下心肠。还有就是，先下手为强。

邓小平曾满不在乎地赞同这种观念，他宣称：『不管是谁，只要在政权斗争中获胜，就可以坐上最高的位子。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国外也是这样。』 由于党内元老的性命、地位和特权，都依赖于社会主义秩序的延续，因此他们将不惜一切地去捍卫它。

保守派领导人面对民众对他们的年迈体弱、精力不济和脱离主流社会的普遍批评，越发急于证明自己是有能力作出果断的决策并采取有力的行动。然而，他们的不安全感和对变革的恐惧依然如故。正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矛盾的心态下，在作判断时倾向于反应过敏、冲动和轻率。

镇压政策根源于对学生的企图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学生们要求与政府一道采取反腐败的措施，与政府领导人讨论民主、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前景，这些东西是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中基本的权利。当政府拒绝倾听他们的心声时，受挫的学生叫喊要李鹏、邓小平和杨尚昆下台。但学生们既没有方法也没有力量赶他们下台或推翻政府。学生们缺乏目标纲领、行动计划，也缺少一个经验丰富、魅力超群、能够代表他们的意愿并将各个零散团体团结起来的领袖。虽然广场上的学生和广场外的声援者宣称，政府如此腐败、如此不负责任，已经丧失了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威，但这样一种看法，缺乏真正威胁的力量。决定采取武力镇压示威的政策，使领导者错失了宝贵的机会，明智而负责地回应民众的愿望，并将人民巨大的能量引向它所希望达到的建设性目标。

在宣布戒严令后，政府领导人便不再露面，一直到镇压之后才重出。但是，趟紫阳在5月19日作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去探望广场上饥饿的绝食者，并为自己的姗姗来迟而道歉。稍后，他就遭到撤职。6月24日，江泽民被任命为新的总书记。

屠杀

从5月19日宣布戒严令到6月4日的血腥镇压之间，有整整两个星期，邓小平和杨尚昆有足够的时间精心策划军事行动。国家主席杨尚昆是史太林时期苏联培养的职业军人，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军方人物，在军队指挥序列中仅次于邓小平。杨尚昆家里有人被安插在重要的军事岗位上，组成了中国人戏称的『杨家将』。杨尚昆本人是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同父异母兄弟杨白冰是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本人的军戎生涯和政治镇压经验足以使他从容应付时局。他在1948年后期曾在内战中参与指挥淮海战役，用坦克和大炮消灭国民政府敌军。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期间，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负责迫害五十多万知识分子，他办事认真、一丝不苟，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邓小平和杨尚昆从全国各地十个军 中调集了三十万部队，以及一个装甲师、一个空降师和其它一些特种部队。他们调防到北京郊外，不是对付学生，而是防止赵紫阳和他的军方支持者搞任何宫廷政变。当然，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也能震慑住学生，并迫使政治局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转而支持镇压政策。

在两个星期的歇息平静期中，『占领』了天安门广场达六个星期的学生逐渐疲惫不堪。许多本地学生回家或回校休息，但来自各省的学生继续蜂拥而至。他们长途跋涉而来，自然不愿那么快就离开。当地市民表现出了关爱，向他们提供食物、住处和其它生活必需品。许多市民帮助学生在交通要冲建起了路障，以阻止前来的部队。第一批部队抵达时没有携带武器，待人和善，也接受市民提供的食品和饮料。人们普遍相信，部队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然而，戒严令已经发布，没有人能确定结局如何。很少有人怀疑第一批部队的和善可能是一种迷惑人的烟幕。一些教授悄悄地力劝学生疏散，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但学生不愿离开。他们预定6月20日为撤离的日期，这一天将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时间一天天过去，对军事进攻逼近的恐惧感与认为不会发生暴力的放松感交替出现。但每个人在心底里都知道，流血是不可避免的。

6月3日晚，危机逼近的不祥之征变得很明显了。一名政府的电视播音员郑重地警告北京市民远离天安门广场，因为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北京大学的学生再一次把这个警告当作是虚张声势。为了表示他们的关切心情，他们径直前往广场。

天安门广场本身充满了末日来临的紧迫感。6月3日星期天下午四点，一个匿名电话打到学生领袖的指挥部，警告说军队就要发动进攻。高自联请求所有人离开以避免流血，但四、五万名学生和十万名其它市民誓死决不离开，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愿意为民主和自由的事业而死。他们仍然相信，部队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

晚上十点，总理李鹏下令部队全速赶赴广场，扫射一切顽固不化的示威者，在黎明前清场。坦克、装甲车和携带自动武器的士兵按照预先计划，从三个方向沿街道进攻。一路人马从离广场四英里远的中国军事革命博物馆发起攻击，沿长安街西段向广场行进，开枪射击面前见到的所有人。另一路从长安街东段发起进攻，第三路从北向南行进。三路人马全向广场汇拢。在部队和坦克抵达广场之前就发生了许多枪杀。

午夜以前，两辆装甲车全速驶进了广场，车上的高音喇叭播送一份声音尖锐的警告『通知』。6月4日凌晨，三十五辆重型坦克向主帐篷营地冲击，碾死了还在里面的学生。凌晨四点，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高音喇叭再一次勒令剩下的示威者离开。随后四名绝食的示威者，其中有台湾流行歌手侯德健，从几位部队军官那里获得了让剩下的学生安全通过的保证，但在学生尚未得到通知以前，士兵们便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发动了攻击。四点四十分，一排红色讯号灯划过头顶，示意发动再一次的攻击。士兵和武装警察从人民大会堂冲了出来，手中的自动步枪发出哒哒声响的子弹，使用了电棒、橡皮警棍和其它各种特制武器，而坦克和装甲车则在吓呆了的示威者人群间穿插横行。十一名学生_两个来自北大，九个来自清华_手挽着手做出保护民主女神像的象征性姿态，他们与塑像一起被推倒了。到清晨六点，能够逃走的人逃离了，而一些死者和重伤者则零落地散布在这片淌满鲜血的杀人场各处。士兵们赶忙用推土机将尸体推成数堆就地焚烧，或是把它们装进塑料袋送往郊外八宝山火化，那里不准泄漏任何登记的情况。屠杀在七个小时内完成了。

精确地统计伤亡人数是不可能的。西方资料估计有三千人死亡，一万或更多的人受伤，但《纽约时报》后来改正称死亡人数在四百到八百人之间。 6月16日，中国政府发言人袁木告诉NBC新闻播音员布罗考(Tom Brokaw)：『在整个清场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伤亡(原文如此)。没有人被打死或被装甲车的车轮碾死。国外称血流成河和许多人被压死的报道是不正确的。』但是，政府承认，有二十三名学生在广场外面被意外打死，同时有五千名战士受伤，其中一百五十人死亡。

没有人能质疑政府保卫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人期望政府在受到垮台威胁时交出政权。然而，造里的问题并不是生存或者灭亡，而是与学生领袖见面，讨论反腐败措施和政治自由化。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正确、诚恳地判断挑战，并设计适当的应对措施。回答是『没有』。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对大规模公众示威进行控制的手段，都是采用非致命器械_水龙头、催泪弹，虽然防暴警察也装备警棍和盾牌，但绝没有坦克和枪炮。归根结底，1989年5-6月间对中国领导人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捏造出来的，但最终却给政府一个借口，将和平的示威者当作『反党反革命分子』杀害。如果那些八十几岁的老人再多一点耐心，不那么冲动的话，示威将在两三个星期里自己消逝，因为学生已经宣布将在6月20日撤离。一切的流血就可以轻易地避免。

许多评论家都有一种倾向，把1989年的动乱事件与文革作比较，但这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别。最重要的是，文革是由毛泽东从上而下直接指挥的，利用红卫兵学生来打垮他的政敌。这些政敌像毛泽东一样，也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完全认同党内斗争的规则和危险性，可说是一场强硬派之间的斗争。相反，1989年的示威是由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自下而上发起的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政府用坦克和枪炮摧毁了和平的抗议者。这次较量_如果你可以把它称作为较量的话_是一场残酷的、完全不对等的较量。

重写历史

研究专制制度的学者都明白，在权力斗争及清洗政敌时，谎言是司空见惯的。暴行越大，就越需要歪曲真相来改写历史。史太林清洗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伙的借口，是他们与托洛茨基勾结，阴谋把他赶下台。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是『大谎言』理论的发明者，他宣称，谎言越大，人们相信它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前不久的中国，当江青做毛泽东接班人的图谋未能得逞时，她被中共指控为犯有各种罪行，包括充当国民党的秘密特务!

像天安门大屠杀这样丑恶的灾难，需要最大胆、最不可思议的谎言来掩盖。在镇压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对一帮军方领导人说，必须『大造舆论，让人民理解到底发生了甚么』。 党的宣传机器随后开始编出故事，声称从未发生大屠杀，外国记者的报道都是基于错误的资讯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误解。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的不是学生示威，而是由一小撮暴徒、地痞、恶棍和一些『善良而天真的』学生煽动的『反革命暴乱』，这些煽动者得到了美国、英国、香港和台湾反动势力的金钱支持。 一些误入歧途的党内领导人 暗中向他们提供支持和鼓励，企图利用他们来发动一场颠覆政府的政变。这些阶级敌人的阴谋完全应该被粉碎，即使他们逃脱了最初的镇压，他们也必须在随后的清查中像『过街老鼠』一样被缉拿归案。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必须绳之以法，决不姑息；只有彻底地追捕逃犯才能防止抗议再起。

大逮捕几乎在血腥镇压之后立即就开始了。中央发布了一份追捕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鼓励群众检举他们。到7月17日，已逮捕了大约4,600人，囚犯中有29个人经简单审讯便被处决。这种景象使人想起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76年)出现的『白色恐怖』。

1989年6月的中国，简直就像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故事一样，(* 译者注：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50g)，英国作家。著有《一九八四年》等讽刺小说。)到处是『老大哥』(Big Brother)。母亲检举儿子或姐姐检举哥哥的事例屡见不鲜。人们走在街上互不交谈；他们在自己人之间悄声议论，偶尔对路过的外人眨眨眼睛。笑声、欢乐和爽朗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政府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事情，但大多数城市居民不相信这个『弥天大谎』，然而相当一些与城市生活隔离的农村居民也许接受了官方的说法。香港和其它外国数据向城市里的人提供了大量信息，而『美国之音』承担了广播信息的任务。在一个长途电话、传真机、计算机网络和卫星接收电视到处充斥的时代，中国政府是不可能完全把国家封闭起来的。最终引发信息革命的芯片， 将有可能击败专制主义对信息的过时控制。著名作家鲁迅在1926年写过以下这段话：『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镇压及随后的大规模逮捕所引起的反响非常巨大。中国政府曾表现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越来越负责的成员，对世界事务具有潜在的稳定作用。但现在，这个形象遭受了无法修补的损害。镇压招致了全世界几乎普遍的谴责，还有种种经济和军事制裁。另外，中国还明显地被排斥在重要的外交会议之外。与香港和台湾的关系更是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一百万香港居民示威游行，抗议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并表示不信任北京允许香港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1997年以后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至于跟台湾的统一，前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了。最可悲的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忘记镇压的痛苦经历、也不会宽恕任何人。

◇第四十一章 中国的发展模式：

独裁政治下的准资本主义

1989年6月天安门镇压之后仅仅六个月，民众抗议共产统治的浪潮席卷东欧，出乎意料地造成共产政权的崩溃。1991年底，苏联也解体了。在这样的巨变之后，中国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邓小平的策略

天安门镇压不仅令中国备受全世界的谴责、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到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在外交上也受到排斥。邓小平断言，今后三至五年，对中国共产主义生死存亡至关重要，中国要力求社会稳定，并且不必介入国际事务。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邓认为『一动不如一静』，政治经济政策的争论、重要的人事变动和政治方针的改变，对中国都是百害而无一利。他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是：『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与天安门镇压差不多同一时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夫妇在动乱中暴死。中国领导入夜不安寝，严厉谴责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从内部搞垮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不干涉态度被指责为放弃了对华沙条约组织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2月5日至7日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更遭贬斥为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报告中提出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答应建立多党制和『总统』制；提倡一种『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认为戈尔巴乔夫否定阶级斗争，积极推行西方议会民主，从而背弃了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

东欧和苏联的结局会在中国重演吗？本来，北京对中国的独特性相当自信，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忠贞，并且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但到了1991年底，苏联共产党，这个完全不借助外力而成长壮大的最老的政党解散了。遭到西方和苏联两方面变革之风的冲击，北京一方面痛恨戈尔巴乔夫『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搞混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界限，扰乱了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确信导致苏联解体的西方势力，将会借助同样的『和平演变』，阴谋颠覆中国。为防止这一局面发生，中国决定加紧意识形态控制和军备，以抵制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同时用亲切平和的面孔示人。北京这种双重姿态，就是所谓的『内紧外松』(对内加紧控制，对外表现宽松)。

中国领导人作出一些坚强的决定。第一，永远不主动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就像苏联领导人愚蠢地干下的那样。对此，他们坚信可以成功，因为民主势力几乎已镇压殆尽；西藏人总的来说相当顺从，反抗只是个别的；中国各民族并不寻求独立。总之，与苏联不同，中国有着长期的统一传统。第二，经济必须持续发展，而人民生活必须改善。第三，官方媒体要经常不断地突出苏联人生活的艰难，例如生动描绘他们如何粮食短缺，以及急速增加的通货膨胀、黑市、政治斗争、经济混乱、对前共产党领导人的鄙视和仇恨等等；而且还要告诉人民，如果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就会引起大乱。只要人们与政府保持一致，当局就能保障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和平演变

中国领导人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永远不会停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刚刚成立九个月，北京宣称西方干涉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搞乱及推翻新中国政府，但因为未能得逞，转而求诸以和平方式渗透，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被认为是这一战略的设计者。在五十年代，他力主开放所有管道和场所，努力与共产国家接触，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传播西方的思想、价值、宗教、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低于西方国家的时期，这种心理战被认为是有效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很容易在西方的诱惑面前动摇。

从中共方面看，苏联共产党垮台后，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坚守『社会主义钢铁长城』，抵抗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中国的领导人宣称：『过去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今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显然，对追求民主、经济自由、贸易开放、保障人权这样的全球大趋势，他们视而不见；对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这『亚洲四小龙』通过和平演变而实现的经济繁荣，他们不愿意承认；当然更不愿意接受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福利远远高于苏联、古巴、东欧和中国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在这些国家，政府只维持基本生计(『铁饭碗』)，但这一保障助长了懒惰和懈怠之风，以致民众生活水平相当低。

保守的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关心，并且陶醉于『延安心态』中，坚持认定『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对美国人的意图心怀戒备，尽管美国国务卿贝克(James A．Baker)坦言：『美国对中国的方针政策没有甚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中国人和美国人见到的都是一样。我们想要保护人权，推动自由；我们反对核武器和导弹的扩散；我们渴望对两国和整个地区都有好处的自由公平的贸易……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必定成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基础。我们当然会与政治压制和宗教迫害作斗争。』 但保守派批评邓小平和他的开放政策的调子越来越高，说这些政策是有毒的、腐蚀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敞开大门，并导致1989年的学生抗议运动。陈云手下强硬保守派理论家邓力群曾暗地里说：『党内存在着走资派，不过我指的不是邓小平。』 确实，邓小平的改革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可以算作和平演变的变种。甚至布殊总统也曾说过，他不知道一个国家怎么能从全世界进口货物和服务，却把外国的思想挡在国境之外。

苏联的解体对邓小平而言像是服下一帖清凉剂。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而非空想家，他要借助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来拯救共产主义。他公开说，没有他的改革开放，中国将难逃东欧和苏联的命运。这实际明白表示——虽然没有公开承认——和平演变救了中国。邓作好了发动一场新反击的准备，再次将中国拉回改革开放的轨道上。在87岁高龄之际，他将这一步骤看成是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最后机会。他来到经济繁荣的南方，带着这样的资讯：加速经济发展和稳定政治局面，是今天的头等大事；现在不是清除精神污染和搞世界革命的时候。

邓小平南巡

1992年1月，邓小平在万众注目之下，到过去十年经济获得最大增长的南方视察。广东在1991年实现了惊人的21％的增长率，有可能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地方。在家人的陪伴下，邓访问了深圳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和广州，『热情赞颂了这个充满高楼大厦、广告、投资机会的勇敢新世界。』 他容光焕发，向全世界表明还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从而把中国推向准资本主义。这无疑是一场新的经济革命。

邓的讲话往往含混不清，但却是实话而且不无讽刺，有时需要女儿邓榕的翻译。但其意思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1．发展经济是政府的中心任务，改革和开放是发展经济的两个基本点。

2．稳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3．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由国家经济的改善体现出来。

4．鼓励股市投资；欢迎引入更多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欢迎更多合资企业。

5．1997年香港回归后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一百年不变。

6．广东省应力争在二十年内成为『亚洲第五小龙』——继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之后——而中国，则应成为超级巨龙。

邓小平对一场改革开放新跃进的鼓动，把他推到与其最重要的对手陈云直接冲突的地位．每当邓小平坚持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经济，陈云就大力提倡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和平演变的坚决抵制。1992年3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议：中国应该防『右』(即转向资本主义)，但更重要的是防『左』(激进的共产主义)。政治局对邓的路线采取一种得体而圆滑的肯定。

但这并不表明他获得了完全的胜利。邓小平认为，批评他的是一些看法狭隘偏激、对世事一知半解的人。1992年1月15日，他在上海说：

有些党员脑袋里一团浆糊，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批评、指责、设置障碍，反对这样，反对那样，将一些枝节问题看成主流。这也算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吗?我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但我们的同志没有改变，他们仍死守自己的正统教条。这样能推动社会进步么?如果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并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我们的情况可能要比苏联还要糟。

经济成长统计数字支持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8.9％，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三倍。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000亿元人民币。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已达1,888万家，产值950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农业产值的58.5％。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国际上，亚太地区正以经济为契机而崛起。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里，这个地区看来已作好完成一次惊人飞跃的准备。邓已经下定决心置身于这一飞跃，绝不错过历史赋予中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相信自己正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他的对手陈云则死守在一个水量有限的小泥潭里。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12日以后的一周里，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991名。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同意将经济改革作为党的工作中心，选举出新一届领导人，并允许适度放松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总书记江泽民作了政治报告，号召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如果我们继续思想僵化，安于现状，我们将一事无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直到1993年1月，国务院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解释：它是一种多元的经济结构体，由公有经济、家庭作坊、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组成。实际上，这一新的结构意味着摆脱中央计划模式，不再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予以排斥，逐步放开价格控制，承认私有财产和私人企业，承认股票市场、外资与合资企业，并重建经济的公共部分。

政治报告也再次肯定党领导一切，重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以及镇压政治动乱的必要。报告号召对和平演变保持警惕，并宣布『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西方的多党议会制』。

在独裁政治体制中建立市场经济，尽管听起来很矛盾，但邓小平认为在权威主义政治秩序下推行准资本主义经济却顺理成章。在十九世纪后期，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俾斯麦时代(Bismarckian)的德国就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点。而更近的时候，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都是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下创造了经济奇迹。 李光耀总理的新加坡模式对邓小平的触动尤其大。这个国家城市清洁、秩序井然、富裕，政府对社会实行严格的管治。在那里没有街头示威、色情行业和毒品，没有人在公共场所嚼口香糖，或对人权说三道四。邓指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 他还认为通过加速发展南方和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国就可以成为亚洲的超级巨龙。而在一个高效集权政府领导下，实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政府可以为经济起飞提供必不可少的稳定环境，这比处在一个软弱的民主政府的管治下强多了。那样的政府会因意见分歧而四分五裂，因局势动荡而羸弱无能。

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笃信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独裁政治体制下发展准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赢得了不少俄国因循守旧者和前共产党人的赞许，而这些人正为自己国家的物资短缺和混乱所困扰。曾长期担任安德罗波夫(Andropov)和勃列日涅夫(Brczhnev)助手的沃尔斯基(Arkady Volsky)说：『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十二亿人过着的，是我们在梦里才见得到的生活。』 在东欧，有一种对旧时代稳定生活的怀念，也希望能找到一条介于共产党中央计划经济和西方民主自由及市场经济之间的『第三种道路』。

人事安排 邓小平着手培植新一代的领导人，贯彻经济改革和独裁政治的配套方案。新的中央委员会由189名正式委员、130名候补委员组成，其中47％是第一次当选。他们中多数人是技术官僚，并拥有大学学历(占84％)，平均年龄为56岁。这些技术官员清楚知道，靠革命实施民众动员已经是过去的事；若想继续掌权，并保持党的合法性，只能依靠经济成就。

僵化强硬保守派在选举中处境凄凉，三名大将(高荻、王忍之、贺敬之)丢了中央委员席位，从传媒、宣传和文化领域的岗位上给撤换下来。 这一变动预示了艺术、文化和智识生活中比较自由的气氛。被称为『太子党』的高干子弟们，这回也颇不顺心。陈云的儿子陈元未能当选中央委员。他们当中许多人改弦更张，选择弃政从商。

有二十名成员的政治局，也出现大规模的重组。两位新改革派加入——副总理邹家华和外长钱其琛；另外两位连任的改革派成员——农业问题专家田纪云和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前二者一道形成一个『自由派』。此外五名新成员来自各省。政治局看起来较前自由了一些，更倾向于市场为主导的改革，包括将放开价格、扩大股市和重组国有企业，完全推入市场。

真正有权的位置是政治局常委，其中有四位连任，三位新当选。前者包括66岁的总书记江泽民、63岁的总理李鹏、68岁的乔石和58岁具有改革派观念的李瑞环；后者包括副总理朱镕基，64岁，邓的经济主管和门徒；上将刘华清，76岁，军委副主席，以及胡锦涛，49岁，前西藏党委书记。在1993年3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七名常委都被安排了重要的政府职务。

明显失势的是『杨氏兄弟』，曾几何时，对邓小平而言，他们是过于炙手可热了。85岁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因年龄原因一退到底；他73岁的异母弟杨白冰，名义上获得『提升』进政治局，却丢了他在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的职务。

从整体上看，改革派在这次权力分配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优势，但江——李领导体制依旧，表明很难在新的方向上有所突破。

从历史的角度看，邓的战略也许能避免共产主义在中国破产于一时，但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已经被彻底否定了。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本质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共产主义剩下的，将只是一个靠军队和秘密警察支撑着的空壳。

中国共产主义四十五周年:

独裁政治下的准资本主义

在最近十年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和影响深远的变化，如果毛主席回来看看，准会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得毫无价值，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了。利润至上的企业精神充斥社会，金钱成了人民追求的目标。沿海地区生活的脉搏随种种经济活动而搏动：股票交易、地方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外资引进、合资企业与进出口贸易，以及消费享乐。与此同时，社会和文化控制明显放松，信息革命使政府对思想传播的控制几乎成为不可能；而数以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直接挑战党对人口流动和户籍管理的控制。然而，尽管共产主义关于社会和经济的基本支撑已臻衰落，但政治结构并没有变。准资本主义出现于列宁主义独裁体制下，真是前所未见。

意识形态冲突 对引进市场经济，邓并非高枕无忧。因为市场经济从来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在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还被冠以『头号资本主义敌人』，属于要消灭的事物。从改革的最初阶段，邓对市场经济的真正本性即不予深究，只将其藏在社会主义术语里边，让他的追随者们欣然接受。他把市场经济称做『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要求做到两者的『内部统一』。直到1992年，他才打破禁忌，公开宣称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等于宣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核心部分——公有制及中央计划体制——的抛弃。将社会主义一词加到市场经济前面，是为这一『背叛』做些许修饰。在他的对手看来，这说法简直就是『矛盾百出，莫名其妙』。

党的新使命：钱与权 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和中国的经济繁荣让许多中国人相信，靠革命起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有钱才有权、才有地位、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一新的生活态度已弥漫于整个社会，从党的最高层领导到街头的普通男女。党的各级领导的儿子孙子，已无意于政治接班而转向经商。他们把这类一头栽进商业活动之行为，俗称『下海』。

与此同时，党本身正静悄悄地实现着微妙的转变，从一个清心寡欲的革命组织转为精英政治工具——不再致力世界革命、不再为第三世界兄弟作奉献、不再埋头于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考虑如何永保独裁统治，让自己党员的骨干及其家族富起来。国有企业被近水楼台者廉价瓜分：一夜之间，他们成了董事长、总裁、副总裁、股东和有赚头的大企业经理，控制着相当规模的国内金融资产和实业，以及相当数量的国外投资和房地产。

中、下层党员也学着样儿一头钻进企业经商赚钱。紧随他们之后，中国社会上每个人都跟着动了起来。连政治异见人士也组成基金会，为他们未来的民主奋斗事业筹措资金。这种对财富的狂热导致了民族能量的大爆发，酿成了前所未有的追逐暴利浪潮。突然之间，一个过去为贫困所困扰的共产国家，一下子变成一部巨大的经济机器，在资本主义世界公开竞争，获取财富、体面和认可——而这些东西正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发誓要摧毁的。

企业私有化 由于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政府急于摆脱这一沉重包袱，为此提出过几种方案。其一是将没有盈利的企业私有化：与个人签定承包合同，承包者可得到超过约定部分的利润。另一个方案是将净值在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型国有企业卖给那些表现好的党员，他们必须有实时付出总额10-15％款项的能力，具有三年以上经营盈利企业的经验，并能在五年内付清全部余款。第三种方案是将企业租给私人投资者，他们与国家利润五五分成。这些『私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有特别关系的党员：原班子成员，或原管理层核心人物。这一系列做法使许多人积累起巨大财富。数年前，一个年收入一万元的家庭即被视为富有。到1993年，家财百万才算有钱。而在广东省，这样的阔人已达四万。据说在全中国，百万富翁已有五百万之众。

住房所有权 五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人的住房一直由本人所在工作单位分配，而工作单位全都控制在党的手里。如今政府开始将这些单元套间和房子看成是商品，认为应按市场价格出售或出租。在北京、上海和其它一些大城市，政府向已经住在里边的人提供优惠，允许他们购买现住房，两居室的单元需要3,100美元，先付三分之一，其余按十五年无息抵押贷款，每月付12美元。到那时，据估计这套房将增值十倍以上。

这项措施最初看起来不很吸引人，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很节俭，他们对经过大大的补贴之后每月两美元低房租已经习惯。但在南方和沿海地区，有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是潜在的住房购买者。据香港一家外国顾问公司麦肯西(McKinsey)估计，有5％的中国人，也就是五千万人，已经习惯了西方的消费模式。

台湾和香港的资金点燃了南方和沿海地区的房地产热。新规定随即推出，允许外国人和私人投资者租用土地七十年，捷足先登者由此大获其利。在广州——深圳——珠江三角洲，地价一路飘升，从每平方米五十元上涨到一千元，30％的顶级空地很快便被香港投资者抢到手。深圳一间100平方米中档住宅的售价，已与洛杉矶一间间格差不多的公寓房相仿，为人民币50万元(美元95,000)。确实，深圳已经成为香港郊区；福建则成了台湾投资者的游乐场：他们已在房地产上扔了十亿美元。有人挖苦说，福建成了台湾的新殖民地。而海南岛的土地投机则更为疯狂。

股票市场 尽管股票市场在大多数共产国家被贬为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今在中国，却成了撩动人心的美梦。上海股票市场1989年12月开张，深圳是1991年7月。上市股票分为两种类型：A股针对中国国内投资者，B股资产是外国人。 A股的表现非常好，有时会在一天内上升20％，创下146这个天文数字般的市盈率。相比起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市盈率只有20或30。然而，B股一直不景气。也许因为这两个市场的市值仅在十一亿美元的水平，资本盘子不够大，难于承受国外大的买单和卖单。外国人更喜欢通过香港股市进行交易，因为香港的资本市值达2,500亿美元。

大多数中国人天真地相信股市只升不降，因为政府需要这项试验获得成功。在平均储蓄率38％的情况下，到1991年年底中国人手里已积攒了一万亿元。当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就上涨了80倍时，所有的人都希望能搭上这班车，迅速致富。1992年8月，上百万想要购买股票的人在深圳股票交易所外排起了长龙，等待领取购买股票的申请表。消息传来，半数的申请表在腐败官员与交易所工作人员的串通下，已被抢先卖掉。小百姓们在街上闹了起来。因资本主义的热潮而出现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抗议高潮迭起，成为华尔街的谈资。

到1993年5月，中国已经有了二百万股民，这一队伍还以每周五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上海市场在1992年上涨了167％，交易额的增长也是惊人的。假以时日，最终可能会超过香港和东京市场，成为亚洲最大的一家。香港CEF投资管理公司的经营主管蒙特(Duncan P．F．Mount)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大约三十万家具有法人地位的公司，其中约七十家已列入上市计划。总有一天它要成为亚洲最大的股票市场，比日本的还要大。』美林公司的董事长、65岁的施莱伊尔(William A．Schreyer)，1993年4月在上海开设了分行，并且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本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奋斗之一，我们愿意加入到他们中间，成为其中一部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点个人想法：『如果我能年轻25岁，我一定学习汉语，并要求美林派我到这里任职。』股市买卖对转变中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整个经济向准资本主义的靠拢，迫使国有企业警醒起来，提高自己的效率并努力赚取利润，立志于经营而不要一味追求权力和地位。总而言之，股市造就了股民和投资者这一新群体，在一个即将出现的公民社会中，他们很快会成为都市中产阶级的核心。

企业家的乐园 曾有人说过，共产主义在苏联七十五年，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而共产主义在中国四十五年，却刺激了人们经营赚钱的胃口。 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个别的共产主义国家如此公然承认对金钱的崇拜。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9.5％，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类似发展阶段相似。实际上，9％的年增长率可以在十九年中让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五倍。到2000年，中国计划将1980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四倍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

今天的中国成了随心所欲的企业家的天堂。一个普通的小镇成了全世界的钮扣之都，仅1992年一年就出产了120亿枚钮扣。一名工厂主的销售额达50万美元，另有一位达20万美元。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信用卡、金手镯、钻石表、珠宝首饰，成了中国人的新时尚。乘坐着奥迪汽车、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当地党委书记，对自己新角色的认识也变成：『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好经济。这儿的人都说：『经济上去了，你就是好领导，要不然就不是。』』成功的事例不胜枚举。一对二十来岁的兄弟成立了天龙飞机租赁公司，在1992年净挣200万美元。一名女店主销售从欧洲进口的鞋，每双卖到200美元，顾客不断。温州是一座『狄更斯式资本主义』的城市，90％的经济已经私有化。一位鞋厂的老板雇用了100名工人，日产鞋500双，1992年毛利达100万美元。他住在地面为大理石的『宫殿式』的房子里，里边装着空调，屋顶上架着碟形卫星天线，直通室内的松下牌(Panasonic)电视和建伍牌(Kenwood)音响设备。这样的生活在清简的毛泽东时代，可谓闻所未闻。

另一个更大的创业成功故事的主角是52岁的牟其中。1979年，他借了55美元，成立了南德经济集团。如今他已在五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经营着旅游、投资、制造和易货贸易。他当前正做着的一文件交易是以满满五百个车皮现货(包括60万双鞋袜、罐头食品及热水瓶)，交换俄罗斯四架164个座位的图-154喷气客机，然后以7,500万美元的价格将这些飞机卖给中国民航，净赚2,500万美元。他是中国2,100万个企业家中的一个，他们之中有十万人拥有(或经营着)大型私有企业。

外国投资 经济繁荣使中国奢侈消费的人数增加到6,000万至3亿。 为抓住这『神话』般的中国市场，所有的外国公司都希望能占到先机。把来这里设代表处的美国公司罗列出来，就像《财富》五百强的排名表：通用汽车(GM)、福特(Ford)、佳仕那(Chrysler)、美国电报电话(AT&T)、通用电器(GE)、万国商业机器(IBM)、数字设备(Digital Equipment)、摩托罗拉(Motorola)、宝洁(P&G)、雅芳化装品(Avon)、坎贝尔快餐(Campbell)、大汉堡(Big Mac)、肯德基炸鸡(Kentucky)、可口可乐(Coca Cola)、亨氏婴儿食品(Heinz)、帕布斯啤酒(Pabst)、耐克(Nike)、力士香皂(Lux)、美林(Merrill Lynch)等等。 耐克公司在广州的经理布朗(Chades D．Brown)说：『我并不认为我们是在做梦，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繁荣，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1993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一千亿美元，他们特别看好中国就业大军的低工资(每天2-4美元)和高素质——其中通晓计算机人员的比例相当高。中国外资企业的增长非常迅速，1992年注册资本已达1,656.3亿美元，第一次超过台湾。1992年中国对美贸易实现了183亿美元的顺差，外汇储备超过400亿美元。

乡镇企业 自从八十年代早期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农业产量迅速攀升。家庭、农村和乡镇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在一夜之间破土而出，通过对农产品的加工而获得了相当的利润。1988年该类企业为1,888万家，平均产值人民币五万元。从1979年到1988年，它们以年均27.9％的速度扩展，产值从1980年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23.5％上升到1988年的58.1％。1990年它们出口了125亿美元的商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乡镇企业因此而成为整个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成了向市场经济迈进和促进企业私有化的强大推进力量。这1,888万家企业散布在主要城市周边的最佳种植区内，改变了中国的景色。它们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工业产品69.73％、建筑12.73％、商业8.24％、运输7.28％，农产品1.78％。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多余劳动力为它们所吸纳。(见下节)然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环境的破坏。这些企业处在城市管理界限之外，很少理会城市和政府有关污染限制、化学品排放、土壤侵蚀、废物处理和生态方面的通告及规定。结果，中国许多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比纽约市严重七、八倍，肺病和癌症死亡的人数不断上升。 到2000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将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的50％、国营和私人企业各占25％。到那时，很难再说中国的经济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农村劳动力历史性地涌向城市。据《中国人口》报道，截至1990年，大约有5,000万劳动力离开农村辗转流徙到城市。在上海，外来人口已达183万，占全部居民的26％；在北京为115万，占22％；广州有88万，占33％。 尽管从历史上看，大批流动人口的出现意味着动荡、骚乱、甚至朝代的覆亡，但这一次的人口流动却是好征兆。他们当中，男性青年占93.1％，其中25岁甚至更年轻的占到70.4％，35岁以上的只是少数(7.5％)。这些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也不算差，受过初中教育的占67.3％，而高中教育的有15.4％。他们一个个雄心勃勃，充满个人创业精神，一心想着怎么在一个激动人心的环境里过上好日子。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同时意味着党对人口的控制和户籍政策的破产。早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政府就抓住『工作分配』和『单位住房分配』，以此将人们的生活掌握在手中。如果你没有户口，你就得不到住房，不能享受公费医疗，没有粮票、油票和各种票证，也不能随便旅行。如今，流动的劳动大军按照自身的意愿，冒着受罚和失去原有一切的风险流人大城市，向政府的这些政策挑战。虽然他们住地狭小杂乱不堪，温饱、健康乃至性命都没有保障，只能得到没人愿意干的『下贱』活儿，且收入非常低，但经过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甚么都肯干而且拼命干，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接着，逐渐地，他们为社会所接纳，并为当地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大中华经济区 近年来，急速发展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业将中国沿海、香港和台湾逐渐连在一起，『大中华经济区』的想法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虽然仍处于萌芽状态，但一个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相仿的三角区域市场很有可能形成。 在1987年至1992年五年间，通过香港，中国与台湾的贸易不断增加，三方经济的互补性已有目共睹。

台湾与大陆通过香港的间接贸易

(单位：百万美元)

年度 台湾向大陆出口 大陆向台湾出口 台湾的顺差1987 1,226.53 288.94 937.59

1988 2,242.22 478.69 1,763.53

1989 2,896.49 586.90 2,309.59

1990 3,278.25 765.36 2,512.89

1991 4,667.15 1,125.85 3,541.301992 6,287.93 1,118.97 5,168.96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中国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和大量的生产设施；台湾则资金充足、技术工艺先进；而香港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经验丰富，三者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大。到1992年，大约有12,000家台湾公司在大陆设立了工厂，投资额达到110亿美元。同一时间，中国也在香港的贸易、房地产和金融业中投入了同样多的资金。中国银行成了香港的第二大银行。八成左右的香港制造商在大陆设立了分行，投资达300亿港币(40亿美元)，雇用工人数目达300万。随着中国和台湾可能于1995年获准『入关』，即GATT(关贸总协议，不久将更名为WTO，世界贸易组织)，两地和香港间的贸易还会加速，关税更会降低，进一步推动市场一体化，促进『竹网』诞生。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大中华经济区的出现。日本由于担心竞争加剧，或许没怀甚么好意，并不喜欢这一发展趋势；而台湾海峡两岸各自的内部政治阻力也不容忽视。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担心，伴随着更大的开放，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必然涌入；业已存在的北方与南方、沿海与内陆的巨大经济差异必然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台湾的一些领导人也担心，与大陆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会使共产党的统治更牢固，使台湾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结果更容易被大陆吞掉。 然而，密切的经济联系所带来的好处是无庸置疑的，中国巨大的市场形成，台湾赚到了钱，享受了对大陆的贸易盈余(1991年为35.4亿美元，1992年为51.6亿美元)。因此，尽管有政治上的踌躇不前，经济现实正成为『大中华经济市场』逐渐形成的最重要动力。

上一个十年出现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如此之大，以致一些人认为这可称得上是一次『白色革命』， 婉转的说法就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的经济革命所具有的意义或许已远大于毛泽东的政治革命。

中美关系：最惠国待遇

中国对冷战后的世界的认识是深刻而现实的，就算美苏超级大国间的敌对可能已经结束，国家之间依然会按照各自利益进行竞争、合作、妥协和斗争。为求生存，任何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

两股强大的力量在冷战之后的时代出现，这就是已经形成并日益强化的经济竞争和新的政治均衡——世界将不会为任何单一个国家所控制。尽管美国目前依旧被看作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巨大的国债、惊人的预算赤字和严重的国内问题面前，其实力已大打折扣。它不再是西方盟国对抗不复存在的苏联的唯一领袖，而是众多参与竞争的国家中的一员。虽然其称霸野心不容忽视，但已经是一个略微衰落的超级强国。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它在国际事务中往往采取低姿态，拒绝接替苏联担当共产主义的核心，也不想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对抗。相反，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并设法加强政治控制。尽管在美、中、俄三角关系中，中国失掉一些战略优势，但从地域政治的角度看，它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具有核能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联合国的否决权，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在有效控制之下。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局面下，外国的投资和国际贸易越来越看好这块地方，而中国也正从这些方面得到的好处，以为其现代化计划筹集资金。因此，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一般的贸易利益，简直就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摇钱树。冷战后的时代为中国的发展并且最终变得富裕与强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富裕与强大是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这一历史良机绝对不能轻易错过。

布殊在中国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希望美国对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及尽快融入全球市场的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把它的政治稳定看成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1991年7月，布殊总统宣布了他对中国『积极接触磋商』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并不想孤立中国；相反，它希望加强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接触。布殊相信通过这些接触，在促使中国改善其人权记录、释放政治犯、参加国际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和军火交易、遵守国际贸易惯例、尊重知识产权、禁止服刑劳工产品出口、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上，温和有礼的敦促是有可能奏效的。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布殊的方式，因为中国急于结束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国际社会对自己的孤立。邓小平知道需要做生意和高技术，因此采取了不与美国对抗而是进行有选择的合作，例如在柬埔寨和海湾战争事务上。中国方面还认为必要的时刻释放一些政治犯，可以显示与外国的压力无关。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为183亿美元，1993年为227亿美元。在199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业已超过400亿美元，这一切都表明最惠国待遇是多么重要。为了国家的复兴，北京会竭尽全力。

实际上最惠国待遇并不是甚么特殊的优惠。在美国约160个贸易伙伴中，包括利比亚、叙利亚直到最近期的伊拉克，都享有最惠国待遇。但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国家，一直没有得到这一待遇，直到1979-1980年，卡特总统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签署了一系列外交和贸易协议，双方才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1974年通过的杰克逊——范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作证：任何一个共产国家只有允许自由移民才能得到最惠国待遇。由于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人都被认定为中国人，中国的移民额度总是用得光光的。总统在为中国作证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但由于天安门镇压、人权践踏、军火贸易和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许多人提出要重新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资格予以审核。

中国对美贸易并不是一直享受顺差。从1972年至1982年，每年的对美贸易几乎都是逆差，总计加起来达到81.96亿美元。在1983到1985年间，双方的贸易或多或少处于平衡状态。此后，顺差便开始迅速倒向中国。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单位：美元)

1983年 7,100万

1984年 6,100万

1985年 600万

1986年 16.65亿

1987年 27.96亿

1988年 34.90亿

1989年 62.35亿

1990年 104.31亿

1991年 126.91亿

1992年 183.09亿

1993年 227.7亿

这一迅速增大的贸易赤字让许多人警觉起来，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一些人提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减少逆差，也就是将中国商品的平均进口税率从8％提高到40％；还有一些人提出在每年讨论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时要附加一些条款。经常被提到的条款是：中国人权记录的改善、取消服刑劳工产品的出口、减少出售军火和对巴基思坦、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的核援助、停止在西藏的镇压、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在计算机软件和医药方面)。曾几何时，例行的延长审议变成了美国一年一度的激烈政治交锋，政府赞成无条件地批准，而国会坚持有条件地延长。

加州女议员佩萝西(Nancy Pelosi)是最积极主张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让步的人。她得到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George J．Mitchell)、参议员霍尔姆斯(Jesse A．Helms)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格法尔德(Richard A．Gephardt)的支持。关于北京的领导人，佩萝西说：『他们可能不喜欢资本主义，也可能不喜欢人权，但他们喜欢钱。』 由她发起，众议院在1991年11月以409票对21票通过了一项议案：如果中国想得到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就需要释放所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约一千人，停止向叙利亚和伊朗出售远程导弹，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国内和西藏的宗教自由方面表现出『进步』，并『保证』不出售核技术，以及停止向美国出口服刑劳工产品。

1992年2月，参议院以59票比39票通过了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法案，但不足以推翻总统即将对此提出的否决，因为没有达到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布殊可以重复他过去三年的一贯做法，无条件地继续给予中国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

中国的抗辩 为获得无条件延长其最惠国待遇，中国从上到下积极活动。从北京的高层到驻华盛顿大使朱启祯，再到中国延聘的向美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的公关和法律事务所。他们所围绕的是四个精心策划的题目：(1)中美的地缘政治关系要比其它东西都更重要；（2)必须承认中国的人权概念，这一概念的重点在于，满足自己人民的物质需求，比放开西方式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3)如果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德国或日本有可能取代美国在中国的位置；(4)美国统计的贸易赤字是基于『原产地国家』得出的，这样计算并不公平，因为它将中国出口香港后转口美国的商品算到了中国身上。而美国产品通过第三国进入中国便没有统计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1981至1990年间，中国对美出口占到其总出口额的8％，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提高到占总进口的10-13％，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是在不断增加的。

中国对『原产地国家』统计法的抗辩切中要害。因为自1987年以来，许多香港和台湾的制造商将生产厂房迁往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低廉的中国大陆。这些工厂的制成品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后，实际上被划在中国出口的名下。这就是为甚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急速扩大，而同时对香港和台湾的贸易逆差却在缩小。实际上美国对所有这三地——大中华区——的贸易逆差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每一年都在22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

(单位：亿美元)

中国 香港 台湾 大中华区(所有三地)1987 -27 -65 -190 -282

1988 -34 -51 -141 -226

1989 -62 -34 -130 -226

1990 -104 -28 -112 -244

1991 -127 -11 -98 -226

1992 -183 -7 -94 -284

为取得和解，北京表示愿意与外国的代表讨论人权问题。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谢夫特(Richard Schifter)应邀访问了中国；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James R．Lilley)获准到西藏参观；前总统卡特出访中国时，中国人有礼貌地倾听他要求宽容所有政治异见人士的谈话。1991年5月，副国务卿吉米特(Robert Kimmit)访华，公开讨论了人权、防止核技术和导弹扩散、双边贸易及有关中东和柬埔寨的问题。

1991年11月，国务卿贝克(James A．Baker III)到北京，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作为响应，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他们所关心的八百名中国政治犯的情况，但却拒绝释放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没有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到狱中看望他们的要求。不过中国确实答应给那些没有未决罪案的异见人士发放出国签证，并同意在贝克访问后的某个时刻允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出国。

关于军火贸易和防止核扩散问题，北京没有作出明确承诺，只是保证『遵从』1987年的『导弹技术管制条例』，以换取华府放宽向中国出售高速计算机和导弹零部件的限制。同时他们也表示年底前会签署《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基于这些保证，1991年12月华府放宽了向中国出售大型计算机和导弹零部件的限制，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真的会遵守导弹条约或核不扩散条约。事实上，美国的情报部门并未停止监测中国向巴基斯坦和叙利亚运送M-9和M-11型弹道导弹，以及向阿尔及利亚运送核武器这类事情。更有甚者，在1992年9月布殊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型战机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获悉，中国的态度激变。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背离列根政府于1982年草拟的议定书。在这项议定中，美国保证会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作为报复，北京恢复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零部件。因此，军火贸易仍然是华府与北京摩擦的根源，它对中国实在是利益巨大，无法放弃。

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学者和异见人士，对于使用经济压力促使北京改善人权的做法一般持赞成态度，但他们不愿看到由此而使得中美贸易、中国企业、改革者们，包括与出口贸易关联的工人们受到损害。他们担心，取消最惠国地位正中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顽固保守派的下怀。

克林顿的决定 曾于1975-1976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大使级)的布殊总统，自认是中国问题专家；无奈他多次无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却遭到了许多人批评，还给骂成『无耻』。在1992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Bill Clinton)攻击他『纵容』中国领导人，忽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克林顿当众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并提出要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在人权侵犯、军火交易、不正当贸易、宗教迫害、西藏镇压等方面有所收敛。中国领导层紧张了，决定不能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国玩具占了美国该项进口的30％、鞋占40％、纺织品和服装占26％。如果因为人权和知识产权问题使得这一大好局面遭受破坏，实在可惜。

中国外交部的一份保密文件警告说，贸易上的任何倒退对中国的伤害要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南方和沿海地区的出口型企业，尤其是那些由港资和台资企业专门生产出口美国的产品，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对中国的直接后果将会是：(1)在沿海地区造成一百万人失业——那里，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有可能酿成社会和经济混乱；(2)无法从世界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和借款；(3)外国投资者和贸易商的信心大受打击。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这种倒退是中国承受不起的；中美关系的恶化都可能严重冲击改革开放的根本政策。该报告建议，中国应公开抗议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私下里将政治犯作为『人质』，从美国那里换取到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份文件这样写着，『政治上退一步，经济上进两步』——这可算是一个双赢计割。

对此，邓不仅赞同，并就经济考虑第一、其它都要让路的实用主义方针讲了话，因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确实，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政治，『人质交易』遂成为可接受的方案。 一系列指导方针被制定出来，对于那些表现较好、刑期较短、未曾对其施用过暴力的政治犯，可给予优先考虑。但这不是减刑，也不是承认错捕，更不是迫于国外直接的政治压力而释放他们，这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让他们就医治病。

如此看来，释放政治犯并不是对国际人权标准的接受，而是精打细算的政治赌博，至多可以看成是中国承认人权问题是国际上关心的一个正当问题。 结果一连串知名的政治犯在适当的紧急时刻获得释放，以便赢得美国的善意对待。包遵信，55岁，哲学家，1989年民主示威活动中的领袖，被判刑五年，提前于1992年11月初释放，准许他出国就医；王丹，1989年示威的学生领袖，被判入狱四年，1993年2月提前四个半月释放；徐文立，49岁，八十年代初著名的民主斗士，被判十五年，服刑十二年后于1993年5月被释放。还有其它一些人获允许出国。最后，为全力赢得2000年奥运会北京的主办权，中国政府在1993年9月中旬释放了最知名的政治犯魏京生，十五年刑期提前了一年半。

为表达缩小贸易不平衡差距的真诚愿望，中国向美国派出了采购团进行大规模采购。1993年上半年，他们与波音公司签定了价值八亿美元的合同，购买21架喷气客机，并附带在今后几年购买或租用不少于215架的价值90亿美元的协议。中国向通用汽车、福特和佳士那每一家都订购了4,600辆汽车，价值达1.6亿美元。从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华盛顿州的多家公司购买了价值两亿美元的石油钻井和勘探设备。从休斯宇航公司(Hughes Aerospace)购买了八亿美元的卫星。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采购，如：粮食、磷肥、电气机械、电话和科研设备等。美国商人估计，中国这次采购可为美国创造十五万个工作岗位，而未来的中国市场简直无法估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希望今后几年每年为中国安装750万部电话，这个数字是它目前每年1,500万部的一半。该公司副总裁托比亚斯(Randall L．Tobias)说：『我们正在洽谈在中国的业务。这项业务，如果不说超过我们在美国的业务量的话，也绝不比它小。』他希望用发展电话通讯的方式让中国开放，软化它的高压手段。

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后，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他认同布殊在减少中国违反人权和贸易规则方面的成绩，而不承认自己曾有过任何孤立中国的企图。就在他仔细考虑今后的最佳方案时，他受到了来自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的强大压力——这些机构都与对华贸易相关联。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总商会。1993年5月12日，他们联合致函给总统，要求不要将人权或任何其它条件附加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否则美国将失去中国市场。这些公司强调：他们已经进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正当交易、改革开放和民主进程的推进。

来自国外的请求也证明了上述立场。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虽然为香港未来的民主制度正在和中国拉锯，但他仍敦促克林顿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因为这么做可能就像握住一个平和而有效的武器，对改变中国发生影响，同时保住香港十五万个就业职位。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白宫时，则请求美国帮助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因为大量汉族人正在移居西藏。

克林顿竭力要找出一个一揽子的方案解决，包括贸易逆差，军火交易、人权、服刑劳工和藏人受迫害等一系列问题。他知道如果提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国会可能会通过一项令中国人很难接受的关于中国的法案。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行政命令；但他明确指出，1994年年中对它的再次延长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在人权记录方面，包括释放政治犯或说明他们情况等等，要有『全面的、重大的进步』。至于1994年7月3日以后是否继续延长，将由国务卿克里斯托佛根据中国在下列领域的表现，提交报告：

1．释放政治犯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

2．保证所有犯人受到人道的对待，并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如红十字会视察监狱。

3．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4．允许国际广播和电视节目进入中国。

5．禁止服刑劳工产品出口美国。

6．停止对美国企业的歧视。

7．遵守国际上有关限制导弹技术和核材料转移的条约。

中国指责美国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并说这违反了中美建交的基本原则。北京坚持人权是内政问题，不允许外国干涉。在1993年11月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断然拒绝了与克林顿总统就人权和军火交易问题举行公开对话的建议。相反他作了一个15分钟的『白话自说』，谈到不得干涉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重要性。普遍流行于中国官员中的感觉是：美国自己的人权记录远非完美，其立场从而是虚伪的。财政部长刘仲藜不无嘲讽地说：『美国持有三重标准，对自己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有些国家的人权问题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睁大双眼、紧盯着不放。 对中国人这种起来勇敢面对美国、反对将西方价值强加于中国的做法，大多数亚洲国家表示赞同，还有一些国家暗地里为中国喝彩。

克林顿政府内，对如何更好地促进美国在华利益歧议纷呈。财政部和商业部遭到美国公司的请愿炮轰，要求关注在兴旺的中国市场上扩大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必要性。在承认人权问题重要性的同时，财政部长本特森(Lloyd Bentsen)和商业部长布朗(Ronald Brown)指出，商业投资、贸易、导弹出售、军事合作、地区安全也是制定国家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三位，到2015年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所计划的5,750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将使美国的公司得到数目庞大的订购合同，外加美国工人难以数计的就业机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鲁宾(Robert E．Rubin)和总统经济政策副助理吉特(W．Bowman Cutter)更进一步认为，每年都威胁取消最惠国待遇的这一做法已经过时，只会起到反作用。用取消最惠国的做法惩罚中国，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同中国的一样巨大。

相反，如果采用更加温和及微妙的方式——通过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接触——却可以使中国逐渐演变：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对西方的商业惯例和思想也越来越不予排拒，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最终实现民主。它会使中国的改革者受益，也能减少保守派的戒心。看看中国那些激增的卫星天线、传真机、手提电话、彩色电视、股票市场、外国报纸、银行和金融服务就可以感到，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已经走了多远。确实，商品的出口决不比思想的出口次要，因为经济的进步肯定会导致政治的自由。 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建立在经济实用主义、贸易、实业投资、国家安全考虑，以及人权与贸易分离的基础上。

对于这番议论中的逻辑，克林顿并非不知道，只是他受制于自己下达的严格行政命令。为了重新获得外交上的主动权，他制定了一项『加强磋商』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一个接一个的高官将被派往北京，敦促中国人改善他们的人权、贸易和武器销售方面的记录，同时设法开创更好的双边整体关系。1994年1月第一个踏上征途的，是农业部长艾思比(Mike Espy)和财政部长本特森，两个人都受到了热情款待。接着在3月，轮到国务卿克里斯托佛。事后证明这次出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克里斯托佛曾经公开对中国侵犯人权提出批评，这次带着敦促中国改善人权记录，以便克林顿有理由延长其最惠国待遇的讯息去出访。在他到访中国的前一周，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塔克(John Shattuck)先走一步，为这次访问作准备。令中国官员们感到错愕不解的是，2月27日，他跑去见头号异见人士魏京生，会面时间长达90分钟。魏呼吁克林顿保持对中国政府经济施压，督促释放政治犯。同一时间，另外七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也向江主席呼吁结束镇压，释放所有政治犯。政府对此的响应是将魏和十余名呼吁民主的领袖人物再度抓起来。这是摆下阵势，给即将来访的国务卿好看。

在正式会谈中，总理李鹏明白告诉克里斯托佛，中国永远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也永远不会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李警告说，如果克林顿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将会受损。外交部长钱其琛也指责沙塔克会见『假释犯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他驳斥了美国关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227亿美元的说法。他指出，对美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也包括中美合资企业。如果华府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可以重新向亚洲市场出口，损失不会超过10％，这样做将不会对中国9％的年增长率造成多大影响。由于主要是自给自足，没有最惠国待遇对中国来说也可以过得过去，就像1972年尼克逊访华前那样。

美国的企业界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在北京的二百名美国企业界领袖，责怪克里斯托佛有关贸易与人权挂钩的『误导』政策，令美国企业在与日本和欧洲各国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执行经理瓦利克(William Warrick)警告说，取消最惠国待遇有可能将美国的企业逐出巨大的中国市场。克里斯托佛耐心地为自己辩解，说美国并不想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只是要坚持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然而实际上，人权问题涉及到的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

中国的策略 中国的敌对态度令美国人迷惑不解，但从中国自己的政治看却是顺理成章。在一段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当时他已经89岁)，北京的政治人物争相表明对共产主义体系的忠诚，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则成为今后争夺继承权斗争中的资本。这一政治气候注定了克里斯托佛访问的结果，更要命的是他的到访时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召开。

任何对中国人权立场的分析，都先要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本质有所了解。列宁主义的独裁建立在秘密警察、军队和『党领导一切』的高压手段之上。思想控制和劳动改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权在这里完全没有位置。即便在今天较为开放的中国，政府依旧把政治异见和民主启蒙看成是反革命威胁。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共享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汇。知识分子的不安分被看成是政治动乱和社会动荡的前奏——它会搅乱经济增长，使现存秩序难以为继。不管是真的还是出于想象，如果共产主义体制在中国已危若累卵，最惠国待遇问题便成为次要的了。

在中国当局看来，沙塔克跑去见魏京生，无疑是与罪犯串通，是给反政府运动打气，提高了魏京生的国际声望，为异见人士壮胆。从魏京生传达给朋友们的资讯里看到，他们认为克里斯托佛访问期间，可能会有『重大事情』发生。政府本能地担心魏在想办法见这位官员，而异见人士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动一次大示威。官方的第一个反击是拘捕主要异见人士，或者把他们迁移到北京之外，禁止所有的知识分子与外国使节会面。他们的做法是根据邓小平惯常使用的命令：在打击抗议活动上绝不能有半点迟疑，也不能顾及国际上的反应。

另一样令政府寝食难安不敢稍有懈怠的，是一浪高于一浪的社会和经济紧张，这方面包括有人数达一亿的『流动』富余劳动力；高达26％的城市通货膨胀，使得蔬菜价格上涨54％、粮食上涨40％、肉类上涨30％；以及农民的不满，他们把粮食卖给政府时，只收到『白条』而拿不到钱。工人们的不满和毫无缓解趋势的下岗，使得中国仅在1993年一年，就爆发了6,000次罢工和200次骚乱。实际上，政府对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的恐惧不亚于对异见人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甚么极端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在这种担心和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涉便被看成是制造混乱，是一项更大的搞垮中国阴谋的先击排炮。本来，党以发动『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对抗外国影响；如今美国自己找上门干涉起中国内政来了，党对它的报复是把克里斯托佛当成是克林顿的替身来加以羞辱。

其次，由于数百家美国企业竞相获取在中国投资的机会，眼睛盯住高达5,7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由于中国每年9％的进口增长率，北京确信美国不会甘冒被逐出这一巨大市场的风险。它算定最终美国的经济利益会战胜人权问题上的考虑，使得克林顿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最惠国待遇取消对美国的伤害要大于对中国。

第三，北京知道联合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以便对北朝鲜进行制裁，因为北朝鲜不允许联合国对其核设施进行视察。这使北京更加确信，美国会以延长最惠国待遇作为酬谢。此外，没有一个欧洲或亚洲国家将贸易与人权挂钩，美国为甚么非得这样做？日本首相细川护熙1994年3月访问北京时说过，西方的人权观念不应不分场合地套用到所有国家身上。

最后，克林顿陷入了两难之境，即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交锋的同时，希望与中国改善经济和军事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样重要的矛盾是应该充分利用的。中国于是采用『分而治之』的战术，曲意劝诱美国企业，让他们状告自己的政府。中国人还在小心培植与美国财政部、商业部良好关系的同时，对国务院持强硬态度，总是用经济利益来对抗人权。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他们不怎么担心，并且断定克林顿不敢取消，因为克林顿不能承受惹恼美国企业界的后果，他需要这些人在未来选举中的支持。中国人很懂美国政治，所以成功地让华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

美国政策的逆转 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5月签署行政命令时，曾受到普遍称赞，说这一出色举动表现了政治家的风范。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将难办的对华决策向后推迟了一年，让自己在行动上多少有一些转圈的余地。当中国人看穿了他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之后，克林顿便面临着痛苦的抉择：一是取消最惠国待遇，一是让贸易与人权脱钩。他知道前者对两国都将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而后者则会严重损害他的个人声誉。同时他的批评者——人权组织也在其中——坚持认为，只要美国坚守自己的原则，便没有商量的余地，中国是会屈服的，因为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来完成现代化，弥补总额达128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奇怪的是，在克林顿政府中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中想这样做的人也没有几个。紧迫的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能保住面子的方法，挽救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显然，华府需要中国的合作。这看起来很有希望，因为李鹏总理宣布说中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1994年4月23日和5月14日，北京释放了两名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领袖——35岁的王军涛和41岁的陈子明——让他们保外就医。中国与瑞士红十字会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该会到预先选定的监狱视察。1994年4月，二百人的中国采购团与美国企业签定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合同。最后在5月18日，北京同意接待美国的技术小组，共同讨论停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问题。

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只取得有限进步的情况下，克林顿本来可以或全部、或部分、或有选择地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的态度倾向于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Geofge J．Mitchell)和众议员佩萝西提出了『针对性制裁』方案。按照这一方案，中国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的产品进口美国时将会被取消关税优惠，而对私营企业仍维持优惠。然而，这一复杂程序执行起来将是一场噩梦，况且北京明确反对任何附带条件的新的最惠国待遇。

5月24日克里斯托佛向总统报告说，中国已经满足了两项必须的要求：停止了服刑劳工产品的出口，并且允许了某些异见人士和他们的亲属移民国外。然而，在其它五个方面，中国并没有做出『整体性的可观的进步』：信守国际人权协议；释放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监狱；停止干扰国际向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传统。

在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上，克林顿饱受折磨。5月26日，他以一种辩解式的、几乎是痛苦的声调宣布，虽然中国在『继续严重地侵犯人权』，但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让他在附加象征性条款的情况下重新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这个附带条款就是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枪械和弹药——估计每年达2亿美元，而中国进口货的总值是310亿美元。在这个声明中，克林顿正式表达了要将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的想法。总统说：『这种挂钩在过去那些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认为，从前几个月我们努力与中国的接触看，这项政策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到了采取新方式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关系放到一个更大的和更具建设性的格局中。』这种令人震惊的政策转变等于默认了克林顿发布了错误的行政命令，而『布殊是对的』。更有甚者，它向全世界传达了这样的讯息：对美国也可以公开藐视而不怕受惩罚。克林顿的信誉受到巨大打击。参议员米切尔和女众议员佩萝西威胁要通过立法来推翻总统的决定，并对中国实行更多的制裁。但许多国会议员和外交政策专家都认为，总统的决定也许在政治上会有些麻烦，但是站得住脚。除非国会两院都反对，否则他的决定不会被推翻。

促使克林顿这样做的背后原因，是他对美中整体关系、美国企业在华利益和美中贸易带来的就业机会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还有一些原因使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在地缘政治上需要中国的合作来处理北朝鲜的事情；还有中国改革运动的未来。他确信变革的趋势会使中国不得不接纳一种平稳的、最终改变成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社会的道路。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总统的行动反映了新时代的精神，在这个时代中经济利益支配着外交政策的决定，最重要的是利润而不是原则。这种转变标志着天安门事件主导外交时代的结束，一个提升国际商业交往、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自然对克林顿的决定持欢迎态度，并且预测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改善。大多数亚洲和欧洲国家都松了一口气，围绕着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度的争斗终于结束了。

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地位

邓小平是1979年以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1997年2月20日去世，享年92岁。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地主家庭，他在历史中的第一次亮相是1920年16岁时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回国后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1935年，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并在会上支持毛泽东，此后得到快速提升。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曾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看到那边那个矮个子了吗？他聪明绝顶，前途无量。』 毛泽东的话具有前瞻性。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邓小平于激烈的继任斗争中脱颖而出、青云直上，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

邓小平能够在历史上占一席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79年勇敢彻底地改变了毛泽东的路线。他宣告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并将国带进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挂帅』取代了毛的『政治挂帅』。他推出两个新口号——『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扯去了罩在毛泽东身上半人半神的神秘面纱，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需要经过事实、实践和真实世界的仔细检验。将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以后，邓小平单枪匹马地推行起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胆政策。这是他消除共产主义缺陷和局限的方式。三十年来，正是这些缺陷和局限一直将中国拖拽在贫穷与落后之中。

邓小平只是借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共产党的统治，而从没有想过让中国走西方议会式的民主道路。对他来说，三权分立就好像一个国家内有三个政府，每一个都争着要在国家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相互争执攻击。他讨厌政治多元化，因为这种政治模式鼓励争吵、妥协、相互掣肘，结果是软弱无力。邓小平认为中国经受不住像学生示威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泛滥这样的折腾。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所实施的绝对服从和无条件的忠诚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而这也是实现给中国带来富裕强大的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认为在经济进步和政治保守之间没有甚么矛盾。但这两者本质上是不协调的，只有一时平衡，而没有可能长期共存。最终，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裕会淡化革命信念，侵蚀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基础。因此，邓小平用准资本主义来挽救共产主义，很可能已埋下了使共产主义在不知不觉间消灭的种子。最初也许感觉不到，实际却正向着政治自由化的最终目标行进呢。

邓小平挥之不去的遗憾，是他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中作出下令镇压学生的痛苦决定。反对使用武力的总书记赵紫阳，最终也没有被判入狱，可能是邓事后觉得他自己做得『过火』了。但是，像许多政治家一样，邓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无疑，在历史排序上，邓的分量要低于毛，但他的经济革命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影响要大于毛的政治革命。实际上这两者是互补的。毛泽东摧毁了旧社会；而邓小平却为建立一个经济繁荣、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新中国打下了基础。可惜他的伟大因无力改变列宁主义的独裁政治而减色。只有实现了政治自由化——第五个现代化——中国的改革才算是完成。

◇第四十二章 中国的崛起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被认为已达到十九世纪初以来之颠峰。长时间的内忧外患让位于社会活力勃发和国家民族的新生。长达一个世纪的追求国家富强及获取国际尊重，看来将可取得。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巨大势力，赢得了国际公认为亚太地区超级大国地位，以及有可能在2020年时成为雄踞世界的超级大国之一。

当前的世界格局有利于中国的崛起。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俄罗斯的混乱、欧洲各国的相对衰落，以及日本的经济失衡和对军事力量的限制——这一切都使中国得以填补空白，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已经无力再一手遮天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需要中国成为亚洲一支稳定的力量，而且已经把它认作自己的『战略伙伴』。

中国取得这一新的地位，有三件事情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归还香港、中美恢复正常关系，以及和平统一台湾的前景。在某些人看来，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的崛起可与一个世纪前美国的崛起相提并论。

香港回归

按照1984年12月19日签定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同意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将香港、九龙和新界归还给中国。这一时刻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终结，也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随着1961年葡属果阿(Goa)回归印度和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始于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代的欧洲向非西方世界扩张，从此就绪束了。今天，亚洲没有一块地方依旧处于外国势力统治之下。

七十年代，离新界租用期满(1997年6月30日)日趋临近，英国人变得不安起来。1979年3月29日，香港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前往北京，提出了延长租借期的申请。基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邓小平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中国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再次对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重申这一观点。1983年9月2曰，英国表示同意归还香港主权，但作为交换，他们要求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治理。中国则坚持要求两者必须同时归还。经过十四个月的反复争论和讨价还价，英国最终答应放弃所有三个地方——香港、九龙和新界——而邓小平则向英国外相贺维(Goeffrey Howe)保证：『维持香港(现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1984年12月19日，戴卓尔夫人和中国总理赵紫阳共同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其中英国同意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将香港全部三个地区归还中国。中国方面则由邓小平宣布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即：赋予香港『高度自治』，并且保证『其社会经济制度五十年不变』。此外，香港将由港人自己治理。这些方针将体现在《香港基本法》中。这部法律于1990年4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规范了未来治理香港的具体细节，包括：

1．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2．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3．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4．除国防和外交事务外，香港由香港人治理。

5．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6．终审法院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院。

7．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60人，由选举产生，到2007年间接选举将逐步变为普选。

8．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

9．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

10．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实际上，『变』是香港的本质，她每一天都在变。所谓『五十年不变』的真正含义，是指五十年间，香港人对这一区域有管理并促进发展的权利，同时享有高度自治。到了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变为超级强国的过程中，香港的辅佐不容忽视。

英国的殖民统治 在1842-1997年的一百五十六年间，香港一直作为英国殖民地，由拥有绝对权力的总督实施全面治理。香港的法律不得违背英国议会颁布的决定。直到198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香港法案》，才赋予香港立法机构有修订或拒绝英国法案与决定的权利。在实践中，总督对香港的统治是相当宽松的，他不干预小区的事务，对传统风俗、宗教活动、社会习俗相当尊重。总督的职责是维持高效率的管治、法律制度、司法独立、良好的公共秩序、公民权利，以及公平和合理的竞争精神。这是一种仁政的殖民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政治上，英国从来没有将民主制度赋予香港，直到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才开始改变这种情况。从香港人自身方面看，他们不曾有过民主诉求，对自己主要致力于追求经济成功、过着『世界公民』式的生活感到满意。中国人的生意头脑和英国人的娴熟治理相得益彰，将香港造就成亚太地区和东南亚主要金融和经营管理中心。这里的人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享受着言论、集会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与大多数文明社会没甚么区别，尽管没有政治民主，然而人人都清楚自己是生活在『借』来的时间、生活在『借』来的土地上。

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66年的686美元飓升到1997年的27,500美元，超过了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英国认为香港成功的秘诀在于法治、公务员制度、经济自由和自主的生活方式。戴卓尔夫人多次提到英国的『道义责任』，但避免提及香港人的民主问题。 英国最为关心的是，维持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如果可能的话，则尽量采取温和宽厚的方式。

1989年英国和中国协议在1997年7月1日政权移交的那一年之内，香港可以举行首次立法会选举。 1990年，北京同意立法会的60个议席中有20个由直接选举产生。到1991年9月，大约18位支持民主的人士当选。总督卫奕信(David wilson)委任了另外18名亲北京的保守人士，其余名额由『功能组别』选出，分别代表金融、地产和制造业的利益。

1992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彭定康被任命为香港第二十八届、也即最后一届总督。彭定康上任后，为使民主进程加快，尽管没有提出完全的普选，但他提出立法会的大多数议席均应由直接选举产生。这个选举改革方案于1994年6月30日在立法局以一票的优势获得通过。1995年9月选举正式开始，当选议员可以在1997年政权移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继续保持议员身分——即所谓坐『直通车』——以确保已成定局的民主制度。中国指责彭定康在时间表和基本法有关条款上背离了以前达成的协议。彭定康则为自己辩护说，他的做法是出于香港人的利益，保证香港经济今后能持续发展，反映普遍的民意。北京誓言在政权移交后立即解散立法会，并以一个新指定的立法机构代替它的职能，直到重新选举。有四年之久，北京拒绝与彭定康对话，但彭却大受港人爱戴，成为捍卫人民权利和民主的斗士。许多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和老牌中国问题专家，如前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Sir Percy Cradock)，都在私下里觉得彭定康的对抗政策有些过分，难以真正保证香港的最大利益。

政权交接仪式 香港在1842年割让给英国时，只是一个小渔村。到1997年回归时，她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金融贸易的繁华大都会，用英国前外交大臣贺维的话形容，香港是『一樽名贵的明代花瓶』。1997年6月30日午夜，移交仪式正式举行。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代表英国女王首先致辞：

我很高兴向香港市民为他们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取得的所有成就表达我的敬意。香港的辉煌成就需要——也应该——得到保持。香港让全世界看到，活力和稳定是如何成就一个成功社会诸般特征的。它们共同造就了令世界羡慕的伟大的经济……作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商业和文化的交汇处，她……丰富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1984年的《联合声明》在全世界面前郑重保证，香港的生活方式将会延续下去。我很乐意代表女王陛下和全体英国人民，向全体香港市民表达我们的感谢、钦佩、热爱和祝福。一代又一代，作为朋友你们一直是如此可信赖和非同一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当你们在自己辉煌历史的新篇章中前进时，我们将以最大的关切注视着你们。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630万同胞回到『祖国的怀抱』表示欢迎，并且保证：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法律基本不变。……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逐步推行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制度……香港将继续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继续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和海运中心的作用，维持它与其它国家、地区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经济、文化联系。所有国家和地区在港的合法经济利益将会受到法律保护。

来自全球各地的八千名记者和传媒工作者前往报道。随着仪式的进行，英国光荣地结束了在香港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中国则骄傲地洗刷了令人痛心的国家民族屈辱。遍布各地的中国人，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不管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无不为这一历史时刻欢呼。值得指出的是，在应邀出席这个仪式的四千位贵宾中，有一个是由海基会主席辜振甫率领的台湾官方代表团。

交接仪式后，新当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接着，他主持了由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带领的政府主要官员的就职宣誓，大约有一千名英籍的公务员选择了继续留任。 李国能继续担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大多数重要的香港社会机构在新时期中将仍旧保留。回归前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局被立即解散，由一个临时立法会接替。临时立法会的委员是由一个四百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则由北京挑选，主要由亲中的商人把持。香港终审法院裁定，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委任临时立法会，凌驾于香港基本法之上。这就像当初英国议会可以推翻香港法院的裁决一样。(*注：198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香港法案》，赋予香港立法机构有修订或拒绝英国法案与决定的权利。——引自前文)在香港禁止组建一个共产党；也禁止一切鼓吹西藏和台湾独立的活动。

董建华是一位航运业巨贾的后裔，虽然曾在英国就读六年、在美国生活十年，但依旧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如今他优先考虑的是在教育、住房和老年人福利上的改革；尽力成为『他自己』，而不仅是北京的喉舌。董建华既要顾到香港的利益，又须顾到北京的利益。在就职宣誓中，董建华仔细地阐述了他的治港理念：

每个社会必须有自己的价值，以产生其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观念。我们将继续鼓励我们社会的多样性，但也必须同时重申并且尊重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包括孝顺老人、眷顾家庭、谦虚、正直和不断更新的愿望。我们重视多样性，但不赞成公开对抗；我们争取自由，但不能为此而牺牲法治；我们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但也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保护个人利益，但同时承担着集体责任。我希望这些价值会为我们社会统合提供坚实的基础。

政权移交前，西方的媒体、政治人物和人权活动家都担心，中国能否真正实践它对香港的保证：保障由『高度自治』这个短语所涵盖的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法治、司法独立、专业公务员制度，以及出版自由和公平自由竞争等。《财富》杂志甚至刊登了一篇标题为《香港之死》的文章。 前不久，美国还一直觉得香港是属于英国管辖而采取不干涉政策。但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它对香港的自由和自治越来越关心了。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案》，规定总统应须就香港的政治自由状况向国会汇报。

对于香港的平稳过渡，中国有自己的想法。最基本的一点是，中国想向全世界证明，对香港的治理，如果不说更上一层楼的话，起码也要与帝国主义者一样好；其次，中国可以从香港吸收人才、资金、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帮助实现现代化；第三，平稳过渡可以成为一个象征：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一个宽容和进步的新时代开始了，由此赢得国际上的信任，愿意『接纳』而非『抵制』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 第四，香港的成功交接可以为最终统一台湾树立榜样；第五，香港的平稳过渡有助于江泽民秋天的访美；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际金融界可以对中国的行为举措起到有力的监察作用。外国在港的投资已达一千多亿美元，中国对香港事务的任何干涉，都可能损害香港的投资气氛与环境，把外国资本吓跑，导致股市下泻、地产崩盘。穆迪和标准普尔等国际评估机构会随之降低香港的信用评级，这一结果对香港的金融业将是灾难性的。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公司，如美林、柏克莱(Barclays)、富达(Fidelity)、凡卡德(Vanguard)、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三菱实业等，会因此而撤离。北京领导层的信誉指数竟然与恒生指数连系在一起，实在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回归后的香港 尽管有许多可怕的预言，但在回归后的日子里，香港并没有出现人才大量外流、社会动荡、或对媒体的粗暴干涉，以及警察对异见人士的镇压等事情。四千名中国解放军驻扎在他们的军营内，共产党组织也没有建立。日子一天天过去，看起来与往常并没有甚么不同。

但在平和表面之下，人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在一些地方，生活渐渐变得不那么国际化，中国的成分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微妙的、难于觉察的过程。骤眼看去，不会引起注意。教科书重新修订，以反映中国对各种事务的态度；作家和出版商开始『自律』，避免触及中国的敏感之处。其实在英国统治的最后三年，这种变化就已经悄悄开始。在火车站和机场，如今已经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进行广播。公务员在开会和写报告时要用中文，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用英语。董建华希望港人能掌握『两文三语』，从而传达出香港在中国统治下的新形象。在教学中，英文开始被中文替代。四百所中学里只有一百所(绝大部分是天主教会学校)，经特许使用英文教学三年，其余的学校在1998年必须改用中文教学。

立法会的新选举法相当复杂。60个议席中，20个由民选产生，其余40名中有10名由选举委员会选出，剩下的30名由『功能界别』，如商业机构、专业团体等选举产生。为了阻止民主党及其同盟而设计的比例代表制，使选民数目由1995年的270万锐减至18万。选举委员会由800名经过挑选的投票人组成：包括所有临时立法会的成员、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顺从的公司领导人。

回归后，香港遭受了两次与回归没有直接关联的严重危机的打击。第一次是1997年7月起始于泰国，后来波及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韩国的金融危机。虽然香港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恒生指数从8月份的16,673点暴泻至12月份的8,700点。很多商人损失惨重，旅游业下降30-50％。房地产泡沫爆破；住宅价格暴跌40％；商业大厦比起高峰的1997年下跌了30％。失业率在1998年10月达到5.3％。消费水平、零售、进出口水平都大大下降。1998年前三季度香港生产总值分别跌落2.8％、5％及7％，全年统计为负增长5.1％。香港遇到了自1961年政府开始掌管统计以来第一次全面衰退。

第二个危机是1997年秋天爆发由H5N1病毒引起的『禽流感』。导致130万只各类家禽被宰杀。虽然这次感染得到成功抑制，但对香港的商业，特别是餐饮业来讲，仍然是一次巨大打击。

在这一经济灾难的背景下，期待已久的立法会选举终于在1998年5月24日举行。投票者人数达创纪录的水平。选民冒着倾盆大雨前往投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代表了香港人对未来民主制度的一次全民公决。

在全部合资格的选民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占53.3％，大大超过了英国统治时期1991年的39％和1995年的35.8％。那些在1997年7月1日回归后被剥夺了立法会席位的民主派领袖，这一次重新当选，分别有民主党的李柱铭、前线的刘慧卿、民权党的陆恭蕙。李柱铭领导的民主党赢得了13席和43％的选票，加上其同盟者所赢得的席位，民主派得到了60个立法会议席中总数20个选举席位和大约70％的选票。但这一情况仍然比回归前的27席要少。在这次选举中，亲北京和亲商团的人士所得支持甚差，但他们在另外两项『选举』中——10名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名由功能界别选出——却相当得意，所以在立法会中他们的人数仍超过民主派。民主人士的再次当选，被看成是对北京任命立法会做法的抗议，也表明公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兴高采烈的李柱铭勇气倍增，呼吁加快全面民主化的进程，并且要求在2000年，而不是基本法规定的2007年，举行特首的选举和全部60名立法会议席的选举。根据法律规定，2007年以前实行全面民主，需得到特首董建华的赞同和全国人大的批准，而逭两者都绝对没有可能。

回归一年后，香港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住原状，而中国政府也一直信守不干预香港事务的承诺。香港居民在中国统治下所享受到的自由，与在英国统治下没有甚么不同，日常生活中所享有的民主大致都保持下来。

中美关系

在国际关系史中，一个新的重要国家崛起，总会打乱国家间已有的平衡及破坏既定的国际行为模式。与这个命题相关的一个例子就是二十世纪临近时威廉时代的德国。它的出现，极大地打乱了以大英帝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如今，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对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挑战。德国与中国无法相提并论。中国在领土、人口、悠久的文化力量和崛起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上，都要比德国大得多。新加坡元老李光耀在1994年说：『中国在世界中地位更替的作用如此之大，恐怕须经过三、四十年才能找到新的平衡。仅仅将它看成加进来一个大国是不行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对西方而言，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出乎预料，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来面对。中国太大，无法对它实行孤立；太强，无法进行抑制；太重要，又无法疏远它；其市场太有钱可赚，则更是无法无视。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将会怎样对待这个新崛起的潜在对手?就像美苏关系决定了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一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想来会决定今后半个世纪的格局。

对中国来说，目前正处在历史上的有利时期。中国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内忧外患，富裕、强大和获取国际尊重似乎已唾手可得。中国人在精神上重新获得自信，很多人认为国运正在往上走，该是中国宣称自己『天命所归』的时候了。

显然，中国在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持续和平的环境与大量的外国资金和现代技术。为此，与美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政策。华府与北京都清楚，合作可以给双方带来巨大好处，而对抗却会带来巨大损失。

基于这样的共识，一种和平的伙伴式的中美关系浮出水面，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习惯、地理和战略考虑等方面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异。两国领导人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在容许分歧和紧张的同时，应尽力不让双边关系脱离了互惠互利的轨道』。 争执、利益冲突及艰难的讨价还价都会出现，但最终的结局不会是战争。相互间的警惕和提防，将是今后二十或三十年间双边关系的特点。2020年，将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其时中国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强国。

『中国威胁』论? 在1990-1995年间，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壮大。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25％，1993年增长了13.4％，1994年增长了11.8％，到1995年，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采用的购买力等值计算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了35,350亿美元，处于世界第二位，仅低于美国的73,970亿，却高于日本的28,850亿、德国的16,480亿、法国的12,480亿，英国的11,500亿和意大利的11,870亿。 中国用十年时间(1980-1990年)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而同样的结果，英国用了58年(1780-1838)、美国用了47年(1834-1981)，日本用了33年(1880-1913)。 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可望与美国一较高下。

从1988到1993年的账面上看，中国的军费翻了一番，实际增加为50％。1993年的军事预算按官方汇价估计为220-370亿美元，按购买力等值计算法估算可能是900亿美元。 中国一直在稳步改进它约300万兵员的强大武装力量，而且已经拥有众多先进的飞机、导弹、潜艇。虽然它的9,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和1,150艘舰船还都不够先进，核武力量也不大——大约相当于法国的规模——但它拥有17枚以上洲际弹道导弹、70枚中程弹道导弹和12枚潜艇发射导弹。洲际导弹的射程范围达8,000公里，可以打到莫斯科和美国西岸。

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与对美贸易顺差高速增长是同步的。1994年为295亿美元、1995年为337.9亿美元、1996年为395.2亿美元、1997年为497亿美元、1998年为568.9亿美元。到199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399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2,120亿美元，却高于德国的740亿美元和美国的330亿美元。 财富往往被看成是势力和地位的象征，而成功令人充满自信和感到尊严。许多中国人感到祖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并受到国际重视的国家的时刻终于到来。

但实际上，中国到底有多么强大?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有八条或九条标准：(1)人口和领土；(2)自然资源；(3)经济实力；(4)军事力量；(5)战略和地理重要性；(6)科学和技术成就水平；(7)国际组织的参与情况和投票权；(8)文化与教育水平；以及(9)在困难的情况下坚决贯彻国家政策的意愿和决心。前六个标准可以看成是『硬实力』，后三个可以看成是厂软实力』，但两者同样重要。 根据上述标准，一位著名的中国军事和科学问题专家判定九十年代中国的国家实力位居世界第六，到二十一世纪初可能会升至第五。在2000年，他对中国整体实力的实际评价指数是437.53，美国是816.85。 许多中国专家认为，直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但中国政府目前正朝着实现伟大的强国目标而全力奋进。

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实力的评估要比西方偏严、偏紧和更加苛刻。中国西部和西北地区有三亿居民长期生活在贫困中；从内陆省份流动到沿海地区的临时工人有1.2亿；贫富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大型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的局面难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制约性因素，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此十分清楚，但外国人眼里看到的只是中国正在成为超级大国。这是由于：(1)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2)中国是核大国；(3)按购买力等值计算法标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世界第二，尽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属最低之列；(4)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5)中国享有巨额贸易顺差并有庞大外汇储备；(6)中国国内对自己未来必定强大的命运拥有共同的信念。

基于这些因素，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强国，到2020年，会成为世界级的超级大国。

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从传统上看，美国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国家主宰欧洲或亚洲。美国曾两次参战以阻止德国征服欧洲，及另一次参战以阻止日本在亚洲称霸。 美国将如何对待正在崛起成为新的东亚强权、并最终在更大的地缘政治区域发生影响的中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中国会否步日本和德国的后尘去侵略别的国家，并因此而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威胁。中国的目标是甚么?在二十一世纪它会怎样在世界中给自己定位?

按照美国的分析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1900年) 硬实力 软实力

基本资源 军事 经济 科技 国家凝聚力 整体文化 国际机构美国 强 强 强 强 强 强 强

苏联 强 强 中 中 弱 中 中

欧洲 强 中 强 强 弱 强 强

日本 中 弱 强 强 强 中 中

中国 强 中 中 弱 强 中 中

资料来源：Joseph S．Nye Jr．，"Still in the Game," Worid Monitor(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onthly)，March 1990，47．

中国对主要大国实力对比的分析(1989-2000年)排序 国家 1989年综合国力 年均增长(％) 2000年综合国力1 美国 593.33 2.7 816.85

2 苏联* 386.72 4.4 648.34

3 德国** 378.10 3.3 558.23

4 日本 368.04 3.2 537.39

5 中国 222.33 5.8 437.35

6 法国 276.35 2.8 384.93

7 英国 214.08 2.3 281.24

*基于解体前的苏联数位统计。

**包括东、西德两方。

资料来源：黄硕风，《综合国力论》(北京，1992)，第220-221页。

历史上，中国曾与许多邻国进行过战争，但从未长期占领、或将他们置于殖民地地位。与此做法相反，中国的传统做法是向他们传播儒家思想，用自己的教化改造他们。有些人说这种做法是中国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而这一传统在当今时代并未中断。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参加过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但在敌意对峙结束后即撤回全部军队。今天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1995年11月16日出版的中国军事《白皮书》明确宣布：中国『不会在国外派驻军队或设立基地，因此不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

尽管中国军队将美国当成假想敌，但它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却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并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 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曾警告说，侵略战争不会有任何收获：历史已经证明，从拿破仑到三、四十年代的纳粹党、法西斯分子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全都以可耻的失败和自我毁灭而告终，并给无数无辜百姓带来巨大灾难。 人们不应被一时的军事胜利所带来的短暂荣耀所诱惑。因此，尽管常有虚张声势、气势汹汹和措辞强硬的声明见诸报端，但中国的军队基本是谨慎的，不鲁莽冒险。

强大的中国似乎并不会步德国和日本的后尘，但它要求邻国能够采『尊重』、『友好』与『合作』，并奉行不与敌人结盟的政策。中国也会在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施加影响，以保护其石油资源利益；并会继续维护对菲律宾附近的南沙群岛(Spratley Island)、帕西尔岛(Parcel Island)和美济礁(Mischief Reef)的主权；及宣告拥有印度尼西亚纳塔纳岛(Natuna Island)附近的天然气田。 然而中国似乎没有意思成为贪得无厌的侵略者。

1995年中国的军事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1995年11月16日发表的一万五千字的军事《白皮书》中，北京提出要建设一支能够打赢一场局部战争，包括对台湾的战争的超现代化及高科技军队。受到美国在海湾战争表现的启发，江泽民迫切希望建立起一支高度机动的部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代价打蠃一场高科技战争。为了将军队从兵员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他提出裁军50万，强调把质量摆在数量之上，并且驳斥美国所说的『中国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中国确实有最终取代美国而成为亚太地区盟主的野心。在1997年8月的东盟文莱会议上，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指出：『我们不承认美国所说的它是保持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他要求美国不要再将自己当作是『东方救星』而四处活动。而美国的立场早经其国务卿克里斯托佛明白阐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现在是、并愿意继续是一个太平洋强国。』 美国在亚洲驻军10万人，包括在日本的47,000人和南韩的37,000人。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感到不安的一些亚洲小国，对美国在亚洲的立足表示欢迎。

遏制论与磋商论 美国想要拟订一个现实的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部分原因是这一挑战本身没有先例，也因为华府在这个问题上有『遏制』和『磋商』两派。前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为紧张的对峙，这局面是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的威胁。为防止这样不利的后果，美国必须增加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并加强与中国邻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必须采用冷战时曾经对苏联做过的那种策略，对中国进行遏制，最终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垮台。记者白礼博(Richard Bemstein)和孟儒(Ross H．Munro)在《即将来临的对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中认为：『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中国为自己制定了直接与美国利益针锋相对的方针，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傲视亚洲的强国。』中国受到过的『历史屈辱』，把今日的反对大美国主义，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他们认为：『北京的统治者甘愿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不会是为国家利益，而是因为事关他们统治小集团的利益。』因此及时『遏制』中国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赞成『磋商』的人则认为，『遏制』只会煽动中国的民族情绪，引发极端主义，加剧紧张和敌意，最终可能导致战争爆发。这项政策不仅不会得到美国亚洲盟国的支持，而且会使所有在中国推进多元化和人权的努力毁于一旦，同时毁掉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前途。『遏制』中国无疑是孤立美国，然而增加对话和接触则可以促成中国共产主义者逐渐『和平演变』；假以时日，发自内部的溃败终将导致其整体消亡，就像苏联曾经发生的那样。

积极支持『磋商』派的人里边，有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哈佛甘乃迪政府学院院长小尼耶(Joseph S．Nye，Jr．)。他警告说，过去在对待德国和日本崛起时，由于各国处理失当，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如今若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是承担不起的。美国有太多的角色牵扯进来——人权和反对核扩散的鼓吹者、工商界人士、台湾和西藏(独立)的游说者——所有这些人都要求惩罚中国。但从大的战略意义上讲，首先要考虑的则是如何将中国整合进国际体制，使它成为负有责任的一员。这样美国就可以避免一场新的冷战，并在处理重要的全球事件时能有中国的支持。通过发展经济、增进与外部世界接触、中产阶级社会的成长壮大，以及地区选举付诸实施，中国正在向一个更开放的社会迈进。美国必须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

1996年春台海危机发生后，第三派别，所谓『软遏制』派开始抬头。中国的导弹试验，虽说是精密而准确，但却暴露出其军事技术还停留在七十年代而未达九十年代的水平。因此，很难把中国说成是一种『威胁』。尽管中国的防卫力量很强大，但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也只能算是二流的军事强国。不过，忽视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不明智的。美国一定要保持住军事和技术力量的绝对优势，才可以确保其坚不可摧的地位。与中国进行磋商，会将它慢慢导入国际社会主流，最大限度地减小其潜在威胁，建立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在全球力量对比中，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拥有第一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且具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最现代化的信息系统。但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相比较，它的力量稍有下降，因为其它国家国力正迅猛增长。对华的战略制定，须借助美国与盟国的关系：(1)与日本签定更新版本的安全条约；(2)与韩国维持牢固的同盟关系；(3)与北朝鲜展开对话；(4)与越南和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5)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机；(6)加强与印度的友好。

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总结为：在军事和技术绝对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亲切友好的磋商——这就叫做『软遏制』。

《美日安全条约》 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保障是靠《美日安全条约》，原本在1978年的指导方针是以苏联为假想敌。苏联解体和1996年3月发生的台海危机，使条约的修订成为必然。由于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当可观的国防预算(每年多达500亿美元)，在紧急情况下，它可被委予重要角色。1997年9月24日新推出的指导方针特别强调：如果美国的军事力量卷入到一场发生在『日本周边地区』的危机中，美国将会要求日本提供非战斗性的支持，并为美国开放港口、海湾和机场。如果中美因台湾问题而交战，这一新写入的责任就将日本推到了一个敏感的位置上。『日本周边地区』的准确定义是甚么?它是否包括台湾和韩国?在苏联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谁是新的假想敌?这些有意制造出模棱两可的语言，不仅在日本，也在台湾和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宣称，新的指导方针并不是针对哪个『具体国家』的，其它美国官员也强调它不是『地理性的，而是局势性的』，它所涉及的是功能，而不是所涵盖的地域。 但北京确信这个条约隐密的目标是中国。如果战事爆发，中国同时面对的，将是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

按严格的说法，指导方针涉及的只是美国和日本两家，并不包括台湾，因为它不是条约签署国，不应将其包括在内。但如果台湾受到攻击，战火延伸到台湾海峡，海上通道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这时，对指导方针的解释就会视情况而定了。对华府而言，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跟对华贸易以及维持美中友好一样重要。对日本而言，贸易和海上通道的畅通对它的经济生活至关重要。新的指导方针的主要目的，是警告中国不要过度挑起事端，而不是要对台湾提供防卫保障。

佩里的作用 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1994年2月-1997年)佩里(William J．Perry)。他认为磋商并不是为了抚慰或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一种现实的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做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所以佩里认为，与中国积极磋商的政策可以起到避免未来战争爆发的作用。

在佩里的全球战略构想中，美国应始终保持最高度的军事戒备和最大的技术优势，要做好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的准备及在最小牺牲的情况下迅速赢得胜利。在这一战略构想中，国家防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步是将麻烦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让它长大。通过推动民主、鼓励自由的市场经济、加强政治磋商等做法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同时，相关国家军事领导之间建设性的交换看法和互访，将有助于增加了解和信任，减少因疏忽或误断酿成事端的可能性。『战争行动需要的是保密和突发，而和平行动需要的是公开和信任。』因此，佩里提倡『军事透明』说。若将这一哲学应用到亚洲，美国在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成紧密同盟、参与东南亚国协(ASEAN)的同时，必须将中国完全拉入到『战略伙伴关系』中。

如果麻烦不能先行化解，美国接下来要使用的政策，就是说服、劝阻，甚或不惜以军事威胁的办法防止冲突发生。如果这样仍不能制止战争发生，美国应毫不犹豫地使用具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和技术力量实施打击，速战速决，以最小的人员和物资损失赢得战争，就像海湾战争那样。这一『预防一抑制一击败』三重战略，还有待于不断的改进和提高。

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于1996年重2月5日至18日应邀访美，就是佩里的『军事透明』和『开放性』政策的结果。面对如此精微的武器系统、先进技术、训练条例和军事条令，迟浩田不可能看不到两国军事力量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美国国防机构的结论是，按照美国九十年代的标准，中国尚不具备强大的攻击能力，在今后的二十至三十年里，也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而到那时，美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将更遥遥领先。从本质上讲，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是冷战时期列根对付苏联战术的延伸，也就是：一方面保持军事技术优势，一方面在建设性磋商的外表下实行遏制，最终导致对手内部发生变革。

1996年中期，随着围绕中国问题所引起的争论结束，克林顿政府终于将『对抗』转变为『建设性磋商』。1996年7月，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Anthony Lake)被派到北京，转达这一政策上的变更。

中美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从华府的角度看，三大问题严重制约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分别是人权、贸易逆差和防止核扩散。在这三个问题中，人权问题是触及西方与中国价值体系的核心。美国人认为，西方的民主和价值体系经过二千年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最高成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应属普世准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胜利后，布殊总统宣布了以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国会政策企划小组副组长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大胆提出：在征服了世袭的君主体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后，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最终结果和西方自由民主式的政府组织形式得到普遍接受』。西方的人权概念、民主原则和市场经济体制将会在新的『进步』浪潮推动下席卷全球。

虽然西方价值的推行在原则上得到了许多亚洲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认可，但在实践中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大约在1994年初，一些东南亚的领导人受到经济成就的鼓舞，开始对西方的观念提出挑战，倡导他们自己所谓的『亚洲价值』。这种价值观主要是建立在儒家的礼教、纪律、责任、节俭、中庸礼让、家族观念、家国天下这类观念之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他提醒说，美国人不应该『不分场合地将他们的制度强加给别人，因为(这样做)根本不起作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ir Mohamad)在1996年对欧洲的领袖们说：『亚洲价值是普遁适用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专有的。』北京曾经一度不承认中国存在着人权问题，但最近几年它的策略却有所改变，反而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更基本、更重要，甚至比『抽象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后者可以以后再谈，但当十二亿人等着吃饭、穿衣、居住和受教育的情况下，中国的优先安排要由它的特殊国情来决定，美国不应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到中国身上。 中国的立场得到了许多非洲、中东国家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为自己进行了积极的活动，用自己利润丰厚的市场拉拢一些欧洲国家，要求他们在1997年4月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不要加入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谴责。结果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没有加入到谴责的队伍中，只有英国、丹麦、挪威和瑞士支持了美国的立场。投票结果是27票对17票，谴责提议遭到了否决。 然而美国公众对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依旧持强烈批评态度，许多知名人士都要求释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异见人士。

1997年10月，联合国人权高级委员会新任主席、爱尔兰前总统罗宾逊夫人(Mary Robinson)宣称，与那些来自『历史上充满压迫、暴力、饥饿和贫困的国家』的人一样，她理解一个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步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她说：『按照这个尺度，应该对那些特别大的国家给予更多的信任，例如中国。它已经在教育、食物和住房等基本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是不寻常的……他们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严格地说，『亚洲价值』是一个神话。亚洲包括三十多个国家，文化种类繁多。这些文化不仅建立在儒家伦理上，还有神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它许多小的地方原始文化和价值体系。将所有这些文化捏合成统一的『亚洲价值』体系的共同要素并不存在。 1997年下半年，亚洲许多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使『亚洲价值』的提法沉寂下来。 其实许多要素，无论是在西方价值还是在亚洲价值中，都发挥着根本作用。将这两种价值明智地融合到一起，对未来才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集中出现在九十年代。1994年为295亿美元、1995年为337.9亿美元、1996年为395.2亿美元、1997年为497亿美元及1998年为568.9亿美元。

顺差高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在1994年将人民币贬值，从5.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变为8.7元人民币兑1美元；也有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原产地国家』统计法造成了数值虚高。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许多台湾、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的公司都将自己的生产基地迁到中国。当地工人的每月工资很低，只有52美元；相比起来，雇用台湾工人要用1,224美元、韩国要1,584美元、日本要4,156美元。这些公司的产品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全部被美国海关算到中国对美出口上，使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总是高居不下。另一方面，美国对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总贸易赤字却在相应下降，1994年为120亿美元、1995年为80亿美元、1996年为65亿美元。考虑到通过香港转运附加值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994年可能约为200亿美元、1995年为220亿美元及1996年为265亿美元。中国反驳这些数字还是过高，并认为1995年应是86亿美元、1996年应是100亿美元。华盛顿布鲁克林研究院(Brooking Institution)的著名经济学家拉迪(Nicholas Lardy)相信，美国的计算误差达50％。

人权和贸易逆差不只是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二个问题，其它问题还有：中国向巴基斯坦和伊朗出售核武器问题、侵犯知识产权问题、西藏和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导致与美国的摩擦，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据中国人的理解，美国对中国主办2000年奥运会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所进行的种种阻挠，是在处心积虑地阻止中国走向强大。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根本分歧，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明白到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克林顿的友好示意 1997年10月24日，克林顿总统透过『美国之音』发表了与中国和解的重要演讲，解释了他的磋商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所具有的根本意义。他打算使美中关系比前一段更『积极』、更『稳定』、更具『建设性』。这个讲话阐述了用合作与磋商政策代替对抗和遏制政策的必要性，全球一亿多听众收听了这个广播。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单位：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 美国对华进口 平衡1994 92.82 387.87 -295.05

1995 117.54 455.43 -337.90

1996 119.93 515.13 -395.20

1997 128.05 625.52 -497.47

1998 142.58 711.56 -568.98

来源：US Foreign Trade Highlights，Department of Commerce，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1994，1995，1996，1997，1998．Also：U．S．Aggregate Foreign Trade Data 1991-1998，Tables 6，7，and 8[on line]．见www.fedstats.gov／index20.html[15 April 99]．

克林顿指出伤害美中关系的四大问题，即：人权、贸易逆差、武器扩散和台湾问题后，随即宣布：

美国人都拥有这样的基本信念：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有权受到尊重，有权发表他们的见解、选择他们的领袖、崇拜他们想崇拜的东西……(美国)一定会而且愿意去支持争取人权的活动，对中国和世界任何地方的侵犯行为直言不讳。不这样做就是与我们美国人所信奉的一切背道而驰……我们的目标不是遏制和冲突，而是合作。

我知道有人并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坚持中美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他们认为，在中国变得更强大之前我们必须尽全力遏制甚至对抗他们。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孤立中国不可行，只会起到反作用，并且蕴涵着危险。这样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很难得到我们世界的盟友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甚至得不到要争取更大自由的中国人民本身的支持。

这篇讲话的内容建立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基础，并促成了1997年至1998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正式互访。

台湾与中国：统一的前景

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的三角关系中，最令美国头疼的就是如何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同时又不伤害或牺牲台湾。台湾的领导人很清楚，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必须现实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不能将其排除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之外。但台湾希望自己的地理位置——北接日本与琉球群岛，南连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可以在西太平洋形成一条切不断的链条，实际上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一个湖。用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美国和日本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台湾海峡为日本99％的原油和钢铁、91％的煤炭、90％的小麦进口提供了海上通道，总运量达每年七亿吨。台湾确实是日本经济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台湾的现状 台湾是一个富庶的岛屿，拥有2,150万人口，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3,663美元，外汇储备900亿美元。与之相比，1997年底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93美元，外汇储备1,399亿美元。 经过『十年静悄悄的革命』，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由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保卫的民主制政体。其兵员为50万，拥有150架F-16战斗机、60架幻影2000和130架台湾自产的IDF现代化战斗机，还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包括『爱国者』。尽管台湾对自己的防卫能力很有信心，但在安全防务上还是要依赖美国在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该法案除了保证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外，还规定了美国有权认定中国对台湾的任何侵略行为是对『西太平洋的安全，也即严重关乎美国的安全』构成了损害，因此有权采取相应行动。

中国历来不承认台湾存在着一个中华民国，坚持认为台湾只是一个叛变的省份，所以应该像香港那样，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式重新由大陆统一过来。北京认为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台湾应从大局上看，自称代表着全中国的说法，是不合情理的，应该彻底抛弃，并接受自己只是一个省及只能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存在的地位，然而台湾可以保持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包括保有军队，但国防和外交事务必须由北京掌管。

台湾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上述说法，因为它不是香港。英国不想为香港而战，而且没有大军在那里驻守，食物和水的供应也需要依赖中国。台湾则拥有强大的军队，并且有决心也有能力保卫这个在食物、水和日常必需品方面完全自给自足的岛屿。

台湾坚持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分裂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都在行使着自己的主权，谁也不在谁的统治之下。将台湾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既不符合事实也不能为人所接受。台湾的中华民国宣称，它的合法性源于对1912年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的继承，因此是一个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独立主权国家，根本用不着再次宣布独立。

北京拒绝这样的论调，坚持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1972年中美联合声明已经确认过的。台湾如果不同意北京所提出的在『一国两制』的方式下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就等于宣布台湾独立；称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也等同于台湾独立。 这两种情况都可能招致中国的军事入侵。

从原则上讲，台湾也承认『一个中国』，但这指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坚持认为，统一是可以的，但必须是中国放弃共产主义，赞同台湾所实行的自由、民主和对财富的公正分配。八成台湾人拥护继续维持现状，而不是统一。简而言之，就是保持与大陆分离，但又不宣布台湾独立或建立台湾共和国。

台湾的最大优势是它的民主体制和发达的经济，而最大弱点便是外交上的孤立。台湾自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便失去了与世界所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至今只得到29个小国的承认，尽管它在90个国家中保持了130个经济、贸易和外事办事处。为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台湾决心树立更高的、与自己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相配合的国际形象——台湾现在是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在世界贸易排名上处于第十五位。台湾正在不断地寻求按照两个德国和两个朝鲜的模式重返联合国，但一直没有成功。

『江八点』对『李六条』 由于双方都不肯妥协，辜振甫领导的台湾海基会和汪道涵领导的北京海协会的多次协商讨论，一直没有甚么进展。为了给谈判注入一些活力，1995年1月30日，在中国旧历新年除夕，江泽民主席提出了八点主张：

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与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应坚决反对。

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但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

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中共一贯主张。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引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人士参加。至于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只要早日进行平等协商，总可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解决的办法。

4．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

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应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

6．五千年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

8．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分前往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这八点主张代表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较温和的观点。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以中华民族文明作为和平统一的精神基础，并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时还将参加谈判的队伍扩大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但从根本上讲，这些主张仍属于对原有的前提做一番新描述，即中国大陆是本土，而台湾只是一个地方省份。

经过三个月的研究，1995年4月8日，台湾总统李登辉提出了自己的六点主张。呼吁双方在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谈判，再次重申了他在1991年2月23日提出的逐步走向统一的三段论：

1．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

2．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

3．增进两岸经贸往来，发展互利互补关系。

4．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双方领导人藉此自然见面。

5．两岸均应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6．两岸共同维护港澳繁荣，促进港澳民主。

双方的主张带有根本性的分歧，看起来无法协调：(1)北京坚持『中央与地方』或『父与子』的关系，而台湾要求平等及一种『兄弟式的关系』。(2)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攻台，而台湾坚持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3)中国不允许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台湾要求双方平等参加国际组织。 由于双方都不肯做丝毫让步，统一的前景依然十分暗淡。

李登辉出访康奈尔大学，1995年6月 有两件事情使业已紧张的中国与台湾的关系雪上加霜。1995年2月，康奈尔大学校长罗德斯(Frank H．T．Rhodes)邀请李登辉总统作为杰出校友(李1968年获该校农业经济学博士)和国际领导人，于6月9日至11日访问该校，作为Spencer T．and Ann W．Olin系列讲座的贵宾，并向学生和教员做演讲。由于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签证问题便成了一个敏感问题。

自1979年以来，美国一直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已有十五年没有给国民党领导人发过入境签证。克林顿政府不想惹恼北京，特别是在他寻求北京的支持以迫使北朝鲜冻结核计划这一时刻。国务院向中国大使作出了不给李登辉入境签证的保证。然而，1995年5月2日众议院以396票对O票，5月9日参议院以97票对1票同意邀请李登辉来访。由于克林顿必须就预算方案与国会讨价还价，所以在国会强大的压力下，克林顿屈服了，并批准给李登辉签证。北京指责美国口是心非、背信弃义，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中国威胁式地警告：

毫无疑问：如果美国政府屈从于某些亲台湾势力的压力，全然不顾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侵害中国的根本权利和利益，中美关系只能倒退。

台湾希望四天的访问能给予尽可能高调的安排，克林顿政府却尽量反着做。李的飞机未能安排在纽约降落——因为在那里，他会受到亲台势力的热烈欢迎——而是被引到了设在希拉克斯的一个较小的边远机场。从这里，他只能乘车赴康奈尔。6月9日，李登辉做了题为《常在我心间》的演讲，回忆了1965至1968年，作为农业经济博士生，他在康奈尔过的愉快生活，讲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如何影响到他在台湾所成就的事业。在后冷战时代，李宣称：『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或正在消失。』中国对美国给予签证一事发出了愤怒的谴责。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告诉克林顿总统，这次访问『严重地伤害』了美中关系。官方的新华通讯社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台湾问题就像一个会爆炸的火药桶。给它加热是十分危险的，不管加热的是美国还是李登辉。这种不负责任地加重中国感情伤痛的做法，只会使中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是甚么样的国家。

北京指责美国秘密策划制造『两个中国』，通过支持台独和台湾重返联合国而『分裂中国』。

对于李登辉和台湾来说，这次访问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他的讲话被CBS和CNN转播，《时代》杂志1995年6月19日那一期更将李登辉作为封面人物。李登辉提升了台湾的国际知名度，加强了他自己在台湾内外的地位。

北京指责李登辉偷偷背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想使世界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了对他进行惩罚，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从江西乐平的军事基地向台湾北部85英里的海面发射了四枚『未装炸药』的地对地导弹。1995年8月，中国又在台湾海峡进行了第二次规模更大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除了有实弹的导弹和火炮发射外，还有机动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参加。演习的目的是想削弱李登辉的影响并希望能将他赶下台。但李登辉却因此而变得比以前名望更大。

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 第二件敏感的事情，是1996年3月的台湾首次总统大选。李登辉是国民党唯一的候选人，连战是他的竞选伙伴。他们的竞选建立在一种模糊的『一个中国』基调上，实际倾向于继续维持现状。李登辉善于玩弄政治上的模棱两可，知道怎样能使自己的本色不为人所知。没有人说得清他对统一立场究竟如何。一位知名的出版商张作章指出：『在他的心里，是想要独立的，但他一直没能说出来。他并不想与大陆统一，也从没能说出来。』 在寻求台湾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及追求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他有意让北京和全世界去猜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总体目标，但大多数选民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秘密企图，所以都支持他。

李登辉的竞争对手来自另外两个政党，还有一些独立候选人士。彭明敏是由台湾第二大政党民进党提名，该党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得到了绝大多数本土出生的台湾人的支持。林洋港则由新党提名，该党主要由前国民党党员组成，主张与中国重新和解。除他俩之外，还有一些独立候选人。

为了破坏李登辉、打击他悄悄将台湾推向独立和在美国幕后支持下公开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暧昧立场，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文功武吓』活动。北京警告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有外国势力插手台湾事务『分裂』中国的话，中国将不会放弃使用武力。如果说北京对李登辉的动机表示怀疑，那么新党副总统候选人郝柏村，这位前国民党将军和行政院长，也同样怀疑李登辉的动机。他说：『我是第一个发现李先生内心深处确实拥护台独的人』，尽管李登辉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

中国决定给李登辉一个教训。就在选举进入高潮时，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军演习，并向指定的目标区发射了导弹。美国害怕这次海军演习成为入侵台湾的前奏，于是派遣了由七艘军舰，包括『独立号』航空母舰，组成的航空母舰群开赴台湾海峡，但游弋于中国指定的区域之外。同时将『尼米兹号』航母群由印度洋调往西太平洋，停泊在离台湾海峡有一段距离的菲律宾附近。

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1996年3月8日，中国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刘华秋作为秘密使者，被派到维珍尼亚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经过九小时的会谈，双方达成谅解：中国的军事演习不会导致对台湾的入侵，而美国保证不插手到当前的危机中。危机过去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军事演习也于3月25日结束。

中国军事演习的目的是想恫吓选民不要去投李登辉的票，但事与愿违，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将选民们赶到了李登辉的周围：李登辉得到了全部1,100万张选票中的54％(5,813,699张)，占绝对多数。民进党只得到21％、新党得15％及独立人士得10％。中国的武力恫吓招致了相反的结果，并且在亚洲其它国家面前暴露出它是一个具有侵略性、冲动性和潜在危险性的巨大威胁。但最出乎意料的发现是，这个军事演习尽管给人印象深刻，任务执行得一丝不苟，但不过是七十年代老式的军事技术，根本不是九十年代的。对弱者来说，它是一次武力炫耀，对强者来说，它不过是一些过时东西的演示。许多美国的观察家认为这次军事演习是一次代价极高的失误。然而北京却宣称，至少目前在阻止台湾独立活动上取得了胜利。民进党的支持率下降了，只得到21％的选票，而1995年选举时他们的支持率是33％，1993年的地方选举中得到的支持是41％，这个结果被认为是选民们厌恶台独的证据。

中国会发动进攻吗? 如果台湾走向独立，中国会发动进攻吗?美国和台湾的军事专家普遁认为中国尚无能力保证进攻成功，因为它目前缺乏海陆空协同作战能力。中国军队的武器和战术仍是以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水平的军事条令、训练方式和过时技术作为基础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对台湾的进攻不仅不能保证成功，反而可能在国内造成灾难性后果。

首先，战争不一定会迅速取胜；拖的时间越长，国外插手的可能就越大。其次，与台湾进行大规模战争，可能完全打断甚或终止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也是共产党得以维持统治的基础。第三，战争会对香港和上海的繁荣产生负面影响。第四，随着对外作战持续进行，中国国内发生内乱的危险性会加大。最后，就算经过艰苦的战斗，中国最终取得了台湾，整个台湾岛将遭到彻底破坏。中共将如何在一片废墟上管辖2,100万经受过民主化洗礼的人民?

军事进攻台湾将是中国最后的和最坏的选择。为甚么它要冒遭到失败、冒打一场无结果之战、冒内部发生崩溃的风险?为甚么要冒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的风险?此外，因为《台湾关系法》的存在，中国还要冒与美国交战的危险。

按照孙子和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cwitZ)的理论，最高形式的胜利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句话，这表明通过协商和平解决问题是唯一明智之举。但如果做不到这点，战争也有可能爆发。中国军方多数人都想避免一场有可能使美国卷入其中的高科技战争，但在用尽一切其它办法之后，最后的选择将还会是军事摊牌。但许多中国的军事领导人都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

按照台湾情报和安全负责人殷宗文的说法，中国在五年内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或者非常非常小』，除非台湾宣布独立或允许外国插手内部事务。李登辉总统确信至少在八年内不会有攻打的事情发生。据报道，江泽民主席的『智囊团』要求他在台湾的事情上慢慢来。据说他自己希望台湾问题能用十年的时间解决。

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也反对中国攻打台湾。它敦促两岸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但如果中国一旦攻打台湾，受与《台湾关系法》约束的美国会如何作出反应?明显有两种可能存在。 一些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认为，尽管美国口气很大，最终它不会为了台湾而甘冒与中国交战的风险。当然，没有人能肯定。在不发生台湾独立或外国介入的情况下，中国最大的可能是等下去，直到统一可以和平实现，最后像接收香港那样将台湾全部接收过来。台湾同样认为，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中最好的一个就是维持现状，希望时间会促使中国内部发生民主化的变革。 因此，在1998年元旦，副总统连战宣布了台湾的立场：『不独、不统、不对抗』。台湾赞成两岸实行『和平、交往、双赢』的政策。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专家、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萨莫斯(*2001年起，任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H．Summers)以展望历史的方式评价中国的未来。他说：

很可能在一百年以后，当人们书写二十世纪后期这段历史时，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性的变革，它很快使共产主义变得只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一个多世纪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了下一代，唯一有机会在绝对规模上超过美国的国家就是中国。

根据购买力等值计算法，199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中国的经济实力排列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见下表)。

1996年主要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1996年(十亿美元) 人均(美元)

1．美国 7,576 28,500

2．中国 3,878 3,200

3．日本 2,991 23,800

4．德国 1,670 20,000

5．印度 1,432 1,500

6．法国 1,267 21,700

7．意大利 1,195 20,800

8．英国 1,174 20,100

来源：CIA，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1997，updated Jan．12，1998．Table 2，Selected OECD Countries，and Table 3，Big Emerging Markets。国内生产总值是以购买力等价计算法衡量。这个计算法是以国内货币的购买能力而不是以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数值来计算。

如果中国经济按年增长率8％的速度持续下去，到2020年它的经济力量可能变成世界第一。在政治上，中国政府正在寻求用一种统合的哲学取代行将就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哲学看起来应类似一种包含着传统儒学、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少许反映历史上王朝观念的『大中华主义』所组成的混合体。与此同时，为了保持经济势头的强劲，政府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并实施那种新型买办式的、以利润为中心的准资本主义。对于不能盈利的国有企业，政府将其出售给私人股东；为鼓励个人购买住房，政府通过抵押贷款予以资助。军事上的投入也一直在稳步进行，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不失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组织变成了执政的政党。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它不再宣扬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不再推崇第三世界的立场，而是渴望将中国提升到第一世界的前列。的确，追求财富、权势和国际尊敬，已经取代了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理念。

经由十五届党代会(1997年9月)和全国人大(1998年3月)所选定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年纪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都市化的技术官僚。前四位领导人：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总理朱镕基，人大委员长李鹏，都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在二十一世纪将中国带入科学和信息新时代。

党对人们生活的控制已大大放松，但依旧戒心十足地保持着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任何异议都是不允许的。一些异见人士在经过了长期刑罚后以『保外就医』的理由驱逐到国外；宗教迫害依然存在。

民众对此有何看法?他们对缺乏政治自由感到遗憾，但还是接受了这是为换取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代价。他们觉得生活总的来说要比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任何一段时期都自由得多。他们有了选择工作、伙伴和居住的自由，可以购买汽车、旅行，生活水平确实得到大大提高。在过去，许多休闲享受被禁止，现在则听凭自便。他们普遍持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自己的国家注定要起飞，明天的生活会更美好。他们渴望像其它文明国家居民那样生活。 由于政府不再负责毕业分配，大学毕业生面对着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他们变得更实际，忙于谋划自己的事业，梦想着赚钱或出国深造。他们没有时间为政治原因去参加游行和示威。

人们憎恶任何社会大动乱，例如文化革命，或导致社会和经济的大混乱的秩序破坏，就像共产党垮台后俄罗斯所出现的那样。他们不主张在中国以暴力推翻共产主义体制，但主张内部和平变革，使它能更清醒、更敏锐地应付时代的挑战。 通过微小进步的累积过程，一个更自由的政治制度最终一定会出现。他们希望中国融入到世界主流之中。

他们对香港回归、中国成为区域强国，以及到2020年将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世界强国而感到骄傲。他们赞成与台湾和平统一，但不要设时间表。他们相信时间会站在他们一边，最终这两者会变为一体。

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富裕，尤其是在大城市、沿海地区和南方。领导层将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日趋文明的社会里那些新生中产阶级的压力。新的富裕阶层——企业家、金融家、投资人、计算机大亨、公司经理和商业巨头——会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和法治，同时也会要求立法和预算上的发言权。政府将被迫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和宗教信仰、创作、艺术表达及地方选举的自由。通过静悄悄的和平演变，一种中国式的、有节制的民主政体将应运而生。如果它是某种类似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学者和政治家们所追求的那种政体——中西文化精华的结合，完全现代化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一定会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谨以此书 献给吾妻

出版者言

郭 序

原著者中文版序

第六版序

第一版序

历代纪元表

货币及度量衡折算表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概念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新的综合思考

◆第一编 传统制度的延续 1600-1800年

◇第二章 清帝国的兴盛

清朝的建立

努尔哈赤的崛起

满洲和清的含义

占领北京

南明抗清运动

王朝的巩固与辉煌

康熙朝

雍正朝

乾隆朝

◇第三章 政治和经济体制

政治结构

中央政府机构

地方行政

农村基层控制

经济制度

人口

◇第四章 社会和思想状况

中国社会

思想潮流

◇第五章 对外关系

西欧人的来临

俄罗斯的推进

◇第六章 国运逆转：由盛到衰

满清力量的衰落

会党起义

西方的推进与封贡体系

◆第二编 外患内乱 1800-1864年

◇第七章 广州贸易体系

单口贸易的缘起

外国人在广州的生活

英国改变广州体系的企图

◇第八章 鸦片战争

鸦片贸易

1834年的律劳卑使命

风暴前夕的平静

林则徐在广州

鸦片战争

◇第九章 第二次条约安排

耆英的新外交

广州方面的强硬政策，1848-1856年

第二次协定

◇第十章 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叛乱及回民叛乱

社会动荡的根源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

太平天国的制度

外国的中立立场

曾国藩和湘军

天国内讧

战争的转折点

太平天国的崩溃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革命的遗产

捻军叛乱和回民叛乱

◆第三编 外国帝国主义加剧时期的自强运动 1861-1895年

◇第十一章 清朝中兴与自强运动

新领导人及辛酉政变

合作政策和外交现代化

军事现代化和早期工业化

自强运动的各个阶段

自强运动的局限与影响

◇第十二章 对外关系与宫廷政治 186l-1880年

对外事务

慈禧太后及其政治

◇第十三章 外国侵估台湾、新疆与安南

日本侵略台湾，1871-1874年

俄国侵占伊犁，1871-1881年

争夺安南的申法战争，1884-1885年

◇第十四章 帝国主义加紧扩张：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的瓜分危急』

朝鲜的开放

国内暴乱与国际政治

战争爆发

和平协议

清朝失败的原因

战争的反响

战后对外关系

◆第四编 改革与革命 1898-1912年

◇第十五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早期维新派和传教士的影响

保守的改革者：翁同稣 和张之洞

急进的改革者：康有为和粱启超

百日维新

皇太后与政变

变法失败的原因和影响

◇第十六章 义和团事件，1900年

义和团事件的背景

拳民的缘起

朝廷庇护拳民

东南互保

媾和

俄国占领满洲

义和团事件的影响

◇第十七章 清末新政和立宪派

清末新政，1901-1905年

立宪运动，1905-1911年

◇第十八章 晚清的思想、社会和经济变化 重点讨论1895-1911年

思想的再定位

社会的变化

经济困境

◇第十九章 历史透视下的清王朝

◇第二十章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革命的背景与特征

孙中山与革命

共和国的兴起

袁世凯背叛共和

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7年

◆第五编 主义与抗战 1917-1945年

◇第二十一章 思想革命，1917-1923年

背景

新文化运动的展开

五四运动，1919年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结论

◇第二十二章 思潮澎湃和反帝运动中的国家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

国民党的改组，1923-1924年

北伐与国共分裂

民族主义外交

南京国民政府

◇第二十三章 国民政府：挑战重重的十年 1928-1937年

『新军阀』和派系政客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共产党的挑战

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

成败得失：十年回顾

◇第二十四章 中日战争，1937-1945年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兴起

不宣而战，1937年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国民党的抗战建国计划

统一战线及其衰败

延安经验与外国的观察

战时外交与美国卷入中国事务

战争的后果

◆第六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

◇第二十五章 内战，1945-1949年

毛泽东在重庆

苏联在东北的行动

马歇尔使华

内战

美国的作用

对美国政策的重新评价

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

◇第二十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

政治组织

经济发展

社会和心理控制

对外关系

初期紧张的征兆

◇第二十七章 中苏分裂

冲突的历史根源

意识形态争论

领土争端

战争危机

◇第二十八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彭德怀的下台

紧缩和松绑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全面清洗

文化大革命回顾

◇第二十九章 林彪的垮台与后果

林彪的崛起

林彪的垮台

中共十大，l973年

◇第三十章 中国重入国际社会

中美缓和

中日恢复邦交

◇第三十一章 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

美国的对台政策

政治结构

经济和社会发展

文化生活

◆第七编 毛后中国：追求一个新秩序

◇第三十二章 粉碎四人帮

国家领导人的逝世

四人帮

毛泽东与四人帮

◇第三十三章 邓小平和中国的新秩序

邓小平争取政治控制权

毛泽东的非神化

◇第三十四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

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商务和其它关系的正常化

◇第三十五章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四个现代化

十年规划

紧缩和调整重点

快速现代化的后果

外来价值观和中国文化精髓

◇第三十六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集团

对毛泽东的评价

新的领导层和新的秩序

中国共产主义：三十五年回顾

◇第三十七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构想

农业改革

工业改革

对外开放政策

未来发展前景

◇第三十八章 转变中的中国，1986-1988年：

学生示威

中共十三大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

动荡中的社会：通货膨胀和道德败坏

◇第三十九章 台湾的『经济奇迹』及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前景

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

统一的前景

◇第四十章 天安门广场的武力镇压

黑云压城

党的分裂

老人政治的心态

屠杀

重写历史

◇第四十一章 中国的发展模式

邓小平的策略

和平演变

邓小平南巡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主义四十五周年:

中美关系：最惠国待遇

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地位

◇第四十二章 中国的崛起

香港回归

中美关系

台湾与中国：统一的前景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